窪地上的「戰役」 · 附錄

路翎的生活與創作的道路 林莽 一 １９３７年８月，日本侵華的戰火不斷蔓延，不滿１５歲的路翎，隨著全家從南京，沿長江、漢水向漢中、四川飄泊，開始了他那艱難的人生之路。 路翎，原名徐嗣興，１９２３年１月生於江蘇省南京市。生父是安徽人趙樹民，早逝，路翎改從母親徐麗芬的姓氏。１９２５年，徐麗芬攜子女改嫁湖北漢川人張濟東。張濟東讀過大學，當時是國民政府經濟部的一個小職員，工作和收入都不穩定，全家的生活坎坷不定。 關於自己的家庭和童年，路翎在給胡風的信中，曾這樣介紹： 矮子，快樂的或是愁苦的。他在我一兩歲的時候就死去了。我只知道他姓趙（這個姓在祭祖的日子我家裡就默默地記起它來。在母親和祖母，她們是忌諱它的，它也使我感到痛苦）。這裡的家是我母親底後一個丈夫，他是一個公務員，是精神上的赤貧者，有小情感：憤怒、暴躁和慨嘆。 我簡直一點也不願提起這些，在小學的時期，我就 有綽號叫「拖油瓶」，我底童年是在壓抑、神經質、對世界不可解的愛和憎恨中渡過的，匆匆地渡過的。我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悲哀是那麼不可分解地壓著我底少年時代，壓著我底戀愛……（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７日）①在這樣一個精神常年受到壓抑的環境中，使路翎變得敏感內向，內心情感特別豐富，文學作品因此成了他精神上的最好的朋友。他在上小學的時候，就讀完了《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中國古典名著，上中學時就開始接觸屠格涅夫等俄羅斯進步作家的作品和當時的一些進步的文學刊物。 在西遷飄泊的路上，面對著慘遭蹂躪的祖國的大好河山，路翎心頭悲憤難平，禁不住地提起了自己手中的筆。在漢川短住期間，他寫下了《秋在山城》、《一片血痕與淚跡》等散文，開始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會計，路翎就讀於國立四川中學。在此期間，他大量閱讀了生活書店出版的「青年自學叢書」，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爾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作品，和《聯共（布）黨史》。他還與同學一起組織了「哨兵」文藝社，並為合川縣的士紳報紙《大聲日報》編文藝副刊《哨兵》。在《哨兵》上，幾乎每期都有路翎以徐烽、莎虹等筆名發表的文章。終因一①見《胡風、路翎文學書簡》，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 些文字觸怒了地方官紳，１９３８年底，他被學校藉故開除了，當時他高中尚未畢業。隨後，為了投身抗日工作，他便報名進入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一支宣傳隊，該隊曾演出了老舍的《殘霧》，尤競的《夜光杯》等劇本。路翎在這裡一邊工作，一邊勤奮地進行文學創作。１９３９年９月，他寫出了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以後》，投給了胡風先生主辦的《七月》雜誌，受到了胡風的肯定，並於次年５月，在《七月》第五集第三期發表，署名路翎。進入《七月》雜誌，結識胡風，對路翎的一生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他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導師與摯友，路翎的幾乎每一篇重要作品，都離不開胡風的關心和指導；同時路翎也以文學創作上的豐碩成果，肯定了胡風的許多文藝理論思想，成了現代文學史上所謂「七月派」的中堅作家。 二 路翎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他不僅目睹了勞動人民艱難辛酸的生活，而且自己也身受著這種生活的壓迫，因此他對勞動人民心底所發出來的呼聲，也就有著格外深刻的感受。在那個三青團宣傳隊幹了不久，路翎就因思想左傾，無法存身而離去。他曾想去延安，但苦於無人介紹。後來，經由胡風介紹到陶行知主辦的育才學校文學組當藝友。在那兒幹了一段時間，終因生計關係，１９４０年夏，路翎由繼父介紹，到「國民政府」經濟部設在北碚區的礦冶研究所會計室當辦事員。 這是一份令人窒息的工作。高傲自尊的路翎在這裡要忍氣吞聲地看著上司的白眼，要受著同事間爾虞我詐的擠壓。但是，他還是咬著牙在這兒幹了下來，並不僅僅是為了生存。因為在這兒，他能看到礦工和他們的家庭的真實的生活，感受到他們真實的內心世界。遠在香港的胡風得知他在礦山工作，也鼓勵他說：「你能夠把熱情放在礦冶底研究上，這就好了。 生於此世，個人生命雖如朝露，但還可以用工作迫向永恆的世界，為了這個民族，這個大地，為了明天和後世。但我希望你能多看書，用把鐵石也要消化掉的胃力看書，而且，對於研究底對象，拚命地追求，追求，追求……（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７日）」① 路翎沒有辜負胡風的期望，他在對自己研究對象的追求 上，結出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從１９４１年開始，他陸續發表了《家》、《祖父底職業》、《黑色的子孫之一》、《卸煤台下》等反映礦工的悲慘生活和自發鬥爭的小說。由此，一些評論文章誤認他為「學生出身，當過礦工」的青年作家。在這些作品的基礎上。１９４２年４月，他又向中國現代文壇奉獻出了他的著名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 這篇小說一發表，就在文壇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胡風認為，路翎在這篇小說中，「替新文學的主題開拓了疆土」，主人公郭素娥的命運，「擾動了一個世界」②邵荃麟讀了這篇小說後，認為：小說「充滿著一種那麼強烈的生命力，一種人類靈魂里的呼聲，這種呼聲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卻叫① ②參見《飢餓的郭素娥》序言。 見《胡風、路翎文學書簡》第１１面。 出了在舊傳統磨難下的中國人的痛苦，苦悶與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覺醒的最初過程。」①路翎在這篇小說里，通過郭素娥，以及圍繞她的幾個礦工的悲慘的命運，和頑強的反抗，不僅揭示出這些下層勞動人民肉體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而且還揭示了他們精神上的痛苦和飢餓，更突出地反映了他們為了自己精神上的自由，所進行著的至死不屈的反抗。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這篇小說可以說是第一個比較鮮明地反映出了那些被許多人看似渾渾噩噩的勞動者的精神追求。他們以不可凌辱的人性的尊嚴，威逼著腐朽的上流社會的文明的假面。郭素娥不同於祥林嫂，魏海清不同於閏土，就在於他們始終沒有「認命」，他們的肉體雖然被毀滅了，但是他們憤怒的雙眼始終圓睜著，從那雙眼睛裡所放射出來的反抗的烈火，使一切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簌簌發抖。郭素娥們所留給讀者的，不再是深深的同情和嘆息，而是一種靈魂的震撼，是對於他們那不幸命運的深深的尊敬。 郭素娥這個形象，是路翎在胡風文藝理論思想幫助下，所作出的自覺的藝術追求，是作者以自己強烈的主觀激情，介入描寫對象所取得的一個豐碩的成果。在致胡風的信中，路翎是這樣談到郭素娥的： 圖「浪費地」尋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強力，個性底積①《飢餓的郭素娥》，載１９４４年《青年文藝》第一卷第六期。 極解放。但我也許迷惑於強悍，蒙蔽了古國底根本一面，像在魯迅先生底作品裡所顯現的。我只是竭力擾動，在作品裡「革」生活底「命」。①儘管路翎對現實中的郭素娥們不是沒有矛盾，沒有困惑的，但是，艱苦生活的磨鍊，以及對舊世界誓不兩立的反抗，路翎還是堅定地把信任的目光投給了他們，像在前面所提到的其他幾篇描寫礦工生活的作品，以及在他後來所寫的《在鐵鏈中》，對那位似乎不近人情，而又令人深深尊敬的倔漢子何德祥一樣。 三 在重慶北碚礦研所幹了一年多的辦事員，路翎終於不堪忍受那樣的環境而爆炸了。１９４２年５月，他在給胡風的信中說：「我即將離開此地，到南泉去暫時蹲著。是和所里的惡狗打了架；他壓我，我回擊，我傷了腦殼，他傷了眼角，一起滾蛋。這是很痛快的。」②後來，經當時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任講師的舒蕪介紹，路翎擔任了該校圖書館的助理員。在這裡，他又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名著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讀物，其中，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都給了他很大影響。他的八十萬言的煌煌巨著《財主① ②見《胡風、路翎文學書簡》第３６面。 見《飢餓的郭素娥》序言。 底兒女們》也主要是在這裡完成的。 《財主底兒女們》是路翎創中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宏偉的史詩般的作品。這部作品的構思與創作可以說是從路翎一踏上文壇就伴隨著他了。早在的初稿。１９４１年２月２日，路翎在致胡風的信中，已經將這部小說的框架完整地作了介紹。這時，路翎既未讀過《戰爭與和平》，也不知道羅曼·羅蘭為何人①。因此，說這部小說是對這兩部巨著的模仿，是不能成立的。由於香港戰事的影響，這部二十多萬字的小說稿不幸在輾轉郵寄的途中丟失了。 初稿的丟失，並沒有影響路翎繼續創作的決心。１９４２年７月，路翎開始著手寫這部小說的第二稿。這年８月８日，他告訴胡風：「《兒子們》已動手，恐怕要擴大至四十萬字。」②到９月底，他已寫了二十五萬字了，並預計在第二年春天可以脫稿。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以後，他讀到了《戰爭與和平》與《約翰·克利斯朵夫》這兩部作品，給他的小說創作注入了很大的精神力量，特別是從《約翰·克利斯朵夫》中，路翎仿佛找到了自己創作上的精神支柱。《約翰·克利斯多朵夫》是胡風先讀到，並介紹給路翎的。胡風告訴他：「最近讀了《約翰·克利斯朵夫》，多麼想給你和門兄③讀一讀呵。這是理想①② ③即詩人阿壠（１９０７—１９６７）。 參見《胡風、路翎文學書簡》第５０面。 參見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胡風致路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路翎致胡風的兩封信。《胡風、路翎文學書簡》第６１—６３面。 主義，甚至帶有宗教的氣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覺得受了洗禮似的幸福（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①看了這封信後，路翎立即產生了共鳴，回信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沒有讀過，不知是誰的作品？然而我也有一種理想主義，洗禮的，或生活底童年幸福，這是我把《兒子們》放到滾動的多面的生活里去之後發生的。它們底生活顯得美，小孩底裝束和喊叫使我幸福——這就是我底理想主義。別人寫他們底一面，判斷他們沒落，那空氣沉悶，不像生活；我寫他們多面，知道他們將來如何，覺得美。教條家不會願意這樣的——我預備挨打。」② 儘管路翎對已開始在文壇上流行的簡單化、教條化的批評還不無顧慮，但從《約翰·克利斯朵夫》等世界名著的成功的創作經驗中，找到了支持，使他能堅定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將《財主底兒女們》寫作下去，終於在１９４４年５月完成了這部小說，規模也從預計的四十萬字擴大到現在的近八十萬字。 《財主底兒女們》以一·二八事變到蘇德戰爭爆發這段時間的中國大後方的動盪生活為背景，通過對一群從封建大家庭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的描寫，以及他們的沉淪、毀滅和新生的不同的精神歸宿，在某種意義上是刻畫出了舊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讀者從這裡，可以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和中國歷史的走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風認① ②參見《胡風、路翎文學書簡》第６２面。 參見《胡風、路翎文學書簡》第６１面。 為，這是一部「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詩的名稱的長篇小說」。①小說刻畫了七十多個有血有肉，生動豐富的人物形象，其中，特別是主人公蔣純祖的形象刻畫，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非常成功的典型。作為作者心目中的青春偶像，路翎並沒有將蔣純祖的形象簡單化。他喜愛著蔣純祖，同時也清楚，要獲得精神的新生，蔣純祖不僅要與自己的周圍環境，而且還要與自己進行許多無情的戰鬥。他必須要經過自己的生命的「煉獄」。正是對路翎在滾動的多面的生活中去寫一個多面的人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不能理解，許多評論者對蔣純祖這個形象都曾提出不少思想上和藝術上的責難。這一點，看來路翎是早有預感，所以，他在這部作品的題記中便懇切地對讀者說：「我不想隱瞞，我所設想為我的對象的，是那些蔣純祖們。對於他們，這個蔣純祖是舉起了他的整個的生命在呼喚著。我希望人們在批評他的缺點，憎惡他的罪惡的時候記著：他是因忠實和勇敢而致悲慘，並且是高貴的。」②可以這麼說，這個總是在內心矛盾中煎熬著的蔣純祖，是現代文學畫廊中的一位最豐富，最複雜，最真實，同時也是最成功的知識青年的藝術典型。 《財主底兒女們》是一部充滿著青春激情的書。青年作家路翎是將自己全部的青春的熱血和生命的激情都溶鑄在這部作品中，使這部作品字裡行間都奔涌著青春的熱流，令讀者永遠無法在這股熱流前平靜下來。因此，胡風感動地稱這部① ②有見《財主底的兒女們》題記。 參見《財主底兒女們》序言。 小說為「青春的詩」①。是的，《財主底兒女們》的確是一部詩，不僅是一部史詩，同時也是一部抒情詩，是路翎為自己的時代，從心底噴發出來的一部悲憤而又高亢的抒情詩，《財主底兒女們》的這個鮮明特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大概也是罕見的。 四 在政治學校幹了一年多的時間，因為校方裁員，路翎又過起了流浪生活。這時，他結識了當時在國民黨中央社電台任報務員的餘明英，不久倆人便訂了婚。１９４４年５月，為了生計，路翎經人介紹，又回到經濟部，在燃料管理委員會北碚辦事處黃桷鎮管理處當辦事員，並於同年８月與餘明英結婚，開始挑起家庭生活的擔子。這時，路翎儘管還非常年輕，但已經是一位相當成熟的優秀作家了。在１９４５年５月的《希望》雜誌第二期上，竟一下子發表了他的六部短篇小說和一篇文學評論，由此可見他的創作精力之旺盛。 抗日戰爭勝利了。然而，勝利沒有給路翎帶來生活的希望和歡樂，他還是在窮困和動盪中奔波。１９４６年夏，他與餘明英帶著未滿周歲的女兒，隨餘明英所在的電台，回到了闊別九年的故鄉南京。 故鄉冷冰冰地迎接了他，路翎在這兒找不到工作，全家僅靠餘明英的微薄薪金維持生活。直到１９４７年春天，路翎才重新回到經濟部燃料管理處南京辦事處當辦事員。 ①參見《財主底的兒女們》序言。 路翎嘗試著寫出了一部四幕悲劇《雲雀》，一上演就獲得了成功，表現了他的戲劇創作的才能，也為路翎後來走上戲劇創作道路奠定了基礎。《雲雀》主要描寫了四個性格上存在不同矛盾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其中，以雲雀自比的陳芝慶是一個單純、善良但又輕浮的知識女性。她不願正視自己周圍鮮血淋漓的現實，而沉溺於資產階級羅曼諦克的幻想中，終於被罪惡的社會所毀滅。胡風認為：《雲雀》是知識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劇。『這矛盾，同時也是歷史內容的成份的反映。所以，《雲雀》雖然沒有正面描寫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但它通過劇中的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他們之間的搏鬥，「是照明了這一類的性格鬥爭在內的每一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的」①。正因為《雲省》存在著如此巨大的社會批判力量，所以，上演不久就被國民黨政府禁演了。 １９４８年上半年，路翎受聘去南京中央大學任兼職講師，講授小說寫作課程。在這一年，他完成了第二部優秀的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作為路翎的又一部長篇力作，這部小說在寫地主階級之間狗咬狗的矛盾中，深刻地寫出了他們在對付窮人時，根本利害是一致的。為了這個「利害」，甚至連不共戴天的仇恨都可以擱置。在這篇小說中，郭子龍，這個破落戶的地主少爺，渾身骯髒的兵痞無賴，被作者刻畫得入木三分。這個看起來兇殘暴戾，不可一世的地主階級的惡①《為〈雲雀〉上演寫的》，參見《路翎文集》第四卷附錄，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少，內心卻已經空虛軟弱到了極點，連鄉里兒童都毫不留情地譏笑他為「大糞營長」。郭子龍這個形象，準確地預言了國民黨統治的滅亡就在眼前。 任了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翻開了他的又一個階段的創作生活。 從《「要塞」退出以後》的發表，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路翎向現代文壇獻出了兩部長篇小說，三部中篇小說，一部劇本，六十多部短篇小說，此外還有散文、評論等幾十篇文章，總數約在二三百萬字左右。這批成果，無論從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奠定了路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 僅就路翎的短篇小說而言，其豐富多彩的藝術世界，就夠讓讀者體味無窮了。《卸煤台下》、《在鐵鏈中》我們可以感到路翎的粗獷、陡峭和冷峻。在《青春的祝福》中，作者那飽蘸同情的細膩描寫，會讓人心酸地不忍卒讀。《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與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女孩》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棺材》中，中國小地主那平庸而沉睡的生活，會不由讓人聯想起果戈理對他筆下兩個地主的瑣屑與無聊的鞭撻。《羅大斗的一生》肯定會讓讀者想起阿Ｑ，但這個「阿Ｑ」已淪為一個卑劣的奴才了，他固然還有讓人同情的一面，但掛在讀者淚臉上的已經是切齒的痛心了。《人權》通過一個小知識分子面對邪惡而產生的心靈波瀾，刻畫了他那正直而又軟弱的性格。《小兄弟》、《預言》將筆觸探向那些無辜而又善良的小人物的心頭弱點，從那溫婉的指責中，滿含著作者對他們的關切。《愛民大令》、《蠢豬》以無情的諷刺，將國民黨政客那道貌岸然的外衣剝下，使人們看到他們空虛醜惡的內心實質。在《平原》中，路翎描寫的只是一對農民夫婦那看似愚蠢的爭吵，但卻有力地控訴了那民不聊生的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路翎的短篇小說，可以說是當時大後方平民生活的百態圖，其中真切地記錄了路翎對人民、對革命、對祖國解放的嚮往。 五 事劇本創作。在南京，路翎通過下廠學習，體驗生活，創作了一系列反映新中國工人階級生活的短篇小說，如《女工趙梅英》、《朱桂花的故事》、《榮材嬸的籃子》、《勞動模範朱學海》等。這些小說清新明朗，反映了作者對新生活的由衷的熱愛。到北京後，他又全力投入到劇本的創作中去，一連寫了《人民萬歲》、《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劇本，但這些劇本都在審查時未能通過，不能登上舞台。這使路翎很苦惱。這時，文藝界對胡風、阿壠的文藝主張、文藝思想開始了批評，也對路翎的劇本《祖國在前進》、小說集《朱桂花的故事》進行了上綱上線的批評。路翎困惑了，在深深的痛苦中困惑著。但是，他沒有像有些被批評者那樣，輕易地遞交上自己的檢討。 正在這時，中國作家協會組織一批作家去朝鮮體驗生活，路翎立即報名參加，去了朝鮮。在朝鮮，戰士們那單純可愛的笑容。那勇敢善良的內心世界，那吃苦耐勞，不怕犧牲的無私奉獻精神，都為路翎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激發了他強烈的創作欲望，迎來了他的又一個創作高峰。根據在朝鮮的生活體驗，路翎不僅寫出了一批反映抗美援朝戰鬥生活的報告文學，而且還在這基礎上創作了一批優秀的短篇小說，如《戰士的心》、《初雪》、《窪地上的「戰役」》等。這些作品大都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在讀者中反響極大，竟一時產生了一股小小的「路翎熱」。但很快地，風向陡轉，從１９５４年５月起，全國幾大報刊都開始登載文章，批判路翎的這批反映志願軍生活的短篇小說，有的甚至將路翎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路翎對這些批判，抱著極大的反感，懷著激憤，他又於１９５４年８月，一氣寫下了長達５０萬言的反映抗美援朝鬥爭的長篇小說《戰爭，為了和平》。但是，這部小說這時已找不到發表的機會了。１１月，他不滿於一些批評家「以政治結論和政治判決來代替創作上的討論」，寫出了三萬餘言的反批評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這篇文章剛剛連載完，１９５５年６月，他便被當作「胡風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的這批反映志願軍戰鬥生活的小說，不僅是路翎創作上的又一個高峰，而且也是當時大量的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作品中的姣姣者，其中的部分作品，如《初雪》、《窪地上的「戰役」》，將在新中國的文學畫廊中，占有令人不可忘懷的一席之地。路翎的這批小說，沒有去正面描寫炮火連天的戰場生活，而是以志願軍戰士和朝鮮人民心頭的感情的交流，撞擊而濺起的美麗的浪花，去反映我們戰士的單純美麗，和朝鮮人民的純樸善良，激發讀者心頭愛憎分明的正義感，激勵著戰士們為了正義的戰爭而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特別是在《窪地上的「戰役」》中，小戰士王應洪和朝鮮姑娘金聖姬之間那動人的愛情糾葛，以及他們處理這種愛情糾葛的自覺的犧牲精神，曾經使許多志願軍戰士流下了淚，決心要向王應洪和金聖姬學習，為了抗美援朝的勝利，毫無怨言地將個人的感情，置於抗美援朝的大局之下。另外，小說那清新、委婉、細膩的筆觸，好比一朵魅力獨特的藝術之葩，開放在路翎小說創作的園地里，使路翎小說的藝術風格，更顯得搖曳多姿。然而，這批小說問世後的命運，卻是那樣的不公正，真讓人慨嘆。 自１９５５年６月被監禁，至１９６４年初，路翎因患精神分裂症，被保外就醫。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他回到勞改大隊，上書中央為自己辯護，結果反被判決２０年徒刑，直到１９７５年６月才刑滿釋放。出獄後，路翎戴著「反革命」的帽子住在北京芳草地，靠掃馬路維持生活。１９７８年被部分平反，調中國戲劇家協會當編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得到平反，路翎方才恢復了原來的工資級別，被重新吸收為中國劇協與作協會員。《江南》文學季刊自１９８１年第二期起，開始連載他寫於１９５４年的長篇小說《戰爭，為了和平》的第一部《群峰頂端的雕像》。寧夏人民出版社也於同年出版了他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合集《初雪》。路翎開始重新出現在文壇上。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勾起了廣大讀者對他青春的文學風采的追憶。但這時的路翎，因患精神分裂症已經神情麻木，記憶模糊了。雖然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強勁東風的鼓舞下，路翎以頑強的毅力企圖重登文壇，讀者也期望能再度領略路翎創作的那種撼人心魄的藝術魅力。然而，奇蹟未能出現，復出以後的路翎除了一些回憶文章外，沒有再創作有力的新作了。他的最後一篇力作，也許應該是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他發表在《文藝報》上的激憤的反批評文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批評？》。 １９９４年２月，路翎告別人生，走完了他那艱難坎坷的人生之路。 為《雲雀》上演寫的胡風 《雲雀》是知識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劇。 性格，是現實的歷史內容所造成的。所以，《雲雀》雖然有四個人物，四種不同的代表的性格，但真正的主角卻是通過這四個人物所宣示出來的，冷酷而磅礴的，轟轟然前進的現實歷史自己。 性格矛盾，是歷史內容的矛盾成份的反映。所以，《雲雀》沒有正面寫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更沒有解答一個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然而，它所宣示的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它們之間的搏鬥，是照明了包含著這一類的性格鬥爭在內的每一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的。 那麼，面對著在偉大革命過程中的歷史舞台上的這些知識分子，他們的苦痛和搏鬥，他們的善良和卑怯，他們的複雜和單純，他們的執著和虛浮，他們的死亡和越過死屍更堅強地前進，我們不是能夠真切地感到人民力量的雄大，人民鬥爭的莊嚴，以及一切為了完成這個鬥爭的實際工作所要求的那種高貴的情操麼？ 悲劇，不應該是用死亡來壓迫觀眾，不應該是用流血來恐嚇觀眾，也不僅僅是用「應該得救的甚至應該永生的終於死亡了，多麼可悲可恨呀！」這樣的說教來企求表面地反激觀眾，而是要寫出痛苦本身或犧牲本身的起伏奔放的激流，使它們在觀眾心靈中化成更大的更高的力量，去面對現實的人生鬥爭或歷史鬥爭，去深入現實的人生鬥爭或歷史鬥爭。 悲劇，不是使觀眾在劇場裡面參觀一件人生慘變或摘取一片人生教訓，而是要使他們親身參加到痛苦過程或犧牲過程裡面，親身經過一次痛苦或犧牲的試煉，到他們走出劇場以後，就會變得更堅定更充沛，在現實人生裡面增長了對於戰鬥生活的勇敢和戰鬥目標的樂觀。 我們說，這個知識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劇，它是為了提出知識分子在灰色戰場上面的奮鬥節操，它是為了證明悲劇應該能夠達到樂觀主義的鬥爭要求的。 （原載作家書屋１９５０年初版胡風《批評論文集之七——「為了明天」》）什麼是人生戰鬥——理解路翎的關鍵舒蕪 自從有了「人生戰鬥」這個名詞以後，就產生了一些麻煩的問題—— 有些什麼也沒有做的人，可以堂堂皇皇地向別人說：我是在做著人生戰鬥呀！你說他的話不對麼？你很難舉出反證。 那麼，真是那樣的麼？又很難說。 有些確乎在做著人生戰鬥的，又往往遭受詰責：你幹了什麼特別的事沒有呢？確乎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確乎也只和別人一樣的作工，拿錢，吃飯，穿衣。那麼，即使你真有什麼人生戰鬥，又有什麼意義？不也和不戰鬥的人並無不同麼？ 路翎小說，可以幫助這個問題的解決；這個問題的解決，又可以幫助對於他的小說的理解。 在路翎的小說里，最觸目的特點是，作者的分析的詳細，和故事的平常。那些分析就是戰鬥，那些平常的故事就是人生。 路翎的分析，都是一種批判。人物的某一個行動，思想，情緒，或感覺，在他自己不覺得有什麼意義的，經過批判，出現了重大的意義；在他自己以為大有意義的，經過批判，卻並沒有什麼意義；他自己認定是出於某一種根源的，經過批判，卻是出於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根源；在他自己認定具有某種價值的，經過批判，卻是具有完全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價值，等等。人物所不能自知自見的，都顯露於他的批判之光下面。 這種批判，沒有什麼玄虛，完全以客觀的真理為依據。在這裡，所謂客觀的真理，就是生活的真理。本來每一種思慮行為，放在實生活的因果系列和錯綜關係之中，意義其實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因為人們，特別是主體者自己，往往掌握不住這種系列和錯綜，於是就有上段所說的迷誤。所以，路翎的小說里的故事的平常，就由於他所要掌握的原來不是好聽的故事，而正是平常的生活，正是生活的系列和錯綜，正是這種系列和錯綜的本質的規律。如果他沒有掌握到這種規律，那些複雜的系列和錯綜，在他的小說里也不會顯得這樣平常了。如果不是這樣平常，他的批判也不會這樣深刻、有力而明確了。 然而，一面既然嚴格的依據客觀真理，另一方面就必有強大的主觀力量；能夠移動大山的，決不會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路翎的分析和批判，並非灰白的概念的搬弄，而是元氣淋漓，長江大河似的生命的突擊；他的小說，尤其是他的集中深入的批判部分，總是就像長江大河那樣的，以不可抗的大力，把人捲走，帶走，這恐怕是每一個他的讀者都能感到的。在中國的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他之所以能是第一個完全與客觀主義傳統訣別了的作家，正由於這種強大的主觀力量，以及這力量所發動的深入的批判活動。 那麼，通過路翎，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人生戰鬥的目的，就是要認識自己，主宰自己，認識生活，主宰生活。不是以自己意想中的情況為目的，而是以實際上的情況為目的——這就是唯物論。 第二，人生戰鬥的方法，就是要全面地照顧到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掌握到系列和錯綜的規律，確定每一個生活事項在這系列與錯綜中的位置，因而確定它的意義與價值——這個，就是辯證法。 第三，人生戰鬥的效果，還是在於人生，並不在於創造奇蹟，升天成佛，旋乾轉坤。雖然到了必須旋轉乾坤的時候，能夠毅然擔任，勝任的，也還是只有平昔的戰鬥本身，它的全過程，已經就是意義。 第四，戰鬥與否的辨別，這也就很容易，無非就是從他的生活全系列與全錯綜去考察，同樣的。 今後，將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是晴雨沉吟，使全國都陷於大窒息之中的。每一個人的進行，所能取得於外面的保證，將非常之少，以至於很容易的就會頹然倒下。在那中間，一切虛偽浮睡的浪漫主義，一切才子式的流氓和流氓式的才子，一切專以坐茶館開朗誦會為能事的英雄，一切淺薄浮囂的叫嚷，一切沾沾自喜的和顧影自憐的做作，都不會有半分用處。在那中間，「疾風知勁草」，歷史將會祝福一切堅持深沉的人生戰鬥的人。 那麼，就是這樣吧。 （原載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５日《泥土》第三輯）路翎與他的《求愛》唐○ 我覺得一個藝術品必須而且應該是一個主觀的有個性的創造。它首先必須是想像的合理的發展與完成。一個光鮮潔淨的幻象，一個真中之幻。正如黑格爾所說的：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客觀辯證法的發展應該有它的合理的基礎與合理的作用，因而，映現它的藝術品——主觀辯證法也必然有它的合理的發展與進一步的完成。這裡的完成作用，或想像的塑造性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最好的作品往往是作者自我人格與個性的自然的或自覺的表現，沒有完成作用，主題就不能表現得很完滿。其次，一個藝術品必須是沉浸著它的全心身的熱情的凝團。我們可以把它比為一座潛伏的火山，站在它上面的人可以感覺到一份灼熱的情感，熱情像岩漿在它裡面激盪，但它卻但是靜止的，含蓄而不外露，凝鍊里蘊藏著無限的生命。好的作品決不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瀉藥，把痛苦的，悲憤的情感發泄出去就算。好的作品應該是積極的能把無意識的或雜亂的情感提高為自覺的理性的作品，把感情升華或凝固為堅實的理智是從感性到理性的發展。但藝術品本身原是感性的形象的組織，清明的理智仍必須在豐富而凝練的感情里找到透徹的澄悟的表現。 陳靜容的詩《雕塑家》對這有著很好的說明： 你手指下有汩汩的河流， 把生命灌進本無生命的泥土；多少光，影，聲，色，終於凝定， 你叩開頑石千年的夢魂。 讓形象各有一席：美女的溫柔，猛虎的力， 受難者眉目間無聲的控訴，先知的容智漾起 四周一圈圈波紋……有時萬物隨著你一個姿勢突然靜止；在你的斧鑿下空間縮小，時間躊躇； 而你永遠保有原始的樸素。 路翎無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像力最豐富而又全心充滿著火焰似的熱情的小說家之一。雖然他的熱情像是到處噴射著的，還不夠凝練。但也正因為有這一點生澀與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二三十年來中國小說的發展上有許多有趣的對比：巴金先生與張天翼先生可說是平行又方向相反的，正如光與影，白日與黑夜；巴金先生筆下的人物都那麼善良，張天翼先生筆下的人物都那麼可卑。沈從文先生與許傑先生寫農村：沈從文的農村是親切可愛，栩栩如生，不乏傳奇風味，許傑的農村枯燥無味，天日無光，可怕的慘澹。 現在，路翎與駱賓基先生也正好是一個對比：路翎從日常生活里釀造了熱情的灼人的傳奇風的酒液，而駱賓基先生則從日常的生活里勺取了一些平淡無奇，略有甘味，飲後轉覺醉人的綠茶。拿路翎與丘東平、Ｄ·Ｈ·勞倫斯比較一下也很有趣：這三位所創造的世界各各不同，但卻有一些強烈的不容忽視的共同點。東平寫的大部分是戰爭的火焰里的壯勇的人物，勞倫斯卻企圖用一種原始的野蠻的力（有時也有太陽等作力的象徵）在肉的熱烈的火焰里創造靈的純潔的水晶，一種樸素的唯物論的看法，想把基督教的僵死的教義放在希臘主義的基礎上，使它復活。路翎寫的範圍很廣，各色各樣都有，礦山的生活寫得相當好，這一點竟與勞倫斯偶合，後者是礦工的兒子，礦山的生活也寫得相當多，但當然與左拉的寫法不同。這三位都非常熱情，都有非常強烈突出的個性與頑強豐富的生命力，也都有一些傳奇的夢幻的瑰麗的色彩。東平寫得比較單純，比較有力，愛與憎的感情，也最突出，最凝固切實。勞倫斯寫得最成熟，最冷靜，最凝鍊，在心理分析上發掘得最深，組織上也最勻和。而路翎，顯得有點零亂的誇張，有點凸凸凹凹的不均勻，組織結構上有些鬆弛，心理分析上還嫌太浮淺。有許多人物的動作，看起來只像是機械的做作，風格上不夠沉著含蓄，有點像浮光片影。總之，還不夠成熟，有點澀口。我不想用批評家所常用ｐｌｏ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來束縛一個年輕有為的作家的靈魂。這一些在現代小說里差不多已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小說的任務只是表現生活的真實。什麼是生活的真實呢？依伍爾芙夫人在《現代小說論》里的說法，只是一個平凡日子裡的平凡的心靈所感受到的無數印象——瑣細的，幻象的，易減的，以劍的尖銳刻畫著的。它們從各方面來到時像一陣微塵組成的不停的雨。「生活不像一排整整齊齊地排列著的車燈，生活是明亮的光圈，一層半透明的屏障，從意識的開始起至終結止一直包圍著我們。」而且，正如Ｗ·勃萊克所說的，一粒沙里有一個世界，正是這些一點一滴的有限卻可以蘊藏著無限。生活並不一定合於機械的邏輯，自覺的生活只是生活里的極少部分，不能有決定作用的部分，因而，發掘人性，就必須發掘那一部分潛在的，半意識或無意識的，掘得愈深愈好，路翎所以有這遠大的前途，就在於他沒有給庸俗的「邏輯」的眼光束縛住，只平面地、孤立地「暴露」人生的一些所謂「有社會意識」的現象，他抓住一些簡單的東西來寫，卻沒有故意使它在複雜的人生的網裡孤立起來，他只敲起一個鍵子，卻引起了無數喑啞的然而強烈的知音，一個啟示，卻透明無塵，可作多方面的解釋。一片光影，卻幾乎是一片無邊無涯的海洋。拿程造之的小說跟他的一比，程就顯得貧乏可憐，無生命又無熱情。因為程就是拿「社會的」邏輯與庸俗的皮相的看法來造作（不是創作，而是機械的做作）小說的。路翎的作品正是一片陽光，有變幻莫測的光彩與灼人的熱。而且他還是早晨的陽光，會給人奇異的，疏闊的感覺。我們讀他的《求愛》，仿佛正透過一片三梭鏡來看望陽光下的世界，多麼親切可愛，而又奇異，多彩。我們看《王家老太婆在她的小豬》上怎樣構築她的希望與幻想，正像在讀托爾斯泰的《大風雪》或涅克拉索夫的詩篇，樸質、自然，卻有豐富的夢幻的光采與司湯達式的單純的心理分析。在她跌倒在泥濘里快要死去時，她的心變得多溫柔，另一個世界向她打開了，「平坦的道路，照耀著溫暖的慈祥的光明。天上有五彩的雲，遠處有金色的光。 她看見，從這金色的光里一個美麗，健壯，活潑的女孩向她跑來……」瞎子的沉思的表情與公路局驗票員高國華的煩悶里的興奮與驕傲又多麼不同。瞎子——一個安靜不動的生命的影子，堅忍無動於衷，高國華倒成了一片狼狽的零亂的光在浮動，看瞎子在人生的路上到處碰壁是一種新奇的娛樂嗎？ 「大家快樂地笑著，大家都覺得驕傲，因為自己們竟然能夠站得這樣長，以致於使得瞎子多次碰壁，大家看著瞎子繼續地碰壁，熱烈地碰壁，熱烈地鬨笑著——現在是，他們全體都興致濃厚地加入這件新奇的娛樂了——大家希望他們的行列比原來的更長，更長。」多殘酷的人生，意味深長的寓言。那個張么妹對草鞋又寄予了多大的興奮啊，但那個王保長竟用輕蔑實行了殘酷的精神殺戳，於是那草鞋失去了一切的光澤與美麗了，那十四歲的小女孩，「她的幸福，啊，那溫柔的黃金的幻境，這個美麗的早晨，是從此消失了。」灘上的那個早晨是如此的痛苦又美麗，那縴夫中的歌手聽到了他老婆的死訊，發抖著，眩暈著，歌聲也破碎了，但他的弟兄發出了呼聲，抬著他前進了一步，於是他浮游在這群的整體裡，突然有了燃燒般的奇異的快樂。「整個的世界在他的足下轟然地震動著。他希望這個灘永不完結，而激情的歌唱繼續著直到永遠。」在將死者旁邊，那二十年的老兵王青順想起了另一個死亡，於是悲痛地想起了他那輕率地喪失了的僅有的一點點愛情。一個妓女追著他，他想只有拿錢給她才能對得住她。於是忽然有了無比的悲憤，覺得自己在這世界上是堅強有力的。 對於這一悲憤的生涯，他是奇怪地激動又發抖了。但他仍然唱起狂暴的歌，壓抑了這些痛苦的感情。他對那個臨死的人說：「不怕，孩子啊，第一要安靜！」 兩個老太婆如此親切地沉浸在同一的感情里，春天的柔和的空氣像是整個地凝住了。一個小女孩射中了劉二太婆糖擔上的彩牌，中了頭彩，她想矇混過去，但同時她的心受到了痛烈的一擊。隨即她就強烈地感到：她已經在這個世界上又獲得生活的意義了。於是她用顫抖的手去取胖大的糖羅漢，遞了過去，眼淚熱辣辣地奔涌了出來。那一對下棋的敵手，胖子與瘦子各各有溫柔的嬌嫩的心，但為了一個「車」，各各以為對方傷了自己的心，於是兇惡地在街上毒辣的太陽下叫罵起來。但結果還是胖子拖了瘦子進去再下棋。那些從陰影底下跑出來看熱鬧的人走開了，回到各自的陰影里重新躺了起來。村鎮重又昏厥了，這村鎮正是昏昏沉沉的我們這泱泱大國的縮影，只這兩個獨特的人還在為他們的生命而活動著，下棋，不正是生命的鬥爭的象徵嗎？那個可憐的衰老的英雄的致命的舞蹈又多使人感動！古代英雄的故事在《毛毛雨》的氛圍里漸漸冷落了，這位日暮途窮的英雄在台上覺得可怕的窒悶，於是拚命地叫喊了一聲，引來了許許多多的人。這最後的征服與心裡的什麼東西的破碎同時來到，於是，「死了」，一個蒼老的，嚴肅，安靜的聲音，命運的聲音在寂靜里說。這個英雄的夢，喚回那些古代的英雄來與現在的生命，醜惡與失望抗衡的夢，使簡單的年青人在嚴肅又激動的神聖的瞬間很快地消逝了，與一個生命同其始終。那個張小賴是如何發狂地沉醉在英雄的夢裡呵。王子和是強壯又少有的，「有一種渺茫的煩悶與嚴肅的痛哭，以後一些甜美的幻想，隨著日益熱辣的氣候在他心裡滋生著。」他怎樣想與張小賴嚴肅地談談「結婚」，但卻又怎樣憤怒地失敗了。自尊心使他否認了自己的幻想，也使他笨拙地傷害了對方。最後，他替自己傷心，也替對方難受，落下淚來。如何倔強的人性，甚至否認了自己的希望，這是最富人情的樸素的詩章，使我想起了高爾基的一些初期的浪漫蒂克的短篇與一個題材相類似的德國短篇。 幸福的人周紹鈞在喜悅的自由的感覺里走下了坡，上了渡船。 一大堆幻想開始活躍起來，向一片似乎從沒人到過的生活的幸福的無限國土伸展過去。從生活的堅實的土地走上了給激流衝動的渡船（那也許是一個象徵），從幻想里的希望轉變成真實的幸福感，一個勞碌了一生的人也該會年輕起來，豪爽起來，仿佛全身充滿了生命力，該給一些機會去感染別人。於是撐渡船的老頭子與別的客人都給感染上了。「他們都覺得，這個奇怪的人生，還是能夠有一點兒幸福的。」江湖好漢江海平與挑水夫羅正光都是善良的人。後者為了「在困苦中被溫柔的人兒愛著」的那一個動人的幸福聚了一些錢，但他卻為了將來的光榮的戰鬥與復仇，繳了一千塊錢為定金給前者，向他們學習拳棒。他卻總學不會，給理髮師們輕視著。於是一次向江海平要還這一千塊。他不知所云地說：「我殺死你！」就在一陣瘋狂的熱情里，閃電一樣衝上去，戰勝了那位拳棒教師。兩個善良的人是為那一千塊錢痛苦地鬥爭著嗎？不，他們是為了人的尊嚴在手足與內心兩方面鬥爭起來的。生活使善良的他們互相傷害，又互相憐憫，年青的生命力戰勝了老者。《一個商人怎樣餵飽了一群官吏》卻不是薩爾蒂可夫式的寓言。寓言到底還是一些荒唐的幻想，至多只能說是間接的形象，這個短篇雖然有些喜劇風的寓言氣氛，但到底總是充溢著人情味的真實的生活。那個可憐的奴隸張德興寫得很不夠，倒是那位視察先生像一個莫里哀的喜劇演員那樣俘虜了賣報的小娃的姿勢，很像目下的許多大人物。他對那發抖的張德興說：「你看，我一口就完，你喝呀！你這人真不夠朋友，這酒並不醉人，而且人生也難得幾回醉，你請喝呀！」多動情多天真的樣子，那樣甜蜜的眼睛，使他又感激又害怕：「怕要吃了兩萬出頭了！」《翻譯家》也是喜劇風的寓言式故事，有些輕鬆又辛辣的回味，但寫得比前篇完整一點，周善真為什麼要與成斯跟人群開玩笑呢？正如年輕的成斯為什麼要對人群說一樣，是一種激動，不自覺的生命的激動里泛出來的一點浪花。《英雄與美人》寫得最好最完美，鄧平那樣天真又多幻想，給那Ｈａｐｐｙ（一個女孩子）的嬌柔美麗又稚氣羨慕的目光一瞧，就有了一種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感情。她的一句平常的問話使他落入了那種胡塗的熱情的火焰里。於是他隨著她下了車，胡胡塗塗地向她求愛，在他們之間激起了一些熱情的浪花——在別人看來，也許是一個幼稚的笑話。《秋夜》、《可憐的父親》、《一封重要的來信》跟《求愛》，與《英雄與美人》是同一型的人性的發掘。雇員張伯堯與辦事員吳器識都想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幻想著又焦急著自己的前途。體育教員胡吉文則跟鄧平一樣幻想著戀愛的成功。他們都從善良又富人情的幻想里獲得生活的動力。張伯堯聽了縣長的一篇等學成名的談話就天真地用起功來。他在靜夜裡想著他的人生計劃，第一步，第二步，忽然娶了縣長的女兒，忽然與省主席親熱地握手……，前途顯得無限光明，但突然聽到江聲與風聲感到了一種荒涼。一切全幻滅了，周圍這樣深沉，他是孤獨的，父親的蒼老可悲的影子在背後使他寒戰，母親喚他吃飯的柔弱的聲音使他流淚。「一種大的嚴肅浸透了他。」老鼠的聲音引起了他神經上的不安與恐懼，為了表示他是男子漢起見，他治死了一隻老鼠，胡吉文的求愛的心理變化清晰地表現在對孩子們的態度上，一種錯綜的報復心理與移置作用表現在胡樹林鳳山，孩子們與籃球之間的態度上，一封來信在小辦事員吳器識的心理掀起了多大的波浪呵，他無力壓下心裡的感動，生氣了，因為這感動破壞他的男性的尊嚴與意志，是他一生的弱點。在這男性的意志與快樂的感動間起了一場美麗的爭持，織就了一張溫柔的圖畫，《感情教育》與《旅途》多少有點類似。宋子清想發揮一些男性的嚴肅的話題，一片陽光似的狂熱的嚴肅，而張浦英則渴望一片急雨，一片感情教育，一片快樂的女性的熱情與想像，「這是夏天常有的情形，一陣急雨，然後又是一片陽光。」於是兩個人就鬧起彆扭來了。男人要女人「理智一點」，去「看見廣大的生活」，而女人則「的確需要快樂——需要感情的教育」。於是那個糖販子來了。他們在買糖吃糖的時候和解了。這些糖或者多少還有點象徵什麼美麗的理想的意味，那個賣糖的一時顯得特別嚴肅，一時又嘻嘻地傻笑起來，於是，接著，兩個人便在那荒涼的、被急雨籠罩著的坡頂上興奮地合唱起來。在《旅途》里，女人王潔芝賦予男性的勇猛的衝擊力，而男人何意冰倒表現了女性的委曲與猶豫。又是一個劇烈的對比。在《人權》里，明和華想把嚴京令拖出學者的書齋，拖到狂風暴雨里去。他嚮往著知識分子的戰鬥的道路，他想說服嚴京令，但他自己也只有一具朦朧的感覺，而他終於使嚴京令想到了自己的青春的熱情，「這種熱情使他覺得，任何生活都是嶄新的，有一個永恆的東西，將要到來。」但明和華最後終於失望了，向著那個嚴肅的東西告白了；「我向你告白吧：我不敢去懂得青春、愛情、美麗，我不敢看見人生，我用知識粉飾我自己！我從這個時代落荒了下來，我懷疑自己是否還是一個活人，更懷疑自己的道路里，我麻木，退縮，甚至不知道要求人權！『人是生而自由的。』——盧騷，盧騷啊，假如我只求安寧，躲在火旁，我可以安適，一旦成名，也是學者，我豈能懂得自由！」於是他的心裡充滿了莊嚴：「一切夢想已經粉碎，現在是到了渴求行動的時間了！我不能遺忘我的那些兄弟們！」《中國勝利之夜》是一篇速寫，用輕輕的筆觸寫著那一陣歡樂的幸福的氣氛，一些人物浪似的湧上去，又退下來，一章輕鬆詩，淡淡地寫著那些快要爆炸了的心。 讀著這本書，我像是在一個江流邊靜靜地踱著，看那些金色的水花湧起又平伏，有一股鬱郁的流，帶著奮激的熱力，在水花底下，也在我的心裡靜靜地流過。一些無聲又遒勁的呼喊，一些陽光的從憂鬱的雲層里透出的喜悅，美麗又溫柔的人性的躍動的詩篇，激動又凝結的人性的詩篇，使我想起了沈從文與契訶夫的許多短篇。但沈從文多鬆散，契訶夫的憂鬱是近乎悲泣與嗚咽的，路翎的筆卻有更多凝鍊的流質的華采與飛揚著的從無意識的深淵裡突發出來的生命的呼喊與神采。現代的小說與現代的詩一樣，正陷在一種兩面苦戰的困苦萬狀的境況里。它必須而應該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一面要與庸俗的唯智主義（或理性主義），概念萬能的觀念論與新聞主義的結合物鬥爭，另一方面又要與逃世式的神秘主義鬥爭。神秘主義是感覺主義或經驗主義的極端的發展與玄學的幻覺的結合，以異教的先知的姿態出現於近代文學中，實際上是基督教的靈的精神的另一變態。現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依修午德就曾在佛教的靈修中獲得這一傾向的發展。教條主義，唯智主義群里有肖伯納的說教，韋爾斯的理想小說，甚至帕索斯的從社會主義概念出發的新聞主義。這兩者都是認識過程的某一階級（理性或感性的階級）的畸形的發展，也正是社會變革年代的意識形態上的必然產物。但路翎小說卻有著一種年青的或原始的單純而深厚的生命力，像早晨的太陽，「寧靜而致遠」，飽含著朦朧的柔和的美。如果拿《青春的祝福》與《求愛》來作一番比較，那《求愛》就顯得更成熟，更細緻，更柔和，更是有生活的實感了。《青春的祝福》還有些並不太真切的人生的姿態（僅僅是美的姿態，卻並未賦予相當的生命力），《求愛》卻比較更洗鍊，自然了，雖未如李廣田那樣洗盡鉛華而爐火純青，卻沒有了那些姿態與辭藻的堆砌。如果拿《求愛》里的各篇章來一番比較，那麼，即使是小說意味最重的幾篇如《秋夜》、《可憐的父親》、《求愛》，也還與其餘的各篇一樣是絢麗的人性的詩章。這其中最富於詩情畫意的是開頭的那幾篇，《王家老太婆與她的小豬》、《灘上》、《悲憤的生涯》與《英雄的舞蹈》。作者告訴我們，在他寫作的那段時間裡，他所接觸到的東西大半非常沉悶，帶著一種暗淡的性質。「巨大的思想內容被濃煙遮蓋著而窒息了，旋轉在我的四周的卻是一個花樣複雜的世界。在我逐漸地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的精神常常地被迫著後退，但我也偶爾地抓住了洶湧的波濤中的碎船的一片，從它們來繼續我的道路。」是的，我們可以感知一種陰鬱的類於呻吟的感情，但這感情同時是一股強大的激盪，恰如破船之下的海洋的激盪。不錯，這時代的詩正應該是激盪的人生，激盪的世界的詩。但這激盪的詩是應該以更凝練更透明的光彩來表現的。現代的文學正是自覺的文學，自覺的思想的透明與澄清是一個強大的力量，放棄這個力量，如作者的說法，不以自己的精神來說明客觀世界，只沾沾自喜或隨波逐流是一個損失，一種過錯。而且只以自己的精神來「說明客觀世界」還是不夠的，主觀的自覺的思想與別的一些從無意識的寶藏里的巨大生命的衝擊力應該在作品的客觀性的形象里凝集起來，發展成完整的一個小宇宙的覺識，主觀與客觀應該天衣無縫地渾然凝合。…… （原載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日《文藝復興》第四卷第二期）蔣純祖的勝利 ——《財主底兒女們》讀後魯芋 不論它將接受到什麼樣的驚訝或者冷淡，《財主底兒女們》在它的雄辯的感召里是應該而且已經被理解為——「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書的。同時，主要地，知識分子在從傳統的迷陣頭破血流地突圍出來里所感到的一切感情和意志的糾紛，在它裡面，都得到了應有的單純的解決。為了實證這種理解不是陷於無益的虛誇，我們的讀者不能不挖出他自己的赤心來交感作者的也就是他的人物們的誠懇和悲壯。唯有通過對革命的忠貞以及因之難免的帶血的戰績，我們（作者們和讀者們）在創作和閱讀的呼吸過程里——不，在發動和接應精神武器鬥爭里——才不致像目前一般文藝家及其顧客們那樣：一方面迷途於、甚至沉湎於，動物性的官能的刺激和反射；另一方面用挾天子令諸侯的氣派拿著「唯物論」的翻天印逼視著肉眼凡胎的芸芸眾生。勝利是人人所追求的，但它決不會那麼容易地在三朋兩友的鬧戲園子的呼嘯里發生。它要流血——流敵人的，也流自己的。 《財主底兒女們》熱烈而輝煌帶給我們的，正是這種人生的青春的勝利，希望的雄偉的勝利，蔣純祖憑著灼熱的愛與恨去和五顏六色的過去的煉獄共同碎身的勝利。 這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不容歪曲的：蔣純祖的意志力量決不是像一般吹毛求疵的冷眼們所認為的——來源於所謂「超人」的真空的昂揚；它，那種絕緣而又絕望的「英雄主義」，已經明確地具體在外強中乾的蔣少祖的復古的殯儀里。 那麼，是什麼安排了蔣純祖的悽厲的一生呢？或者問，是什麼養育了他的那種愛愛仇仇的性格呢？當我們沉思於中國通史的難題時，是決不能放過上面這兩個問題的。如果讀者本身對於生活里的虛偽和殘忍沒有先天的免疫性和後天的抗毒力，那麼在浮腫的蒼白的人生哲學的領導下，他決不會理解到蔣純祖為什麼那麼酷愛豪邁的曠野，並且甘願在荒寒的石橋鄉向那些冷淡的人類化石們回擲他的屍體。在今天，在中國，懦怯的各種辯護和軟弱的各種掩飾都將被嚴厲地批摑，而後萬劫不復地跌進他們應得的悲慘的晚景里去。投機者，動搖者們的這種躲不脫的遭遇，如果在歷史巨冊的前頁里看不出明確的先例，那麼敢說在今天這一章上，它將作為人民凱旋的壯觀的陪襯而被輕淡地描寫過去。但，蔣純祖此時此地卻是站了起來而且站住了。 蔣純祖的一生就是這個特定的時代里一個特定的人格的鍛煉過程。從蔣捷三的淒婉的蘇州認識了無可補救的過去的「光榮」的遺蹟；從朱谷良和石華貴們的滴血的生命認識了荒鷹般翱翔於人間的卑污和懦怯之上的英雄氣派；從汪卓倫的默默的獻身以及他的那本忠實的記事冊認識了平庸和偉大之間的微妙的距離；從王定和，傅蒲生們的勾心鬥角認識了拜金者們的枉然的傾軋；從蔡淑媛，蔣秀菊的華貴的生活和夢想認識了小市民們的無聊而可笑的虛榮；從蔣少祖的一面用文章領導青年，一面投遞名片拜訪汪精衛和陳獨秀——結果只落得抄著手對落日悲惜地遐想的「中庸主義」，認識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躊躇的難關；而且，更從目前有聲有色的文化界——戲劇界——認識了「戰鬥者」的糜爛的偽裝；——他，蔣純祖，有著時代渴求的熱情，和用以作為人生戰鬥的焦點的意志。他必須用它們爭取勝利，同時他必須和中國人民的沉默的搏殺息息相關地完成自己。 這時，中國充塞著悲壯的龐大的事件，除了轟轟烈烈的人民進軍以外，還有著不想看就看不見的人生暗壓的個別的掙扎和反抗，前者和後者除了比例的分別外是毫無性質的不同的。中國所從事的，除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土地改革」以外，還有著麻痹的思想界的清血運動。雖然後者常為一般人諱疾忌醫地含混過去，它卻不能不到底成為我們這些「一切為了前線」的文化君子們的嚴肅的課題之一。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生活祭壇上面，過一天算兩個半天的灰色的憂鬱自然是毫無意義的；但是，「畢其功於一役」的樂觀口吻以及「朕即人民」的高尚氣派也未免和實際情況有些出入。什麼才是這方面的勝利呢？難道不正是蔣純祖所追求所擴充的勝利嗎？——蔣純祖對卑污而虛偽的意識和行為用輕蔑和反抗和攻擊所換來的勝利嗎？ 蔣純祖終於帶著肺結核死在荒涼的石橋鄉了，在萬同華的愛情表白里結束了他的短暫而複雜的一生。如果我還不致學無恥的犬儒下流到嘲笑他的生活上的無能，或者因為他沒有走上少年陸明棟所走的道路而否定他的真誠的一生，那麼，難道不可能從他的灼熱的心和悲壯的行程吸取一點勇氣來向即使周圍是銅牆鐵壁也要碰個你死我活的我們中國的大災難獻身嗎？他的勝利未必不就是把他的屍體當為一個後來者們衝鋒的踏板嗎？由於戰鬥面積的龐大，以及人生遭遇的曲折，我們被部署在各種生活地域裡，有的在馬鞍上和子彈箱旁邊，那固然是直接了當而且幸福，有的卻在海外的酒吧間和國內的貧民窟巷裡。但是，任你在茫茫人海的哪一個浪頭，正如太陽照在每一個人身上一樣，鬥爭的良知呵護著每一個戰士的戰鬥要求的。在蔣純祖的不幸的生活地域裡，如果有人為了招架「生活」而可悲地成為它的諂媚的奴才，那麼除了讓實際的浪潮來回答他的迷惘外，大可不必在彈網的空隙里來慨嘆這些虛妄的犧牲。然而，蔣純祖是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地實踐著他的戰鬥要求的，假使我們失去了甚至根本就沒有一點微弱的忠貞，或者自以為有著比它更可貴的身份和地位而實際和人生的大痛苦、大悲涼和大歡樂保持著虛與委蛇的關係，我們是不配指著蔣純祖的遺體來信口雌黃的。 蔣純祖是幼稚而誠實地在中國的荊棘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多年。他的戰績分量顯然是不足夠的。只有在這點上說，他才有著可悲悼的失敗。 那麼，為了證明而且補價的失敗，讓我們完成持久而輝煌的勝利罷。 （載於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螞蟻小集》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