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 · 第十六章新政之阻撓及破壞（上）
國史氏曰，吾讀泰西史而嘆公黨之有造於國家，如彼其偉也。吾讀國史至宋明兩朝，而嘆私黨之貽毒於國家，如此其烈也。彼私黨者，其流品不必為小人也，而君子亦多有焉。其目的不必以求祿位也，而以辭祿位為目的者亦有焉。其所爭者不必為政治問題也，然無論從何種問題發端，而其葛藤恆牽及政治。其黨徒不必為有意識的結合也，然隨遇一事，興風作浪，有一吠影者倡之於前，即有百吠聲者和之於後。一言以蔽之，曰意氣用事而已。意氣勝而國家之利害可以置諸不同，此其風起於荊公得政以前，成於荊公執政之時，而烈於荊公罷政以後，宋以是亡，而流毒至易代而未已。察此性質，則當時新法所以被阻撓被破壞之故，從可識矣。
荊公之初得政，其首劾之者實為呂誨，其事則熙寧二年也。今錄誨疏而辨之：
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系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奸邪，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睹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眾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實跡，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興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台略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病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才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惟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喧譁，眾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奸之跡甚明，其事九也。今幫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跡，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眾。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苦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呂誨何人？即治平間因濮議劾韓琦歐陽修，請戮修以謝祖宗者也。修所著濮議於其語言狀貌心術，刻畫無餘蘊矣。修所謂揚君之惡以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當時台諫，大率類此，而誨其代表也。今請按其所劾安石者而辨之。誨發端即以盧杞比安石，方謂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於言者，而乃首舉爭鵪鶉一案。當時安石所判當否，今全案不見於史，無所考辨。即使不當，亦法官解釋法文之誤，其細抑已甚。且事在嘉興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其第一第二兩事，皆言安石養望沽名，實懷干進，本屬一事，而強分為二，以足十事之數已為可笑。若以其所劾，按諸實事，考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滿英宗趣召赴闕，至於再三。安石亦有辭赴闕三狀，見集中。但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復備官使，猶且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冀便將理，則三狀如一，曷嘗堅臥不起哉？以此而雲慢上無禮，誨將不許人作病耶？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閏三月除安石知江寧府，猶有辭知江寧府狀見集中。以疾尚未瘳也，曷嘗有不屑事英宗惟欲事神宗之意哉？安石自弱冠以迄中年，皆為貧而仕，不卑小官。所謂山林獨往之思者，其晚年誠有之，而前此未嘗有。雖生平交遊往來書牘，未嘗流露，無論對君也。其前此辭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則皆有故，見於集中，班班可考也。
至治平四年九月除翰林學士，自是不聞固辭者，徒以無必須辭之理由耳。前此嘉興六年除知制誥，固亦未嘗辭矣。知制誥與翰林學士，相去幾何？此而謂其前慢後恭，見利忘義，何深文之甚也！其第三事以安石主坐講謂為要君取名，古者三公，坐而論道，自漢迄唐，未之或廢。自宋藝祖篡周，而范質以前朝舊相，自居嫌疑，不敢就坐，自此沿為成例。人主之前，無復臣下坐位，人臣始以奴隸自居，而忘其為與天子共供天職矣。荊公之請復坐講，非徒法古，且實合於至道。似此而曰要君取名，則唐以前無一純臣矣。考葉夢得《石林燕語》，稱熙寧初侍講官建議復坐講者,呂申公、王荊公、吳沖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Ｘ、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申公等議遂格，是主坐講者非一人，何得以安石獨見彈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猶不可逭也？其後元興初，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疏請坐講殿上甚力，其時給事中顧臨以為不可，頤遂復上太皇太后書，辨顧臨非是，至千五百餘言之多，此與安石前後一轍者，安石為要君取名，伊川得勿亦要君取名耶？後此通鑑綱目，只載頤經筵講讀疏，言豫養君德，而不及坐講一事，豈以向時呂誨攻安石太過，不得不為伊川諱歟？且自是講學之徒，亦無復以坐講議安石者，豈其既為伊川諱，而安石亦遂得從末減歟？甚矣宋人是非之無定也！其第四事言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云云。自新法行，舉朝歸過於安石，有惡而無美，有非而無是。若曰掠美於己，不知此時更有何美可掠，誨能實指其所掠之美乎？若曰斂怨於君，則眾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獨斂怨於君者，誨亦能實指其事否也？其第五事為登州阿芸之獄，議自許遵，而安石主之。即謂不免失出，亦觀過可以知仁。乃猥指為徇私報怨，試問案中之人，果誰為安石所私？而誰又為安石所怨耶？且此事亦瑣末極矣，而嘵嘵言之，何不憚煩也！其六事以王安國之及第為安石罪。考王氏之登進士榜者，真宗咸平三年有王貫之，安石從祖也。祥符八年有王益，安石父也。仁宗慶曆二年則安石，六年則有王沆，安石從弟也。皇興二年有王安仁則安石兄也。嘉興六年有王安禮，則安石弟也。英宗治平四年有王安石子。六十年中，祖孫父子兄弟皆進士者七人，則科名亦其家所固有，區區此何物，豈必以奧援而始得之者？安石兄弟，皆有聲當世，而安國實與兄齊名。前此吳孝宗上張江東書，言稱道安國之賢，欲舉之者甚眾，而嘉興五年，歐陽公有送平甫下第詩云：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則安國之賢可知矣。熙寧元年，安國由韓絳邵亢所薦，召試賜進士及第，於安石何與？而以此見誣耶！幸而安石子先一年成進士，否則又為誨之彈章增一資料矣。其第七事言安石專權，如其所言，似有可議。然考諸宋史，言當時中書除目，數日不決，帝輒諭問安石，然則此出神宗之意，不可以專雲也。其八事言唐介憤死云云。考宋史介傳，言介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而誨雲嘗與唐介爭論刑名，則又專為阿芸事言之。人死於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嘗與文彥博以燈籠錦事爭論於帝前，至遭遠竄，不死，而死於爭論失出之一婦人，信其然也，則可謂輕於鴻毛者矣。以同列死一人而列為罪狀，誰則無罪也？其第九事言章辟光請岐王居外云云。自古**之國，以兄弟爭位致亂者，史不絕書。故後世諸王分封，必使出居於外，以為與其地近而逼，不若疏遠而可長保無虞也。岐嘉二王，為神宗同母兄弟，親愛莫加焉。熙寧初，著作佐郎章辟光以遷居外邸為請，則與陰邪小人私行離間者異矣。神宗欲罪辟光，固親親之道宜然。安石獨違眾議，不欲以深罪罪辟光，要亦大臣謀國大公之義。且岐嘉二王本賢王，熙寧以來，岐王屢請居外，章上輒卻，是岐王之以禮自處也。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先時二王日問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王傭為太子，即令母輒入。夫以宣仁太后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友愛，何嫌何疑？然猶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禮處二王也。元興初，始賜顥親賢坊與弟君頁對邸，且下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居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由是言之，則辟光之請，律以同歸於道之旨，其不可以離間深罪罪之益明矣。而安石更無論也。其第十事攻三司條例，始為議及新法。夫當時之財政，不可不整理，而整理財政必須有一機關，則條例不可不立，前既詳論之矣。至遣使巡行諸路，則又先以調查，乃立法制，誠得治事之次序者也。其所遣八人中，則有若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當時所號為賢者皆在焉。原則初心，豈有意於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事哉？當時均輸、保甲、青苗、免役諸制，尚未施行，荊公之懷抱，尚未一試，而誨何由即見其為誤天下蒼生也？考《宋史》誨傳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然則誨實因爭辟光事不得，激於意氣，而不惜重誣安石，與前此因爭濮議不得，激於意氣，而不惜重誣韓琦歐陽修，事同一轍。若此輩者，就令寬以律之，已不免孔子所謂好直不好學；苟嚴以繩之，則直帝堯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也。史稱誨將入對，司馬光遇之朝，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是可見當時之賢士大夫，無一人不信荊公之為人。其詆及私德者，實一呂誨耳。此與蔣之奇彭思永之以帷薄事誣歐陽公者無以異，而後人莫或申理焉，吾故不憚詞費，辨之如石。（上所辨者半采蔡氏上翔之言，以間參己說，故不著蔡名，附註於此。）
（考異十三）《宋史呂誨傳》又云：辟光之謀，本安石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據此以談，則王呂實為此案罪魁，且又揚言於外，誨尤必備聞之，不難據情直指。而此疏不言何也？豈誨猶有所愛於安石耶？然則此必後之惡安石者，困誨言而加厲焉，而史乃采之，致與原疏全然不合，亦厚誣之一端也。
今將當時以爭議新法去官者，臚舉於下：
熙寧二年五月，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鄭獬以斷謀殺獄，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皆以與安石議新法不合，拱辰出判應天府，公輔出知江寧府。
六月，御史中丞呂誨劾安石，帝還其章，誨遂求去，出知鄭州。
八月，知諫院范純仁言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帝不聽，純仁力求去，出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不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左遷知和州。
同月，侍御使劉述、劉琦、錢豈頁連章劾安石，出述知江州，琦監處州鹽酒務，豈頁監衢州鹽稅。
同月，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以與呂惠卿論新法不合，出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稱疾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極言新法之害，力求去，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從之。
（考異十四）史稱荊公痛詆韓琦富弼，謂弼像恭滔天，又稱其以附麗韓琦為歐陽修罪，又稱其子言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可行云云。種種誣罔之辭，不一而足。使荊公而果有此言，雖謂之病狂喪心可也。然考之臨川集，乃適與相反，集中有賜允富弼辭免左僕射詔云：「卿翊朕祖考，功施於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忠賢體國，義乃可留，邦有大疑，庶幾求助。云云。」（後略）有賜允韓琦乞州詔云：「卿以公師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屏領一方。寄重任隆，群臣莫比。雖罹疾，冀即有瘳。而章書頻頻，來以病告，宗工元老，視遇有加，恩禮之間，然何敢薄？重違懇惻，姑即便安。」又有賀韓魏公啟云：（前略）「伏惟我公。受天間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致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為國之安危。（中略）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後略）由此觀之，則公於韓富二公，實不勝其嚮往之城，而韓富與公。雖論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終未渝。其屢次乞休，亦實綠老病，未必專以新法之故。而史所傳公醜詆韓富之說，其必為誣罔，蓋無疑矣。
同月，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三月，知審官院孫覺，以論青苗法不便，出知廣德軍。
四月，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論青苗法，出知潁州。
同月，參知政事趙Ｘ懇求去位，出知杭州。
同月，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劾安石罪狀，不報，三人亦不見罷斥。
同月，臨察御史里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交章言新法不便，各乞退，出顥為京西路提刑，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常通判滑州。
七月，樞密使呂公弼以劾安石，出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學士司馬光屢求去，留之不可，出知永興軍。
十月，翰林學士范鎮劾安石，以戶部侍郎致仕。
四年，三月，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先是知山陰縣陳舜俞不散青苗錢，知長葛縣樂京、知湖陽縣劉蒙不奉募役法，皆奪官。至是有是詔，知陳留縣姜潛到官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
四月，監官告院蘇軾上疏極論新法，不聽，乞外任，出為杭州通判。
五月，知開封府韓維以論保甲法不合，力請外郡，固留不可，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以老病致仕。
（考異十五）綱目云：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延，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蔡氏上翔辨之曰：自宋天聖明道以來，歐陽公以文章風節負天下重望。慶曆四年，曾子固上歐公書曰：王安石雖已得科名，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以為非歐公無足以知我。是時安石年二十四也。至和二年，歐公始見安石，自是書牘往來與見諸章奏者，愛嘆稱譽，無有倫比。歐公全書，可考而知也。熙寧三年，公論青苗法非便，而又擅止青苗錢不散，要亦只論國家大事，期有益於公私而止，曷嘗斥為奸邪，狠若仇讎，如呂誨諸人已甚之辭哉！而世乃傳安石既相，嘗痛詆歐公。考公擅止青苗錢在熙寧三年夏，至十二月，安石同平章事，明年春，公有賀王相公拜相啟，其言曰：高步儒林，著一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受萬乘非常之知。夫以伉直如歐公，使果有大不說於參政之時，而復獻諛於為相之日，是豈歐公之所為哉！逾年歐公薨，而安石為文祭文，於歐公之為人為文，其立朝大節，其坎軻困頓，與夫生平知己之感，死後臨風想望之情，無不畢露。夫以安石之得君如彼其專，行新法如彼其決，曾何所忌於歐公，而必欲擠而去之，乃生則詆其人為天下大惡，而死則譽其為天下不可幾及之人，是又豈安石之所為哉！考歐公於治平三年，以濮議見攻於呂誨、彭思永。四年，以飛語見毀於彭思永、蔣之奇。自是力請外郡，出而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於薨。則凡熙寧四年間，公未嘗一日立於朝。而累年告病，尤在安石未執政之前，於安石何與哉？在一國則亂一國諸語，出於楊中立之神宗日錄辨，其為誣顯而易見。後人執此以為安石罪，而此兩公全集皆不一寓目何也？今按蔡氏之文，辨證確鑒，無待更贊。歐公之去，不緣荊公，而敘之於此者，凡以辨荊公排斥忠良之誣也。歐公如此，則凡雜史述荊公詆他人之言，又豈可盡信耶？荊公祭歐公文，實中國有數文字，今錄入第二十章，可參觀。
七月，御史中丞楊繪，監察御史里行劉摯上疏論免役法之害，出繪知鄭州，摯監衡州鹽倉。
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書，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授司空武守節度使致仕。
六年四月，樞密使文彥博求去，授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七年二月，監安上門鄭俠進流民圖，言大旱為新法所致，未幾以擅發馬遞罪付御史鞫治。八年正月，竄之於英州。
以上所述，皆當時阻撓新政之大概情形也。岩岩元老，梗之於上；嶽嶽台諫，哄之於下；而荊公以孑然一身，挺立於其間，天下之艱危，莫過是矣！公於熙寧三年有答手詔慰撫札子云：「竊觀天錫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興堯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誹，欲以奉承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為，而內外交構，合為沮議，專欲誣民以惑聖聽，流俗波盪，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克勝。」其危苦之情，百世下讀者猶將哀之。非堅忍不拔如公者，其何一事之能就耶！後世之惡公者，不必道矣，其好公者，亦不免以任用小人為公惜。夫公所任用者，果皆為小人與否，吾將別論之，而當時阻撓新政之人，豈非世所稱為君子耶？若程明道，若蘇子由，皆公所最初特拔以為僚佐者也。其餘韓富文呂諸元老，與公共事者，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公自始何嘗欲排擠之者？而諸賢動以去就爭新法，公將以慰留僚友之故而枉所學，隳所志乎？抑以行其學，行其志之故而得罪於僚友乎？二者不得不出於一，故公於熙寧三年，嘗上疏乞罷政事，亦以所志既不能行，則奉身以退耳。而神宗既信之愈篤，任之愈專，有君如此，公何忍負？則鞠躬盡瘁，以求大業之克終。諸賢既不肯苟同，誓不與並立夫本朝，亦惟有聽其去而已。我輩生今日，為公設身處地以計之，果有何道得以兩全者？夫公當時所立之法，非不善也，其所革之弊，則皆諸賢所蹙額而言之者也。其後此之成績，或不能如初之所期，則亦以奉行者非其人已爾。使諸賢能與公和衷共濟，時復相補助而去其泰甚，安見其成效之不更著耶？而乃不問是非可否，凡一新更之法，必出死力以攻之，明知攻之而必不能回上意也，則投劾而去以自成其名而已。甚或身為方面。而戒州縣勿得奉行朝令，其人既屬巨室，為士庶所具瞻，則夫不利於新法者，皆得所趨附，以簧鼓天下之耳目，使人民疑所適從。譬之一手畫圓，而十手畫方，雖有良法美意，而終不能以推進，有固然矣。然則使新法之利不償其弊者，誰之罪也？逼荊公以不得不用小人者，誰之罪也？雖然，荊公之所以待異己者，抑
可謂盡其道矣。其於諸元老，則皆自乞居外，猶再三慰留，不獲已然後許之也。其於諸小臣，亦不過左遷外補，未嘗有一人焉削其官秩，而治罪更無論也。
其間惟鄭俠一人，下吏遠竄，則荊公罷相歸江寧一年間之事也。（公以熙寧七年六月罷相，以八年二月復相，而鄭俠之竄英州，則熙寧八年正月間事也。）以視子產商鞅之待貴族何如？以視張江陵之待台諫何如？以視孔子之誅少正卯何如？吾友南海潘氏（博）嘗論荊公，謂惜其純任儒術，而乏法家之精神，可謂篤論。而世之論者，咸謂荊公行申商之術，以峻法繩百僚，何其與當時情實，適相反對耶？荊公之待士大夫也以禮，雖其法緣是不能盡行，然大臣之度，足以模範千古，而元興諸賢之所以待熙豐大臣者則何如？吾論至此而不禁有茫茫之感也！
章氏（袞）王臨川文集序云：
（前略）熙寧之政，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為天下而非私己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台諫藉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為交惡之地。且當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借新法以為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縉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為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詆為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為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者，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無募民為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為是，公行之則以為非者，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裹；蘇東坡請增修社約，並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中略）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訁於謨，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記載之筆，又皆務為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攻公而及其法耳。（中略）彼管仲子產商鞅之數子者，諸侯之貴臣耳，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娼忌眾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眾必歸之，此管仲之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浸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為寬厚，因循為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攣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閒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然蹄而斷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其一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為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殘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眾人待之也，公令聞廣譽傾一世，既已為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又其一也。（後略）
章氏此論，言公所以見沮之故，可謂洞見癥結。其言以南人驟貴，娼嫉者眾，尤為得問。嗚呼！以公潔白之質，曠遠之胸，方如凰皇翔於千仞，豈省有宛雛腐鼠於其下者耶！而公之失敗，竟坐是矣。莊子曰：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而昧於知人心。又曰：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荊公惟昧於知人心也。故以遇世之所謂小人者而失敗，以遇世之所謂君子者而亦失敗。論荊公之所短，蓋莫此為甚矣！雖然，使公而明於知人心乎？則且隨俗波靡，非之無非，刺之無舉，非徒得徼容悅之一時，而且將有令譽於後世，又安肯以國家之故，而犧牲一身之安樂聞譽，叢萬詬而不悔也！
嗚呼，吾中國數千年來之士君子，其明於知人心者則多矣，而昧焉者幾人哉！
【譯文】
國史氏說：我讀西方的歷史而感嘆公黨對於國家的好處，是那樣偉大。我讀國史到宋、明兩朝，而感嘆私黨對國家的毒害，是那樣猛烈。那些私黨，論他們的品性不一定是小人，君子也有很多。他們的目的也不一定是尋求祿位，而以辭去祿位為目的的也有，他們所爭的，也不一定是政治問題，然而無論從哪種問題出發，而最終都要牽連到政治上來。他們的黨徒也不一定是有意識的結合，然而一旦遇到事，就會興風作浪，前面有一個對著影子叫的，後面就有跟著聲音叫的。總而言之一句話，意氣用事而已。意氣勝了，國家的利害就可以置之不顧，這種風氣起於王安石執政之前，成於王安石執政之時，而它的**是在王安石罷政之後， 宋代是因此而亡的，而它的流毒到了另一個朝代也沒有停止。分析它的性質，那么當時新法被阻撓和破壞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了。
王安石才執政的時候，第一個彈劾他的實際上是呂誨，那是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的事。現在錄下呂誨的上疏來分辨一番：
臣認為大奸似乎是忠良，大詐似乎是誠實，只是要看用他的時機對不對。如少正卯這樣的才能，說謊話而堅持是事實，行為怪誕，不接受勸告，自己的錯誤，卻把它粉飾為好事，記憶力強，學問也淵博，但所知皆醜陋，如果不是孔子聖明，誰能除掉他呢？唐代的盧杞，天下稱他為奸邪，唐德宗卻不知，最終成為大患。所以說了解人難，堯舜都受過害。陛下才即位時，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不久召為學士，官吏們都歡慶陛下的明察，提拔有能力的人做他適合做的事。等他坐到高位，眾人就議論不允許，放在秤上，誰也不能以輕重來欺騙。古人說「朝廷上，不是草民百姓能說話的」，說的正是這個。我看參知政事王安石，外表淳樸，內中藏有巧詐，對上傲慢，陰險殘忍，這是人們都知道的。我略說十件事，都是看到的實事，希望皇上從被蒙蔽中醒悟。這裡有一句誣陷，萬死不避。王安石過去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因為開封府爭鵪鶉公事，理由不當，予以駁回，御史台稍一發文催促，謝恩的話倨傲不恭。之後到仁宗皇帝時，不久王安石丁憂，這事就算罷了。王安石丁憂喪服滿，託病不起，多次詔令他不來，整個英宗朝不做官。就算他有病，陛下即位，也應來朝廷一見，才算稍有一些人臣的禮節。等被任命為江寧府，因為對他自己方便，才從命，慢上無禮，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任小官，每一次遷轉，就不停地躲避不從，在知江寧府時被授予翰林學士，堅決辭謝。先帝臨朝，他就有在山林中隱居的想法，等陛下即位，才有在金鑾殿上侍奉皇上的興致。他為什么前面那么怠慢，而後面那么恭敬呢？見利忘義，難道是他的心思嗎？好名想高升，這是他的第二件事。皇上引見賜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置侍講侍讀這樣的職位，執經在皇上面前，是為皇上述說，並不是傳道。王安石在這個職位，於是坐著講說，使皇上的萬乘之尊屈於下，而他擺出師長的架子，真是不識上下的禮儀，君臣的名分，何況他本應該明白道德而輔助別人的呢？只是要挾君王自取聲名而已，這是他的第三件事。王安石自從執政，事情無論大小，與同列大臣商議，有時因奏對，自己單獨去見皇上，多次求得御批，自己下發，以阻塞同列的議論，正確的都攬在自己身上，錯誤的使怨恨指向皇上，感情用事不公道，這是他的第四件事。王安石在糾察司，駁回別人的理由多數不合情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統一，常懷有怨憤。昨許遵誤斷謀殺一案，極力為他主張，妻子謀殺丈夫，審問後意欲為這種罪減刑，挾持感情而損壞法令，用以報私怨。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決定事情，只聽到相勾結的聲音。中書省和樞密院研究事情，也都害怕他。徇私報怨，這是他的第五件事。王安石初入翰林，沒有聽說他舉薦過一個人，翰林中的同列，他最讚賞他弟弟王安國的才能。朝廷給他狀元的待遇，王安石還說太薄。主試官判卷時不給王安國優，就被中傷。小恩惠必答謝，一點點私仇也要報復。等他執政，才半年，恃勢弄權，無所不至。從此害怕他的人都曲意聽從，依附他的人出賣自己希圖仕進，奔走於他的門下，惟恐落後。他個人的死黨，現在已經很多了。怙勢弄權，這是他的第六件事。他做宰相沒幾天，官職的任命就自己做主，凡是被逐放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依附自己的人，還妄言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這樣，就不應是王安石報怨的人。丞相不寫敕令，這是本朝的慣例，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做的。他的用意是顯示自己的威風，以驚動朝廷，而現在執政的同列都依順他，重臣們都迴避他，於是他就可以專橫地做任何事。專威害政，這是他的第七件事。凡是在皇上面前奏對，總是放肆強辯。曾經與唐介爭論有關謀殺的刑名，導致喧譁，大家否定王安石而肯定唐介。唐介是忠誠剛直的人，顧大局，不能在口舌上占上風，不幸憤懣，發病而死。從此同列尤其害怕他，即使是丞相也不敢和他較真。任性地評判是非，欺辱同僚，這是他的第八件事。陛下正要效法唐堯，與九族親善，奉養親人關心兄弟，以影響天下風俗。而小人章 辟光提出建議要使岐王遷居到外地，這是離間的罪名，一定是罪不容誅的。皇上有旨意送到中書省，想要判他的罪，王安石堅決抗拒不服從，還進危言以迷惑皇上，他就是想要離間，於是真造成了那樣的結果。他結朋為奸的事已經很明確，這是他的第九件事。現在國家經費方面的會計事務，都在三司，王安石執政，與知樞密的人一起制置三司條例，軍事和財政他都管，所掌握權力的輕重就可以知道了。又舉薦三人做事，八人到各路巡行，雖然名為商榷財利，其實是動搖天下。我沒有見到它的利處，先見到了它的害處，這是他的第十件事。我所舉的這些猥瑣之事，污濁了皇上的耳目，確實害怕皇上欣賞他的才辯，長久倚重親近，分不清真假，辨不清邪正，大奸得到勢力，那么賢者就會離去，敗亂由此而生。我推究王安石的作為，本來沒有長遠打算，只是務求改革，與人不同。只是修飾自己的言辭，掩飾過失，蒙蔽皇上欺瞞下面，我很擔憂，誤天下蒼生的，必定是這個人！希望陛下治理天下的大事，還要和眾人商議。現在天災多次出現，人情不和，只有澄清才行，不應當攪濁。像王安石這樣的人久居朝廷，天下肯定沒有安定的道理，臣之所以竭誠而言，不考慮橫禍，是希望感動皇上，望能判別真偽；況且陛下剛毅果斷，對隱藏的一切都有察覺，應當和賢士們的說法相質對，就知道我所說是否中肯。然而詆毀大臣的罪，我不敢逃避。孤立危險的情況下，我寫下這些，是因為職分所在，不說心裡難安。回復奏章 ，請迴避怨敵。
呂誨是什么人？就是治平年間（公元1064年~1067年）因濮議彈劾韓琦、歐陽修，請求殺歐陽修以謝祖宗的那個人。歐陽修所著濮議，對於他的語言、狀貌、心術，都刻畫無餘。歐陽修所說揚君之惡以顯示自己的善，還不足，何況是以惡名誣陷君子而獲取虛名呢？當時的言官們，大都這樣認為，而呂誨是他們的代表。現在就按他所彈劾王安石的話來辯解：呂誨一開始就把盧杞比為王安石，然後才說所疏的十件事，很有點不得已才這樣說的意思，而第一件舉的是爭鵪鶉這一案。當時王安石所判是否得當，現在全案在史書上查不到，已經無法考證。即使所判不當，也是法官解釋法文的錯誤。法文已經很詳細了，況且事情在嘉祐末年，至此已經六七年了，這難道還不能過去嗎？他的第一第二件事，都說王安石養望名聲，實際上是懷有營謀官職之心，這本是一件事，而強分為二，目的是要湊夠十件事的數目，已經是很可笑。按他所彈劾的，來看一下事實， 考證治平二年七月，王安石喪服滿，英宗召他到朝廷，以至於催了兩三次，王安石也有三篇辭謝赴京的三個狀，都收在他集中，只是說抱病日久，經不起跋涉，等稍能支持，再任憑官府驅使，還乞求了一個分司官在江寧府居住，以便休養調理，三個狀的意思一樣，何嘗隱居不出仕呢？因此就說他慢上無禮，呂誨不許人得病嗎？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閏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寧府，還有辭江寧府的狀在他的集中，因為病還沒有痊癒，何嘗有不屑於事英宗而只想事神宗的意思呢？王安石自成年到中年，都是因為貧而做官，不認為小官卑賤，所謂隱居山林的想法，他在晚年確實是有，而在此之前不曾有，就是他生平交遊往來的書信中，也不曾流露，更不要說對皇上了。在此之前辭去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都有原因，都可在他的集中看到，都能得到考證。到治平四年九月授予翰林學士，從此不再辭謝，是因為沒有必要再推辭了。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授予知製造，本來也沒有推辭。知製造與翰林學士，相差有多少？這裡說他先前怠慢，而後恭敬，見利忘義，這文字也太苛刻了吧！他的第三件事因為王安石坐講，而說他要挾君王而自取名，古代的三公，坐而論道，從漢代到唐代，沒有廢除過。自從宋太祖篡奪了周的天下，而范質因為是周的舊相，自己怕有嫌疑，不敢就座，從此沿習為成例。皇上面前，不再有臣下的座位，臣子們開始以奴隸自居，而忘記了是和天子一同供任天職的。王安石請求恢復坐講，不只是效法古代，是確實合於道理。像這樣就說是要挾君主博取聲名，那么唐代以前就沒有一個真正的臣子了。考證葉夢得《石林燕語》，說熙寧初傳講官建議恢復坐而講道，呂申公、王荊公、吳沖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都贊同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認為講讀官應該為侍，是侍候天子，並不是皇上要向他學習，申公等人的建議就被擱置了。主講的並不是一個人，為什么只王安石一個被彈劾呢？況且那事情已經擱置，為什么還要說他罪不可逃呢？之後的元祐初，程頤為崇政殿講書，極力請求在殿上坐講。當時的給事中顧臨認為不行，程頤之後就給皇上和太后上書，說顧臨所做不正確，以至有一千五百餘字之多。這與王安石前後如出一轍，王安石是要挾君王以取聲名，那么程頤難道不是要挾君王自取聲名嗎？後來《通鑑綱目》，只記載程頤經筵講讀疏，說是豫養君德，而不提坐講一事，難道是因為原來呂誨攻擊王安石太過，不得不為程頤隱諱嗎？況且從此後講學的人，也沒有人再以坐講來議論王安石了，難道是因為避程頤的諱，才使王安石免去了罪名嗎？宋人對待是非太沒有原則了！第四件事是說正確的都攬在自己身上，錯誤的就把怨恨都推到君王身上等等，自從新法施行，整個朝廷都把過錯歸到王安石身上，有惡而無美，有錯誤而沒有正確，如果說把美名都攬到自己身上，不知這時有什么美可以攬的，呂誨能說出王安石攬得的美名嗎？如果說他把怨恨都推在皇帝身上，那么眾人所攻擊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還有什么過失可以使人們怨恨皇帝的，呂誨也能指出具體的事嗎？他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獄案，是從許遵開始議，王安石主持的。即使其中不免有過失，根據他這過錯就知道他仁慈，而卻說王安石徇私報怨。試問案中的人，哪一個是王安石所私厚的，誰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況且這事是很瑣碎的，卻叫嚷不停，怎么不怕厭煩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國的及第作為王安石的罪責，考證王家人登上進士榜的，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貫之，是王安石的從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親；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慶曆六年有王沆，是王安石的從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長；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有王安禮，是王安石的弟弟；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兒子。六十年中，祖孫父子兄弟共有七位進士，那么科名也是他家所固有的，這算什么事，難道必須暗中幫助才能得到嗎？王安石的兄弟，在當世都有聲名，而王安國與王安石齊名。之前有吳孝宗《上張江東書》，稱道王安國的賢德，想薦舉他的人很多。而嘉祐五年，歐陽修有《送平甫下第》詩中有：「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則王安國之賢德是可以知道的了。熙寧元年，王安國由韓絳、邵亢所推薦，召試賜進士及第，與王安石有什么關係，還因此被誣呢？幸虧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先一年成為進士，否則又將為呂誨的彈劾奏章 增加一條資料了！第七件事說王安石專權，真如他所說，似乎有可談論的地方，然而從宋史中考證，說當時中書授予官職的文書，數日決定下來，皇帝就問王安石，然而這是出於神宗的意思，不可用「專」來說他。第八件事說唐介被氣死的事，考證《宋史》唐介傳，說唐介多次與王安石爭論，王安石強辯，而皇上支持他，唐介不勝憤怒，背上長疽而死，年六十歲。而呂誨說曾與唐介爭論刑名，而又是為阿芸的事來說的。人死於病疽，是很平常的；唐介六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經和文彥博因為燈籠錦的事在皇帝面上爭論，以至遭到放逐，而沒有死；而死於爭論有關一個婦人重罪輕判的事，如果確實是這樣，則可以說是輕如鴻毛了。因同僚中死了一人而列為罪狀，那誰能沒有罪呢？第九件事說章 辟光請岐王居於外等等，自古**的國家，因兄弟爭皇位而導致國家變亂的，史上不斷出現，因此後世諸王分封，必定使諸王到外地去，以為與其離得近而苦苦相逼，不如離得遠一些而常保無事。岐王和嘉王，是神宗同母的兄弟，沒有比他們更親熱的了。熙寧初，著作佐郎章 辟光請求使他們遷居到外地，這與陰邪小人私下的離間是不同的。神宗想加罪給章 辟光，愛自己的親人理當如此，王安石獨自違背眾人的看法，不想給章 辟光加重罪，關鍵他是作為大臣為國家所謀劃；況且岐王和嘉王都是賢王，熙寧以來，岐王多次請求到外地住，表章 呈上就被推卻，這是岐王以禮要求自己。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有病。之前二王每天都來問起居，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傭為太子，就不讓二王隨便進入了。憑宣仁太后的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的友愛，會有什么嫌疑？然而仍然這樣，是宣仁皇后以禮來對待二王的。元祐初年，才賜顥親賢坊與弟對門住，並且下制說：「先皇帝忠實於兄弟的友情，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在外，如同武王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嚴格遵守朝廷的禮制，以義約束恩，才聽從他們的請求，出居於外宅，使有孔子遠其子的用意。二聖不同，而做事的道理相同。」由此來說，章 辟光的請求，符合同歸於道的主旨，不能加以重罪的道理就更明確了，而王安石就更沒有罪了。他的第十件事是攻擊三司條例，開始議論到新法。當時的財政，不能不整理，而整理財政，必須有一個機關，則條例司就不能不成立，前面已經詳細論述過了；至於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調查，才立法制，是遵守了為政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人中，有像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當時號稱為賢者的都在，當初的用心，難道是有意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大事嗎？當時均輸、保甲、青苗、免役諸法，還沒有施行，荊公之懷抱，尚沒有一試，而呂誨憑什么就見到他是誤天下蒼生的人呢？考證《宋史》呂誨傳中說：章 辟光上奏說岐王應遷居外宅，皇太后怒，皇帝下令治章 辟光離間之罪，王安石說無罪，呂誨請求將章 辟光交給獄吏，沒有被允許，於是上疏彈劾王安石。呂誨實際上是因為爭章 辟光的事沒有達到目的，激於意氣，而不惜以很嚴重的言辭來誣告王安石，與之前因爭濮儀不隨己意，激於意氣而不惜去誣告韓琦、歐陽修的事如出一轍。像這樣的人，就算是寬大對待他們，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樣說他愛好直率卻不知禮數，如果嚴格要求他們，必得像堯帝所說，他的讒巧之說斷絕了君子之行，震驚了我們。史書上說呂誨將要上朝回答皇上的話，司馬光在朝房遇到他，悄悄問他「今天要說的是什么事」，呂誨說：「袖中的參文，是新寫的。」司馬光驚訝地問：「這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人，為什么要評論他呢？」從這裡可見當時的賢士大夫，沒有一人不相信王安石的為人的，詆毀到王安石私德的，只有呂誨一個人罷了。這與蔣之奇、彭思永的用帷薄之事誣陷歐陽修沒有什么區別，後人沒有人能為他申明這一點，我因此不怕費筆墨，辯解如上所述（以上所辯的，一半采自蔡上翔的言論，再加上自己的內容，因此不再註明，蔡上翔的名字附於此）。
（考異十三）《宋史-呂誨傳》又說：章 辟光的這一奏章 ，本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引導，章 辟光揚言，朝廷如果加罪給我，我就不放過這兩個人。據此來說，則王安石和呂惠卿實際是這一案的罪魁禍首，而且章 辟光又揚言於外，呂誨肯定已經聽說，不難根據情況指出實情，而他在彈劾時為什么不說呢？難道是呂誨對王安石有所愛嗎？這肯定是後來恨王安石的人，根據呂誨的話而增加的內容，而史書上還採用了，以至於和原來的奏疏全然對不上，這也是一項欺騙啊。
現在將當時因爭議新法而辭去官職的，列舉在下面：
熙寧二年五月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鄭獬因斷謀殺獄，不依新法，出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都因與安石議新法不合，拱辰出判應天府，公輔出知江寧府。
六月御史中丞呂誨彈劾王安石，皇帝發還他的奏章 ，呂誨於是請求離開，出知鄧州。
八月，知諫院范純仁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聚斂財利，民心不寧，皇帝不聽。范純仁極力請求離開，出知河中府。不久轉為成都轉運使，因新法不便，告誡州縣不得馬上施行，王安石對他的阻撓感到憤怒，貶他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劉述、劉琦、錢 接連彈劾王安石，貶劉述知江州，劉琦監處州鹽酒務，錢 監衢州鹽稅。
同月，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因與呂惠卿論新法不合，貶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 事富弼稱有疾病求退，出判亳州。
三年，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極言新法的危害，力求離開，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因論青苗意見不被聽從，上疏請辭去安撫使，只領大名府路，皇上批准。
（考異十四）史書上稱王安石痛罵韓琦、富弼，說富弼罪惡滔天，又說依附韓琦是歐陽修的罪，又說他的兒子王雱說將韓琦、富弼梟首於市，新法就可施行等等，種種誣陷之詞不一而足。假如王安石果然說過這樣的話，就是說他喪心病狂也不過分。然而從《臨川集》中看，恰恰與之相反。集中有《賜允富弼辭免左僕射詔》，其中說道：「你輔佐我的祖父，功勞施於當時，身有善德，始終如一。忠良賢德，體恤國家，實在應該留下。如果國家有大的疑難，或許要求助於你」等等。（後略）還有《賜允韓琦乞州詔》中說：「你以公師的身份，將相的地位，統管四路，守衛一方，責任重大，郡臣都無法相比。雖然患病，希望早日痊癒。你頻頻發來奏章 ，以病相告。朝中的宗師元老，對你有特殊的看待。恩情和禮義之間，怎么會對你薄情。違背你的意願，姑且就這樣便利安適。」又有《賀韓魏公啟》中說：「（前略）您做官是受了天命，作為當世的人臣之極，真是節操被當世所推重，德行名望可以作為當代的表率。您掌握著朝廷的機密，攬有中樞的大權，毀譽之言多不勝數，平安和驚險往往在一念之間，因此天下的民眾把您的被重用與否作為國家安危的表現。（中略）像您這樣進退以仁義為標準，行動時機恰當，實在是太完美了。我長久地承受您的庇護和收留。我身為近臣，想達到人臣的節義；世道正逢大好的機會，我心中懷有不如您的想法。我自己與高大無緣，不敢忘記舊時的有德之人。（後略）」由此來看，王安石對於韓琦、富弼二人，實在有不勝嚮往的誠意。而韓、富二人與王安石，雖然論新法不合，而私交始終沒有改變。他多次乞求休息，也確實是因為老病，未必是因為王安石專於新法的緣故。而史書上所說王安石用難聽的話誹謗韓琦和富弼的說法，必定是欺騙，這是無疑的。
同月，授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三月，知審官院孫覺，因論青苗法不便，出知廣德軍。四月，御史中丞呂公著因論青苗法，出知潁州。同月，參知政事趙汙懇求離位，出知杭州。同月，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安石罪狀，不報。三人也沒有被罷免和責斥。同月，監察御史里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上奏說新法不便，各請求離官。貶程顥為京西路提刑，貶張戩知公安縣；貶子韶知上元縣，貶常通判滑州。七月，樞密使呂公弼因彈劾王安石，被貶知太原府。九月，翰林學士司馬光，多次請求離去，留他不從，貶為知永興軍。十月，翰林學士范鎮彈劾王安石，以戶部侍郎辭職。四年三月，下詔察奉行新法不稱職者。先是知山陰縣陳舜俞，不散青苗錢，知長葛縣樂京、知湖陽縣劉蒙，不奉行募役法，都被罷官。到此，有了這詔書，知陳留縣姜潛到官數月，青苗令下，潛就把它貼在縣門三日，無人至，遂撤榜給了小吏說：「民不願這樣做啊。」就很快離開了。四月，監官告院蘇軾上疏極力評論新法，皇上不聽。乞求外任，貶為杭州通判。五月，知開封府韓維，因論保甲法不合，極力請求到外郡去，沒有挽留成，貶為知襄州。六月，知蔡州歐陽修因老病辭職。
（考異十五）《綱目》中有：歐陽修以風骨節操自持，既已經連連被污衊，年六十，就乞求辭去職位。在守青州時，上疏請求停止散青苗錢，皇帝想再召他回來執政，王安石極力詆毀他，於是把他遷官到蔡州，這時他請求辭職的心思更為迫切，馮京請求留下他，王安石說：「歐陽修依附韓琦，認為韓琦是社稷之臣，這些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他有什么用？」於是讓他以太子少師的身份離開了職位。蔡上翔辨析說：自宋代的天聖、明道以來，歐陽修以文章 風骨操守被天下予以重望。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曾鞏給歐陽修的信中說：「王安石雖然已經得到科名，他很自重，不願被別人知道，認為不是歐陽修不足以了解我。」這時王安石二十四歲。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歐陽修才第一次見王安石。從此書信往來都見之於奏章 中的，相互稱讚，無與倫比，歐陽修的全書中，可以看到這些。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歐陽修論青苗法不便，並且又擅自不讓發青苗錢，這些也只是論國家大事，希望有益於國家和百姓而已，哪裡曾斥責為奸邪，狠如仇人，有如呂誨等人那樣過分的言辭呢？而世人傳王安石做丞相後，曾痛罵歐陽修。考證歐陽修擅自不放青苗錢在熙寧三年夏天，到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 事，第二年春，歐陽修有《賀王相公拜相啟》，其中說道：「高步儒林，成就三朝非常重的威望；晚年登上朝堂，受天子非常的禮遇。」像歐陽修這樣正直的人，假如在王安石參政時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而在他做丞相後又去獻言阿諛，難道是歐陽修的所作所為嗎？後來歐陽修去世，而王安石寫文章 祭奠他，對於歐陽修的做人和做文章 ，他在朝中的大節，他坎坷困頓的生活經歷，與他生平的知己之情，死後對他的想念之情，全都顯露出來。憑王安石得到皇上的如此專寵，施行新法如此果決，有什么需要畏忌歐陽修的，而非要把人排擠走呢？於是在他活著的時候就把他罵為天下的惡人，而死後又把他譽為天下不可多得的人，這難道是王安石的所作所為嗎？考證歐陽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濮議被呂誨、彭思永所攻擊，四年，因流言被彭思永、蔣之奇詆毀，從此極力請求到外郡，於是去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於死，那么在熙寧的四年中，歐陽修一天都沒有在朝廷上待過，而成年告病，尤其在王安石沒有執政之前，這與王安石有什么關係呢？「在一國則亂一國」這些話，出自楊中立的《神宗日錄辯》，這時污衊之辭已經顯而易見，後人以這作為王安石的罪過，而兩人的全集中都沒有看到這樣的話，是為什么呢？現在按蔡氏的文章 ，辨證已經很確鑿，不用再增加了，歐陽修的離職，不是因為王安石，而在這裡敘說，只是要辨析一下說王安石排斥忠良的污衊之辭。歐陽修是這樣，那么凡是雜史所寫王安石詆毀他人的話，又怎么能都信呢？王安石祭歐陽修的文，實在是中國數得著的文字，錄入在本書第二十章 ，可參看。
七月，御史中丞楊繪、監察御史里行劉摯，上疏論免役法之害，貶楊繪知鄭州，劉摯監衡州鹽倉。五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書，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授司空武寧節度使任職。六年四月，樞密使文彥博請求離開，授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七年二月，監安上門鄭俠進獻流民圖，說大旱是新法所導致，不久以擅自發馬遞罪交給御史審查處理。八年正月，放逐到英州。
以上所述，都是當時阻撓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們，在朝堂上作梗；盛氣凌人的言官們，在下面起鬨。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於他們中間，天下的艱難危險，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王安石在熙寧三年有《答手詔慰撫札子》，其中說：「竊觀天賜陛下聰明智慧，確實不難以復興堯舜的大治，因此不量才力和時事是否適宜，敢以沒有什么才能的之身，任天下怨恨誹謗，想以侍奉聖上的意志。自從參與政中以來，已經有一年了，沒能有所作為，而內外勾結，合起來阻撓，一心要欺矇百姓來迷惑皇上，流俗如波盪起，以至於如此。陛下又如何不被迷惑，恐怕我太渺小，最終不能獲勝。」他危難困苦之情，百世之後讀者仍將為他哀痛。如果不是王安石那樣堅韌不拔，那成就什么事呢？後世那些恨王安石的人，就不必再說了；那些欣賞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為任用小人而為他可惜。王安石所任用的人，果真都是小人嗎？我將另外論述；而當時阻撓新政的人，難道不是世人所稱為君子的嗎？如程明道，如蘇子由，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為僚佐的。其餘韓、富、文、呂諸元老，與王安石共事的，有的一年，有的二三年，有的四五年，王安石從什么時候開始排擠他們的呢？而這些賢人動不動就以離職來爭論新法，王安石能因為要慰留僚友的原因而改變自己的志向嗎？還是要發揮自己的學施行自己的志願而得罪自己的僚友呢？二者不得不選擇其一。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三年，曾上疏請求罷政事，也因為自己的志向既然不能施行，就奉身以退。而神宗既然信任他越來越深，任用他越來越專，皇帝這樣，王安石怎么忍心相負呢？就鞠躬盡瘁，以求大業能夠成功。那些賢人既然不肯苟同，發誓不與他同立於朝廷，也只有聽從他們離開了。我們生在今天，為王安石設身處地地想一想，能不能有個方法得以兩方面都保全的呢？王安石當時所立的法，並不是不好；他所革除的弊端，也都是這些賢人們所指出過的。變法後所取得的成績，可能不如當初所期望的，則也是因為奉行者沒有找到合適的人的緣故。假使這些賢人們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濟，時常幫助而防止過分的行動，怎么能看不到更顯著的效果呢？而事實卻是不問是非，凡是新法，必死力攻擊。明知攻擊它並不能改變皇上的志向，就呈遞彈劾自己的狀文離去從而成就自己的名聲。甚至有的身為地方官，不允許州縣奉行朝廷的法令。這些人既然都是大戶，被士庶們所瞭望，於是凡不利於新法的人，都依附到他們這裡來，以鼓動天下的耳目，使人民無所適從，比如一隻手畫圓，十隻手畫方，雖然有好的法令，而最終也無法推行，這是必然的。然而使新法的利處不能補償它的弊端的，是誰的罪過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使用小人的，是誰的罪過呢？即使這樣，王安石對待異己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對那些元老，都自己請求居於外地，仍然再三挽留，不同意然後才允許他們的。對那些小臣，也不過降職或補缺，沒有一人被徹底免官的，而治罪就更沒有了。這中間只有鄭俠一人，被驅逐流放，還是王安石罷相回到江寧那一年間的事（王安石在熙寧七年六月罷相，在八年二月復相，而鄭俠被放逐英州是在熙寧八年正月間的事）。知道子產、商鞅是怎樣對待貴族的嗎？知道張江陵是怎樣對待言官們的嗎？我的朋友南海潘氏博曾論說王安石，說可惜他純用儒術，而缺乏法家的精神，可以說評論得很確切。而世上的評論者，都說王安石行申、商之術，用嚴峻的法律來束縛百僚，這與當時的情形怎么那么相反呢？王安石對士大夫們是以禮相待，即使他的新法因為這些人而不能全部施行，然而他的度量，足以成為千古的模範，而元祐間的那些賢人們對待熙寧、元豐間的大臣又是怎樣的呢？我論說到這裡不禁有茫然之感。
章袞在《王臨川文集序》中說：
（前略）熙寧的新政，君主以堯舜對待百姓的心意，堅決主持於上；臣子如對待堯舜的心意對待君主，在下極力擁護；關鍵是都是為天下而不是為自己的私利。大臣們如果能推究它本來的心意來議論新法，依靠新法的所得來救助它的過失，推廣來以探究未明的大義，減少或增加，以矯正那種要勝過對方的偏激情緒，務求同心同德，尋求賢才以施行新法，對宋室未必不能有利。而竟然是一條令才下，誹謗就跟著來了，今天哄然而攻擊的，是王安石，明天譁然而議論的，是新法。言官們藉此來獲取敢言的名聲，公卿們藉此來博得體恤民情的聲譽。遠方的小官吏，隨聲附和，以使自己列入朝廷中的某一黨，而討論政事的朝堂，成了相互憎恨仇視的地方。而當時下面還沒有不法之徒，借新法作為變亂的發端，遠處也沒有二虜的來使，因新法而說出不敬的言語，而這些大臣們，自己先開始相互攻擊和誣陷，像決堤的河水那樣來勢兇猛，如狂人懷著必勝的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全都認為是好的，果真都是好的嗎？新創立的法令，都詆毀為惡的，果真都是惡的嗎？還有在他們議論時，出於一人之口的，也自相矛盾，如蘇穎濱曾說官府自己辦借貸的便利，而他卻極力詆毀青苗錢，司馬光在英宗時，曾說農民賦稅之外，應當不再有事，衙前這些職位也不用募民來做，而卻極力詆毀雇役法。蘇東坡曾說不取靈武，就無法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的強大就不能阻止，而他卻極力詆毀熙河之役，又如他說已經不能施行雇役了，而改天又力爭說雇役不可罷之類就是這樣。還有很多事相類似，自己去做就認為是對的，王安石去做就認為是錯的，如河北弓箭社，實際上與保甲法相表里，蘇東坡請求增修弓箭社的社約，並加以照顧，而單單深恨保甲法就是這類。（中略）像這樣的，既不是知是非的定論，也沒有周到詳盡分析利弊得失之後的宏大計劃，所以王安石把這些一概看做是平庸之輩的議論，而主張新法更為堅定，施行更為有力。一時的議論，也就如此了。而左右記史的官吏，後世那些寫書記事的人，又都務求用不符合事實的話進行詆毀，甚至有的分離開文義，單獨拿出幾句話來誇大其詞。然而當時攻擊新法的人，並不是真要攻擊新法，是因為攻擊王安石而才攻他的法。（略）管仲、子產、商鞅這幾個人，是諸侯的貴臣罷了，然而都憑他們謀略周密詳盡，果敢堅忍，才能在他們的國中得以施展才華。而王安石以世不常有的奇材，在天下統一之日，君臣相互投合，有如魚水，而卻這樣的不順利，是因為時勢不同了，而遭眾人嫉妒的緣故。國內多事，四境多敵，就像那河流中的船，不知去向哪裡，這時有才智的人，眾人必定歸向他，這就是管仲這些人得志的原因。宋代的體制，本來就是寬和溫厚的，真宗、仁宗以下，這種風氣更為強盛。士大夫們竟然把含糊當做寬厚，把因循當做老成，又有的高談雅望，不肯刪除繁雜、解決疑難以求取功名。而小人們則悠閒地如同養在廄里的馬，即使有時飼料不足也不會有事，一旦養馬的人要給他們整理和擦拭，必然會用蹄子踢，用嘴來咬。在這時想立刻改變原來的軌道而施行新法，他們驚駭和誹謗就沒有什么疑惑的了。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輿論所理解，這就是其中的原因。賈誼年少美才，以疏遠大臣的身份，慨然想為國家改制立法，當時周勃、灌嬰這些人，雖想害他，也沒有那么去做。是因為賈誼未曾有執政的機會，而漢文帝只以對待眾人一樣來對待他。現在王安石的聲譽傾一世之高，既然已經被人所忌恨，再加上南方人驟然富貴，父子兄弟相繼來到皇上近旁，神宗又動不動就把他看做聖人，而把他看做心腹，等非議峰起時，王安石又悍然自己擔起天下人的怨恨，極力與反對者相抗而不顧，王安石之所以不被輿論所理解，這又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後略）
章 氏的這番議論，講王安石之所以被阻撓的緣故，可以說是洞見其中的癥結。他說到南人驟貴，嫉妒者眾，尤其說到點子上。唉！憑王安石潔白的品質，廣闊的胸懷，如鳳凰飛翔於千仞高空，哪裡會顧得上下面有鵷雛嚇腐鼠的事呢？而王安石的失敗，竟然是因為這啊。莊子說：「中原的人，在禮義上明白，而在人心上糊塗。」又說：「人心比山川還險，了解它比了解天意還難。」王安石只是糊塗於知人心了，因此遇到世上所謂的小人就會失敗，遇到世上所謂的君子也失敗。如果論說王安石的缺點，大概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即使這樣，假如使王安石明於知人心，他就會隨波起伏，眾人找不出他的錯誤，拿不住他的把柄，不僅一時間會得到別人的曲意逢迎，而且還將有傳於後世的美好名聲，而又怎么肯因為國家的緣故而犧牲自己的安樂和名譽，被眾人誹謗而不悔呢。唉！我中國數千年來的士君子，其中明於知人心的很多，而糊塗的有幾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