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 · 解說
氣賀澤保規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徵
由東漢末黃巾起義（184年）開始，到六世紀後半期隋統一中國為止，前後四百年間的分裂、動亂、混亂的時代，就是本書所對應的時代。
這一時代由黃巾起義開始，這場起義從根本上動搖了兩漢加起來有四百年的漢帝國的根基。帝國的基礎嚴重扭曲而崩潰之後，出現了魏的曹操、吳的孫權、蜀的劉備三方鼎立的局面，迎來了從漢朝長期統治下解脫出來的第一階段，「三國」的時代。
提到「三國」，我們應馬上想到個性分明的英雄與奸惡之徒激烈鬥爭的那個世界吧。那是一個由專行破壞和殺戮的董卓，足智多謀、忠心耿耿的諸葛孔明等人物構成的世界。但不能忘記的是，我們這些想像的一大部分來源於十四世紀後半期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也就是小說。正史《三國志》是以曹魏為主軸，用更簡潔的筆致來描寫其時代的。
不過小說也不是完全脫離歷史，其中的確有令後人震撼的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作為時代的引領者，他們的共通點是在沒有可遵循的既定模式也無法預見將來的情況下，選擇憑藉自己的力量勇往直前。他們很多是出身地方的豪族和軍人。
在三國之後，是由魏的權臣司馬懿後代所建立的西晉。西晉所形成的統一沒有維持很久，時代的鐘擺向著分裂、離心的方向大力擺去。在八王之亂和之後的永嘉之亂中，真正興起的是北方非漢族勢力，他們為中國史加入前所未有的新鮮血液。
中國因此首次出現了民族大移動。漢族成群從北方移居到南邊的長江流域。民族移動不限於中國，還蔓延到朝鮮半島，乃至日本列島。可以說，東亞各民族的地域分布的大框架大致在此時定下。在東亞整體發生大震動的四世紀，西方亦出現同樣的狀況，那就是日耳曼民族的大移動，歐洲從此進入中世封建社會。那麼東亞的情況又如何呢？這先暫且不說。
如此一來，引領魏晉南北朝的時代走向的各位主角全都登場了，一是豪族，二是北方各族。而兩者互相糾纏，雖然分立在南北和東西，但卻共同採用了貴族制。貴族制的框架是形成政治等級制度的原理，同時亦成為聯結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紐帶，也是一種文化的象徵。各民族統治者置身這樣的體制之中，意識到與漢族在政治上、精神上都處於同一層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貴族制是時代所要求的必然形態，也是時代發展的歸宿。
二、魏晉南北朝的定位──內藤湖南和京都學派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漢族、其他民族之間的融合和合作未有一個結果，要到後來形成統一國家的隋唐時代才顯現出效果。在隋唐時代帶有濃厚貴族制色彩的官僚機構中，漢族、其他民族的人才會聚一堂，孕育出了覆蓋東亞諸國的優越文化及廣泛權力。
隋唐帝國具備貴族的氣質和國際性、開放性，在中國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但這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有之前的魏晉南北朝做鋪墊。因此，由魏晉到隋唐的發展，可視為同一進程的前半段與後半段。
而最先將魏晉到隋唐作為一個統一時代區分出來並給予其歷史地位的，是內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年）。
根據內藤的說法，之前的歷史是漢族及其文化經過形成、發展、擴大，達到秦漢統一國家這個高峰的過程，即是由內到外的發展過程。然而漢的長期統一，令體制、社會、學問都變得僵化，漸漸失去活力。用內藤的說法是「自我中毒」。可以說，這個曾經占有優勢，以其繁華為傲的政權、民族，它和它的文化已經是強弩之末。而改變時代的動力，則是從內部破殼而出的新興勢力，以及由外而來的完全不同的勢力。不必說，這兩者分別就是魏晉以來引領政治的豪族和五胡。
內藤於是認為，漢和魏晉之間存在大的斷裂，前者是「上古」，後者是「中古」。這也可以替換成「古代」和「中世」。中古是到唐代為止，經過唐末五代的過渡期，從十世紀後半期的宋代開始，則進入與唐代情況大異的「近世」。「近世」的特徵包括君主獨裁及支撐這體制的科舉制、新興的士人階層（讀書人，關注社會和文化）和庶民階層的興起。
內藤想法的基礎仍是西洋史的三分法，但他並沒有將中國史的發展視作與西洋同質同樣，倒不如說，他用三分法探索中國歷史，是要刻畫出其獨特的樣態和發展的情況。內藤將自己的見解在京都大學的課堂上公開出來，宮崎市定（1901——1995年）等眾多後繼者又對其增補、整理，以至於其學派之名在學界中固定下來。
所謂京都學派的根底，是將人類各種活動和生活方式的總體當成文化問題來把握，並在其上歸納出一個時代的本質和特性，也就是解讀時代之相。因此，各時代中人的思考和感性層次的想法特別受重視。時代的劃分與這做學問的方法是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正因如此，這種方法並不擅長連續地、系統性地解構歷史世界，因此戰後作為文化史觀受到嚴厲批判。
三、對京都學派的批判及其後
最初向京都學派開火的是前田直典（1915——1949年，著有《東亞古代的終結》）。前田的批判主要分兩點：一是根據以生產力發展為基礎的社會構造變化，亦即以古代奴隸制、中世封建制（農奴制）、近代（近世）資本制的各階段來看中國史，會有什麼結果？第二點是，中國史不是孤立發展的，若把它放在東亞整體的相互關係之中來看將如何？京都學派對這兩點都不關心。
在此基礎上前田自有結論：中國古代的終結必然是在九世紀前後的唐末。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京都學派在論述漢和魏晉之間有多少本質差異時含混不明，倒不如說如果著眼於奴隸（奴婢）作為生產的主力這一點的話，則由漢到唐可視為一個連貫的時代。而且，縱觀整個東亞的古代終結，朝鮮半島是在十二世紀中葉（高麗中期）進入中世，日本差不多也是同時進入中世，則中國歷史的轉換若在與之相近的九世紀，應該會比年代相差甚遠的三世紀更容易讓人接受。
前田早早病死，但他提起的問題為西島定生和堀敏一等人所繼承，他們主要是東京大學的年輕學者（歷史學研究會1950年度大會報告《國家權力的各段落》、西島的《中國古代社會構造特質相關的問題點──兼論中國史時代劃分論爭》）。另外，這些學說整體上受到了東大教授加藤繁（1880——1946年，著有《中國經濟史概說》）的影響。他們多在《歷史學研究》展開討論，一般稱歷研派，又可稱東京學派。這樣，戰後對中國史時代劃分的論爭在加入了新舊兩代對歷史的認識、東大對戰京大等因素之後由此展開。
回到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定位問題上。根據歷研派的說法，魏晉南北朝大抵是繼漢代之後的奴隸制時代，但這與貴族勢力的興起和五胡的遷移造成新時代來臨的印象相去頗遠。在豪族莊園擔任生產主力、隸屬於豪族的私有民，又或存在於豪族周邊、人數呈壓倒性優勢的小農階層，是否都可劃為奴隸？當然奴隸（奴婢）是有很多，但他們真的是農業生產的主力嗎？人們自然會產生這種種疑問。
對於這些疑問，西島他們給出定義，即到唐代均田制的階段為止，皇帝一直能對其治下人民進行個別人身支配① ，這才是奴隸制的形態。換成一種複雜的說法，這是一個專制君主（despot）使整個群體隸屬於自己的奴隸制或者國家奴隸制，也就是說，這是一種關聯到總體制奴隸制理論的看法。
但這種公式，可以適用到什麼地步呢？京都學派的谷川道雄認為時代主軸應在豪族和地域小農這裡，兩者的關係不是單向的上下關係，其中有相互依存結合展現出主體人格的一面，這亦值得注意。（《中國中世社會及共同體》）谷川和本書作者之一的川勝義雄（1922——1984年）等人用豪族共同體來概括這種狀態，不必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和之前的奴隸關係完全不同的社會狀態。
以上我們主要介紹了日本學界對中國史的時代劃分論爭，想必大家已經了解，圍繞著魏晉南北朝究竟屬於中世還是古代的問題，學界曾出現過極為嚴峻的意見對立。這論爭在之後逐漸弱化，至少在今日，幾乎已看不到從奴隸制生產形態來分析這個時代（到唐代為止）的本質的見解。反倒是研究者已切實感受到，這個時代的生產力因華北旱地耕法的成熟和普及，以及江南水稻技術的改善大增，因此負責生產的小農民的社會地位是相當高的。
而且墳墓發掘等考古學的成果，亦反映出這時代豐富多彩的一面。墓中埋葬有陶瓷器、人俑、日用品，又或裝飾著壁畫和墓志銘。另外這時代亦留下很多和佛教有關的石窟和佛像。以這些文物古蹟為線索，將目光轉向當時的文化和生活，窺看其內部世界，則明顯可見其水平之高，遠非同時期的朝鮮和日本可比。若認為朝鮮半島、日本是古代社會，那麼中國也應與之符合，則只是偷換邏輯、本末倒置。
四、前田直典對「全民皆兵」理論的批判和兵制研究
前田直典提到在東亞世界的關係中思考中國史的地位，但隨著日本史和朝鮮史研究的進展，出現了將兩國中世的開始時間一併提早的傾向。比如，日本史是以十一世紀後半期的院政期或之前的武士登場期為中世開端，朝鮮史是以七世紀後半期的新羅統一或十世紀的高麗成立為中世開端。所以，前田這個規定東亞古代終結的嘗試算是失敗了，但他提出將東亞納入視野之中，可謂今日盛行的東亞論的先驅。
思考之下，魏晉南北朝時期其實是東亞世界形成的重要時期。最初漢的統治及其文化擴及周邊地方，結果促使了周邊各民族的自覺。其後以三國之後中國內部的分裂和混亂，以及五胡在北方活動為開端，各民族開始真正的獨立，這種變動波及了整個東亞。經此階段，各民族的大致結構已經定型，也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也是在這個時代，各民族開始意識到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係所能發揮的作用。
其典型是邪馬台國的卑彌呼向魏遣使，獲得「親魏倭王」之號，以及倭五王頻向南朝宋遣使之事。也即是說，連大海對岸遙遠的日本列島都知道大陸的動靜，敏感地做出反應，邁入了古代王權的形成期。這情況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以至越南都能看到。更甚者，近年人們還關注到同時期的其他小民族（部族）的動向，以及因此產生的新的相互關係。隋唐時東亞世界的成立，必須經過魏晉南北朝這個時期。
有關前田對京都學派的批判，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繼承內藤之說的宮崎市定認為魏晉以後有一種中世的特徵，就是「全民皆兵主義」（《東洋的素樸主義民族和文明主義社會》）。前田指出秦漢時代的徵兵制也是全民皆兵，不能以此論斷魏晉為中國之中世。全民皆兵可以設想成士兵和農民一體，即全體農民都負擔兵役，如果如宮崎所說，反而可以證明前田之說（認為到唐代為止是古代）是正確的。
宮崎後來在別處主張北方的遊牧社會是徵兵制，在其影響之下，中國的中世也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徵兵制度，但並沒有明確發表反對前田的意見。或者更為準確地說，他忽視了前田所說的一半內容。筆者認為，這裡面有京都學派論點的一個弱點。在分裂、動亂和戰爭相繼的魏晉南北朝，軍事和兵力才是決定時代走向的關鍵因素，比什麼都重要，士兵作為影響時代命運的一方，他們的存在勢必關係到社會之根本。就如日本的中世以武士登場為特色，只有中國的中世能夠構築起與之對應的獨特的士兵、兵制理論，這種中世說才具有說服力。
包括宮崎在內，日本人對魏晉南北朝兵制的理解，大概都始於濱口重國（1901——1980年）的研究（《秦漢隋唐史研究》）。濱口的理論是這樣的：漢代施行兵民一致的兵制，魏晉以後兵戶（軍戶）製成立，分成了專門負責軍事的兵戶和一般農民的民戶（編戶），但從六世紀後半期到唐中葉為止，又變成了兵民一致的府兵制。濱口理論的核心是，古代人民平時為農、戰時為兵的兵民（兵農）一致的兵制才是確保低價獲得優質兵源的理想機制，府兵制則是將這種理想制度化並使其穩固下來。所以，魏晉時代普遍的兵農分離只是反映特殊時代狀況的暫時的制度，處在一個過渡的位置，最後還是要回歸為兵民一致。
只要以濱口之說為前提，即便要展開獨特的中世理論，最終也勢必會陷入自我矛盾。前田正是敏感地察覺到了這點。這樣反思之下，魏晉以後兵戶制的出現是時代必然的結果。如果將豪族和北方民族的興起當成時代的變化，則應有與之對應的兵制變化。當時出現了專門的士兵，各地則形成了軍團（軍府），府兵制就是以這些地方軍團為基礎，吸納北方民族的部族兵編成國家軍隊。因此，府兵制的出現並不否定魏晉以來的兵制。
而且到了府兵制階段，不論是在制度方面還是實際情況中，士兵（府兵）並不和一般農民處於同一位置。在社會上士兵的地位也較高，開始逐漸受到優待。只有像這樣將士兵與農民劃分開，才能確保國家軍隊的紀律性和專業性，或者說是積極性，一律徵發農民服兵役就無法指望獲得優秀兵力。分裂的魏晉南北朝和統一的隋唐時代的兵制，其實可以看成一直是兵民分離的狀態。這樣就站在了和從前完全相反的角度思考士兵和兵制，將魏晉以後當作與漢代不同的中世階段的看法也變得越發穩固了。宮崎所提的全民皆兵，需要再檢討。
五、本書的新鮮之處及其意義
以上所言稍見艱深，最後筆者想將話題轉回本書。
筆者記得最初讀到本書，是在京都大學讀本科高年級的時候。在此之前中央公論社還刊行了系列著作《日本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這些書因其平易的文風、豐富而有趣的內容，加上嶄新的視野，極受好評而銷量甚佳。歷史系列書籍受到這樣的關注，前所未有。在脫離艱辛度日的戰後復興期、邁向經濟成長期之時，日本人將目光轉向了本國和世界的歷史，這恐怕與他們想確認自己的位置，並且有此閒暇這樣思考不無關係吧。
受這一成功的刺激，各出版社都開始編纂自己的歷史書系列，其中之一就是人物往來社的《東洋歷史》十三卷（這次被收入中公文庫的《中國文明的歷史》）。在眾多企劃之中，本套叢書將中國的歷史最早編成一系列，這就值得特書一筆。這雖然是人物往來社這家與東洋史關係淡薄的出版社的計劃，但有機會系統地展示京都學派的立場，想必宮崎市定和貝冢茂樹（1904——1984年）等人定然已是熱情高漲。
當時在我們的研究室，預先訂購整套會有打折的優惠。筆者沒有忘記那時的情景，研究室的黑板上貼著訂購單，曾是貧困學生的筆者每次都會在上面寫下自己的名字。而在收到書後，大家都會在短時間內讀完，被縱橫開闊的中國歷史的世界所撼動，亦為執筆者深厚的學識所傾倒。當時本人尚年輕，都能在字裡行間感受到諸位執筆者全力以赴的精神，其中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書《魏晉南北朝》。筆者想來，自己在日後以魏晉到隋唐，即所謂中國中世為研究對象，正是源於此書。
本書對筆者而言，到現在仍是重要的參考書，原因在於其新穎之處。一般的概說書和通史，都先敘述整體的時代背景，然後記述政治的演變和制度的框架。本書固然亦循此例，但書中極力用平易的寫法表述生硬的史實和避免冗贅，這樣的功夫隨處可見。同時，行文還儘量將當時那些人物形象生動地展現在人們眼前，透過他們呈現出當時真實的社會狀態。
要看魏晉時代的人物，五世紀前半期成書的《世說新語》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其中有德行、品藻、儉嗇、汰侈等分類，描寫出人物頗具個性的一面。本書巧妙地加入這些人物的逸事，使這個時代的形象變得更加飽滿，比如說鬥富的石崇、王愷、王濟，以及理直氣壯表達自己想法的王戎之妻和許允之妻所代表的魏晉女性等。透過這些人物的群像，可以看到這一時期與被禮教（儒家）觀念束縛的漢代有本質上的差異，讀者能夠直接感受到新時代的氣息。這種手法遠遠比用言語說明事情的狀況和本質更為有力。
筆者認為，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的時代特徵，莫過於由佛、道所代表的宗教的存在。佛教在公元前後傳入並且在漢族中傳播，受其影響初期道教成立。正是在被稱為中世的這個時代，經歷了這些階段的宗教調整了其內部狀態，深深地俘獲了人們的內心，受到了眾人信仰。這與宗教性沒有浮現於表面的漢代有著很大的差異。而這之後則是脫離印度、中亞的外來佛教的階段，中國將外來宗教充分咀嚼、再次構建，進入了漢譯佛典的時代。不要忘記，中國人經歷了漫長歲月才將外來佛教轉化成自己的東西，而我們日本佛教也曾受其恩惠。
佛教和道教是這個時代重要的特色，但關於這個時代的宗教研究，很長時間都沒有成為中心。這方面到今日也沒有多大改變，今日的主流仍是制度史、政治史、社會經濟史等。不過，本書卻將中國乃至印度納入其視野，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了佛教的發展。在這類中國史的概說中花這樣的篇幅敘述宗教，筆者未見來者。筆者要坦白，筆者是因本書而了解早期中國佛教的傳入情況和發展概要的。本書展示出佛教所占的重要地位，嘗試去貼近這一時代的特質，這方面顯示出了作者的遠見卓識，是值得高度評價的。
最後惶恐地提一下私事。本書的各位作者，筆者幾乎都認識，也受過其中幾位老師的耳提面命。其中川勝義雄是筆者入學以來的指導教授，筆者最受其薰陶。本書刊行當時，川勝老師剛好在翻譯收入築摩書房的「世界文學大系」中的《世說新語》，時常對我們講到其中內容的新鮮有趣之處。《世說新語》的翻譯在此之後接連完成了，我們是否可以推測，正是川勝等人首次從正面對其評價，認為這本書並不只是傳聞逸事，而將其加入史料之中的呢？此外，川勝老師還論及六朝貴族制的發展，並意識到這可能與封建領主制相關聯。也就是說，他同時考慮到了中國史的獨特性和中國史在世界史上所處的位置。這種治學態度筆者一直銘記在心。
另外還有一位森鹿三先生（1906——1980年），筆者最初在佛教大學任職時，曾有幸與其在東洋史研究室共事。雖然說是同事，但他已是聞名的大學者，筆者則是初出茅廬。森先生的研究興趣廣泛，包括對《水經注》等歷史地理、本草學、法制史和律令的研究。現在盛行的漢簡研究，作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共同研究，亦是森先生著先鞭的。森先生是酒豪，而且健談，其飲酒方式很是豪放，飲酒越多話題越不受拘束，場面越熱烈。在這些話題之中，亦有本書所提到的卑彌呼和邪馬台國等日本古代史的問題，森先生每每會談到一些確實可信的獨到見解，令筆者受益頗深。這些都和在京都市四條通② 霓虹大街上巧妙地避開人群，走進小巷酒館的森先生的背影一樣令人懷念。
不論如何，本書到今日仍經得起學界的考驗，也具備值得廣大讀者閱讀的意義和趣味性。近年魏晉南北朝的研究中，年輕一輩更傾向於不囿於既有的框架和問題意識，而從多角度靈活地構思、自由地論述。筆者確信本書亦能不負這些後進的期望。
（氣賀澤保規 明治大學教授）
① 西島定生提出皇帝對人民建立「個別人身支配」觀點，所謂「個別人身支配」，指的是國家對人民一個一個進行直接的人身支配。——編注
② 「通」在日語中指大道，四條通是京都市繁華的大街。——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