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傳 · 第五章執政前之荊公（上）
古之天民者與大人者，必有其所養。觀其所養，而其所樹立可知也。觀其所樹立，而其所養可知也。荊公之德量氣節事業文章，其卓越千古也若彼，則其所以養之者必素矣，吾故於其少年時代事實之有可考者略論次焉。
集中有憶昨詩示諸外弟一首，蓋慶曆三年由淮南判官乞假歸省時作，讀之而公少年之經歷可概見也。詩曰：
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
短垣□□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
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
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
乘閒弄筆戲春色，脫落不省旁人譏。
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飢。
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並緇人衣。
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閃爍無停暉。
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
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
精神流離肝肺絕，喋血被面無時?。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鐘山薇。
屬聞降詔起群彥，遂自下國趨王畿。
刻章琢句獻天子，釣取薄祿歡庭闈。
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官淮沂。
淮沂無山四封庳，獨有廟塔尤峨巍。
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
歸心動盪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
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櫓健帆如轉機。
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揮。
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
永懷前事不自適，卻指舅館排山扉。
當時髫兒戲我側，於今冠佩何頎頎。
況復邱樊滿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倉卒回驂騑。
留當開尊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此不啻公二十三歲以前自述之小傳也，其天性孝友之純篤，固盎然溢於楮墨間，而所謂欲與稷契遐相希者，蓋自弱冠時而所志固已立矣。
荊公之學，不聞其所師授，蓋身體力行，深造而自得之。而輔仁之友，則亦有焉。今刺取集中書序往還論學言志者次錄之，其於公所養，可見一斑也。
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送孫正之序）
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而為塗之人而已耶。……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為多。（李通叔哀辭）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氵㸒其中，小之為無間，大之為無涯岸，要將一窮之而已。（上張太傅書）
方今亂俗，在學士大夫，沈沒利慾，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答曾子固書）
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捨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於物也。非有待於物，故其跡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而私有志焉。（答李資深書）
學足乎己，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答史諷書）
夫君子之學，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者以為孔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吾獨以為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匯，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爛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為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與王逢原書）集中言論，似此者尚多，今不悉錄，錄其尤者，嘗跡荊公一生立身事君之本末。進以禮，退以義，其蚤歲貧苦患難，曾不以攖其胸，能卓然自立，以窮極古今之學而致之用。其得君以道易天下，致命遂志而不悔。其致為臣而歸，則又澹然若與世相忘。記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者，公當之矣。及讀此諸篇，然後知公之學，蓋大有本原在。其大旨在知命，而又歸於行法以俟命，故其生平高節畸行，乃純任自然，非強而致。而功名事業，亦視為性分所固然，而不以一毫成敗得失之見雜其間。此公之所以為公也。
公固守道自重，不汲汲於用世，而玉蘊山輝，不能自悶，賢士大夫，稍稍知之而樂稱道之。其交公最蚤者，則曾鞏也。鞏與歐陽修書云：
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而陳襄上薦士書，以之與胡瑗等並舉，稱其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皇?三年，宰臣文彥博，遂以之與韓維共薦，於是有集賢院校理之命。嘉?元年，歐陽修又以之與包拯、張環、呂公著三人共薦，稱其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自是徵辟屢至，然安於小吏，不肯就職，非故為恬退，亦有取於素位之義而已。
（考異一）宋史本傳稱曾恐攜客安石文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今按此妄語也。鞏上修書，有先生使河北之語，其事在慶曆六年。而公之成進士，在慶曆四年，且書中明有已得科名之語，則公之得第，非藉揄揚甚明。宋史開口便誣，何以示信。
（考異二）本傳又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三人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今按此又妄語也。陳襄當皇?間，已稱公文辭政事，著聞於時。歐陽公亦言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而韓維者，則文潞公以之與公同薦者也；呂公著者，又歐陽公以之與公同薦者也。然則韓呂安能重公？而公亦安藉韓呂以為重哉？夫自皇?以及熙寧二十年間，公聲名滿天下，若范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曾魯公皆交相延譽，見於本集及其他記載者班班可考。而本傳曾不道及，乃至並文歐二公之薦剡而沒之，一若有損諸君子知人之明者，徒曰藉韓呂以為重而已，毀人者何所不用其極耶。吾所以嘵嘵辨此者，以公之名節高一世，即其沒後，而反對黨魁之溫公，猶稱道之，（見下）今如宋史所記，則一干祿無恥之小人，而其居恆所謂知命守道者，皆飾說以欺人矣，此大有玷於公之人格，雖欲勿辨，烏得已也。
（考異三）荊公少年，交友甚少，曾子固稱其不願知於人，而公答孫少述書，亦言「某天稟疏介，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詘。」由此觀之，公之寡交可見。而俗史乃有公與濂溪交涉一事，是又不可以不辨。羅景綸鶴林玉露云：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諸六經乎？乃不復見。度正撰周濂溪年譜云：嘉?五年，先生年四十四，東歸時，王介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年三十九，已號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此說本邢恕，恕程氏門人也。）今按此兩說者，一言不見，一言已見，既相矛盾，豈荊公少年即既恚其不得見，及至至四十，又及其門而求見耶？抑濂溪始焉三辭之不見，而繼焉且復自往見之耶？一何可笑。不知兩說皆妄也。考濂溪不過長荊公五歲，以為少年，則俱少年耳，即雲荊公求友心切，亟欲見濂溪，而濂溪以彼此同在求學之時，何得妄自尊大若此。豈孔子之與孺悲耶？且濂溪既未見荊公，以一向學之少年，何由望名刺而知其不可與語？濂溪果如此，尚得為人耶？況按諸兩家年譜，蓋終身無從有遇合之地。濂溪以天禧元年生道州，天聖九年，年十五，父卒，從母入京師依舅氏，則自十五以前，皆在道州也。景祐四年，母卒，葬潤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洪州分寧縣主簿，始入江西。荊公生天禧五年，幼隨父宦韶州，其憶昨書曰：丙子從親走京國，則年十六也。明年親作建昌吏，則年十七至江寧矣。寶元二年，父卒，在江寧居喪，詩所謂三年厭食鐘山薇也。慶曆二年，年二十二，成進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寧。是二人當少年時，未嘗一日相值，羅氏之說，從何而來？嘉祐三年，荊公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於是年六月解合州簽事歸京師，則荊公已去江東，而年亦四十矣，以為二人相遇於江東，其年與地皆不合，而刑氏、度氏之說，從何而來？彼講學之徒之造為此說者，欲借荊公以重濂溪耳。若夫濂溪之見不見，則何足為荊公輕重？而吾猶辨之不憚詞費者，凡以見當時之所以誣詆荊公者，肆無忌憚，乃至毫無影響之事，而言之若鑿鑿焉，則其他之不可信，皆類是矣；而真事實之被抹煞而不可見者，又何限哉。
【譯文】
古代的賢人和大人，必定有他們成長的過程。觀察他們的成長，就知道他們的成就；看他們的成就，就知道他們的成長過程。王安石這品德度量氣節事業和文采，可以說是卓越千古，他的成長過程肯定是潔白無瑕的。我在這裡針對他少年時代可以考證的事實略論述一番。
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憶昨詩示諸外弟》一首，大概是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由淮南判官告假回家省親時所作，讀這首詩則可以大概看出他少年時的經歷。詩中寫到：
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
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
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
乘閒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
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飢。
兩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亦緇人衣。
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閃爍無停暉。
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
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
精神流離肝肺絕，眥血被面無時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鐘山薇。
屬聞降詔起群彥，遂自下國趨王畿。
刻章 琢句獻天子，釣取薄祿歡庭闈。
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官淮沂。
淮沂無山四封庳，獨有廟塔尤峨巍。
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
歸心動盪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
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櫓健帆如轉機。
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揮。
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
永懷前事不自適，卻指舅館排山扉。
當時髫兒戲我側，於今冠佩何頎頎！
況復邱攀滿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倉卒回 驂。
留當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這不過是王安石二十三歲之前自述的小傳。他天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淳樸篤實，很明顯地表現在筆墨之間，而從「欲與稷契遐相希」這句，可以看出他剛成年就已經確立了遠大的志向。
王安石的學識，沒有聽說他師從於誰，大概是身體力行，潛心研習而自覺而成的。而培養他仁德的朋友，也是有的。這裡選取他集中書信往來談論學問和志向的內容依次摘錄在下面，這對王安石的成長，可見一斑。
君子之中有窮困潦倒的，但卻不肯因為一時的失意而批評自己以順從流俗，不以當世一時的奸惡而排斥道義，因而他們一旦因君主的賞識而得志，就會變更時尚以趨向於聖人之道，易如反掌，因為他的道術是平素已經修習好了的，而他的志向也是早已樹立的。
我的才能和性情天生就比古人差，而學習又不用功，又沒有朋友相互促進以進入道德之途，我難道要成為平庸的人嗎？ 自從我認識了李通叔之後才知道聖人的門戶是可以進入的，這不僅是從他的言語中有所得，而且從他的行為中更學到了很多。
我愚笨不知道事情的變化，而只相信古人。聞說古代有堯、舜，他們的道是中正之道，是永久的準則。得到他們的書，閉門而讀，自己忘記了憂傷和快樂。上下融會貫通，內容都被浸透，小到無法分割，大到無邊無際，將一切都蘊涵其中。（《上張太傅書））
當今攪亂風俗的，是士大夫們，深深地浸染在利慾之中，他們用言語相互推崇，不知自愛自重罷了。（《答曾子固書》）
天下的變故多了，而古代的君子，接受和取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他們都在內心裡有思慮和預見，然後來適應客觀事物的發展，而不是消極地任其發展，受客觀事物的擺布。對事物的發展沒有預見，因而他們的行為就好像值得懷疑；對事物的發展有預見，那么他的心中就不會有後悔。如果像這樣，怎么可以用世俗的毀譽來衡量他們的心胸呢？而我還到不了這種高度，而只是自己有點志向而已。
學問如果已經足夠了，那么不被上面的人所知道，也會被居於下位的人知道；不在現在傳播開來，也會傳布於後代。如果不幸不被居於上位和下位的人所了解，又不傳播於今天和後世，古代的人也不會遺憾。知道我的難道是天嗎？這就是《易經》中所說的知天命。命數，並不僅僅是富貴貧賤生死的事，一切事物的興盛與衰亡都是命數。孟子說：「君子按法行事而等待命數罷了。」
固然君子在學習時，志在天下，可是應該先是我自己然後推及他人，我自身修養好了，他人能否治理好，此系我的志向能否實現了。自身修養尚且屬於天命註定，天下的治理，難道可以不屬於天命註定嗎？孔子說：「不知天命，不能成其為君子。」又說：「道義將要施行於天下是命定的；道義將廢棄於天下，也是命定的。」孔子的說法是這樣，有的人以為孔子為學的目的是急迫憂慮如何改造當世，真是迷惑呀。對此有疑惑因而進退的舉動，就不能從孔子那兒學到，所以就有孔子自身不暇暖席的說法。我偏偏認為聖人的內心，並沒有為當世擔憂。有人非難我說：「可是這樣就是聖人忘卻天下了。」回答說：「這是不忘卻天下呀。」《否》象說：「君子靠儉德來避開亂世，不能靠祿位來顯身。」「初六」爻辭說：「拔茅而食，因其合己類。占卜，吉利。」象上說：「拔茅占卜吉利。固其志向在君那兒。」志向在君主，是不忘天下啊，不能得祿位顯達，是知天命啊。我雖然不忘天下，而命運不一定滿足我的心愿，我擔憂天下難道就能合乎我的心愿了嗎？
孔子之所以極力地說明知天命不憂的原因，是想使人明白治世亂世自有天命，而進仕不可以勉強，那么先王的治國之道就能得以伸張了。世上有能夠知曉天命的道理，卻不能看重進退原則的人，正是由於他們能有足夠才智知曉，卻沒有仁德來抱守。開始得到足下的文章 ，特別偏愛你的才氣。後來又看到足下衣衫襤褸，坐下交談，卻從沒說過自己的窮困，退下來詢問足下，得知您終年不能吃到葷腥，卻絲毫不肯妄自賣身求榮。世上像足下這樣卓然自立的人有幾個呢？正是我所謂才智能達到知天命，仁德又足以操守的人，所以我以自己學到的東西告慰足下。（《與王逢原書》）
集中的言論，像這樣的還很多，這裡就不都抄錄，只抄錄其中突出的幾段。這裡記述王安石一生安身立命，輔助君王的大事小情，以禮為進，以義為退。他早年的貧苦和所遭受的艱難，都不曾擾亂他的心志，能突出自立於世，窮盡古今的學問而用於實際。他遇到君主而能以道來改變天下，拚死去實現志向而無悔。等他退出執政，則又恬靜地似乎忘記了過去的一切。記述他在職時的事，沒有什么奢求，沒有功績也沒有自鳴得意，王安石當之無愧。讀了這些文章 ，就會了解王安石的學問是有根源的，主要的是他了解自己的命運，而又始終以法行事而聽天由命，因而他生平有著高尚的節操、非凡的行為，是絕對隨其自然，不是強求而達到的。他對功名事業，也都看做天性的必然結果，中間不摻雜一絲一毫成敗得失的成見，這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堅守道義而自重，不汲汲於為世所用，而有玉之山自然生輝，自己無法掩蓋，賢士大夫，漸漸了解他而稱讚他。與他交往最早的是曾鞏，曾鞏曾寫信給歐陽修說：
我有一朋友叫王安石，他的文章 寫得很好，同行都稱讚他的文章 。他雖然已經有了科名，可現在知道他的還很少。他很自重，不願被人知道，然而像這樣的人，古今不多。現在所急需的人才，即使少了千萬個平常的人也沒有關係，而王安石是不能少的。
陳襄《上薦士書》中，將王安石與胡瑗等人一同推舉，稱讚他的才氣性格賢明，特別愛好古文字，他的文章 和政績，早已為世人所知。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宰相文彥博，將他與韓維一起推薦，於是有了集賢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歐陽修又將他和包拯、張瓌、呂公著三人一同薦舉，稱讚他的學問和文章 ，知名於當世，堅守道義不苟且，自重，論事通達明了，還有治世的才幹，是用在任何地方都很得當的人才。從此以後徵召多次到來，而他安於做一個小吏，不肯去就職，並不是故意做出恬退的樣子，也是想把現在職位上的事情做好。
（考異一）《宋史》王安石的傳中說曾鞏曾拿著王安石的文章 給歐陽修看，歐陽修為王安石傳揚名聲，提拔為進士的上等。現在查來這是虛妄不實的假話。曾鞏給歐陽修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出使河北的話，這事在慶曆六年（公元1046年）。而王安石成為進士，是在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況且信中明明有已得科名的話，那么王安石得進士並不是歐陽修給揚名的結果，這是很明確的。《宋史》開口就誣陷，憑什么來取信於人呢？
（考異二）《宋史》王安石傳中又說：王安石本是楚地人，朝廷中並不知名，因為韓、呂都是大家族，他想藉此提高自己，於是與韓絳、韓絳的弟弟韓維以及呂公著三個深交，三人稱讚他，他的名聲才開始大起來。現在查這話也是虛妄的假話。陳襄在皇祐年間（公元1049年~1054年），就已經開始稱讚王安石的文章 和政績，當時已名揚於世。歐陽修也說他的學問文章 知名於世。而韓維，是文潞公將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薦的。呂公著，也是歐陽修將他與王安石一起推薦的。然而韓、呂怎么能提升王安石的名望呢？自皇祐到熙寧二十年之間，王安石聲滿天下，像範文正、富鄭公、韓魏公、曾魯公等人都和王安石相互傳名，在王安石的集中以及其他的記載中都是可以考證的，而《宋史》他的本傳中不曾提到，甚至把文彥博、歐陽修二人的薦舉的事給刪除了，似乎這有損於這些君子的知人之明，只說王安石借韓、呂來抬高自己，詆毀人怎么這樣無所不用其極呢？我之所以要囉囉唆唆地辨別這些，因為王安石的聲名節操在他去世後，反對他的人中首要人物歐陽修，還仍稱讚他（見下文），現在按《宋史》所記載，則王安石是一個追求祿位的無恥小人，而他所謂的知曉天命、堅守道義，都是修飾自己來欺騙別人而已。這大大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即使我不想分辨，也不能停止啊！
（考異三）王安石少年時，交友很少，曾鞏說他不願被人所知，而王安石《答孫少述書》中也說：「我天生迂闊耿直，生平所得的朋友中，只有幾個人而已，您本來就知道。將這幾個人非要數一數，連十個手指都用不完。」由此看來，王安石交友很少。俗史中有王安石與周敦頤交往的事，這又是不能不辯解的。羅景綸《鶴林玉露》中說，王安石少年時，是不可一世之士，獨自一人去拜訪周敦頤，三次上門而三次被拒絕。王安石憤恨地說「我難道不能自己弄通六經嗎？」於是不再去拜見。度正寫的《周濂溪年譜》中說：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周敦頤四十四歲，東歸時，王安石做江東提點弄獄，三十九歲，已經被稱為通曉古今，學識淵博的儒者，周敦頤見到他，與他日夜交談。王安石退下後細想，以至於忘記吃飯和睡覺（這種說法源於邢恕的書，而邢恕是程氏門人）。現在考察這兩種說法，一種說沒有見，一種說法是見到了，很是矛盾，難道王安石年青時憤恨不能見到周敦頤，等到四十歲時，又到他的門上去求見嗎？還是周敦頤開始時三次拒絕不見，而後來又自己去見王安石呢？是多么可笑，其實是不知道這兩種說法都是虛假的。考察一下就知道周敦頤只比王安石大五歲，一個年少，另一個也處在年少時；即使說王安石求友心切，急著見到周敦頤，而周敦頤在兩個人都求學的時候，怎么能這樣妄自尊大呢？這不是孔子和儒學的悲哀嗎？況且周敦頤既然沒有見過王安石，憑一個求學的少年，他怎么能只看一看名帖就知道不能和他講話呢？周敦頤如果真是這樣，還怎么做人呢？況且按兩家的年譜來查，他們終身都沒有處在一地的機會。 周敦頤在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生於道州，天聖九年（公元1031年），他十五歲，父親去世，跟著母親進京投靠舅舅，那么在他十五歲之前，都在道州。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母親去世，葬在潤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二十四歲，做洪州分寧縣的主簿，才開始到江西。王安石生於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小時隨父親做官在韶州，他的《憶昨》信中說：「丙子年跟父親去京城」，那時他十六歲。「第二年父親當了建昌的官吏」，這時他十七歲已經到了江寧。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父親去世，他在江寧居喪，他詩中所說的「三年吃夠了鐘山的野菜」就是指這時。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他二十二歲，成為進士，在淮南做官，而周敦頤在這兩年前已經到了分寧。這樣說來這兩人在少年時，沒有一天是在一個地方的。羅氏的說法，是從哪裡來的呢？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從常州移任提點江東刑獄。四年，他三十九歲。五年五月，被召進京做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頤在這年的六月離開合州簽事的職位回京，這時王安石已經又去了江東，而年齡也四十歲了。認為他們在江東相遇，年齡和地點都不相合。而刑氏度氏的說法，是從哪裡來的呢？那些講學的人偽造這些說法，是想借王安石而提高周敦頤罷了。像當初周敦頤見不見王安石，對王安石又有什么輕重關係呢？我之所以不怕費詞句而申辯，只是想說明當時有人肆無忌憚地用來詆毀王安石的，都是些毫無影響的小事，而他們說起來就和真的一樣，而其他不可信的，都是類似這樣的；而真正的事實被抹煞而不被後人知道的，又何止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