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小史 · 清中葉之外交觀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亂，迄五十七年尼泊爾征定，其間用兵凡十餘次。戰役上雖未嘗無一二敗北事，然其終局，常得自然之勝利。故是時有十全武功之稱，謂兩定金川，兩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緬甸，一定台灣，一復安南，兩勝廓爾喀也。 此等武功，於宣揚國威，恢張領土上，固有偉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輕視外國，誤用其慣法以對付歐羅巴，漸至釀成種種之失敗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羅斯學士貝斯德納失，嘗於所著對華意見中縱論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間武功極盛，若黑龍江地方之占領，若西藏之歸服，若外蒙古人之歸化，若準噶爾之徵定及布哈爾汗國近旁諸部之降服，若土爾扈特之脫歸，皆此數十年間發生之事實，無一不足長支那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實長其自大之風，蔑視外國矣。 而又適當歐羅巴諸國遣使北京，遂謂為己國強大之所致，愈增其焰。何則？支那人以為外國公使之來北京者，皆朝貢使也，朝貢國若是其眾，歷代中未嘗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機發達臣民之愛國心，故每當外國使臣之至，輒稱為朝貢，布告全國。其官吏則又奏諸皇帝，謂陛下聰明至聖，總裁萬機，德加四海，兼統萬國，兆民悅服，是以各國派遣使臣，前來朝貢。政府即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諸城門，通諭人民。彼歐羅巴公使固未嘗不熟聞其說，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詰責其處置之不當者無有也。抑豈惟不於此等文告致其詰難而已，雖支那邊吏，於歐洲諸國使臣之贈品，附以標幟，而題曰某國王奉獻中國皇帝之貢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顧也。而此貢物自邊境送達北京，途中人民之見之者，直以為歐羅巴諸國服從支那，而確認此累累者為貢品無疑矣。此其語雖不無過當，然觀於乾隆朝與俄羅斯增訂之條約，及與英吉利交涉之文書，而知當時自尊自大之習慣，實有出於吾人想像之外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