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 第三節 農學與醫藥學

《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是我國現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農書，東魏時傑出的農業科學家賈思勰著。思勰為山東益都人，做過高陽太守。這部書寫成於公元534—544年之間[1]。 《齊民要術》全書一共十卷，近十一萬字，「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道，靡不畢書」（《自序》）。賈思勰在這部書里，比較系統地總結了公元6世紀以前黃河中下游地區勞動人民的農業和畜牧業等的生產經驗。他「采捃經傳，爰及歌謠[2]，詢之老成，驗之行事」，整理了一百五六十種古書里的農業知識，又汲取了農民的生產經驗，並且在自己的生產實踐里證明和豐富了這些經驗和知識。 《齊民要術》非常重視耕作時的土壤燥濕和耙勞的保墒作用。它在《耕田篇》里說：「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為佳。若水旱不調，寧燥不濕。」自注云：「燥耕雖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數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帶雨鋤地），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等待土地乾燥發白時）速楱之（趕快用鐵齒耙耙松），亦無傷；否則大惡也。」同篇又說：「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犁欲廉（密的意思），勞（摩田器如無齒耙之類）欲再。」自注云：「犁廉耕細，牛復不疲，再勞地熟，旱亦保澤也。」根據今天的科學分析，為了要達到秋耕地表面疏鬆的覆蓋層保存水分的目的，決不能使用有齒耙來破壞土壤結構，而應該使用無齒耙，儘量保持水分不太快的蒸發，以期收到「旱亦保澤」的效果。《齊民要術》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已經摸索到這一規律，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齊民要術》還非常重視作物的輪栽。它主張不要在同一塊土地上連年種植同一種作物，因為這樣容易引起礦物質養分的損耗和病蟲害的蔓延。這比以前提倡的休耕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如它說：「谷田必須歲易」（《種穀篇》）；「稻無所緣，唯歲易為良」（《水稻篇》）；「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田欲歲易」（《種麻篇》）。並在《種麻篇》的自注中說：「故墟亦良；有點葉夭折之患，不任作布也。」意思是說在同一塊土地上連栽，容易引起病蟲害。它又說： 凡谷田，綠豆、小豆底為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豆為下。（《種穀篇》） 凡黍穄地，新開荒為上，大豆底為次，谷底為下。（《黍穄篇》） 〔種瓜〕良田，小豆底佳，黍底次之。（《種瓜篇》） 小豆大率用麥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須留去歲谷下以擬之。（《小豆篇》） 以上指出了大部分作物，連栽不如輪栽，非豆科作物的前作物，一般以豆科作物為適宜。對於輪栽的重要性，可以說已有了深刻的認識。 關於施肥，《齊民要術》不但提出要應用有機肥（主要是糞），而且注意到糞有生熟之分，強調應用熟糞。《種麻篇》里說：「地薄者糞之。」自注云：「糞宜熟；無熟糞者，用小豆底亦得。」除了人糞以外，它也重視廄肥的利用。《雜說篇》說：「凡田地中有良有薄者，即須加糞糞之。其踏糞法：凡人家秋收治田後，場上所有穰（禾莖）、谷（糠）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腳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積之。還依前布之，經宿即堆聚。計經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車糞。至十二月、正月之間，即載糞糞地。」這種堆積起來的廄肥，成為糞田的最好肥料。除了人糞、廄肥以外，在當時蠶絲業廣泛發展的情況下，蠶矢也被作為重要肥料之一。 《齊民要術》還特彆強調綠肥的作用。《耕田篇》說：「秋耕，掩青（將青草翻入地里）者為上」。「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撒播）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犁翻到地里悶殺它們）。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種葵篇》也說：「若糞不可得者，五六月中（稠密）種綠豆，至七月八月，犁掩殺之。如以糞糞田，則良美與糞不殊，又省功力。」因為綠肥中豆科植物能增加土壤中氮化物，所以他更為重視。 《齊民要術》非常重視選種的工作，它認為種子必須純淨。《收種篇》說：「種雜者，禾則早晚不均，舂復減而難熟，糶賣以雜糅見疵，炊爨失生熟之節，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它講到選種的方法：「粟、黍、穄、粱、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劁刈高懸之」，作為種子。選出的種子，到春天播種在特設的留種田裡，準備下年大量播種。對留種田裡的種子，還要常常加以鋤治，使它不生稗子，生長得更好。種子收穫後脫粒時，打穀場要打掃乾淨，不使它和別的穀物混淆。《收種篇》又指出種子要單獨窖藏並且隨即用禾藁遮蓋窖口。「不爾，必有為雜之患」。儘量避免所收種子同其他穀物混雜，以保證種子的純淨。最後，在播種之前的二十餘天，還要採用水選法，剔去秕粒，然後曬乾下種。 《齊民要術》所記的播種方法，是多種多樣的，隨作物的種類而異。它把各種作物的播種期，一般分成為三個階段——上時、中時、下時。如《黍稷篇》說：「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小豆篇》說：「夏至後十日種者為上時，初伏斷手為中時，中伏斷手為下時，中伏以後則晚矣。」《種麻篇》對播種期的重要性，尤為強調。它說：「夏至前十日為上時，〔夏〕至日為中時，〔夏〕至後十日為下時。」自注云：「諺曰：『夏至後，不沒狗。』……又諺曰：『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假。』言及澤急。……夏至後者，匪唯淺短，皮亦輕薄，此亦趨時，不可失也。父子之間，尚不相假借，而況他人者也？」這一段話充分表示了賈思勰對適時播種強調到何等重視程度。 《齊民要術》認為播種必須結合雨澤，但雨後播種，也還需要看雨水量多少而靈活處理。它在《種穀篇》里說：「凡種穀，雨後為佳。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生。」自注云：「小雨不接濕，無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濕輾，則令苗瘦。若盛者，先鋤一遍，然後納種，乃佳也。」這是說小雨之後，可以趁地濕時下種；大雨以後，雜草萌生，索性等待乾燥一下，重新鋤一道，然後再下種。 賈思勰在《齊民要術》里，對播種量和播種期的關係，也講得很詳細。《大豆篇》說：「歲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稍晚稍加種子。地不求熟。」這裡不但掌握了遲播應該增加播種量這一正確原則，而且又指出遲播大豆，土壤不能太肥（即地不求熟），太肥的土壤，容易使豆葉滋長，成熟推遲。 《齊民要術》十分強調播種要疏密得宜。它說如果播種疏密失宜，不但會影響產量，而且也還影響質量。《種麻篇》說：「良田一畝，用子三升，薄田二升。」自注云：「 （密）則細而不長，稀則粗而皮惡。」所以疏密之間的距離，要恰到好處。賈思勰一方面主張在播種時，下種的種子應該多於生長的種子幾倍。到了出苗以後，他主張採用間苗法，使株與株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引用漢初劉章《耕田歌》「深耕種，立苗欲疏」，來說明播種時，要種得密；立苗時，要留得稀。他還指出過分密植的壞處，所謂「苗穗不成」（《粱秫篇》自注）。同時他還主張在空白缺苗處，採用補苗的辦法，所謂「稀豁之處，鋤而補之」（《種穀篇》）；並自注云：「用功蓋不足言，利益動能百倍。」 《齊民要術》對中耕除草培土工作，也極其重視。如《種穀篇》說：「苗出壟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自注云：「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實多，糠薄米息。」所謂「地熟」，是指土壤肥力的增加；「實多」，是指產量高；「糠薄米息」，是指粟米的殼薄顆子多。這種「鋤不厭數」的方法，在北方乾燥的氣候條件下，是完全有必要來這樣做的。《大小麥篇》也說：「正月、三月，勞而鋤之。三月、四月，鋒而更鋤。」自注云：「鋤麥倍收，皮薄面多，而鋒勞鋤各得再遍為良也。」總之，它對鋤勞是非常重視的，認為鋤勞適時，可以提高單位面積的收穫量。 賈思勰很重視保墒工作。認為北方氣候比較乾燥，對雨雪的保存特別重要。他在《耕田篇》和《大小麥篇》里都引用了《勝之書》中保墒的辦法，如說：「冬雨雪止，以物輒蘭麥上，掩其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則麥耐寒多實。」（《大小麥篇》）在《旱稻篇》里他還指出：「每經一雨，輒欲杷（耙）勞。」使水分不致散失。他在《種瓜篇》里也說：「冬月大雪時，速併力堆雪於坑上，為大堆。至春草生，瓜亦生莖葉，肥茂異於常者，且常有潤澤，旱亦無害。」 《齊民要術》在講到栽培水稻的時候，強調「曝根令堅」這一工序。《水稻篇》說：「稻苗漸長，復須薅（拔草）；薅訖，決去水，曝根令堅。量時水旱而溉之。將熟，又去水。」這段記載，說明南北朝時期栽培水稻，不是長期浸水，而是時排時灌的。所謂「曝根令堅」，實際就是烤田的具體內容。 《齊民要術》在防霜凍方面，介紹了熏煙防凍法。《栽樹篇》說：「凡五果，花成時遭霜，則無子。常預於園中，往往貯惡草、生糞。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沒有光焰的火），少得煙氣，則免於霜矣。」這是指果樹而言，實際上適用於一切農作物。近世所用熏煙防凍法，我國勞動人民在一千四百年前與自然氣象作鬥爭時，已經廣泛地應用了。 《齊民要術》在樹木栽植方面，也總結出當時勞動人民的豐富經驗。首先，那時已經廣泛應用苗圃育苗的方法了。對有些樹木，它還說明為什麼要先在苗圃培育幾年後才能移栽的原因。如《種榆白楊篇》自注云：「初生即移者喜曲，故須叢林長之，三年乃移種。」槐樹種子應當和麻子一起下種，它說：「槐子……種麻時和麻子撒之。當年之中，即與麻齊。麻熟刈去，獨留槐。……明年，地令熟，還於槐下種麻。」自注云：「脅槐令長。」這樣就使新長的槐樹「亭亭條直，千百若一。若隨宜取栽，匪直長遲，樹亦曲惡」（《槐柳楸梓梧柞篇》）。楮也要和麻一起種，因為楮怕凍死，所以「秋冬仍留麻勿刈，為楮作暖」（《種穀楮篇》）。這種其他作物和麻合種的方法，有四個優點：一，利用閒地；二，使麻迫使樹苗向上生長；三，借麻力量排除雜草；四，利用麻保護樹木過冬。 在果樹的種植方面，如種栗樹是「栗種而不栽。栗初熟出谷，即於屋裡埋著濕土中。至春二月，悉芽生，出而種之」（《種栗篇》）。種桃樹是桃子「熟時，合肉全埋糞地中。至春既生，移栽實地」（《種桃柰篇》）。種梨樹是「梨熟時，全埋之。經年，至春地釋（解凍），分栽之；多著熟糞及水」（《插梨法》）。這些都是結合各種果樹的特性來進行培育的，因此不能強求一致。 《齊民要術》根據果樹不同的品種性能，提出採用扦插（即埋枝）的方法，可以使果樹提前結實。《種李篇》云：「李欲栽（即扦插）。李性堅，實（結果）晚，五歲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歲便結子也。」對於楊樹、柳樹，它也主張用扦插法來蕃殖。除了扦插法以外，還認為如果採用嫁接法——「插」法，可以使某些果樹提早結實。《插梨篇》云：「插者彌疾。插法用棠、杜，杜如臂已上皆任插。」嫁接梨樹之所以採用棠樹或杜樹做砧木，這是因為棠、杜和梨是同屬的植物；但也可以用棗、石榴、桑樹來作砧木，那就不是同科的植物了。賈思勰在《插梨篇》里，還細緻地介紹嫁接的方法和應該注意的事項，尤其強調利用高大砧木，使嫁接上去的梨樹能迅速地長成大樹。他還特地指出：「凡插梨：園中者，用旁枝；庭前者，中心。用根帶小枝，樹形可憘，五年方結子；鳩腳老枝，三年即結子而樹丑。」據現代農藝學家研究，果樹較低部位和較高部位，對於結果子的準備程度不同，賈思勰的說法，完全符合這個原理。而且近根的小枝是發育枝，生長勢強，容易整枝而培養成可愛的樹形；鳩腳老枝是短果枝，生長慢，不容易整枝，所以樹形醜陋。賈思勰的說法也符合植物生長規律的[3]。 在畜牧飼養方面，賈思勰重視了選種、品種改良和畜牧的繁殖及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他不厭其詳地收集了醫獸疫病的醫方，同時還記載了閹割牛羊豬的方法。考慮到動物的繁殖，他還詳細地介紹了乳製品酥、酪的製作法，以及鉸毛、制氈的各種方法。 《齊民要術》還用了不少篇幅來介紹釀酒的方法和製造醬、醋、豉、菹（泡菜）、餳（糖稀）等的方法。 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雖也引用了如《雜五行書》、《師曠占》、《玄中記》一類帶有迷信成分的書籍，可是他自己卻並不完全相信。例如他在《種穀篇》引了《勝之書》里的「小豆忌卯，稻麻忌辰……凡九穀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等語以後，自注說：「《史記》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止可知其梗概，不可委曲從之。諺曰：『以時及澤為上策』也。」顯然他認為不必對禁忌顧慮太多，還是根據適當的時期和土壤的燥濕程度來播種，最為上策。 《齊民要術》是繼西漢勝之所著《勝之書》之後的一部農學名著，它的出現，說明自東漢以來的五百多年間，我國北方勞動人民始終堅持著和自然界作鬥爭，並且在生產戰線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種勝利，是在當時各族人民互相學習、互相交流生產經驗的條件下獲得的。《齊民要術》總結出來的極為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和技術知識，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重視。一千四百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在農業科學上已經有了這樣卓越的成就，這是十分可貴的。 醫學與藥物學方面的重要成就　張機（約公元150—219年），字仲景，東漢末年南陽人，靈帝時嘗舉孝廉，其後官至長沙太守。建安時代（公元196—219年），瘟疫流行，仲景在其醫學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文中稱：「余家屬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而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傷寒卒（雜）病論集序》）這十六卷《傷寒雜病論》後來經晉王叔和編次，就成為現存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二書。 張仲景在《傷寒論》中，繼承了《內經》、《素問》的六經分證方法，把疾病分為三陽（太陽、陽明、少陽）和三陰（太陰、少陰、厥陰）六大類型。一般抗病力強，病勢抗奮者，稱為三陽之病；抗病力弱，病勢虛弱的，稱為三陰病。每一種類型都具有它們的基本特徵，但病情是在不斷發展和轉變的，因此需要根據病情變化來處理治療。他在這樣基礎上，提出他的治療方法來。他認為治療方法，不外汗、下（瀉）、灸幾種，但進行治療，卻需要恰到好處。他說：「不須汗而強汗之者，出其津液，枯竭而死；須汗而不與汗之者，使諸毛空閉塞，令人悶絕而死。又須下而不與下之者，使人心內懊惱，脹滿煩亂浮腫而死；不須下而強與下之者，令人開腸洞泄不禁而死。又不須灸而強與之灸者，令人火邪入腸，干錯五藏，重加其煩而死；須灸而不與灸之者，使冷結重凝，久而彌固，氣上衝心，無地消散，病篤而死。」（《醫心方·治病大體篇》引張仲景語）總之，他認為病情是變化起伏的，必須尋找到它的規律，然後辨證施治。 《金匱要略》一書的卷帙雖然沒有《傷寒論》那麼多，但其中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等，內容也極其豐富。張仲景在《金匱要略》里，認為致病原因，不外三條，所謂「千般災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凡詳之，病由都盡」。第一類是由內因引起的；第二類是由外因引發的；第三類是因意外的傷害所致。對於內因引起的疾病，防治的方法是，「人能養慎，不令邪風乾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腑臟，即醫治之」。對於外因引發的疾病，防治的方法是，人的「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類似氣功療法）、針灸、膏摩（包括運動、按摩、洗澡等），勿令九竅閉塞」。對於意外的傷害，要儘量加以避免並注意克制自己。這樣就可以保持身體健康。 張仲景一方面反對人沒有病胡亂吃藥。他說：「人體和平，唯好自將艱，勿妄服藥。藥勢偏有所助，則令人藏氣不平，易受外患；唯斷谷者，可恆將藥耳。」（《醫心方·服藥節度篇》引《養生要集》引張仲景語）另一方面他認為如果人真的病了，就應該趕快服藥。他說：「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金匱要略》）這是說疾病一經拖延，就會變成痼疾，很難治好。 作為一位卓越的醫學家，張仲景醫道高明，能兼用多種技術治療疾病。《金匱要略》就記載了使用人工呼吸來急救病人的方法：「救自縊死……徐徐抱解，不得截繩，上下安被臥之，一人以腳踏其兩肩，……一人以手按據胸上數動之，一人摩拌臂脛屈伸之。若已僵，但漸漸強屈之，並按其腹，如此一炊頃。氣從口出，呼息眼開，而猶引按莫置，亦勿苦勞之。」他還告誡人們注意飲食衛生，如說：「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金匱要略》）在藥物的應用方面，如用白虎湯（由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四味組成）治療乙型腦炎，白頭翁湯（由白頭翁、黃連、黃柏、秦皮四味組成）治療急性細菌性痢疾，麻黃湯（由麻黃、桂枝、杏仁、甘草四味組成）治療外感風寒等症，都有顯著的效果。 由於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的局限，在張仲景的著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糟粕，如勸人不要吃燕肉，說吃了「入水為蛟龍所吞」，「六甲日勿食鱗甲之物」，「父母本命肉（如肖牛、肖豬）食之，令人神魂不安」（《金匱要略》）之類。這些迷信和不科學的東西，是應該加以排除的。 華佗，一名，字元化，沛國譙（今安徽亳州）人。他曾遊學徐州，通曉醫理，在今安徽、江蘇、山東、河南一帶行醫。曹操常患偏頭風病，請他去做侍醫，他不願意為曹操一人服務，結果被曹操殺了。 華佗在當時是一位傑出的醫生，精通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和針灸科，尤其擅長外科，後世稱他為外科鼻祖。相傳他發明一種麻醉藥，叫做「麻沸散」，「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一月之間即平復矣」（《三國志·魏志·華佗傳》）。我們知道要施行這種外科手術，第一要懂得人體解剖，第二要有可靠的麻醉劑，第三要消毒工作做得好，華佗在這三方面可能都做到了，才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有一次，彭城夫人的手在晚上給毒蠍咬了，很是痛苦。華佗叫她用暖酒來熱敷，到第二天早晨，疼痛已止，腫也消了。熱敷的應用，可以說是華佗的發明。 華佗很重視平日的運動與鍛煉，對他的學生吳普說過：「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不過度）。動搖則谷氣得消（腸胃容易消化），血脈流通，病不得生。」（《三國志·魏志·華佗傳》）「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醫心方》卷27引《華佗別傳》）他創造了一套醫療體操，「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就是模仿這五種動物的動作姿態，可以使全身各個關節和肌肉都得到舒展，「沾濡汗出」，「身體輕便，腹中欲食」。吳普照這個方法堅持鍛煉，後來活到九十多歲，還是「耳目聰明，齒牙完堅」（《三國志·魏志·華佗傳》）。 華佗的學生，出名的有三人。一個就是吳普，著有《吳普本草》；一個叫李當之，著有《藥錄》；還有一個是善於針灸的樊阿。吳、李兩人在藥物學方面作出一定的貢獻，他們的原著雖然散失了，但有一小部分還保存在《政和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中。 王熙，字叔和，西晉太醫令，著《脈經》十卷。《脈經》總結了西晉以前的脈學經驗，詳細辨析了三部九候及二十四種脈象，並論述了臟腑各種疾病的診斷方法，為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王叔和除了撰寫《脈經》以外，還對張仲景的《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做了細緻的整理工作。 皇甫謐（公元215—282年），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市西北）人，後徙新安（今河南澠池）。因家道貧寒，他邊耕邊讀，勤學苦練，成為史學專家，著有《帝王世紀》、《年曆》、《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玄晏春秋》等書。中年患風痹疾，半身不遂，乃悉心研究醫學，精通針灸術。他根據《素問》、《針經》和《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結合自己取得的經驗，撰成《針灸甲乙經》十二卷。書中敘述了人體的生理結構和病理變化，厘定了腧穴的總數和部位，詳盡地介紹了針灸的操作方法，和應該注意的禁忌。它既然說明了針灸療法的效驗；而又慎重地指出人體的有些穴位，是不能下針刺的，如「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刺中肝，五日死」；「刺中脾，十五日死」；「刺中腎，三日死」；「刺中膽，一日半死」，刺壞大血脈，「血出不止死」。《針灸甲乙經》是我國針灸學的重要著作，對於後世針灸療法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後來這部書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在國際醫學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東晉的葛洪，是道教理論家、煉丹術家，同時也是醫學家，他對醫學的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著作有《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卒救方》三卷。葛洪採錄張仲景、華佗各家的驗方，集為《金匱藥方》百卷。以後感到《金匱藥方》卷帙繁重，「非有力不能盡寫」。同時各家所著的備急方，又「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因此他住到交、廣以後，就編寫這樣一部簡易的方書——《肘後卒救方》。書里記載的方藥，「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他又認為針灸科灸易針難，「自非究習醫方，素識明堂流注（人體生理結構和穴位）者，則身中榮衛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針以治之哉？」所以葛洪在《肘後卒救方》中，只講灸的操作方法而沒有介紹針的操作方法，因為「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葛洪《肘後卒救方》序），不比針那樣容易發生醫療事故。成書後因卷帙不多，攜帶便利，可以隨身掛在肘後，故以取名「肘後方」。書中備列急性傳染病、各臟器急慢性病、外科、兒科、皮膚科、眼科以及六畜病的治療方藥。對每種疾病，都講到病源、病狀、治法和藥方。由於藥方從「便」、「廉」、「驗」三方面著眼，因此這部書流行很廣。 葛洪在《肘後方》中，對結核性傳染病，已有了深切的認識。他把傳染病叫做「屍注」、「鬼注病」。他說：「其病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約使人寒熱、淋瀝、沉沉、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於死。死後復傳之旁人，乃至滅門。」他對結核性傳染病的症狀和傳染情況的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在《肘後方》里，葛洪還介紹了天花的症狀，他稱之為「虜瘡」。他說：「比歲有病天行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即療，劇者數日必死。療得差後，瘡瘢紫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也。世人云，以建武中（公元317年）於南陽擊虜所得，仍呼為虜瘡」（《外台秘要》卷3引《肘後方》）。這是中國關於天花的最早記載。在藥物的應用方面，葛洪也經常用常山來治療瘧疾，用黃連來治療痢疾，用麻黃來治療咳嗽和哮喘，用昆布、海藻來治療甲狀腺腫大，用大黃來作瀉劑，用松節油來醫關節炎，用雄黃、艾來作消毒劑，都收到顯著的醫療效果。不過葛洪的方書，也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樣，裡面摻雜有許多迷信和不科學的東西，那些糟粕部分，是應該加以剔除的。 南齊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龔慶宣整理出《劉涓子鬼遺方》五卷。這是一部較早的外科學方書，書里收集了很多有關癰、疽、金創方面的藥方，對當時外科治療，起了一定作用。書里對癰、疽兩大證狀的鑑別和診斷，有較為詳盡的論述。它對於辨別癰的有無膿和手術地位，也有詳細的記載。它說：「癰大堅者，未有膿，半堅薄半有膿，當上薄者都有膿，便可破之。所破之法，應在下逆上破之，令膿得易出。……膿泄，去熱氣，不爾長速，速即不良。」這一部書到今天還完整地保存下來，它是研究中國古代外科學的重要參考著作。 葛洪的《肘後卒救方》，原本有八十六方。到了南齊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陶弘景認為這部書已經流傳了一百多年，有不少新的驗方可以補充。於是他把葛洪的八十六方刪並為七十九方，另外又採集補闕，增添了二十二方，合為一百零一方，並重新加以編次，改名為《肘後百一方》。《肘後方》經過陶弘景的補充以後，在民間廣泛流傳，其影響更大了。 陶弘景除了增訂《肘後方》以外，在藥物學方面，又撰成《本草經集注》七卷，這書亦稱為《名醫別錄》。原來從漢代就流傳著一部《神農本草經》，因為這部書中有後漢的地名，所以許多人懷疑是張仲景、華佗等人所編錄的。到了華佗的弟子「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故陶弘景加以整理。他把《神農本草經》原來著錄的藥品三百六十五種，詳細地加以訂正，另外增收魏晉間名醫所用新藥三百六十五種，合成七百三十種，訂為七卷。《本草經》是用朱筆來書寫的；《本草經集注》是用墨筆來書寫的。他把七百三十種藥分為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等七大類，這種分類方法，對後來修撰的藥典有深遠影響。 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里，在每一種藥品之下，還指出藥物的療效和它採集的季節、產地等等。他還考訂了古今藥用的度量衡，並且規定了湯、酒、膏藥及丸散的製造常規，這在中國古代藥劑學上具有重要意義。陶弘景又著有《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隋志》著錄，惜已亡失。 陶弘景既是一位藥物學家，也是一位醫學家。他平日常對人說：同時治兩個患同一種疾病的人（如都是肺癆病），也應該根據他們各人的工作性質、生活條件、鄉土習俗以及各人的情緒好壞等等，分別處理。所以他說：「復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不同。褚澄（南齊名醫）療寡婦尼僧，異乎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卷1引）可見他觀察人的疾病，是非常細緻深入的。 [1]　《齊民要術·種穀篇》自注稱：「西兗州刺史劉仁之，老成懿德，謂予言曰：『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試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劉仁之據《魏書》列傳載，出帝初（公元532—534年）為著作郎，兼中書令；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卒。則思勰成書，當在公元534—544年之間。 [2]　《齊民要術》中所採用的歌謠、諺語，有三十多條，都是極好的經驗總結。如關於黍穄的收割時期，引諺曰，「穄青喉，黍折頭」（《黍穄篇》自注），謂穄當在穗基部和稈相接的地方還沒有完全褪色以前收割，黍當在穗子完全成熟到彎下頭來的時候才收割。如關於種黍的時期，引諺曰，「椹（桑椹）厘厘，種黍時」（《黍穄篇》自注），謂桑椹成熟，正是種黍的季節。如關於耕作，引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耕田篇》自注），謂翻耕不摩，簡直是闖禍。如說明鋤地要及時，引諺曰，「鋤頭三寸澤」（《雜說篇》），謂多鋤一次地，猶如多下一次雨。如強調雨水對麻的重要性，引諺曰「夏至後，不沒狗」，「但雨多，沒橐駝」（《種麻篇》），謂夏至後種麻，不易長大，連狗也遮蔽不住；只要雨水多，麻會長到遮得住駱駝。又如說小麥要種在低地，引歌謠曰，「高田種小麥，不成穗（有氣無力不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大小麥篇》），用男兒作客他鄉，形象地來比喻高田種小麥。這些都是用一兩句話或諺語、歌謠，概括出人民在和大自然作鬥爭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 [3]　參考萬國鼎教授著《論＜齊民要術＞——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農書》，載《歷史研究》1956年第1期；石聲漢教授著《從＜齊民要術＞看中國古代的農業科學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