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傳 · 內山完造

從我們家出來，走到靜安寺搭上一路電車，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北四川路底的終點站，下車之後，馬上可以望見一家白漆門面的書店。是當年作家們常去的地方，如魯迅、鄭伯奇、夏丏尊等都是內山書店的常客，同時也是內山完造的朋友。 郁達夫從廣州一到上海，就去光顧了內山書店，用日語和內山完造交談，很快成了朋友。日本小澤正元撰寫的《內山完造傳》中說，有一次，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到上海來，內山完造特地在自己書店的二樓開了個碰頭會，到會的除郁達夫外，還有謝天逸、田漢、郭沫若、歐陽予倩、唐林、王獨清、傅彥長、汪馥泉等，日本客人還有研究中國戲劇的冢本、菅原等人，中日雙方暢談兩國的文學、戲劇。 像這樣的聚會，郁達夫常常應邀參加，例如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內山完造舉行晚宴，在座的有魯迅、鄭伯奇、郁達夫，日本漢學研究者有太田宇之助、藤井元一、高久肇、山縣初等。 郁達夫的作品在日本有一定的影響，因此，當日本的作家和學者到上海來，內山總要介紹他們結識郁達夫，有時讓店裡的夥計陪到我家來。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郁達夫認識不久，他便把我帶到內山書店去，並為我介紹了內山夫婦。內山完造是一位忠誠厚道的中年人，有一張方圓形的臉，人不高也不矮，見人總是九十度鞠躬，非常講究禮節，如果見有女客的話，會馬上到裡面把夫人請出來招待。我們定居上海以後，每隔上兩三天，我們很自然地就會去一次。謙恭而好客的內山夫婦，一見我們進門，也經常是茶啊、煙啊、點心啊地繼續不斷地招待著。郁達夫把我帶到這家書店去，第一，當然是因為我們的同進出已經習慣了；第二，他在暗示我，到這裡來買書可以暫時不必付款。因為我們當時經濟並不十分寬裕，而郁達夫是有無限制的買書欲的。一到內山書店之後，他總要我安心坐等，他自己則去找剛從日本寄到中國來的新書和雜誌。挑選了一大堆之後，便笑逐顏開告訴我說，這些都是不易買到的書。而內山先生呢，有時也知道我們不一定能馬上付清書款，但他總以極真誠、極信任的態度要郁達夫將書刊先拿回去，把書賬記下來。不僅如此，在郁達夫經濟上有轉不過來之時，比較進當鋪更容易得到錢的地方，也便是這裡。而且，可以讓我們分期付還。 記得在我和郁達夫結婚後的初期，郁達夫領到版稅以後，也立即轉到這裡來還清許多積下的欠債。這件事給內山書店的夥計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八四年，曾在內山書店當學徒的王寶良在《憶達夫先生與內山書店》中說：達夫先生是創造社元老、有名的大作家，但他沒有一點架子，和藹可親。他不但與內山，與書店裡職工都很熟悉，隨便聊天。他親切地叫我「寶良，寶良」，關心地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有一次，達夫先生與我一起在內山家吃飯，他還向我敬酒，使我受寵若驚。相比之下，那位張資平就不大一樣了，架子很大，對我們店員態度很傲慢。有次他來買書，已經欠了書店一百多元書款，還要欠賬，我只得告訴他必須先把欠款付清。他就把內山找來，想用老闆來壓我，內山問明情況後，也認為我做得對。達夫先生買書當然也經常記賬，但他總是及時付清，從不拖欠，不像張資平那樣企圖占便宜。 有幾個遭難的朋友，來到上海後一時無容身之處，便去找內山，由內山幫助找一安全之處。當年在上海的魯迅，也曾到內山書店暫避。 和內山先生的接觸中，覺得他非常熱愛中國，是個有道德、有正義感的日本朋友，他表示將來「死，也要葬在中國上海」。早在四十年代中期，他的夫人美喜子去世時，就已把墓地做好了。當時上海有份刊物叫《女聲》，主編是日本作家佐藤俊子，她也是內山書店的常顧客，內山曾對她說：「墳墓做成橋的樣子，因為想表示在上海販賣日本書籍的意思，便在它前做了一本開著的書，請人把碑文寫在上面。碑文是夏丏尊先生給我寫的。碑文是這樣的：『以書肆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為中華友，歿作華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婦！』」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七十四歲高齡的內山先生，以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的身份，應中國文化協會的邀請，到北京來參加慶祝大會。不料由於身體衰弱，飛行的勞頓，在到達北京的第二天，突然大腦出血，不治而逝。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文化團體的許多老朋友迎接內山完造的遺骨到他的「第二故鄉」上海，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同他早已安眠於此的前妻美喜子，永遠安眠於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