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樓論文集 · 關於《離騷》時代問題的商榷

一 《離騷》是我國詩歌史上一座輝煌的燈塔，它照亮了二千年來詩歌發展的道路，它是屈原偉大的代表作品。可是這一偉大作品的產生年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由於寫作時期的判斷不同，勢必影響到對內容的理解各異，這是值得提出商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誠如郭沫若先生所說，《離騷》的時代問題很難以確定。但這並不等於說就無從著手，郭先生對此也曾提出前後不同的意見。我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有下列幾點應該注意： 首先，屈原這首自敘生平的長篇抒情詩《離騷》，是產生於鬥爭實踐之中的。行間字里，不難看出他個人遭遇的因由，不難聽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因而作品的本身，就會透露出它自己問世的年代。 可是這一偉大作品，是屈原極度悲憤心情和慘痛的客觀現實相結合的一個完滿的整體。通篇的精神實質，關鍵脈絡，雖然息息相通，但由於情感波動的劇烈，表現形式及語氣上，一篇之內，變化極多。我們必須細心體察，以意逆志，從其中窺尋秘奧，找出關於寫作時期的內證；而這些內證也必然不是零碎的、孤立的，而是系統的、互相關聯的有機體。假如抓住原文的一句一節，斷章取義，結果必然會把問題膠著在某一點上而看不到全面，以致形成固執的片面主觀見解；而此主觀見解，經援引附會，也往往似能自圓其說，於是見仁見智，就各有不同了。 其次，關於《離騷》寫作時期的記載，我們也占有一些資料，提供解決這一問題的有利條件。但這些材料，往往因傳聞異辭，並不是都能夠互相證明，而且有些地方是互相牴觸的。我們必須加以科學地整理和鑑別，適當地估計每一材料可靠性的程度，明確地區分主次，在許多材料中找出一個核心。否則必然會將問題引入荊棘叢中，障礙重重，找不到出路。 現存古書中關於屈原生平及其創作的記載，無疑地首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誰也不能否認，《史記》是一部網羅放失、綜合舊聞、經過精密整理、記載一般忠實的歷史巨著；而且司馬遷距屈原時代較近，關於屈原的生平，我們既沒有發現比這篇更可靠的資料，那麼我們就應該在尊重這篇傳記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去深入體會原文，互相印證；並適當參考有關資料，觀其會通。這樣就不至在頭緒紛繁中目迷五色了。 可是《史記》諸篇，往往因人立義，敘次的重點，各有不同，措辭極為靈活，體例的變化亦多，我們必須領會其微旨所在，而不能從文字現象上去機械地理解問題；否則容易發生許多的誤解。 基於上面的認識，本文概括諸家不同的見解（綜述大意，不一一列舉原文），提出個人認為值得懷疑的地方，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 二 絕大多數的人，斷《離騷》為屈原早年作品。這一結論，主要是根據《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 他們認為「王怒而疏屈平」之後，緊接著就說屈原之作《離騷》，下文接敘楚懷王許秦絕齊事。「王怒而疏屈平」，司馬遷雖未明言年月，但就文章的敘次來看，是在許秦絕齊的前一年，而《離騷》亦即作於是年。 按：許秦絕齊是楚懷王的十六年（見《史記·楚世家》），即公元前313年。前一年是314年，那麼《離騷》就是屈原二十六歲的作品了。（關於屈原出生年月，諸家說法不同。最近浦江清先生有《屈原生年日月的推算問題》一文，根據曆法推斷為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即陽曆二月二十三日，見《歷史研究》第一期。今依浦說。下同。） 這一論斷，表面上似乎確鑿有據，但司馬遷的原意，是否就是如此呢？我認為還是值得提出來商討的。 「王怒而疏屈平」，發生在楚懷王許秦絕齊之前，是沒有問題的，但不一定是前一年；《離騷》之作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後，也是沒有問題的，但並不等於就在許秦絕齊以前。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必須先從《屈原列傳》的全面分析著手。 在《屈原列傳》里，司馬遷是以他的卓越史識先確定了屈原的歷史地位，再來寫這一篇傳記的，所以他在篇末這樣說：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這樣就將屈原與一般「從容辭令」的文士們劃分了一個極其明顯的界線。基於這一論點，於是他就在這篇傳記里將屈原一生劃成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是以屈原文學上的創作為敘寫核心，而當時楚國國內外情況的發展變化，以及屈原個人的遭遇則始終緊緊地圍繞著這個核心，來說明屈原作品的政治意義。 第一個階段，屈原為懷王左徒，是他一生在政治上最為活躍的時期。宮廷里，他是參與機要的大員，因而他的文學天才也就在這一方面發展。所以司馬遷一再說他「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而沒有提到他的私人創作。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在這個時期他沒有寫過私人文章，例如《九章》中的《橘頌》，可能就是這個時期的作品，但顯然不是敘述的重點所在。 第二個階段，是「王怒而疏屈平」之後。這是楚國情況變化最劇烈的一個時期，是屈原在政治上和親秦派鬥爭最尖銳的一個時期，也是屈原在文學上獲得最偉大成就的一個時期。張儀的兩次入楚，懷王的許秦絕齊，秦楚丹陽和藍田之戰，諸侯的共同伐楚，懷王的被騙入秦，司馬遷敘次特詳。這些有關楚國國運興衰的大事，屈原始終是參與其間的。在堅持連齊抗秦的鬥爭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擊，一步又一步地走向失意，而《離騷》這一偉大作品，就是在這樣複雜而又慘痛的現實中產生。《離騷》的出現，無疑是這一時期敘述的重點。 第三個階段，是「頃襄王怒而逐之（屈原）」之後。在這個時期里，楚國國運日趨沒落；屈原已被逐在外，完全喪失了參與政治的權利，而成為行吟澤畔的去國孤臣了。因而司馬遷對當時楚國的一切情況都略而不書，只著重形容屈原悲哀的心情，舉出反映這種心情的最後一篇作品《懷沙》，來說明屈原「自投汨羅以死」的悲慘結局。 這三個階段，敘述的重點是明明白白的。我們了解這一基本精神，則對篇中個別問題敘次的方式和方法，用意所在，就不難迎刃而解。 在第二個階段一開始，司馬遷緊接著「王怒而疏屈平」之後說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意思只是說，《離騷》是他政治上失意以後的作品，這裡所指的時期是廣泛的。即前面所說的第二個階段，而並沒有確定是哪一年。假如《離騷》寫作年月司馬遷知道很具體的話，他當然要清楚明白地交代出來；正因為他知道的不夠具體，不能確定是哪一年，那麼將這一問題敘述在這一階段的開始，是再恰當不過的了。《離騷》的出現，不僅是屈原個人在文學創作上的偉大成就，從文學發展的歷史來看，也是一個重大事件。故太史公引劉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的話，說明《離騷》不但繼承而且發展了《詩經》的優秀傳統，擴大了文學的領域。這樣，首先突出這一個核心問題，正是司馬遷的「史筆」。可是這一偉大作品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因而下面他就接著敘述作品的時代背景，作者在當時所處的複雜的鬥爭環境。只有在這樣複雜的鬥爭環境裡，屈原的愛國熱情才會在殘酷的考驗下得到高度的發展；反映在文學創作上，才有可能出現這樣偉大的詩篇。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許秦絕齊及以下一連串的事實，是「王怒而疏屈平」之後的情況分析，是《離騷》的寫作時代背景，絕不是《離騷》出現以後的事實記述。這是首先應該弄清楚的一個問題。 司馬遷為了避免使讀者發生誤會，特地在「其後秦欲伐齊」的前面加上「屈平既絀」一句，使與上文「王怒而疏屈平」取得直接聯繫。假如不是這樣，而是順序寫來的，則這一句豈不成為多餘的嗎？ 司馬遷的用意，雖極深微，但只要我們能夠細心體察，就會感到他的文章脈絡是這樣的明晰，下筆是這樣的有分寸，這樣的絲絲入扣！ 《離騷》是一篇體魄雄偉、氣息深厚、冠絕古今的鴻篇巨製。作品的本身在文學上的成就，就證明了作者在生活上、精神上都有充分的醞釀。要說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就能寫出這樣的詩篇，未免有點不近情理吧？ 屈原的被讒，《史記》載明僅僅為了奪稿一事。上官大夫在懷王面前毀謗屈原的罪狀，也只是誇功，問題並不太嚴重；「王怒而疏屈平」，也僅僅是「疏」之而已，兩者之間的情況是吻合的。有人據洪興祖謂「疏」一作「逐」，《文選》李善注引「疏」作「流」，謂「疏」乃「逐」字或「流」字之誤。這種說法，不但與事件的本身情理不符，而且也和下文聯繫不起來，顯然是不能夠成立的。因而屈原這次的被讒，結合下文「屈原既絀」，「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來看，不過是由一個言聽計從的機要人員，變成一般的貴族；離開了左徒的重要職位，但並未脫離楚國的政治舞台。這僅僅是他在政治上失意的開始。假如斷《離騷》為這一年所作，則作品的內容，和作者當時的心情是不相符合的。 《離騷》的憂憤深廣，不必舉例說明，只要讀過《離騷》，都會感到這一點。假如一個剛在政治上遭受一點打擊的人就會有這樣的表現，這樣的「憂愁幽思」，甚至想到死，（「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句，錢杲之釋為「猶言從古人於地下」，最得原意。）這豈不是真如班固所說「露才揚己，怨懟沉江」？特別「老冉冉其將至兮」一句，無論怎樣多愁善感的二十多歲的青年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想法，尤為明顯。 不但如此，和當時的客觀情況，也有很大的矛盾。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數化」一句。屈原被讒去職以前，一直為懷王所信任；同時，這之前，楚國的局勢也是一直穩定的。「王怒而疏屈平」，才是懷王對屈原態度變化的開始；而十六年的許秦絕齊，才是懷王在國策上變化的開始；以後一連串的變化，愈變而屈原愈見疏遠，楚國的國運也愈變而愈益削弱了。假如《離騷》作於被讒去職的那一年，則「數化」一句的背景是什麼呢？ 我認為這和上文「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怒」句為層次：「信讒怒」是指「奪稿見疏」；「靈修數化」則更進一步概述見疏以後個人遭遇和楚國情況長期而複雜的演變過程；「數化」的後果是怎樣呢？更應該和再前面「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聯繫起來。「靈修數化」為什麼可傷呢？屈原追述當時的心情，他所考慮的絕不是個人的得失，而是整個楚國國運的興衰。按：懷王十七年楚秦丹陽之戰以前，楚國不但未曾打過敗仗，而且破魏攻齊，在國際上一直處於勝利者的地位（十一年合六國攻秦，至函谷關退兵，但亦未潰敗）；十七年以後，損兵折將，才史不絕書。這裡雖然是說「恐皇輿之敗績」，但尋繹語氣，結合下文，我們可以肯定當追憶這一問題時，是在「皇輿」已經敗績之後。正因為無情的現實已經不幸地證實了他的預見，所以他才說得這樣的沉痛而悲哀。從這，也說明了《離騷》絕非屈原被讒去職初期的作品。 有人認為《涉江》有「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的話，與《離騷》「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句相吻合。因而據《涉江》中的「幼」字證《離騷》為屈原少作。 我想，這兩處是可以互相參證的，但決不能刻舟求劍，據以推斷《離騷》的作年。《涉江》所說的不過是屈原自述其不肯同流合污的個性，從幼便是如此，到老也還是這樣而已。即「余獨好修以為常」之意。《離騷》里出現的這兩句，只能說明屈原偉大人格的統一性，與它的作年無關。因為從幼到老，包括了一生整個的過程。這樣的話，少年或老年的時候固然可以說，壯年和中年以後又何嘗不可以說？比如孔子曾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但我們能否據此而謂「我學不厭」和「發憤忘食」就是孔子十五歲時候所說的話呢？ 三 另有一部分人則認為《離騷》是屈原放逐以後的作品。這種說法雖是有較多的根據，但同樣地令人懷疑。 他們的根據是什麼呢？ （1）司馬遷《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2）《漢書·賈誼傳》：「屈原者，楚之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3）《新序·節士》篇：「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 （1）《風俗通·六國》篇「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 這四條中，記載較詳的要算《新序》。據此，則《離騷》作於懷王之時，其時屈原已遭放逐。但這一材料的本身漏洞甚多，實在不能令人信賴：屈原在懷王時代未遭放逐，說已詳前，郭沫若先生有更詳細的論證；而且這裡所敘的事實，全部與《史記》牴觸。張儀兩次來楚，在屈原使齊之前，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後，《史記》的記載是有本有末，非常明白的。假如《新序》所指「使齊」不是《史記》所說的那一次，而是被讒見疏以前，任左徒時的另一次，「張儀之楚」，主要是為了離間懷王和屈原的君臣關係，則此等重大事件，司馬遷在本傳上斷無略而不書之理；更不會化大為小，詳敘奪稿進讒的始末。足見劉向是掇拾舊聞、東拼西湊、任意誇大之辭。而且這些記載不同而又無法調和統一的材料，擺在我們面前，勢必有所否定，而後才能有所肯定；斬絕枝蔓，問題才能得到解決。無論是誰，無論用什麼標準與尺度來決定取捨，我想，總不會據《新序》的零星雜錄而推翻《史記》的《屈原列傳》吧。 值得商討的倒是《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一句。同是司馬遷的話，為什麼這樣自相矛盾呢？這一問題，從表面看來，似乎不易理解，但如能從兩篇文章性質的不同，細加研究，則似可進一新解。 《屈原列傳》是一篇歷史傳記。作者一個最基本的立場，必須尊重客觀事實，在敘述上，必然是一絲不苟的。《報任安書》則是私人信件。而且司馬遷寫這封信給任安，主要是為了發泄主觀上的悲憤心情，對個別事件的援引，也只是為了說明這種心情而已，當然不會詳加考核的。《離騷》是屈原失意以後的作品，而失意的終極，則是放逐在外乃至自殺的悲劇；《離騷》是後人最景仰、最熟悉的詩篇，放逐是最為引起後人同情的事件，這兩者很容易因聯想而混淆起來。「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這句話，從文學角度來看，是很自然的表現；從考證的角度來看，則不足為據。在這封信里司馬遷不但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同時也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均與事實不符，難道我們能據以一一否定他在呂不韋、韓非本傳上所記載的嗎？班固既將《報任安書》錄入《司馬遷傳》，則《賈誼傳》所云，顯系據此立說。《風俗通·六國》篇一句含糊的話，大概也是同一來源。 有人認為《報任安書》後於《屈原列傳》，《報任安書》所云，可能是司馬遷否定了舊日的見解。但值得我們懷疑的是《史記》一書，乃司馬遷畢生精力所寄，他自己說，要把這部巨著「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都大邑」；同時《報任安書》的內容，正是說他自己如何在「發憤著書」。《史記》在當時尚未完全定稿，如果他有新的發現，為什麼不及時加以修正呢？ 《涉江》、《哀郢》諸篇，記述放逐的途程、年月以及沿途所見景物，至為詳盡。《離騷》是屈原唯一長篇抒情詩，事實上就是一篇自敘傳。觀其開首，追溯世系，詳紀生年，接著敘述平生，反覆詠嘆，有本有末，賅括無遺。假如屈原當時已遭放逐，則篇中必然有具體的記載，細緻的描寫。可是在《離騷》中一句也找不到，所看到的只有被讒見疏而已。例如：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既然「離」是指心情，則「同」必然是指形跡，即「同舟胡越」之意，形跡上並未分離；既然說「將遠逝」，可見尚未遠逝；既然說「自疏」，可見懷王雖已疏遠他，而他尚未自疏於懷王，與《史記》本傳所敘忻合無間。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句出現在最後的一節。假如是在前面，我們尚可解釋為過去心情的追敘；而這是最後結尾的一節，是和「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兩句相呼應的。這更有力地說明了屈原作《離騷》時並未離開郢都。又如：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這裡屈原說明為什麼被讒見疏，而沒有離開的原因。從「不難離別」的語氣里，也足見尚未離別。再如：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從一「寧」字，我們可以肯定他當時並未「流亡」，當然更未「溘死」。這是更深入一層來表明自己的心情，我們只要把它和「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兩句比較一下，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謇謇為患」，是從過去的預見，來說明遭遇的現實；「溘死」、「流亡」，是就現實的遭遇，推想可能發生的將來。「固」字與「寧」字，現實和推想，是分得明明白白的。這和前面所舉的兩個例句，同樣地證明了《離騷》是屈原尚未「流亡」時的作品。有人反因此而發生誤解，我想，該是不必要的吧。 總之，《離騷》敘述現實的遭遇和心情，終未軼出被讒見疏的範圍以外。文章的變化雖多，語氣則始終一貫。只要熟讀深思，自能心知其意，證實這點。例句太多，不勝枚舉。 《離騷》中有「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的話。有人據此說這是屈原因流放沅、湘而聯想到大舜。屈原後來確曾在沅、湘一帶過著長期的流放生活，並且在沅、湘流域時也確曾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涉江》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即其一例。但這並不等於說，說這樣話的時候，屈原一定是在沅、湘流域。《離騷》的全文是幻想與現實的交織，其中有現實的敘述，也有幻想的馳騁，二者是不可混淆的。幻想雖然是在現實的基礎上產生，但幻想並不等於就是現實。這就是說，在幻想中主觀的現實心情，和文章表現的語氣是密切相配合的；可是在幻想中客觀上的時間、空間、人名、地名則信手拈來，忽上忽下，胡帝胡天，難以究詰，「崑崙」、「縣圃」、「宓妃」，「二姚」即其明證。我們必須把它和現實的敘述區分開來，更重要的是從上下文搞清其因果關係。這裡屈原受了他所最親近的女申申告誡之後（女和屈原的關係究竟怎樣，是另一問題，但無疑的她是屈原當時唯一的最親近的人），他的孤懷幽憤在人世間已找不到一個同情者，於是他就不得不「依前聖以節中」了。在「前聖」中，大舜是他最所景慕的人物之一，而「舜崩於蒼梧之野」，既然要「就重華而陳辭」，就不得不「濟沅、湘以南征」。沿此線索，於是下面又出現了「朝發軔於蒼梧兮」一句。這是極度悲憤中心理活動所構成的幻境。幻境中出現的人物，可能和作者的所在地有偶然的聯繫，但不一定都有聯繫。這種例子，《離騷》中俯拾即是。假如我們能從篇中其他的地方發現了一個主證，證明《離騷》確係屈原流放沅、湘時的作品，而以此為佐證則可；倘若並無其他堅強論證，則它就無所依附，是不能夠獨立地說明問題的。 又有人認為《離騷》中「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四句，是屈原放逐在外，離郢都還不遠，希望召回的意思。這一意見之所以產生，問題的癥結是在一個「返」字上。其實這裡所謂「返」，是返到哪裡呢？下文已明白告訴我們，「退將復修吾初服」。正視現實，擺在面前的是「伏清白以死直」的一條道路；逃避現實，則尚可退隱以保一身。這一節是屈原在彷徨失意時一種極端複雜的矛盾心情的反映。在劇烈的思想鬥爭中，他終於打消了退隱的想法，而以「雖解體其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作結。往復低徊，深情若訴，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當時的屈原，何曾離開郢都一步！ 我們在《離騷》中既找不出一點放逐的痕跡，而且斷《離騷》為放逐後所作，則篇中語氣也不符合於他的年齡特徵。 屈原之遭放逐，是什麼時候呢？司馬遷在《屈原列傳》里是這樣記載的：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這裡的「放流」並不等於流謫，郭沫若先生論之甚詳。那麼屈原之被放逐，就是這裡所說的「頃襄王怒而遷之」了。可是司馬遷並未明言年月，《史記》慣於用詳略互見的筆法，我們要知道屈原被放逐的具體時間，必須參合書中有關記載，加以推斷。在《楚世家》里有這樣一段：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伊闕。……楚頃襄王患之，乃復謀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聯齊抗秦，是屈原堅持不變的一貫的政治主張。楚國國策的變化，和他個人的遭遇是密切關聯的。頃襄三年是「秦楚絕」的一年，以情理論，屈原之被放逐，絕不可能發生在這年。而且從「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這一句中的「卒」字加以尋繹，則令尹子蘭指使上官大夫陰謀進讒，陷害屈原，是經過相機而動的一定過程的。頃襄六年是楚國統治集團醞釀降敵的開始，七年就實現了。這正是親秦派從政治上排擠屈原一個最好的時機，《屈原列傳》所說「頃襄王怒而逐之」，最大的可能是在頃襄七年（公元前292年）。假如斷《離騷》為放逐後的作品，則那時屈原最低也是五十左右的人了。可是《離騷》中有「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等類的句子，這對五十左右的人來說，語氣是不切合的。 有人據「老冉冉其將至兮」一句，謂古人七十稱老，屈原至少必須是五十以上才能說得這樣的話。 我想，對這一問題，似乎不能看得太固定。七十稱老，是禮節上的標準辭令，反映在文學上，因心情和環境的不同，就會有很大的出入。失意的人，對老的精神威脅似乎特別敏感，屈原根本沒有活到七十，可是涉江里已出現了「年既老而不衰」的句子；杜甫四十稱翁，尤為明證。因此「老冉冉其將至兮」，對屈原來說，五十以上，固然可以；四十左右，又何嘗不可；除非三十以前，這樣的話說不出口而已。這並不是說，從這句話里找不出一點關於年齡的消息，我們可以肯定這不是六十以上或三十以前所說的話，可是要再具體一些，就不可能。因為它所暗示的範圍，實在是太廣泛了。但假如把它和「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聯繫起來，加以推斷，則我們很有理由把說這句話時的屈原的年齡，推前十年左右。《涉江》里的「年既老」和《離騷》里的「老將至」必然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距離。《涉江》作於六十左右，可以肯定，那麼《離騷》就不會是五十以上的作品了。 有人以《離騷》中的稱呼君上，前說「靈修」，後面忽說「哲王」，因謂「靈修」猶言「先帝」，是指已死的懷王；「哲王」猶言「今上」，是指現存的頃襄。據此，斷《離騷》成於懷王死後，是放逐時期的作品。 這一論點，就其本身來看，確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如就原文作更全面的研討，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第一，《離騷》前半部稱呼君上的，除了「靈修」之外，還有一個「荃」，是不是能作同樣的解釋？第二，「哲王」為什麼只出現一次，而且是最後的一次？ 我認為「荃」、「靈修」、「哲王」都是指懷王。「荃，香草，以喻君。」舊說無誤；「靈，善，修，長也。稱君為靈修者，祝其所為善，而國祚長也。」王船山的解釋，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二者，或以物喻人，或緣情托意，都是隱而不顯的。可是這兩個隱而不顯、只有作者「心知其意」的詞彙，終於要把它點明。於是「哲王」必然出現在最後的一次；而且只要出現一次，也就能點明了。用詞的前後變換，作者微意所在，似不難探索。同時，在《離騷》全部敘述過程里，我們只看到屈原所念念不忘的一個懷王，並無頃襄的存在。 四 關於《離騷》的時代問題，綜上所述，可以知道古今研究屈原的人們，都是從尋繹原文參證史料著手，而得出結論的。在還沒有發現確鑿不移的鐵證以前，事實上也只有如此。不過對問題的看法，各有不同罷了。 據我個人的管見，《離騷》產生的時代，可能在楚懷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間（公元前301—前299年），是屈原三十九歲以後四十一歲以前的作品。究竟是三年中的哪一年呢？那只有本「闕疑」之義，存而不論。 為什麼不能說在這之前呢？按，《史記》懷王十八年，屈原諫釋張儀。二十年，齊楚復交。二十四年，又「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二十五年，懷王入關，與秦昭王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共伐楚。秦遣客卿救楚，三國兵引去。自二十七年楚太子殺秦大夫逃歸，秦楚始絕交。從十八年到二十八年的當中，懷王雖然主張不定，但一般地說，楚國情況，還是比較穩定的。《離騷》之作，絕不在諫釋張儀以前，已詳前論：同時，也不可能是這十年之中的作品。因為尋繹《離騷》語氣，大聲疾呼，痛哭流涕，它已顯示出楚國的危機全部呈露，而不是像那樣的潛伏著。 為什麼不能說在這之後呢？因為懷王三十年即被騙入秦，從此一去不返。這是楚國最大的國恥，廣大的楚國人民對此莫不表示最大的憤怒與哀痛。《史記》記懷王之死，一再說「楚人憐之」，「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以屈原和懷王關係之深，他當時的心情，更可想見；而且《屈原列傳》里明明說他「繫心懷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可是《離騷》里卻一句也沒有提到。不但如此，《離騷》最後還有「哲王又不悟」的話。懷王被騙入秦後，如果他能接受秦國割地要盟，很快地就可以回國；正因為他拒絕了屈辱的要挾，才長期囚系，最後客死；這種堅決行為的本身，就是悔悟心情的表現。假如《離騷》之作，是在懷王入關以後，則這句話，又是怎樣解釋？凡此均足證《離騷》是懷王三十年以前的作品，而本傳所謂「繫心懷王」，則是另有所指。 從懷王二十八年到三十年，這三年之間，是楚國最危急的一個時期。從二十八年開始，秦、齊、韓、魏共伐楚。楚國一方面向齊國求和，另一方面，則不斷遭受強秦的侵襲，弄得兩頭不著岸，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屈原當時正是四十左右的人。四十左右是一個人生命力最旺盛充沛的時期，在不斷的政治鬥爭中，眼看著祖國的命運一步步地發展到這樣田地，不可抑制的悲憤心情，暴發出這樣像長江大河一般雄偉的詩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文學創作的表現及其成就言，也是符合於作者年齡的特徵的。 《離騷》乃千古至文，它所包孕的豐富而複雜的、真摯而深厚的情感，往往難以領會。但假如弄清了它的寫作時期，使歷史社會背景和作品取得直接聯繫，循是以求，則篇中一章一節，一字一句，無一非作者現實心情的反映；而文章的意緒脈絡，也就軒豁呈露在我們面前，艱深一化而為平易；對理解原作，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