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怪惡的藝術 · 一、偉大與怪惡的觀念

怪惡，這個又怪又惡、怪得可笑而惡得可怕的藝術，乃爛熳派首領囂俄於一千八百廿八年所發現，乃爛熳派最新鮮的建議，乃新文學最重要的材料。 這個發現在新文學的重要，比哥侖布 (1) 發現美洲更為超過。囂俄那篇序文（見下章）更有價值。這是精神上、思想上的新建設，不僅有經濟上、物質上的價值而已。由這個發現，將從前古典文學的缺點暴露無遺；一切舊文學的基礎隨而傾倒，而新文學的建設於以開始。 從前文學與一切藝術，只重在善良與悲哀的描寫。這是未能包括人生的真相與自然的真理的。因為自然上的一切物，尤其是人類，不僅有善的、美的、高尚的一面，而且有惡的、丑的、卑鄙的另一面。人生真相原來就是這些複雜與矛盾的性格所合成。藝術而忘卻了這個兩面的人生，無怪所寫的只有善良與悲哀的心情而缺乏了兇惡與詼諧的材料，由是而藝術上免不了一種不完全與不切實的缺點。 自一千八百廿八年囂俄的序文出後，「怪惡」的材料在人生與藝術上的重要始為人所認識。而後新的文學——完全的文學、「人情的文學」始得了世人的重視。新的藝術，真的藝術，悲與喜，善與惡，高尚與卑鄙，偉大與矮小同在一氣去描寫的藝術始告成功。 囂俄研究文學的進化有三階級：第一是神歌，第二是英雄詩，第三是「人情劇」（廣義為「人情文學」）。人情劇固然集神歌與英雄詩而成，但自有其獨具的性質。唯它，始能將人類複雜與矛盾的性格表現出來。它有偉大的可頌，又有怪惡的可恨。尤其是有了怪惡這個材料，照囂俄說，而後人情劇始能成立。 怪惡，不錯，這個材料是有二種作用的。第一，就個人說，因其有怪惡所以成為人性。其怪惡少而偉大多者則成為大人物，他正因其在怪惡相形之下而愈顯出其偉大的價值。在別人說，因甲的怪惡，而可表現乙的偉大：有「丑」的醜陋，而後有「生」的清高；有「淨」的兇橫，而後有「外」的沉靜；有婢的痴黠，而後顯出小姐的嬌貴。怪惡是一種陰影，有它，而後圖畫更為顯明。這是一種穿插，有它，而後人生始不枯燥。這是一種襯托，有它，而後劇台始有色彩。 古時，悲劇與喜劇分離，至人情劇而後悲喜相合，這是怪惡在藝術上的別一種作用之功。惡人因其陰險、奸詐、欺騙、造謠、播弄、兇狠，遂致生出種種的悲劇。但怪人因其粗陋、愚蠢、奇異、古怪、詼諧與混賴又能引起人笑樂而生出種種的喜劇。故此，可知有怪惡，而後悲劇與喜劇自能合為一塊而成為人情劇了。 然則怪惡在人生的意義與藝術的作用，確實均是占了極重要的位置。可惜前人忽略此層，或則雖偶然見到，但也未曾視為緊要，而終未將它隆重寫出。這個在歐洲的希臘、羅馬時代以至於中世紀如此。在我國可說到今日尚是如此。 所以，若問我國的文學界曾到囂俄所說的第三期——人情文學也未？作者對於怪惡的觀念已經了解也未？怪惡的材料在藝術上已經得了重要的位置也未？我們可說未，未，未！ 元明劇本，大都有丑、淨加入。至於明代的《水滸傳》，不必說，更是以怪惡為大綱。但《水滸傳》的作者，並未深知怪惡在人性與藝術之重要，不過所寫的事情是盜賊，而加以天才的發展，遂能寫得那樣怪惡可怕。故可說這是一種偶然的碰到，並非作者有意提倡。所以，最多只能說《水滸傳》是「怪惡藝術」的萌芽，但尚不是成立的時代。因除此書外，社會毫無此種作風，而且作者只看怪惡是一種變態，而不知此為人性應有之事情也。自《水滸傳》而後，經過《紅樓夢》以至今日，尚未有新文學的建設，為的，就在不知怪惡的觀念，同時也不知「偉大」的意義之緣故。 可是，我們並不因此而減少了研究「怪惡」在《水滸傳》的觀念之興趣。這是一種新文學的萌芽，其關係於今後新藝術的成立至深且大，故我們在此應該來多說一點。 《水滸傳》最寫得好的當是宋江、魯智深、武松，尤其是李逵諸人。因此諸人偉大與怪惡的性格俱有，故能寫得極真實與有聲有色。宋江，人甚奸險，但極有手段，有胥吏式的習氣，而又有英雄的氣概。喜交納豪傑，樂救人患難，而施予甚慷慨，但極猥靡、懦怯與怕死。他是偽君子的代表人物。至於李逵，這個怪惡的李煞星，則特特與他相反。李的誠實，反映宋的奸詐；李的好殺，反映宋的婦人之仁；李的傲侮，反映宋的謙恭；李的勇氣，反映宋的柔弱。他們矛盾的性格，兩兩相映以成趣。此義，唯有金聖歎看得出。金說《水滸傳》作者故意以李逵襯托宋江，故每遇宋江有所表示時，必同時插入李逵以相諢。因此《水滸傳》的結構，甚嚴密而有趣，其文筆遂能盡擒宋放李的能事。我想聖嘆也不知此種怪惡與偉大互相矛盾的藝術之真意義，不過偶然見及而已。但見得甚深切，故在此等處上批得也甚好，可惜今日新式的《水滸傳》本將「金批」一概刪去了。 魯智深與武松，也是高尚與卑鄙、偉大與怪惡混合一氣的人物，所不同是，魯怪惡得甚粗陋，而武的怪惡則甚精細。 《水滸傳》寫魯智深打死鎮關西時，何等怪惡，而其偉大則在純粹以俠義救護金翠蓮父女於險。至於寫其醉後，向著金剛像誤為人類時，他這樣說：「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卻拿著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於是拿起了一把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打得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這真兇得可怪，怪得可怕了。到後：「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禪床，解了絛，把直裰帶子都必必剝剝地斷了，脫下那隻狗腿來，他道：『好！好！正肚餓呢』，扯來便吃。」他吃後，又把那些剩的狗肉向那鄰右的僧人滿口塞進。及後，又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將那些勸他的僧人亂打。這又是凶得可怕，怪得可笑了。 論及武松的寫法，便不是這樣粗陋。武松雖是怪惡，但極乖覺，他是英雄式的怪漢。他不怕死，不怕痛苦，而極以情義為重的怪傑。唯有他能這樣說：「都不要你眾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從先打過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便不是陽穀縣為事的好男子。」——「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 《水滸傳》的擅長處，就在能將這些怪惡的性格寫出，同時使人見出他們又是偉大的人物。因為怪惡便是偉大，愈怪惡愈是偉大，例如武松殺潘金蓮及西門慶時那些行為都是怪惡與偉大的混合物。這是就自己個人說。又因寫個人的怪惡，愈易寫出別人的偉大或矮小。例如寫魯智深的凶暴與偉大，自易同時連帶寫及長老的慈善，眾僧的弱小，鎮關西、崔道成、邱小乙等的淫亂。又如寫武松的高強，反面則寫得甚有趣味的三寸丁，被打殺的潘金蓮、西門慶、王婆、蔣門神及鴛鴦樓的人物等的鄙賤。其正面陪襯的人物，在魯智深則有林沖，而在武松則有施恩。 明乎此種矛盾而又複雜的結構，高尚與卑鄙相混中，悲慘而又有詼諧的調劑，則知《水滸傳》洋洋灑灑，對於若干人的寫法各有性格而不相侵犯；對於若干文字的延長而不見吃力之緣故者，乃在於善能體認那些不相同的人格中而有一致和諧之可能，即在善能於怪惡中而求出彼等百零八人的共同性——偉大的性格。以是百零八人的性格雖極離奇參差，但彼此既以義氣為重，這個偉大的義性，就是他們互相結合之共同點，也即《水滸傳》的總結構上，覺得甚緊密而無放鬆之所在。 《紅樓夢》，自然也是初期人情文學之傑作，它的偉大物是情，而其怪惡的對象也是情。嫂叔通姦，翁媳爬灰，以至一切姦淫邪亂，無奇不有，無惡不作。但真情、偉大之情，也因此而生。黛玉與寶玉互愛之情，實屬偉大。然此中也有怪惡可說者：黛玉的癖，寶玉的痴，黛善妒而寶多情，黛喜哭而寶好樂，黛好思而寶不思，黛細心而寶曠放，凡此怪惡與矛盾的性格，而演成了黛寶兩人的憐惜與齟齬，以至於嬌嗔怨怒，一個病死而一個出家的結果。由此可見《紅樓夢》之佳處，就在能將這些複雜的人格深刻寫出，尤其是對於黛寶二人的怪惡與偉大處能夠惟妙惟肖地傳神繪聲。故雖無《水滸傳》寫怪惡與偉大那樣大手腕，但對於兒女深情的描寫，也算千古以來獨一的妙手了。 除了《水滸傳》《紅樓夢》，較能描寫這些複雜的性格——怪惡與偉大——而外，《三國志》之寫曹操也尚可以。至於傳奇，《西廂記》雖詞曲佳妙，但構造平常，毫不足取。這不過一對兒女調情的心理，其事未免簡單。若使鄭恆爭親，張生或至於見殺，而鶯鶯也因之而喪亡，把一邊為情而動與一邊為禮教而怯的心理、矛盾交戰的複雜儘量寫出，則當較成完璧。《桃花扇》的結構已較《西廂記》好，可惜，所寫賢奸的心情未能深刻。 總之，這是自然的定則，凡一部好的人情文學，必定在於描寫複雜與矛盾的性格上有十分體認。其體認程度高低，則其書之好壞優劣也因之判定。故《水滸傳》比《紅樓夢》好，《紅樓夢》比《三國演義》好；而這三本小說比那兩本《西廂記》《桃花扇》的情節較好。 可是，如上所說，我們看這些在我國近世代表之文學，只能說是「新文學」的萌芽時代。因作者並未曉得人性複雜的心理，而又未能參透怪惡與偉大互相因果的大綱，所以未能實實在在建設一個新文學。至於歐洲文學作家在近代（約略與《紅樓夢》《桃花扇》同時代）的，於英有莎士比亞，尤較近的則有德國的哥德 (2) 、法國的囂俄等，均能看出鬼與神有同樣力量，善與惡常在一氣，怪惡與偉大是不能相離的大道理，故其描寫人心是極複雜與精微的混合物，遂而能夠建設一個新的文學——人情文學。 莎士比亞的劇本，其主人翁都是有兩重人格，怪惡與偉大的人格。今舉一例以概其餘。在《哈勒》（Hamlet ） (3) 一劇，主人翁哈勒本極鍾情於奧斐麗小姐。及他知道其死父乃為其叔王及母后所毒害之後，對於女人的情愛一變而為鄙視與懷疑；先前的柔情一變而為剛狠之氣。一心只在報父仇，但報仇之心甚高潔：當仇人有悔悟時則雖有可殺的機會尚肯為之姑容；必待其罪惡貫盈而後始肯下手。這是偉大的報仇法。然當他誤殺其情人的父親時，則無絲微懊悔，又可見其殘忍之至。此外，寫奧斐麗，既悲情人癲狂（因哈勒佯狂），又哀其父被殺，於是激成為狂瘋而至於自溺。中間又極深刻描寫那個弒兄妻嫂而自立為王的人之危險，與王后愛情人及愛子的天性交戰於中，終於釀成了後被鴆，王被殺，而哈勒則死於劍毒的大慘劇。 囂俄在深攻莎氏劇之後，嘆服莎氏不愧為新文學的大家，因其於複雜與矛盾的人性都能面面寫到。於是囂俄在自己所寫的歌劇名《赫拿尼》（Hernani ） (4) 也頗學莎氏劇之所為。赫拿尼因要報父仇而為大盜，但當王將其情人給他時，他把父仇忘卻而為愛情所克服了。然在合婚之夜，其婦的叔父要他踐約自盡，因前時，赫氏幾被王所得，幸得其婦的叔父（當時他正在謀娶她，雖為叔父但極對她顛倒者）所救，曾經許以身報；到此，赫氏不能不聽命，遂於未交合之前飲藥而斃，此又見他以信守為重而以情愛為輕了。總之，我們見此劇的人物，尤其是赫氏，都極盡古怪與偉大之情致。 世上無全善之人，也無全惡之夫。怎樣善人，總有一些奸偽。怎樣惡人，總有一些善德。原來人性就是這樣複雜與矛盾的。文學所描寫、藝術所表現的人物，乃是比較為傑出者，則其矛盾的性格當然更為顯現。哥德之寫浮士德乃是一個老學究，但不能忘情於肉慾，於是「鬼伴」就來，群魔交至。本想為善，而所做的是惡。本是聽諸良心，而究之終為「鬼訓」所戰勝，以至於奸少女，殺少女之兄，使少女為世所鄙辱。在浮士德，雖是偉大，但其鬼伴也極其怪惡；怪惡的偉大，並不讓於浮士德的本身。這是一本最著名的描寫雙重人格之書者。世上原無鬼，但各人總有鬼附身。一切惡行都是代表鬼之偉大，不是人性所能解除者。 上文已將怪惡與偉大的相關係上說了大概了。而且說到歐洲近代作家，因其能將「怪惡」加入為藝術的材料去，所以能建設新文學——人情文學，此其義，乃為囂俄所發明。 但他所不知者，第一，怪惡在相當情形之下，變成偉大之後，並非怪惡。第二，藝術所重的偉大，另有一種特別的意義。今將第一事先說。 sublime（有譯為「壯美」者） (5) ：原有偉大與惡怪二個意義在內。因其太偉大了，未免使人見出怪惡。因為人類太卑小，見了偉大，不免生出可怕的心情，遂而覺得為怪惡。例如獨自一人立於危岩之下，深坑之上。舉頭只見雲在飛揚，低視則黑暗不見底有何物。於是觀者自己覺得微小，似不免為周圍的危險所迫害者，於是不免心驚脈跳以至於頭昏，其足下好似站不穩，如將跌墮於坑底一樣。觀者到此不但覺得巉岩、深坑為怪惡；即在頭上的飛雲與麗日也均覺為怪惡了。實則，深坑自深坑，偉大則有之。但人因其深密不可測度，所以覺得為怪惡而忘其偉大。推而至於駐足高山之巔，肆神於無邊之海，或在大樹林之內，或立於荒野之中，因其山高、海大、林深、野荒，遂而覺得身處其中者有一種不自安的狀態，而同時對於這些外象又不免覺得為怪惡了。 凡普通人對於大人物的偉大思想與行為，也常為之發生了一種怪惡的觀念。因為普通人太卑小了，一見他們的偉大，就不免了生出疑懼。故天才家常被世人誣為瘋狂。他們的思想與行為的偉大，總不能求得當時人了解的。故每個時代的代表人物，總不能不蒙了「怪傑」的惡名。 藝術既以介紹「代表人物」為目標，故其所描寫的當然是偉大的心情與行為。但在此應該注意是「偉大」這個意義，在藝術上有特別作用。它不是如道德家之以善良為偉大。藝術的「偉大」，乃是「代表」「特出」之意義；或者是善，或者是世俗之所謂惡。可是，這些世俗善惡的觀念，於它都無足輕重的。它所要的是「代表人物」；「特出的」「超人的」心情與行為。在藝術上，李逵與賈寶玉乃是同樣價值。李逵好殺人，不錯，但他是「代表人物」，所以他的行為是偉大，雖則在世人看則為怪惡了。 由此而論，藝術只有一件代表物——偉大，並非如囂俄等所說有兩種——偉大與怪惡。藝術所寫的只是偉大，雖則他人見的或為偉大，或為怪惡。即使其所寫的為怪惡，仍然不是怪惡，仍然為偉大。例如寫李逵救宋江時：「一身赤條條，掄起兩斧頭，大吼從窗上跳落刑場，把監斬官的頭砍了。」這不是怪惡的寫法，這是偉大的寫法。 要明白此意義，然後能寫出偉大，同時能寫出怪惡，同時怪惡才不妨礙為偉大的表示，而後所寫的人物始能整個貫串，而後所描寫的始成為高等的藝術。若如囂俄所說，則不免於偉大與怪惡分家了，如此所寫的是蹩腳的人物了，安能成為藝術。故須知人性是複雜的，但不是分離的。可以有兩三種人格，但不能分開，分開則變為瘋狂之人了，安能成為代表人物。故怪惡，在藝術上只可視為偉大的別名，或則為其陰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統屬而不是獨立。李逵的斧頭，只可看為他的陰影，但不是其代身。世人所謂善也可，惡也可。藝術，只要寫得偉大，只要寫得是代表人物，則雖所寫的材料是怪惡，但也變成其偉大了。 在自然上，心理、行為上，固然有怪惡這件事。可是，這等怪惡，一經成為藝術品後，完全失卻原來的意義，因為藝術與自然不相同處就在此。在藝術上，不論狗屎、骷髏與《紅樓夢》的傻大姐，以及《水滸傳》李逵的開口便是「什麼鳥，咬我鳥」，以及《桃花扇》的保兒刷馬桶所說：「龜尿龜尿，撤出小龜，鱉血鱉血，變成小鱉……」均是偉大化了，並不見得怪惡。最代表是波鐸黎 (6) 在他《惡之華》所寫的雖是腐臭的屍骸與醜惡的事情，但這些腐朽者在他的藝術上已變成為神奇了，故我們見的只是偉大，並非怪惡。 可是，囂俄雖在此種分析上不見精細，但他主張將怪惡加入藝術去，而創造了「怪惡與偉大混合」的新文學，將舊文學打倒，其功勳委實不少。我們不過再進一步以求藝術本有的使命而已。這個使命就是藝術所重者在偉大，在代表人物，在將怪惡變成為偉大，在描寫怪惡時不見其為怪惡而直視為偉大，這確比囂俄所說的再進一步了，如此而後始能創造出一個「純粹偉大」的新文學。 * * * (1) 今譯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2—1506），義大利航海家。 (2) 今譯歌德（Goethe，1749—1832），德國詩人、劇作家、文藝批評家。 (3) 今譯《哈姆雷特》。 (4) 今譯《歐那尼》。 (5) sublime，是文藝批評、美學當中一個重要理論範疇，今多譯為崇高。 (6) 今譯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國詩人、散文家、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