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了軌道的星球 · 八
清華考試招生的期日（日期）發表了，在五月初旬的一個星期內，前三天考中學班，後兩天考高小班。中學班要考英文、國文、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博物等科目，並且是要用英文作答案。仁儀當然送了許多白卷。至高小班只考國文、英文、算術三科。英文考得最麻煩，分作文、文法和默寫三項。前兩項自己考後，還有點自信。至於默寫，真是可以說送白卷了。考的時候，我正坐在那位念英文給我們寫的先生面前，相當地聽懂了他所念的一段的大意。我之失敗是因為我把默寫也當作作文一樣考法，想先把大意寫在卷後作底稿，然後再撥成一篇文章送上去。我剛在卷後寫了一行，那位先生便走前來把卷面翻起來要我在前面快點寫。我心裡一亂，下面的一大段聽不清楚了。雖然那位先生一連念了三遍，我還是捉摸不著那段文章的頭緒了。我的默寫英文失敗當然要歸之於廣益學校的英文默寫訓練太少，其次是沒有聽慣那位先生的發音。我最初聽見他說一個「fullstop」，我竟當它是本文了。到後來覺得文氣不通，但想著了時，中間又漏寫了一大段。
仁儀不把他所作的答案內容說出來。雖經他的父親的催促，他也不肯說。
「說出來看看。讓耀儀替你品評一下，看有沒有希望。」
仁儀終沒發表他的答案的內容，對我還盡說題目並不是怎樣難。我卻把我所作的答案內容大體向耀儀發表了，英作文不見佳，文法卻有百分之七十是對的，默寫等於零，算術滿點，國文是約在水準線上吧，國文題好像是「日惜寸陰說」。
十三伯父說，我假裝十五歲，鬼也不相信。但是那天入場的時候，我看見投考者的過半數是比我年紀大的，竟有些近廿四五歲的人。
過了數天，提學使衙門首又出了一張布告說，中學班暑假後即須開課，故先揭曉，俾得早日進京複試；高小班因宿舍尚未竣工，須俟來春開課，故延期至冬期舉行複試。中學班錄取名額發表了，計十名，複試後選取六名送京，到京再複試，只錄取三名，不過旅費由公家撥給。
「仁儀考上了時……」
我有點擔心仁儀真箇是入選了時，自己將無面目回去見父親了。我在那時候才知道任何人都是有嫉妒心的。
但是我和十三伯父的幻想終敵不過耀儀之科學的推論。仁儀終於免掉了再入場複試的勞苦了。至高小班的考試結果，有如石沉大海，經兩個多月之久仍不見發表。仁儀早給他的父親遣回官立中學，準備十年之後作翰林的事業去了。我還留在流水井專等提學使發榜。在待榜的期間內，聽見高等巡警學堂和法政特別科都在招考。我便寫了信去和父親商量，無論如何窮就賣房子也該繳我在省城讀三年書。在高等巡警或法政畢業後，也可以博得一官半職，幫幫父親的忙。在那時候我只覺得愈快愈好，只要能走出社會上來賺些錢，解決一家的生計，此外再無什麼思想了。
父親的覆信居然來了，答應我先行投考，考進了後，再決定就與不就。在父親的意思，還是考高等巡警學校比法政學堂經濟些，因為至少一年間可以省三十六元的大洋。
投考高等巡警學堂的資格年齡，規定為年在二十歲以上的高等小學畢業生或有監附以上的功名的人。我又是不合資格了。第一，廣益學堂不是國人自辦的高等小學，第二我還沒有二十歲，投考者若是高小畢業的，須繳查文憑。這確是難為了我了。和耀儀商量的結果，我便以年廿五歲的監生的資格填了冊。回想起來，前後只兩個多月，我由十五歲的童年一躍而為廿五歲的青年了。
「萬一進堂時，要檢查監照怎麼樣呢？」
耀儀又要我寫信去向父親商量。父親回信來說，在堂兄弟中雖有監照可借，但是不單名字年齡不符，也相差太遠，最近的也是光緒廿年前後納捐的監照，不能適用。父親又告訴我，現代的官場那裡能夠事事這樣認真，真的要監照的時候，盡託詞存放在家裡，沒有寄來就好了。父親預斷定只要考得進去，以後就無問題了。父親到底比兒子有見識，他看見填冊時無需繳查監照，即知道以後無問題了。還是我歲數少，不經世故，把清末的官場看得太過隆重了。
和我一同投考高等巡警的還有一個堂兄，是舉人伯父的兒子，名叫正儀。他讀完了官立中學的三年級，因為結識了一個娼婦，受了他父親的斥責，便逃到省城來，決意放棄了二年後的現成的貢生。十三伯父看見他竟這樣脫落地視那種中學畢業後可以馬上得獎的貢生如敝屣，便向他說：
「你不該犧牲了你過去三年間的學歷呀！那是五分之三的貢生喲！只差兩年了，就可以得一名貢生，還不好麼？」
「我要考法政，三年之後得副榜，五年之後得舉人。……」
正儀說笑般地說了後，再繼續著說：
「現在的新功名（指由學堂畢業出來所得的獎）有什麼價值！誰曉得宣統皇帝還有幾年天下！革命黨成功了後，新舊功名都靠不住了。」
「那你父親的舉人以後便不通了。」
耀儀有點不願意聽正儀的話。
「進士翰林都不中用了，還說舉人！」
正儀把耀儀一喝。
「……」
耀儀不響了。耀儀第一不滿意於正儀的，是因為他看不起新功名。原來耀儀的父親去年由日本回來，在北京保和殿廷試，獲獎了一名法科舉人。耀儀曾在家裡大門上，加上保和殿廷試「和」新科法科舉人兩道封條。他還常常對我得意忘形地說：
「等我明年在方言學堂畢了業，得獎了舉人時，我們父子兩人一齊上文魁的匾，一同豎旗杆……。」
現在他看見正儀那樣地糟踏功名，當然心裡大大的不高興。正儀又說，近來在青年間，革命的空氣非常濃厚，清廷的命運怕不久了。
「你儘管瞎說呀！給官家聽見了時，提你去殺頭喲！」
「你們都是頑固不堪！」
正儀不理他們是叔父或堂兄，高聲地指著他們數罵。
放暑假了，十三伯父在法政考完了試，立即動身回家去了。我因為要考高等巡警學堂，當然不回家，耀儀本想回家，後來忽變更了計劃，留省不回去了。我們推度他不回家的理由有二，一是他的夫人在產褥中，一是他的父親雖然考上了法科舉人，但仍不願回國來在京城就職，仍然回到日本去，後來聽見他父親在日本娶了日婦，另組織了一個家庭，對於耀儀似乎不能按期寄款了。耀儀常在希望由方言學堂畢業後赴倫敦留學，但到了這時候，他覺得是絕望了。好勝心比人強一倍的耀儀，覺得他的父親太不替他伸氣了。
近來又有些學者在提倡晚婚有害的學說。但我以為晚婚或許有些弊害，總不及早婚有害之大。他們一般留省學生都是結過了婚的，二十歲前後的青年，歲數至大的也不過二十四五，但是在外觀上，個個都是非常蒼老，黃皮瘦弱。耀儀的體格算是最好的，但以二十二三歲的青年也是老氣橫冬的，說起話來像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這些現象完全是早婚和色慾過度的結果。他們每回聚談起來，十句之中有八九句是發表他們的床第間的趣事。每值年暑假，他們便歸心似箭，目的也完全是在會在故鄉的他們的黃臉婆兒。其甚者，看見我十七八歲了，還沒有定婚，便當做是一件abwormol的現象。
這裡要補記一件事情，即清華中學班複試的榜早揭曉了，入選了的六個人也由提學使署派人送到北京去再複試了。聽說六個都考進了學校。但是我所考的高小班，因為改期冬季送京，初試的榜經過兩個月之後，仍不見發表。恰好這時候仁儀的嫡親叔父，我叫他做十八叔父的，出來考拔，（科舉廢后，專為舊日的廩秀們開闢仕途的一種考試。）他替我做了一張稟帖，上呈提學使沈曾桐，請他早日揭曉，理由是，遠道來考，不能久待。果然那張呈子發生了效力，一星期後發榜了，正取十名，備取五名，我名列備取第二。在榜前有一段布告，大意是靜候至冬季再定複試，仰錄取諸生一體知照……。
我雖然在榜上有名，但對於清華早絕望了。我並不是怕程度不夠，有半年的補習，我想決不難和那些小孩子們爭奪錦標。我不願意再等到冬季複試，完全是因為擔心送京再複試後，萬一落選了時，不是流落在京城裡麼？還有一個阻著我複試的理由，是耀儀給了我一個警告。
「到十二月才送京麼？那還沒有到北京之前，你先凍死了。你如想上京複試，先要寫信給你爸爸，替你縫一件皮袍子。……」
的確，我每年只是一件薄棉襖兒過冬的。但是制皮袍兒麼？在父親那時候的經濟力量是不可能的。那些家裡有錢的方言學生們尚穿棉袍兒過冬呢。我的經濟力量低一級，當然只好穿舊的短棉襖兒套一件藍洋布長衫過冬了。
陰曆六月初旬的一天是高等巡警學堂的考期。我有了去年測繪的經驗，這次考清華的經驗，進場時是十分鎮靜，不像前幾趟那樣胸口會悸動了。試題是「漢高祖與秦父老約法三章論」，我看見題目，便非常高興起來。我想這次包管考得上了。因為有藍本可模仿了，去年使我考測繪失敗的，不是「蕭何入關先收圖籍論」麼？這兩個題目是很有關係的。於是我把父親替我改削過了的「蕭何入關先收圖籍論」套用一下，提起筆來先把冒頭寫出來：
「九州之大，無圖籍不能稽也。萬民之眾，無法律不能治也。治地固難，治民尤難。故善治國者，求治於民即所以求治於地也。……」
在後半段則申論今日警政和法治的關係如何重要，如何緊切。當然完全是空理空論。但是在試場中擱下筆後，我還搖著雙腿，吟哦了一遍，自己覺得十分滿足，也十分得意。入場不滿一個鐘頭，便交了卷。並且投考者不滿四百人，而取錄名額規定有八十之多，比去年的測繪和今年的清華，容易得多了。兩星期後，發榜了，我以第三名入選了。
當提學使署出示布告清華高小班改期冬季複試的時候，我曾寫信去報告父親。父親寫信來，要我回東山去再讀一年半年後有機會時再考官費，無機會時可以出來當小學教員。我便回信給父親，請他，無論如何窮苦，每月給我四十毫的用費，留省補習。我決意任何學堂都去投考，考上了再和父親商酌就與不就。若為當小學教員回東山師範，我是寧可投珠江自殺。父親若以為每月四十毫的用費都無力籌措時，我便在省城或回汕考郵務生吧。再退一步，還是入新兵營當喇叭手去吧。我又告訴了父親，縱令父親希望我回家去當小學教員幫助家計，也可不必回東山師範，不如讓我進優級師範附設的單級師範訓練班，一年可以畢業，畢業後回鄉下去，是很堂皇的一個小學教員，說不定東山師範也要請我去分擔「單級教授法」呢。我不管父親同意不同意，決意拖欠了二伯母一個月的伙食費，雖然阿三妹來催了我幾次，我還是置之不理，我把這三四十毫用作法政特別科的填冊費（二十毫）和單級師範的報名費（十毫），還有七八毫，竟在茶樓上花完了。我當時確有點自暴自棄了。自己常常想，假如考的學堂都落選了時，便決意考郵務生去。再不然，什麼工作都願意做了。當兵也好，當巡士也好，在茶樓上當伙記也好，在長堤上拉黃包車也好了。全祠堂的同住者，都稱我為發考學堂狂。
單級師範考試國文、歷史、地理、算術、博物等科。除博物外，其他四科我都考得非常得意。投考者也只有三百多人，錄取五十名，不算很難。我也以第十七名考上了。我當時想，若其他的學堂考不入選，或考上了父親不准就時，我便以這個單級師範為最後的一道防線，向父親頑強地抵抗了，或至於宣戰亦有所不辭。
「你儘是這樣想在省城讀書，有什麼意思！以你的程度家事，進東山師範恰恰好。你這樣盡向你父親要錢，你父親在家裡，胸口像給小刀兒剮著了喲。」
十三伯父半似刺諷半似責備我般地說，但我不理他。我只是想，父親最後還不給我籌一年的學膳費進單級師範時，我便考郵政去了。
高等巡警學堂是以袁樹勛的名義招考，也以他的名義發榜，榜貼在制台衙門的照牆外。我們天天到南朝街高等巡警學堂去看榜，都不見動靜。我們沒有想到要到制台衙門裡去看榜。一天吃午飯的時候，十三伯父從天官里（法政學堂）回來對我說：
「巡警學堂的榜發了。」
「你扯謊，我剛才到巡警學堂去看了來，還沒有。」
「早發了榜，昨天就發了榜。原是你沒有考上！一定要在學堂里發榜的麼？」
他微笑著說。
「你在什麼地方看見了榜？」
我想，莫非在巡警道衙門首揭曉了麼，因為考試那天是由巡警道劉永滇坐橫案點名的。
「真的沒有考上？」
耀儀有些不相信我的落選，因為他知道那些海陸豐籍的高等巡警學堂的學生國文程度並不是怎樣好。
「他也考上了第三名。還不錯呀。」
十三伯父的臉色好像在說，考上了巡警學堂並不奇，但我是不該高高地考上第三名的。考上了第三名，至少國文決不是如他平日所想像的那樣不通了。但我還當他是扯謊，故意地來嘲笑我。
「他呢？」
耀儀再指著正儀問十三伯父。
「他也考上了。
「那他該考第一第二名了。」
正儀的字畫寫得很工整，並且是官立中學的三年級學生，國文程度當然比我好的了。但這完全是耀儀的頭腦太簡單了。
「他是備取第五名。」
「我投考巡警學堂是隨便頑頑（玩玩）的，我要進夏同和的法政學堂，和你做同學。到那時候兩叔侄同學啊。」
「那有什麼奇怪，法政學堂是有名的公孫班。有許多有名的舉人都要進來。作算你的父親進來，也要從初年讀起，和你同級。」
這是十三伯父對正儀的一個逆襲。
下半天，我忙跑到制台衙門前來看榜，但是前面的十餘名的名字不知給誰撕破了，看不見我的名字。至正儀的確是考上了備取第五名。我心裡急死了，忙又跑到巡警學堂來看：果然在門首的揭示場上也貼著一張草榜。我確實是以第三名入選，並且無需複試，學堂當局只是布告我們，準備一套制服，於八月一日來堂上課。
高等巡警學堂直屬於巡警道。至學堂監督，姓方名表，一位候補知縣，當然是因為和表制台同鄉，所以在候補期中能夠獲得這樣好的差事。據說，他是在日本某法政大學讀過書，回來後捐班出身，在科名上連秀才的履歷都沒有的。
「若是屬提學使的學堂，決不要一個白身來做監督的。」
這是方言學生們的意見。他們看那時候的翰林、進士，看得比今日之博士、碩士還要隆重。他們常常在談論，在什麼地方遇見了那一位監督或教員，他們又怎樣趕快地站在一邊向著那個監督或教員行了鞠躬禮，那個監督或教員又怎樣地微笑著點首回禮。他們都當向教職員行敬禮是一件可誇耀的工作，回來祠堂里一面解長衫一面向同住者報告。
「我在城隍廟前遇見了那個國文先生，——人倫始於兩性，仁字是它的像征，表示二人的提倡者——馬敘倫。哈，哈，哈！」
一天那個做原當衣服生意的老闆的兒子姓黃的由外面走回來時，就這樣地一個人一面開門鎖，一面向著天井上的天空叫。
「在什麼地方看見他？他走路麼？怎麼不坐轎子？」
耀儀也是有一種偏見，以為這些學堂的教員們能領月新千毫以上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學問上的特殊階級，一出一入，至少要叫兩個人抬著走的。
耀儀又說，馬敘倫曾對學生講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若叫他給點數時，只有韓文公的值得七十分，三蘇的文章該吃大鵝蛋。我想，那位馬先生的文學當然是比唐宋八大家高一等了。
「你們高等巡警學堂的教員都是不入流的，儘是沒有學問的先生吧。」
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耀儀這樣地把高等巡警學堂評得一錢不值。
「法政和巡警學堂，性質和你們的學堂不相同，要不到舊日翰林進士來當教員的。那些教員大概是日本貨，法政和巡警學堂的教員大多數是兼任的。」
十三伯父的解釋才把耀如的偏見鎮壓下去了。因為他對法政學堂是崇拜的。原因第一是學生中有不少的舉人和廩秀，第二是法政學堂監督夏同和是狀元，比那些翰林進士又高一級了。
經十三伯父一說明之後，正儀便舉出現行刑律教員陳融，國際公法教員葉夏聲，大清會典教員黎慶恩，刑法教員曹受坤等人來，這些都是法政學堂兼高等巡警學堂的教授。在那時代我們的見解是這樣幼稚的。
我們上了兩個多月課之後，對於那些法制經濟的學科，一點不會感著興趣。除了陳融先生的現行刑律（由清律改訂的）有些意義外，其他的教員大概都是敷衍塞責，只是為飯碗問題而來的。在當時的我，覺得那些法律學講義里的文句都是拖泥帶水，念不斷句，這因為是直譯日本法律書的結果。譬如陳融的現行刑律講義，開首的一句是：
「現行刑律者就於舊律為修訂而頒行，以為推行新律之基礎，規定犯罪與刑罰之關係的過渡的法律也。……」
像這類的法律文章，在那時候的我，真是不容易了解。經過了幾個月之後，才漸漸地明白了。
在高等巡警學堂，還有一位日本教員，名大脅菊次郎。他初次上堂，帶著一個翻譯來。他先介紹他自己是帝國大學出身的法學士，其次忠告我們不要念死書，對於學問不要囫圇吞棗，要細細咀嚼，使之消化。這位東洋先生的教授法最好，擔任我們這班的國法學、統計學，和戶籍法。他會寫中文，但不會講話。學校請有兩位翻譯去幫忙他。
陳融和大脅菊次郎兩人之外，尚有一位中國公學畢業生羅君毅，湖南人，擔任我們班上的英文和算術，也算能使我發生相當的興趣。以外的教員只是在講台上寫黑板，使我們坐在下面照抄而已。
陳融是一個大怪物，假如他的鼻子長一點時，可以說他似一匹象。他的眼睛那樣小，身體那樣臃腫，腦後拖著一條小辮髮，行起路來，只會移步，不會舉步，聲帶不好，說話時聲音非常的低小，大概是色慾過度的結果。他寫完了三黑板字，讓我們在下面照抄之後，他便坐在講台上一邊打瞌睡。他的優點即是講義編得好，能引起我們的興趣。
有一天，耀儀和那些方言學生放學回來，在談論革命黨的事。
「新來的經濟學教授叫做什麼名字的，那就是有名的革命黨麼？」
「朱執信！」
「那就是朱執信麼？剛才我在校長室里看見他。他穿得那樣樸素，頭髮蓄得那樣長不剃，我只當他是一個剃頭佬呢。」
「講口不見得怎樣好。」
「聽說他的學問是很好的，也很有本事。」
吃晚飯的時候，我們是又以革命黨為話題。耀儀又說到朱執信在他學校里擔課的話，當做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那有什麼奇怪。他原是廣雅書院的教員。近來革命黨在各學校當教授的多得很呢。凡是到講台上來，不很講他所擔的學科，盡在談政治問題的，都是革命黨。」
十三伯父到底是經驗比我們多一點，知道由教員的講演去推論他的政治立場。於是我便想起那位英文兼算術的教員羅君毅先生了。他常在講堂上批評在帝制治下的政治之腐敗。他說了外國內閣組織之重要後，再來批評中國的內閣。
「你看中國的內閣算是什麼一種內閣！三名軍機大臣之中，滿州人占了兩個。慶親王奕劻是正大臣。副大臣是蔭昌和徐世昌。那個漢人徐世昌是什麼東西！他那能夠代表我們漢族的利益。再看各部吧。外交部大臣是齊耀珊，他懂得什麼外交呢？民政部大臣是肅親王，一個滿州人。海軍部大臣劉冠雄，和徐世昌一樣，陪食大臣而已。陸軍部大臣蔭昌，只會把軍帽歪歪地戴在頭上，像外國貴族家裡的僕歐，他雖然到德國去頑（玩）了一趟，懂得什麼陸軍！度支部大臣澤公，也是滿州人，只知刮錢，當攝政王的帳房，當然不懂得什麼是財政。交通部的梁士詒也只是替滿州人做買辦階級吧了。連一個學部大臣，管理全國教育的，他們也不能放棄，一定任用他們的同鄉當走狗，叫了那個名為萬能，其實在是一無所能的榮祿來濫竽。那真是庸碌啊！……」
羅先生說到這裡在黑板上寫了「庸碌」兩個字，引得全堂學生都笑了。
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陳融、葉夏聲……等一班人物都是同盟會中人。於是不覺得革命黨是那樣的奇特了。
在暑假期內，省城的政界發生了一個大變動，即是制台袁樹勛，因為在春初新兵和警士的衝突，已經是由內閣下命革職留任了。到了暑期，清廷覺得廣東是邊海重地，黨人不多，決不是庸懦如袁樹勛者所能坐鎮，於是把袁撤職了。在兩廣總督後任人選未決定之前，由廣州將軍增祺署理。因袁樹勛的去職，巡警道劉永滇也就去職了。後任是王秉恩。但巡警學堂的教職員尚不至有何等變更，因為在那時代的人不像今日這樣澆薄，失業的人也不像目下這樣多，文人也不像今日的這樣無恥，在教育界作政治的爭逐。
署理兩廣總督的雖然是滿州人將軍增祺，但對於黨人也不見有何等的取締及壓逼。大概因為是他們的老朽昏庸吧。在學生間還是一樣地高談革命，其實比漢人做總督時還要自由些了。在各報章上也見有許多革命的文字，批評清廷之種種失政。增祺也居然懂得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弊病，竟把革命的輿論上奏清廷，要求內閣一定要庶政公諸輿論，並撤去滿漢的差別待遇。所以他署理了三個月間的總督，雖然聽不見民間對他有歌功頌德之詞，但是在事實上他都把兩廣平穩地統治下去了。在他的統治下，革命黨人反覺得自由，革命的空氣也就和暖了許多。增祺在廣州多年，相當知道廣州的情勢，他決不願作偽奏章去欺瞞清廷，歌功頌德。他也不願意當一個功狗，屠殺民眾去向清廷挾賞要功。假如當日清廷對於廣東的革命問題能夠完全採納滿州人增祺一類的獻議，則未成熟的革命或不至爆發如是之快。又清廷如能夠實行「粵人治粵」，或亦可以和緩漸次緊張的革命空氣。不過格於成例，後者的政策是不可能的。清廷最大錯誤是用功狗政策，借第三的勢力以屠殺革命的青年，彈壓正在醞釀蓬勃的革命；結果，尚未成熟的革命終於超越了一個重要階段爆發出來了，反促進了清廷的顛覆。
兩廣總督的後任者決定了，是專屠殺青年獻媚清廷的貪污的張鳴岐。廣州將軍增祺做了三個月的總督後，便做不慣門前冷下車馬稀的將軍了。他向清廷請了假，回北京去了。有人說他是到北京向慶親王運動做某省的總督。但不久就聽見他轉任東三省的將軍了。
張鳴岐上任的那天，滿城街路上都掛了黃龍旗，在各店門首也豎起了歡迎的旗幟。從前的總督都是乘轎入城的，這回的張鳴岐為表示他的奇特和榮顯，由天字碼頭起岸，乘馬上任。這個消息居然鬨動了全城的市民，都擠擁著來看這位有為的新制台。他們深信今上陛下特別眷念兩廣，所以特派這位文武兼全的新制台來為兩廣人民造福。
「革命黨人太猖獗了，所以皇上派了這位有本事的制台來鎮壓革命黨。不然東暴反，西暴反，還得太平麼？」
「他如沒有本事，怎麼只四十多歲，便做了封疆大臣呢？」
廣州將軍增祺走後，不回任了。在後任將軍未決定之前，由左都統孚琦署理將軍事宜。自張鳴岐來後，政治界又起了相當的變化。巡警道王秉恩轉調署理提法司（即從前之按察司）。巡警道以李湛陽繼任。提學使和布政司，大概是朝里有人，仍然留任。
我所進高等巡警學校因為第一班的甲班學生畢業，才招我們這班學生，是謂己班。甲班之下，尚有乙、丙、丁、戊，是同年招的，比甲班遲一學期畢業。當甲班學生舉行畢業禮時，監督方表居然請了署理兩廣總督增祺來校發給文憑。巡警道王秉恩看見增祺要屈膝打一個千。監督方表更不消說了。我們學生只遠遠地站在花廳的屏風外偷看，覺得那位將軍的樣子並沒有什麼特別，不過比我們臃腫一點，穿著蟒袍，套著補褂，腳下是粉底皂靴，頭上是紅頂花翎，完全像是戲台上的人物。我們學校里有一位體操教員，也是滿州人，名叫玉珂，是將弁學堂的畢業生。那天在教員中只有他一個人出席，此外有三四名學監，是不能不像侍僕般地東奔西走的。玉珂到底是滿州人，公然敢走到將軍面前去，也打了一個千，自稱奴才。大概這是滿州人間的規矩。我們看見增祺坐在高頭的炕上。巡警道不敢和他對炕而坐，只坐在下面的一把靠椅上。監督方表更加遠遠地坐在廳口的一把椅子上，還是增祺叫了他坐，他才敢坐下去。巡警道和監督對增祺都是自稱卑職。我當下想，小說上所說的話，並沒有騙我喲。我們偷望著花廳里，不免要低聲細語地評論起來。玉珂和幾位學監便變了臉色，來趕散我們。
「怎麼你們這樣不懂規矩！制台發了脾氣時，要記你們的大過喲！」
我們便哈哈地大笑了一陣跑開了。那個方表監督聽見學生們的笑聲，果然也跑了出來，凝視了我們一會。我真不明白他們做官的人，對上司何以要這樣地誠惶誠恐。
無論是舉行開學禮或畢業式，第一先要拜萬歲牌。萬歲牌有兩個，一個是「今上萬歲萬萬歲」，一個是「攝政王萬歲」。由增祺領導巡警道、監督、學堂教職員、畢業生等向著萬歲牌行三跪九叩禮。
當我們進堂時，是由劉永滇道台領導著行禮的。我是很莊重其事，在三合土的地面上，跟著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其次由司儀者領導著向巡警道和監督行三揖禮。但我看見拜萬歲牌的時候，有許多學生盡蹲在後面痴笑，不拜也不起來。我才覺悟著現代的青年對皇室早失掉了信仰，縱令你怎樣地去提倡復古，提倡忠、孝、勇、儉、勤，誰都知道你是虛偽的了。清末那樣腐敗的政治，若不能根本改造，欲只賴一個皇帝的象徵，是不能維持他的三百多年的江山了。
張鳴岐登台之後，對於鎮壓革命黨人的方法，變本加厲。他不單取消極的鎮壓方法，更進而取積極的撲滅政策。他和當時的陸路提督龍濟光、水師提督李准，天天在督練公所會議，如何地去屠殺青年，如何地去取締出版物。於是在學生界和出版界起了一個恐怖。今天說，在這一間學堂里捉了幾名革命黨，明天又說在那一間學堂里發見（現）了幾種革命的印刷品。今天說查封了那一家書店，明天又說封閉了那一家報館。張鳴岐只是睡在總督署里，抱著小老婆，下命令對於革命黨人，格殺無赦。他的部下便趁火打劫，任意誣陷，輕的敲一筆竹槓，重的實行綁票。每到晚上城內各街路上都看得見「稽查」的燈籠，一般的市民都稱這個「稽查」為「閻王差」。此風至今猶存。
當時的督練公所性質和今日的警備司令部相同。到後來有錢的人都紛紛搬向香港去了。至少，也搬到沙面的租界裡面去了。因為督練公所的誣陷及公開綁票一天一天的厲害，張鳴岐匯往香港滙豐銀行里的存款也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據說，他到任三個月間，就賺了近百萬元了。不過按今日的比例說，他還不算得是怎樣的貪污。大概是因為金貴銀賤，今日的生活程度又提高許多了吧。
張鳴岐雖然天天在秘密地殺革命黨人，但是革命黨人是越殺越多的。革命黨人之被殺愈多，廣州城愈加變為一個恐怖的世界了。我和一個同學，相約準備剪辮的，看見那樣恐怖的情形，也不敢剪了。
到了十二月初旬提學使衙門首出了一張布告，定期叫我們到他的署衙里去複試，複試的日期恰恰和高等巡警學校的年假試驗相衝突。我不知應那一方面的考試好了。若高等巡警學校不舉行學期試驗，我一定請假一天，到提學使衙署里去複試。在張氏宗祠裡面的同住者中，只有一個姓徐的，比較老成持重，我便走到他房裡去，和他商量對於清華的小學班去複試好，還是不去好。
「當然清華比巡警學堂好啊。你的年紀這末輕，由巡警學堂畢業出來，還只是二十多歲，能辦什麼事呢？假如你能夠以第一名畢業，還可以按章進巡警道署里去當隨習科員。但這也是靠不住的。……」
我不明白這位徐先生所說的「靠不住」是如何的意思，當隨習科員之不可靠，還是我能否以第一名畢業之不可靠。
「……」
我只靜聽著他講下去。
「現在世界難了。第一班畢業的只三十多個人，還沒有完全找著職業。我們乙、丙、丁、戊四班，差不多有三百多人，更難安插了。等到你們畢業的時候，……」
說到這裡，徐老先生又嘆了一口氣。
「……你們年輕人，該到外國去留學的。你一定要去複試！」
我給這位徐先生一說，意思又有些活動了，但是使我失望的，就是父親那邊有兩個多月不見寄錢來給我了。這樣冷的天氣，我只穿著這一件線仔絨袍子上北京去麼？
「……」
我只在這樣地痴想。
「天下怕要大亂了。將來的時勢更不得了。」
給他一說，我又想著近來捉革命黨人的恐怖，並回憶到去年夏天那個姓李的老先生對我說的，不出五年，革命黨一定要起來的話了。但是我還覺得革命決不是這樣容易的事，或者竟流為空談。我年紀雖然這樣輕，但在當時，頭腦是這樣頑固的。
我真是因陋就簡，竟放棄了清華的複試，決意專溫習高等巡警的講義了。第一天在巡警學堂考完了試出來時，還沒有響十點，我又跑到提學使衙門裡去看他們複試的情形，看見有十幾個小孩子還在提學使的儀門前候點名複試。我此刻真後悔當時沒有半點勇氣參加進去，而只是擔心第二天的巡警學堂的試驗。不然我今日也是由美國回來的博士了。
前面所說我有一件線仔絨長袍是怎樣得來的呢？
在十月中旬，聽見提學使署傳出來的消息，要把方言學校改為高等商業，等到這一班方言學生畢業後便不再辦方言學堂了。又方言畢業生獎予舉人出身的章程也發生了動搖，並且對於方言學生之進京師大學也要經過入學考試的限制，不能像高等學校學生一樣可以直接升學。耀儀聽見這消息，愁神滿面了。
有一天下午，來了好幾位方言學生，在討論如何去要求當局轉電學部，仍准方言學堂畢業獎予舉人出身的問題。
「聽說榮祿要錢，我們非捐款不可。合全校之力，捐得一二千元，派兩名代表赴京請願，並將兩千多元送到榮祿公館裡去，那就無問題了。」
「這不是單限於一省的事情，還要聯合其他各省的方言學堂的學生一同幹才行。」
現代有一班青年在以性命為賭注，冒險革命。又有一班青年在醉心科名。我想，這真是在轉變期中的一個滑稽的對照。
「你們的舉人靠不住了麼？」
我問耀儀。
「沒有問題的。我們派代表上京去後即能照準的。」
「那不是和納捐一樣了？」
「我們用了五年的苦功，怎麼和捐納相同呢？從前的舉人有我們這樣的學問麼？假如科舉不廢，我的進士是拿手的，至少一個進士。」
耀儀伸出他的右手的拇指來說。
十月中旬是招考高等商業的預科生。有一個海豐的學生，由同住的那個姓楊的高等巡警學生的介紹，請我去替他進場。這是我初次出來做槍替。我因為父親許久不寄錢來，又欠了二伯母兩個多月的伙食費，天氣也漸漸冷了，每天早晨起來都在打寒抖，很想縫一件夾袍子；於是決意當槍替了。商定每次進場，有二十毫的筆資，考中了後，酬資兩百毫，到後來才知道姓楊的和那個學生所訂，是加倍的酬資，從中給姓楊的剝削了一半。像這個姓楊的，將來那有不當貪官污吏的道理。
但是我得了意外的二百四十毫仍然非常歡喜，買了一件絨襯衣，縫了一件線仔絨夾袍子。這時候是那個姓黃的方言學生幫著我去買，也幫我向裁縫店裡打交涉。一切辦好了後，我便請了他們——耀儀、正儀，和姓黃的在館子裡吃了一個大餐。
自從那回當了槍替後，在我的青年的純潔精神上，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我從那時候起，知道了世界的一切腐敗和虛偽了。對於一切軍政及教育的機關也完全失了信仰。同時知道，想在社會上站足，一定要戴幾分的假面，及要有僥倖心和冒險心。我羨慕有錢人的揮霍了。我會跟著那些墮落的學生們到陳塘南、河南尾那些地方去看賣淫婦了。對於父親之久不匯款來，也會抱幾分怨懟了。對於學問也懈怠起來了。每天只是儼然以神童自居了。尤其是在高等巡警學堂的學期試驗，考得了最優等第一名之後。
在相當的期間內，我的精神和知識都是作病態的發展。我在那時候，只把講義領了下來，堆在案頭，平時是不加溫習的。我只愛讀《花月痕》、《品花寶鑑》和《紅樓夢》一類的小說，因是常常寫幾首孬詩，填填莫明其妙的詞這些都是表示我之無病呻吟。因為讀了《品花寶鑑》，便和一個比我年輕的同學發生了同性愛。又對於「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一類的小說月報里的小說，也非常愛讀了之後，便模仿著寫，有時把自己寫成一個顧影翩翩的男性主人翁，有時又把自己寫成一個多愁多病的女性主人公，而常常以和自己有同性愛關係的同學為愛的對象。總之，在那一年間所過的是幼稚的病態的生活。這大概是我的生活太孤寂了的緣故吧。假定那時候是男女同學時，那末，我早就創作了一大篇偉大的戀愛歷史了。可惜時代限制了我，經濟又壓迫了我，得不著一個女性來做我的戀愛的對象，空空把熱血在騰沸著的青春斷送了。有時一個人在悲嘆，在流淚，同學便驚訝著來問慰我，什麼事傷心。我不好意思說我是在想女性又想金錢。我只把理由推到從《花月痕》裡面的韋痴珠所撰的「白髮高堂遊子夢，青山老屋故園心」的一副對聯上面。
社會在激烈地變動著，革命的潮流也在蓬勃地高漲著。我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但對於時代和環境，仍然是漠不相關，只在過病態的生活，每天也只在怨天尤人，同住者的耀儀等人，總算向著一個目標，——獎予舉人出身，——在努力工作及運動；而我呢？是像一顆沒有軌道的暗星，完全無目的地，只在天空中亂碰亂撞，過醉生夢死的生活，有時狂笑，不自知其何以狂笑，有時痛哭，也不自知其何為痛哭。若在今日，那就容易得著解釋了，即是：
「性的苦悶和經濟的壓迫！」
但是天下在變動了，手槍響了，炸彈爆發了。溫生才射殺了代理將軍孚琦。接著又有三月廿九日的攻督署的暴動。半年之後又有九月杪的反正。這些革命的變動和它及於我的一身的影響的敘述，當讓之「我的生涯」之第三部，「彗星的行蹤」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