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十二講 · 【第十二講】　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零拾

三國　魏　玉杯 顧愷之《洛神賦圖》（摹本局部） 1. 曹操遺物 曹操為三國時期封建地主階級大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而於書法藝術亦所愛好。曹操喜師宜官弟子梁鵠書，懸之帳中。操善草書，見《魏志》一裴注引張華《博物志》。梁庾肩吾《書品論》列操書於中之中，稱其「筆墨雄贍」。曹操手跡至南宋猶有存者。朱熹題曹操帖雲，「余少時曾學此表」，劉共父至譏為「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見《晦庵題跋》一。 《陸士龍文集》八載陸雲「與平原書」，記其所見曹操遺物。盧弼《三國志集解》惜只錄介幘一事。書雲，「一日案行並視曹公器物，床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天平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無鬲〔同隔〕，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蹀批剔齒纖仚〔同線〕皆在。拭目黃絮二在〔疑當作有〕垢，垢黑，目淚所沾洿。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歧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同腰〕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景初三年〔239〕劉婕妤析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又一書雲，「一日三上台〔台當指鄴之銅雀、金虎、冰井三台，三上疑當作上三〕，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雲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又一書雲，「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殲〔當作纖，下當有仚字〕一個，今送以見〔猶言示〕兄」。案：從陸雲書中可以想見曹操所用器物頗為儉樸，「如吳小人」。嚴即莊嚴，謂裝飾，嚴具蓋即盛裝飾用品之器具。蔡邕《獨斷》記園陵寢廟中「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隋人《雞鳴歌》亦云，「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曹操「上雜物疏」有「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嚴器一」（《太平御覽》七一七），乃呈送漢帝者。《南史》四三《齊宜都王鏗傳》載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為嚴器」。曹操「內誡令」所云「孤不好鮮飾，嚴具所用雜新皮韋笥，以黃韋緣中。遇亂無韋笥，乃作方竹嚴具，以帛衣粗布作里，以孤之平常所用也」（《北堂書鈔》一三六）。陸雲所見，當即此類「平常所用」者也。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有漆奩盒，內盛梳篦、毛刷等用具。所謂嚴器嚴具，當即此種奩盒。《和名類聚抄》六調度部容飾具門嚴器下引魏武疏，注云「俗用唐櫛匣三字」，知嚴器所盛主要為櫛梳之類。又有繡花手套，只拇指分出。曹操之手衣當即如此。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有岰，裘錫圭同志據《廣雅·釋器》「岦褽栘也」及《說文》「岦載米栘也」之文，定岰為手衣。蓋前者舊名，後者乃俗稱也。《晉書》四《惠帝紀》言「寒甚，尚書高光進面衣」，則手衣當亦禦寒所用。《西京雜記》載趙飛燕為皇后，女弟昭儀上「金花紫羅面衣」。新疆吐魯番古墓中隨葬衣物清單中，有所謂覆面，亦稱故覆面，當即面衣之類。言故覆面，知是死者生時所用。《酉陽雜俎》續集一支諾皋上言死人入棺著面衣，卷一三屍穸門言遭喪婦人有面衣，是唐代猶有面衣之習。剔齒纖仚當是細線用以剔齒。高似孫《緯略》四剔齒纖條記陸雲事，引《酉陽雜俎》，謂治齒疾「拔彪〔即虎〕須，及熱插齒間即愈。更拔數莖與之」。以為「所謂纖者當是此類。若以金類絲類為之，無足奇者，何必寄耶」？然高氏之言未必可信。陸雲之寄蓋因是曹操遺物，另一札中明言為仚，自非虎鬚之類也。個字原用指竹，引申作量詞用於各種事物，故仚亦曰個（參看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抱朴子·備缺篇》雲，「擿齒則松檟不及一寸之筳，挑耳則棟樑不如鷦鷯之羽」。筳意為折斷之小竹，已似今日之牙籤。元代趙子昂戲作《老態》詩中有句雲，「食肉先尋剔齒簽」，蓋與今日牙籤無別矣。 2. 鮭 《南齊書》卷三四《庾杲之傳》，「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肊清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案：《廣韻》「鮭戶佳切，音鞋，吳人謂魚菜總稱」。稱菜殽曰鮭，蓋自東漢已然。河東衛汛引高平王熙（即王叔和）論攝生之道雲，「又食啖鮭餚，務令簡少」（見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十二《金匱要略論注》條引《千金方》二六）。衛汛為張仲景弟子，仲景建安時人也。《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雲，「交廣市鮭珍」,鮭亦泛指，而非謂鮭魚。《真誥》十七握真輔，「柈亦如世間柈，柈中鮭也」。《搜神記》十五吳國富陽人馬勢婦條雲，「架上有白米飯，幾種鮭」。《魏書》六一《畢眾敬傳附義顯義敬傳》言其「善營鮭膳，器物鮮華」。《金樓子·雜記篇》下言孔靜居山陰，「仍留帝〔劉裕〕宿，夜設粥，無鮭。新伏雞卵，令煮以為餚」。《宋書》六五《紀僧真傳》言揚法持「坐役使恃客，奪其鮭稟」。皆以菜殽為鮭。所謂鮭稟（同廩），猶今言菜金也。《陳書》三五《周迪傳》，「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通鑑》一六九胡注，「吳人總稱魚菜為鮭」。《隋書·食貨志》言梁諸王諸主出就第婚冠所需「衣裳服飾並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隋書·百官志中》記齊制，光祿寺所統餚藏署「掌器物鮭味等事」。蓋南朝人副食以魚及菜為主。如東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清操逾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晉書》九十本傳）。齊武陵王曄以儉素著稱，留王儉設食，「柈中菘菜弨魚〔弨、醃同字，古代所謂鮑魚〕而已」（《南齊書》三五）。《南齊書》卷五《海陵王本紀》，「思食蒸魚菜」。卷五五《樂頤傳》，「為設食，枯魚菜菹而已」。《陳書》十八《沈眾傳》，「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啖之」。皆以菜配魚。唐人詩中猶言鮭菜。宋趙與時《賓退錄》二，「《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王觀國《學林》鮭條論之尤詳，謂鮭字有三音：音鮭者魚名；音暌者漢代複姓，有鮭陽鴻；音鞋者魚菜之總名。又雲，「先達李建中詩曰，頻年水國飫鮭羞。所謂鮭羞，不特菜茹也。蝦魚之屬皆在其中。吳地近江海，菜茹海錯之物名品最多，故以鮭該之也」。鮭菜之稱宋人詩中猶用，如陸游有「盤箸無時缺鮭菜」之句，可能為文人習用舊詞。宋代記載當時社會生活著作，如《東京夢華錄》、《夢粱錄》等，俱只稱菜而不見鮭字矣。 東晉南朝之上層分子用餐情況，據《世說新語·德行篇》，殷仲堪「食常五碗盤，外無餘餚」。《晉書》八四本傳同。《宋書》六一《江夏王義恭傳》，「高祖為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盞盤」。似儉約者以五樣菜為一般規格。西晉何曾之日食萬錢，自當遠過此數。《晉書》九八《桓溫傳》稱其儉約，「每宴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所云七奠柈，未審即七碗盤或七盞盤否。 3. 晚有子 《魏書》卷三《明元紀》，「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宮。太祖晚有子，聞而大悅」。案：魏太祖拓跋珪死時年三十九，則登國七年不過二十三歲，遂言晚有子，知北朝習慣娶妻生子之早。故卷四八《高允傳》稱，「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以本紀所載諸帝生卒年及享年核之，如明元帝拓跋嗣十八歲生長子太武帝拓跋燾，太武二十一歲生長子恭宗拓跋晃。恭宗死於正平元年（451），年二十四歲，而長子文成帝拓跋浚生於太平真君元年（440），則十三歲生子也。文成十五歲生長子獻文帝拓跋弘，獻文十四歲生長子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十七歲生次子宣武帝拓跋恪，宣武亦十七歲生次子孝明帝拓跋詡。更稽之魏晉以來諸帝本紀可考者，曹操三十二歲生魏文帝曹丕，然丕非長子。文帝十九歲生長子明帝。晉武帝年二十三歲生惠帝，惠帝亦次子也。東晉則元帝二十二歲生長子明帝，明帝亦二十二歲生長子成帝。成帝二十歲生長子哀帝，孝武帝二十歲生長子安帝。宋武帝年五十始生長子少帝義符，故《宋書·少帝本紀》稱「武帝晚無男」，不足說明結婚之早晚。宋文帝即位後，「諒暗」中生劉劭，宋武帝死於422年，文帝即位在424年，姑定劉劭生於425年，則文帝時年十八。孝武帝生長子前廢帝時年十九，明帝生長子後廢帝時年二十四。梁武帝生昭明太子時年三十七，故《梁書》八本傳稱「初高祖未有男」。陳世祖生長子廢帝時年三十二，高宗生長子後主時年二十五。綜觀魏晉及南朝諸例，結婚及生育之早未有如北魏皇室者。文成文明馮後、宣武於後，皆年十四立為貴人，見《魏書》卷十三《皇后列傳》。西魏文帝柔然郁久閭後年十四立為皇后，見《北史》十三。孝文帝為太子恂聘劉氏鄭氏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見《魏書》卷二二本傳。《北史》五西魏孝武大統十二年紀，「詔女年不滿十三以上勿得以嫁」。皆足證北魏長期有早婚習俗。一般熱帶地方結婚生育較早，而拓跋氏來自代北高寒之地亦風習如此，不可解也。北魏皇室成員早婚，因而行冠禮「加元服」亦遠在二十歲之前。孝明帝生於510年，而本紀載其加元服在520年。卷一〇八之四禮志四言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然南方皇室成員一般冠禮亦早，如昭明太子即於十五歲行冠禮。 4. 樂舞雜伎 《宋書·義恭傳》載所陳有關諸王禁令中，關於樂舞雜伎雲，「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當指正旦及冬至日〕著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柸柈〔杯盤〕舞、長稈、透狹、舒劍、博山、緣大橦、升五案」。案：冬會指冬至日宴會。類似雜伎之樂舞，自漢代已有。透狹即投狹。《晉書》八一《王遜傳》，「透水死者千餘人」。《梁書》三九《羊侃傳》，「〔侯〕景欲透水」。《南史》十二《徐妃傳》，「乃透井死」。透皆通投字。《通俗編》三一俳優門引《西京賦》注、《抱朴子·辨後篇》等，解釋此戲為卷席以矛插其中，投身從中穿過。唐趙璘《因話錄》六，「軍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焉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此戲即由透狹發展而來，而猶用透字。 《宋書·樂志一》敘杯柈舞引《搜神記》，「矜手以接杯柈反覆之」，《晉書·樂志》文略同，唯接作按。今本《搜神記》七晉世寧舞條作「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抑手即手掌向下之意。矜字疑誤。志並引張衡、王粲、顏延之、鮑照等人文中「七槃」等語。魏晉南朝詩文中多言七盤，如魏卞蘭《許昌宮賦》「興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翾翾」（《藝文類聚》六二）。晉陸機《日出東南隅行》「妍跡陵七盤」。梁簡文帝《七勵》「飛七盤之妙節」（《文苑英華》三五一）。又《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舞艷七盤」（《藝文類聚》四）。沂南及彭縣畫象中皆有七盤，參看王仲殊《沂南石刻畫象中的七盤舞》（《考古通訊》1955年第2期）、林巳奈夫《漢代之文物·娛樂篇》兩畫象石皆列盤於地，與王粲所云「七盤際於廣庭」相合。從彭縣畫象觀之，似舞者往來盤旋於七盤之間，當即張衡所謂「歷七盤而縱躡」及顏延之所云「遞間關於盤扇」也。晉杯盤舞歌詩，「舞杯盤，何翩翩，舉座翻覆壽萬年。天與日，終與一，左回右轉不相失」（《全晉詩》一）。鮑照「七盤起長袖」及梁簡文帝「飛七盤之妙節」等語，則與志文「手接杯盤反覆之」之語相合。蓋舞者手托盤而飛舞故云爾，惜畫象中未表現耳。河南唐河新莽郁平大尹馮君孺人畫象石墓中畫象，有大漢赤上身，左手舞六盤，右手擲二丸。又南陽東漢建寧三年許阿瞿墓畫象石亦有舞六盤（見《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知舞盤者不必定為七盤。宋葉適謂「流傳至今猶有杯舞」（《習學記言》三一）。今日蒙古族之杯舞，猶有古代杯盤舞之遺意。《通俗篇》謂曹植樂府「促尊合坐行觴，主人起舞弤盤」，亦是指舞盤之戲。其實子建詩句乃言主人起舞，弤盤形容舞姿，與盤無干，參看黃節《曹子建詩注》。七盤之舞必訓練有素始克為之，亦決非一般人所能也。成都漢畫象石中有以棒支盤而舞者，林巳奈夫氏以為乃另一種雜伎，與七盤舞無干，其說是也。鐸舞亦見宋志、晉志，其詳不得而知。漢代之鐸形如鈴而大，參看《漢代之文物·樂器篇》，蓋即執之而舞。 長蹺當即後代之高蹺。緣大橦為攀緣而升長竿。升五案指疊案而升，進行表演。《宋書》卷九《後廢帝紀》言五六歲時「好緣漆帳竿，去地丈余，如此者半食久乃下」，當即模仿緣橦之戲，半食久猶言半頓飯時間。此戲即張衡《西京賦》之都盧尋橦。《藝文類聚》六一載晉傅玄《正都賦》，記述雜伎雲，「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修竿而上下，形既變而影屬。忽跟掛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虬縈龍蜒，委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手戲絕倒，凌虛寄身，跳丸擲堀，飛劍舞輪」。沂南漢畫象中有額上立柱，柱上三人表演，與傅玄所云可相印證。參看曾昭燏等《沂南古畫象石墓發掘報告》及林巳奈夫《漢代之文物·娛樂篇》。五案見於四川畫象磚，參看吳榮曾《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反映的東漢社會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及林氏書。蓋漢晉以後此種雜伎迄未斷絕。《鄴中記》載，石虎時「正會殿前作樂，高汋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橦著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撞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橫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蓋五胡占據北方後，舊日音樂藝術尚流行中原，而南方反有不逮。東晉於「太元中苻堅敗後，關中擔橦胡伎進太樂」（《南齊書》十一《樂志》）。擔幢為中原所固有，胡伎當另有所指，疑即安息五案之類。可見肥水之勝不僅政治上保障南方政權之安全，遺留於中原及關中之文化藝術亦有因此而傳入東南者，從而豐富南人之文化生活。《南史》五《東昏侯紀》亦言「能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竿長七丈五尺，未免太高，不知是否有誤字。葉夢得《避暑錄話》下載，宋仁宗初即位，「秋宴百戲，有緣橦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橦竿減去三之一。……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戲橦竿才二丈余，與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貴人為余言」。據此則宋時宮中百戲緣竿只長三丈余，民間可能稍長，即使後代尺度較南北朝為長，南朝七丈之數恐亦過大也。唐人著作如張彽《朝野僉載》、王建詩歌等，皆曾描述一人戴大竿，餘人緣竿而登。日本正倉院藏漆繪彈弓上亦繪有一人戴竿，數人攀登，一人高踞竿頂之景象，見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通雅》三五戲具門載明末京師「爬竿」諸戲，描述甚詳。此類雜伎歷代相傳未斷，以至於今。 宋志載晉成帝時顧臻表文，言「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肩〔當從晉志作膚〕外剝，肝心內摧」，蓋狀其奇險驚人。又舉「雜伎而傷人者」，有高汋、紫鹿、跂行、鱉食、齊王卷衣、笮兒等樂。晉志文同。所列諸雜伎與此傳之舒劍、博山等，內容多不能詳，博山或以舞博山爐為戲。葛洪《抱朴子》主要部分完成於南渡之前（參看宮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宗教篇》第七章第二節葛洪在道教史上之地位）。其《辨問篇》列舉雜伎有「跳丸、弄劍、逾鋒、投狹、履汋、登幢、擿盤、緣案」，疑皆記在中朝時所見。擿盤當即七盤之戲，履汋即高汋。《魏書》一〇九《樂志》言天興六年（東晉安帝元興六年）所備百戲，亦有「高汋百尺、長忞、緣橦、跳丸、五案」。宋志言後漢時「以兩大絲繩系兩頭柱，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晉志文同，即《西京賦》之「走索上而相逢」也。履汋、高汋即此種繩伎。至唐代繩戲技藝更有發展，見《封氏聞見記》繩伎條。四川出土漢畫象磚、和林格爾東漢墓壁畫以及正倉院藏唐彈弓上漆繪，皆有當時樂舞雜伎圖畫，如擔幢、弄丸、升五案等表演，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隋書》十三《音樂志上》載梁代樂舞及諸伎約三十種，其名目又多有晉宋時所未見者。然所云鐸舞、舞盤伎、長蹺伎、五案幢咒願伎、緣高汋伎等，當即晉宋記載所言者。《梁書》三九《羊侃傳》言，「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亦今日雜伎所有。顧臻表文中所謂「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以腰部柔軟見長者，或即孫荊玉所表演之類與？ 晉代又有猿猴之戲，傅玄《猿猴賦》雲，「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唇。揚眉蹙額，若愁若嗔。或長眠而抱勒，或嚄咋而忥齗，或顒仰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眩而擇虱，或抵掌而胡舞」（《藝文類聚》九五）。裝面疑指傅粉，劉義恭奏文中言舞伎不得裝面。嚄咋同嚄唶，大呼之意。忥齗疑同齗齗，戲笑之意。後趙承西晉之風，亦盛行猿戲。羅振玉《後丁戊稿》有石趙太武殿猿戲絞柱刻字跋雲，「此石廣建初尺二尺，中有圓穿。穿側刻字二行，曰『趙建武四年〔338〕太武殿前造猿戲絞柱石孔』十六字，隸書。廿餘年前出磁州，乃石虎都鄴時物也」。猿戲絞柱之用途如何尚不得知。《晉書·石季龍載記下》記石宣遣人殺石韜於佛精舍，「緣獼猴梯而入」，未知其物與猿戲有關否。載記言石虎積材用火燒殺石宣，「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則猿戲絞柱雲者，或即以鹿盧絞繩使猿猴升高時所用耶？梁有獮猴幢伎，見《隋書·音樂志》，未審是一事否。《鄴中記》言「又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脅，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為猿騎」。以人而模仿猿形，知必猿猴之戲盛行始有此想。其所描述，則與後世猿騎馬之戲無異矣。 記述兩宋風俗之書，如《東京夢華錄》等，皆有百戲，其品目又較南北朝及唐代為多。《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稱為雜手藝。《夢粱錄》百戲雜藝條言「雜手藝即使藝也」。其名稱與所述內容，於雜伎表演之外，且包括「藏人、燒火、藏劍、吃針」等，顯系魔術性質，故云「此藝施呈，委是奇特，藏去〔疑當作弆〕之術則手法疾而已」。宋代百戲較南北朝及唐代大有發展，亦反映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變化之一端也。 5. 珠襦玉匣及其他 近年考古發現之金縷玉衣，漢代文獻中多稱為珠襦玉柙。楊樹達先生《漢代婚喪禮俗考》第二章喪葬第二節衣衾部分具錄漢史中有關資料。葛洪《西京雜記》亦言「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縷為蛟龍鸞鳳龜鱗之象，世謂為蛟龍玉匣」。《三國志》中亦有此種制度之記載。《魏志》二文帝「作終制曰……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魏志》二三《常林傳》注載沐並終制，告子儉葬，謂時俗「乃有含珠鱗柙」。所謂終制，猶後世之遺囑，多關於殯藏之事。《晉書》三三《石苞傳》載其「豫為終制」，囑子薄葬。《梁書》五二《顧憲之傳》，臨終敕其子曰：「吾今豫為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南齊書》五四《沈怭士傳》言自作終制，《南史》七六本傳具列其內容。《魏書》一〇八之三《禮志》言文明太后有終制，又卷七二《陽固傳》載「作終制一篇，務從儉約」。《金樓子》及《顏氏家訓》皆有《終制篇》。 《後漢書》八五《東夷夫余傳》稱，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取用。《三國志·魏志》三十《夫余傳》亦載此事，文略同，並雲，「公孫淵伏誅〔公孫淵死於魏明帝景初二年（238）〕，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漢代史料多言形如「鎧甲」，而沐並則稱為「鱗柙」，皆狀玉衣之形制。《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漢舊儀》，言「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後漢書》六四《梁竦傳》注引《漢儀注》（即《漢舊儀》）亦云，「王侯葬，腰以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章懷謂「匣字或作柙也」。似漢代之制，腰以上用珠，腰以下用玉。《說文解字》訓襦為短衣，以珠為襦，蓋漢代統治者生時男女通用之服裝，大典時所著，如《漢書》七八《霍光傳》記廢昌邑王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後漢書》九五《張奐傳》章懷注引陸翽《鄴中記》雲，「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彩不可勝數」。《史記·齊太公世家》正義引《括地誌》亦有此事。《北史》七《齊文宣紀》，「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屍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夷王即劉邦之侄也。《釋名·釋衣服》雲，「襦煗也，言溫煗也」。《方言》四謂「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據《釋名·釋衣服》，「曲領在內，所以中襟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似襦又是圓領內衣。林巳奈夫氏《漢代之文物》一衣服穿戴物篇引孝堂山畫象石為例證，與此作外衣之襦，似為兩事。 三國以後，玉匣之制蓋已不行。梁劉歊遺命薄葬，梁武詔稱讚為「賢夫玉匣石槨遠矣」（《南史》四九本傳），說明當時似已無此風習。《南史》四三《齊始興王鑑傳》，「鑒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以玉匣與鏡及屏風並列，疑與金縷玉匣非復一事。晉張載《七哀詩》，「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珠柙乃珠襦玉柙之省稱。《文選》李善注引《西京雜記》為釋，然張載乃慨嘆往事，指漢帝諸陵被掘，非指當時（參看姚范《援鶉堂筆記》三八張孟陽七哀詩條）。 魏文帝終制又言，「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沐並亦誡其子云，時俗「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托類神仙」。《晉書》一〇七《石季龍載記下》雲，「邯鄲城西石子堌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水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皆言墓葬中用炭，以求乾燥，可以與馬王堆漢墓保存屍體之方法相印證。《搜神記》十五記孫休時戍將於廣陵掘墓，「棺中有人，發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屍」。此事亦見《吳志》三孫休注引《抱朴子》（《太平御覽》數處引此文，見平津館本《抱朴子·內篇》佚文）。漢代楊王孫所謂「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漢書》六七），《抱朴子·對俗篇》所言「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西京雜記》六所記晉靈公冢發後「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壞不可別」，皆與玉衣用意相同。蓋古人以為玉可使屍體不朽也。《魏書》三三《李預傳》載預日服玉屑經年，及死，「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其事之真實與否不可知，然亦反映南北朝時尚有玉能使人不朽之信仰。河北省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中陪葬玉器甚多，除口中玉唅而外，尚有玉制「蓋眼」、「蓋指」、「塞鼻」等，足見此種信仰之古矣。 雲母當亦求其防濕。《抱朴子·仙藥篇》言云母「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棺中置雲母，定是出於此種想法。《西京雜記》六記周幽王冢「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余深，乃得雲母，深尺余。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異苑》載曹操北征，逾頓升嶺，發看大冢，「有礬石滿堂」。用礬當亦為求乾燥，與用雲母意同。葛洪所謂周幽王冢如可信，則墓中用雲母自西周已然矣。《文物》1979年第3期《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載，東魏高雅屍骨四周滿布雲母片，其薄如紙，形似杏葉。知墓中用雲母之習至南北朝猶存。《晉書》五愍帝建興三年紀，「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惜未詳載墓中所見。此時上距薄後時約五百年。從兩千餘年後馬王堆之例推之，面如生之語當可信也。 （選自《魏晉南北朝史札記》） 附錄一　學術自述 我於1913年1月19日生於青島。原籍安徽東至縣，在北京、天津生長。自八歲起在天津家塾讀書，計十年之久。在這期間，我讀了四書、五經、《古文辭類纂》等，學習寫作古文，對清儒考據著作也有所接觸。塾師中受益最深的是二十四歲來周家、二十八歲即去世的南皮張潞雪先生（張曾敭次子）。在家塾里我還曾先後學習日語和英語。 1930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因專修科不算「正途」出身，1931年秋進入創辦不久的輔仁大學歷史系。輔仁的歷史大師們不擔任一年級的課程，因而次年又轉回燕京大學歷史系，成為二年級的插班生。在燕京大學，我受知於鄧之誠（文如）、洪業（煨蓮）先生。鄧先生學識淵博，口才極佳，他講授魏晉南北朝斷代史，娓娓而談，引人入勝。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就是由鄧先生這門課培養而成的。洪先生教授史學方法（初級和高級），給了我考證和處理史料的嚴格訓練。作為鄧先生課程的學年論文，我在三年級時寫了《魏收之史學》。我畢業論文《大日本史之史學》，則是由洪先生出題並指導的，這是中國學人第一篇全面評價日本重要史學著作的文章。大學畢業時，我被推選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畢業後我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肄業一年，此時曾去清華大學旁聽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課，感到眼前放一異彩，由衷佩服。後由陳先生推薦，我進入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史語所的一年中，我盡情享受了自由自在無拘束地遨遊書海的樂趣。在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先生的指導和薰陶之下，我水到渠成地寫成了幾篇文章。《南朝境內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研究南人北人等各社會階層的政治地位及其消長，以及南朝少數民族問題，採用的視角在當時頗為新鮮。其中某些問題我曾寫信請教陳寅恪先生，他的回信使人深感其思想的敏銳與活躍。《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一文解釋了北朝史上這兩個重要名詞的含義，遂成定論。《論宇文周之種族》是根據傅斯年的啟示寫成的，以後也為學術界所承認。 1939年秋，母校燕京大學推薦我領取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赴美國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後改名東亞語言文化系）學習。燕京給我的任務是研究日本語言文學。我深深服膺陳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學術道路應先具備他的條件，亦以到哈佛有機會學習梵文而私喜。在哈佛大學，我主要受教於葉理綏先生和柯拉克先生。葉理綏先生為俄裔法籍，是明治年間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第一個在國文學科畢業的外國人，後來被譽為「西方日本學之父」。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蘭門的弟子，興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導學生通讀《佛所行贊》、《妙法蓮華經》等為教材。1944年，我以論文《唐代印度來華密宗三僧考》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文包括天竺密教三位大師漢文傳記的英譯，以及腳註和考據性的附錄二十則，因是第一手資料，對西方佛教史學界頗有裨益。論文發表後，當即有哥倫比亞大學漢學家富路特教授致書稱道，一本英文佛教史論著索引也推薦介紹了此文。我在1982年訪美時，幾位青年佛教史學家得知我是「三僧考」一文的作者，便告知曾複印此文以供隨時參考，頗致欽挹。在哈佛讀書期間，我曾擔任美國陸軍特別訓練班的日文助教約兩年。1944年畢業後，又在哈佛大學任日文教員兩年。 1946年夏歸國後，我先在燕京大學國文系任副教授一年，講授高級、初級日語及佛教翻譯文學。1947年起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任課相同。1949年轉任歷史系教授。回憶初回國三四年間，意氣風發，時時思如泉湧，研究精力頗為旺盛。這期間我在魏晉南北朝方面完成了《乞活考》、《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等，佛教史方面寫了《牟子理惑論時代考》（胡適之先生曾致長函反駁此文觀點）、《能仁與仁祠》等，敦煌學方面寫了《雜抄考》，還參加了對「俗講」的討論。解放前夕，我與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馬堅、金克木、王森，清華大學的邵循正，燕京大學的翁獨健等發起組織了東方學會，輪流舉行學術報告，並準備出版刊物。在學會中，我曾做過關於牟子的報告。此時北京高校無人教授日本史，燕京、清華、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課程由我一人承乏包辦。 解放後，我在195l—1952年兼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1952年秋院系調整後，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授。這期間，先後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亞洲史（後改亞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歷年在各校所教課程，有初級及高級日文、佛典翻譯文學、中國通史（宋以前）、魏晉南北朝史、日本史、亞洲史、中國歷史文選等。1986年離休。 解放後一段時間中，和許多單純而正派的知識分子一樣，長期有一種負罪感，其來由不外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留學美國、脫離政治等等；因而自我改造的要求嚴格而迫切，對歷次政治運動，思想上始終感到要緊跟、要革命。五十年代初，北大歷史系學習蘇聯教學計劃，準備開設亞洲史的必修課和建立亞洲史教研室。領導提出要我負責，我覺得責無旁貸，毅然放棄從事多年的中國古代史而承擔下來，著手草擬亞洲史教學大綱，編寫教材，培養青年教師。這時我自己的亞洲史研究重點仍在日本史，以一分為二、合二而一的辯證觀點，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探討，其成果有《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寫於1956年號召「向科學進軍」之時）、《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寫於1962年所謂「回潮」之時）。還有一篇《明治維新前夕的對外關係》，原為1968年紀念維新百年而作，但因「文革」災難未能完稿。這些文章把明治維新的性質確定為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這被中國學界接受為主流觀點，《幾個問題》一文還被日本左派史學家譯成日文發表。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後，我得以把重點放在更感興趣的江戶時期。1990年我出版了《中日文化關係史論》，共收有論文十八篇，除去兩篇關於明治維新的論文外，其餘各篇均為這些年中完成。近年來我致力研究新井白石，並翻譯了他的自傳。 新中國成立後，與亞非各國的友好往來日益頻繁。我廣泛搜集資料，先後寫作了一系列中國與亞非國家關係的文章，並出版了《中朝人民友誼關係與文化交流》、《中國與亞洲各國和平友好的歷史》。這些工作不足以稱研究，但很好地完成了當時的政治任務。 1958年「大躍進」時代曾興起學生自編教材之風，六十年代初周揚同志便採取糾偏措施，成立文科教材辦公室，由武漢大學的吳於廑同志和我共同主編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此書力破「歐洲中心論」觀點，材料具體豐富而確切，觀點不求新奇，採用可信有據的公認結論；增加了大量亞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內容。比起前蘇聯的教材，這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學歷史系教師普遍認為相當合用。 八十年代我還參與主持了兩項工作。一是受周揚同志委託，主編了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我發凡起例，邀約十九位有關專家，分章撰寫了中國與二十二個國家地區的文化交流史。力求以原始史料為基礎，儘量吸收前人成果，重點放在文化的相互交流與促進上，避免只談單方面影響。這是一部對史學工作者和外事工作者都有裨益的參考書。另一項工作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常務副主編孫毓棠逝世後，我接替了有關任務；同時併兼任魏晉南北朝部分的主編，還參加撰寫了「南朝」等條目。中國歷史卷計四百三十萬字，是四十年來中國史研究成果的總檢閱，也是第一部以中國歷史為對象的百科全書。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編寫的七卷本巨著《人類科學文明發展史》，我在1980年應邀擔任其第三卷（公元前七至後七世紀）編委會的委員。與舊版相比，對我所寫日本、朝鮮兩節，國際學界有「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之譽。 解放後我多次到亞、非、歐、美國家訪問。八十年代以前的訪問，著重在文化學術交流名義下發展人民間的友誼；八十年代後則多以交流學術為中心，同時也自然增強了友好關係。1997年2月我應邀赴日，接受大阪府所贈的山片蟠桃獎。這個獎項，是日本方面為介紹和研究日本文化成績卓著的外國學者而設，每年頒予一人，已有十幾人獲獎，但中國人獲得此獎尚屬首次。 在敦煌研究方面，我在解放前的工作多是為發現的個別文獻作跋；八十年代進而接觸了大量新材料，得以對敦煌書儀進行全面研究，這是「敦煌學」中極少有人耕耘的領域。我先後寫作了《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與之二）》、《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俗》、《書儀源流考》、《唐代的書儀與中日文化關係》等，並與趙和平合作出版了《唐五代書儀研究》。這些論著，對於寫本書儀的類型、其所反映的社會文化現象等做了系統論述，填補了「敦煌學」的研究空白。我在日本所做報告，被收入《講座敦煌漢文文獻編》等書中。 少年在家塾讀書時，就最喜讀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王國維的《觀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細密周到。後來遂打算繼承郝懿行《晉宋書故》，著手對魏晉南北朝文獻中的語詞進行研究。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完成了《魏晉南北朝史札記》。《札記》中對大量名物制度進行追根尋源，充分利用了史書、詩文、敦煌寫本、考古報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時或引證西周金文銘文、《儀禮》一類史料與古籍。而且對日本文獻的熟悉也給我頗多助益。例如在「相聞、相知」條中，我不但說明了「相聞」是「通知某某」之意，而且指出此種用法沿襲至唐代並傳入日本，日本古歌集《萬葉集》中專立「相聞」一門，即指相互酬答。 《札記》除疏通語詞本義之外，也盡力「通古今之變」，對諸多歷史表象背後的重大政治線索予以深究。例如「劉義慶傳之『世路艱難』與『不復跨馬』」條，通過兩段話語，揭示了宋文帝時身為宗室的臨川王劉義慶在面臨猜忌和誅殺時力圖免禍之窘境，顯示了「元嘉之治」的光暈之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之尖銳。又如「曹氏司馬氏之鬥爭」、「名教自然『將毋同』思想之演變」、「西晉王朝對待吳人」、「東晉南朝地理形勢與政治」、「東晉以後政權嬗代之特徵」、「王敦、桓溫與南北民族矛盾」、「爾朱世隆傳中所見官制」等條，都包括長篇綜論，對當時政治、軍事、文化、制度發展中的一些重大關節點深入剖析。 《札記》的這些工作，我認為還未能構築巍峨大廈，而只起了加瓦添磚作用；但也掃除了不少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時的「攔路虎」。日本學者川勝義雄1981年1月7日曾來信說：「……諸條中該博之知識與精密之考證，至為嘆服。要之，實痛感我輩外國人終難與本國學者相匹敵耳。」日本學者吉川忠夫稱此書「是卓越見解與淵深廣博知識的精彩結晶，堪以名著相稱。」 八十年代我針對魏晉南北朝史學作了一些探討。解放前我對魏收之史學的研究，雖然細密，但今天我感覺還未超出傳統史學的史例、史法之類衡量標準，是比較死板的一種做法。例如對崔浩「國史獄」這個重大事件，以往未能提出新的看法，視野也比較狹窄。八十年代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深度和廣度都不相同了，進而提出，崔浩所修國史的「備而不典」，如實記錄了拓跋早期失國、亂倫等事，暴露了北魏統治者祖先的羞恥屈辱，是其罹禍的主要原因。我對拓跋氏早期歷史和世系的有關辨析，被譽為「自來曖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謂從此最後解決」。 在討論史學史上的編年體和紀傳體時，我指出最早的歷史記載，大抵都是依年代順序來敘述。中國最早的歷史《春秋》是編年體，晉國、楚國的國史大約與魯國史一樣也是編年體，汲冢發現的魏國國史《紀年》也是編年體。編年體流行了約五百年後，才出現了紀傳體的司馬遷《史記》。西方最早的歷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紀號稱「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順序編寫的。羅馬著名史學家李維的《羅馬史》，更是明確的編年體史書。約在希羅多德之後約六百年，才出現了普魯塔克的列傳體《希臘羅馬名人合傳》。這就顯示，要從人類思想的脈絡和中外史學的比較，認識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階段和意義。 史學的變遷與社會文化政治密切相關，因而我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研究，也不限於史學史本身。魏晉以來王朝更迭多用禪代，政權交接以及其間的政治鬥爭，就直接體現在「國史斷限」這類糾葛之上。西晉編撰國史時，曾有人提出把晉朝歷史斷限上延到曹魏正始元年或嘉平元年，我指出其目的就在於使曹芳被黜、曹髦被害等大事的非正義性有所減輕，以掩飾沖淡禪代過程中的陰謀與暴力；西晉和東晉的史學家，在這個事件上各自顯示了不同面目。 我對南朝、北朝之史學特點加以比較，認為各有異同。南朝史學注重議論的「精意深旨」，看重對歷史發展的洞察能力。如范曄《後漢書》的《黨錮傳序》從春秋以後世風的變化談起，《宦者傳序》從古代寺人制度談起，《儒林傳序》論述了東漢二百年學官發展，《西羌傳論》縱論了東漢以來羌人活動及漢廷遷徙政策的失誤，這都是通過貫通今古、思辨分析而得出的深刻看法。沈約《宋書》和蕭子顯《南齊書》也有同樣風格。而北朝如魏收《魏書》的「序」或「論」，就給人以就事論事、拘泥具體功過得失的感覺，缺乏通觀全局的評論和對變化發展的把握。我進而從更高層次上，就南北文化的總體風貌來分析其南北史學異同的緣由。在文學上，「江左宮商發躍，貴於清綺；河朔詞意貞剛，重乎氣質」；在佛學上，南朝重佛理辨析，北朝重修持實踐；在經學上，也有「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的情況。南朝文化在玄學和佛學的推動促進下，偏重於分析思辨，故與北朝不同。用《論語》之言來概括，就是北方偏於「學而不思」，南朝偏於「思而不學」。這樣，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南北朝史學發展的不同趨勢。 從南北朝史學異同入手，就可以體察到文化是既區分不同層次、類別的，又往往有一種共同的東西貫穿其中。由此我提出，文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文學、藝術、思想等屬於「狹義文化」；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經濟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產工具等，可算「廣義文化」；而在一個民族的各個文化分支中，還可能潛存著一種共同素質，貫穿於各個方面，我名之為「深義文化」。南北史學的異同，與文學、宗教、經學等等的異同密切相關，從而顯示了南北朝文化在格調和風貌上的總體差異，這就證明了「深義文化」的存在。 與之相類，我感到日本與中國的文化差異，也同時體現在「狹義文化」、「廣義文化」和「深義文化」諸多方面。日本文化對自然的親近和敏感，衣食住行上樸素、纖細的特點，重視體現責任與義務的「義理」，包容性、實用主義和善於模仿，以及蘊藏於日本文化深處的「苦澀」、「閒寂」情調等等，都構成了日本獨有的文化特性。這就說明，文化是個整體，各個特點之間的聯繫是非常密切的，離開了哪一方面，都解釋不了這個文化整體。這三個層次由狹而廣、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共同組成一個立體的文化定義和文化類型的分析模式；而「深義文化」，則最終構成了一個民族的靈魂。 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現象時，我發現有些影響在對方國家和民族中生根、發芽、結果，交流的結果長期存在；但也有一些影響在較短期間風靡一時，卻未能生根發芽，不久即成陳跡。為什麼會出現這兩種不同的情況呢？通過對具體例證的研究，我認為這取決於：一、交流的內容本身是否屬於某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中有長遠價值、經得起考驗的精華；二、這種影響是否適應對方國家或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發展的需要。例如日本從七到九世紀盡力仿效唐代典章制度，但進入十世紀后庄園制興起，貴族控制了政權，幕府取代了皇室地位，唐制不再適用，就形成了另一套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而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則不僅影響到了高麗王朝、越南李朝，還影響到了西方文官制度的誕生，這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則顯示了文化交流中存在著相互影響的不平衡現象。印度的佛教文化，影響了中國文化近兩千年，在中國土地上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而印度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殊不顯著。這都值得深思和進一步研究。看來，狹義和廣義的文化是比較容易相互學習、引進的，而深義文化，卻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進。 培養研究生應是一個教授的職責，但我在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的第一位研究生沈仁安同志是由助教轉來，他識見敏銳，理論修養較好，研究的題目是日本現代工人運動，我不能贊一辭。他後來轉而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德川時代，取得很好成績，現在已是將要退休的博士導師。1963年又通過考試招了兩名日本史研究生——葉昌綱、周啟乾。由於1964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和1966年「文革」開始，既沒有課程考試也沒有作論文。其中，周啟乾根據當時中央文件規定的「在職調干研究生原則上一律回原單位」的精神，於1968年回到天津市歷史博物館，次年又隨天津市萬名幹部「轉」為工人，1972年入天津市歷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1981年赴日本一橋大學進修，1987年任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1989至1995年任所長，1999年退休，著有《明治的經濟發展與中國》（日文）、《日俄關係簡史》等，譯有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四卷等，以及論文多篇。葉昌綱考取研究生後開始接觸日本史並學習日語約一年。「文革」開始後，號召研究生揭發導師，葉昌綱農民出身，為人淳樸，積極追隨「老佛爺」把我打倒，後分配至山西大學，未再見過面。 1978年梁效審查結束回系之後，曾招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生。其中一人被派出國後主持百科全書出版社事務；一人原喜音樂，輾轉數年以後終於歸隊成為音樂編輯；另一人出國，除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外，還攻讀商業貿易獲碩士學位，在公司中工作。三人可謂皆得其用，然與魏晉南北朝史無關。另有胡寶國在歷史研究所，郭熹微被分配至宗教研究所，皆喜愛專業，努力奮鬥，成績卓著。 1998年秋，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集》五卷，包括一、魏晉南北朝史論；二、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三、佛教史與敦煌學；四、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五、雜論與雜記。 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史學方面。早年進學，受的是乾嘉樸學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學階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學的訓練；建國以後，進而逐漸樹立了另外兩個觀點：唯物的與辯證的，進入了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階段。我今天的看法是，這三種類型的訓練有一共同之點，即要求歷史必須真實或儘量接近於真實，不可弄虛作假，編造竄改。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成為「後事之師」，起參考、借鑑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歷史最根本的態度和方法只有四個字：實事求是。如何才能實事求是呢？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應當具備鮮明的辯證觀點，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見大；看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看到紛紜錯雜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看到歷史是辯證地發展。如果說五十年來我的學問多少有些進步的話，那就是由於初步建立了這些觀點。 1999年1月12日，由本人口授，閻步克執筆 （原載《郊叟曝言》） 附錄二　怎樣研究魏晉南北朝史 我們偉大祖國的歷史漫長悠久。以封建社會的歷史而言，如採取西周封建論，到1840年就將近三千年；按照戰國封建論，有兩千三百年；即使認為魏晉時期才進入封建社會，也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所以，學術界往往把封建社會的歷史按朝代進行分段研究。這不是尊重什麼王朝體系，而是為了使研究能細緻深入。因為每個時間比較長、比較重要的朝代，它的歷史都各自有其豐富多彩而又不同於其他王朝的內容。等到將來研究工作愈加深入，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和封建社會內部的階段劃分等問題，得出比較一致的看法，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按照封建社會內部的發展規律和階段，劃分歷史時期來進行研究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下限算到589年隋朝滅陳，統一中國，是沒有疑義的。但上限卻有不同看法。有人從184年黃巾起義算起，有人認為應當始於192年董卓之死和曹操鎮壓黃巾軍。我個人以為，196年（建安元年）也許更合適。因為這一年曹操迎漢獻帝建都於許，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漢室名存實亡。魏雖尚未代漢，但正如翦伯贊同志所說：曹操已經「把皇袍當作襯衣穿在裡面」了。如果從196年算起，到589年總共將近四百年，則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長，僅次於綿延四百餘年的兩漢，比起唐、宋、明、清等時期都更為長遠。單從這一點看，魏晉南北朝也是古代史中應當重視的時期。 學習和研究某一時期的歷史，首先要弄清楚時、地、人。時，就是應該知道並且儘可能記住，這一時期中有哪些主要年代。主要年代記牢之後，重大歷史事件的先後次序便有條不紊，瞭然於胸中，進一步分析、研究歷史事實，才有可靠的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中的若干重要年代，如果在頭腦中構成一副框架，形成一個個路標，重大歷史事件便有所歸附。遇到發生在這些路標之間的史事，立即會察覺到，它是在哪些事件之前，哪些事件之後，因而比較容易尋找來龍去脈，當然也就比較容易記住它發生的年代。例如，記住曹操給袁紹以致命打擊的官渡之戰是在公元200年，那麼，八年以後，曹操大軍南下，與孫權劉備所進行的赤壁之戰在208年，就容易記憶了。記住苻堅大敗於東晉的淝水之戰是383年，因而苻秦統治下的北方各族人民紛紛思動，那麼，三年之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自立稱代王在386年，就容易聯想起來。又如，司馬炎代魏，建立晉朝，在265年，這顯然是乘263年滅蜀的餘威而採取的行動；楊堅代周建立隋朝，在581年，而周之滅北齊也只在四年以前的577年，情況與司馬氏代魏很相似。因此，曹魏滅蜀和北周滅齊的兩個年代，可以由司馬氏建晉朝和楊氏建隋朝的年代聯想起來。所謂時，就是從縱的亦即時間方面來建立框架，幫助記憶，理解歷史。 地，是指歷史人物所活動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間方面。對於所研究的時代的疆域四至、行政區劃的沿革等等，都應當有所了解。西漢時，今天江蘇省長江以南和浙江、福建兩省，只設立了一個會稽郡。東漢在長江以南又設立了吳郡，會稽郡仍然包括今天的兩省。經過孫吳和南朝，南方得以開發，經濟大為發展，反映在地理建制上，就是郡縣數目大為增加。魏晉南北朝不是漢唐宋明那樣長期統一的局面，州郡建制和地理沿革特別錯綜複雜。漢代的十三部州到三國時，魏得其九，蜀得其一，吳得其三。西晉時，全國分為十九州，州下有郡和縣。這些都還容易掌握。西晉末年，北方各族紛紛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漢族人民大批向淮南江南流移，形成了一次民族大遷徙。由於流寓到南方的北方人懷念桑梓，同時享有豁免賦役的權利，所以，東晉政權在這些北人所居的南方州郡中，暫時建立了北方州郡名稱。這些虛設的州郡，後來逐漸劃定了實土。劉宋以後，又在地名前冠以南字。如兗州原在山東，在廣陵設置了南兗州；徐州原在蘇北，在丹徒設置了南徐州。雍州原來是關中的地名，南朝卻從荊州分出了雍州，設在襄陽。西晉時司州在洛陽一帶，南朝卻在信陽立司州，所轄河南及湖北的一部分。某些南方原有的州下面，又設有僑郡僑縣。南朝僑州郡縣的設置與分合，錯綜複雜，當時的學者已經說，精於歷算的人都難於搞清楚。北方的情況稍為單純一些，但也有借南方建制之名來稱呼北方土地的。如北魏在河南魯山設置荊州，東魏又在魯山設立廣州之類。與此相關聯，從東晉到陳朝，實行過九次規模和範圍不等的所謂「土斷」，即改變北來僑戶的特殊身份，就地劃歸當地郡縣管理，從而取消其免除賦役的特權，藉以擴大政府的財源和兵源。僑州郡縣與土斷，是南朝歷史上的特殊現象，為此前和此後各歷史時期所無，研究魏晉南北朝史需要注意。 人，是指活躍於當時歷史舞台上的是哪些民族。這個問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突出。中國雖然始終是多民族國家，在封建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中，各少數民族建立獨立的地方政權，如此之多的，卻僅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活躍於這個時期的漢族以外各族，北方塞外過著遊牧生活的，先後有柔然、高車、突厥。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的，有匈奴、羯、氐、羌、鮮卑，即當時所謂「五胡」，加上勗人稱為「六夷」。五涼、四燕、三秦、二趙、成漢、大夏這十六國中，除張氏的前涼、李氏的西涼和馮氏的北燕是漢族外，都是他們所建的地方政權。這些少數民族中，鮮卑所建政權最多。統一北方達百年之久的北魏，就是鮮卑族建立的。鮮卑族在歷史上留下的影響和痕跡，一直存在到唐代。南方的少數民族，一般說有巴、蜀、蠻、僚、奚、俚、楚、越。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的頻繁活動，一系列有關民族的問題成為研究這段歷史必須注意的對象。各民族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漢族與各少數民族之間的鬥爭與融合問題，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而採取的漢化政策或加強胡化政策問題，少數民族統治胡漢人民的各種制度問題，以及魏孝文帝改鮮卑姓為漢姓以及西魏、北周改漢姓為胡姓問題，等等，都是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時必然會觸及到的。 在時、地、人這樣的歷史框架之外，還有類似骨骼的成分，這就是政治、經濟、軍事、社會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問題。政治制度是封建帝王賴以統治和實行剝削的主要制度，體現在封建政權的官制和法制上。漢代選拔官吏，是通過鄉舉里選和辟召察舉方式登用人才。曹魏開創了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作為南北朝特有的登用人才的辦法，持續沿用了三百多年，到隋時才正式廢止。這期間中正的作用頗有變化，逐漸趨於減弱，這是和皇帝與大族之間的權力鬥爭及勢力消長有關的。中央與地方官制，東晉、南朝大抵沿襲魏晉舊制。東晉時，門閥士族擔任高官，掌握實權。南朝的大族雖也擔任高官，而不能從事管理，因而出現一種現象，社會地位低下的人不居高位而實際掌握國家機要。北朝在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以前，實行胡漢糅雜的制度。漢化以後所定官制，更接近於南朝。法制方面，皇帝統治的工具在刑律法典以外，漢代往往以皇帝詔敕形式來頒布行政法規。西晉時開始採用完整的形式，用「令」來表現行政法規，與「律」並稱為「律令」，這種作法一直延續到唐代。 像任何封建王朝一樣，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朝代統治階級內部政治上的矛盾不曾間斷過。如魏末皇室曹氏與司馬氏之爭，西晉八王之亂，東晉皇室司馬氏與大族王氏、桓氏的鬥爭，以及宋、齊、梁、陳王朝禪代的鬥爭。北朝統治階級內部又有胡漢對立的因素，更形複雜。這些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共同之點和不同之點，各次禪代過程中有無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都是值得探討的。東晉渡江以後，民族矛盾居於主要地位，所以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孫恩起義，直到八十年之後才爆發。在北魏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之下，不斷發生以漢族人民為主的暴動和起義。到六世紀初的六鎮大起義，則是鮮卑族下層所發動，並聯合了廣大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大起義，終於覆滅了拓跋氏政權。政治制度的特點與演變，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根源、發展和解決，都是魏晉南北朝政治史上的課題。 經濟和軍事制度方面的資料，魏晉南北朝不如唐宋以後那樣豐富，因而不少問題一時還難於徹底明了。但是，這一時期南方經濟有顯著發展，則是時代的特徵。經濟方面，曹魏的田租戶調製度，北魏的均田制度；軍事方面，曹魏的兵戶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皆前代所未有，是這時期所創始。其中有的成為唐代租稅制和兵制的原型，起了很大作用。我們必須結合這些制度在唐代的發展來進行研究，才能充分估計出這些制度的意義，從而給予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以適當的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社會門閥制度由形成到極盛發展的時期。社會上的不成文法約定俗成，區別士族與庶族，他們之間不通婚姻，甚至不相交往。在擔任的官職，賦役的負擔，刑罰的承受等方面，也有區別。所謂高門士族，一般廣占田園，壟斷山澤，但也不一定儘是富有之家。他們依靠家門的社會地位和文化教養，壟斷某些屬於所謂清官的官位（這個清官是與濁官相對的，和清官海瑞的清官不是一回事）。士族內部有高下不同階層，在南朝，不同階層一般也不通婚。士族中又有不同集團。如南朝士族中有來自北方的僑姓王謝袁蕭諸家，又有江南孫吳以來的土著即吳姓朱張顧陸諸家。北朝有鮮卑貴族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各家，又有中原舊族崔盧李鄭諸姓。其中也有高下之別，如清河崔氏就自以為在博陵崔氏之上。庶族寒門社會地位低下，但不一定都貧窮，也可能經濟上很富有而社會地位仍屬寒庶。這就是封建社會裡封建地主階級內部又有等級的區分。寒庶也分成許多階層，包括依附身份的部曲、雜戶，直到奴隸等等。南朝人喜歡說士庶之別實自天隔。我們只能把士庶之別理解為階層的區別，要經過細緻的研究來劃分當時對立的階級，因為封建社會裡的階級對立是遠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明白單純的。研究魏晉南北朝史，門閥制度與士庶關係是理解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很多問題的關鍵之一。士庶區別與兩者內部的階層，處於人身依附關係的各色人等，門閥制度的起源、發展，南北士族的異同，門閥與皇權的關係等等，都是研究這個時期的歷史必然會遇到的重要問題。 在文化思想方面，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具有燦爛成就的。這個時期不僅出現了不少著名文學家、藝術家，而且出現了評論詩、文、書、畫的著作。殘缺不全的姑且不論，保存完整的就有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羊欣、王僧虔、虞和、蕭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論書法的文章，謝赫的《古畫品錄》、姚最的《續畫品錄》等等。這些著作提出有關文學藝術作品的評論和一些初步形成的理論，說明這時文學藝術的發展達到了較高的階段。史學也有較大發展，修成了不少史書。西晉時期開始改變了漢代把史書附於《春秋》之後的圖書分類法，使史書成為四大部類之一，這種分類法一直沿襲到近代。歷來被人稱讚的前四史中，就有兩部成書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玄學對於漢儒讖緯神學和煩瑣章句之學，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構成中國哲學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章。印度佛經的翻譯，這時進入高潮。小乘和大乘經典都廣泛流傳。不僅過去零碎不全的經、律、論三藏有了完整譯本，而且開始了佛典的結集著錄工作。佛教對中國的思想、文學、藝術，都產生過巨大影響。由於佛教的盛行，反佛教的唯物主義思想，其代表人物如范縝，也在這個時期出現。道教方面，對原始道教進行改造的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也都是南北朝時的人物。至於馬鈞、劉徽、賈思勰、祖沖之等在科學技術上的貢獻，雲岡、龍門的雕刻，各地石窟壁畫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不待列舉。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當然不能忽略這些內容。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十分重要、值得研究的時期。過去往往被目為一團漆黑亂糟糟，顯然是不正確的。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肯定歐洲中世紀巨大進步的名言，其精神恰恰也可以適用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 如果學習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最好先讀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諸老主編的中國通史中的魏晉南北朝部分。然後讀有關這一時期或詳或略的斷代史：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柳春藩《三國史話》、何茲全《魏晉南北朝史略》、程應鏐《南北朝史話》。關於這一時期各方面問題的論著有：陳寅恪《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及續編、何茲全有關魏晉南北朝經濟軍事的論著、繆鉞《讀史存稿》、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等。關於這一時期專門問題的論著，社會經濟方面有：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王伊同《五朝門第》、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韓國磐《南朝經濟試探》、《北朝經濟試探》；民族方面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馬長壽《烏桓與鮮卑》、《北狄與匈奴》；文化思想宗教方面有：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湯用彤及任繼愈《魏晉玄學中的社會政治思想略論》、任繼愈《漢—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陳國符《道教源流考》、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沒有集結的論文，解放以前的可以查《中國史學論文索引》。解放以後，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各種問題的論文，就更多了。有幾種經過編排整理的原始材料：唐長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二冊（魏晉南北朝）、張澤咸及朱大渭《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史料匯編》、歷史研究所《柔然史料輯錄》。如果有志於進一步從事這段歷史的研究，就必須廣泛閱讀掌握原始材料，同時還應當參考國外特別是日本學者的著作，這些就不是本文所能細談的了。 談到史料，我想引用前北大歷史系主任、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同志的話，供青年讀者參考，來結束這篇入門介紹的小文：史料譬如一堆散亂在地上的大錢，必須用一根繩才能把它貫串起來，這根繩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 （原載《文史知識》198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