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而戰 · 序言

如果說，我從自己的許多文章中挑出這麼幾篇匯集成冊，只是要以此為自己樹立一座紀念碑，那麼這部文集就該是另一個名字了。過去我曾為歷史學的殿堂做過一些類似於起裝飾作用的大家具的東西，以後我還想再做一些——這些「家具」至少暫時布置了克利奧女神的宮殿中某些被騰空的房間，而我現在收集的這些文章，只是我在做這些「家具」時落在工作檯下面的一些「刨花」。但我收集這些刨花，這些流水賬一樣單調乏味的作品，並不是要炫耀什麼，而是要為同行們，尤其是為那些比較年輕的同行提供一些便利。因此我選的書名會讓人想起我的生活中那些與戰鬥有關的活動。我那是為自己而戰鬥嗎？當然不是。我從來不為我自己戰鬥，也從來不和某個個人戰鬥。我是為歷史而戰。我畢生都在為歷史而戰。 記得我在早年的時候，研究歷史對我來說只是為了取樂或為了滿足某種欲望，也就是說當時我做歷史並不是很用心、很專業。我的父親本來是學歷史的，後來在亨利·韋伊和蒂羅的影響下改了行。韋伊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臘語學者，曾先後在貝桑松文學院和高等師範學校供職，而語法哲學家蒂羅當時的名聲也極其顯赫。但我父親從未失去對歷史的興趣。我的叔叔也教了一輩子歷史，而且在我的孩提時代就教我喜歡上了歷史。我於是有機會在父輩的書齋里瀏覽，放在按序排列的多卷本詞典《達倫姆貝格與薩格利奧》（Daremberg et Saglio）的下方，出類拔萃的阿歇特出版社的傑作，維克多·杜盧伊的巨著《古希臘羅馬人史》。這是兩本繪圖十分逼真的畫冊：由最優秀的版畫家畫的當時已知的全部古代藝術品、神殿、胸像、神祇和器皿；尤其是懷著經久不息的熱情，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名的黑澤爾出版社的米什萊《法國史》——該書由特別喜歡想入非非的達尼埃爾·維爾日繪製了插圖，該插圖非常契合那些引人入勝的文字，以至於我現在還有些糾結：是不是真有必要再讀一讀該書的另一個被一些人稱作「定本」的枯燥乏味的版本？為那些諄諄教誨所滋養，為博覽群書所充實，我的心已經插上了夢想的翅膀——這一切，教我怎能不成為一個歷史學家？ 這些就是我的老師，我的真正的老師——往後，在我16至25歲之間，還要加上埃利澤·勒克呂及其《世界地理學》的深邃的人文精神，加上布克哈特及其《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加上庫拉若及其關於《勃艮第和法蘭西文藝復興運動》的盧浮宮學院課程。從1900年起，還要加上寫《社會主義史》的極富有經濟和社會直覺的饒勒斯，最後尤其還要加上寫《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義大利藝術史》《旅人札記》《書信集》的司湯達。這麼多學習心理與情感史的入門書，多年來一直擺在我的床頭。我幾乎是意外發現它們的，在那些逝去已久的年代裡，這些慘遭科隆出版社糟蹋過的書，由卡爾曼出版社印在包燭紙上，用老式釘子裝訂起來…… 這就是我的「紙魂」。另外還有我的「鄉魂」——大地是我的又一位歷史老師。我生命的頭二十年是在南錫度過的。我就在那裡進行知識儲備，游遍了阿伊的高高矮矮的樹林，發現了一條又一條輪廓分明的海岸線和洛林高原，獲得了一些刻骨銘心的記憶和印象。而當我每年重訪我的真正故鄉弗朗什—孔泰時，我心裡那個美啊！首先是氣候溫和的瓦爾德索恩，是馳騁在這片曾為蒲魯東再次帶來幸運的草甸子之上的格賴小君主[1]；其次是古老的汝拉山脈，它的林邊牧場和冷杉，它的綠水和峽谷，兩邊延伸著廣袤的石灰質沙灘，就像居斯塔夫·庫爾貝用壯烈筆法描繪過的一樣。弗朗什—孔泰，我從小就乘坐布韋運輸公司古老的拖著黃色車廂的公共馬車游遍了它：車子上的舊皮革散發出濃烈的香氣，怒氣沖沖的馬兒也散發出刺鼻的氣味，駛入村莊時，歡快的鈴鐺聲和馬鞭聲不絕於耳；孔泰像洛林一樣，也有一些荒僻而神聖的勝地：如穆捷的上皮埃爾，薩蘭的普佩山（Poupet）山頂就在此遙向勃朗峰致意；更遠處是多爾，一處文學的勝地，以及許多別的不太出名的地方；這些是精神隨風吹拂的宜人之地，是你在整個一生中，即使遠在天涯，也會感到有必要去發現、去體味的境域。我們弗朗什—孔泰人不墨守成規。庫爾貝在畫《在奧南的葬禮》或《畫室》時，就一點兒也不遵守常規。當耍陰謀的科學院狂叫著反對巴斯德的真理時，他也沒有遵守常規。當箍桶匠之子蒲魯東把他的《財產即盜竊》獻給貝桑松富甲一方的資產者時也是如此。蒲魯東也是我們弗朗什—孔泰人，而關於無政府主義者，如果米什萊不提出他的定義：「他們早就知道兩件事：該出手時就出手，該住手時就住手。」那麼蒲魯東給出的定義無疑是最好的：「無政府主義者……卻是懂得管理的。」 由於孔泰和洛林都是我的故鄉，而兩地的人都同樣桀驁不馴，「愛挑剔，好爭論而且尚武」，於是這種脾氣在我身上就有了加倍的表現——所以我沒能心平氣和地接受1870年的被征服者的歷史學，它的戰戰兢兢的謹慎，它對任何綜述的放棄，它對「事實」的費力卻又渾渾噩噩的崇拜，以及對外交史那種幾乎專一的興趣（「啊，我們學得再好，也達不到那種程度！」），這種外交史，從半神半人的阿爾貝·索雷爾到十分之一神的埃米爾·布爾熱瓦，從1895年到1902年一直死死糾纏著那些向我們灌輸思想和觀點的人——對所有這些，我都能夠本能地予以抵制，而且幾乎得不到歷史學家陣營的支持（但我在朱爾·布洛赫、亨利·瓦隆、夏爾·布隆代爾、朱爾·西翁、馬塞爾·雷這些語言學家、東方學家、心理學家、醫生、地理學家、日耳曼語族研究專家朋友那裡獲得了支持，而我的歷史學家兄弟中最不因循守舊的那些人，除了包括奧古斯坦·勒諾德在內的很少幾位之外，都只是聚集到夏爾·瑟諾博斯那面含糊不清的旗幟下，還覺得自己挺有骨氣）。很快，我就加入了《歷史綜合評論》及其創辦者亨利·貝爾的陣營，而這一行動在這種冒險歷程中其實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如果沒有這種標誌了一個時代特點的冒險歷程的話，無論是我的大膽，還是我的衝動，都不會促使那麼多正直的人與我對立，而這些正直的人一直是非常喜歡我的，而且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表明這一點——他們當中，有加布里埃爾·莫諾，有克里斯蒂安·費斯特，有卡米耶·朱利安，還有居斯塔夫·布洛赫，以及維達爾·白蘭士（但是他當時已經為自己以及他的繼承者們，完成了他自己的革命）。他們是那個時代法國教育界的上層人物，至少是一群心靈上的貴族，在這些偉人的身上，總洋溢著一種仁善，一種博愛。 於是，我只好隻身一人在這角斗場上努力拚搏。如今五十年過去，我的一些論點已經為公眾所接受了，而它們當初的提出似乎都是非常大膽的。我的另一些論點則仍然沒有定論。先驅者的命運總是難以捉摸的：他的同代人可能當即就會支持他，於是研究者的菲薄之力就融入了集體的強力之中；他的同代人也可能抵制他，於是他過早地撒在地里的種子的培育工作就只能留給下一代了。這就是一些書和文章會獲得令作者吃驚的延期成功的原因：它們在發表10年、15年之後才遇到真正的讀者，而且有些支持的力量還來自外界。 這些來自外界的支持力量，是我從1910年起潛心研讀了亨利·皮雷納的一些書之後才發現的。我先是讀了他在弗拉馬里翁叢書中的一本小部頭的《荷蘭的古代民主》，然後又讀了他的《比利時史》的前幾卷，接著又等到了他的一些學術論文問世，這些論文都很出色，堪稱他的絕唱，這些論文便是：1914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史的各階段》，1922年出版的《穆罕默德與查理大帝》，1923年出版的《經濟對比：墨洛溫王朝時期與加洛林王朝時期》，最後是1927年出版的堪稱瑰寶的小書《中世紀的城市：經濟與社會史論》。這些書給了我一種巨大的安全感。看到一位跟我志趣相投的比利時強者邁著王者的穩健步伐穿越歷史，我首先感到的是心安氣順，接著就是一種由衷的快樂。而青年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帶給我的，又是另一種快樂。他比我小8歲，但已經以一種稍稍不同的方式自行確定了研究方向。他像兄弟一樣支持我，不遺餘力地在他的中世紀史研究領域延續並強化我的努力成果。我們倆在1929年創辦了《年鑑》，該雜誌從第一期起就得到勒伊略的忠誠支持，而他的支持比亨利·皮雷納的祝福又要實在得多，因為他提供的是慷慨的合作。這個雜誌迅速獲得了成功，其高潔的活力從一開始就贏得了廣泛的認可，也正是它，在我周圍聚集起了一個熱情友好的小圈子，這一功績，實在非同小可。而且它還在繼續構築這個小圈子：你們看，費爾南·布羅代爾不是也來了嗎？他關於地中海歷史的傑出探索已引起許多熱烈的共鳴，而他未來定會大膽地推進經濟史的革新；喬治·弗里德曼也來啦，他關於個體和集體靈魂的分析鞭辟入裡，研究對象從萊布尼茨和斯賓諾莎一直延及那些無名的機器奴僕；還有您，夏爾·莫拉澤，對未知領域充滿好奇心的熱切探索者，新方法的執著追尋人，也加入了我們；最後，還有你們大家，我的合作者們、我的讀者們、我的學生們和我的國內外同行們，是你們對我的那種帶有殷切期待的愛，維持著我的力量，支撐著我的熱情。這些話我不能不說，在這個文集的開頭我必須得承認，我欠著許許多多的人和場所，許許多多接受過我的教研機構的人情，從高等師範學校（1899—1902）和梯也爾基金會，到第戎大學和斯特拉斯堡大學。當然我也不會忘記，在新舊大陸的許多其他機構中，有為我提供一年教授職位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最後，自1933年開始，還有高貴的法蘭西公學院。我的聲音正是通過這些崇高的講壇才得到廣泛傳播的。 但願這幾頁彼此差不多的文字還能為我所鍾愛的事業服務，而且我還希望它們的感染力能夠再大一些！這些年來困擾我們的焦慮可謂多矣，而此時我並不想學著米什萊的腔調這樣說人民：「老老少少，我們都厭倦了。」年輕人厭倦了嗎？我非常希望他們沒有厭倦。老年人厭倦了？我不認為他們厭倦了。經歷過那麼多的悲劇和動盪，天際已露出耀眼的曙光。一個新的人類在鮮血和痛苦中呱呱墜地。而在這個時刻，通常都會降生一種新的歷史學，一種與未曾預料的新時代相稱的歷史科學。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夠就這種新歷史學的方向提前做出預測，並積極順應之，以使我個人的涓涓細流得以匯入它的滾滾洪流。 1952年聖誕節于勒蘇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