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友魯迅印象記 · 一 三十五年的回憶

三十五年來，對於魯迅學術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養的偉大，我是始終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東京留學，他也是這一年由南京礦路學堂畢業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們在弘文學院同修日語，卻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後的略歷如下： 1902年—1904年夏 弘文學院預備日語 1904年秋—1906年春 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1906年春—1909年春 在東京研究文學兼習德文俄文 1909年春—1910年夏 歸國，在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及化學教員 1910年秋—1911年冬 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師範學校校長 1912年春—1926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員，同年夏部遷北京任科長僉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講師 1926年秋冬 任廈門大學教授 1927年春夏 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1927年秋—1936年10月19日 在上海專事著譯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紹興，廈門合計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廣州別後，他蟄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見雖稀，音問不絕。 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於常人。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人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我從此就非常欽佩：以一個礦學畢業的人，理想如此高遠，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實，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學醫以後，成績又非常之好，為教師們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他對我說。 「為什麼？」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為什麼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於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為呆子壞呆子這兩大類，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吶喊·自序》文里寫這「轉變」的經過很詳細。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他對於這文藝運動——也就是對於國民性劣點的研究，揭發，攻擊，肅清，終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使我始終欽佩的原因之一。 我們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體的情形比較最佳，確乎已經是轉危為安了。談話半天，他留我晚飯，贈我一冊病中「手自經營」，剛才裝訂完成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並於卷端手題小文： 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季市一冊，以為紀念耳。 到了九時，我要去上京滬夜車了，握著這版畫集告別，又欣喜，又惆悵，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送我下樓出門，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題字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