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十二講 · 【第一講】　論諸葛亮

三國　蜀　持簸箕陶俑 諸葛亮像 千餘年來諸葛亮一直受著封建統治階級的表揚和崇拜，而在人民群眾當中，他同樣得到尊敬。尤其是宋元以後，平話、小說、戲曲都喜取材於三國的故事，諸葛亮被描寫為其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在廣大人民心目中，日益偶像化起來。西南兄弟民族中，也流傳一些關於諸葛亮的故事傳說，對他很是崇敬。真如杜甫所說：「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我們今天研究歷史人物，對他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呢？本文想進行初步分析，對於諸葛亮在歷史上的地位試作估價，以期還他本來面目。所論遠欠成熟，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諸葛亮（181—234）所生的時代是東漢王朝的封建秩序受到打擊的動盪的時代。184年黃巾大起義，太平道徒最多的幽冀青徐荊揚兗豫八州一時並起，殺死地方官吏，威脅了首都洛陽。同時西北西南各地農民也到處起義響應黃巾號召[1]。諸葛亮的家鄉琅邪陽都屬於徐州，正是黃巾勢力所及的地區。起義很快發展，農民軍戰鬥力極強，但戰術不好，被官軍用詭詐計策打敗。然而黃巾餘眾和饑民相結合，到第二年各地又組織起各種名號的農民軍，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帶，東漢政權受到嚴重的震撼和打擊。當時大地主階級，對於農民起義進行殘酷的鎮壓。例如「四世三公」的袁紹，雖和當權的宦官集團有矛盾，在189年大規模誅殺宦官，但黃巾起義要推翻漢政權時，他卻在家鄉汝南郡組織武裝，防止農民進攻。黃巾主力軍消滅後，其他各起義集團也多被袁紹鎮壓。各地方還有些官位並不高，而勢力卻很強大的大地主們，如李乾、許褚、魯肅、甘寧之流，也都聚合宗族，率領僮客，來防禦起義的農民，保衛自己的土地財產。至於中小地主階級的儒生，他們是反對東漢末年外戚宦官擅權的腐化政治的。然而他們的基本利益終究是和統治階級一致的，不但不願意漢政權被推翻，而且怕農民起來之後，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所以還是站在朝廷一邊，為之服務。鎮壓黃巾出力的盧植，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儒生，便是一個好例。諸葛亮的家庭，也是屬於中小地主階級的[2]。諸葛氏先輩作過官，如亮祖先諸葛豐作司隸校尉，亮父諸葛珪作太山郡丞。但這些都不是很高的位置，所以諸葛氏並非像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那樣的世家大族。諸葛家擁有的土地和僮客可能不多，不可能像許褚等人聚族自保，來防護自己的利益。所以諸葛亮的族兄諸葛瑾逃到江東，亮也跟隨從父諸葛玄流亡到荊州，說明他們在本鄉並沒有很堅固的憑藉。諸葛亮雖出身於地主階級，但在早年沒有享受很久安逸的剝削生活。他生於181年，184年黃巾起義，此後八年當中徐兗一帶正是農民起義高漲地區，大約他即在這期間南下。諸葛玄死於197年[3]，諸葛亮到荊州當在197年以前，即十七歲以前。因為在本鄉琅邪已經沒有可依靠的產業，於是隨遇而安，甚至於在襄陽城西的南陽自己「躬耕」。這並不表示諸葛亮和勞動人民怎樣接近，由於他的階級出身和文化教養，他的思想意識仍然是屬於封建地主階級的。他以清高自許，「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正是沒落了的地主階級出身的儒生的想法。農民大起義已經失敗，他可以「苟全」，不必像盧植要去替統治者鎮壓農民。而紛爭著的軍閥，又都意在割據獨立，置漢政權於不顧。為封建正統觀念所支配，忠心於劉氏的諸葛亮顯然是不會和他們合作的。就在這樣情況下，「中山靖王之後」的宗室劉備來找到他。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敗袁紹，孫策死，孫權代領他的部隊。這年諸葛亮只十九歲。207年劉備流亡到襄陽，三顧草廬，諸葛亮年二十六歲。他的隆中建議替劉備分析了曹孫兩家力量，擬訂出東聯孫吳，西據荊益，南和彝越，北抗曹氏的路線策略。劉備採納了他的建議，由一個流亡軍閥而割據一方，建立政權，和魏吳形成鼎立局面。何以會形成這樣的局面呢？益州「民殷國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備入蜀更進一步開發了西南地方。後漢以來南方經濟走著上升的道路，遭到的戰爭破壞較少。孫吳政權也盡力於江東的生產和開發。這就使南方吳蜀兩國的經濟比董卓大肆破壞以後又屢經戰亂的黃河流域要占優勢。加以吳蜀政治上的聯盟，又靠長江天險，所以能抵抗北方。表面上形成三國鼎立局勢，實質上是南北的對峙。這是魏蜀吳三國鼎立數十年的基本原因。當時有遠見的政治家，都看到這一點。例如魯肅初見孫權時，曾說「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又建議孫權「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諸葛亮也根據同樣看法，更具體地分析了曹孫兩家的情況。他說曹操比袁紹名位微而人數少，反能滅袁氏，主要由於「人謀」，這便是指屯田以及破格用人等等行之有效的政策。說孫權「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正是指孫權依靠江北江南的大地主階級，和他們的家兵部曲，建立政權。分析當前情況，再據以推斷未來的發展，對於孫劉聯合後的經濟實力和政治作用都估計到，才能作出隆中的建議。這便是諸葛亮高明的地方，也就是諸葛亮所以成為三國時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當時其他一些為劉備計劃的人，也曾注意到益州。如彭羕就曾「建取益州之策」，不過分析推斷遠不如諸葛亮之具體深入。諸葛亮隆中建議的基本精神是孫劉聯合抗曹，雖然劉備後來一度違背這個精神，但蜀國始終是堅持這個政策的。所以劉備死後，諸葛亮立即「重申吳好」，派鄧芝去見孫權，提出「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我們可以說：蜀國基本政策始終是在諸葛亮隆中建議的精神指導之下的。 三分局面成立以後，諸葛亮的事業和作用可以從兩方面考察。一方面是他在政治上的措施，包括對於曹孫兩方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他對待西南少數族的政策，和對西南地區的作用。先看他的政治措施。諸葛亮輔助劉備統治蜀國，主要是倚靠從荊州帶來的人，即楊戲《季漢輔臣贊》所說：「先主為漢中王，用荊楚宿士。」但也鑒於劉焉劉璋的錯誤。劉焉藉故殺益州豪強王威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劉璋專門信用東州人，不能團結益州土著，以致失敗。所以諸葛亮對於蜀中舊來社會的上層分子，也加意聯絡。廣漢秦宓有才學，劉備占益州後稱病不出，特徵為從事祭酒。梓潼杜微稱聾閉門不出，諸葛亮領益州牧時，「妙簡舊德」，秦宓之外又征杜微為主簿，特別請來用書面談話，對他說：「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都是顯著的例子。但諸葛亮之對待蜀中大族，又和孫權對待吳中大族不同。孫權完全倚靠江東大地主階級，所以對他們一切採取寬容放任政策，彼此矛盾較少。蜀漢統治者內部「荊楚宿士」和土著地主階級之間矛盾便比較顯著。所以諸葛亮說：「蜀士人每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一方面由於益州大姓勢力不如江東大姓之強，另方面也和諸葛亮的政治理想有關。大抵封建社會裡的士大夫們的思想，不可拿「一家之言」來概括。有時早年篤信儒術，晚年又遵奉釋老。有時在政治生活中標榜有利於封建統治的儒家，私人生活中又寄情於放佚的莊老。往往轉移變化，但都反映出他所屬的階級。諸葛亮的思想也是如此。奉漢家為正統，力圖統一，是儒家的思想，和老子的主張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迥乎不同。然而諸葛亮在私人生活方面，又提倡「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4]，卻是道家的主張。在統治國家上，他又是信奉申韓法術的人。例如以申韓管子教導劉禪，主張恢復肉刑[5]。他的辦法是「信賞必罰」，這樣便保證了蜀國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統治階級內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當的益處。和後漢時代的統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語。諸葛亮的留府長史張裔稱讚他「賞不遺遠，罰不附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以後陳壽也說：「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常璩說：「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例如李嚴被劾廢，而毫無怨懟；廖立被免為民，聞亮死而垂泣，都是典型的事例。吏治清明而用人能盡其力，比起劉焉之濫殺人以立威刑，劉璋之愚弱無威，「政令多闕」，諸葛亮的統治自然能得到人民擁護。列寧說：「歷史功績，不是以歷史活動家較之現代的要求還沒有作什麼來判斷的，而是以他們較其先驅者作了什麼新的事情來判斷的。」在這一意義上，諸葛亮的政治措施是應該肯定的。 每當人民大起義之後，封建統治階級受到打擊，吸取了教訓，或多或少地推行一些對人民讓步的政策。曹操的屯田，最初目的是為了充實軍糧來源，但是組織人民從事開荒，恢復生產，客觀上也起了與民休息的作用。諸葛亮的統治，除去「信賞必罰」之外，卻看不出與民休息的意圖。不但如此，在某種程度上，諸葛亮統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負擔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益州邊遠地區雖然得到開發，蜀國的經濟整個講來並未上升，生產並未得到應有的發展。試從人口來看，劉備章武元年（221）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到劉禪炎興元年（263）滅於魏時，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如果這個數目大致可信，四十年中只增加了四萬人，其中可能還包括被征服的落後部族。所以蜀國人口大致並未增加。人口的增加固然不一定表示社會經濟的上升，但人口的停滯卻足以反映社會經濟的停滯。諸葛亮在襄陽時，曾對劉備說益州「民殷國富」。龐統也曾告訴劉備：「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這是當時所公認的。劉焉統治時代，綿竹雒縣等地每畝收稻三十斛甚至五十斛[6]。但諸葛亮治蜀以後，蜀國經濟情況未見更好，反而呈現出後退現象。吳人張儼已指出諸葛亮「空勞師旅，無歲不征」；「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再看諸葛亮自己的話，227年的《出師表》開頭就說天下三分而「益州疲弊」。固然是藉以警戒劉禪，但和魏吳比較，蜀國地域雖小，也不應目為「疲弊」。諸葛亮這樣說，足見益州已經不是「國富民強」局面。在一條教令中，諸葛亮曾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7]公然承認蜀國民貧。蜀錦是漢以來的名產，三國時代魏吳兩國都靠蜀供應[8]。諸葛亮這一道教令是在什麼時期何種情況下所頒發，不得而知。然而假如國家財政完全倚靠蜀錦的貿易，可以想見一般生產是多麼不振了。 封建統治者一切的措施往往都是為了鞏固其統治，諸葛亮當然也不例外。但諸葛亮的鞏固統治本身還有一個更終極的目標，就是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他對於曹魏的歷次戰爭，正是這樣一個政策的延長。對於曹魏政權，諸葛亮一貫採取敵視態度，聯吳目的即是為了抗曹。曹氏從張魯奪得漢中後，一度威脅了益州。219年定軍山戰敗，曹軍撤出漢中，益州穩定下來。但220年曹丕代漢，忠於劉氏的諸葛亮便屢次北伐，去「攘除奸凶」，以圖興復漢室。評價諸葛亮，不能不估計這些北伐中原戰爭的意義和作用。那麼，這些戰爭的意義和作用是什麼呢？我們首先從當時蜀國人民利益來看，北伐戰爭徒然加重蜀人負擔，「受其荒殘」。由「國富民強」淪為「民貧國虛」，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戰爭的頻繁。因為連年出軍，以致「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巴西太守呂在本郡募兵五千人送給諸葛亮，「慰喻檢制」，才勉強使他們不至逃亡。諸葛亮死後，苦於兵事的士兵大都亡命逃走[9]。很顯然，就蜀國人民當前利益而言，諸葛亮進行的戰爭對他們都是無益的。再從三國時代全中國人民長遠利益來看，如果蜀國能夠恢復統一局面，自然比分裂割據有利。但蜀國是否具備統一全國的條件呢？關羽鎮守荊州，進攻曹氏時，曾一度得勝，使曹操有遷都之議。但關羽失敗，孫吳取得荊州之後，無論就經濟實力看，就控制地域大小看，北方都占優勢。蜀國雖然政治清明，但卻是建築在嚴刑峻法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築在與民休息，發展生產，因而繁榮富足的基礎之上的。論統一全國的條件，蜀不如吳，吳不如魏。蜀國各方面都沒有足夠力量可以完成統一事業，北伐的戰爭因而也就失去意義。以上是就客觀效果而言，再看主觀目的。諸葛亮在艱苦困難條件之下，意志堅定地要北向進展，誠如他自己所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所發動的各次戰爭，是為了恢復劉氏政權的封建正統。雖然有時是主動進攻，有時是以攻為守，然而無可爭辯，這些都是不同的封建統治階級集團間的鬥爭。客觀上，也沒有發生有利於人民的效果。封建統治者宣揚正統觀念，同時利用諸葛亮作為榜樣，鼓勵臣下的忠節，諸葛亮的北伐戰爭因而一直被目為正義的戰爭，值得重新考慮。只有唐代呂溫在貞元十四年（798）所作《諸葛武侯廟記》里說：「向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聽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逼從之民聳然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呂溫不囿於傳統，能夠指出諸葛亮北伐是「私於劉氏」，並非為人民，在封建統治階級文人中，是很難得的。至於諸葛亮歷次北伐的戰略，例如不用魏延出子午谷直搗長安之計，而繞道甘肅，三出祁山，務求穩重。正如陳壽所論「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諸葛亮是丁寧周到小心慎重的一流人，所以行軍時「所至營壘井灶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關於武器的製造也加以注意和指示[10]。不過這些對於他的北伐戰爭之評價，並不發生很大作用或影響。 現在再看諸葛亮對待當時西南少數族的政策。在隆中建議劉備取益州時，諸葛亮已經提出「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可見「諸戎」「彝越」的重要性。以益州為根據地，來北向爭中原，便不能不取得他們的合作，使他們不至牽掣後方。正如同孫吳境內之有山越，陸遜曾說：「腹心未平，難以圖遠。」曹操擊烏桓，也是同樣的理由。後漢時代的統治者對於漢人以外的各族如蠻人羌人等，都採用極其殘酷的壓迫手段。諸葛亮所用的方式，比較起來自然是溫和一些。但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時代和階級的限制，要求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諸葛亮對待落後少數族怎樣和平寬大。舊來史家往往依據裴注所引東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誇大了諸葛亮對待落後少數族的和平政策。《漢晉春秋》記載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之後，孟獲投降說：「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於是諸葛亮的軍隊到了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有人勸諸葛亮不要這樣作，他回答說：「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彝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彝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彝漢粗安故耳。」[11]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沿用這段材料，末尾更加誇張地添上兩句：「自是終亮之世，彝不復反。」[12]仔細考察，便可發現《漢晉春秋》的記載不可信，《通鑑》的話尤其不確。 蜀漢的「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實際仍是承繼過去的辦法，平時壓迫榨取，遇到反抗就出兵鎮壓。就在七擒孟獲這一年（225），蜀漢派安南將軍馬忠去攻打越嶲郡（西康西昌縣地）的少數族。先是在223年越嶲的叟族（也稱斯叟）酋長高定元起兵反抗，「破沒郡土」，蜀漢所委派的郡太守只得住在去郡治八百里的地方，遙領而已。馬忠用不正當的手段，「誘殺」了酋長兄弟數人，才把叟族鎮壓下去。後來又徵發各族男女來改築郡城[13]。同時又派李恢進攻建寧郡（雲南曲靖縣地）的各少數族。建寧郡屬縣的各少數族大相糾合，在昆明把李恢的軍隊包圍起來。當時李恢的兵數很少，孤軍深入，又和主力部隊失去聯繫，於是欺騙對方說：「官軍糧盡，打算退還。我也是這地方的人，離家很久。現在既已回來，不願再到北方。我希望跟你們合作，故而以誠相告！」這些老實的少數族聽信李恢的話，放鬆了包圍。結果李恢便乘機突圍出擊，把他們打得大敗。「追奔逐北，南至盤江，東接牂牁」，蜀漢統治者的鎮壓軍隊於是連成一氣了[14]。如果說諸葛亮攻打「南中」[15]的諸少數族以後，不曾留漢人鎮壓，事實上也不如此。《華陽國志》卷四和《蜀志》卷十三諸傳，都清清楚楚記載著，孟獲投降後，派李恢作建寧太守，從建寧越嶲兩郡分出雲南郡，派呂凱為太守。又分建寧牂牁立了個興古郡。派馬忠作牂牁太守。此外還有一個汦降都督，是鎮壓整個「南中」地區的軍事長官，攻打孟獲以前早已設立，孟獲投降後仍然存在，李恢張翼等人相繼擔任。並且「都督常用重人」，就是說，經常用統治集團中的重要人物任都督，以便鎮壓。都督部下自然要配備重兵，才能完成任務，自然不能說是「不留外人」「不留兵」了[16]。 儘管諸葛亮留兵鎮壓，蜀漢政權並沒能夠就此把西南諸少數族的反抗力量壓制下去。根據《蜀志》卷十三《李恢傳》，大軍剛回去，「南中」的被壓迫者就起來反抗，殺害守將。李恢親自帶兵去鎮遏，把各族中的「豪帥」遷徙到成都。從叟族濮族徵發大批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可見李恢大肆屠殺之後，繼之以搜刮剝削。《華陽國志》也說：「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又說：「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從這三段史料短短几十個字的記載中，我們已經充分看出蜀漢統治階級為什麼要去壓迫剝削西南諸部族。除去怕他們牽掣後方之外，更主要的在於財政、軍事各方面還要倚賴他們。汦降都督張翼「持法嚴，不得殊俗和」。233年南中少數族的酋長劉胄起兵反抗，「擾亂諸郡」。馬忠張嶷帶兵鎮壓下去。張嶷並且用武力搶得他們的鹽池、鐵和漆，因而「器用周贍」。接著牂牁興古地方的僚族也起兵，張嶷又帶兵去攻打。諸葛亮死於234年，劉胄等人的武裝反抗在233年，司馬光所謂「終亮之世，彝不復反」顯然是誇張之詞，難以取信。 諸葛亮死後，蜀漢統治者對西南諸族照舊採取高壓政策。《蜀志》卷一一《霍弋傳》記載永昌郡的少數族反抗當地官吏，於是汦降屯副貳都督霍弋領永昌太守，率兵攻打，「斬其豪帥，破壞邑落」。到263年蜀漢快要滅亡的時候，劉禪曾計劃逃入「南中」，譙周阻止他說：「南方遠彝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17]譙周是主張投降的，自然故意慫動劉禪，好讓他不逃走，及早投降曹魏。然而譙周所說「南中」情況一定也不能全無根據。由他的話，就看出蜀漢統治者和境內諸少數族的關係自始至終是一方面壓迫剝削，一方面反抗鬥爭了。 諸葛亮輔佐劉備在四川建立政權，固然倚靠蜀中地主階級，和他們之間又有矛盾存在。《華陽國志》敘述各郡時，經常提到郡里的「大姓」、「冠蓋」、「首族」等，就是指當地的地主階級。其中一定也有一些落後少數族的上層分子，在經濟地位上可以和漢族地主相頡頏，彼此溶成一體。他們大都有自己的武裝——部曲，例如廣漢郡郪縣大姓有高馬兩家，「世掌部曲」。高勝馬秦兩人都因叛蜀被殺。建寧郡大姓毛、李、霍諸家都有部曲，曾驅逐太守朱俊。朱提郡「大姓朱、魯、雷、興、仇、遞、高、李，亦有部曲」。250年涪陵郡大姓徐巨反，鄭芝討平他。當地豪族徐、藺、謝、范五千家被移入蜀。並把他們的部曲分配給督將韓蔣等人，這些人「遂世掌部曲，為大姓」。在和蜀漢政權鬥爭過程中，地主集團往往聯合廣大被壓迫的西南各族下層分子，來反抗劉家的統治。223年益州郡大姓雍闓起兵，殺了太守，把蜀漢再派來的太守縛送給孫吳。為了爭取益州郡的廣大諸族和自己合作，雍闓派地主集團里另一個大姓的代表孟獲去向叟族宣傳煽動，說官府要向他們徵發「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瑪瑙？〕三斗；斷木構三丈者三千枚」。這些都是叟族不能找到的東西，如「斷木」至高只能長到二丈。叟族相信孟獲的話，便擁護雍闓反抗劉氏。孟獲鼓動之所以成功，當然還由於平時官府對各族的壓迫榨取。225年諸葛亮進軍「南中」，雍闓被部下所殺，孟獲代替他繼續反抗。孟獲的投降，標誌了蜀漢政權對於西南漢族和非漢族地主集團和對於起來反抗的西南各部族下層分子的雙重勝利。 諸葛亮怎樣來鞏固在「南中」的勝利呢？他首先把西南諸族中強悍善戰的「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遷移入蜀，編成五部「所當無前」的軍隊。後來北伐時，王平所統「五部」，大約就是這一支少數族組成的隊伍。至於其中下層分子裡一些羸弱的人，則分配給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等家作部曲。這樣既滿足了漢族和非漢族地主們的要求，又間接地控制了整個作為榨取壓迫對象的西南各少數族，而羸弱的部曲是不會使地主集團再構成強有力的反抗力量的。此外還有一些「剛很」的「惡彝」，「不賓大姓富豪」，也就是說不肯來作部曲。於是蜀漢政權鼓勵大姓，「勸令出金帛」，招徠他們。募得部曲多的大姓並可世襲官爵。有些落後少數族因「貪貨物」，陸續出來服屬於大姓，成了部曲。大姓富豪為了多募部曲，而得官爵，因此大大地消耗了他們的財富，減少了對於劉氏政權的威脅。「南中」的大姓富豪被網羅到統治集團里來，如孟獲作到御史中丞，建寧的爨習作到領軍，朱提的孟琰作到輔漢將軍[18]。經過這一系列的措施，蜀漢政權在「南中」各少數族地區的統治便鞏固下來，「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諸葛亮可以安心去北爭中原了[19]。 從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認識到，諸葛亮對待西南諸少數族的政策也是他所擬定蜀漢立國全部政策中的一部分。鎮壓「南中」為的是穩定後方，獲得人力財力，進行北伐。比起後漢時代的統治者，如巴蜀漢中地方長官之對待板楯蠻[20]，是要緩和得多。主要還是由於他的信賞必罰，政治清明，吏不容奸，不允許隨意貪贓枉法。但不能因此而忘記諸葛亮的封建統治者地位及其種種限制，對他的民族政策作過分的誇張和過高的估計。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略，蜀漢在西南建立政權，諸葛亮之進軍「南中」，對於這個地區諸少數族也發生良好作用。《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說汶山郡（四川理縣地）寒冷不宜五穀，唯種麥，盛夏凝凍不釋，「故彝人冬則避寒入蜀，庸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為常」。和漢族先進文化的接觸，對於落後部族地區生產的發展自然有刺激和推進的作用。《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又記諸葛亮給當地諸部族「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彝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彝，彝甚重之，許致生口」。雖然這種圖譜的目的還是想通過藝術形式和宗教信仰，來麻醉這些少數族，使其易於服貼受制，好來獻金寶，送牛酒生口。然而對於落後少數族文化上的開發，也有一定影響。到今天西南兄弟民族中，對諸葛亮始終崇敬，還把許多事物的起源歸功於他的介紹，也不為無因了。 以上就具體史料，推論諸葛亮各方面事業的意義和作用。總結一句話，就是他得到一些「不虞之譽」，在歷史上的地位是被誇大、被抬高了。那麼，如何被誇大、被抬高起來的呢？諸葛亮在當時蜀國統治者中，威望比起劉禪、蔣琬等人要高。而內政方面賞罰公平這一點，確比同時的其他兩國和蜀國以前的統治者如劉焉、劉璋的統治，要博得人民的愛戴。因而死後「百姓巷祭，戎彝野祀」。263年蜀亡國以後，三萬家被遷徙到東方和關中。蜀人在北方征服者政權統治下，不免追思諸葛亮的施政。到268年王富起兵反抗晉朝，還因貌似亮子諸葛瞻而假借名義。文立也建議晉朝量才敘用諸葛亮等人子孫，「以慰巴蜀之心」。從此諸葛亮在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便固定下來。後代的統治階級所以推崇諸葛亮，是因為他替封建統治者盡力，可以作為範例，以鼓勵對一姓一家的忠節。尤其南宋以後，在偏安局面之下，朱熹《通鑑綱目》尊蜀為正統，於是三國紛爭中的正義便屬於劉備方面，而鞠躬盡瘁地服務於正統皇朝的諸葛亮，地位自然更加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常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左右，所以正統觀念在人民群眾當中也有一定影響。但廣大人民對於諸葛亮的崇拜，主要並非由於他是扶劉抗曹的忠臣，而是把他作為智慧的典型和結晶來看待的。諸葛亮善於兵法，又「長於巧思」，戲曲小說因而渲染成為足智多謀的人。例如元人雜劇《兩軍師隔江鬥智》，全劇中心在於描寫諸葛亮和周瑜計謀上的競爭，看不出任何「正閏」的觀點和尊蜀抑吳的思想。只有收尾諸葛亮唱「他本是漢皇帝室親支派，少不得將吳魏並作了劉家世界。顯得俺臥龍的諸葛十分能，笑殺那短命的周瑜剛則一時歹」，稍一接觸到劉家正統的思想，基本上全劇還是以諸葛亮比周瑜更有智慧作為主題。羅貫中《三國演義》原本中，正統思想表現得也很少很輕微[21]。我們今天接受文學遺產時，應該注意歷代人民文學為什麼選擇諸葛亮作為聰明人的典型，以及這個典型的發展的影響。而研究歷史，評價人物時，又應該把有關諸葛亮的傳說和由於作為文學的典型在人民當中造成的影響，從歷史事實區別開來；把封建統治階級對他的看法和人民群眾對他的看法區別開來。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就確實可信的資料，從人民的立場，來估計諸葛亮的歷史地位，庶幾逐漸能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定論。希望這篇短文成為這一討論的開端。 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增訂寫成，記於北京大學 （原載《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 附：白羽扇 《晉書》卷六八《顧榮傳》，「榮麾以羽扇，其〔指陳敏〕眾潰散」。此事又見卷一〇〇《陳敏傳》，作白羽扇。《北堂書鈔》一三四引《晉中興書》雲，「於是榮等並登岸上，以白羽扇麾之，敏眾皆潰散」。《通鑑》八六永嘉元年系此事於二月，則羽扇非為取涼矣。裴啟《語林》（《太平御覽》七七四車部三引）言諸葛亮軍於渭濱，「乘輿葛巾，將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是諸葛亮亦用毛扇指揮，然亮卒於渭南在八月，正用毛扇之時。軍中所用蓋即夏日之羽扇（後世每稱諸葛亮羽扇綸巾，而《語林》本作葛巾。《廣雅·釋器》，「綸，綬也」。曹憲《博雅音》，「綸，古頑反」。《經典釋文》、《廣韻》刪韻並同。《爾雅·釋草》，「綸似綸」。郝懿行《義疏》雲，「《御覽》引吳普《本草》雲，綸布一名昆布。《別錄》：昆布。陶注云，今惟出高麗，繩把索之如卷麻，作黃黑色，柔韌可食。按：今登萊出者正如此。其可食者乃是海帶，非昆布也。《釋文》綸古頑反。綸昆聲近，故以昆布為綸」。郎瑛《七修類稿》十謂綸字此音始於皮日休詩云雲，蓋不可信）。梁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云，「可憐白羽扇，卻暑復來氛。終無顧庶子，誰為一揮軍」（《全梁詩》二）。顧榮曾任太子中庶子，故詩中云爾。《陳書》一《高祖紀》所載策文雲，「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才，兇徒粉潰」。其語不似援引顧榮事之典故，蓋確用白羽扇為指揮軍事戰鬥之標誌。《北齊書》一二二《陸法和傳》記其與任約作戰，亦有「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一語，《北史》八九本傳作白羽扇。蕭繹《金樓子》序「而候騎交馳，仍麾白羽之扇；兵車未息，還控蒼兕之軍」。其別荊州吏民詩亦云，「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魏書》七十《傅永傳》載永敗齊將裴叔業於豫州，「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通鑑》一四一亦記此事，繫於建武四年十二月。則扇亦非用於取涼，而是軍中指揮所用也。《魏書》一〇三《高車傳》載魏拜伊匐為高車王，伊匐遣使「朝貢」，乞賜各物中，有「傘扇各一枚」。扇蓋即象徵大將指揮權力之白羽扇，故特從魏乞求也。漢武氏前石室畫象有人手持形似羽扇之物，旁題齊將。瞿中溶釋為節。林已奈夫氏謂節有眊三重，柄亦較長。此當是妶，乃用於指揮者，見《漢代之文物·武器旌旗篇》。疑瞿氏林氏說皆未確。應是指揮戰鬥之白羽扇，其俗自後漢已然。 程大昌《演繁露》八羽扇條引《語林》及《晉書》此傳，謂「是皆特持羽扇，以自表異，而令軍眾瞻求易見也」。關於羽扇形制，程氏又雲，「晉中興征說曰，舊羽扇翮用十毛，王敦始省改，止用八毛，其羽翮損少，故飛翥不終，此其兆也。據此語以求其制度，則是取鳥羽之白者插扇柄中，全而用之，不細析也。今道家繪天仙象中，有秉執羽扇者，皆排列全翮，以致其用，則制可想矣」。《梁書》一二《韋睿傳》敘鍾離之役，「睿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其如意亦用白色，蓋猶白羽毛扇之易於識別也。 日本古代兩軍對陣時，大將手執以指麾進退者，有所謂「軍配團扇」，系鐵、皮革或紙制葫蘆形，下附鐵柄，上塗以漆，用泥金繪有日月星辰等。又有所謂「軍扇」，系鐵骨紅色紙摺扇，兩面分繪日月形。唯未有用白羽扇者耳。 （選自《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 * * * [1]184年涼州黃巾攻入四川，見《華陽國志》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 [2]《蜀志》卷十《李嚴傳》注引亮答嚴書說：「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這是諸葛亮自己謙遜的話。是指他的才能而言，不是指經濟上或社會上的地位。例如姜維是個「布衣」，而《蜀志》十四本傳載諸葛亮的話稱他為「涼州上士」，也與經濟上或社會上地位無關。 [3]據《蜀志》卷五亮傳注引《獻帝春秋》，其中所記諸葛玄事跡和陳壽所記有出入。 [4]《太平御覽》卷四五九《人事部》一百鑑戒條諸葛亮誡子語。 [5]《蜀志》卷二《先主傳》注引敕後主詔及羅泌《路史》注。 [6]《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7]《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二錦條。 [8]同上錦條引《丹陽記》：「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 [9]《蜀志》卷九《呂傳》。 [10]《太平御覽》卷七六三《器物部》八有一條載諸葛亮關於作部製造刀斧的指示。 [11]《蜀志》卷五亮傳注引。 [12]《通鑑》卷七〇黃初六年。 [13]《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14]《蜀志》卷十三《李恢傳》。 [15]「南中」七郡是益州（雲南晉寧縣地，不是指四川而言的益州）、永昌（雲南保山縣地）、牂牁（貴州遵義以南一帶地方）、越嶲、朱提（四川宜賓縣地）和分出來的興古、雲南。 [16]以上論述主要是依據陳壽《三國志》和常璩《華陽國志》，證明習鑿齒《漢晉春秋》記載的不確。常璩和習鑿齒都是四世紀中葉時人，但常璩是蜀人，他關於蜀漢的記載自應比較可信。裴松之在《魏志》卷二八《王凌傳》注徵引《漢晉春秋》以後，加以案語云：「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獨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表示他對《漢晉春秋》某些記載的懷疑。《蜀志》卷九《董允傳》裴注注意到習氏所著《漢晉春秋》和《襄陽記》兩書記述之自相衝突，下斷語說：「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由此看來，我們信賴陳壽和常璩的資料，拿它來訂正習鑿齒的記載，應該是較合於「去偽存真」的甄別方法的。 [17]《蜀志》卷十二《譙周傳》。 [18]此節主要依據《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的資料，略加詮釋推論。 [19]張澍《諸葛忠武侯故事》卷四所引《邊防記》、《述異錄》、《滇記》等書，記載諸葛亮控制西南諸部族的各種手段，如所謂「窮彝法」，以及一些使彝人「終歲勤勞，弗獲閒居思叛」，「號令群彝使其不敢與漢人為伍」的辦法。大都系後代傳說，附會到諸葛亮身上。然而也反映出封建統治階級控制彝人的毒惡方法。 [20]《華陽國志》卷一《巴志》。 [21]參看人民文學出版社編《文學書刊介紹》1954年第1期《記〈三國演義〉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