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風雨茅廬
杭州是我的故鄉，年紀大了幾年，總時有一種倦鳥知還的感覺。對郁達夫說來，這也很有誘惑力的，他在《住所的話》里寫過這樣的一番話，希望在杭州有一個潔淨的小小住宅，可以舒適地飲酒、美食、午睡、看書、寫作：
這一種好旅遊，喜飄泊的情性，近年來漸漸地減了。連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時候，都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態，在家吃點精緻的菜，喝點芳醇的酒，睡睡午覺，看看閒書，不願意將行動有所移易了。總之是懶得動。
而每次喝酒，每次獨坐的時候，只在想著、計劃著，卻是一間潔淨的小小的住宅，和這住宅周圍的點綴與鋪陳。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畝之宮，一畝之隙，就可以滿足。房子亦不必太講究，只須有一處可以登高望遠的高樓，三間平屋就對。但是圖書室、浴室、貓狗小舍、兒童游嬉之處、灶房，卻不得不備。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闊一點的迴廊，房子內部，更需要亮一點的光線。此外是四周的樹木和院子裡草地了。草地中間的走路，總要用白沙來鋪才好。
這希望，不但是郁達夫的，而且亦是我的。事也湊巧，就在我們住房的貼鄰，還有一塊菜園，菜園中間有一座五木落地的涼亭，以及一間破舊不堪的房屋。這一塊東西略長而南北較短的長方形地，若用它來建造一幢普通住宅，還是可以的。而且從我們搬來杭州住宅之後的兩年里，這間房屋，就從來沒有什麼閒雜人進去，只有一位老人，像是這塊地方的看管者。
有一天在孫百剛先生的寓所里，遇見了一位姓沈的朋友。這一位姓沈的朋友，在七八年前，是曾托人向祖父向我提過親而被祖父回絕了的。今天在朋友家中突然相見，我們兩人都覺得有些局促不安。不過被熱心的主人一介紹，彼此也就恢復了常態。在聊天的中間，我們談到了住處。這位沈先生談到了他正在負責整理的浙江省救濟醫院的院產。沈氏又順便提到「在場官弄內，好像也有我們的院產，但不知是在哪一頭？」
我聽了他的話就有些注意起來，以為場官弄並不太長，沒有很多的房屋，這位沈先生所提到的，會不會就是我們住處隔壁的那一塊閒地。沈又接上去說：「也許就在你們住屋附近，有一塊空地，裡面只一間破屋。」
「你們的空著的院產，不正可以拿來利用利用？像這樣的讓它荒蕪下去，不太可惜麼？」百剛先生插上了一句。
「最近我正在作一個全部整理的計劃。還這樣打算，誰如果看中了院裡空著的地產，則可以設法以山地來交換，不過，當然也要向省政府申請批准。」
沈氏的這一番話既符合公家要求，又遂了私人心愿。我很想再了解得深一點，但終因我與沈還是初見，不能操之過急而作罷。隔了半個多月，沈氏到我們的住處來。他提起了我們貼鄰的那一塊地皮說：「今天我是專程來拜訪二位的，而順便又可以測量一下你們的住屋旁邊的那一塊院產。這一塊地，有一畝多，造一間住宅倒還合適。如果有人能用三十畝山地來和我們交換，那是符合院內的計劃的。」
「誰又有那麼多的山地？除非農戶人家，不過他們也不會需要城市中的空地。」我說。
「這問題不難解決，如果是城市居民想交換，那麼他可以托熟人為他們代購山地。」沈氏進一步提醒我。
我們送他到大門口，當他跨上車子的時候，又補充了一句：「如果你們賢伉儷需要山地，我一定可以代勞。」
過了些時候，沈氏把玉皇山背後三十畝山地的地契送了來。價款一千七百元，當面付清，然後我們又正式辦理了向浙江省政府申請轉移產權的手續。這樣，不到三個月，這塊「風雨茅廬」的地基總算定局。郁達夫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記里，記上了這樣一筆：「午後，鄰地之屋戶出屋，將門鎖上，從今後又多了一累。總算有一塊地了。」
湊合著這幾年來積聚下來的一些稿費，加上從安慶安徽大學收回來的半年工資，付出了買山地的價款之後，就所余無幾了。但既已有了這一塊地，就決心把房子造起來。我們請了朋友兼建築包工的郭某來計劃了一下。他說：「如果光造四五間平房的話，則所費也有限，有四五千元，亦可應付了。」
我一聽這口氣，覺得還有些把握，如果郁達夫能在平日裡少買一點書，我再節約一點家用，湊上了版稅，大約也差不多了。何況在買地之初，有一個朋友還許下了大願，說願意借給我們造屋的錢。
房子式樣的藍圖送來了，東改西添，郁達夫愛有兩間獨立的書房，我又喜歡三間平屋，於是牆外一座三開間，牆內二間書房，再加上所謂貓狗小舍與兒童遊戲室，以及浴室下房；又種了些從很遠的郊區搬來的樹木花草。排場雖並不大，數目卻可觀了。一九三五年年底動工，熬過了一個冰雪的冬季，到一九三六年的春季完了工。合計建造這幢「風雨茅廬」，足足花掉了一萬五六千元。
郁達夫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寫的《記風雨茅廬》一文中，曾把新居的名字解釋為「避風雨的茅廬」，一塊橫額，是郁達夫乘「馬君武先生這次來杭之便，硬要他伸了痛風的右手」寫的，並不是像有些傳說的那樣，是郁達夫本人親筆題寫的匾額。馬君武（一八八〇—一九四〇）曾因翻譯拜倫的《哀希臘》而聞名，一九三三年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他翻譯的達爾文著作，人稱他為馬君武博士。郁達夫與他熟悉，所以能在他手痛風的時候，還會「硬要他」寫，而馬君武也肯寫。自此以後，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新居「風雨茅廬」也就傳播開來了。
「風雨茅廬」占地一畝一分四厘，並不像有的人想像的那樣富麗堂皇、花園洋房、亭台樓閣。如郁達夫在《記風雨茅廬》中所描述的，「有點像是外國鄉鎮裡的平民住宅的樣子」。大門口很一般，二扇毫無藝術性的黑鐵門，朝西對著大學路。走進大門，兩邊有五六間小房間，作為小孩的起居室和堆放雜物的。抬頭往前看，可以見到一幢坐北朝南的正房。正房是相對大間兩邊的小房間而說。正房包括客廳、臥室等三間。正房的東面是一堵帶有月洞門的磚牆，穿過月洞門，又可看到一幢與正房相仿，但面積較小些的三間房間，作為書房和藏書室。這二幢房即郁達夫在《記風雨茅廬》中說的：「三開間的兩座小蝸廬。」他還說：「中間又起了座牆，牆上更挖了一個洞。」這個「洞」，就是指月洞門。月洞門的北邊，靠牆有三間小屋子，是保姆的住房、廚房和衛生間。至於郁達夫文章中提到，有人向他建議，東南角上可造一小樓，郁自取樓名「夕陽樓」，後來卻沒有建造。
在杭州，郁達夫有一個丁姓的女學生。這個女學生並非是在什麼學校讀書的，她不過是一位富有人家的小姐。年齡三十左右，結了婚，但因不如意而又離了婚，住在她娘家，慕郁達夫之名，昧昧然地甘拜他為老師。她的父母也經常和我們來往，他們在上海和杭州都有住宅，對於這幾千元是不稀奇的。所以造「風雨茅廬」的不足之數，是這一位郁達夫名義上的女學生來替我們補足的。她的父親是富陽人，叫丁夢星，是富陽的富商，現在杭州延齡路頭還有他們的住宅，丁姓的洋房。
因為很多朋友來向我們問過這一件事，我就在這裡趁便說明一下。
我想買地造屋的動機，除了上面所述的以外，當年我還有另一種想法。錢，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物價上漲，貨幣貶值，與其留在手頭，倒不如把它安置住屋，適當地用掉為好。至於房屋的布局以及房契的姓名等，是通過我和郁達夫二人詳細的協商後才作出決定的。在西面牆腳的角上，朝外安放了一塊界石，這塊界石上是寫著「王旭界」三個字，還是郁達夫的親筆（王旭是我的本名）。一九八一年十月魯迅百歲誕辰紀念時，有幾位學者還到過「風雨茅廬」的舊址，見到郁達夫寫的這三個字仍留在牆角里。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聽在杭州的家中人說，有人想占據「風雨茅廬」。我想我這輩子是不會再到杭州去定居了，留著也無用，就由我弟弟金右譚出面把房子賣了。買主現在定居美國，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但在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西湖》上見到過一篇文章，是買主的小舅子徐涌星先生寫的，題為《郁達夫的杭州故居——「風雨茅廬」》，他說：「我童年時期曾有幸在『風雨茅廬』中度過。因在一九四六年，我姐夫通過王映霞（王旭）的兄弟金右譚，買下了這座房子。那時，郁達夫已在印尼被害，『風雨茅廬』也已在風雨飄搖中破舊不堪了。我姐姐是個讀書人，認為這屋雖舊，但環境幽雅，有利於父母度過晚年，且離浙江大學很近，弟妹們可以受到這座學府的影響和薰陶。於是買了『風雨茅廬』後，經過修整，住了下來。」
我有「風雨茅廬」的房契，況且在房子邊上還立有一塊「王旭界」的界碑，不論從事實上說，還是法律上講，我擁有自由出售房子的權力。幾年前，竟有一根本不知真相的人卻無中生有，竟然在某報上誣寫，說我是「乘危把屋盜賣」。現在房基上還放著郁達夫寫的「王旭界」三個字石刻石碑，買主手中還保存著賣契，那上邊有我弟弟、弟媳、姨婆等人的名字，沒有我的名字。賣房得來數千元，都是分送給親戚故舊之窮困者。例如姨婆，是我母親的表姐妹，我離開杭州後，她就住在「風雨茅廬」里，當時已年過八旬，從舊房搬出後，得租新房，我就從這筆錢中拿出一部分給她安家。
一九四九年以後，「風雨茅廬」收為國有，做了派出所。近來聽說有人建議將（其）闢為「現代浙籍作家群的陳列室」，這當然是一個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