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記舞台內幕 · ○「新政權」怎麼又延期？
◎一、「新政權」又延期
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間預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謂「新中央政府」，因此他們趕著開青島會議，接著又開上海會議，準備所謂「中央政治會議」的開會。事不如人願，為什麼到今天還沒有看見他們登場呢？他們還預備著一個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權」。以今天的情勢推測，三月十二日總又是空過那一天。
率直的說，汪，周，梅聽命於影佐，影佐聽命於日本中央軍部。他們縱然掛上招子，上面寫著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開演，風雨無阻，決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軍部要延期，他們也只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報告汪道：「日本內閣有一個決議，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權交給影佐機關」。這是我親耳聽見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麼又不靈呢？簡單的說，風雨無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島、上海會談都不順利。可是大家知道，王、梁聽命於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聽命於日本中央軍部，日本軍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礙他們，他們有什麼法子？聽說周佛海一度到東京去告御狀，也沒有告得好，其實事情本沒有什麼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發表的論文「新政權是什麼」裡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謂「新政權」，不好由影佐開口，只好由喜多、原田出馬扮演黑花臉來阻撓他們，這是日方的雙簧，也是日方對於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訓練，訓練得他們喜怒哀樂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
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過這麼的一回。
影佐、周預定九月下旬乘兩偽組織在南京開聯合會議的時機，汪往南京會見王、梁，作召集所謂「中央政治會議」的準備，十月中召開「中政會」，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於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與兩偽組織人會談，宣布那不久以後被日方全案推翻的「關於尊重中國主權之要望」。會後，汪、王、梁單獨談話，汪要求他們同意於「中政會」的辦法並參加；王克敏很老實的說道：「喜多到東京去了，他臨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會，我答應也是無效的，要等他來決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與影佐同到南京，影佐當下向喜多、原田、王、梁宣布阿部內閣支持「汪政權」的決意。汪聽見了極端的高興，以為事情總沒有問題了吧？誰知道下午九時，王、梁來回答道：「我們對中政會人事人數分配和國旗等議題，都不同意」。王克敏補充道：「我們沒有意見，這是喜多、原田的意見。」於是汪轉為極端的失望，決定明天一早飛回上海。
這樣的決定之後，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興把酒醉喜多的事報告汪，汪也欣然相信。於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導演親上鏡頭最緊張一幕中，勉強結束南京會談。到下午，汪才回上海，原來飛機是日方準備，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飛。
因此所謂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開「中政會」，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談判停了下來，那影佐「將軍不見面」回到東京去，這個日期又拖下去了。
這是我耳聞目見的延宕和訓練法——喜怒哀樂由人不由己的訓練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島、上海兩次會談，我雖沒有去觀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聽見日方的消息，說青島會談，定有問題，如今且看兩次會談以後，一時之間，「新政權」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滯的狀況，聽說問題又出在王克敏，王克敏問題，就是喜多問題，喜多問題仍然是日本中央軍部的問題，誰叫他們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為什麼又延期
明白的說，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觀望國際情勢的變動。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義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長了日本在國際上威勢不少。日本與德義東西呼應，彼此提攜，以與英法美對抗，很有些活潑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時候樹立所謂「新政權」，極少可以得到德義的承認，緊張氣焰。
假如日本堅決的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又假如歐洲大戰由於德義日軍事同盟發動，又假如義大利積極參戰，在這樣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對於所謂「新中央」才可以風雨無阻，決不延期。
不料事實是德蘇之間突然訂立協定，對抗英法。在日本國內，主張加強德義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氣節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敗，平沼內閣因此下台，日本因此延宕所謂「新政權」最初擬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歐戰爆發，日本軍人歡喜如狂，他們以為這一回，日本的國運可以一轉而左右逢源。他們以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東的武力，美國的力量，要牽到歐洲的險惡局面去用了。如若這樣，日本可以放手解決中國問題，並可以再進一步發展他的國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實是英法德三國宣而不戰，義大利守著中立，與德日的關係，全然疏隔，義大利無所求助於日本，關係也鬆懈下來。美國卻以全力顧到遠東，英國也不肯痛快的退讓。
於是日本國內，國民埋怨戰爭，期望「中日事變」的結束，以趁歐戰的時機，發展工商事業。怎樣才可以結束戰爭呢？主張親英美的一派與主張親德蘇的一派，漸由相激盪而相鬥爭。他們的戰爭愈演愈烈，但在實際上，日本親德蘇麼？德蘇的軍事同盟還沒有成立，蘇聯是否全力投入歐戰，大是問題，日本親英美麼？阿部以至於米內內閣的媚笑政策，絲毫不收實效。在這樣一個拖延而孤立的國際情勢之下，日本那有什麼明朗的有聲勢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樹立「新政權」麼？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國，決不承認，更可以把美日關係惡化起來；在另一方面，德國的承認沒有可能，義大利的承認，日本又拿什麼交換條件巴吉他？樹立「新中央」，於日本外交現勢，有害而無益。到了最近，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渡大西洋，第一腳便踏上義大利的國土。威爾斯遊歷義德英法各國，可以有什麼成就，不可預料；但總有很大的影響，留給時局和平的前途，這個影響，反射到遠東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這樣的局勢之下，日本政府不願大鼓大擂樹立所謂「新政權」，惹起人家的憎惡。
他不樹立「新中央」麼？日本軍人又拿什麼去欺哄日本國民？他又拿什麼法寶對付中國？
於是，日本軍部的老辦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台，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撓他，延了一期，再看風頭。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團在愚園路再不生不死一個不短的時期，五個日期一個一個的過去了，他們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園路。
◎四、汪政權無力也是原因
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說像樹立「新政權」這樣偉大的行動，要仔細考慮國際情勢才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當局以為像這樣僅有煙幕作用而毫無實在效能的組織，要在這不利於日本的時機樹立，是犯不著的。因為「汪政權」必然無力，所以日本毫不經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權」有充足的力量幫助日本滅亡中國，日本也就不必顧慮國際環境了。
去年五月以來，日汪談判的歸結，是汪方國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則要汪方備具人力與物力。九個月來，日方責望汪方無力是屢次屢次的，影佐說道：「因為汪先生沒有實力，日方只得要求廣大的駐兵區。」清水說道：「中國高級知識份子假定三百萬，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萬就好了。」這樣使周、梅諸人紅臉結舌的閒言閒語，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間頗為濃厚。
為了應付他們對於日本的報銷，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賬，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說：「我有十二師，都要別的軍隊動他們才動。」這是去年八月的話，九月間有人告訴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師，我已有四師了。」原來有些軍事掮客指了幾師幾師，到處交換賭博的本錢，沒有半句話是可以相信的，這種謊報，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細，某人收買游擊隊，中飽了百萬元，某人拿八萬去江北收買游擊隊，全數進了腰包，如此之類，傳聞處處。
這是他們的軍事運動。說到黨務，北平的「汪黨辦事處」，日日有日本憲兵光臨，寸步也行不開。廣州的「汪局部」，受日軍四面槍擊，一班委員被迫伏地，不敢動彈。從此以後，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裡面掛。諸如此類，他們那兒去找黨員，人力的充實，又從何說起？
再說汪系的特務。上海特務費，每月卅萬元，特務的殺人費，還有另外的開支。實際上他們不過仰仗日本軍人對於兩租界的壓力，闖禍劫人，其所殺者完全是無抵抗的只坐人力車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護機警的人們，就在他們想望之外。假如殺和刺可以統一天下，他們的殺和刺也還差得很遠。他們唯恐日本人殺中國人不夠，還要中國人殺中國人，以此立下戶頭向日方報賬。
一般以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實不然，丁默村的特務，是對日本憲兵隊負責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進日本憲兵隊長之手。特務人員在外間自誇道：「汪在周的手裡，周在我們的手裡。」其實丁、李又在日本憲兵手裡，汪的特務不過是日本憲兵隊的延長，又算得什麼特別的力量，值得他們沾沾自喜？
再說財務。愚園路的權威，建立於金錢之上，可是每月開支到二百五十萬，除某氏一家而外，沒有人得知底細。有財委而財委會永遠不開，因此上謠言就百出。老爺買美金，太太買金鋼鑽，某人個人每月支配五十萬，各種難聽的傳聞，不獨流入中國人的耳朵，並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閒言閒語，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財委會主任委員報告現存六百萬元，可是存在何處，無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說道：「他們的命脈在我手裡」，如此汪系的特務財務兩種命脈，都落在無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後，說到宣傳。國民良心，終不易於泯滅，作宣傳的人，與別人一樣，都存著失敗主義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華日報》每月經費十萬元，報辦得比別家壞，並且壞得多。我在上海擔任了四個月「宣傳部長」，沒有方法責備他們，本來「一不做，二不休，」始終要下決心替日本騙同胞的人，可以說很少，也可以說沒有。
有人謠傳我要宣布受了汪方津貼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過津貼，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只宣布日本軍人滅我亡我的秘密，我認為這類秘密，關係到四萬萬同胞生命財產子孫百代。這種秘密，沒有人有權利保持，所以我也沒有權利保持，而要宣布給四萬萬同胞知道。至於中國人在威嚇脅制或蒙蔽欺瞞之下，接受了他們的錢，為公為私，我們要始終嚴守秘密；況且替汪系作新聞運動的人，中飽私囊，確有其事，則經手者說受過津貼，而實際並沒有受過也大有其人，我為什麼要冤枉他們呢？還有一些無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錢，就要挨槍，則我對於他們受錢，只有同情，何能攻擊？
一天一天，汪集團人力物力之空虛與虛偽，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於欺騙，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膽向中日兩國國民說道：「這是一個國際騙局，日本軍人拿去騙日本國民，汪、周、梅拿來騙中國國民，同時日汪之間，又互相一騙」。
◎五、還是放下吧
欺騙不能解決中日兩國之間並且與世界問題打成一片的大問題，欺騙只是大問題的一個細流，暫時之間為少數人所舞弄，誠意是說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誠意，這一方發見對方是欺騙時，必然立即放手，因為兩方都無誠意，所以兩方的心總放不下來。
要說汪系裡面一點也不煩悶不怨恨，也是過甚其詞，他們煩悶以至於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殺自戕的心理，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論文裡面指出過的。這種悲慘的心境，決不是外面的人容易體會得到的。
汪、周、梅諸人的罪過是受了日方的騙，還要替他掩飾，再來欺騙中國人，明明條件是亡國的條件，他們卻硬吹「獨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搶」，他們卻硬說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們就說也沒有說的了。
他們也只好說「從前拖，這回不拖」，「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話，可是現在的事實證明，「這回」仍然也是一個「拖」，他們又說什麼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們的上台熱，用冷水澆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們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氣來，以維繫部屬的存在，他們關了房門，一樣的倒抽冷氣，出了房門，便急進急進「組府還都」。本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這些日方欺騙小兒一樣的事情，真的連衛隊車夫也起不了勁頭，那還了得！
他們的錯誤，是沒有放下的勇氣。在一月初間，我打電報勸他們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實他們早在日方打磨訓練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們再鼓一點勇氣，把他們無前途的「運動」放了下來。他們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餘，他們如不忍心轉而欺騙中國人，他們便會放手。他們如果放下手來，再沒有人去受日本軍人的欺騙，因為他們的一面受人家的騙，而又一面來騙人家的最後的一群。
◎六、日方的騙術
日本是亞洲的強國，自明治維新以來，幾十年勤苦奮鬥，為世所知，何至於想用欺騙的手段來解決中日之間賭國運的戰事呢？
大家要知道，在現階段的日本，權實操在軍部科長階級之手，而實力在於軍隊裡面佐官之手。他們只見一點一滴的事務，以全力達成任務。他們每一個人，看不見大局和全面，而他們的集體又沒有中心幹部和中心領袖，可以決定他們的行動，所以他們對於中日戰事，只能發，不能收。他們對於本國政治家軍人，凡能發展戰事及推進侵略者，才加以崇拜。他們對於本國有識政治家收拾局面的主張，因其妨礙他們每一個人要用全力達成的任務，他們便聽不入耳。
為了達成他們自己的任務，他們可以用盡一切手段和技術，有時小巧得不易發見其險惡，但也有時幼稚得一看就可以發見其欺詐。例如大柏大佐拜吳子玉做乾爹，其拜跪之恭，也並非不足以動人；又如影佐對汪之流淚，在汪居然認定其可慮。每一個較為強硬的中國人，都可以使他們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認日方為可親，則他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自責本國軍人之強橫，侵略之不好，乃至於相與慷慨激昂，認錯認罪，更可以誇耀此中國人是愛國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進一步與他們發生了關係，則他們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會的責難，而戴上「漢奸」的銜名，於是此人乃與日方利害合於一致，成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漢奸份子。到此一步，則日方的面孔一變，由恭敬而為嚴肅，由和藹而為兇狠，那時候，此中國人進不可而退不能，於是日方一面策動，一面責難，一面推進，一面妨礙，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罵你，此中國人乃成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雙簧，不獨影佐與喜多聯演，即影佐機關之中，也有各種的角色。周佛海發見影佐的陰狠與詐偽，卻愛信犬養的忠厚，梅思平卻認定犬養也在書生本色之中，帶有間諜的成分。假如犬養真有本色，真有抱負，他決不會與父仇同事。所以犬養頗為有識的日人所鄙，說他是犬養木堂不肖的兒子。
總之，在現階段的日本，沒有條件可以產生一個偉大的手腕，收拾「事變」，挽回頹運，必須國際有重大的變化，而日本國內發生相應的流血巨變，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擊，使無論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腳，那時候，中日之間，才有重大的轉機。汪、周、梅雖然是他們的傀儡，假如決然捨棄所謂「和平運動」而跳出傀儡舞台，也可以使他們早一點銷聲匿跡，因此我仍然希望他們（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動放下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