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 附錄三

黃仁宇 《萬曆十五年》
英文版序言 黃仁宇先生對明朝末期一個年份的聚焦,使讀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時中國官僚階層的運作方式。但是,本書的敘述並不是要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從那時及其以後所普遍遭受的苦難一直是個巨大的錯誤;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拋棄過去的全部經驗,並儘可能地仿效西方來彌補失去的時間。這不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譴責中國的官僚制度,並不是要否認全部的中國文化。需要保護的東西很多,因此有必要採取理性的觀點。歷史學家重新檢討過去的錯誤,以期為將來提供前車之鑑;但同時也提醒讀者,要保存有價值的事物。由此推測,中國應當利用東西兩方的經驗。歷史學家因之有必要將所有的資料,全盤托出。這正是黃仁宇先生所做的事情。 我確信,這本著作將有助於全面理解現代中國的歷史。作為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我相當仔細地審閱了手稿,而且馬上給作者寄去了我的評論,告知我對手稿的印象。我覺得將我寫給他的評論轉引於此來結束這篇序言倒也非常合適:「這本書資料豐富,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做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和論述,屬於上乘之作。我不知道還有哪本書比得上它。」 L.卡林頓·富路特 斯布丁杜佛爾 1980年5月2日 萬曆:漫長的怠政時代 歐蒲台 黃仁宇先生的《無關緊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耶魯大學出版社,19.95美元)是一部奇特的書。它引人注目,發人深省,卻也帶有一點神秘的溫和氣息,恰如本書的主角——明代的官僚們。本書的版權頁顯示,它也已經被冠以《萬曆十五年》的書名,由中華書局(北京)在中國出版。 黃教授出生於中國大陸,如今則是美國公民,在此地的大專院校講授中國歷史業已長達十六年。本書的開篇因此而有著美國學術出版物開場白的親切風格:扉頁獻辭寫著「獻給格爾」,一頁半的致謝辭表達了作者「非常非常感謝」的心情,而活潑輕快的前言則是出自《明代名人傳》合編者之一富路特教授的手筆,意見肯定。不過,本書的正文卻一下子將讀者引領到明代歷史情境當中,仿佛讀者已經知道了什麼是「四書」,文淵閣和錦衣衛是如何運作的,還有那位最終摧毀了明王朝的滿洲部落首領,名叫努爾哈赤。黃先生在談到「我們的帝國」乃至「我們的歷史」時,總有一種焦慮。顯然,中國讀者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也許說明了他為什麼在文中處處將中西和古今進行對比。同樣以中國讀者為對象,富路特教授在其前言裡似乎轉而表達了這樣的信念:「本書的敘述並不是要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從那時及其以後所普遍遭受的苦難一直是個巨大的錯誤;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拋棄過去的全部經驗,並儘可能地仿效西方來彌補失去的時間。」 與上述信念相反,黃先生描繪了明朝衰落的一個瞬間,注重於對六個歷史人物的批評。於是本書相當於一紙訴狀。簡而言之,帝國的官僚們一意保持傳統與穩定,從而喪失了主動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這個說法顯示出,作者讚賞並熟知美國憲法乃至其他西方國家文獻里所包含的個人自由與合法程序的理想。他將法制和自利與瀰漫社會的儒家泛道德論進行對比: 在道德的氛圍中,社會體系無法衝破獨裁主義者的大網。社會強制被作為公正的替代品,總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壓力。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無論是誰,只要能背誦「四書」的詞句,就一定比受自私自利所激發的人更明智……因為政府下大力氣執行刑法,沒有興趣支持民法,而鄉村領袖都專注於禮儀和社會地位,所以事實上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法律服務。他們對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也從未有過明確的概念。 對這種糟糕的狀況,他給出了明確的解釋: 血緣關係和禮儀制度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統一。同樣,「仁」的學說也是促進中國社會統一的力量。伴隨著對血緣關係和禮儀制度的熱衷,這一學說日漸成為中國社會過重的負擔。幾乎緊隨著青銅時代而來的是早期帝國的大一統,正由於此,地方習俗和傳統實踐根本沒有機會發展為成熟的民法。「仁」的學說長時期的發展過程必須按照這一事實來加以觀察。 簡而言之,成功損害了中國;「一個高度程式化的社會」過快定型,「個人角色被徹底束縛住了」。黃先生通過傳記得出了這些結論。他利用文人政府(明朝沒有宰相,皇帝的首席文書,或稱為「首輔」,充當了政府事實上的首領)留下的豐富檔案,展現了精英階層中極有才華的幾個人,這些人都同帝國體制中固有的局限性作過鬥爭。 戚繼光是一個天才的將軍,在這無關緊要的萬曆十五年年底去世。他使數量巨大但實際不堪一擊的軍隊恢復了元氣,獨力編撰了軍事操典,創製了新的戰鬥隊形和戰鬥技術,享有因抗擊沿海倭寇和北方蒙古人而令人歡欣鼓舞的成功。然而,隨著他的保護人首輔張居正的去世及其身後的失寵,這位偉大的勇士被降職了,最終受到責難並被解職,在貧困交加中淒涼辭世。軍官們幾乎是一個完全世襲的階層,被認為僅具打鬥之長。他們得不到文官們的信任,而後者則專注於克己與中庸之道。任何肇基於帝國官僚政治之外的權力必須得到控制,而「隨著戚繼光的去世,我們的帝國失去了將它的軍隊施予最低程度的現代化以圖在新時代里生存的最後一次機會」。 1587年去世的還有著名的海瑞。他是一個極度嚴正的文職官員,敢於在一封公開的奏疏中批評嘉靖皇帝「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在任職南直隸巡撫期間,針對以偽善貪贓而出名的特權階層,他厲行節約,作風嚴峻,甚至提出禁止在政府公文的末尾留有空白,以防浪費。然而,他的改革熱情很快使他在土地問題上同保守派發生衝突,被迫開始長達十五年的賦閒生涯,其後雖再度起用,但被委以沒有實權的閒曹職務,直至死去,歷時甚短。「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萬曆十五年丁亥的歲暮,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的朝廷大大地鬆了口氣。現在,沒有人必須為罷免一個大眾心目中的英雄而承擔責任了。在同僚和皇帝的眼中,海瑞無聊可笑,又不合時宜。」 第三位叛逆者是想衝破當時社會制度卻無法找到出路的哲學家李贄。他對神聖的儒家經典發表了大量的驚世駭俗之論,因其中包含有平等思想的跡象而受到當今中國統治者的喜愛。不過,實際上李贄並沒有完全擺脫精英分子和儒家的信條,正是這些信條養育了他。對黃先生來說,李贄的著作起碼構成了「一份珍貴的記錄,使我們得以了解這個時代所特有的知識界的挫敗。沒有這些著作,我們將可能無從探測這挫敗的深度」。 張居正和申時行這兩位首輔的職業生涯提供了另一種挫敗的實例。我們的帝國因其中央集權和過度膨脹而運轉不靈,但他們企圖管理帝國的一切事務。他們的這一企圖受制於聖賢教育的成規,因之他們最基本的任務是「使皇帝的官員們儘量按古代聖賢的教導行事」: 管理我們這個龐大帝國的秘訣是不能依靠法律或權力去管制和懲罰,而是勸導人們,青年人要尊敬老年人,女人要服從男人,文盲要追隨讀書識字的人。在這些方面,官員們的表率作用就極其重要。 最為引人注意的人物是神宗皇帝本人,為方便起見,書中以他在位的年號「萬曆」來稱呼他。他即位時不足九歲,到1587年也才是一位二十四歲的年輕人,但他註定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萬曆是一個早熟而聽話的孩子,不僅要學習書法、歷史和經學,還欣然履行皇帝所需承擔的各種禮儀職責。除了藉田、祭祀天地祖宗和頒歷這樣的周期性儀式外,每天的早朝也要求皇帝出席。這種日復一日的早朝儀式極端刻板,必須在拂曉之前舉行,此前就已成為皇帝難以忍受的負擔。包括萬曆冷漠的父親亦即隆慶皇帝在內,萬曆之前有好幾位皇帝都荒於早朝。等到萬曆成年,他也發現即使早朝時間縮短,還是令人難以忍受。正值幼年就已披上龍袍,他既沒有玩伴,也沒有娛樂。在十歲那年,他迷上了書法,但卻被制止了。他的老師、首輔張居正提醒他說,皇帝陛下的書法已經超過了所預想的程度。「張居正進一步說,書法畢竟是一種微不足道的藝術,它本身無益於帝國的福祉。中國歷史上的聖明君主惟以德行高尚而著稱於世,而不是以其藝術才能傳世。」稍後,萬曆的興趣發展為迷戀騎馬、醇酒和美人。儘管皇帝變得越來越難以自律,聽不進逆耳忠言,但官僚們對此依然一片反對之聲。 萬曆十四歲結婚,十八歲時王恭妃給他生了第一個孩子。這時,他愛上了另一妃子,只有十四歲卻很聰明的鄭氏。皇帝希望鄭氏的兒子而不是長子來繼承皇位,為此跟他的臣僚們疏遠了數十年。他拒絕上朝會見大臣,拒絕任命官員,而大明帝國因之越來越滑向混亂無序的深淵。 在萬曆統治的早期,他表現出了求治心切的跡象。1585年發生了嚴重的旱災,萬曆「命令地方官員求雨,但沒有任何效果」,於是他決定親自到宮門外四英里之遠的天壇舉行祈雨儀式,而且這一路不坐乘輿,徒步前往。「對北京的許多居民來說,這是他們一生中親眼目睹天子的惟一一次機會。」雖然是一個月之後,但雨還是來了。也是在其統治早期,萬曆還親自主持御林軍的操練和比賽,四次帶著歡樂而龐大的隨從隊伍去拜謁北京郊區的皇陵——那裡正在修築他自己的陵墓。官僚階層對皇帝陛下的所有這些冒險活動感到驚慌。圍繞著皇帝的每一個行動,他們都加以預防性的批評,從而「成功地剝奪了皇帝出行的快樂」。1588年,萬曆又一次拜謁了自己的陵墓,此後在皇宮大院裡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創下了皇帝怠政的空前記錄。在這個王朝的幾個世紀裡,「君主已經是一個高度程式化的位置,以致沒有一個有思想的人能夠安坐龍椅」。作為吸引天命的幌子,關鍵是最高統治者保持靜默的威嚴。在日出後就立即舉行的經筵上,時間一久,如果皇帝漫不經心地翹起了二郎腿,講官就不得不停下來問他:「君主自己難道可以忽視禮儀嗎?」除非天子放下二郎腿,端坐如儀,否則講官就會一直這樣問下去。所以沒有什麼可奇怪,皇帝們會以縱情聲色和冷漠無情來反抗;也沒有什麼可奇怪,在其皇帝角色里表現活力的所有嘗試遭到普遍反對後,萬曆走上了罷工的道路,全身心地去陪伴鄭貴妃——還有傳聞說,他躲在宮裡抽大煙。 在文化反思的當今時代,黃仁宇先生提供了一個有關衰落的研究,這值得感謝。如果說,由可再生細胞組成的生物體為什麼會衰死並不十分清楚的話,那麼,國家和文明為什麼會衰亡就更說不清楚了。每一代人的天資也許是相同的,就像梅爾維爾所言:「朋友們,相信我,今天在俄亥俄河兩岸出生的人並不比莎士比亞差很多。」的確,有一些王室成員因近親繁殖而天生軟弱無能,比如法國的梅羅文加王室。但是,對萬曆皇帝或者他的首輔們來說,他們的問題並不在於平庸無能。首輔們都是通過幾乎純粹的學術成績爬上這些文職高位的,他們都經過了任何一個精英分子強加在自己身上的嚴格標準的審查。因此,他們癱瘓的原因非在自身,而在於他們奮力維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機制。國家實際上不同於個人,因為它在演進中會對正形成的環境中的特定因素產生反應,然後它本身也變成一種環境,從而阻礙更進一步的適應性調整。 黃先生告訴我們,明朝的特徵在於「依靠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意識形態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無論從強度還是從廣度來說,都是空前未有」。在中國歷史上,穩定停滯的時期與動亂不安的時期常常交替出現。在一場大動亂之後,明朝取代了短暫的元朝,後者是熱情接待過馬可·波羅的忽必烈大帝建立的。明朝意在恢復教條主義的理想,退回到中國傳統上簡單樸素的農業社會。洪武皇帝是大明王朝的建立者,他「有組織地消滅了全國的大地主和富戶。他堅持說受過教育的精英是全體人民的公僕——按字面意思說,就是『僕人』,所以強制他們過著嚴格禁欲主義的生活」。在各級官僚中,私利和公德之間的鴻溝都被壓制到最小程度。官僚機構得到大幅度精簡。每個村莊都各設「旌善亭」和「申明亭」,「一座用於表揚做好事的居民,另一座用於申斥作惡之人」,以期村莊自己能夠維持治安。洪武皇帝處死了他的王朝僅有的三位宰相,並且宣布廢除宰相職位,決策權便開始落入大學士的手裡——大學士的職責最初只是用典雅的文字擬寫皇帝的諭旨。到1587年,大明王朝已經走過了二百周年。隨著禁欲主義的衝動褪色,它的烏托邦式制度退化為虛偽的表演,這一點不令人奇怪。皇帝因其角色裡帶有神秘、玄思冥想和非人格化的跡象而無法展開行動;官僚們沉溺於貪污受賄和明哲保身;國家進行一些戰時指揮與平時管理上的革新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但革新卻因受到謹慎和惰性的限制而變成了反常事件。維持現狀的邏輯反對技術和國際貿易。儘管火藥很可能是中國人發明的,但它在十六世紀晚期中國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卻微乎其微。為一時便利,國內稅收供應的通路和交換建立在簡單的原則上,側面收受,短距離運輸。這已經無法適應帝國複雜多變的情勢。到十六世紀晚期,帝國人口急劇增加,革新契機已然失去。這兩項冷酷的因素使得開國時期的理想黯然失色,正如黃仁宇先生的總結:統治者是盡職盡責,還是嬉戲怠政,官僚們是誠實清廉,還是貪污腐敗,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儘管美國讀者也許會想像明朝的理想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非常相似——官員大公無私,民眾嚴於自律,完美的領袖以言治國,但是作者並未將明朝與現代中國作類比。那個古老國家的現任政府如何協調首輔申時行所說的「陰」和「陽」,即人們內心「隱蔽的欲望和動機」和政府「宣揚的道德高調」,仍有待觀察,而這在世界大舞台上也是一個大問題。更明白地說,我們這個充滿創新精神和原始清教徒主義的農業國家已經立國二百多年,公開宣稱的道德論調已經落到低谷,亞當·斯密簡單樸素的利己主義原則時時召喚著我們。我們的開國先輩告訴我們,開明的利己主義將會催生一個國家。開明的利己主義是值得強調的差別所在,它勝過明代由國家提倡的道德說教與實際上的各顧各自之間的溫和妥協。在任何社會契約論的核心,都存在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緊張,其解決之道也許永遠都是暫時的。美國的個人主義似乎也已看到它自己的惡果:在市區,濫建工程,垃圾遍地,毀壞公物,搶劫橫行;在城郊,無序發展,四分五裂,破壞嚴重,到處流露著俗麗的氣息。顯然,需要對這一切做些和諧化的調整。 至於明朝,黃仁宇先生若是將它的衰亡置於中國歷史的大循環和它獨特的文化連續性中進行闡述,也許會更令人同情和理解。跟蒙古人一樣,取代明朝的滿洲人也是從北方來的入侵者。他們能夠強迫漢人剃髮結辮,卻不能說服漢人禁止婦女纏足,反而被漢人同化了。在經過了漫長而恥辱的衰落期之後,1912年,這一王朝終告消亡。《萬曆十五年》儘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後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沮喪的小說。在那裡,長城是分段建造的,傳說每段城牆之間都留有遙不可及的間距。垂死皇帝派出的使者雖然快馬加鞭,卻永遠也趕不到宮殿最外層的大門口。卡夫卡那位無名的敘述者說道:「以同樣的絕望和同樣的希望,我們的人民尊崇著皇帝。可是,他們並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對王朝的名稱也不確定。」 (原載《紐約客》1981年10月號) 皇帝只是個牌位 * 我在抄附錄一時,覺得很有意思。那文章是誰寫的?很傳神,皇帝那個作威作福的樣子,放不下架子,事事也不順心,有時還有點胡攪蠻纏的味道。幸虧那位申閣老左推右擋很有功夫,一樁樁一件件都被他磨了過來。皇帝外強中乾,實在是苦悶的。而作為首輔,似乎也很需要有嘴皮上的功夫,往往先恭維而後又找出使皇帝就範的理由,但處在這個職位上真需很大耐心才能取巧,要熟習陰陽之術。 這些實錄是怎麼錄下來的?當時又沒有錄音機,是否皇帝每日起居活動均有專人為之記錄?而又如何銜接於後代?以後有時間給我談談,怪不得這些書籍使你入迷。 執筆的是些什麼人?我真想像不出那情景。在緊張的氣氛中怎能留下傳神之筆,事後這些先生們再在一起追憶又哪能客觀?我們這個神奇的帝國也真複雜,竟留下這些浩瀚瑣碎的記錄,日後讓人埋首故舊紙堆而終成學問。 皇帝只是活在一個虛無飄渺自我陶醉的境界裡。他是天之子,擁有四海,這涵義本身就值得深思。他既富有得無所不包,為何還有受賄賂之說(有煙必有火)?他的權力不次於天,為何自己的老岳父還要找外快補官俸之不足?他擁有三宮六院,無限的女人,但連由一個心愛的妻子、骨肉之感的兒子所組成的家庭卻也沒有。這一切悖於常情的生活,難道就是做天子的幸福嗎?他住在深宮,基本與世隔絕,那些大報告如星呈、小報告如密探來的市井消息,又有多少代表性和可靠性?何況他總得高高在上,要以聖德明智來顯示這不同之處,就很難發揮得恰到好處。他明明被疏呈氣得吹鬍子瞪眼睛,最後還把自己架空在「聖度」的圈圈裡,這不也是阿Q精神?他富有四海之財,吃穿用以及醫藥等必然是時代之精華,但這畢竟與四海之財相比耗費太有限了,人既不能長生不死,生命均有盡期,貴為天子,到底也不能象「天」之永恆。這一點和常人是毫無例外的,他應該從這規律中得到醒悟。他只好早掘墳墓,早料後事,在活著的時候就準備著死,這活又有什麼意思?那大量的人力財富都投入他葬身之地,也只是顯示他暫時擁有財富支配權。也好,四百年後,讓人們走進那已不再神秘的地宮,多少可以抒發思古之幽情:金冠玉飾尚在,殭屍骸骨何存? 皇帝可以隨便血口噴人,可以說杖責就杖責,說充軍就充軍,他的天語綸音確實是具有權威性的。但是在就範服輸的時候,言語倒也簡練得很,只說「知道了」就行。要是首輔還繼續展開他的特技,喋喋不休,已是改守為攻的階段了,皇帝無可奈何就只得請他走,大概這一天就算下班了吧! 皇帝是天之子,他的聰明才智,其成色歸於天賦,無可選擇,唯有首輔之流倒真得有點本事才行:在政治舞台上,幕後比幕前在中心意義上更為重要。皇帝只是個牌位,稱孤道寡,開口是朕,閉口是朕,他的精神境界究竟如何,實非凡人所可理喻。而那些臣民,他們的作為倒可以常情度之,較好理解。例如申時行,我看他是典型南方人,細密冷靜,脾氣很好,當然也是政治的需要,但活到八十歲左右(均我看書後猜想),足見他應付生活的能力很強。 以上是由於我抄了一遍附錄一,隨便談點感想。這書有如國內所評,宛如作者坐在對面娓娓而談,大故事裡套出一些小故事,發人深思。而我坐在與你地球相反之側,抄錄之餘,談點無題漫話,你一定也會理解我這種閒來之筆吧! 粹存 1984.3.18 ———————————————————— * 篇名為編者所加。文中「附錄一」即本書中「《神宗實錄》二」。1984年3月28日,黃仁宇先生致編輯部的信中說:「舍妹在抄完附錄之後,又寫下了她的感想,因為這隨筆可以代表一般讀者的意向,所以我也制抄本如附件。一方面也可以表示這附錄的重要,這文字把中國傳統制度的弱點全部暴露。先生書評稱我受行為主義的影響,其實這行為主義已經申閣老及萬曆皇帝自己表現無餘。據我猜想,先生如能將這隨筆稍加修飾在適當的書報付印時,舍妹應會同意(但是我還是要徵求她同意)。附錄的兩篇文章都是申時行所撰,他曾用《召對錄》的名義出版(在他生前付梓,《召對錄》為《叢書集成》之一)。我斷定他寫完後曾付六科廊房,讓人傳抄(因為三四日後,各官呈奏的語氣上看得出此對話經過他們過目)。」 經典的歷程 ——《萬曆十五年》中文之旅(1976——2014) 目錄 《萬曆十五年》紀事 名家推薦 《萬曆十五年》出版始末 傅璇琮 兩聲歡呼,一聲倒彩——《萬曆十五年》三十載印象記 徐衛東 《萬曆十五年》的讀法 徐衛東 返回目錄 《萬曆十五年》紀事 1976年 黃仁宇完成《萬曆十五年》英文書稿。 1981年 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萬曆十五年》英文本: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 1982年 中華書局出版《萬曆十五年》中文本。其後重印本收錄兩段《神宗實錄》和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一文。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獲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該年及次年兩次提名(歷史類作品)。 1985年 台灣食貨出版社出版《萬曆十五年》中文繁體版。 1997年 列入三聯書店「黃仁宇作品系列」出版。 1999年 入選《新周刊》、《書城》「改革開放20年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20本書」。 [1] 2006年 中華書局出版《萬曆十五年》(增訂紀念本),增收黃仁宇《1619年的遼東戰役》、富路特《英文版序言》、歐蒲台《萬曆:漫長的怠政時代》及黃粹存《皇帝只是個牌位》四文,精選數十幅黑白圖片和十一張彩色圖片插入書中,並特別收錄黃仁宇晚年照片一幀及其夫人格爾女士所繪肖像一幅。 2007年 中華書局出版《萬曆十五年》(增訂本),保留增訂紀念本全部文字校核、增補成果,並增收黃仁宇書信手跡一份。 2008年 入選《中國圖書商報》「改革開放30年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和第九屆深圳讀書月「30年30本書」。 2009年 獲搜狐網「讀本好書」經典好書獎。 2014年 中華書局出版《萬曆十五年》(經典版),以增訂紀念本為基礎,進一步完善全書文字,增收多幅彩色歷史圖片,並特別製作《經典的歷程——〈萬曆十五年〉中文之旅》,以饗讀者。 ———————————————————— [1] 編者按:《萬曆十五年》自1982年出版後,三十多年來暢銷不衰,經常見於各色人等與報刊的推薦書單以及書店銷售排行榜,此處從略,僅列比較重要的媒體評選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