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的哲學 · 第十九章　維柯與當代文化的趨勢

維柯回顧了歷史進程之後，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時代，一個文明遍及所有的民族的時代，維柯為當代世界畫了一個速寫，然後不再說什麼了，或許這不令人滿意，至少是不確定的或謹小慎微的。因為他不是在政治問題的直接感召之下開始《新科學》研究的，最起碼從這個短語的通常意義上是這樣的，所以他永遠也不會從《新科學》的沉思滑向實際生活，甚至一部著作，或評論法律和制度的短文，或提出改進的建議，也採取哲學家最通常所用的形式。就連他朦朦朧朧地構思他的科學的「實踐方面」的概念時，他也從未設想，就他所涉及的範圍而言，這種概念能存在於學術圈子之外。 「實踐哲學」存在於學術圈子裡，就是說，它存在於文化領域，即使這樣它依然是實踐的、政治的。毫無疑問，它是政治學裡最不重要的一個分支。雖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可以不重視它，可以不充分地展開它，但是他們永遠不能迴避它。 維柯沒有隨意地強調和發展實踐哲學。準確地說，他的科學生活的最初表現是考察現代的研究方法和教育方法，這一工作是通過比較現代和古代的方法完成的：在經過了各種各樣的嘗試和對最初發現的猶豫之後，這一考察終於在他1708年的大學就職演說中成型了。這篇演講的題目是《我們現代的理性研究》。在之後的歲月里，儘管他一心撲在《新科學》上，可是他對自己所不滿的流行的研究趨勢，沒有給出任何進一步的公開論證；他在私人信件中越來越強烈地表達了自己對這個題目的反感，在自傳中他也不想忽略這個問題。我們無需從提示和他主要著作的隨機寫成的段落中推斷維柯爭辯的態度；因為他已經不止一次地讓自己把這些提示轉換成清晰的陳述，把這些隨機寫成的段落轉化成主要命題。 這個爭論橫跨兩個緊密相聯的領域，這兩個領域與《新科學》的兩個方面——心靈哲學和普遍化的科學相對應。在第一個方面，維柯已經為想像、想像的共相、概然性、確定性、經驗和權威的主張作出證明，因此也為詩、宗教、歷史、本質的發現、學術和傳統的主張作出證明。在第二個方面，他已經追溯出了心靈自然發展的梗概，其中既包括人類的歷史又包括個人的歷史，他在個人的歷史與歷史階段之間建立了經久不變的聯繫。因此，他的考察，一方面必然會觸及他那個時代的精神狀況，另一方面必然觸及關於孩子和年輕人的教育方式問題，孩子和年輕人的教育就是由這些方式構思和施行的。在這兩個領域中，維柯發現了相同的缺陷；他遇到了同樣枯燥無味的唯理智主義，唯理智主義已經使得思想進步成為不可能的事，把人類歷史的真相弄得殘缺不全了，並且竄改了人類歷史的真相。 男孩子剛從語法學校里出來，立即就進入邏輯學校。根據教師的趣味，他們學習的邏輯不是經院的就是由阿諾德編排的被稱為Port-Royal Logic（高僧派邏輯）——實際上這種邏輯本身是亞里士多德式的和經院哲學的，充滿了關於先進科學的艱深課題的枯燥判斷，與常用的知識相去甚遠；它還負載著過多的取自於這種科學的實例。這種訓練旨在使學生變得具有批判意識，並把那些假觀點，甚至那些概然性的、似是而非的觀點從他們的思想中根除掉。實際上，它什麼也沒有除掉，因為孩子們的思想還是空的或裝備不足的，他們由於缺乏素材，所以沒有能力利用批評性的意見進行評判。在教會他們理解之前先教他們如何判斷，這是與思想發展的自然進程相悖的，自然進程的順序是：首先學會理解，然後學會判斷，最後才是推理。結果用這種方式培育的思想在發展過程中毫無生氣，也不結成果，並且認為自己能評判萬物，卻不能創造任何東西。按官方的看法，他們在一生中都是非常敏銳的，然而他們不能勝任任何偉大的工作；實際上，他們具有批判頭腦，但是缺乏獨創性。這不僅導致了判斷的不可靠和傲慢，也導致了在實際生活、與人相處、民事辯論中的無能，與其說雄辯以批評為基礎不如說以花言巧語為基礎，在作出了恰當的評價，理解了對話者的心理並採取相應的行動之後，雄辯就可以結束了。維柯本人就曾深受邏輯批判方法之苦。耶酥會士德爾·巴爾佐是維柯的第一批老師中的一員，他曾把典型人物保盧斯·韋內圖斯的著作交於維柯，然而他的思想太軟弱了，根本對付不了這種克里西甫斯邏輯，幾乎要精神崩潰了；因此維柯在絕望中放棄了他的研究工作，18個月後他又重新開始。維柯對年輕時寫的關於詩的論文保留著美好的記憶，這些論文是他在馬里諾的那不勒斯學校里用最無拘無束的風格寫成的。他說，當形上學變得太精妙、太嚴格的時候，準確地說是在年輕人的熱情引領思想去犯錯的年代，為了不使青年的思想變得冷淡而枯燥，轉向另外一種訓練形式對於年輕人的思想幾乎是必不可少的。理智的野蠻在想像中表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由於理智和想像這兩者在記憶中有著密切聯繫，因此，這個時代需要通過讀詩、研究歷史和修辭學，還有通過研究語言來進行思想訓練，吸收思想的營養。應該學會的藝術不是批評而是「論題法」，這是關於「ingenium」（創新才能）的真正藝術，憑這種藝術，孩子們獲取了能夠使他們在日後的生活中形成正確判斷的素材，正確的判斷有賴於對其論題的全面認知，「論題法」是發現任何一個既定事物的全部內容的藝術。通過這種方式，年輕人只要遵循自然的進程，很快就會變成哲學家和優秀的演說家。 毫無疑問，一些方法對於矯正想像的華而不實是必要的，但是這種方法應在線性幾何學中找而不能在邏輯學中找。幾何學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繪畫的特徵，與此同時，它通過大量的原理增強了記憶，通過優美的圖形使想像崇高起來，通過逼迫自己檢查全部圖形激發了創造才能，檢查的目的是把那些適合於用數量驗證的圖形選出來。但是幾何學的整體價值也被各個學派喜歡用的方法取消了，煩瑣的邏輯曾把所有精力充沛的年輕教員弄得麻木愚鈍，代數法與此相似，它使想像變得模糊，使記憶變得衰弱，並且使創造力和理解力變得呆滯；因此，對這種無拘無束的藝術的破壞性體現在以下四個顯著的方面：語言、歷史的知識、創造和深謀遠慮。說得詳細點，代數學對創造才能是致命的，因為一個人在運用代數方法的時候，他只注意視線的當前域；它使記憶力衰退，因為一旦發現第二個符號就沒必要記住第一個符號了；它使想像力變得盲目，因為那種官能根本就派不上用場；它毀掉了理解力，因為它主張一種占卜能力。那些致力於代數學研究的年輕人在開始與民政生活的事務打交道的時候，發現自己無法適應這種生活，這是他們最悲傷、最懊悔的事。因此，為了使代數學有點實用性，為了防止這些不良後果，人們應該在數學課結束後花一點時間來研究這個問題，但不必投入太多的精力。推理的習慣通過形上學的分析可更好地形成，在一切問題上，形上學的分析都是從無限存在中尋求真理開始的，隨後，依據實體的種屬逐級下降，剔除每一個種里不屬於該種的東西，直至達到最終的種差為止，種差是我們所希望知道的構成事物本質的東西。 教育作為一個整體正在遭受數學過多而具體物不足之苦。剛從學院裡走出來的孩子們好像必定要走進由線條、數字和代數符號組成的人類世界之中，他們的腦袋裡塞滿了富麗堂皇的專門用語——論證、可論證的真理、證明和可惡的可能性規律；這種規律是政治家們在評議中、將軍們在戰役中、演講者在處理一個原因時、法官在作出一個決定時、外科醫生在治療身體的疾病時、道德神學家在探討良知時的唯一指南，但是這種規律被世人接受，在所有的論戰與爭執中，在所有的措施和選舉中，人們都仰仗著它；這種規則是全體參與者或大多數參與者作出的一般性決定。這種教育培養出了空洞愚蠢、妄自尊大、賣弄學問而無智慧，好辯論卻不求真理的一代人。 教育者本人，也就是說，總體的文化氛圍是與這種教育方案相似的。詩已經死了。分析方法已把好詩的開闊胸襟弄得麻木不仁了，維柯頻繁而有力地重複運用「麻木」（numbed）這個詞。實際上，歐洲從來沒有像18世紀上半葉這樣不利於詩的成長，簡直就是詩的荒漠。義大利降到了Metastasio（變態）戲劇的水平，法國已無人能與高乃伊和莫里哀相比；在西班牙那種代表著民族精神爆發的戲劇已經逝去，一種從法國人那裡模仿來的理性主義正在取代它的位置。英國好像徹底忘記了她曾經誕生了莎士比亞；德國甚至把她的時間浪費在模仿新古典主義上。不僅僅是沒有人創作新詩，而是根本就沒有人想去創作。哲學家們步笛卡兒和馬勒布朗士的後塵，聲稱要根除心靈中依賴於感覺的一切官能特別是要根除想像，他們憎惡想像，視之為全部錯誤的根源。他們巧立名目來譴責詩人，他們說詩人們講的皆為寓言，好像詩人們的寓言就不是人類思想的永恆財富一樣。對於政治哲學家、經濟學家和道德學家來說，寓言是推理的題材，對於詩人來說，寓言是表象的題材。 笛卡兒主義者還利用它們的權威貶低語言學研究。笛卡兒不是說過他的拉丁文知識還比不上西塞羅的女僕嗎？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嚴肅學問在16、17世紀的作家們那裡已到了窮途末路。對東方語言的研究被限制在新教徒的範圍內；荷蘭是唯一一個仍在研究法律的國家。那不勒斯著名的瓦萊塔圖書館藏有豐富的精裝本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著作，由於書籍貶值，祈禱團的教父們以不到原價一半的價錢慷慨收購了這個圖書館。法國的卡迪那爾·杜布斯圖書館沒有找到買主，被以低價銷售。君王們不再喜愛優美的拉丁文，他們當中也沒人想通過純拉丁文的學問流芳百世，甚至像只有第二次迦太基戰爭才能與之相比的西班牙繼承權戰爭這麼重要的事件，他們都不想讓它彪炳史冊。 新方法受到廣泛歡迎，但是這些方法中沒有一個能憑自己的力量指出新發現的事實。新瓶裝舊酒（新程式、舊事實），一個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少的付出獲取普遍知識的無效的希望取代了對事實的探究。民政和政治學術由於物理科學而被忽視，物理學則由於數學而被忽視，經驗幾乎被拋在腦後，前一個世紀裡的創造性思想幾乎被消耗殆盡。作為笛卡兒方法之後果的懷疑主義侵入了知識領域。 在這一時期，整個歐洲依然是法語的天下，這種語言與義大利語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敵視詩和修辭。維柯說，實體蘊涵豐富，接下來他又說，因為實體是冷酷無情的、靜止的東西並且不容比較，所以不能陳述它的顏色、大小或重量；它抵制語序的倒裝法並且沒有比喻。法語有無數的標點符號卻沒有真正的停頓；法國人的詩體學裡沒有一個詩句堪與亞歷山大格式的詩歌相媲美，它的對句理論比哀歌體對句更空洞淺薄、死氣沉沉：在法語中除了最後兩個音節之外，別的詞都不能重讀。法語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很適合地位低下之人：由於它富含關於實體的詞語或抽象的詞語，因此也適用於說教的風格，它提供的是精神而不是雄辯。批評和分析源自於法語並利用了法語的方言，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日復一日地從貧乏中成長起來的唯一有價值的財富就是抽象觀念、百科全書和科學字典，它們與像波義耳、霍夫曼和摩萊里這些人的名字聯在了一起；最無根據和最隨意的認識方法也有了產生的可能。這個時代的天才更傾向於用簡略的形式為第二手知識辯護而不想擴大知識的範圍。人們發現擴大知識的範圍不太可能，於是繼續編纂數學詞典。每個人都如饑似渴地想得到廉價的科學。一本書要想被人說好，一定是清楚簡單的，能夠作為一種消遣與女士們進行討論的書；如果一本書要求讀者學富五車，並迫使他進行令人不快的思維訓練和綜合，人們定會譴責它晦澀難懂。 這些字典和抽象觀念使維柯回想起希臘衰微時代的產物，蘇伊達斯、斯托比烏斯和佛提烏斯（康斯坦丁堡大主教）的選集、字典和百科全書。在維柯看來，他那個時代的整個文化好像都是在重複希臘科學的衰落過程，整個文化都在形上學和數學中消耗著自己，形上學既無用又有害於文明，數學憑著規則和範圍致力於研究無形的數量關係卻不能應用於實際之中。維柯和他的祖國的其他最優秀的思想家一樣，他認為如果神聖天意沒有通過它那不可計數的秘密途徑中的一條把新的活力注入文學界的話，文學界必然要走向解體。有智慧的人何處尋？維柯在歷史中已發現了真正的「sapiens」（賢哲），首先存在於神學詩人的野蠻形象里，接著存在於希臘哲學家和羅馬法官的文明而理性的形象里。如今，他希望在和他一樣的雄辯大師中找到這種人，他呼喚這樣的人能給出全部知識的統一性、生機和力量。實際上，智慧不是這種或那種科學，也不是科學的總和；它是一種總領所有研究領域的才能，憑著這種才能，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都能實現人性。因為人既有思想又有精神，既有理智又有意志，精神和意志是思想和理智的結果，所以要想使人類變成完美的東西就必須滿足人的這些方面，就必須教授關於神聖事物的知識，以給人類帶來完美的東西，有智慧的人是總體性和全面性的人，是完整的人。 維柯的這個理想無疑是高尚的，他對自己那個時代的教育方法和流行的思想趨勢的批評也是恰如其分的。所有這些令人欽佩的真理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遠遠領先於18世紀，我們從作為教育家和評論家的維柯那裡感覺到某些反動的東西。我們認為，維柯只關心最高級、最嚴肅的科學的命運問題，只關注人類生活的最完美的形式；他沒有抓住懷疑主義或理性主義的革命性價值，這思想是對過去的反叛，這是反抗國王、貴族和教士們的必需的戰爭武器，也沒有抓住這些抽象觀念和詞典的革命意義，正是它們必定發展為百科全書；他沒有看到這些流行科學、新聞報刊的前身和為女士用於上流社會對話的這些小冊子的革命的重要性，它們是18世紀沙龍的營養品，也為雅各賓派的激進主義打下了思想基礎。我們在這裡的感受與在他的哲學體系中的感受一樣，天主教束縛住了這位哲學家的手腳，基督教的悲觀主義使他低估了內在辯證法的作用。由於沒有意識到對手們的進步性，他沒有領會比他的思想低一個層次的懷疑主義和理性主義之本性，所以他沒有邁出本應由他邁出的思想步伐。 懷疑主義和理性主義是真正理解和把握維柯思想的必要環節。他沒有領會到比他本人的思想低一個層次的懷疑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真正本質，並且構成了他自己思想發展的步驟，這一步只能由他自己跨出，他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自己。他對自己時代的文化所持的爭論態度完成並進一步證實了別人對他哲學的優缺點所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