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到福州去
一九三五年冬天，我們在應酬中，無意間遇見了在西湖做寓公的葛敬恩（湛侯），他是陳儀的親戚（原編者按：葛與陳並無親戚關係，但系浙江同鄉、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二人同時在孫傳芳部，葛任陳之參謀長，二人關係極為密切，陳接收台灣時葛為秘書長）。由於他的從中介紹，將郁達夫和陳儀的關係拉在一起了。郁達夫想到福建去，我們為此有過一段較長時間的考慮。他在和陳儀通了幾次電信以後，才決定了他的福州之行。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二日（舊曆正月初十），我為郁達夫準備好川資行裝等，郁達夫預備乘早車到上海，然後再換船南行。
他的脾氣和作風我是想得到的。為了他這次出門，我們曾爭論過一些時候。這還是移居杭州後的第一次爭論。他臨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親自送他上靖安輪船的要求，因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後，若不馬上上船的話，則他身邊的旅費將會無計劃地用完。但他對於我的提議卻不同意。他認為，我匆忙間的一趟來去，勞神而又傷財。雙方的出發點不壞，但是鬧卻鬧了一夜，爭執了一夜，誰也不讓誰，大家坐到天明。看看開車的時間將到，才決定了讓他一個人走。不過在送他上火車之後，我馬上趕到了曹秉哲律師的住處，和他商量，接通了上海靖安輪船上的長途電話，得到了的確已有這麼一位乘客上了船的消息後，我才安心，也總算盡到我做妻子的責任了。不過胸中的鬱悶，持續了好些天。後來，郁達夫寫的《閩游滴瀝》和《閩游日記》里，也都記載著那一晚我和他爭執的情況。
《閩游滴瀝》里說：
上車的頭一天晚上，杭州還是北風雨雪，寒冷得像在河北的舊都里一樣，並且因為要決定出行與否的緣故，和內人還起了一場無謂的爭執。鬧鬧吵吵，一直坐到了天亮……
只是靜默下來，心裡頭總覺得有點兒隱痛難熬，先還是渾渾然不曉得是為了什麼，隨後方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場爭吵，與今天開車時她那張立在鐵柵外的蒼白的臉，就是這一點心痛的病源……因此我這一點心痛，終於苦受了兩天兩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會住下，一個電報送出之後，方才稍稍淡薄了下去。
《閩游日記》里，郁也提到此事。二月二日日記上說：「清晨六時起床，因昨晚和霞意見不合，通宵未睡也。」事件的經過是前月十五日，福州陳儀來函相召，但郁達夫因南京有要人來杭，「與周旋談飲，無一日空」，擱至年底，南京要人離杭，又忙於過舊曆年，「一日挨一日的過去」，竟到了前晚；因約定的稿子，都為酬應所誤，交不出去，所以「霞勸我行，並欲親送至上海押我上船；我則夷猶未決，並也不主張霞之送我，因世亂年荒，能多省一錢，當以省一錢為得。為此兩人意見衝突，你一言，我一語，閒吵竟到了天亮」。又說：「既經起了早，又覺得夫婦口角，不宜久持過去，所以到了八點鐘就動身跳上了滬杭火車，霞送我上車時，兩人氣還沒有平復。直到午後一點多鐘在上海趕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駛出吳淞口，改向了南行之後，方生後悔，覺得不該和她多鬧這一番的。」
這則日記中，不難找出郁達夫心境不快的原因，他不讓我伴送他乘火車上輪船，主要是在他走之前一段時間裡，他為參與歡迎一個要人的「周旋談飲，無一日空」，到了年底又逢上舊曆年，「習俗難除，一日挨一日的過去」，竟到了臨走的前晚，因約定的稿子，都為酬應所誤，交不出去之故，大有關係。我原是好意勸他，想陪他上船，竟不知郁為何卻用了「押」字，說我欲親送至上海押他上船！
郁達夫到福州之後，發來平安抵閩的電報，隨之而來的是一封信，信里有一首詩：
離家三日是元宵，
燈火高樓夜寂寥。
轉眼榕城春欲暮，
杜鵑聲里過花朝。
不到一個月，我寫信給他說我想去福州，但卻被他回信拒絕了。我真猜不透他為何不要我到福州去作伴。後來，直到這年的冬天，我到福州後，才看見他這樣的幾段日記：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七日，連得王映霞來信兩封。即作復告以緩來福州。」
「三月五日，昨晚在東街喝得微醉回來，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說她馬上來福州了。即去打了一個電報，止住她來，因這事半夜不睡，猶如出發之前的一夜也。今晨早起，更為此事不快了半天。本想去省府辦一點事，但終不果。就因她的要來，而變成消極，打算馬上辭職，仍回杭州去。下午約了許多友人來談，陪他們吃茶點，用去了五六元，蓋欲藉此外來的熱鬧，以驅散胸中的鬱憤之故。」
「三月六日，午後洗澡，想想不樂。又去打了一個電報，止住霞來……霞的回電已到，說不來了，如釋重負，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
「三月七日，自前天到今天，為霞的即欲來閩一信，平空損失了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幹，有時也會成禍水。發霞信一。」
後來我曾細細地咀嚼過郁達夫那幾天的日記，得到了一個要旨，就是說「女子太能幹，有時也會成禍水」。想了心中有些不舒服。這豈不是與孔孟之徒貶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語詞何其相似。
一九三六年中秋節的前天，我在杭州分娩，這是我們的第五個孩子。郁達夫得到消息後來電報，說取名「荀」，小名建春。這孩子生下地來就體格健壯，食量大極。在杭州找不到適當的奶媽，虧得富陽郁達夫的老母親，替我們找了一個，叫人送到杭州。順便還送來一盒東北人參，說是叫我在產後服用的。
孩子逐年增添，在毫無保障的社會裡，給我帶來了無限的威脅，這是母性的煩憂，做父親的是體會不到而平時加以忽略了的。
我後來終於去了福州。
蔡聖焜先生在《憶郁達夫先生在福州》中則說：「一九三六年十月，郁達夫先生先往上海為魯迅先生送殯，後東渡日本，據說是應日本各社團、學校之請前往講演，並去商議出版《大魯迅全集》之事，約一個月後偕同他的妻子王映霞來福州的。郁達夫是從上海、日本、台灣、廈門，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回到福州的。至於『旅費不足』，似乎不成問題，因為他曾囑咐人家將稿費寄杭州，這可以從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郁達夫致陶亢德的信中得到證明，他信中告訴陶亢德：『款寄到杭交王映霞收好了……收條亦交杭州好了。』」
一九三七年的春三月，我奉他的命去福州，心中的悶氣還是未曾消除。將杭州的家務略一安排，隨身只帶了郁雲。因為他從小脾氣古怪，容易鬧事。到福州之後，我隨時注意郁達夫不讓我早來福州的原因，但我還是漠然。既是多年來夫婦，我為了自慰，也就不再想入非非了。他帶我去玩過幾處名勝，吃過多次名菜，訪過許多朋友，玩過好幾次日本堂子，叫日本名妓來替我敬酒。可惜我還沒住上半年，在這個臨時的家庭剛剛安排就緒時，蘆溝橋的炮聲響了。於是商量決定，我帶了殿春先回杭州，同船的有陳儀先生的女兒陳文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