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朗史講演錄 · 第五篇 徙戎問題
《晉書》九七《北狄傳·匈奴傳》略云：
「郭欽上疏曰：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
按《資治通鑑》八一太康元年末載郭欽此疏，不載「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之語，可能是不太了解其意義，遂與「出北地」等句，一併省去。又《文選》四九干令升《晉紀總論》「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句，李善注亦未及「見士四萬家」之語，且置馮翊、平陽之句於不可解，當有脫誤。
郭欽的話講了三個問題，一是魏初人寡，所以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二是宜乘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等郡之戎；三是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犯了死罪的人並遷徙三河三魏現有士家四萬戶以充實北地、西河等郡。三河指司州河南、河內、河東三郡。三魏，據《後漢書·志》二〇《郡國志二》冀州魏郡條注引《魏志》：「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盪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乾，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任，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都。十八年，分置東、西都尉。」從而有了三魏。郭欽之言未被晉武帝採納，《通鑑》太康元年胡注云：「為後諸胡亂華張本。」
郭欽講的第一個問題「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即戎狄的內徙問題，自漢已然。這有政策的、天災的、戰爭的原因。關於北狄，《晉書·匈奴傳》略云：
「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瀰漫北朔，轉難禁制。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晉）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據此可知北狄入居諸郡，漢為一個時期，本居并州北界，其後瀰漫北朔。建安中是一個時期，曹操分其眾為左、右、南、北、中五部，茲氏、祁縣、蒲子、新興、大陵都有北狄。晉武帝是一個時期，塞外匈奴二萬餘落因水災入居河西故宜陽城下。由此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等郡無不有北狄。漢允許他們入居并州北界，魏武帝分其眾為五部，晉武帝接納塞外因水災來歸的新匈奴人，都有政策上的考慮。
西戎主要指羌人與氐人。羌人在東漢已經進入北地、馮翊等郡，氐人的徙動亦可上溯漢朝。《三國志·魏志》三〇注引《魏略·西戎傳》云：
「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
至建安中，曹操又曾將氐人五萬餘落，徙出武都郡。《三國志·魏志》一五《張既傳》略云：
「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谷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至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江統《徙戎論》亦云：
「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晉書五六《江統傳》）
由此扶風等地也有了氐人。
曹操遷徙氐人，是他的徙民政策的一部分。漢末戰爭頻繁，為了不以民資敵，或者如江統所說，為了「弱寇強國」，曹操曾多次徙民。《三國志·魏志》一四《蔣濟傳》略云：
「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今）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
曹操同袁紹打仗，曾徙燕、白馬民。同孫權打仗，曾徙淮南民，但是，徙的結果與徙燕、白馬民不一樣。後來同張魯打仗，攻取漢中，又曾徙民。《魏志·張既傳》云：
「（張）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
這次徙民，目的與徙燕、白馬、淮南民，不以民資敵有所不同。據《張既傳》，或者是「以實長安及三輔」，或者是「以充河北」。不以民資敵，是戰爭的需要；「以實」、「以充」則是因為「魏初人寡」，需要充實。徙民以充實人少的地方，既然是曹魏的政策，那麼，戎狄自動進入人少的地方，如郭欽所云西北諸郡，自然也就不會受到干擾。魏晉南北朝的大變動，即由人口遷徙問題引起。人口的徙動，為魏晉南北朝三百年來之大事。漢開其端，曹魏進入了一個發展時期。
郭欽說的第二個問題宜將北地、西河等郡戎狄徙出，魏末鄧艾已經做過。《三國志·魏志》二八《鄧艾傳》略云：
「（艾）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
鄧艾可以說是第一個建議徙戎的人。但他所謂「出之」，是「使居民表」，不是把他們遷回去。鄧艾還曾「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傅玄說是「本鄧艾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造成。（《晉書》四七《傅玄傳》）這與曹操遷徙氐人的政策有相同之處。在徙戎問題上，至鄧艾，發生了變化。即不單是徙入，而開始主張徙出了。目的在「塞奸宄之路」。
郭欽說的第三個問題「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曹魏也是做過的。《三國志·魏志》二五《辛毗傳》略云：
「（文）帝欲徙冀州士家（《通鑑》作「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可知魏文帝時，從冀州（治魏郡鄴縣）被徙至河南（三河之一）一地的士家，即有五萬戶之多。魏文帝的目的在充實河南之地。徙士家以充實某地，是曹操徙民以充實長安、三輔、河北等地的一個發展。從此士家加入了人口徙動的行列。
晉時三河之有兵家，可以從《晉書》王尼等傳看出。列舉如下。
《晉書》四九《王尼傳》略云：
「王尼，城陽（屬兗州濟陰郡）人，或雲河內（三河之一）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河南尹治所）。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因免為兵。」
同書九六《烈女傳·王渾妻鍾氏傳》略云：
「王渾妻鍾氏字琰。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琰子）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群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
據此可知三河如河內、河南乃至洛陽都有兵家。兵家地寒，但如王尼之例，若免兵籍，仍可仕進。可能這是王濟欲以妹妻兵家子的原因。但兵家子要免除兵的身份，為「制旨所及」（《王尼傳》）。能被解免的，只是極個別的人。要遷徙他們，不象遷徙普通人那樣困難（如《魏志·張既傳》所云：曹操「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故郭欽提出在將戎狄之人徙出西北諸郡以後，再將三河、三魏士家徙入西北諸郡以充實之。
郭欽的意見，有歷史作根據。他雖不是第一個提出遷出戎狄建議的人，但徙戎問題到郭欽，即到晉武帝平吳之初，已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了。主張徙戎的人也多了起來，如傅玄和《徙戎論》的作者江統均主張徙出戎狄。然而戎狄的內遷，到晉武帝稱帝之時還在繼續。這是一個歷史的現象，或者說一種歷史的趨勢，現在要把戎狄遷出去，反其道而行之，幾乎無此可能。武帝之所以未採納郭欽的意見，原因在此。
稍後於郭欽的江統，寫了一篇《徙戎論》。在此論中，江統談到了把關中氐、羌及并州諸胡遷回他們的本域舊土問題。他的論點可以代表當時人們對於內地戎狄的看法。《晉書》五六《江統傳》略云：
「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谷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江統認為內地戎狄既多，難免風塵之警。他的憂慮與郭欽、傅玄是相同的。他提出了一個設想，即令氐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並申諭發遣并州諸胡，「還其本域」。可朝廷未採納。江統以為戎狄之所以久居內地，是因為統治者需要「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其實戎狄內遷，有政策、戰爭、天災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它的歷史的必然性。遷居內地的戎狄，與漢人錯居，接受漢化，為日已久。再要強迫他們回到本土上去，與漢人隔絕，這種相反方向的大變動，反而會促成變亂。取足夷虜，只是招致「戎狄亂華」的原因之一。直接引起「戎狄亂華」的，還是由罷州郡武備、封建諸王而釀成的八王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