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移家杭州

自從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這兩年以來，我心理上幻滅得厲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已衰，對於各項事物，都提不起興趣。有時想到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就很盼望有一個開支可以節省的安定的去處。郁達夫他亦與我有同樣的想法。後來他在《住所的話》里，有過這樣的理想： 自以為青山到處可埋骨的飄泊慣的流浪人，一到了中年，也頗以沒有一個歸宿為可慮。近來常常有求田問舍之心，在看書倦了之後，或夜半醒來，第二次再睡不著的枕上。 尤其是春雨蕭條的暮春，或風吹秋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會作賞雨茅屋及江南黃葉村舍的夢想；遊子想鄉，飛鴻倦旅…… 我和郁達夫，都認為唯一符合我們生活上、經濟上、願望上的去處，是坐四小時火車即能到達的杭州，在從來不關心政治的我的心懷裡，認為杭州是我出生、入學、長大的家鄉，有我母親故舊、同學朋友，想像中的最好去處，可以作為我的終老之鄉。 當時孫百剛先生曾問我為什麼要舉家從上海搬到杭州去？我只說：孩子長大了，要上學，而杭州的小學比上海好，一切生活都是杭州方便，所以準備搬到杭州去。但孫先生猜想我們去杭州的原因不光是這些，認為「經濟的因素，也占著主要的成分。因為在嘉禾里這幾年中，歷年達夫稿費收入，除家用開支外，經映霞的運用，相當積儲了一筆數目。但在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以後，達夫小說的銷路不及從前，生活費用逐年加高，收入反而減少，當一家主婦的映霞，當然覺得有變更計劃的必要。其時杭州的生活程度，低於上海，這也許促成他們離滬赴杭的一種動機吧」。 孫先生的猜想一點也不錯。那時杭州的生活費用只需上海的一半，北新書局若能守信用，將每月兩百元的版稅按時寄來，那麼我們日常生活就不成問題了。而且在杭州，有我的母親、我的母校、我的同學可以去走動。當時我們商量決定後，馬上寫信去託了在杭州的友人徐葆炎。沒有多久，他就為我們介紹了杭州大學路場官弄內的一所舊式房子，門牌是六十三號，在一個庵堂的隔壁。我立刻寫信去，托他租定了下來。 我們搬家的那天情形，郁達夫在《移家瑣記》中寫道：「『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陰曆四月初一），星期二，晨』五點起床，窗外下著蒙蒙的時雨，料理行裝等件，趕赴北站，衣帽盡濕。攜女人兒子及一僕婦登車，在不斷的雨絲中，向西進發。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盤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綠，淺淡尚帶鵝黃，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較多……午後一點到杭州城站，雨勢正盛……新居在浙江圖書館側面的一堆土山旁邊，雖只東倒西斜的三間舊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樓一底的弄堂洋房來，究竟寬敞得多了……」 就在移居杭州的第二個月，我生下了第四個孩子耀春，又名亮。已經有了三個兒子了。對於現實的生活環境，雖然清苦一些，但我相當滿意。家的命運，孩子的命運，我不懂什麼意思？與鬱結婚後發生過幾件上邊提到的事，引起我幻滅的悲哀，都因此漸漸地黯淡下去。 初到杭州時，我只覺得換了一個新鮮環境，心境開朗，還沒有體味出杭州的特殊境遇。兩三個月以後，警察局派來了幾個人，說是來檢查書籍的。這個時候，我才暗中感受到自己一貫疏忽政治的可怕。繼之而來的，便是各式人等的接二連三的來訪，有的自稱是「學生」，又有的說是「同學」，還有的竟在當地的報刊上登出了訪問特寫。這就很自然地給我們招來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來訪者，增添了麻煩和嘈雜。從此，我們這個自以為還算安靜的居處，不安又不靜起來。比如，今天到了一個京劇名角，捧場有我們的份；明日為某人接風或餞行，也有給我們的請帖；什麼人的兒女滿月，父母雙壽，乃至小姨結婚等等，非要來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們竟無半日閒暇，更打破了多年來我們家庭中的書香氣氛。我這個寒士之妻，為了應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們來往了起來，由疏而親，由親而密了。所謂「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正是我們那一時期熱鬧的場面。同時因為有東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飽嘗了遊山玩水的滋味，遊歷了不少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