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子譯註 · 前言
《尉繚子》是我國古代軍事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響的一部兵書。由於年長日久，輾轉流傳，人們對這部兵書的著錄、作者、成書年代和思想內容等，說法不一。正面就這些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
一 關於尉繚子的著錄
《尉繚子》的著錄，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漢志》在雜家類著錄「《尉繚》二十九篇」，並自注「六國時」；在兵形勢家類著錄「《尉繚》三十一篇」。《漢志》把雜家類書籍的內容概括為「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漢志》又把兵形勢家類書籍的內容概括為：「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從今本《尉繚子》的內容分析，它當屬於漢志中雜家類，而不是兵形勢家尉繚。在《隋書》和《舊唐書》的《經籍志》以及《新唐書》的《藝文志》中，就只見雜家類有《尉繚子》的著錄，不見兵家類有《尉繚子》的著錄。而《隋書》的主編魏徵，在他另編的《群書治要》中收錄《尉繚子》的《天官》、《兵談》、《制談》、《兵令》四篇，與今本《尉繚子》中的四篇大體相同，只是個別文字略有出入。這就有力地征明，魏徵在《隋書經籍志》中所說的雜家《尉繚子》，實際上就是流傳到今天的這部兵書《尉繚子》。到了北宋元豐年間，當時政府把《尉繚子》和《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合在一起編為「武經七書」，成為當時研究軍事的必讀之物。從此以後，人們一般只知道尉繚子是部兵書，而對《漢志》、《隋志》曾將它列入雜家類的情況就不太清楚了。因而明、清有的學者誤認為，雜家《尉繚子》已佚失，唯兵家《尉繚子》獨傳。事實上，不管把《尉繚子》列入雜家還是兵家，都不影響它是一部古代兵書。就連《漢志》也註明，雜家類著作都是「入兵法」的。
二 關於尉繚子的作者和成書年代
關於尉繚子的作者，儘管說法很多，但主要不外乎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是根據《尉繚子》開頭就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的話，認為該書的作者尉繚是梁惠王時人。另一種意見是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公元前二三七年（秦始皇十年），有一「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尉繚」來秦遊說，為秦謀劃統一，被秦始皇封為「國尉」（最高軍事長官），因而認為該書的作者尉繚是秦始皇時人。
我們認為，從梁惠王到秦始皇，其間相距百年左右，就是梁惠王末年到奏始皇十年，也有八十二年的時間，很難說這兩個年代的尉繚是同一個人。從《尉繚子》這部兵書本身和有關史料來看，它的作者應是梁惠王時的尉繚，而不是秦始皇時的尉繚。其理由是：（一）《尉繚子》開篇便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尉繚子對曰……」的對話，全書前後語氣一貫，表明君臣身份的語句有十處之多，始終以問對形式出現，在沒有確實可靠的根據說它是「偽托」之前，就應該把它的作者尉繚看作是梁惠王時人。（二）尉繚在陳述政見和兵法中，反覆強調農戰和「修號令」、「明刑賞」、「審法制」等思想，這反映了包括魏國在內的山東六國於商鞅變法之後，力求變法圖強的政治要求。這些政見如果獻給力挽敗局、圖謀中興的梁惠王，就比較適宜；如果獻給經過變法、日漸強盛的秦始皇，則實屬無的放矢。而勸秦始皇「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那個尉繚的政治主張，在《尉繚子》又不見提及，說明他與該書無關。（三）尉繚子兩次提到「吳起與秦戰」（《武議》第八），稱讚吳起「舍不平隴畝」。從避嫌的角度講，該書的作者有可能是梁惠王時的尉繚，而不可能是秦始皇時的尉繚。（四）《史記》所引用的史料好多從《戰國策》而來，而戰國策秦策中記載有一個名叫頓弱的人給秦始皇獻策，與《史記》中尉繚給秦始皇獻策相比較，其言猶為近似。這究竟是《史記》的偶爾疏忽，誤把頓弱記為尉繚，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上述理由說明，《隋志》關於「尉繚，梁惠王時人」的說法，有一定道理，較為可信。
關於《尉繚子》這部兵書的成書年代，我們只能作一個大概的推測。公元前三三四年（周顯王三十五年，即梁惠王后二年），「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之後，各派人物雲集大粱，「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史記魏世家》）。尉繚很可能就在這時見到梁惠王。《尉繚子》這部兵書很可能就是梁惠王與尉繚談話的一個記錄。西漢前期賈誼在陳政事疏中有「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的話。其中「主上之操也」後半句，宋代王應麟曾指出：「語出《尉繚子》」（《困學記聞》卷十諸子條）。《尉繚子》理應是西漢以前的著作。再者，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中發現有與今本《尉繚子》基本相合的殘簡，就更加有力地證明，《尉繚子》至遲在西漢前期就已經流傳於世了。
三 關於尉繚子的思想內容
戰國中後期，各諸侯國之間的兼併戰爭日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迫切需要富國強兵，走向封建統一，《尉繚子》正是適應於這種歷史趨勢的產物。縱觀《尉繚子》二十四篇，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前十二篇（從《天官》第一至《戰權》第十二），主要內容是論述作者的政治觀和戰爭觀；後十二篇（從《重刑令》第十三至《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內容是論述軍令和軍制。這兩個部分緊密聯繫，互為補充，互相滲透，甚至還有某些重複。
在政治觀上，《尉繚子》重視「求己」。它說：「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第十一》）。這反映出作者充滿自信、敢於面對現實的政治態度。《尉繚子》能夠初步地透過當時軍事上所面臨的問題看到政治的重要性，認為軍事上的勝利取決於國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只有國家富足而安定，才能「戰勝於外」、「威制天下」。所以它明確闡述了「兵勝於朝廷」（《兵談》第二）的道理。作者主張從整頓刷新政治入手，健全國家制度，明確君臣職守（《原官》第十）；公正審理案件，給受株連的眾多良民，平反（《將理》第九）；安撫流離失所的老百姓，使荒蕪的土地得到開發利用（《兵談》第二）；注重耕織，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治本》第十一）。要堅決實行農戰政策，它認為「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制談第三》）。
在戰爭觀上，《尉繚子》主張實行「誅暴亂禁不義」的原勒宣說：「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武議第八）。它認為，軍隊所到之處，應該使農民不離開自己的田地，商人不離開自己的店鋪，官吏不離開自己的官府。它還認為軍隊每到一地，只要不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不耽誤老百姓的農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兵教下第二十二》）。從這些言論中不難看出，尉繚這種以仁義為本的戰，爭觀，其目的是要通過大規模的戰爭，「算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兵教下第二十二》）。實現封建統一。
從《尉繚子》中可以看到，當時老百姓躲避兵役，士兵臨陣逃亡的現象普遍存在，士兵與將吏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面對這種尖銳的階級對立，《尉繚子》在治軍方面主張「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重刑令第十三）。它很強調選拔和任用清廉能幹的將帥，要求將帥「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不要「心狂、目盲、耳聾」（《兵談第二》）；要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做到「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以身同之」（《戰威第四》）；並要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做到「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武議第八》）。要在士兵中樹立威嚴，它認為「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攻權第五）。還要賞罰分明，敢賞敢罰，做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武議第八》）等等。《尉繚子》很重視嚴明軍紀，嚴格練兵。它在後十二篇中，從各級軍吏戰敗逃跑的懲處條令到基層組織的連保制度，從營區劃分到戰場上各級軍吏的懲處權限，從戰鬥編成到信號指揮，從將帥受命到各部隊任務的區分，從單兵訓練到大部隊演習，都有明確要求。它還保留有著裝、徽章、從軍、戍邊、宿營以及車陣等各方面的一些具體規定。所有這些，都為我們研究我國古代軍事史，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資料。
在作戰指導上，《尉繚子》重視研究敵我雙方的情況，主張「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攻權第五》）。它認為，「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人之」（《兵教下第二十二》）。它還說：「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戰威第四》）。作者提出的這些觀點，與孫武「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軍事思想是一致的。再者，《尉繚子》還論述了國家掌握市場管理以保證軍需供應的必要性，闡述了城防攻守的戰術原理。它認為，「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武議第八》）。這比孫子思想有所發展，反映了戰國中後期城鎮經濟繁榮、城防地位日臻顯要的社會情況。此外，《尉繚子》還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從全書第一篇到最末一篇，作者反覆論述求神求鬼不如重視「人事」的道理，反對那種「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武議第八》）的迷信做法。這都明顯地反映了尉絛子一書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如同其他古代軍事著作一樣，《尉繚子》也有它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比如它過分強調國君和將帥的作用，其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它主張用殘酷的刑罰來保證紀律的執行，甚至鼓吹「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兵令下第二十四》），這充分暴露了剝削階級任意奴役和壓迫勞動人民的階級本性，也說明它的以「仁義」為本的戰爭觀具有很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此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談論的一些「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原官第十》）之類的空話，就未免太脫離現實、陷入空想了。
四 關於尉繚子的整理
「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毛澤東選集》新版橫排四卷合訂本第667-668頁）。我們本著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這一教導，對《尉繚子》這部古代兵書進行了整理。首先是校對版本。我們見到今本《尉繚子》的版本有：宋本《武經七書》本（上海中華學藝社影印）、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影宋本、明代李清《武經七書集注》本和清代湖北崇文書局本等八個版本。經過比較之後，確定以宋本為底本，以崇文書局本為校本，對其中的錯字、漏字作了改補。有的地方還參照銀雀山出土竹簡（載《文物》1977年第2、3兩期）作了訂正和說明。同時，對每篇都劃分了段落，加了標點。在此基礎止，作了一些簡明注釋。每篇末後，附有譯文。譯文儘量採取直譯，個別地方採取意譯，力求準確地表達原文的意思。為了說明各篇中心意思，每篇前面都寫了扼要的內容說明。
在註譯過程中，儘管我們翻閱了有關資料，力求註譯。符合原意。但由於水平所限，不妥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切希望讀者批評指正。對有關單位和有關同志給予我們的幫助，在此謹致以誠摯的謝意。
華 陸 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