為什麼讀經典 · 《魯濱孫漂流記》：商業品德的日誌

約克水手魯濱孫的生活和奇異而令人吃驚的冒險：他是一次海難的唯一倖存者，漂泊到岸上，在美洲海岸奧里諾科大河口附近一個荒島獨自生活二十八年。連帶記述他最後如何同樣奇異地被海盜救走。由他本人撰寫。 以上是《魯濱孫漂流記》初版首頁的文字[27]。該書於1719年在倫敦出版，出版者是位於佩特諾斯特街「船形標誌」[28]的通俗圖書出版社：W.泰勒出版社。沒有署名，因為它被假設是一名海難水手的真實回憶錄。 這是海難和海盜故事盛行的年代。海難者流落荒島的主題，早已因一個真實故事而引起公眾注意。那是十年前，一位叫做伍德斯·羅傑斯的船長在胡安·費爾南德斯群島發現一名男子，該男子是蘇格蘭水手亞歷山大·塞爾基克，他在荒島上獨自生活了四年。這個故事啟發了一位寫宣傳小冊子的作家，他正窮困潦倒，缺錢用，於是便假借一個無名水手寫回憶錄，講述一個類似的故事。 這位儘管已近六十歲、卻搖身變成小說家的作家，就是丹尼爾·笛福（1660—1731），他常成為政治專欄的談論對象，尤其以曾被戴頸手枷示眾而聞名[29]。他還是無數以各種體裁寫成的著作的作者，有時署真名，更多是匿名。（他的著作的最完整書目，列出近四百種，除小說外，尚有宗教和政論小冊子、諷刺短詩、關於神秘事物的書籍和關於歷史、地理及經濟的著作。） 也就是說，這位現代小說的先驅，遠遠不算是從有教養的高雅文學領域脫穎而出的（當時英國高雅文學的頂級模範是古典主義者蒲柏），而是從商業圖書產品的雜草叢中飛上枝頭。這些商業圖書瞄準大眾讀者，包括女傭、窮街陋巷的商家、小旅館老闆、侍者、水手和士兵。雖然這種文學本意是要迎合大眾口味，但是它總要小心地灌輸一定的道德教訓（並非總是以偽善的方式），而笛福對這種要求也絕非置之不理。然而，並非《魯濱孫漂流記》一書中時不時出現教導式布道，使它成為一本具有堅固道德基礎的小說：這些東西畢竟有點兒通用和敷衍。相反，它是以形象的方式，自然而直接地表達某種道德性和生活理念，表達人與他手中掌握的事物和可能性的特殊關係。 我們也不能說，因為作者寫這本書的「實際」動機是錢，就削弱了它的地位：它被認為是一部頌揚商業和工業品德的聖經，一部讚美自食其力的史詩。這種冒險、務實精神和道德懺悔的混合——它實際上也成為大西洋兩岸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的要素——與笛福本人的生活並沒有矛盾，因為他本人就包含布道家和冒險家的雙重角色。笛福先是經商，旋即成為信譽良好的針織品批發商和制磚商，然後破產；他成為擁護「奧蘭治王室的威廉」[30]的輝格黨的支持者和顧問、替「不順從國教者」寫宣傳小冊子、入獄、獲托利黨溫和派大臣羅伯特·哈利相救（他是哈利的代言人和秘密情報員），然後成為《評論報》的創辦人和唯一編輯，並因此被譽為「現代新聞寫作的發明者」。哈利失勢後，他先是更接近輝格黨，繼而支持托利黨，直到發生使他搖身變成小說家的個人財政危機。 笛福在以前的寫作中，已常常顯露出他具備講故事才能的明顯證據，尤其是當他描寫當代政治人物或歷史事件時，他總能點綴富有想像力的細節；或當他講述名人傳記時，他總會採用杜撰的材料。 有了這些經驗積累，笛福著手寫小說。由於這部小說運用自傳體寫法，因此它不僅描寫海難和荒島的歷險，而且實際上從敘述者的人生開端講起，並持續至他的晚年。在這點上，笛福可以說是在討好一種虛偽的道德主義，必須指出，這是一種過於狹窄和膚淺因而不值得認真對待的教諭：遵從父命、中產階級生活的優越感、中規中矩的小資產階級生活遠勝於任何暴富的誘惑。魯濱孫就是因為不聽從這類教導而招來災難的。 笛福既避免了十七世紀的浮誇文風，又避免了十八世紀典型的濫情。他的語言冷靜而簡練，像司湯達那樣，「枯燥如拿破崙法典的風格」，可比擬「商業報告」：他發明了水手兼商人這個第一人稱敘述者，該敘述者能夠像在賬簿中那樣，在日誌中記入他那個環境的「善」和「惡」，且能夠以數學的精確，計算他所殺的食人生番的數目。結果證明，這一發明不僅風格上是得體的，而且實際上是恰當的。笛福的散文如同商業報告或產品和器具目錄冊，不加雕飾，又細緻入微。如此巨細靡遺，既是為了使讀者相信他所講所述確鑿無疑，同時也比任何其他手法更能表達海難條件下每一物件、每一行動、每一姿態的價值意義（一如在《摩爾·弗蘭德斯》和《傑克上校》中，擁有物質的焦慮和快樂是通過偷竊來的物件的清單來表達的）。 對魯濱孫的手工作業的描寫，可謂不厭其煩：他如何挖石窟做房子，用尖樁圍住它；自己造一艘船，卻無法獨力推去海邊；然後學會燒制罐和磚。由於笛福對魯濱孫的技術進步津津樂道，他哪怕是在今天，也依然以這樣一位作家著稱：他頌揚人類堅韌不拔地與物質鬥爭，他讚美一切活動的低微與艱難但也讚美其偉大，以及讚美見到親手製作各種物件時的歡樂。從盧梭到海明威，所有那些向我們證明只要我們做些無論大小、不計成敗的事情來考驗自己就是體現人類真正價值的作家，都可以把笛福視為他們的第一個楷模。 《魯濱孫漂流記》無疑是一部值得逐字逐行重讀的小說，且將繼續帶來新發現。他總能夠在關鍵時刻避免任何過於自鳴得意或欣喜若狂，而僅用寥寥幾字加以說明，接著就繼續去解決實際問題，這種能力似乎與稍後幾頁當敘述者因生病而再次陷入對宗教的沉思時的布道語調構成強烈對比：例如，當他意識到自己是那次海難中的唯一生還者的時候——「至於他們，我後來再也沒見過他們或他們的任何蹤跡，除了他們遺下的三個檐帽、一個制服帽和兩隻不配對的鞋」——以及在向上帝說了最簡短的感恩話之後，他立即就四下察看，思量他的困境。 但笛福在《魯濱孫》和後來的小說中的態度，與守規則的商人非常相似。商人禮拜時間一到就上教堂，捶胸懺悔，但接著就趕快回去工作，以免浪費時間。偽善？他的行為如此公開和迫切，根本不會讓你想到要指責他；笛福哪怕是在唐突地改變語調時，也維持一種基本、健康的誠實，這誠實是他明白無誤的特點。 可是話說回來，有時候他秉性難移，甚至會染上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和宗教論戰的色彩：例如當我們看到無法理解惡的概念的野人與無法向他解釋清楚的魯濱孫相互爭辯不休時。或者魯濱孫做了「三個子民」的君王的情景，這三人「有三種不同的宗教。我的僕人星期五是新教徒，他父親是異教徒和食人生番，那西班牙人是天主教徒。然而，我允許我的王國里有信仰自由」。但是當我們讀到這本小說其中一個最具悖論和意味深長的插曲時，就連這種微妙和反諷的重音也消失了：魯濱孫儘管多年來渴望與外界建立聯繫，可現在每逢他見到荒島附近出現人影，就感到他的生命受到更大威脅；而當他獲悉附近島上有一群遇海難的西班牙水手時，他又害怕加入他們，唯恐他們會把他交給宗教法庭。 總之，哪怕是在「奧里諾科大河口附近」的荒島上，也仍能感到一個時代的理念、激情和文化的潮汐。儘管他決心要盡一位冒險故事作家的職責，在描寫食人生番時強調其恐怖，但他顯然並非不知道蒙田對食人生番的看法（這些看法曾影響莎士比亞，這可見諸莎士比亞在《暴風雨》中對另一個神秘島嶼的描寫）：如果沒有這些看法，魯濱孫就不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也即「這些人不是殺人犯」，而是來自不同文明的人，他們遵守自己的法則：「他們不知道這是犯罪……就像基督徒處死從戰場上抓來的俘虜，而不知道自己是殺人犯。」 1955年 （黃燦然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