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送別胡健中先生
王映霞
前幾天，從台灣來的長途電話里，得知一個噩耗，說郁達夫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胡健中先生已在台北市溘然長逝了。我接到這個電話，發獃了好一會，好久說不出話來。五年前，我還在《傳記文學》雜誌上讀到了他寫的《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悲劇》，《悲劇》一文，他說：「不僅為方正清廉之好友許紹棣兄與相交已久、知之有素的王映霞闢謠，亦所以對歷史負責，不容史實為悠悠之口所混淆。」我很感激他，給歷史還了它本來的面目。兩年多以前，我應《傳記文學》和胡健中先生之邀，去台灣探親訪友三個月，我就住在胡健中的家裡。那年他是八秩晉九，我們為他做壽。他雖然是高齡老人了，而且有過小中風，不良於行，但神志清楚，聲音響亮，怎麼分別沒有多久，竟遂然離開了人間？起初我不相信這個電話，認為我在做夢，但事實證明，這不是幻夢。我與他相交六十年以上的老友，尚健在的，已寥寥無幾，現在又走掉了胡先生，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我之認識胡健中是由於郁達夫的關係。郁達夫認識他，比我早十年，胡健中只有二十歲，尚在上海讀書，郁達夫剛從日本回國。在上海期間，兩人一見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書堆之中，生活得很窮困，但他很愉快。
一九二八年我與郁達夫結婚後，一直住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幾年下來，我們對大都市的生活頗感厭倦。我是杭州人，難免遊子思鄉，飛鴻倦旅，而且杭州的生活程度低於上海的二分之一。郁達夫也有類似的想法，他在《移家瑣記》中明確記載，此次遷徙，是為了生活，迫於經濟。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躲避白色恐怖，他在《遷杭有感》中有「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的詩句，在《毀家瑣記》中又有斷句一聯：「烽火滿天殍滿地，儒生何處可逃秦？」從此可窺見郁達夫當時的苦悶情況。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們冒著霏微的細雨，舉家搭火車赴杭州，很快，四小時就到了。由於友人徐葆炎的幫助，租下了杭州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的一所舊式房子。我們到杭州後，第一個派記者來採訪的，就是胡健中，當時他在杭州《民國日報》（即《東南日報》的前身）主持筆政。這篇訪問記的題目叫作「郁達夫望子成龍」，因為我們第一個孩子取名郁飛。郁達夫已是風靡全國的著名作家，加上與胡是知己朋友，文中自然頗多讚美之詞。
我和郁達夫把杭州的寓所略加安頓以後，他偕我去胡健中家看望他們，我與胡健中是初次見面，而他的夫人王味秋卻早就相識了。她是浙江安吉人，我與她是杭州女子師範先後的同學，又是我好友劉懷瑜的同鄉。她舉止文雅，樸素大方，性格內向，沉默寡言，是當年我們在杭州女友中最賢淑的一個。
郁達夫與胡健中一別十年，我與王味秋也是多年不見，舊雨重逢，心中有說不完的高興，他們夫婦當即設宴為我們洗塵。胡健中是文章能手，《民國日報》社論多半由他撰寫，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尤擅長詩詞，即席寫了一首詞寄《採桑子》，贈給郁達夫：
十年離亂音塵斷，忽漫相逢，往事重重，猶在鮮明記憶中。
人生蹤跡知何在？似梗如蓬，酒洌煙濃，且染今宵醉頰紅。
郁達夫也喜歡寫古典詩詞，而且是個快手。聽了胡健中的《採桑子》以後，不覺技癢，即席口占一首《和蘅子先生》，蘅子是胡健中的筆名。詞曰：
當年同是天涯客，故里來逢，奇事成重，乍見真疑在夢中。
譜翻白石清新句，愛說飄蓬，意淡情濃，可惜今時沒小紅。
從此以後，我家與胡家經常來往，或小聚，或出遊。郁達夫是個喜歡遊山玩水的人，曾經游遍浙江各地的名勝，出版了一本遊記《屐痕處處》。我有時陪他出遊，有時他獨個兒出門。我與胡夫人王味秋當時都只有二十幾歲，每逢春秋佳日，兩人手挽手地在蘇白兩堤上漫步輕談，在葛嶺、六和場等名勝地區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那時我們是多麼快樂，多麼逍遙。如今悠長的歲月已染白了我的頭髮，老了，老了，時間過得真快，那時候游西湖的情景仿佛還在我的眼前，而王味秋卻早已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底，由於胡健中先生的幫助，我偕女兒鍾嘉利作台灣之行。一到胡健中的寓所，他已經等候在會客室里，端正地坐在沙發上。我奔到他的身前，雙手拉著雙手，興奮地說：「我們終於見面了！」他微笑地立即接上一句：「不必再等來生！」十分鐘以後，我們興奮的心情才悄悄地平靜下來。我問他味秋姐病故的情況，他帶著抑鬱的情調一一作了回答。我見到牆壁上掛有王味秋的大幅遺像，我說：「我沒有機會參加老同學的葬禮，今天來補個禮吧！」說著，我走到遺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並說：「你走得太早了。」我悲痛得幾乎要掉下淚來，胡健中也為之唏噓不已。
住了幾天以後，知道胡健中家裡的情況，他沒兒沒女，孑然一身，晚景是夠淒涼的。他不管家務，也不會管家務，由一位司機張景訓先生代勞。會客室很大，房間有好幾間，每間房間都裝有電話，胡健中是靠電話來與外界聯繫大小事情的，平日不大出門。每天早晨吃五隻湯糯，不多也不少，必然是五隻。然後他看各報的大標題，或與來客聊天，或看看彩色電視。中晚兩餐都吃麵條，名為陽春麵，實則其中有雞湯、鴨湯或火腿湯，午後休息三小時。我想起他在年輕時，口齒伶俐，談笑風生，現在性格變了，變得沉默了，他不愛跟傭人聊天，對朋友們也談話不多。
那次我去台灣，名為觀光，其實除了游過一次陽明山公園外，什麼地方都沒有去，每天總是與胡先生相對而坐。他非常懷念風光明媚的西湖，他說：「我在杭州住過二十多年，你是杭州人，咱們可稱是同鄉了。」所以我們談話的熱門話題，主要是西湖。談到西湖，我與他都覺情趣盎然。胡健中對今天的西湖一無所知。他以疑惑的口吻問我：「西湖怎樣了，天竺靈隱仍然照舊麼？平湖秋月呢，還是那麼清靜風雅？我們以前常常去吃飯的鏡湖廳還存在麼？樓外樓、天香樓還有麼？」顯然，他已浸沉在半個世紀前我們大家在西湖遊玩的記憶之中，臉上浮起了淡淡的淺笑。
我回答說：「西湖一切照舊，而且湖水變清了，風景更變美了，西湖這個西子比過去更漂亮了。樓外樓已經修葺一新，不久前我們還在那裡吃過一頓飯呢，還吃了東坡肉。」他聽了很高興，說：「那就很好，可惜我老了，行動不便，不能再去了。能夠再去玩一趟，該是多麼美啊！」
我們在台灣三個月，他不斷地關心我和鍾嘉利的生活，噓寒問暖，無有已時，還幾乎天天計算我們的歸期，盼望我多留一天好一天。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們將要離開台灣的那一天，胡健中一反常態，獨個兒睡在床上不起來，眼睛閉得緊緊的。我們進房門去看了幾遭，都是如此，不講話，也裝著沒有聽見別人的話，我知道他是陷入於分離的苦悶之中。最後我再一次到他的臥房裡，輕輕地向他說：「胡先生，我們要走了，隔二三年我會再來的，願你多多保重！」我走到房門口，再回頭望一望，只見他眼睛睜得大大的，在望著我這個正要遠去的人。這是為什麼？「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
萬萬想不到我們這次的別離，竟成了我們的永訣。雖然胡先生行動困難，但憑著優越的生活條件，再活上五年十年，是不成問題的。如果我下次再去台灣，已經見不到他那慈祥的臉孔了。味秋走了，他也走了，我內心的悲傷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我往床上一躺，頭腦里是亂鬨鬨的，想這想那；又好像是一張白紙，什麼也沒有想，房間裡是靜悄悄的，我不做一聲，沉默著，直到一道月光從窗外射進來的時候，我才知道夜已經很深，該睡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