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氣死人的「啟事」
我和郁達夫在結婚以後的十年之中，夫妻間小小的爭執不是沒有，但吵過爭過也就算了，這一次卻有所不同，情況似乎較為嚴重。
在郁達夫去台兒莊勞軍回來之後，我經常見他眉頭一皺，頭略略一搖，從經驗告訴我，這是他快要發脾氣的先兆。他脾氣發起來，往往不告而走，讓我擔憂擔驚；但他出走幾天也就會回來的。不過在這個時候，非尋常可比，飛機日日在亂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無論如何我決不能讓他不告而走。
母親可以由我帶去，還有三個幼小的兒子呢？這一個重擔，教我又如何挑得起？想到這裡，我只能先開口問他：「你又打算走麼？要走，可以的，你須把三個兒子也帶了走。否則，就讓我走！」
其實，我所提出的「就讓我走」這四個字，原是一無準備，打算探一探他的口氣的，卻不料他居然來個「你走就你走」這幾個很堅定的字。
這些年來，我從未聽見他對我講過如此嚴重觸犯我的自尊心的話。這時，我頓時怒火高燒，站起身來，馬上去我母親房內取了兩件替換衣服，手中提了一個拎包，三步並兩步地從堂屋走到天井，再從天井裡跨出了大門。假戲已經在真做，郁達夫看了我這個樣子，也跟在我身後走了出來。
走到大門口，正好看見一輛空車，我就一邊跨上車去，一邊向車夫說：「你給我拉到火車站！」
因為心中有氣，人在火頭上，所以便不經考慮，就說出了「要走」的話。其實，我到車站去做什麼呢？找什麼人呢？我的親人就只有老母和孩子，不是都在我的身邊麼？不是都在武昌麼？我真的還有什麼人可以找！我正在這樣地反問自己的時候，車夫卻已把車子拉了起來，要起步的樣子。我的頭腦里略略地清醒了一些，就又重新對車夫說：「不，不去車站了！你把我拉到小朝街四十一號！」
原來，小朝街是我們在杭州時候的朋友曹秉哲的住所。曹先生是杭州的名律師，在杭州和富陽，他的熟人最多。現在他住在武昌，名義是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的秘書。他是我們在杭州時候極好的一個朋友。
我離開家庭時，應該去到什麼地方最為適當這一個問題，是著實要經過一番考慮的。就是說，我不能去到單身男子的人家，又不能去到一個只有女子的家庭，要在幾分鐘之內，馬上決定下來，這實在是一件為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終於決定了去曹家。
曹秉哲夫婦一看見我，就知道一定是我們家庭中又在發生口角。就勸我：「休息休息，慢慢來。你就在我們家住幾天，然後我會去叫達夫接你回去！」曹先生說。
我一聽見說通知郁來接我回去，就馬上搖手示意，並對曹先生說：「曹先生！我今天之來，是打算在你們這裡住幾天，你可萬萬不可以去通知我家裡。若你要通知，我馬上就走。」曹律師夫婦看到我這副決然的神情，倒是可憐了我起來，說：「你不要再走，我不去通知你的家裡！噢！我一定不去通知。」經過了這樣的一番周折之後，我總算安定地住了下來。
這一夜，曹律師把他們自己的房間讓給了我，讓我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來。但是人是有靈性的動物，思前想後，這一夜中我心情之惡劣，為十多年來所未有。
八月初的天氣，在武昌是相當的炎熱，我心中的鬱悶也與天氣的炎熱成了正比。好心的曹律師夫婦，總以為我們是一種極平常的夫婦的爭吵，過上兩三天，氣平靜下來，就可以平安無事了。
第三天，曹律師把我的住處暗暗地去告訴了郁達夫，這使郁達夫的心境十分安定了下來。
第一，知道我並未與他所想像的那樣，去到浙江許紹棣的地方；第二，既知道了我的下落，則他就要向我出出氣了。首先，去叫了第三廳里的他的許多同事，到我家來看我的所謂「情書」（就是給許紹棣介紹孫多慈的幾封來往信件）；然後，他又分別給蔣介石和陳立夫寫了長信去告狀，要他們管管許紹棣。最後，到大公報館去刊登了一則啟事。「啟事」是這樣措辭的：
王映霞女士鑒：
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達夫 啟
郁達夫的「道歉啟事」云：
達夫前以精神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並登報相尋。啟事曾誤指女士與某君的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復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致歉意。
此致
映霞女士
郁達夫 啟
郁達夫氣也出了，自承「精神失常」的啟事也登了，這下總可太平點了吧！可是郁還到處宣揚，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寫給雕塑家劉開渠先生的信中仍說：「內人王女士，與許紹棣戀愛，家庭幾至破裂……」曹聚仁先生曾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一位詩人，他住在歷史上，他是個仙人；若住在你的樓上，他便是個瘋子。」他在《也談郁達夫》中說：「君左和我一樣，都覺得達夫有點精神虐待狂。」我看是這樣的。
這次家庭風波之後，有些好心腸的朋友，來勸我和郁達夫寫了一張協議書，書的原文是：
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生衝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開。現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之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間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後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夫妻間即有臨時誤解，亦當以互讓與規勸之態度，開誠布公，勉求諒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錯誤事情，及證據物件，能引起夫妻間感情之劣緒者概置勿問。誠恐口說無憑，因共同立此協議書兩紙，為日後之證。
民國廿七年九月
立協議書人 夫 郁達夫
妻 王映霞
見證友人 周企虞
胡健中
周企虞即周象賢，是杭州市市長，而胡健中是浙江省《東南日報》的社長。
我當時只淡淡地簽了字，把協議書收藏好。
氣候已經進入初冬，孩子們的衣服要添要補，使我想到黃仲則當年的詩句：
全家都在秋風裡，
九月衣裳未剪裁。
正是我此時心境。
到湖南漢壽之後
夫妻間吵歸吵，一旦戰火蔓延過來，還得拴在一起去逃難。武漢危在旦夕，有人勸我們到湖南常德去，如果時局再緊，可以引退四川和貴州，比較安全。於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我們一家從漢口坐船直達常德，可到了那兒，發現常德是湘西重鎮，物價並不很低，又想轉到一個生活水準更低的地方去。在易君左的幫助下，我們一家大小從常德到了漢壽。漢壽是易君左的老家，也可以稱得上是魚米之鄉，家用不會太大。易君左在漢壽的一個朋友，姓蔡，原也是日本留學生，這時他在經營醋業。聽了易君左的介紹之後，馬上就讓出了兩個房間，作為我們七個人的臨時借住之所。
我在盛氣之後，余怒難消。要全恢復十年前我對他的熱情，是再也不可能的了。不過在兩個人的心中，到達漢壽之後的一個時期里，也的確有過重歸於好的願望。他在當時所寫的那一篇《國與家》里，確是很真實、很明顯地表示了他的態度，而且還較具體地寫出了隱諱之言。他寫著：
六月初頭，正當武漢被轟炸得最危險的時候，我的這個小小的家庭，也幾至於陷入到了妻離子散的絕境。自北去台兒莊，東又重臨東戰場，兩度勞軍之後，映霞和我中間的情感，忽而劇變了。據映霞說，是我平時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時也不覺得對她有什麼欺負；可是自從我福建回來，再與她在浙東相遇，偕她到武漢以來，在一道的時候，卻總覺得她每日每夜，對我在愁眉苦眼，討恨尋愁。六月四日，正在打算遵從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預備上船西去的中間，一場口角，她竟負氣出走了。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為在她出走之前，我對她的行動，深感到了不滿，連日和她吵鬧了幾場。本來是我先打算以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後，我因為不曉得她的去向——當時是疑她隻身回浙東去的——所以就在《大公報》上登了兩天尋人的廣告。而當這廣告文送出之後，就在當天的晚上，便有友人來送信了，說她是仍在武昌，這廣告終於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後來經許多友人的勸告，也經我們兩人的懺悔與深談，總算是天大的運氣，重新又訂下了「讓過去埋入墳墓，從今後各自改過，各自奮發，更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的一個誓約。破鏡重圓以後，我並且又在《大公報》上登了一個道歉的啟事。第二天就上了輪船，和她及她的母親與三個小孩，一道的奔上這本來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從前是叫作辰陽的，現在是稱作漢壽，僻處在洞庭湖西邊的小縣裡來了。
住在漢壽，讀著他這樣半憶半懺悔的文章以後，我胸中的悶氣也略為平了一些。我是個個性倔強的女子，對於自己的願望與理想，只在意會而不想言傳。要我從口頭上表示出甜甜蜜蜜，我是怎麼也做不出來。只打算在大風大浪的襲擊以後，讓心境漸趨平靜，再恢復自己對他的感情。而這必然是有一個過程的。我相信，我們若能熬過了這一段靜默的短時期，又何慮不會有柳暗花明的佳境來到？可惜的是，郁達夫偏偏忽視了女性的纖細的心理。
我們夫妻之間的感情變化，旁觀者倒也看得很明白，曹聚仁在《也談郁達夫》中記有這樣的話：「君左又說到達夫、映霞在漢壽時也時常到他們易家去玩，只是十分奇怪，他倆並不大同時去，常常是參差前往。每當他們邀達夫出遊或訪友，映霞往往不和達夫一起。表面上看來，達夫夫妻間，似乎沒有鬧什麼大彆扭，但他倆的創痕像是已到無可彌補的程度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福建省主席陳儀來電報叫郁達夫回到福州去。他和我商量了一下，我覺得還是讓他走，讓他回福建。不過自從到漢壽以來，我看郁達夫的精神狀態，覺得總有些異乎尋常。我又想到夫婦間的爭吵，是會影響人的精神的。郁達夫的精神異常，大約也是這一個原因。我也就不十分在意了。
誰知郁達夫一離開家，雖然沿途寫了許多封信寄回來，但同時他卻打了許多電報到麗水去，向浙江省政府里我們所認識的人中，詢問我是否已到麗水了，去和許紹棣同居了等等。而我呢？當時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情，心中卻還在想著，等待他到達福建的消息。後來，還是我在浙江工作的兄弟，寫信告訴我這一件事，我才曉得這些情況。
到了十月中，住在漢壽的認識與不認識的人們，都開始在搬動，因為武漢已經失守。照我一個人的想法，覺得也沒有再留在漢壽的必要，和母親商量，和孩子們商量，自然也都商量不出來。這時，正可以說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我只能托平日關心我們的朋友找來了車子，又把我們全家從漢壽運到長沙。
這時的長沙是一個戰爭的要地，有人對我說，長沙早晚要出事，叫我們這一家人馬上搭火車離開。我到火車站一看，連火車頂上都坐滿了人，我們從人叢中擠了進去，仍舊沒法上車，只得先把行李上了行李房，我們重新又退了出來，等待第二天的火車。大大小小在車站上等了一夜，總算等到了第二天的午後，把老的少的扶上了火車。好容易等到火車開動了，我的一顆心才放下，總以為可以安全地到達江山，然後翻仙霞嶺而去福建浦城的了。誰知火車行駛不到兩小時，消息傳來，說長沙在大火了，滿城都在燒了。我想這如果是真話，則我家的全部行李，包括六七個人全部衣著，全焚於火了。
火車一到江山，先得找裁縫做替換衣服，然後再給郁達夫去電報。這時候我的心呵真是又氣又傷悲。想到最要緊的，還是行李中歷年所積下來的照片和信件，這個損失，將永遠也奪不回來。真是無巧不成書，這批我認為永遠失掉的書信，經過幾十年後，奇蹟般地出現了，得到朋友們的幫助，其中一些信已經結集為《達夫書簡——致王映霞》出版。
我們在江山住了四天，總算福建派了車子來接我們。老小上車之後，已經沒有什麼行李可裝，看看也真寒心。車子直駛浦城縣停下，已到福建境界，我首先和早到福州的郁達夫通了電話。只聽見他在電話中說：「你帶了大的孩子，明天馬上來福州，還有兩個小的，可以暫時交給你母親帶往雲和縣，暫時由她撫養。」雲和，是浙江的一個小縣，當時因我的兄弟在浙江的建設廳工作，建設廳在麗水，可以遙相照顧母親，所以我的兄弟叫我暫住雲和。這是預先約好的地點，我只能照他在電話中所囑咐的去做。第二日，我就帶了大的孩子首途去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