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 · 50年代倫敦的流亡自由民1
普通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教師和推銷員——小販和跑街——耍嘴皮子和耍筆桿子——什麼也沒幹的代理人和整天忙忙碌碌的不勞而獲者——俄國人——小偷——探子
（寫於1856—1857年）
……談過「硫磺幫」（這是德國人自己給馬克思一伙人取的諢號）以後，繼續談底層的渣滓和污泥是很自然的，兩者距離不遠；這些污泥是在歐洲大陸的衝突和動亂中被漂送到不列顛海岸的，它大多聚集在倫敦。
可以想像，革命和反動像間歇性熱病一樣敗壞了歐洲的機體，它們的每次漲潮和退潮，都從大陸挾帶了不少互相對立的因素，丟在英國，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隨著波浪衝上海岸，一層層堆積在倫敦的沼澤和窪地中。他們的精神結構在不斷的結合和再組合中，形成了各種類型，具有各種混亂的觀念和思想，各種抗議和烏托邦幻想，各種憧憬、希望和失望，你可以在萊斯特廣場的每一條小街，每一家酒樓和飯店，每一條偏僻的小胡同中遇到他們。按照《泰晤士報》的說法，那兒「住著一些可憐的外國人，他們戴的帽子已經舊得誰也不會再戴，他們的臉上連不該長鬍子的地方也生出了鬍子，這些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居民蟄伏在這兒，他們使歐洲一切強大的國王提心弔膽，唯獨英國女王不怕他們。」是的，那些來自異鄉客地的人們確實坐在那兒的飯店和酒館裡，面前放著摻冷水的、摻熱水的、或者完全不摻水的杜松子酒，盛在大杯子裡的苦啤酒，嘴裡講著更苦的話，他們都在等待著他們已無力參加的革命，指望著永遠不可能收到的親族的接濟。
在他們中間，什麼怪物、什麼奇人我沒有見過啊！在這些酒店裡，這兒坐著一個老派共產主義者，他在博愛的名義下仇恨一切私有主；那兒坐著一個老卡洛斯分子，他曾在愛國的名義下，出於對他既不認識也一無所知的蒙特莫林或唐胡安的忠誠2，開槍打死過自己的親兄弟；這兒坐著一個匈牙利人，正在大談他怎樣率領五個匈牙利革命軍戰士打退一支奧地利騎兵部隊，為了使自己更富於軍人氣概，他把軍裝紐扣從脖子起全都扣得緊緊的，儘管這件軍裝的大小說明它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那兒又坐著一個德國人，他為了解決每天不可缺少的啤酒問題，只得教音樂，教拉丁文，教一切文學和藝術；這兒坐著一個無神論世界主義者，他可能屬於庫爾-黑森民族或黑森-卡塞爾民族，但不論屬於哪個民族，除了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在他眼裡都是劣等民族；那兒又坐著一個忠於天主教和獨立運動、保持古老傳統的波蘭人，可是他的旁邊卻是一個把獨立運動與反對天主教聯繫在一起的義大利人。
這兒既有革命派流亡者，也有保守派流亡者。其中有的是批發商或公證人，他們與祖國不告而別只是為了躲避債權人或委託人，他們認為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有的是正直的破產者，他們相信不久就可以償還一切債務，恢覆信用，重整旗鼓；坐在他右邊的人卻相信，不用多久，紅色政權就會由「瑪麗安娜」3正式宣布成立，坐在左邊的人又深信，奧爾良王族已在克萊蒙4整裝待發，公主們都定製了漂亮的禮服，準備凱旋返回巴黎，參加莊嚴的入城儀式了。
在保守派中還有一種「犯了罪，但由於審判時缺席，未能最終判刑」的被告，只是他們比富於熱烈想像的破產人和公證人激進一些，因為這些人在祖國遭到了重大的不幸，現在便千方百計要把這些普通的不幸說成是政治的不幸。這種特殊的命名法需要略加說明。
我有個朋友為了開玩笑去找婚姻介紹人。介紹人向他要了十個法郎，便開始詢問，他要什麼樣的新娘，白皮膚的還是黑皮膚的，多少陪嫁等等。圓滑的小老頭把這一切記了下來，接著在再三表示歉意之後詢問他的出身，得知他是貴族，便大為高興，然後又再三表示歉意，並聲明保守秘密是他的職業守則，問道：
「您有過什麼不幸嗎？」
「我是波蘭人，現在流亡在外，也就是沒有祖國，沒有權利，沒有財產。」
「最後一點是不利的，但是請問，您是由於什麼原因離開親愛的祖國的？」
「由於最近的一次起義。」（這是在1848年。）
「這無關緊要，我們並不認為政治上的不幸是不幸，這不如說是好事，它具有吸引力。但是請問，您能擔保您沒有其他的不幸嗎？」
「那自然有，例如我的父母都死了。」
「哦，不，不是這些……」
「那麼您所謂其他的不幸是指什麼呢？」
「例如，如果您離開親愛的祖國是由於個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原因。有時由於年輕，不謹慎，學壞樣，大都市的引誘，反正您知道是怎麼回事……輕率地開了一張期票，胡亂花用不屬於自己的錢，在借據上簽字等等……」
「我明白了，明白了，」霍耶茨基哈哈大笑道，「我可以向您擔保沒有這種事，我從未為了盜竊或者偽造文件受過審問。」
……1855年，一個法國流亡者走訪他的難友，要求大家幫助他出版一部類似巴爾扎克的《魔鬼喜劇》5的長篇巨著，其中既有詩句，也有散文，而且使用了新綴字法和獨創一格的句法。書中出現的人物有路易-菲力普，耶穌基督，羅伯斯庇爾，比若元帥6，還有上帝本人。
他帶著這個請求，還走訪了舍爾歇7，全世界最正直、最固執的人。
「您流亡很久了嗎？」那位黑奴保衛者問。
「從1847年到現在。」
「從1847年到現在？那時您已來到這兒？」
「我是從布雷斯特來的，當時正服苦役呢。」
「這是什麼事件？我完全不記得了。」
「不過這件事當然非常有名呢。當然，這主要是私人事件。」
「究竟怎麼回事？」舍爾歇問，有些不耐煩了。
「如果您一定要問，那麼我是發動了一次對私有制度的抗議，是我自己發動的。」
「因此您……您被關在布雷斯特？」
「可不是！只因為撬鎖偷竊，便按破門盜竊罪給判了七年苦役！」
舍爾歇像貞潔的蘇珊娜趕走不知自重的老頭子一樣8，用嚴厲的聲音請這個自發的抗議者出去。
那些幸好有過共同的不幸，進行過集體抗議的人，現在被丟在燻黑的小酒店和腌臢的小飯館裡，只得對著沒有油漆的桌子，喝他們的摻水杜松子酒和苦啤酒，飽嘗人生的痛苦，但他們最大的痛苦還是根本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他們度日如年，但日子還是一天天過去了。革命毫無指望，依然停留在他們的想像中，可是需要卻是現實的，無情的，腳邊的草料已越吃越少。所有這夥人大部分是好人，但飢餓卻變得日益嚴重。他們沒有工作的習慣，思想面對著政治舞台，不可能集中在日常事務上。他們想抓住一切，然而怨恨、不滿和不耐煩的心情使他們無法堅持到底，結果一切都從他們手中溜走了。凡是有勞動的毅力和勇氣的人漸漸從污泥中分離出去，向前流走了，但剩下的那些呢？
何況剩下的還這麼多！法國發布大赦和減免死罪後9已走掉許多人，但在50年代初，我還趕上了流亡的高潮。
德國的流亡者，尤其不是工人出身的，大多生活窮苦，但數量不如法國人多。受過完整的醫學教育的醫生，儘管對業務比英國那種號稱外科醫生，實際上是理髮師的人，高明一百倍，卻無人請教，門可羅雀。畫師和雕刻師雖然對藝術懷有純潔的柏拉圖式理想，要把自己獻給神聖的事業，但由於缺乏生產物質財富的才能，缺乏持久的、頑強的勞動精神，缺乏準確的嗅覺，在生存競爭的浪潮中夭折了。本來在自己風平浪靜的小城市中，靠德國低廉的生活費用，他們也許可以履行祭司的職責，對理想和信仰保持純潔的崇敬，度過安定、漫長的一生。在那裡，他們可以被認作天才而活著和死去。法國的風暴把他們從家鄉的園地中捲走，使他們消失在倫敦生活的汪洋大海中了。
在倫敦，要想不被擠死和壓死，就得不斷工作，賣力工作，有什麼幹什麼，要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必須竭盡全力，不顧廉恥，用一切手段，玩各種花樣，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迎合群眾趣味的一切上來。不論是飾物，刺繡品，阿拉伯花邊，模型，拓本，仿製品，畫像，鏡框，水彩畫，支架，花草，只要製作得快，製作得及時，又多又好。哈夫洛克10在印度打了勝仗，消息傳來後剛過一晝夜，朱利安11，那個偉大的朱利安，已把它寫成了交響樂，裡邊儘是非洲的鳥叫聲，大象的腳步聲，印度人的歌唱聲，炮彈的嘯叫聲，以致倫敦人不僅從報上讀到了戰爭的描寫，同時也從交響樂中聽到了戰爭的報道。這支交響樂反覆演奏了一個月，為作者贏得了大量金錢。然而來自萊茵河那邊的夢想家們，卻在追逐金錢和成功的殘忍賽跑中，筋疲力盡地倒在路上了，有的在絕望中放下了手，有的更糟，舉起了手，永遠退出了這場力量懸殊、受盡凌辱的鬥爭。
順便談談音樂會；在德國人中，樂師一般說是比較輕鬆的，倫敦市區和郊區每天需要的樂師數量相當大。除了劇場、私人音樂課和小市民的簡陋舞會，大型音樂演奏也到處都有：阿蓋爾音樂廳，克萊莫恩娛樂場，卡西諾俱樂部，歌舞咖啡廳，歌女穿緊身衣的歌舞廳，女王劇場，考文特花園，厄克塞特音樂廳，水晶宮12——總之，上自聖詹姆斯宮，下至每條大街的拐角，都是樂師的用武之地，它們足足可以養活兩三個德國小公國的居民。這些人白天幻想未來的音樂，幻想羅西尼怎樣匍匐在瓦格納面前13，不用樂器在家裡默誦和研讀《湯豪舍》14的樂譜，晚上便跟著退伍的軍隊鼓手長和手執象牙棒的小丑角，接連演奏四個小時《馬利安》波爾卡舞曲或《花與蝴蝶》雷多瓦舞曲15，這樣，一個窮苦的德國佬一個晚上可以掙兩個到四個半先令，然後在黑夜中冒雨跑進德國人集中的小酒店，與我從前的朋友克勞特和米勒一起喝酒——這個克勞特六年來一直在塑造一個胸像，但越塑造越不像樣；至於米勒，他還是在寫他那部寫了二十六年還沒有完成的悲劇《厄里克》，十年前他已給我念過，五年前又念了第二次，要是我沒有與他爭吵，也許現在又得向我念第三次了。
我與他是為了烏爾班將軍發生爭執的，但關於這事我已在別處講過了……
德國人想贏得英國人的歡心，但不論他們怎麼做都不能奏效。
有的德國人在老家屋裡到處吸菸，吸了一輩子，吃飯要吸菸，喝茶要吸菸，睡覺和工作時也要吸菸，可是到了倫敦，他們再不在自己燻黑的、瀰漫著煤煙味的起居室內吸菸，也不讓客人吸菸。有的德國人在自己的祖國，一輩子都上酒店喝酒，在那兒跟老朋友一起吸菸斗，可是在倫敦，走過酒店時連瞧也不瞧一眼，要喝酒，便打發使女拿了杯子或牛奶壺把啤酒買回家中喝。
有一次，我當著一個德國僑民的面給一位英國夫人發信。
「您怎麼啦？」他忽然大驚小怪地叫了起來。我嚇了一跳，不禁扔下了信，以為他在信封上看到了蠍子呢。
他說：「在英國，信總是折成三折，不是折成四折的，何況您這信是寄給一位夫人的，還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呢！」
我剛到倫敦不久，去找過一個熟悉的德國醫生。他不在家，我便在他桌上留了一張條子，大致是這麼寫的：「親愛的先生，我到了倫敦，很想見見您，希撥冗於晚上駕臨某某酒店，以便像從前那樣飲酒談心，一敘契闊。」醫生沒有來，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張便條，內容如下：「赫先生，十分抱歉，我未能應邀前來，目前俗務繁多，實無法抽身也。但日內當專誠到府上拜謁……」
「怎麼，請這個醫生看病的人不少嗎？」我問一個德國的解放者，也就是那個蒙他不棄，告訴我英國人要把信折成三折的人。
「哪兒的話，他在倫敦生意不好，生活相當困難呢。」
「那麼他在幹什麼？」我把便條拿給他看。
他笑了笑，然後向我指出，我不該把便條不加信封留在醫生桌上，因為便條上寫著要與他一起喝酒呢。
「而且為什麼要上這家酒店？那兒什麼人都有。英國人是在家中喝酒的。」
「太遺憾了，」我說，「知識總是來得太晚，現在我知道應該約醫生上哪兒了，但我大概不會再約他了。」
現在我們再回頭談我們那些盼望人民起義，盼望親戚接濟，盼望不勞而獲的人。
要一個不勞動的人開始勞動，並不像想像那麼容易，儘管許多人以為，如果必要，有了工作，又有了錘子和鑿子，人們就會去勞動。勞動不僅需要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而且要丟開私心雜念。流亡者大多是文化界和「上層社會」中的下層人物，報館裡的苦工，初出茅廬的律師；在英國他們沒法靠自己的老本行謀生，別的他們又干不來，而且認為不值得干，因此老是豎起耳朵在聽，警鐘有沒有敲響；這樣過了十年，十五年，警鐘還是沒有敲響。
他們生活在絕望和苦惱中，沒有衣服，沒有明天的保障，家庭人口卻在增加，他們只得閉上眼睛，懷著僥倖心理投機取巧。但是他們的打算往往落空，投機也總是失敗，因為他們打的都是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投機也不是靠資本，只是靠想入非非，胡亂猜測，肚裡又滿腹怨恨，無法應付最簡單的問題，又缺乏堅持不懈的毅力，不能忍受開頭充滿荊棘的幾步。如果失敗，他們便用缺少資金安慰自己：「要是再有一兩百鎊，成功便易如反掌！」確實，資金不足是個不利條件，但這是勞動者的普遍命運。他們的打算簡直無奇不有——有的想合股做生意，從勒阿弗爾販運雞蛋，有的想發明印製商標用的特種墨水，有的要製造一種可以使最難喝的伏特加變成可口飲料的香精。但是在為這些異想天開的計劃尋找夥伴和資金的同時，不能不吃飯，不穿衣服，不怕東北風，也不怕英格蘭女兒們看到了羞澀得無地自容。
為此採取了兩種應急措施：一種非常枯燥，也無利可圖，另一種同樣無利可圖，但非常有趣。安靜而坐得定的人便去教書，儘管他們以前從未教過書，甚至可能從未讀過書。競爭大大降低了價錢。
這裡有一則廣告可作例子，它是一位七十高齡的老翁登在報上的，我猜想，這人應該是獨立的抗議者，不是集體的抗議者。
徵聘：某某先生擅長法語，採取全新易懂的速成教學方法，效果顯著，曾教授英國議員及各種上流人士學法語，執有可靠證件，並能用熟練之英語翻譯及講解此一通用之大陸語言。學費低廉：每周三課收費六先令。
教英國人並不是特別愉快的工作，因為只要你拿了英國人的錢，他便不會對你客氣。
我的一個老朋友收到了一個英國人的信，請他教他的女兒學法語。他按照約定的時間登門洽談。父親在午睡，女兒接待了他，對他相當恭敬，隨後老人出來了，把博凱16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問道：「您是法語教師嗎？」博凱回說是。「您不是我想要的人。」說完，這頭不列顛蠢驢便仰起頭來不理睬他了。
「您為什麼不揍他一拳？」我問博凱。
「真的，我也想這麼幹，但那頭水牛走後，女兒默默噙著眼淚，請我原諒。」
另一個措施比較簡單，也不這麼枯燥，那就是採取種種手法，間歇性地向你推銷商品，不論你要不要，硬把各種東西塞給你。法國人大多是推銷葡萄酒和伏特加。一個律師向熟人和同志們兜售白蘭地，這是他用特殊的辦法通過各種關係弄到的，這些關係在法國目前的狀況下不宜也不應公開，何況這中間涉及一位船長，損害這位船長的名譽更是社會所不允許。白蘭地並不好，價錢卻比店裡賣的還貴六便士。律師善於用誇張的語言進行「勸導」，百般引誘：用兩隻手指捏住高腳酒杯的底，在空中慢慢旋轉，讓酒潑出幾滴，然後用鼻子嗅它的味道，每嗅一次便表示它異香撲鼻，因此嘖嘖讚賞。
還有一個流亡者曾在外省大學當過語文教授，他也干起了酒類買賣。他的酒直接來自勃艮地的科爾多，是他從前的學生提供的特製精選名酒。
他寫信給我道：「公民：您不妨問一下您博愛的良心，它一定會告訴您，您應該把向您供應法國名酒的優先權給予我。這麼做，您的心就會同時享受到味覺和經濟上的利益，因為這酒不僅味道醇厚，價格低廉，而且可以使您在思想上得到滿足，讓您意識到，您買了它，同時也減輕了一個為祖國和自由的事業而犧牲了一切的人的苦難。
「為此不揣冒昧，隨信附上樣品數瓶，並向您致以同志的問候！」
這些樣品是半瓶裝的，他親手在瓶上標明了酒名，還說明了它們製作上的一些特點：「尚伯丁（採用最上等最罕見之葡萄釀製），科特-羅蒂（彗星級），帕馬（1823年釀製！），紐茨（來自阿瓜多地窖！）……」17
過了兩三星期，語文教授又送來了樣品。一般說來，樣品發出後過一兩天他便會大駕光臨，坐上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直到我把貨全部收下，付清賬款才走。由於他堅定不移，一再這麼幹，以致後來他一進屋，我便趕緊恭維幾句他的一部分樣品，付清了錢，把酒留下。
「那好，公民，我不再占據您寶貴的時間了。」他最後說。這樣我又可以安靜兩個星期，暫時避免他那採用勃艮地酸葡萄、在彗星下釀製、從阿瓜多地窖取出的香味醇厚的科特-羅蒂等等的干擾了。
德國人和匈牙利人幹的是另一些行當。
一天我的頭痛病又發作了，我躺在里士滿的寓所中。弗朗索瓦拿了一張名片進來，說有一位先生急於見我，他是匈牙利人，將軍的隨從（凡是匈牙利流亡者，沒有工作、沒有體面職業的，都自稱是科蘇特的隨從）。我看了看名片，名片上寫的官銜是大尉，但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你為什麼放他進屋？我已經關照過你多少次了？」
「他今天已來了三次了。」
「哦，那就請他在客廳等我吧。」我出去時像一隻被激怒的獅子，還帶了一瓶頭痛藥水。
「請允許我介紹一下自己，我是某某大尉。我在俄國人那兒當過很久俘虜，那是在維拉戈什戰役之後，在里迪格爾18的部隊里。俄國人待我們不錯。我尤其受到格拉澤納普將軍的照顧，還有一位上校……哎喲，他叫什麼來著……俄國人的姓名真難記……伊奇……伊奇……」
「算了，不必費心，我一個上校也不認識……您平安無事，我很高興。請您坐下，好嗎？」
「好，很好……我們每天跟俄國軍官玩什托斯，本克19……這些人很有趣，他們也討厭奧地利人。我甚至還記住了幾個俄國字：『格列巴』，『歇維爾達克』——一種二十五蘇的硬幣。」
「請問您找我有什麼事？」
「對不起，請原諒，男爵……我在里士滿散步……天氣不壞，只可惜忽然下雨了……我多次聽老頭子和山陀爾伯爵——山陀爾·泰萊基談起過您，還有特雷莎·普爾斯卡婭伯爵夫人也談起過您20……特雷莎伯爵夫人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沒有說的，不同尋常。」沉默。
「是的，山陀爾……我們一起在革命軍服役……我一定要給您看看……」於是他從椅子下抽出公事包，打開包，取出了缺少一條胳臂的拉格倫21，面貌醜陋的聖阿爾諾22，戴錐形帽子的奧默-帕夏23等等的畫像。「男爵，瞧，多麼像。我自己到過土耳其和庫塔依西，那是在1849年，」他又說，仿佛是為了證實那些畫確實很像，儘管在1849年拉格倫和聖阿爾諾還沒到過那兒，「您以前見過這些畫像嗎？」
「怎麼沒見過，」我答道，在頭上搽了點鎮痛藥水，「這些畫像到處掛著，在切普塞德，在河濱大道，在西區都能看到。」
「對，您說得不錯，但所有的畫我都有，而且都用上等紙印製。您在店鋪里得付一個畿尼，但我可以便宜一些，只要十五個先令。」
「說真的，我很感謝，但是請問大尉，我要聖阿爾諾這些混蛋的畫像幹什麼？」
「男爵，我對您說實話，我是軍人，不是梅特涅的外交官。我失去了我在特梅什瓦爾附近的田莊，現在處境很困難，因此干起了推銷藝術品的營生（另外，也推銷雪茄，哈瓦那雪茄和土耳其菸草——只有俄國人和我們匈牙利人才懂得這行買賣！），它可以讓我掙幾個小錢，我便靠它餬口，正如席勒說的，用它購買『流亡生活中苦澀的麵包』。」
「大尉，請您老實告訴我，這些勞什子您一共要賣多少錢？」我問（儘管我懷疑席勒寫過這種但丁式的詩句）。
「半克朗。」
「那麼就這麼結束我們的交易：我給您一個克朗，但請您不要強迫我購買這些畫像。」
「說真的，男爵，我很慚愧，但我的境況……不過您都明白，您能體諒……我一向十分尊敬您……普爾斯卡婭伯爵夫人和山陀爾伯爵……山陀爾·泰萊基……」
「請您原諒，大尉，我在頭痛，不能久陪。」
「我們的總督（那就是科蘇特），他老人家常常頭痛。」匈牙利革命軍人說，好像是為了鼓勵和安慰我，然後趕緊收拾公事包，把拉格倫那伙人的非常像的畫像，連同金幣上的維多利亞女王的肖像一起，放進了包里。
這是提供便宜貨的小商販，另一種流亡者則十年來一直在大街上或廣場上，拉住了留鬍子的外國人，說他要上美國，還缺少兩個先令路費，或者他的孩子得猩紅熱死了，還缺少六個便士買棺木；介於這兩者之間的還有一類流亡者，他們每天在給人寫信，有時利用他認識你，有時又利用他不認識你，向你訴說各種困難的境況，以致他目前周轉不靈，不過在遙遠的將來，他還是可以拿到一筆財產的；這種信總是寫得委婉曲折，十分巧妙。
這樣的信我手邊還有不少，這裡不妨抄錄兩三份，它們都是頗具特色的。
「伯爵閣下：我是奧地利中尉軍官，但我是為馬扎爾人的自由戰鬥的，因而不得不流亡國外，以致衣服破了也買不起新的。如蒙閣下能惠贈幾條舊褲子，鄙人將不勝感激。
「又，明晨九時鄙人將在家恭候閣下的使者。」
這是天真的一種，另有一種語言簡潔，完全是古典式的，例如：
「先生，鄙人為高盧人，乃為人民之自由事業被逐出祖國者。現衣食無著，如蒙先生鼎力協助，解我倒懸，將不勝感激，並在此先行致謝。1859年5月15日星期三。」
另一些信既不簡潔，也不使用古典方式，卻採取了一種獨特的算賬手法：
「公民：承蒙您的照顧，去年2月寄給了我三鎊（您也許不記得了，但我記得）。此款本擬早日奉還，怎奈國內匯款至今未到，但我估計日內即可收到大筆款子。如蒙不棄，願懇請再行賜借兩鎊，以便來日湊成整數五鎊一起奉璧。」
我寧可不要整數，以致三鎊依然如故。然而這位愛好整數的先生卻開始造謠說，我與俄國公使館有某種聯繫。
另外還有些信談的是事業，也有些信口氣像演講，這兩類信譯成俄文都會減色不少。
「親愛的先生，您一定知道我的發明，它可以給我們的時代帶來光榮，也可以解決我的生計問題。但這發明始終未能加以應用，因為我無法籌集二百鎊貸款，以致只得把這事業束之高閣，從事給孩子教課的卑微營生。每當持久而有益的工作出現在我面前時，命運便嘲笑我，竭力把它趕走（我逐字翻譯），我追趕它，但不可違抗的命運比我更強，它一再扼殺我的希望，不過我決不灰心。現在我還在尋找實現我的計劃的途徑。我能成功嗎？我幾乎深信不疑；如果您相信我的才能，願意讓您的信任伴隨著我的希望，迎著變幻莫測的命運的風浪前進……」接著他解釋道，他已籌集八十鎊，甚至八十五鎊，其餘的一百一十五鎊，發明人想靠借貸解決，如果成功，它可以得到一分三厘，至少一分一厘的利息。他最後說：「今天整個世界都動盪不定，國家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我們的敵人得靠刺刀維持殘局，在這樣一個時代中，還有比這樣的投資更有利的嗎？」
我不願出這一百一十五鎊。於是發明者開始認為，我的行為不夠光明正大，含有某種嫌疑，對我應多加防範。
最後，還有一封才氣橫溢的信：
「未來世界共和國的慷慨無私的同胞！多次蒙您和您著名的朋友路易·勃朗解囊相助，十分感激，現再度寫信給您，並寫信給路易公民，希望能惠借若干先令。在遠離了拉瑞斯和帕那忒斯24，來到這不歡迎客人的自私而貪婪的島國之後，我的窘境始終未得改善。您在您的一部著作中（我經常翻閱它們），有過深刻的論斷：『天才得不到金錢會像燈沒有燈油一般熄滅』……」
不言而喻，我從未寫過這類無恥的話，未來世界共和國的這位同胞也從未讀過我的任何作品。
除了文才卓越的信，還有口才卓越的人，他們「穿大街走小巷」到處都是。這些人大多是冒牌的流亡者，實際上只是在酒店裡喝光了錢的外國工匠，或者在國內遭到了不幸的人。他們利用倫敦是個大城市，今天在這一帶，明天在那一帶，然後又回到「聖街」25，即攝政王大街和乾草市場、萊斯特廣場一帶，到處招搖撞騙。
五年前，一個穿得相當整齊、顯得多愁善感的年輕人，曾幾次在黃昏中走到我的面前，用帶有德國口音的法語向我問道：
「您能告訴我，這個地方在哪裡嗎？」他給我看一個地點，那是離西區十多英里的一個地方，可能在霍洛威或哈克尼一帶。我當然像任何人一樣向他說明了這地點。他忽然大驚失色。
「現在已是晚上九時，我還沒吃飯……我什麼時候才能走到？我又沒錢坐公共馬車……真沒料到這麼遠。我不敢麻煩您，但如果您肯幫忙……我只要一個先令便夠了。」
我又遇到他兩次，最後他消失了；過了幾個月，我很高興，又在老地方遇見了他，只是鬍子的式樣變了，帽子也換了一頂。他熱情地舉起帽子，問我道：
「您想必懂得法語吧？」
「懂得，」我答道，「不僅懂得法語，還知道您要找一個地方，它離這兒很遠，時間又晚了，您還沒吃飯，又沒錢坐公共馬車，您只要一個先令……但這一次我只能給您六個便士，因為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講這一切的。」
「有什麼辦法，」他答道，向我笑笑，但並無惡意，「您也許不會再相信我，但我現在要上美國了，請您再加幾個錢給我作路費吧。」
我無法拒絕，只得又給了他六便士。
這類先生中也有俄國人，例如，從前在高加索當過軍官的斯特列穆霍夫，早在1847年他就在巴黎行乞為生，一邊非常熟練地講些決鬥、逃亡的故事，一邊順手牽羊，凡世上的一切，如舊衣服和拖鞋，夏天的衛生衣，冬天的帆布褲，童裝，婦女的雜物，他能撈就撈，以致弄得那些僕人非常惱火。俄國人募集了一些錢，打發他去阿爾及爾參加外國兵團。他在軍隊中混了五年，拿到了證件，又挨家挨戶講他那些決鬥和逃亡的故事，只是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各種奇遇。斯特列穆霍夫現在老了，他令人同情，但又非常討厭。倫敦使館的俄國教士為他募捐，想打發他去澳大利亞。他們給了他去墨爾本的介紹信，還把他託付給船長本人，主要是付清了路費。斯特列穆霍夫來與我們告別，我們給他置辦了充足的行裝，我給了他一件厚厚的大衣，豪格給了他襯衫等等。斯特列穆霍夫告別時哭哭啼啼地說道：
「先生們，不論你們怎麼說，到這麼遠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一下子與一切生活習慣分手，但必須這麼做……」
他吻了我們，熱情地表示了感謝。
我想，斯特列穆霍夫一定早已在維多利亞河邊什麼地方住下，誰知一天突然在《泰晤士報》上看到：一個俄國軍官斯特列穆霍夫，由於在酒店酗酒，打架，以及互相指責偷竊等等罪行，被判處三個月監禁。這以後過了四個月，我走過牛津街，正好下大雨，我沒帶傘，躲進了一個門洞裡。我剛站住，一個瘦長條子打著一把破傘，也匆匆鑽進了另一個門洞。我認出了斯特列穆霍夫。
「怎麼，您從澳大利亞回來了？」我問他，直視著他的眼睛。
「啊，這是您，我簡直認不出您了，」他回答，聲音虛弱，像快斷氣似的，「不，先生，不是從澳大利亞回來，是剛出醫院，我在那兒躺了三個月，病得差點死掉……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沒有死。」
「在哪個醫院？是聖喬治醫院嗎？」
「不，不在這兒，是在南安普敦。」
「您既然病了，為什麼不告訴大家？哦，您怎麼沒走？」
「我誤了第一班火車，搭第二班到達碼頭時，輪船已開走了。我在岸上站了一會兒，恨不得跳進海里淹死。我去找神父介紹我認識的一個牧師。他說：『船長走了，他不能等你一個鐘頭。』」
「那麼錢呢？」
「他把錢留在牧師那裡。」
「您當然把它們拿走了？」
「是的，不過毫無意思，我生病時把錢放在枕頭下，都被人偷走了，這些混蛋！如果您能幫個忙……」
「不過在您離開的時候，有一個人也叫斯特列穆霍夫，由於跟一個信差打架被關進了監獄，也是三個月。您沒聽說嗎？」
「我病得都快死了，怎麼會聽到。哦，雨好像停了。祝您平安。」
「當心，別在雨中著了涼，否則，又得進醫院啦。」
克里米亞戰爭以後，俄國海軍和陸軍的一些俘虜，自己也不知怎麼搞的，仍留在倫敦。這些人大多喝醉了酒，等到醒來，為時已晚。其中有幾個向大使館要求保護，遞了申請書，但是布倫諾夫男爵26根本不當一回事！
他們的前途十分悲慘。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襤褸，有時低聲下氣，有時橫行霸道，在街上討錢（在夜裡十時以後的一些小胡同中看到他們，不禁會毛骨悚然）。
1853年，一些水手從朴次茅斯港口的一艘軍艦上逃走了；根據愚昧的法律（這是只對海軍士兵適用的法律），一部分人被強迫送回了船上。但有幾個人得以脫身，從朴次茅斯步行到了倫敦。其中有一個年輕人，二十二歲，面貌和善，開朗，本來是個靴匠，據他自己說，他能做拖鞋，我替他買了工具，給了他一些錢，但是他沒有生意。
這時加里波第正要帶著自己的「共和號」前往熱那亞，我請他把年輕人帶去。加里波第接受了，講定每月一鎊工資，如果他幹得好，還答應一年後加成兩鎊。水手當然滿意，向加里波第預支了兩鎊錢，把自己的雜物搬上了輪船。
加里波第出發後的第二天，水手來找我了，他臉紅紅的，睡眼惺忪，眼皮有些浮腫。
「出了什麼事？」我問他。
「先生，很不幸，我趕到時太遲了，船已經開走。」
「怎麼會遲的？」
水手跪在地上，發出了不自然的啼哭聲。但事情還可以挽回。輪船是駛往泰因河畔紐卡斯爾裝煤的。
「我讓你坐火車趕去，」我對他說，「但如果你這次又遲到，記住，那我就毫無辦法，哪怕你餓死我也不管。由於到紐卡斯爾的火車票要一鎊多，可我對你連一先令也不相信，因此我得派個熟人，今天夜裡把你交給他，然後由他送你上火車。」
「我一輩子都要為您祈求上帝保佑！」
那個受我委託送他的人向我回覆說，他已把水手送走了。
可是三天後，水手又帶著一個波蘭人一起來了，我見了他有多麼驚奇是可想而知的。
「這是怎麼回事？」我向他吆喝，真的氣得有些哆嗦了。
但是在水手開口以前，他的夥伴便操起不連貫的俄語替他辯護，弄得空氣中儘是菸草、伏特加和啤酒的味道。
「您是什麼人？」
「波蘭的貴族。」
「在波蘭誰都是貴族。您為什麼跟這個騙子一起來找我？」
貴族擺出了神氣活現的樣子。我冷冷地對他說，我不認識他，他出現在我的屋裡，這太奇怪了，我可以叫警察，馬上把他趕走。
我看了看水手。三天與貴族的相處已對他發生了很大影響。他沒有哭，只是露出醉醺醺的蠻橫表情望著我。
「我病得很重，先生。火車開走時，我真想不如死了還輕鬆一些。」
「你在哪裡得的病？」
「就在上火車時，也就是在火車站上。」
「為什麼不搭下一班火車？」
「我沒有想到，再說，我也不會講英語……」
「你的車票呢？」
「我沒有車票。」
「怎麼沒有？」
「在車站上讓給別人了。」
「那好，現在你去找別人吧，只是有一點你可以相信：在任何情況下我不會再幫助你。」
「不過，請您……」那位「自由波蘭地主」又插話了。
「親愛的先生，我對您沒有什麼話好說，也不想聽您說什麼。」
他咬緊牙齒，一邊罵我，一邊帶著自己的入室弟子走了——大概又上酒店了。
再往下走一步。
也許，不少人會懷著困惑的心情問我，怎麼還能往下走？……是的，而且是相當大的一步呢，只是這裡太暗了，走路得當心。我沒有舍爾歇的假正經，在我眼裡，那個讓基督和比若元帥在長詩中對話的人有了破門盜竊的英雄行為以後，倒是更有趣了。即使他撬過鎖，偷過東西，他為此吃的苦只有上帝知道，何況又拖著腳鐐幹了幾年苦工。不僅遭他偷竊的人反對他，整個國家和社會，軍隊，警察，法院，一切不必盜竊的正人君子和一切沒有受到法律制裁的非正人君子，都反對他。但另外還有一種竊賊，他們受到政府的獎勵，上司的器重，教會的祝福，軍隊的保護，也沒有警察的跟蹤，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警察。這些人偷竊的不是手帕，只是談話、信件和眼色。流亡者中的奸細是雙料的奸細……罪惡和腐敗的極端表現；他們正如但丁的盧息弗27，已處在最底層，再下去便得重新往上走了。
法國人是這方面最大的能人。他們善於把文明的形式、熱烈的詞句、良心純潔和一絲不苟的道德說教、為人之道，與奸細的職業巧妙地融為一體。你如果懷疑他，他馬上要與你決鬥，絕不讓步，十分英勇。
文明社會把失足的孩子送進了特務世界。德拉烏德、什尼、謝普28的回憶錄，對研究這些污泥濁水是一大貢獻。德拉烏德天真地寫道，他為了出賣朋友，必須對他們使盡陰謀詭計，「就像獵人對付禽獸一樣」。
德拉烏德是間諜中的亞西比德29。
他年輕時受過很好的文學教育，思想激進，從外省到了巴黎，窮得像伊洛斯30，上《改革報》31社要求工作。他得到了一個職業，幹得很不錯，逐漸得到了報社的信任。他跨進了政治圈子，了解了共和派內部的各種活動，這樣工作了幾年，一直與同事們保持著最友好的關係。
二月革命以後，科西迪耶爾32在警察局查閱檔案，發現德拉烏德一直在非常準確地向警察局提供《改革報》編輯部的情報。科西迪耶爾命令德拉烏德去見阿爾伯33，證人們在那裡等候他。德拉烏德什麼也沒懷疑，到了那裡，儘量拒不招認，後來看到無法抵賴，只得供認了向警察局匯報的事。現在問題是：把他怎麼辦？有的人想得完全正確，認為應該當場把他像狗一樣開槍打死。阿爾伯比任何人都反對這麼做，他不願在自己的住所殺死一個人。科西迪耶爾把上了膛的手槍遞給德拉烏德，請他自殺。德拉烏德拒絕了。有人問他，給他毒藥怎麼樣？他也拒絕使用毒藥。最後被送往監獄時，他從容不迫，還要了一杯啤酒喝。這是事實，是送他入獄的巴黎第12區副區長34告訴我的。
反動力量占據優勢後，德拉烏德被釋放出獄，他去了英國，但當反動派大獲全勝之後，他回到了巴黎，常常出入戲院和其他公共場所，儼然是一個大人物。這以後他便出版了《回憶錄》。
奸細們時常在流亡者中間廝混，一旦露了馬腳，給人識破，難免挨打，但一般說來他們還是一帆風順，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巴黎警察局了解倫敦的一切秘密。德勒克呂澤35到達的秘密日期，後來博肖36回法國的日子，警察都知道，以致他們剛下輪船，便在加來被逮捕了。普魯士警察局長在法庭上天真地承認，一些共產主義者在科隆受審時37法庭念的文件和信函，也都是「在倫敦收買的」。
1849年，我認識了流亡的奧地利記者恩格蘭德。他非常聰明，筆下很有鋒芒，後來在科拉切克的年鑑38上發表過一系列生動的文章，闡述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這個恩格蘭德在巴黎曾因所謂「新聞記者案」入獄。關於他流傳著種種謠言，最後他本人來到了倫敦。這裡的另一個奧地利流亡者赫夫納醫生在本國人中很得人心，他說，恩格蘭德是在巴黎警察局領取薪金的，他入獄只是因為他違背了向法國警察當局效忠的誓言，同時從奧地利使館領取薪金，這惹怒了法國人。恩格蘭德生活闊綽，為此需要很多的錢，單靠一個警察局顯然還不夠。
德國流亡者們商量了再商量，決定把恩格蘭德叫來查問，恩格蘭德企圖用笑話搪塞過關，但是赫夫納鐵面無情，於是那位與兩個警察局掛鉤的先生跳了起來，漲紅了臉，噙著眼淚嚷道：「是的，我是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沒有資格指責我」，接著把巴黎警察局長的信扔在桌上，信中講得很清楚，赫夫納也從他那兒領取津貼。
巴黎有個人叫尼德戈貝，也是奧地利流亡者，我是在1848年末認識他的。他的同志們談起過他在維也納革命時期一件非常英勇的行為。起義者缺乏彈藥，尼德戈貝自告奮勇，從鐵路把它運到了。他有老婆孩子，在巴黎生活很困苦。1853年我在倫敦遇到他時，他非常拮据，一家人擠在索荷區一條最窮苦的小巷的兩間小屋子裡。他幹什麼都不順利，後來開了一家洗衣作，由妻子和另一個流亡者洗衣服，他自己則送衣服，但是那另一個流亡者去了美國，洗衣作也停業了。
他想在商行里謀個職業，因為他並不笨，又有文化，應該可以掙大錢的，但沒有人可以證明他的能力等等，而在英國，若沒有這種證明便寸步難行。我給他寫了證明；由於這證明，一個德國流亡者奧本海姆向我指出，我不應為他出力，這個人名聲不好，大家懷疑他與法國警察局有聯繫。
這時，雷海爾39送我的兩個孩子到了倫敦。他十分同情尼德戈貝。我告訴了他大家對他的反映。
雷海爾大笑起來，他要替尼德戈貝擔保，仿佛這是他自己一樣，並指出他的窮苦，認為這是最好的駁斥。最後這一點也使我有些相信了。晚上雷海爾出門散步，回家很遲，心情不安，臉色蒼白。他到我屋裡坐了一會兒，說他的頭痛得厲害，準備早些上床。我望了他一下，說道：
「您心裡有事，別瞞著我！」
「對，您猜到了……但首先您得向我擔保，決不告訴任何人。」
「可以，但這太沒意思了，您應該相信我會憑良心行事。」
「我聽您談了尼德戈貝以後心裡老不踏實，儘管我給了您保證，我還是決定親自問問他，我去找他了。這幾天他的妻子即將分娩，日子非常困難……我真不好意思與他談這種事。我把他叫到街上，最後才鼓足勇氣對他說：『您可知道，人們警告赫爾岑，請他別管您的事，』我說，『我相信這是謠言，但請您把事實澄清一下。』他沒精打采地答道：『謝謝您，但是這沒有必要，我知道這謠言是怎麼來的。我在饑寒交迫的絕望時刻曾想投靠巴黎警察局，向它表示我可以隨時為它提供流亡者的消息。它給我寄來了三百法郎，但後來我什麼也沒向它報告。』」
雷海爾幾乎哭了。
「聽著，在他的妻子沒有分娩和復原以前，我向您保證不泄露一個字。讓他進商行辦事，脫離政治圈子。但如果我再聽到他有新的活動，仍與流亡者們保持著聯繫，我就得揭露他。讓他見鬼去吧！」
雷海爾走了。過了十來天，我正在用膳，尼德戈貝來了，他臉色蒼白，情緒焦急。
「您可能明白，」他說，「我是下了決心才到這兒來的，除了您，沒有人能幫助我。我的妻子過幾個小時就要分娩了，屋裡既無煤，又無茶，也沒有一杯牛奶，沒有一文錢，沒有一個可以幫忙的女人，也沒有錢請接生的。」
他確實筋疲力盡，倒在椅上，用雙手掩住了臉，說道：
「我還不如讓子彈打穿腦袋的好，至少不致再看到這可怕的一切。」
我馬上打發人去找好心的帕維爾·達拉什，給了尼德戈貝一些錢，盡力安慰他。第二天，達拉什來告訴我，分娩很順利。
正在這時，關於尼德戈貝與法國警察有聯繫的謠言越來越多了，這大概是他的仇人在興風作浪。最後，維也納著名的革命者和鼓動家塔烏澤納烏40，那個曾經憑自己的一席演說使群眾絞死了拉圖爾41的人，逢人便說，他親自看到了巴黎警察局的信，那是與錢一起寄來的。顯然，揭露尼德戈貝對塔烏納澤烏很重要，因此他親自找我，向我證實這一點。
我的處境變得困難了。豪格這時住在我家裡，但這以前我沒向他透露一個字，現在再保持緘默就不好了，也有危險。於是我告訴了他，但沒提到雷海爾，免得把他牽涉進這場戲劇，因為它的第五幕很可能要在違警罪法庭或老貝利上演。我以前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肉湯沸騰了」42，我好不容易勸住了豪格，才使他沒有到尼德戈貝的頂樓去衝鋒陷陣。我知道，尼德戈貝要帶著抄正的稿件來找我，因此勸豪格等他到來。豪格同意了，一天早上，他氣得臉色煞白，衝進我屋裡對我說，尼德戈貝在下面。我趕緊放下紙筆下樓。兩人已經鬧開了，豪格在嚷嚷，尼德戈貝也在嚷嚷，雙方的話越講越激烈。尼德戈貝的臉被憤怒和羞愧扭歪了，面色很難看。豪格情緒激動，連話也說不連貫。這麼爭吵不休，只能打破腦袋，不能打破啞謎。
「先生們，」我突然插了進去，「請你們停一下，聽我說。」
他們住口了。
「我看，你們這麼急躁只能把事情弄糟；爭吵以前應該先把問題弄清楚。」
「我是不是奸細這個問題？」尼德戈貝嚷道，「我不允許任何人這麼向我提出問題。」
「不，我要向您提出的不是這個問題；有一個人，而且不僅他一個人，指責您從巴黎警察局拿了錢。」
「這個人是誰？」
「塔烏澤納烏。」
「這是個壞蛋。」
「這與事情無關；您拿過錢沒有？」
「拿過。」尼德戈貝說，勉強保持著鎮靜，看了看我和豪格的臉。豪格氣得渾身直哆嗦，哼哼哧哧的，又開始咒罵尼德戈貝。我拉住豪格的胳臂，說道：
「行，我們要知道的就是這一點。」
「不，不僅這一點，」尼德戈貝答道，「你們還應該知道，我從未寫過一個字陷害任何人。」
「這只能由與您聯繫的皮埃特利43來證明，可是我們不認識他。」
「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人——當成被告嗎？為什麼你們認為我應該向你們證明我的清白？我的人格是任何人不能貶低的，它不憑什麼豪格或者您的話來決定。我的腳決不再踏進這幢房子。」尼德戈貝最後說，高傲地戴上帽子，推開了門。
「這一點可以悉聽尊便。」我對著他的背影說。
他猛地關上門走了。豪格要去追他，但我笑笑，攔住他，套用了西哀士44的一句話：「今天的我們也與昨天的我們一樣，去吃早飯吧！」
尼德戈貝立即去找塔烏澤納烏。那位身強力壯、紅光滿面的西勒諾斯45（關於他，馬志尼曾說過：「我總覺得他曾在橄欖油里煎了一下，沒把油擦乾淨。」）還在床上。門突然打開，在他還沒睡醒的浮腫的眼睛前面出現了尼德戈貝。
「你對赫爾岑說，我從巴黎警察局拿了錢？」
「是的。」
「為什麼？」
「因為你拿了錢。」
「儘管你也知道，我沒有密告過任何人？！記住，這就是我給你的答覆！」說罷，尼德戈貝便朝塔烏澤納烏臉上啐了一口唾沫，轉身便走……西勒諾斯勃然大怒，決心回敬一下，馬上跳下床，抓起便壺，利用尼德戈貝下樓的機會把便壺裡的東西全部潑在他頭上，一邊說道：「記住，這是我給你的答覆！」
這個尾聲令我捧腹大笑。
我對豪格說：「瞧，我攔住您沒有錯。不論您能幹什麼，您不會朝皮埃特利這個不幸的同謀者頭上潑這種東西，他下次再不敢拿錢啦。」
事情似乎應該以德國人的這場自相殘殺結束了，誰知這個尾聲之後還有個尾聲：有位先生名叫文特斯伯格，據說是個善良而正直的老人，出面為尼德戈貝圓場。他召集一些德國人開會，也邀請了我，因為我也是一個譴責者。我給老人回信道，我不想到會，因為我所知道的全部事實便是尼德戈貝當著我的面向豪格承認，他拿過巴黎警察局的錢。文特斯伯格對此很不高興，又寫信給我道，尼德戈貝確實犯了錯誤，但良心是乾淨的，還把尼德戈貝給他的信附給了我。尼德戈貝除了別的事還談到我的行為有些古怪，他說：「赫爾岑早已從雷海爾那裡得知了這些錢的事，但在塔烏澤納烏提出指責以前不僅保持沉默，而且在那以後還給了我兩鎊錢，又在我妻子分娩時派人去請醫生，並且負擔了醫藥費！」
多謝！
1 選自《往事與隨想》第五冊。——作者注按：這是指赫爾岑生前編定的《往事與隨想》單行本，第五冊未最後編定。這條注是本章在《北極星》第八集（1869年）上發表時加上的。
2 1833年，西班牙國王費迪南七世去世後，由他的女兒伊莎貝拉繼承王位，但遭到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的反對。唐卡洛斯發動了「擁護卡洛斯運動」，成為王位覬覦者，不斷策劃爭奪王位的戰爭。1855年，唐卡洛斯去世，他的兒子蒙特莫林伯爵繼續領導卡洛斯運動。1861年，蒙特莫林也死了，他最小的兄弟唐胡安又繼續爭奪王位，成為第三個王位覬覦者。
3 法國革命組織的代號。
4 在倫敦郊外溫莎附近，1848年法國革命後，路易-菲力普逃亡至英國，居住在這裡，1850年他去世後，他的家屬仍留在這裡。
5 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
6 比若（1784—1849），法國元帥，拿破崙近衛軍出身，被譽為軍事學家。
7 法國政治家，早年遊歷美國，目睹過奴隸制度的慘狀，後來成為忠誠的廢奴主義者。
8 據《聖經》傳說，一個名叫蘇珊娜的女子拒絕了兩個長老的追求，被他們控告行為不端，因而判了死刑，但先知但以理重行審理此案，證明了她的無辜，給予昭雪。《聖經》外經中有《蘇珊娜傳》。
9 1859年8月拿破崙三世發布了大赦令，赦免了各種政治犯。
10 哈夫洛克（1795—1857），英國軍人，在駐印度英軍中工作。1857年印度軍隊發動叛亂，遭到了哈夫洛克的殘酷鎮壓。
11 朱利安（1812—1860），法國樂隊指揮及歌劇作者，1840年起在倫敦指揮樂隊，名聲大噪，寫有《哈夫洛克的勝利》等樂曲。
12 以上都是倫敦的娛樂場所。
13 羅西尼是義大利歌劇家，瓦格納是德國音樂家，這裡是說義大利在歌劇界的領導地位將讓位給德國。
14 瓦格納的一部歌劇。
15 一種來源於波爾卡舞和瑪祖卡舞的三拍子舞曲。
16 法國流亡者，曾給赫爾岑的孩子當過家庭教師。
17 尚伯丁、帕馬、紐茨等都是法國一些著名葡萄酒的名稱。「彗星」是高級酒的標誌，法國人認為在彗星年釀製的酒特別香。
18 參與鎮壓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俄國將軍。
19 兩種紙牌戲的名稱。
20 「老頭子」是指科蘇特。普爾斯卡婭即弗朗茨·普爾斯基的妻子。
21 拉格倫（1788—1855），英國元帥，在滑鐵盧戰役中失去了一條胳臂。
22 聖阿爾諾（1798—1854），法國元帥，拿破崙三世的陸軍部長。
23 奧默-帕夏（1806—1871），奧地利軍官，後參加土耳其軍隊，被提升為將軍。
24 古羅馬神話中家庭和祖國的守護神。
25 古羅馬城創建時期的一條大道，在市中心，這裡是借用。
26 當時俄國駐英國的大使。
27 在但丁的《神曲》中，魔王盧息弗處在地獄的最底層——第九層，過了這裡又可走進光明的世界了，因此盧息弗既是黑暗之王，又是明亮之星。
28 都是法國著名的暗探，曾在各個革命組織刺探情報。他們都寫有回憶錄。
29 亞西比德（約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聰敏過人，但奸詐狡猾，自私自利，後投奔斯巴達，使雅典軍隊受到重大損失。
30 古希臘神話中的乞丐。
31 法國共和派左翼機關報，對二月革命起過重要作用。
32 法國共和派革命家，二月革命後任巴黎警察局長，六月起義失敗後流亡至英國。
33 阿爾伯（1815—1895），亞歷山大·馬丁的化名，法國工人，社會主義者，1848年二月革命後當選為臨時政府的成員。
34 即前面講到過的法國流亡者博凱。
35 德勒克呂澤（1809—1871），法國革命者，激進共和黨人，1849年流亡在英國，1853年秘密回國時被捕，送往圭亞那囚禁。他後來成為巴黎公社的重要領導人，1871年戰死在街壘上。
36 博肖（1820—？），法國革命家，1849年六月示威的領導人之一，後流亡到英國。1854年潛回巴黎時被捕。
37 1852年普魯士警察局策劃了一次對共產主義者的所謂審訊，把以前捕獲的十一名「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提交法庭審問，企圖以叛國罪對他們判刑。這完全是普魯士當局策劃的一次陰謀，馬克思為此寫了《揭露科隆共產黨人案件》（1853年）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38 所謂年鑑（《德意志年鑑》）應是科拉切克所主編的那份月刊。
39 德國音樂家，赫爾岑的好友。
40 塔烏澤納烏（1808—1873），德國革命家，參加過1848年的維也納革命，後流亡在英國。
41 拉圖爾（1780—1848），奧地利陸軍部長。1848年維也納爆發革命時被人民群眾絞死。
42 這本是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一行詩，由於當時的一個俄譯本用詞欠妥，原文「布留尼（攻打耶路撒冷的十字軍統帥）大怒」便可解作「肉湯沸騰了」，一些文學界的人士以此取笑，每逢有人發怒時便說「肉湯沸騰了」，帶有幽默意味。
43 當時巴黎的警察局長。
44 法國資產階級法學家。
45 希臘神話中一個粗壯短小、禿頂、扁鼻的人物，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