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自然科學史學家

1.一門透過參考書目了解的學科 埃馬紐埃爾·德·馬爾熱里與汝拉地質學[268] 我們根本沒有資格來介紹和評價一部地質學著作。而《綜合評論》的思想無論多麼開闊，都不適於追蹤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我們要它的讀者去關注一部優秀著作，即埃馬紐埃爾·德·馬爾熱里剛剛在鴻篇巨製的叢書《用於說明法國地質學明細地圖的論文集》[269]中發表的第一部，《有關法國和瑞士的汝拉地區的簡要文獻目錄（山志學、構造地質學和形態學）》，但這並不是要介紹或評價這部地質學著作。 在具體闡述、內部章節安排和參考書目的精準方面，這部著作都很可能算得上傑作。儘管這些優點這麼突出，但是並不能證明我們有理由在此要人們去關注埃·德·馬爾熱里的工作。我們想指明的是它的典範價值。參考書目數量繁多，各種各樣。其中極少數參考書目堪稱無與倫比的科學進步的證明。這是一些「精選」的參考書目，是精通一個問題各個方面的大師的著作集。它們既通過沉默標明了沒有用處的著作，也通過明確描述指出了那些真正有用的著作。以抄寫書目卡片為生的人，通常用一個B字母表示輕視這類著作。因為這些參考書目是經過挑選的，所以是不完整的。以抄寫書目卡片為生的人不進行挑選，原因不必多說，但他們力求完全。因此就有了參考書目的那麼多葬儀匯編，那麼多拉雪茲神父公墓[270]，這個擁擠不堪的迷宮讓生手摸不清方向，讓熟練能幹的工作者不耐煩。 馬爾熱里的參考書目不是第一類的，顯然也不是第二類的。它是「完全的」，如果這個詞在目錄學中有意義的話。但這不是清點屍體。這是一部還幾乎不為人所知的歷史中的真正的一章，而且是特別充實和有啟發性的一章：這是專注於一種特殊科學對象的人類精神的活動的歷史…… 表面上看，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只要把年代學方法精確運用於嚴格意義上的目錄學工作就夠了。但是我們首先要注意到，從技術上說，這種運用已經不那麼容易了：它意味著增加工作量，以免參考文獻太少，無法按連續順序來進行有價值和有啟發性的分類，而只好按字母表順序進行機械的分類。這種分類對無知與懶惰很有利。我們要立即補充說，馬爾熱里在按年代順序有條理地編排，此外以極其可貴的細心確定的一系列書單中，分類的不只是書名。地質學家馬爾熱里讀過文獻學家馬爾熱里盤點的書籍、論文集和文章。而且是以最聰明的考證方式來讀，意在儘可能少地摘錄資料，我不說是基本資料。此處不涉及那些像原著縮微攝影那樣的摘要——更明確地說，摘錄的是被編入參考書目的著作中的使之在問世時成為創新之作的東西，也就是新觀念，往往是比科學的連續進步超前二十年、三十年的天才觀念。況且，地質學家的觀念不是抽象觀念；或者更準確地說，不能以略圖、簡圖或地圖的形式表達出來給人看。對於這些略圖、簡圖或地圖，每當有必要，馬爾熱里並不僅限於把它們分類，甚至不只是把它們標出來，頌揚一番。他做得更漂亮，而且令人讚賞的是，他從這套插圖中複製了183幅圖，幾乎為每一頁文字都增添了光彩，使之顯得生動活潑。他常常甚至代替一些已經作古的作者進行回顧，用圖來概述他們的工作，這比詞語更簡短，也更直觀……我們隨便把書翻到某個重要章節，都能看到地形測量圖、地質圖、地質構造圖；區域的地質描述；關於汝拉地區的河流沿線的專用工程、水文學和洞穴學、湖沼學、地震學。人們每每看到的不是一個書目，而是一個小結；或者更準確地說，都是一門科學從起源直到現代的歷史的非常有趣的一章。因為這種書寫得客觀，是根據「發現者」的工作本身寫出來的，因此人們更喜歡讀。在這種對一些總體觀念和細節的假說進行的回顧性的點名檢閱中，每個發現者按照他的年代出現，也可以說按照他的次序復活。 要記住這個典範。無疑要讓「科學家」記住，但對歷史學家、語言學家、考古學者，對所有腦力勞動者來說，同樣如此。我們沒有令人滿意的各種科學史。近來人們從幾個方面覺察到這種情況。常常會有經驗豐富的學者，自告奮勇地想方設法來儘量彌補這個缺陷，結果卻不容樂觀。為什麼？因為缺乏足夠堅實的基礎來支撐一些永久建築。如果某一天，一部地質學觀念史有機會以馬爾熱里剛剛向我們提供的，而且一舉成為一種典範的這四五部「可演變的」參考文獻專著為基礎，那麼屆時它可能是一樁無須太多顧慮，而且幾乎肯定值得努力嘗試的事業。同樣，某一天一部醫學觀念史，或者一部語言學觀念史，或者一部考古學觀念史，也可以在同樣條件下進行嘗試，那麼，其他範疇的其他著作就能問世，其哲學和方法論的意義無疑也不會小。因為幾乎這種專著的每一頁，都可能為不僅關心研究一個專門領域的科學理論的進步，也關心研究人類精神的一般活動的人，提出值得在彼此間進行最有啟發性的比較的課題，無論其應用方面是什麼，也不管各種思考的對象是什麼，人類精神總是一樣的。 我們所指出的嘗試，說實話不是一種嘗試，而是一種成功。在這種嘗試中，我重申一遍，重要的不是作者的辛勤勞動本身，他的努力，他的簡明和概略的意識，他的書所體現的時間與辛勞的出奇的節省，也不是它在智者身上維持的那種持續的感悟，這種感悟是在同一本著作的區區幾百頁的篇幅中，從對那麼多的假說、觀念、思想進行的比較中產生的，這些假說、觀念和思想在出現時，常常在時間上，也在空間上，相隔了無限距離，但是可以說，通過一位求知慾特彆強、知識豐富而又憑直覺行事的學者的關心，彼此立即相互作用，相互啟發，相互加強，相互完善，並且以一種極有效的能力，在我們面前再現一門科學的生動的戲劇，說實話，它只是人類思想的永恆的戲劇。 埃馬紐埃爾·德·馬爾熱里的著作是孤立的，但依舊是當代博學者能為我們提供的真正最完美的著作之一。但是，要讓它全部意義發揚光大，那它就不該是孤立的。因此我們在這裡衷心希望人們關注這部著作，也就是說，希望人們拿它當作榜樣。 2.人類精神史的一章 從林奈到拉馬克和喬治·居維葉[271] 去年，兩部互相有聯繫的著作[272]以兩個截然不同的書名出版了，這兩個書名揭示了這種聯繫的雙重性質：它們非常值得歷史學家、科學家、文人關注；同時也非常值得好奇心既不同又趨同的普通讀者注意。第一部追蹤約從1740年到1790年，從林奈到朱西厄之間，這段時期的自然科學的發展，植物學和動物學中的分類方法和分類觀念的歷史。第二部專門論述緊接其後面的時期，大致從1790年到1830年，作者亨利·多丹認為這一時期受到居維葉和拉馬克的影響。他論述了居維葉和他的研究小組中的解剖學博物學家們的那種非凡而富有成果的構思，論述了一些關於動物分類的重要概念所發生的一些連續的，或者毋寧說相關的轉變，這個概念被拉馬克重新採用，並且最終被他的強大的哲學思維能力轉變。 這些工作特別深入，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某種典範意義，我不希望人們看到一位歷史學家分析這些工作會感到驚訝，也更不希望人們對此一點不感到驚訝。這是因為，如果這樣的話，關於這兩部著作的真實性質，人們會產生一些很有害的錯覺，而從各方面考慮，這兩部著作只能算作一部。 它們不是一位歷史學家的著作，而是一位深受這些自然科學滋養的哲學家的著作。二十多年來，他努力鑽研並分析自然科學中互不相關的方法和學說。雖然作者和我們一樣，毫無疑問把科學史當作人類社會通史的主要組成部分，認為它有一天也會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歷史，但是他的目標並不是要讓他的研究成果迎合一門這樣的學科的假設或猜想的需要。更確切地說，他無疑想到了奧斯瓦爾德關於科學史的名言：它是一種用來擴大科學成果的研究方法。還有，對研究系統的科學知識的理論家來說，像他所做的研究，在一種明智思想的持續控制下，最終都產生有教益的成果，而在一種科學環境中，而且在一定的時代，這些成果就靠嚴格意義的研究和學說的關係來支撐。 亨利·多丹不曾考慮到我們歷史學家。但這不是我們不去掌握他提供給我們的東西的理由，我們決意要從中獲得有益的東西。 一 亨利·多丹對他的著作的產生明確作了解釋。他是從一個願望開始的，他想要弄清楚達爾文的著作；以及受這些著作啟發產生的著作；在1860年前後在自然科學中引起深刻變化的根源、意義和範圍。要實現這樣的計劃，就應該直接領會在19世紀上半葉，一些為動物學研究確定了一種真正有效和有成果的方向的人的思想。他們是不是擁有那樣的觀念和概念，可以使他們稱得上是歷史上真正走在達爾文前頭的人？他們是不是還擁有其他一些觀念和概念，雖然被達爾文主義革命排擠出了科學領域，卻還值得以一種適合目前科學認識狀態的形式來重生？人們發現，尋求這兩組問題的有把握的答案，必定讓人們對作為新學說存在的達爾文主義，產生明確的概念。 這是探求觀念嗎？無疑是的。不過，二十多年前——當我們在青春躁動和雄心勃勃的興奮當中並肩成長，為自己提出那麼多過於宏偉的研究計劃時——打算完成這種棘手的調查研究的亨利·多丹，沒有興趣像藥農一樣在觀念和事實的荒原上漫步，只滿足於採擷一些絢麗的花冠，卻不管它深深扎在土壤中的根，也不管它賴以生長的沃土。採到的東西也許是觀念。但是人們在科學家的正式櫥窗里，經常碰到這些觀念和其他觀念混在一起，如果頭腦簡單的人不想跟隨這些工作者，耐心參與他們的日常勞作，很單調地而且往往徒勞無功地運用一些專業技術，那麼他們就會上這些觀念的當。亨利·多丹並非對這些觀念一點不重視。或者更確切地說，他之所以不想忽略它們——因為它們存在，而且它們的存在有其益處——是因為他知道，人們只有通過徹底認識它們，而且可以說，人們只有通過盡力發揮經過適當調整的想像力，既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理論的概念，自己重新通過日常工作來研究、觀察和比較，才能評價它們：在所有歷史時期，這種解放概念，同時又產生概念的工作，都是科學家們在幹活時在頭腦里完成的。 因此，亨利·多丹的著作反映了雙重的努力。一種是復原儘可能深遠的觀念的演變關係：在空間上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學說的根源。另一種是恢復一種體力活。這種體力活需要耐心，令人同情，它沒有表面的榮光，也不產生輝煌的轟動。這是科學家的體力活，他們和事實的實在性纏鬥，也通過這種接觸，把傳下來的更多是預想的理論概念跟他們每日的觀察結果進行比照，以便對它們進行修改。 這也許是兩團不同的麻線。但是，一團麻線不斷地與另一團麻線混合，相互糾結，相互交織。但亨利·多丹絕對不會為了滿足書生氣的要求來割斷一些微妙的聯繫，給人一種清晰的假象。在這期間，他時刻都用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注意這兩種活動，用其中一種來理解、解釋、闡明另一種。希望涉及居維葉和拉馬克，或者涉及上一代中，在林奈創立其方法以後成長並工作的一些博物學家和理論家，即萊布尼茨和查爾斯·邦納；布豐、道本頓及其小組；最後是從事早期工作的拉馬克和朱西厄。因為，由於我們已經說過的原因，為了準確評價後來的發展，他決定回顧蒙貝利亞爾的偉人喬治·居維葉以及被他的方法和觀點直接吸引的所有博物學家，追溯他們的思想和所做的頑強努力；同時他似乎還覺得，有必要對他們的前輩進行一番研究，找出他們的出發點。因此他寫了第一部著作，他的博士論文：從林奈到朱西厄，然後再專心論述居維葉，以及創建了博物館之後的拉馬克。一位有才智的人不要想留下任何粗製濫造的即興之作，這是符合邏輯的做法。 在博物館成立之前，以及喬治·居維葉來巴黎之前，博物學家們關於他們的科學、指導方針和劃分的流行觀念是什麼？有一些普通著作對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來說十分有用，如拉朗德的《天文學》及其《概論》，或布里松的《物理學》，它們迅速而準確地向我們傳授一個時代的大眾的科學概念，我們可向其中一本請教這個問題。這裡我們就向孚克勞的《博物學和化學的基本概念》[273]求教。 在共和二年版（1794）的第5卷之首，孚克勞在論及「有系統的分類和動物的形體」的重要問題時，以下面一段話開頭： 遍布地球的動物無以計數，如果大自然不以多樣化形式讓這些生物顯示出一些顯著差異，人類可能永遠無法區分和完全認識它們。根據這些差異，區分它們就變得容易。博物學家一直知道這些差異的作用，並利用它們把動物劃分成數量有點多的綱，形成人們所稱的分類方法。儘管這些分類被證明在大自然中並不存在，也儘管大自然創造的所有個體形成了一根連續的沒有分支的譜系，人們卻不能否認，這些分類有助於記憶，而且很適於指導博物學的研究。 孚克勞仿效道本頓的觀念，列舉了動物的八個「目」，對整個動物界進行劃分：胎生四足動物目、鯨目、鳥目、卵生四足動物目、蛇目、魚目、昆蟲目和蠕蟲目，珊瑚蟲被劃歸蠕蟲目。他指出，「這些分類也許還可以增加更多。但是，」——而這個意見暴露了這個時期分類的真實含義——「分類增加，困難也增加，而人為的方法應該避免這種情況，簡易和明晰是人為的方法的唯一優點」。 這是在1794年說的。然而，十年後，在共和十二年（1804），還是這位孚克勞，在為萊弗羅出版社的《自然科學詞典》撰寫引言時，針對1794年他用創造物的「連續的沒有分支的譜系」這句話表達的概念寫道，有些著名的博物學家——我們理解為居維葉及其弟子——「否定形成這種譜系的可能性，並確信自然界不存在這樣的連續；它只形成一些相互分離的群；或者更確切地說，存在無數根相互獨立的譜系，每個譜系是連續的，但是它們之間有分歧或者不連貫，即不可能發生結合。」 雖然1794年文本和1804年文本發表的日期十分接近，但通過對它們之間的全部觀念和事實進行比較，我們可以估摸出在創建博物館和居維葉來巴黎後的幾年裡，變革發生的規模和速度。 1794年文本簡述的是法國博物學家的全部流派，以及從1740年到1790年間他們進行思考和分類所獲得的知識。在1804年文本中，是經過七到八年堅韌不拔的艱苦勞動得出的一些與過去完全相反的結論；概述了以對官能的研究為基礎建立一些分類的努力；最後是從早期的解剖學工作合乎邏輯地推斷出的一種結論，即，從一個動物群到另一個動物群，機體的每種器官都經歷一種退化過程；但是不同器官「所依照的退化順序不完全相同」；這一種器官在一個物種內處於至臻狀態；那一種則在另一個物種內處於至臻狀態：因此有多少控制器官，就要形成多少系；可是隨後怎樣由這些不同的系產生像1794年孚克勞所說的，那種「連續的沒有分支的譜系」，那種在18世紀，人們還按照17世紀的傳統相信的單系的創造物呢？ 其實，在時間上非常接近，內容卻大相徑庭的兩個文本中，就存在著多丹的兩個論題。先是他對18世紀的系的觀念和分類方法的研究，然後是對從1790年到19世紀前25年居維葉的著作的仔細研究，並且通過比較對拉馬克的著作的仔細研究。 對這三本內容如此豐富的著作，我要是打算從細節上進行分析，或者特別是根據它們的結論來評論，我可能會貽笑大方。所有讀了多丹著作的人都會說，不管他們對這些複雜問題有多了解，讀這些著作都讓他們受益匪淺。我充其量會就一個由於其他原因未被作者直接關心的問題，發表一兩條意見。 亨利·多丹指出，在他所研究的活躍時期，這種分類工作正按照各種原則進行，命運各異。他力圖追溯它的起源，自然首先要參照亞里士多德的著作。[274]最好從中尋找個人努力的結果，或者尋找只是某個時代的知識的教學專科全書，不管怎樣人們會在其中碰到一種重要的分類準則，居維葉後來不無奉承地說，亞里士多德的那種分類，只留下「很少的事讓他後面的一些世紀去做」了；更確切地說，後面這些世紀實際上是相當愜意地躺在亞里士多德學說的舒服的枕頭上。但是，同樣，亨利·多丹在探尋一種在其原理上與系統分類學完全無關的概念的起源時，也再次拉著我們和他一起，追溯到久遠的亞里士多德學說，這種非常有影響的概念，即一個生物界構成一根形態鏈，這些形態的生命力一點一點不斷地從最大降到最小的概念。 可是，到了那裡，他向我們提供了什麼呢？他提供了對亞里士多德關於這些特別重要的問題的概念的一種研究，審慎但是很認真的研究。相當好。可是我從中發現兩個缺陷：一個來自亨利·多丹的著作本身。另一個更普遍，仍然屬於一個方法問題。不過仔細一想，這兩個缺陷本質上只是一個缺陷。 我們翻開第一部著作。第一章，「分類」。有些寬泛的附註，然後緊接著一節：「亞里士多德與動物分類」。之後是林奈。第二章，「系的概念」。然後緊接著一節：「亞里士多德與生物的系」。之後是林奈。這就是我們幾乎不可避免的「職業偏離」[275]產生的作用嗎？這個如此遙遠的歷史開端促使我身上的一種反射機制無法抑制地發揮作用。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沒問題；可是我們就拾級而下，從亞里士多德一直走到「現代人」嗎？——絕不是，多丹會反駁。亞里士多德不是自己在那兒的。他根本沒有產生系的概念。我並不打算在解釋過去的事時越過林奈。只是由於林奈所處時代（以及以後的時代）的博物學家們都在專注分類這項工作，而且受到系的觀念影響，因此我當然要尋找這種觀念的來源，而且要探尋這項工作是由誰首先開始的。 確實如此。在涉及自文藝復興到18世紀中葉這一時期植物學和動物學分類的工作時，也確實如此，第一章第三節涉及植物學，同一章第五節涉及動物學，其中還包含許多有用的歷史標示。顯然不像多丹可能希望的那麼完全，也不總是像他可能希望的那麼明確；如果說人們在自然科學史的廣闊領域耕耘少而不善，致使我們沒見到有關文藝復興時期的積極的科學活動的有價值的著作，這不是他的錯。但是不管怎樣，我們沒見著這些關於系的觀念的居間的標示。人們從擁有現代註解手段的多丹在1926年這樣理解和解釋的亞里士多德，轉到18世紀的人所擁有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無疑是從亞里士多德引出的概念，跳過了一長串世紀中的一連串環節，一下子就把第二十個環節和第一個環節接起來，在其開端和中期之間建立聯繫，這豈不是顯得十分突然嗎？ 換句話說，我尋思，在這種工作中，這是否就是我們所要的亞里士多德？出於措辭方便，我把他說成「真實的亞里士多德」，而不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所說的亞里士多德。由於他們多少有點自覺地讓那位亞里士多德符合他們的需要和精神狀態，因此，那個時期的亞里士多德對他們的思想和活動的影響更深刻。 我向亨利·多丹提出我的顧慮，因為我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和科學的學說知之甚少，因此在提出顧慮時，我沒有畏畏縮縮，我明顯覺得，除了亞里士多德關於系的觀念外，我們還應該給其他觀念留出位置，也可以說給其他想法留出位置，它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並且也許仍然對那些半形上學、半科學的概念施加了一種長期的影響，亨利·多丹在他自己的領域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些概念的某些過時的表現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從亨利——科爾內耶·阿格里帕和帕拉塞爾斯，到那些帕多瓦人及其弟子，從蓬波納齊到克雷莫尼尼，從卡爾丹到喬達諾·布魯諾，從瓦尼尼和特勒肖到康帕內拉，為了超越充滿陳腐事實的經驗主義，為了讓自己好歹形成一些觀念（這當然有點操之過急，但是，我們的認識和思想永遠都是暫時的，如果我們想自己來理解事物，每個人終究都必須適應這種暫時性），他們做出了積極勇敢的努力；而為了儘量形成一種嚴密的關於宇宙的表述，不只是由《創世記》得出的神學所提供的那種表述，他們做出了既虛幻又有力，而且確實感人的嘗試。在這些努力和嘗試中，他們曾經大膽表明，他們相信存在著生物的相互關聯性、生存相關性、運動連貫性，在他們看來，這些能夠構成一種有機的宇宙觀念來替代不完整和不協調的表述。 這是把一個仍然捉摸不定，但已可覺察到的通用機械論的概念，運用於大自然的現象嗎？倒不如說這是對自然統一體深刻預感的結果。這個統一體和一個生物機體相似，各部分受到同等的激勵，通過它們相互的作用和反作用，協力達到同一個目的。一位在這些領域作出過有效努力的非凡的觀念史學家，研究康帕內拉的歷史學家，萊昂·布朗歇，十分清楚地在這種預感的深處注意到[276]，在器官和心理相互關聯的觀念與連貫性和機械決定論的概念之間，尚不存在任何區分。因而凡是有運動的地方就存在意識，凡是有意識的地方就存在運動，這種對應實際上揭示了一種本質同一性，它就像一條岔路，引導自然科學要麼走魔力論解釋的途徑，要麼走完全不同的機械論解釋的途徑，在所有這些人看來，兩者都合理，都必不可少。 所有這些廣博的概念，也是紮根在那麼遙遠的過去的，而且在16世紀，它們無疑比亞里士多德的觀念更有生命力、更有效，它們對16和17世紀的博物學家、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的艱苦工作產生過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嗎？這有待觀察。似乎是沒有，而多丹在研究之後，在其闡述事實的方式上也很可能沒什麼要改變的。這裡，我覺得理當向他提出另一種顧慮，他如今不就是一位能夠有效地消除這種顧慮的非凡人才嗎？ 二 此外，希望像他那些進行得很出色的研究，不應忽視或低估一種深刻自省的，並不斷專心思考自然進程及其連貫性的思想在任何技術性勞動之外可能獲得的成果，而這正是多丹在他的第二部著作的引人入勝的章節中所表明的內容，這些章節專門論述了拉馬克的思想，專門論述了他對關於單一的和漸進的系的觀念所做的修改，這種觀念已經過時，並且失去了影響，但他在賦予這種觀念此前還未曾有過的含義時，突然又賦予了它一種能力，能產生成果，具有了一種全新的意義，即一種物理進程的物質現實性。 人們把拉馬克和居維葉面面相對地放在一起進行研究，我們在說到其中一人時，往往要涉及另一人，在某些時刻，他們的那麼多思想和著作就通過互相呼應混在一起。人們讀了多丹先生的第二部著作的兩卷後，了解到這兩人的活動、思想和創作，作者時不時要描繪一下兩位主角之一的肖像或心理，使得他們的差別越發鮮明，給人留下了強烈印象。他以靈巧的簡潔性、嚴格的準確性、入微的專注性，抓住或指出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之間易被疏忽的細微差異，表達和展現都確實很出色。 下面說說拉馬克，他是一位勤勉的老派植物學家，先是在皇家植物園從事採集植物的普通工作，後來在新博物館中接受了昆蟲和蠕蟲博物志教授職位。他在研究動物界時，可能隱約發現了一個領域，更適合運用和利用一種已漸漸擺脫了他的前人的工作約束的指導性觀念？這個觀念即生物構造全面發展的觀念，這種發展在種和屬之間也許難以覺察，或者有爭議，但是在類之間很明顯、很確定。這是非常有思辨性的觀念；但是確切地說，拉馬克作為工作者，從1795年開始，由於不懂一些新的解剖技術，而處於明顯的劣勢和相對無能的地位。這些解剖技術是由一位新秀居維葉使之流行並熟練運用的，但拉馬克不做解剖。他從未做過解剖。他嚴謹地堅持這一點，甚至畢生都堅持著18世紀的博物學家的傳統的研究方式：依據成套的標本，考查、描述和比較動物的外部特徵。他（這次他從一種理論的觀點，即他的生物器官用進廢退的理論）跟拉瓦錫及其弟子的「新化學」做鬥爭，同時還在不斷反覆思考事物的起源、構成的共同的問題：終於由此產生了關於生物漸進生成的整套學說。 這位拉馬克，是非常大膽的思辨家，又是非常膽怯的因襲傳統的人。他在思想領域勇敢無畏，在研究領域卻又畏首畏尾，而喬治·居維葉跟他截然不同。 首先，喬治·居維葉的出身不同。他是蒙貝利亞爾人。亨利·多丹要是寫過一本歷史著作，他就會注意花更多氣力來強調這種素質意味著什麼了。他就會注意到蒙貝利亞爾這個小鎮的地方特色中所包含的一切原始的、強烈的和粗野的東西。這個小鎮不是法國的，而是受具有德國祖先血統的君主統治，生活安寧幸福。多丹說居維葉是「堅韌、明智和能幹的汝拉人，為了完成所從事的工作，控制著他的舉止、交際、友誼，從不沉湎於一種情感，也不完全信賴一種觀念……」[277]汝拉人，不對！這個修飾語普遍包含的天賦和缺陷，居維葉沒有任何理由要繼承它們，因為他和汝拉人有太大的差別。而且，要是汝拉人想把居維葉占為己有，蒙貝利亞爾人也會抗議因為他和他們的關係太深太密了。 首先是因為他的早期階段。因為他是在德國斯圖加特的卡羅林學院完成學業的。這個小城既因為它的地域，又因為它的路德教而與法國隔離，所以它的神學家都在蒂賓根大學學習。初出茅廬的學者，必定都要去斯圖加特學習，因為自從1699年1月6日起，佩利薩訥的步兵和騎兵以法國國王的名義占領了那裡，在那裡恢復了天主教的禮拜場所，但不包括城裡的一個新教支持者團體——蒙貝利亞爾學院，一所很有前途的學院的雛形。作為蒙貝利亞爾人，居維葉的研究方向是十分正常的。因為在這個地區，可以說三個世紀沒出版過一本文學著作，法學家、神學家和科學家倒是層出不窮。尤其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存在著一種奇妙的傳承：從《植物志》的作者讓·博安、他的弟弟加斯帕爾[278]、他的女婿謝萊、他的同時代人尼古拉·托勒呂，直到萊奧波德——埃馬紐埃爾·貝多、P.弗雷德里克·貝爾納、解剖學家喬治·迪韋努瓦，以及其他許多人。 同樣，居維葉來法國，也不是出於個人的偶然原因。他曾在諾曼底，在德里西家接替另一位蒙貝利亞爾人擔任家庭教師。那位蒙貝利亞爾人就是物理學家弗雷德里克·帕羅，擔任了多爾帕大學的教授和校長。家庭教師往往是蒙貝利亞爾人在長期的流亡生活中，尤其是在俄國的流亡生活中的一種民族職業。至於居維葉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多丹在一條注釋中，通過援引居維葉1792年寫給普發夫的一封信暗示了：「記住，對上流社會有教養的人來說，所有形式的政體都有自由。」這裡再次看出，居維葉的確是蒙貝利亞爾人；幾個月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非常準確地複述了蒙貝利亞爾的士紳雅克——弗雷德里克·費朗的一句話。國民議會議員貝爾納·德·桑特輝煌地「征服」了這個毫無抵抗之力的小城時說：「我為你們帶來了自由！」這位與居維葉是同代人的老鄉回答：「您錯了，我們擁有自由已經很久，而且是最完全的自由……」[279] 這是喬治·居維葉相對來說可以忽略的次要方面。最重要的是，他從很年輕時起，就在蒙貝利亞爾或符滕堡的鄉野觀察了大量植物和動物，並且相當忠實地進行描繪，增進了他博物學者的素養，同時讓他初步掌握了解剖技術。當時的博物學家對這種技術還完全不了解，以至於當人們發現他掌握了它，就想當然地推測他當過醫生，認為只有醫生才會這樣做。孚克勞夫人就曾經堅信他是醫生，以至於在很久以後的一天夜裡，竟把他叫去為她丈夫看病。此外，居維葉剛從事研究時，就以非凡的洞察力，覺察到了拉瓦錫的發現以及他的競爭者和後繼者的精密分析在創立現代化學時進行的革命中所具有的巨大意義。而且他已經覺得，未來的博物學必定是物理學和化學的一整套的特殊應用。 這樣，當拉馬克還在堅持採用舊的研究方法時，居維葉卻經常專心於解剖小動物，而且為了使血管系統顯示更明顯，他採取了精密的著色注射技術。而拉馬克發起一場令人困惑的反現代化學的鬥爭，使自己的聲望大跌，當康多爾來請教他有關植物學的問題時，他「以只是勉強了解化學和氣象學」來答覆，令康多爾大失所望——而居維葉則在致力於確定各種動物群中同樣的官能器官發生的變異的程度和意義，對所用的物質和得到的物質進行稱重、測量、計算和比較，通過精確實驗來進行這種研究……他要獲得成功的意願非常強烈，以至於他利用了自己的一些非凡才幹，使他一下子聲名鵲起，這位創新者很快就使各界不得不接受一種觀念，即不必也不能根據觀察被剝下的動物皮，按照它們的外部特徵，來對動物進行分類了，只有對它們的內部構造進行解剖學研究，才能決定大動物群的構成和分界。從器官行使的官能中找到它們存在的理由——並且從用精確解剖方法全面研究的器官中，找到決定官能作用方式的條件。他認為這就是通過一些新方法深入鑽研、闡明的博物學的雙重目的。 這是一種技術對科學進步與發展的強大作用。這種技術在某些方面尚屬初級水平，因此更引人注目：阿米西的消色差顯微鏡直到1827年才傳入巴黎。我們要立刻指出，多丹非常正確地指出一些實用的研究方法對科學概念的作用和影響，之後卻拒絕貿然從中得出結論。他雖然可以跟隨居維葉作出結論，但又覺得拉馬克不讓他這麼做。 關於這一點，我不知道還有哪種說法比第二部著作的一條注釋的末尾暗含的說法更中肯。[280]多丹提起居維葉專為拉馬克的學術論文寫的科學院頌詞，從許多方面看都很令人不快，他說：「作者在一個主要問題上肯定是對的：要是拉馬克會解剖的話，他就決不會那樣思考了。」但是他立即又補充道：「人們在此並不因此就得出結論說他的思想沒有價值，而是得出結論，一位積極真誠的思想家，在路徑尚不明確的自然科學中，可以靠智力上的努力很好地彌補他在技術上的劣勢。」在觀念與事實的關係的這些重大問題的各個方面，人們實在找不到比這更確切、更細膩的表達了。 亨利·多丹這些非常可靠和傑出的著作再現了拉馬克的最新觀念的產生，我們在這裡沒有篇幅來對它一一追蹤，況且這麼做也無益，讀者只有去參閱亨利·多丹的著作。 拉馬克靠著維持一個單一的和完整的動物的系的存在，靠著不讓這種系的觀念引發對器官的比較分析，最終捍衛了他的傳統博物學的工作方式的科學的獨立與尊嚴。他無疑非常仔細地關注居維葉的工作，但是他沒有參與。而由於缺乏適用的技術，因此任何對機體的直接和深入的研究，任何對生理機制的實際的分析，他都無法進行。他要對所感興趣的生物進行有效的確定，只剩下一種方法，就是在一種對生物界的全面闡釋中，確定它們的位置…… 還要說一句。如果以為多丹隨意簡化問題的已知條件，僅致力於闡明居維葉和拉馬克這兩位巨擘的個人的觀念和貢獻，那就大錯特錯了。完全相反，他始終關心的，是帶著對一種科學工作的條件和必要手段的很確定的意識，證明他所注意到的進步為何是巨擘和普通學者的共同成果，是所謂天才與其他大多數工作者的堅韌而認真的、值得尊重的見識[281]之間，一種富有成果的合作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折中的結果；確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有能力的人們的共同見解，只要是充分自由地形成的，那麼它們最終占據主導地位，總歸是一種真理的保證」。 按照一種更保守的觀點，我們應該指出亨利·多丹固有思想的這個方面。正是由於他注意不專斷地把兩人和兩種成果分離開，才使得他所論述的主題充滿了新意。 對於以同樣方式向居維葉和拉馬克這兩位巨擘提出的一個問題，他們給出了兩個答案，是由兩種容易理解但截然不同的方法導致的兩種不同的答案，一個是單一的系，一個是一些不完全的系。——還是這個問題，以同樣方式向拉馬克和達爾文提出。先是得到一個不完整的答案，是拉馬克的；然後是一個最終的答案，是達爾文的。對於這種幼稚的考慮事物的方式，亨利·多丹的整部著作明確予以否定。他否定它，是因為他為我們提供了三種不同而又趨同的「歷史」。一是過去的歷史，是一些在年代上走在前面的博物學家其著作中的一些觀念的歷史，這些觀念後來被居維葉和拉馬克重新採用了。二是現在的歷史，是在他所研究的那個時代，一些技術的和實際的探索的歷史，植物學家，尤其是動物學家，從1790年開始致力於這些探索。最後是關於環境的清晰而確實的觀念的歷史，這種環境就是在所考慮的整個時期內，科學思想與探索所需的一些一般條件。 當亨利·多丹順利完成了他的三重研究時，他表示還想解決達爾文主義與「拉馬克主義」或「居維葉主義」的關係的問題。《物種起源》的基本論題是非常新穎和獨創的，但是，要解釋它們的成功與傳播，就要說明整個前期工作，以及19世紀初大博物學家們的全部事業的重要意義，這項事業由他們的合作者和後繼者重新開始進行，並加以完善。與大眾的偏見相反，比起達爾文，拉馬克和居維葉的工作即使不是更多，也是完全一樣多的。他們兩位，以及他們身邊所有耐心而審慎的工作者，都通過他們的工作，預先讓這個領域擺脫了困擾他們的觀念和概念，他們已經依靠集體的強大力量，把「必要條件」的變化的部分與達爾文結合起來。有獨創性，但是也有連續性，這是艱苦的科學工作的兩個方面，多丹先生充分揭示了這一點。這觀點與在集體的科學事業中重視天資和重視熱忱的觀點，或者在大博物學家的個人事業中，認為觀念重於事實的觀點，同樣敏銳和開闊。 我們不要匆忙就作出結論。畢竟，這種深厚的理解力一定是一位自然科學史家必需的天賦。就算情況並非如此；就算一些十分傑出的學者也曾缺乏這種與一個智力的「能力」和「水準」都平平的人毫不相關的天資。 我們也不缺一流的作品來證明這一觀點，但是其歷史觀點是錯誤的，或者至少是歪曲的，因為過於專一地重視某些人或某些研究自身的工作，導致這種觀點脫離了它們的時代，而且過於抽象。這裡我們是否應該提到一位叫皮埃爾·迪昂的人的工作嗎？他的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權威性，但從整體看，往往有點令人困惑，不太踏實可靠。只需去參閱阿貝爾·雷伊多次說過的看法就知道了。[282] 在本文的開篇，為了避免誤導讀者，我們曾指出：亨利·多丹寫這三本著作時，並沒有考慮到我們歷史學家。難道我們應該在文章結束時，懷著完全不同的意圖，再提一下這一點？ 如果我們在讀他的論著之前，讀了不久前（1909）他曾在現已停刊的《自由篇章》雜誌上發表的兩篇十分生動的文章，其中對達爾文的一些早期著作進行了真正引人入勝的概述；如果我們作為歷史學家，在這些論著中欣賞到他對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巴黎和外省社會環境中整體的科學活動的描寫；如果我們讀了他對19世紀初博物館——在這座創新的博物館大建築里，匯集了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我們一直滿懷熱情為探索、擴大和深化世界做的艱巨工作所獲得的可供人利用的成果——在自然科學史中起的重要作用的那些充滿見解的評價；如果我們還在他的一些簡練的文章中，碰到一些關於社會史的非常有啟發性的評語，例如關於那些年輕人的評語，「舊的社會環境的解體，由制度、觀念和習俗的危機引起的不安和希望，流傳非常廣泛的要求實證科學指示新路的意向」，在一個學習和思索的無私願望中結合起來——我們就禁不住要表明一個願望。 亨利·多丹想寫的書，他完美地寫出來了，其計劃的嚴密性和實施的堅定意志，都是非凡的。如果我向他承認，我作為歷史學家，有時會控制不住我的思想和想像力，想在他的文章的頁邊上，連續添加一些歷史方面的評註，或者也可以說，很想再構思一本同樣富有成果的著作的提綱，也非常渴望得到人們的感激，他會責怪我嗎？ 按照這種想法，為他研究的每個時代重新組織當時人們的精神材料；通過博學和富有想像力的努力，復原他的上一代人物理的、智力的和精神的完整世界；培養一種很強烈、很確定的意識，即事實觀念的不足和理論的相應貧乏，有可能在有關世界、生活、宗教、政治以及歷史集體性所形成的各種表述中產生缺陷和曲解；從而防止產生那些糟糕的年代錯誤，像那種雖然鮮為人知，但卻是最嚴重的年代錯誤，不是向參加福爾諾沃戰役的戰士贈送滑膛槍，或者向聖赫勒拿島上的拿破崙送瑪麗——路易絲的照片這類錯誤，而是不假思索地把拉伯雷變成一個自由思想家……或者把拉馬克變成一個達爾文時代之前的達爾文主義者這種錯誤。經過我的思考，依我看，防止產生這種年代錯誤，是歷史學家的最高理想、最終目的。 這也是遙不可及的理想。如果我們確信它不會名不副實；如果我們意識到它就是我們的目的，意識到它確實值得我們獻出一生來探究它的結局，那麼我們至少要明確認可它，以便逐漸使工作者們的分散的、盲目的力量集中到一個正確方向上…… 然而，如果在一個智力探索者畢竟很少的世界裡，沒有人操心去協調、組織這種力量；如果那些專注於一些基礎工作的人，不想付出他們的全部努力，不賦予他們的知識全部有用的意義，那麼這個理想要怎樣才能實現呢？「可這是你們歷史學家的任務；趕快干吧……」多麼過分的嘲諷啊！我們剛剛定義的歷史學，不是靠一幫無所不知，從而也一無所知，竭力想抓住在虛空中嗡嗡叫的吐火怪物的人，靠他們百科全書般的艱苦工作創立的。歷史學是靠不同出身、不同文化、不同稟賦的人共同努力創立的；因為所需的培養，是跟描述16世紀的一種基督教信仰的內容，描述蒸汽機的發明過程，或者描述讓——雅克·盧梭的同時代人所擁有的有關科學的概念所需的培養是不同的。 而且我完全理解，人們如今為了瀟灑優雅地擺脫麻煩，不對歷史學家實行任何特殊培養（大概是出於好意，為的是不讓他們的判斷力受到任何影響）；不過，儘管這樣做很精明，終究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且最終會顯得十分荒謬。此外，希望人們能夠設想，讓具有很特殊的才能和很強的文化素養的工作者，來負責協調和綜合由一些名副其實的專家獲得的結果，但要控制好這批人的數量。這當然很理想，但是時機尚未成熟。就目前而言，還是要讓深諳銀行之道和交換問題的人來負責撰寫富格爾家族史；讓研究19世紀前四十年的自然科學及其發展的人注意，不僅要把多丹所說的東西，而且還要把我們想知道的東西都告訴我們。除了他們沒人能做；如果他們做了準備，付出了努力，卻在任務僅僅完成一半時就放下工具，想在二三十年後，讓另外某個人隨隨便便重走他們走過的路，勉強自己來寫一部歷史，而他們也不會生氣，這確實很說不過去——關於這部歷史，他們擁有要提供給我們的一切，而且從明天起就要提供給我們。 我在讀這部著作時，常常禁不住要把其中的日期進行對照。瞧！我們面前有拉馬克的作品的詳細書目，也有居維葉的論著的詳細書目。其中一人的著作發表年份分別是1791、1792、1794、1795、1797；另一人的著作發表年份分別是1792、1795、1796、1797。他們就在這些上演過無數場悲劇的年份里，一心撲在被解剖的或被觀察的動物標本上，為動物學確定了一個新方向嗎？而且是第一次確定了「現代」的方向？可是，當大革命開始時，這些人，這些知識最淵博的法國人，他們所掌握的，關於自然和整個動物界形成的概念，怎麼還是孚克勞在其《化學的基本概念》的開頭表達的概念呢？從這些觀念流傳出過那麼多人人皆知的陳詞濫調，而其中最有知識的、思想和才能最「科學的」的人，怎麼在動情地說到大自然時，卻把這些如此陳舊、如此缺乏批判精神的拙劣觀念，置於這個神奇的詞下？誰來明確告訴我們這種情況產生的任何性質的影響呢？誰來開始為我們編寫科學觀念指導下的社會史呢？如果不是那些從這些觀念的起源、各種表述以及許多年來它們產生的後果來研究它們的人，不是那些評估了它們的演變關係、可能的影響和局限性的人，那應該是誰呢？ 可是，他們並不是歷史學家啊！啊，誰是這方面的歷史學家呢？如果不是知道這些的人，那會是誰？而且我還希望亨利·多丹除了向我們提供內容如此豐富、日期如此精確、表達如此細膩、對方法論學家和科學家同樣重要的著作外，另外還能獨自非常出色地提供一些有關自然科學社會史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