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樓論文集 · 說《通變》
《通變》是《文心雕龍》下編中重要的一篇。它從理論上提出了文學發展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加以闡發，反映了劉勰進步的文學歷史觀，與《體性》、《風骨》、《情采》、《時序》等篇相表里。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於客觀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然而把它具體地運用到文學理論上，則自劉勰始。
在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就其不變的實質而言則為「通」；就其日新月異的現象而言則為「變」。必須於「通」中求「變」，不「變」則「窮」。事實上，任何事物都是不斷地向前發展著，推進著，沒有盡頭的。「文律運周，日新其業」，就是這個意思。可是「日新其業」的千變萬化中，卻有著「一以貫之」的「文律」，因此又要「變」而不失其「通」，否則就會迷失了「變」的方向，「變」掉了它的實質，每「變」而愈下了。「通」與「變」對舉成文，是一個問題矛盾的兩面；把「通變」連綴成為一個完整的詞義，則是就其對立統一的關係而說的。
在《時序》里，劉勰認為「文變染於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儘管歷代文風多有變革，然而「序志述時，其揆一也」。「設文之體有常」，任何一種形式，都是為了表現一定內容的，儘管「詩」、「賦」、「書」、「記」體制不同，然而表情達意，「名理相因」，也是各體相同，古今一致的。所謂「青生於藍，絳生於，雖逾本色，不能復化」，就是指此而言。認清了這個道理，就能夠於不同時代和不同體制的作品中，看出其精神實質之所在，而會其「通」。故曰：「通則可久。」這是問題的一面。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文辭由簡陋而日趨繁縟，由質樸而日趨華彩，乃是發展中的一種演進現象，是不得不「變」的。正因為有了這種發展演進，所以文學的面貌才能不斷地更新，而不是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故曰：「變則可久。」《情采》云：「綺麗以艷說，藻飾以雕辨，文辭之變，於斯極矣。」也說明了文辭之「變」，「辭麗」和「藻飾」對文辭的重要作用。這是六朝人對文學的新認識。蕭統《文選序》說：「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層）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層）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其華，變其本而加其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改變，難可詳悉。」所謂「改變」，正是指「事出於沉思，而義歸於藻翰」的「藻翰」而言的。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說：「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雖然提得不夠恰當，但都看出了文學發展中「變」的一面。
對作者來說，如何於「通」中求「變」，「變」而不失其「通」，也就是說，如何把「會通」和「運變」統一起來呢？劉勰在本文里所論述的，涉及下列兩個方面：
一是「情」「氣」和詞采之間的關係問題。
「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見《體性》），文章是情感的表現；而「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情與氣偕」（見《風骨》），兩者是分不開的。「情」和「氣」是文的質。「虎豹無文，則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見《情采》）。質有待於文，否則就變成「直言之言，論難之語」，不成其為文學作品了。就詞采言，自然是「踵事而增華」的。可是歸根結底，文附於質。「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見《情采》）文采不過起飾言的作用而已。因此，就必須「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憑情以會通」，才能「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見《情采》）；「負氣以適變」，才能駕馭詞采，使得「采如宛虹之奮，光若長離之振翼」。所以說：「文辭氣力，通變則久。」倘若單純追求詞采之美，棄情而逐文，則「采濫辭詭，心理愈翳」（見《情采》）。其結果，必然是過多的藻飾，成為情感的偽裝，失去作文的本意；甚至「言與志反」，如《情采》所譏的「為文而造情」了。倘若有詞而無氣，氣不足以舉其詞，必然如《風骨》所說的「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成為一種塗飾堆砌的東西，而失去了文學的生命活力。
劉勰論文，不廢「麗辭」與「聲律」，但不同於當時人的是：他以情志為本，以氣為主。《文心雕龍》從頭到尾都貫串了這個意思，作了反覆的論證。本篇云：「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也是說，不可一味趨時附俗，詞采要用得恰到好處。
二是古和今、繼承與創新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問題和前面一個問題緊密聯繫著。
劉勰看到文學的歷史傳統是割不斷的。因為「設文之體有常」，而「變文之數無方」，所以「資故實，酌新聲」，「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兩者缺一而不可。「括雅俗」，乃指此而言。他認為任何一種文體，都有它的規矩和法度；必須以已成的規矩法度為依據，不斷地吸收新的東西，來豐富這規矩法度，使之歷久而彌新。拘泥於古，知有古而不知有今，是錯誤的；背棄成法而師心自用，知有今而不知有古，也是錯誤的。
當時文壇上盛行著一種「競今疏古」的風氣：如本篇所說的「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體性》所說的「夸略舊規，馳騖新作」。而其所謂「新」，不過是「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見《明詩》）而已。為了補偏救弊，所以劉勰在《風骨》和本篇里特彆強調繼承傳統的重要性。《風骨》說：「若夫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莩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瀆。」「新意」「奇辭」是可貴的，但「新而不亂」，「奇而不瀆」，那就必須「昭體」而「曉變」。只有明辨文體的人，才能通古今之變，雖變而不失其道。這樣，「確乎正式」，就成為頭等重要的問題。《體性》論「摹體以定習」，認為「童子雕琢，必先雅制」，也是這個意思。本篇論述歷代文風的變革，說「宋初訛而新」，其所以「訛」，正因為「近附而遠疏」，「齷齪於偏解，矜激於一致」，知新變而不知「通變」，能辭而不能「昭體」的緣故。其結果必然是「雖獲巧意，危敗亦多」；「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見《風骨》）了。這樣地追新求變，是沒有出路的。所以說：「緶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因此「矯訛翻淺」，就必須「還宗經誥」。宗經是《文心雕龍》全書的理論綱領之一。文章為什麼要宗經？劉勰在《宗經》里說得很清楚：「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也是從「建言修辭」的角度，以經書為準則，闡明立言之體，表情達意之方；其中貫串著「通變」的精神，繼承優良傳統的意義，和本篇以及《風骨》所說的均可相印證。
篇中舉枚乘《七發》、相如《上林》等五例，以為「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這意思是說，寫景狀物，古今有相同之處；前人藝術構思的結晶，往往成為後來學習的典範，不一定都有變化，而且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變化。這雖是屬於表現技巧的枝節問題，但也說明「通變」是有因有革，而不是盡變前人。所以說「參伍因革，此通變之數也」。
紀昀評此篇云：「齊、梁間風氣綺靡，轉相神聖，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彥和以通變立論。然求新於俗尚之中，則小智師心，轉成纖仄。……故挽而求之古。蓋當代之新聲，既無非濫調，則古人之舊式，轉屬新聲。復古而名以通變，蓋以此爾。」這話就矯正時弊的意義來說，是深得劉勰之用心的。不過復古和「通變」並不是一回事，劉勰的目的也不在於復古，說「復古而名以通變」，是有語病的。把「情」「氣」和詞采統一起來，把繼承和創新結合起來，才是「通變」的精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