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發現的自我 · 第一章　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困境

未來是什麼樣？人類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由古至今，程度各異。縱觀歷史，在經歷肉體疼痛、政治不興、經濟萎靡和精神困頓時，人類尤為焦灼地寄希望於未來，各種無妄的猜測、烏托邦的思想以及有關災禍的預言四處流傳。例如基督紀元之初奧古斯都時代的千禧傳說，伴隨著第一個千禧年的結束，西方精神世界發生重大改變。而今，第二個千禧年將至，人類再次陷入宇宙毀滅的精神恐慌。以「鐵幕」演說為標誌，人類被分裂成兩大陣營，這種分裂意味著什麼？氫彈爆炸，整個歐洲的精神和道德被國家專制主義的陰影籠罩，人類的文明和自身發展將面臨著怎樣的前景？ 我們絕不能輕視這種威脅。西方世界少數顛覆分子無處不在，在人道主義和正義感的庇護下，傳播煽動性思想。只有整個社會形成一股具有高度智慧的且堅不可摧的人類力量才能與之對抗。然而，這種力量的凝結不容樂觀。因國情不同，國家差異巨大。很多地區取決於公共教育的程度，政治因素和經濟情況也會對其產生劇烈的影響。以公民投票來說，能達到40%的選票就已經很樂觀了。然而悲觀的是，人類不善於理性和批判性反思，甚至常顯猶豫不決和變化無常。通常來說，政治團體越大，情況越是如此。大的團體碾壓個體身上還倖存的洞察和思考，這就勢必導致教條主義和獨裁暴政，即使立憲國家也不能避免。 只要人類的情緒在既定情境下不超過某種臨界點，理性的爭辯仍可進行並有望取得成功。而如果情緒一旦升溫，超過臨界點，理性的作用就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口號和虛幻。也就是說，一種集體思潮會產生，從而迅速發展成一種精神流行病。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被理性法則僅僅容忍為反社會的因素都會浮出水面。這類個體，在監獄和瘋人院裡絕不是異類。據我估計，有一例顯性精神病患，就有至少十例隱性病患，他們的病情雖然很少會公開爆發，但他們的想法和行為，儘管表面上看起來很正常，卻都不自覺地受到病態和反常的影響。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們沒有關於隱性精神病患發病率的醫學統計。然而，值得重視的是，即使隱性病患對顯性病患(和顯性罪犯)的比例不到一比十，他們只代表較小比例的人口數，但他們的危險性卻異常的高。他們的精神處於一種集體興奮狀態，受情感判斷和幻想的支配。在「集體所有」的精神狀態下，他們順應自如，如魚得水。他們從自身的經驗中掌握了這種狀態的語言，並且知道如何去操控它。他們那些虛妄的想法，被狂熱的怨恨所鼓譟，激發了集體非理性並從中找到溫床，因為這些虛妄的想法揭露了大多數正常人隱藏在理性與洞察力外衣之下的所有動機和怨恨。因此，儘管在總人口數中占比極小，但作為傳染源，這些隱形精神病患尤為危險，因為那些所謂的正常人對自我的認知相當有限。 大部分人以為「自我認知」就是對可意識到的自我的認知。一個有自我意識的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了解自己。但是，自我只了解其自身的內涵，而對潛意識及其內涵一無所知。人們總是通過常人在社會環境中對他們自己的了解來衡量自己的自我認知，而不是根據大部分被隱藏的真實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在這方面，精神如同其他有生理結構和組織結構的人體構造一樣，常人對之了解甚微。雖然人們生活在精神構造之中，並與之並存，但是，作為凡夫俗子的常人對其一無所知。因此就需要有專門的科學知識來幫助意識去了解那些身體已知的，更不用說那些未知的但同樣存在的構造。 這種通常被稱為「自我認知」的精神層面的知識，大部分由社會因素決定，人們對之認識有限。因此，人們一方面帶有偏見地認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或「我們家裡」，也不會出現在我們的親朋好友中；一方面憑空認定，那些旁人所說的存在的那些事情只是用來掩蓋客觀事實的。 潛意識，不受意識的批判和控制，在這片廣闊的精神地帶，我們對各種各樣的精神感染和影響毫無防禦。精神感染，就如其他危險一樣，只有當我們知道這個危險是什麼，它將如何攻擊我們，以及何時何地進行攻擊，我們才有可能與之抵抗。自我認知是對於個體事實的認知，理論在這方面就毫無用處。因為理論是認知普遍有效的，它對普遍有效性的認知越強，它對個體的認知能力就越低。理論基於經驗之上，具有統計性，也就是說，它制定了一種理想化的平均值，把所有其他不在平均值範圍內的異類全都抹掉了，而都用平均值以概之。這種平均化方法非常有效，然而它在現實中並不一定存在。儘管如此，但它在理論上仍是無懈可擊的。那些被排除在平均值兩頭的異類，雖然也是真實存在的，但未在最終的結果中出現，因為它們相互抵消了。舉個例子，我知道一堆鵝卵石中每塊石頭的重量，並得出它們的平均重量是145克，但這對我了解這些鵝卵石的真實屬性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有人認為，根據上述平均值，他能一次就挑中一塊145克的鵝卵石，那他一定會失望而歸。事實上，無論他尋覓多久，他都永遠不可能找到一塊正好是145克的鵝卵石。 統計法展示的是理想化平均狀態下的事實，但不是經驗現實下的事實。用統計法來描述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會偏離真相，產生錯誤。基於統計學之上的理論亦然。真相的特點往往是其個體性。由此可以認定，事實真相包含了很多規則外的特例，絕對的真相因此具有顯著的不規則性。 當我們討論用一種理論指導我們進行自我認知時，任何時候都需要記住以上的觀點。以理論假設為基礎的自我認知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因為認知的對象是個體——是一個相對的特例和一種不規則的現象。因此，普遍性和規則性不是個體的特點，個體的特點是獨特性。人，不是一個周期性的物體，如上述分析，人的獨特性和唯一性是不能被了解，也不能與其他個體相提並論的。同時，人類作為物種之一，可以而且必須被當作一個統計單位，否則關於人類的普遍性就無從描述了。出於這個目的，就必須把人類當作一個可比較的物體來研究。因此就有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人類學或心理學，把人類當作一個抽象的概念，一個被平均化的對象，抹去了所有的個體特徵。但這些個體特徵正是了解人類最為重要的因素。如果我要了解人類的一個個體，就必須放下所有關於人類普遍性的科學知識，摒棄所有理論，而是採取全新的、不帶任何偏見的科學態度。我必須要有自由、開放的思想才能了解人類，而關於人類的知識或對人的性格的洞察都是以所有普遍的人類的知識為前提的。 現在，不論是了解個體的人，還是進行自我認知，我都必須將所有理論假設拋諸腦後。科學知識不但受到普遍的尊崇，而且在現代人眼裡，它還被當作唯一的智力和精神權威。了解人類個體迫使我必須對「無上至尊」的科學知識視而不見。這其實需要做出一定的犧牲，因為科學態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將自身背負的責任感去除的。如果一位心理學家同時也是一名心理醫生，他不僅想要對病人進行科學分類，他還想將病人當作一個人來對待。這種職業責任的矛盾令人不堪其擾，一方面要面對兩種完全對立、互相排斥的學術態度，一方面要去了解病人。這種矛盾不可能通過擇一而行的方法來解決，而只能通過一種雙向思維來解決，即邊做邊看，兩者同時兼顧。 原則上，用科學知識進行判斷的優點對於用來了解病人不利。由此來看，兩種方式做出的判斷很可能會是悖論。用科學知識做出的判斷，個體只是一個重複性的、循環反覆的單元符號，甚至可以用字母表中的一個字母來表示。而通過了解病人做出的判斷，個體是獨一無二的一個人，摒棄那些對科學家來說無比重要的一致性和規律性，個體的人是最高級的、唯一的且真實的研究對象。心理醫生，應該尤其注意到這種矛盾。一方面，科學的訓練使他接受統計學給出的事實，另一方面，他面臨要治療這些病人，尤其那些飽受精神折磨的病人，特別需要對其個體進行了解。治療手段越有科學章法，病人越會產生抗拒，治療就越會受阻。心理治療師備感壓抑，對於是否應珍視病人的個體性並據此安排相應的治療方法心存疑慮。當今整個醫療界認為，醫生的任務是治療病人，而不是治療一個抽象意義上的病。 醫學領域的例子，只是整體教育和培訓問題中一個特別的例子。科學教育主要是建立在統計學真理和抽象知識基礎上的，因此，它向人類呈現了一個不真實的、理性的世界，而個體在其中只是一種邊緣化現象，不發揮任何作用。其實，個體是一種非理性的論據，是現實真正的、可靠的載體，與科學論述中所說的不真實的、理想化的或者「正常」的人不同，是實實在在的具體的人。更有甚者，大多數自然科學在闡述他們的研究成果時，完全忽視人的心智這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研究中的參與，仿佛這些成果沒有人的介入就可以存在。(只有現代物理學例外，它承認科研結果不是獨立於科研者而存在的。)在這方面，科學在描述這個世界時也將真正的人的心智排斥在外，這剛好與「人文學科」相反。 在科學假設的影響下，人類的精神世界以及個體的人，事實上還包括所有個體的事件，無論什麼，都被調勻了，概念被模糊，真實性被曲解，一切都變得概念化和平均化。我們不應低估統計世界的這種心理效應：它拒絕個體化，而趨向看到一個個無名小卒堆積起來形成集體。區別於具體的個體，各種集體(或組織)有各種名稱，其中，最高級的組織名稱就是「國家」這一政治現實原則下的抽象概念。個體的道德責任也不可避免地被國家政策所取代。個體也沒有了道德和腦力上的差異化，而均享公共福利和生活標準的提高。個體生活(唯一真正的生活)的目標和意義不再只存在於個體的發展，還有賴於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從外部強加於個體，用一種抽象理念的執行將所有生活的方面都最終吸引到政策之中。個體如何過自己的生活的道德決定日益地被剝奪了，被當作一個社會單元被統治，被給予衣食和被教育，根據相應的標準擁有住房，連娛樂也取決於群體的愉悅和滿足標準。統治者，同樣也作為社會單元被統治著，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是國家教義的喉舌。他們不需要是什麼有判斷能力的人物，只在所屬事業範圍以內是十足的專家。國家政策決定什麼是可以教授和學習的。 表面上無所不能的國家教義本身，被那些在中央集權的政府部門中身居要職的官員以國家政策的名義所操縱。無論何人，無論他是經選舉或憑偶然而身居高位，他便不再屈從於其他更高的權威，他即是國家政策的化身，在其勢力範圍內自由裁斷一切。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他因此是唯一的，至少是少數幾個可以利用他們的個體性的人之一，因為只有他們明白如何不把自己置於國家教義之下。然而，他們更像是自己虛構故事中的奴隸。這種權傾一世總會讓世人在心理上產生潛意識的顛覆傾向。有奴役，就有反抗，兩者相互關聯，不可分開。因此，對極權的對抗和極度不信任便從上到下地瀰漫於整個體系。此外，為了安頓混亂無序，群眾中總要產生出一位「領袖」，而這位領袖又都不可避免地淪為膨脹的自我意識的犧牲品。歷史上，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當個體與集體結合時，個體把自我淘汰了，這種發展在邏輯上不可避免。廣大群體的聚結令個體泯然於眾，除此之外，科學的理性主義剝奪了個體存在的基礎和尊嚴，也是產生這種心理上的集體思維的主要因素之一。作為一個社會單元，個體喪失了自己的個體性，而變成了統計局發布的一個抽象數字，只能扮演一個無足輕重的、可以互換的角色。以理性的眼光或從外部來看，個體其實從來就只是那樣，從這一點來說，要繼續談個體的價值和意義似乎都非常荒唐可笑。事實上，當反面的事實如此顯而易見時，你都很難想像個體怎麼會被賦予如此多的尊嚴了。 從這一觀點看，個體的重要性確實在減少，任何想要就這一觀點力爭的人都會在爭論中敗下陣來。一個人覺得他自己，或者他的家庭成員，或者他的圈子裡受人尊敬的朋友很重要，這事實上只是讓他看起來有些主觀和可笑。如果與一萬、十萬乃至成千上百萬的其他人相比，這幾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這讓我想起，我此前與一位有思想的朋友在人群中偶遇並有一場爭辯。他突然大聲對我說：「在此你找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說明你不相信永恆：所有的一切都想要永恆！」 群體越大，個體就越變得渺小。但是，如果個體被自己的弱小無助感所壓倒，感覺生活失去了意義，畢竟個人的生活不能與公共福利以及更高的生活標準相提並論，那麼他就已經踏上了通往國家奴役的道路，即使不了解也不想要，他也已成了國家奴役的順徒。一個只是往外看，而且在大庭廣眾面前畏縮不前的人，不會與他的感覺和理智做任何鬥爭。但那正是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我們都被統計真理和龐大的數字所迷惑和震懾住了，而且每天都被告知，人的個體性沒有價值、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任何群眾組織能代表和展現它。相反，對於不加批判的公眾來說，那些在世界舞台上能露臉、能發聲的大人物們，與生俱來就會引領群眾運動或是公眾思潮，正因如此，他們或受人愛戴，或被人唾棄。大眾的建議在這裡起了主要作用，他們傳達的信息究竟是負責的自己的心聲，還是僅僅作為群眾思想的擴音器呢？這仍然是個爭論未決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之下，就也難怪個體對自身的判斷越來越難以確定了。責任被最大限度地集體化了，即個體卸下了責任而把責任交給了集體。這麼一來，個體就越來越成為一個社會功能，而反過來，這個社會功能又剝奪了個體作為真實生活載體的功能。然而，實際上，社會成了如國家一樣的抽象觀念。社會和國家都被實體化了，也就是說，社會和國家都變得有自治性。尤其是國家，變成了一個準生命實體，人們對之充滿了各種期待。而現實中，國家只是一個偽裝，被那些知道如何操縱它的個體們所操控。因此，立憲國家也就漸漸變為原始形態的社會，即原始部落的共產主義，每個人都必須順從一位酋長或者一個寡頭政體的獨裁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