駝庵傳詩錄 · 說陶詩
葉嘉瑩一九九○年代重讀筆記，於陶詩一冊之前有題詞：「顧先生講書有時只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隔此數十年重讀筆記，體會更深。」
余不敢說真正了解陶詩本體，所講只是陶詩給余之印象。譬如人所知之粉筆，未必即為其本體，而只為吾人自視覺所得之印象。對人之認識亦然。往古來今所謂文學批評者，蓋皆如此，皆是印象，而非本體。
余讀陶集四十年，仍時時有新發現，自謂如盲人摸象。陶詩之不好讀，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後有杜，對曹、杜覺得沒什麼難懂，而陶則不然。
一、陶公之「調和」
陶公懂人生，愛談老子，明白主客（反客為主）。
陶公調和。什麼是調和？我們覺得這世界還可以住，不是我們理想的那麼好，也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壞。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後，生活一番掙扎之後，才得到調和。陶公的調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協。鵝卵石之光圓，非天生，是在水中被水衝激又與石互相摩擦而成。現在世上之老世故、機靈鬼，皆如此，他沒有個性思想了，這是可怕的，這並不是調和。老杜也曾掙扎、矛盾，而始終沒得到調和，始終是一個不安定的靈魂。所以在老杜詩中所表現的掙扎、奮鬥精神比陶公還要鮮明，但他的力量比陶並不充實，並不集中。
陶淵明與老杜不同。
佛教反對「昏散」。「昏散」這兩字實在可怕。「昏」，一點靈明之氣也沒有了；「散」，一點集中也沒有了。身體勞動可治精神昏散。老杜身體也許比陶淵明還健康，但他力量絕不如陶淵明集中。如打拳之人，力量並不大，但他能集中。我們精神、力量也許不太大，但要能集中便大了。老杜即便不「昏」，也是「散」了。
「去昏散病，絕斷常坑」——佛教話頭。佛教所謂「話頭」便是「格言」，惟句法與我們常用的不同。
去「昏」方有聰明，去「散」方能集中。
與「斷」相對的是「常」，此與句中「斷常」之「常」不同，乃長久之意，「斷常」之「常」乃「俗」之意。世俗的情感是傳統的，傳統的便不是真的，自己沒有真知灼見，只是人云亦云，故須「斷」。自己運用自己思想，便是「非常」。故學道之人要「去昏散病，絕斷常坑」。
道心、詩心、文心是一個，都不能「斷」，一「斷」便完了。《論語》所說「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造次（造次便是倉促）、顛沛必於是，豈非「常」、「長久」、「恆」，那便「非斷」。
陶淵明對這八個字算做到了。[1]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作祖，而陶公之如此並非要成佛作祖，是想做人。其實要想做一個像樣的、不含糊的人，便須如此。
現代人有健康的嗎？余自以為是病態。人若常和瘋人在一起便瘋了，所以精神病院的看護要常換。在現在的世界、國家、社會，我們身心都有點不正常。
某人說：「沒事別罵街，有什麼用呢？」這話倒對。青年之慷慨激昂、標新立異是沒用的，而且傷腦筋，不衛生，結果除非自殺。想找新鮮事，絕不會新鮮——晚上出太陽，不也就成白天了？太奇了，還怎麼和別人一起生活？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盡其在我去努力。與外界摩擦漸少，心中矛盾也漸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們的力量去向理想發展。時常與外界起衝突，那就減少自己努力的力量。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離婁下》）這兩句講得很多，今藉以為前說之證。
世界是大的，事情是多的，我們又不是大天才，只要找點小工作盡力去做，便也對得起這世界了。擔糞的人不挑水，挑水的人不擔糞，專心自己工作，這便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挑水的便好好挑水，擔糞的便好好擔糞，不但視為職業，而且視為天職。一件事便要做到理想地步，決不貪多再做別的。吃飯尚要一口口吃，何況別的！
中國詩一說便是病態的，寫愛情簡直把愛情糟蹋了。外國人寫愛情寫得很神聖，或很嚴肅，或很平常。陶公詩可以把它講神聖了，講嚴肅了，但絕非平常。余所講，是余頭腦中之印象。
陶淵明把別的都擱下了，都算了，但這正是不擱下，不算了。陶詩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而別人都不正常：標新立異，感慨牢騷。陶公不如此。無論從縱的歷史還是從橫的社會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騷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殺，便是夭亡，或是瘋狂。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還能做什麼？陶淵明不為此無益之事。
人生精力有限、時間不多，要騰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不作無益害有益」（《尚書·旅獒》），是俗話，也是真話。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歸去來兮辭》），陶公實際積極進取，惟在享受上只「容膝」而已。
儒家說「天」，真好。佛家所謂「三十三天」是帝釋，太平常，不及儒家所謂「天」。《孟子·萬章上》云：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天（天理），或用為名詞，或用為形容詞，其意一也，一方面包含科學家所謂自然，一方面包含宗教所謂上帝。
中國說「樂天知命」（《易傳·繫辭》），這是好的，這便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現在國家破碎，該做的太多了，但能都做嗎？最好抓住一樣，這就行了，便是所謂不含糊的人。陶淵明想做縣官就做，不想做就去，這便是陶公之偉大處，便是他不含糊之處。
陶公，樂天知命。樂天知命固是消極，然能如此必須健康，無論心理、生理。若有一點不健康，便不能樂天知命。樂天知命不但要一點兒功夫，且要一點兒力量。
what、why、how（什麼、為什麼、怎麼辦）。詩人只有前兩個w，故詩人多是懦弱無能的。後一個w，如何辦，是哲人的責任。第三個w，非說理不可，此最是破壞詩之美。如：
人生如歸雲，空行雜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跡。（陳簡齋《晚晴》）
此在宋詩可為代表，而已不似詩矣，此近於哲人之說理。現在我們所要的不是what、why，而是how，不必說食為民天，要的是食。
我們讀《離騷》，不要只看其傷感，要看其煩懣。此即因沒有辦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強者感到煩懣，而弱者則感到頹喪。於此不得不說老杜偉大，其表現有在中國傳統詩人以外的東西（某種民族差精神。詩人乃自然，不可全歸罪於詩人）：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浮雲連陣沒，秋草遍山長。
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驌驦。
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五）
此與「枯木無枝不受寒」（陳簡齋《十月》）不同。曹操有詩云：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步出夏門行·龜雖壽》）
老杜蓋曾最受孟德影響，無論有意無意。「老驥伏櫪」不過壯心未已而已，至「哀鳴思戰鬥」簡直待不住了，真是發皇。而古人詩多含蓄。詩人不能想辦法，詩人之不行，其命定如此，詩人是又不能、又不行。老杜「思戰鬥」、「哀鳴」也只是「迥立向蒼蒼」而已，曹孟德是有辦法，如其詩中所表現的：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短歌行》）
曹操臨死還給人想辦法；諸葛亮，死人替活人想辦法。做領袖不難，難於得人；得人不難，難於知人；知人不難，難於任人。王敦雖奸臣，意志甚強，不論事跡，精神可佩服。特殊人有特殊辦法，非吾輩凡夫所可取法。
陶淵明是有辦法的。淵明是平凡的偉大，其《閒情賦》所寫是陶之煩懣。其文表面似頹喪，實非頹喪，連表面也不頹喪。「採菊東籬下」（《飲酒二十首》其五），是陶之功行圓滿，好而不敢舉，不敢說真懂。「種豆南山下」（《歸園田居五首》其三）一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學做人便當是此辦法，有一分心，專一分心；有一分力，盡一分力。為全人類做事是對，而從何做起？先要自己的事盡力去做，就是替全世界做事了。此是淵明積極精神，且有確實辦法。故：
曹，英雄中的詩人；
杜，詩人中的英雄；
陶，詩人中的哲人。
英雄的辦法是特殊的，不可學。哲人不然，哲人所想辦法，皆人人可行的辦法，其中無特殊，誰都會，而不易辦到。
將辦法寫入詩而還成為詩，即如「種豆南山下」。此因淵明天才過人，學力亦不可及。老杜學不甚深，精神可佩服，有力。陳簡齋學問有，而近於佛，非儒家精神。
自《閒情賦》可看出陶用功、蛻化痕跡。
詩人誇大之妄語，乃學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語戒」。詩人覺得不如此說不美，不鮮明。此為自來詩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時未能免此，如：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陶公沒有這個，他之飲酒實不得已，未見愛之深也。而且陶公做不到的不說，說的都做到了，這一點便了不得。一般人都是說了不做，陶淵明是言顧行、行顧言。陶公並非有心言行相顧，而是自然相顧。一般人是一上來先有心去做，後來便成為自然。
要好的人便時常感到自己說的辦不到，因此而痛苦。
老杜其實並不倔，只是因別人太圓滑了，因此老杜成為「非常」。他感情真，感覺真，他也有他的痛苦，便是說了不能做。從他的詩中常看到他人格的分裂，不像淵明之統一。
杜詩：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絕句漫興九首》其四）
此二句，普通看這太平常了，但我看這太不平常了。現在一般人便是想得太多，所以反而什麼都做不出來了。「莫思身外無窮事」是說「人必有所不為」，「且盡生前有限杯」是說「而後可以有為」。老杜這兩句有力。但如太白：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將進酒》）
便只是直著脖子嚷。詩人老離不開酒，尤其李白，老說酒，說得有點厭氣了；陶淵明飲酒實不得已。
一個人無論怎樣調和，即使是聖、是佛，也有其煩惱。佛是煩惱，耶穌是苦痛。他不煩惱、苦痛，便不慈悲了。
一個大思想家、宗教家之偉大，都有其苦痛，而與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來打破。或問趙州和尚：「佛有煩惱麼？」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麼？」這真厲害。
平常人總想免。
人對煩惱苦痛，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煩惱，「不斷煩惱而入菩提」（《維摩詰經》）。煩惱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惟佛能之。煩惱、苦痛在這種人身上，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力量、動機。釋迦、基督、孔子皆然。孔子說「吾已矣夫」（《論語·子罕》）、「吾衰也久矣」（《論語·述而》），其實他不「已」、不「衰」，他不認輸，臨死還干呢！而孔子身上還有個「凡」與我們接近，釋迦、基督太偉大，令人可怕。孔子還說「已」、說「衰」，而釋迦、基督便不說。
第二等人，能借外來事物減少或免除苦痛煩惱。如波特萊爾（Baudelaire）有一篇散文詩《你醉吧》，不只是酒，或景致，或道德，或詩，不論什麼，總之是醉。中國說「醉心」於什麼，這便是波特萊爾所謂「醉」。
第三等人，終天生活於痛苦煩惱中，整個人被這種洪流所淹沒。佛說「苦海」，真是苦海；說「奈何」，真是奈何。他自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這種人真是「無明」。
詩人不是宗教家，很難不斷煩惱入菩提；而又非凡人，苦惱實不可免。於是要解除，所以多逃之於酒。杜詩若按實際講，便是他把現在所有精力一併集中。基督說，這杯雖是苦酒，但也喝下去了。
詩人、哲人是鄭重生活的人，他們追求的是美，而得到的也許是丑；所追求的是完整，而得到的也許是破碎；所求是調和，所得也許是矛盾。人既非佛，如何能「二六時中雜念不生」！陶詩亦然。
余勸同學如在實際生活或思想上得不到調和，則須注意「變化」。人要對付實際生活，所說「變化」，就是要「轉」它而不為所「轉」，如趙州和尚所言「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或問曰：「我嘗聞人言趙州橋，但來此只見略彴。」趙州曰：「你只認得趙州橋，不認得略彴。」問之，曰：「趙州橋度驢度馬，略彴度人。」趙州和尚不但能說、能想，而且能行，此人言語犀利，見道甚明，自謂「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
我輩生活是「被十二時辰使」，心為物使，不能使物。心殺境則聖，境殺心則凡。一個詩人該是不「被十二時辰使」，而要「使得十二時」。譬如「變化」，我們就活在「變化」中，但我們要「使」它，不可為它所「使」，不要成為「變化」的奴隸。但這隻有造時勢之英雄或能如此。而吾輩為庸人（常人），聖賢仙佛，非常人也。仙佛不說，要做一個造時勢的英雄，但世上有幾個這樣的人？這次大戰[2]也只是幾個人支持著。真是可怕，世界只掌握在聖賢、仙佛、造時勢的英雄此三類人手中，吾輩既非此等人，如何能不為「變化」所使？而詩人能之。
詩人觀察變化、描寫變化。生活變化摧殘了我們的生命，但我們仍要看你怎樣把它壓倒，怎樣把它摧殘。孔子周遊列國歸而作《春秋》，亦此本領。當你能看它、能寫它時，就是你心作得它主時；若不能作它的主，便不能看、不能寫了。故要正眼看得它，作得它主。人寫興奮感情只能寫概念，便因沒正眼去看，故不能描寫。
吾人不能「二六時中不生雜念」，故亦不能得到調和，而且若一人先得到調和，恐怕倒可怕了。老杜也沒有調和，他是變化。陶亦然。
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孟郊《烈女操》）
「井水」只能是「古井」，若為河，水流，自力起波；風來，外力起波。井水，無自力、外力，但若有人打水呢？古井，沒人打。「二六時中不生雜念」，這是個什麼人？處的是什麼境界？柳子厚遊記有一篇寫某小潭山川泉林之美，而結曰「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小石潭記》）。這種境界真是可怕，你待得住嗎？（韓、柳無論詩文皆可抗衡，韓以奇偉勝，而精微處不及柳，韓之修養不夠。柳也躁，但他倒霉，躁不起來了。）我們在事業上不是英雄，我們在社會上不能做聖賢，在某種境界不能做仙佛。我們凡人也是悲哀。
余自以為講得不明白，但提出問題使人自己去想更好。
注釋
[1]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此言有真知。」
[2]這次大戰，指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情見與知解
情見、知解，情見就是情，知解就是知。
詩人有兩種：一為情見，二為知解。中國詩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見的路。然任何一偉大詩人即使作抒情詩時亦仍有其知解。陶公之詩與眾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中國人講究吉祥，而吉祥文字難作。
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餘。
「春常在」、「慶有餘」，真好。若能如此，真是理想家庭；國家亦然，若能如此，真是大同。孟子說：「獸相食，且人惡之。」（《孟子·梁惠王上》）現在人相殺，現在所謂最偉大的人是殺人最多的人。「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餘」，這之中有哲理而不是詩，便因其知解太多。「向陽門第」這兩句還好，至於：
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必讀書。
更不是詩，雖然道理也沒法推翻。英國某大詩人詩，句句是格言。然而格言不是詩。
宗教對情見與知解二者，蓋兼而有之。
宗教家之寫詩，如但丁（Dante）之《神曲》。這樣的作品是宗教的詩，而且這麼偉大，只有西洋會有。他本身是虔誠教徒，而又是一個有情見、知解的詩人。
一般中國人對宗教只有情見，不是知解，故絕不能有但丁那樣虔誠情緒，那樣堅強意志。中國人缺少虔誠的宗教精神。雖然中國詩人常好用禪宗語，然此僅為「隨喜」現象。
中國沒有宗教，有，就是「道家」，還不是老莊之道，是秦漢方士之道。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古詩十九首」之《驅車上東門》），可見當時服藥求神仙已成風氣，其風自上養成。一個生活困難的人便不想求長生了。《西遊記》第四十四回中孫悟空對車遲國求死不能的五百僧眾道：「你卻造化，天賜汝等長壽哩！」眾僧道：「老爺呀，你少了一個字兒，是長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的稀粥，到晚就在沙灘上冒露安身。」——錦衣玉食的人才求長生。（「玉食」二字，真吉祥。）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國學術最發達時期。漢之尊崇儒術，其罪不下於秦之焚書坑儒，於是方士之說起。其後也有文化發達時期，那是受了外來文化侵入。耶教講「永生」（靈魂不死），與長生不同。這點高，永生是精神的提高，長生是肉體的保生。釋迦是無生。人都比中國高——而秦漢以前中國並不講長生。
我們的生命是短促的，生活是艱難的，這是我們的悲哀，而且成為打不破的悲哀。我們怎樣利用此短促生命解決此艱難生活？這是最實在的工作，也是最高的理想。宗教家也是如此。
人生有職業、事業之分，仍該以事業為重。想成事業，必須有堅固意志。票友既不以唱戲為事業，也不想以之為職業，而有時想「來」一下。恐怕這只是興趣問題，不是意志。
固然意志不是知解，而堅強的意志必由清楚的知解而來。譬如押寶下注，認準它是紅，掀盆是黑，也認了。興趣不是情見，但興趣與情見有關，興趣之於情見，便如意志之於知解。
先不論情見、知解，人若真能虔誠信宗教，一頭倒在佛懷裡，是幸福。淨土三經，寫得美得很，真是詩。死後去淨土否？不用管，反正現在我相信將來上淨土。
中國人天生宗教情緒不濃厚，命定論。
小泉八雲（L.Hearn）常說某詩人是異教情緒——凡見到奇情壯彩，他便說是異教情緒。小泉是英國人，雖非虔誠教徒，然英人之與耶教便如中國人之與孔教，無論順受、逆受，總之是得受。便是胡博士這所謂「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也熟讀《論語》，他說：
「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不知老之將至」。
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嘗試集·孔丘》）
宋初宰相趙普說：
得半部《論語》可安天下。
這是順受，胡氏是逆受。在西洋，詩人、文人對《聖經》都下過功夫，故西洋人對《聖經》便如中國文人、詩人都要讀《論語》一樣。尼采（Nietzsche）反宗教，但余敢保尼采對《聖經》一定讀得很熟。中國無宗教，故對小泉八雲所謂異教情緒看得很平常。但丁順受，尼采逆受，中國對宗教是無受。無宗教信仰，只憑自己，故須有所寄託，抒情詩人尤其離不開自然與酒。
中國詩人與外國詩人都看出生命短促、生活艱難，都想利用短促生命解決艱難生活。中國詩人不能把自己交給佛，交給上帝，只有相信自己。而自己最薄弱，最渺小，以此解決艱難生活非易事，所以更感到自己之薄弱、渺小。中國詩人為何喜歡酒、喜歡自然，便因無信仰，欲求寄託於自然與酒。自然與人還遠，酒與人最近，與人體發生密切關係；而自然原原本本，不用「買山錢」。
人不能常在大自然中，以其無生。若自然中有生了，那便不純是大自然了。酒中也無生。
余之講書絮聒，因治學不能武斷，不能盲從。武斷、盲從是不科學的、不哲學的，也是不文學的。
陶詩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認識。他不是一個狂妄、誇大、糊塗的人，所以清清楚楚認識了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點知解也沒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與韓荊州書》），好像人一捧就好。若果是青萍、結綠，何必薛、卞？淵明這點比他們高。對相信自己這一點，除去老曹恐怕無人可比。至於老杜，對陶公雖不能比肩，至少可追蹤。
尼采反宗教，鼓吹強者道德，主張人當做超人，自己是自己上帝，這是一種瘋狂說話。現在不說尼采，只借其「強者道德」一名詞。
中國不信宗教，所以君子便成為標準人物，不僅是優秀。中國也成「強者道德」，何以說是「道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乾》），這是「強者道德」，然既非尼采之瘋狂，也非宗教，而是中庸。天的人格是「健」，所以人要「自強不息」。這是「強者道德」——沒有宗教，就瞧你自己的了。然而自我力量薄弱、渺小；所以陶也仍不免夢想、恐怖。如人掉在水中無所依靠，「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尚書·五子之歌》），千鈞一髮，落水人抓住一根草茨、一根樹枝，都不放手，這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恐怖。悲哀還好，還可發祥出一種力量，雖不能長，也是力量；而恐怖是對自己的一種懷疑，從懷疑得到絕望。若能平心靜氣等老虎吃，這人不是極端麻木便是極大修養，非吾輩常人可及。「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心經》）。人到恐怖中是前有掛礙、後有夢想（昏散），便壞了。
余舊有詩句：「醉鄉依舊是他鄉。」醒來還不是悲哀恐怖嗎？但既不能（不是不肯）倒在佛懷裡，又不能跪在上帝腳下，自己渺小，掉在水裡，只能抓住樹枝。
陶淵明《詠貧士》共七首，《文選》只選第一首，我們所注意也是這一首：
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
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
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文選》所錄不盡合余意，蓋昭明選文亦未能免俗，未免落傳統窠臼，就是用一般人作風去看。而《詠貧士》只選一首，有眼光，雖未必合作者之意。
「貧士詩」首句「萬族各有托」，「族」，即類，萬類都有依靠；次句「孤雲獨無依」，這句這麼嚴肅，這麼悲哀。首句賓，二句主，借賓現主。「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二句寫主，「曖曖空中滅」，寫得悲哀，寫得好；「何時見餘暉」，完了。人生在世，豈非如此？由生而哀而死。「曖曖空中滅」，死後「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二句為賓，「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二句為主。末二句言「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知音，因自己孤單薄弱，故希望有朋友、同志、知己。朋友、同志、知己雖未見得能解決我們困難，但至少可減少我們恐怖。人生如行黑夜崎嶇山路，要旅伴。不為對我們幫忙，但可破除寂寞，減少恐怖，還可增加我們興趣。交朋友不在求幫忙，如人賽跑喊「加油」，你不必去幫他跑。所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這不是普通朋友，是知己。人越愛誰越願叫他陪著流淚、痛苦。因為告訴最愛的人他才不趁願，不幸災樂禍。
靠自己——薄弱，靠知音——稀少，何能所依？陶淵明抓住什麼——古人（《詠貧士》自第二首，每首詠一古代賢士），這真是陶淵明的聰明，也是陶淵明的修養。有古人為伴，如見親人。「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屈原《離騷》），陶之「詠貧士」亦有是意。
三、陶詩之真
西方有個故事，說一人在白天中打燈籠，在雅典市上亂轉。或問之，說：找一找還有個像人的沒有。中國詩人都不大像人，不用說是幽靈，便是神佛也不成。而余以為神佛還有他人的一面。
中國詩人一大毛病便是不能跳入生活里去，所以一讀其詩便覺得離生活遠了。曹、陶、杜其相同點便是都從生活里磨鍊出來，如一塊鐵，經過錘鍊始能成鋼。別的詩人都有點逃脫，縱使是好鐵，不經錘鍊也不是全鋼，所以總是有點「幽靈似的」。曹、陶、杜三人之所以偉大，就是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確實磨鍊了一番才寫詩。
但一塊好鐵才經得起爐火錘鍊，若是木頭或壞鐵，縱不成灰，也不能成鋼。中國詩人不肯跳進去，固然是膽小，也正是他的聰明。這樣的詩人我常懷疑他若跳進生活之火爐，若他還能吟風弄月，還算好漢，大概怕也不能了吧！
為詩人之困苦是不能跳進生活火爐不成，而跳進去毀了也不成。連老杜晚年詩都有點枯窘，身無片瓦，不如陶尚有餘裕。
別人寫真，一點也不覺他真，陶寫真，真真。
古今中外之詩人所以能震爍古今流傳不朽，多以其偉大，而陶之流傳不朽，不以其偉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詩，也許這就是他的偉大處。
陶淵明過田園生活，極平凡，其平凡之偉大與曹公不平凡之偉大同。法之莫泊桑（Maupassant）、俄之契柯夫（Chekhov），人謂為平凡之偉大。此種偉大比非常及怪奇之偉大更偉大。法國波特萊爾乃怪奇之人（作有《惡之花》），中國李賀亦以奇勝，此易引人注意。平凡不易引人注意，而平凡之極反不平凡，其主要原因是能把詩的境界表現在生活里。
人最難得是個性極強而又了解人情。個性強者多不了解人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己不能打破小我。如老杜即不通人情。杜與嚴武（西川節度使）甚好，有互相贈答詩，且老杜入蜀後甚得嚴武之助，而一次二人吵架，杜曰：「嚴挺之（嚴武之父）乃有此兒！」（《舊唐書·杜甫傳》）致使嚴武欲殺之。六朝以來最重避諱，至宋尚然，故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事。而陶淵明絕不如此，他的《與子儼等疏》真是詩。此所謂平凡之偉大，越平凡越不易做到。有人問道於某高僧，高僧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人曰：「此三歲小兒語。」僧曰：「此八十老翁不能做到。」曹公亦非常了解人情。陶了解後是順行，曹了解後逆行。（魯迅頗似曹，故再三替曹辯護，說魏文帝不行，我若為文帝，必殺曹植。）曹操：「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讓縣自明本志令》）而臨死「分香賣履」（《遺令》），處處表現其人情味。
陶詩平凡而偉大，簡單而神秘。吾輩不能做到。
從何說陶詩？——貫通。
《論語·里仁》篇有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釋迦拈花，迦葉微笑。如何便如此放心大膽相信？此蓋純自然而然，一點勉強沒有。（文章應做到如此。）學文、學道皆從勉強來，聖門用功皆從勉強得之。學道從勉強來，而得道、悟道要一點勉強也沒有，入「勉強」，出「自然」。「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金剛經》），即「一以貫之」。一切法皆佛法，必到「一以貫之」，然後哲理與詩情合二為一。否則，說理只是說理，不成為詩。詩可以說理，惟不可有一分勉強，否則是散文——其實，若勉強連散文也寫不成。真正得道聖賢所說理皆是詩，大詩人成功即是哲人。
陶淵明寫詩是如此，是「一以貫之」，凡是人生皆可入詩：
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
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雜詩十二首》其四）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歸去來兮辭》）
人有此情而不肯如此寫。
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
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和郭主簿詩》其一）
此好處便在平凡。老杜《羌村三首》（其二）：
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
此人之常情，常情也就是至情，但老杜表現得不好，字句不圓[1]。「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讀了以後，可不是嗎？但誰這樣寫了？老杜便不成，老杜勉強。他深入了沒有淺出，尤其「畏我復卻去」一句。
一個大詩人使用語言最自由，也最美滿，能創造。既寫後人之認可，亦寫前人之不敢，一切大詩人、藝術家蓋皆如此。
中國詩傳統精神不說醜惡之事（丑，形；惡，神、心），陶詩不然。
「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飲酒二十首》其十六）——說「寒」；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說「飢」；
「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說「趕快活完了事」。（清人黃仲則組詩《綺懷十六首》末首「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亦此意。）
詩是人生的反映，我們從前人詩中雖不能見到現在生活，至少可見到古人生活。美與善是人生色彩，丑與惡也是人生色彩。
世上生活一般事常是你認為好的，他不來；等來了，又跑了；等你以為好時，他早跑了。先不用說人世間一切事物一切境界，你覺得不好，他老跟你不走；你覺得好的，他老不來；或等你覺得好，就該保不住了。
我們看世上一般人，在世上有所成就的都是他有所「獲得」。即以升官發財而論，亦是獲得，而你不知他的獲得是以最大犧牲換來的——為錢六親不認。先不論其結果，他犧牲了，而他也知足，沒人格也不要緊。向上、向前的人，在物質上也知足；知足、知止，然後有精神工作。凡有所成就的都在某個條件上有知足、知止，不是完全知足、知止，完全知足、知止，那不死了嗎？余之《和陶公飲酒詩》二十首（其十九）有「知足更勵前，知止以不止」之句。而陶淵明可憐，是連最低的溫飽都沒得到：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擬古詩九首》其五）
人皆以為陶知足、知止，其實陶不是無所為（平聲）、無所為（去聲）的人。老子亦然。老子主柔，柔能克剛，主退還是所以進，如《孝經·諸侯章》云：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有人說老子是陰謀家，但我們不取其機謀而取其智慧，則老子也未始不是聖人。孔子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龍，變化莫測）」（《史記·老子伯夷列傳》），亦蓋有所見而雲。然老子的確有其經驗、思想。有人只有經驗，而無思想，所以也不稱其為智慧。而機謀常常是損人利己；至於智慧，利己了，可也不見得不利人。
當然，若按耶穌教義，則老子是陰謀家；但若按世諦來看，便是智慧。釋迦、基督是損己利人；老子不是無我，「我」的觀念很強。老子講慈，而與佛、耶之慈愛不同，佛之慈悲、基督之博愛是無所為而為；而老子有所為，他的慈是理智的。佛、耶之不愛不可，是心裡覺得不可；老子是覺得不忍不可，可能是從理智出發，以為世上人與人關係必如此不可。佛、耶是心，老子是「勢」。生在現在科學發明時代，老子學說該研究一下。
陶淵明亦有其悲哀，他被他的生活範圍縮到極小，然而即此極小限度亦不能使其得到滿足。站到柔的地位未能克剛，站在退的地位也沒能進取，機會、能力不夠，二者蓋兼而有之。「滿而不溢」，只剩下「不溢」；「高而不危」，只剩下「不危」。然即此「不溢」、「不危」一點，亦不常能得到，不常能守住，這是他的痛苦、悲哀。悲哀尚使人能忍受，悲哀久了成為痛苦，便為常人所不能忍受。
有人能壓倒痛苦，如拚命工作。能這樣的人在世諦上是了不起的，老當益壯，窮且益堅。依賴宗教還是第二義。真正的信仰者並非求上帝保佑、教主提拔，而是把自己交給上帝、教主，如此便可得到安心。而中國人從古宗教情緒便不濃厚，一般人信佛是迷信，不是信仰。如此看來，中國人也許不是沒有宗教情緒，而是有卻沒得到正當發展。第三條路是麻醉，其一是酒；其次是自然（與鹿豕游，與木石伍），這是非人生活。一個人要安身在人群里，腳跟要立在地上，不能跑到酒里去立腳。雖然覺得自己很風雅，其實非人生活。
陶淵明沒有宗教信仰（謝靈運是虔誠佛教徒，知識很多），但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是有心無力，陶身體不好。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雜詩八首》其八）
別的田園詩人是站在旁觀地位，而陶是自己干。陶淵明寫「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五首》其三），也還是象徵多而寫實少，那麼他是騙人麼？不是，不是，他做事向來認真。就算這是象徵，他也確過此種生活，否則他寫向前、向上，何必多用「耕」、「田」字眼？不但陶詩，任何人詩皆可用此去分析，他好用某種字眼，必是於此種生活熟悉。
或謂陶乃田園詩人、躬耕詩人。
中國第一個寫田園的詩人當推陶淵明。這一方面是革新，一方面是復古（「三百篇」中有寫田園之詩）。余以田園詩人之稱歸之陶，尚不因此，另有兩點原因：
其一是身經。自己下手，不是旁觀，與唐之儲光羲、王維、韋應物等人不同，彼等雖亦寫田園，而不承認其為田園詩人。許多文人只是旁觀者，而旁觀亦有多種：一種旁觀是冷酷的裁判，判斷力甚強。中國無此種詩人，魯迅先生似之，而他有時熱得厲害。一種是熱烈的欣賞。前者是要發現人類的罪惡，後者是要證明人類的美德；前者對黑暗，後者對光明。又一種是如實的記錄。此與近代寫實派相似。這三種文學家都是好的。陶淵明不屬於前三種，而是寫自己本身經驗，不只是技能上的、身體上的，而且是心靈上的，故非旁觀者。王、韋等人寫田園，則是不切實，油滑。
其二是理想。陶之田園詩是本之心靈經驗寫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種豆南山下」一首（《歸園田居五首》其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明明說草、說鋤、說月，都是物，而其寫物，是所以明心。
所謂「心物一如」，心——內，精神；物——外，物質。平常心與物總是不合，所謂不滿意，皆由內心與外物不調和。大詩人最痛苦的是內心與外物不調和，在這種情形下出來的是真正的力。外國詩人好寫此種「力」，中國詩人好寫「心物一如」之作，不是力，是趣。一是生之力，一是生之趣，然此生之力、生之趣與生之色彩非三個，乃一個。生之力與生之趣亦二而一，無力便無趣，惟在「心物一如」時多生「趣」，心、物矛盾時則生「力」。
「風與水搏，海水壁立，如銀牆然。」是矛盾，是力，也是趣。由苦而得是力，由樂而得是趣，然在苦中用力最大，所得趣也最深。坐致、坐享，都不好，真正的樂是由苦奮鬥而得。
陶淵明躬耕，別的田園詩人都是寫田園之美，陶淵明寫田園是說農桑之事。西洋田園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也只是欣賞田園之美。
田園詩實亦不可包括陶淵明詩，田園詩人、田園詩，不足以盡其人、其詩。
陶之躬耕是出於本心呢，還是出於「勢」呢？這一點我還不敢確定，倘若說是出於本心，但他的作品、傳記中看不出來，而其「勢」非躬耕不可。陶淵明躬耕就算十分認真努力，他的身體也不許可。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說：
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
陶淵明年壽若干，史無明證，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雲年六十三；或曰以詩考之，當年七十六，總之年歲不太小。他辭官時年四十一，假定他躬耕從四十一起，那麼當時他躬耕不過十餘年便已自言不利：「漸就衰損」。（「病患以來，漸就衰損」二句造句和「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一樣好。）工作不成，故不得不逃之於自然與酒。而陶究竟與其他詩人不同，故拉出「前修」來——「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詠貧士七首》其二），「誰雲固窮難，邈哉此前修」（《詠貧士七首》其七）。
「古詩十九首」有云：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
天，先天；始，無始。
人的一生往往是事情未來前，胡思亂想；既來了，亂七八糟；已過了，悠悠忽忽。人生活最好不想。不想，一種是醉生夢死，行屍走肉，此為吾所不取；一種是拚命工作，而忘掉生活。
哲學家是生活中的藝術家，哲人最愛而且最喜歡解決生死問題。佛說吾輩凡人沉淪在生死海中。所謂解決生死、了生死（了，有二解：一是明白，一是解決），宗教是解決生死，吾輩不能，只有沉淪其中。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這是詩人中的哲人。哲人觀察人生的結果——「忽如遠行客」。西洋某人說，在我活時沒有死，在我死時沒有活，不用怕。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在未死之前，是「如遠行客」；走不動躺下了，完了。但沒有到家呀！宗教講的是到家，吾輩凡人不講到家，只有走。如山中結伴旅客，遇瘴氣，越走伴越少，但你不能管，只有走。人生沒有完成，沒有成熟，活到百歲若不死還有長進。到死為止，可並不是到死會成熟。
初以為中國人太不文學；後以為不哲學，也不然；今又以為不科學。對了，中國人不嚴肅，不科學。一個人吃東西、讀書、做事，都不要弄得疲乏傷力，這不但妨礙人身體健康，而且也減少興趣。
「忽如遠行客」，理想是家，雖到不了，然而永遠在追求，無論在全人類或個人都是如此。
人生如歸雲，空行雜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見蹤跡。（陳簡齋《晚晴》）
此四句用客觀說明，而思想偏於消極，為什麼說「如歸雲」不說「出山雲」？沒有「古詩十九首」有力。人生只有走，沒有到家。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說明，是批評；是文學的，也是科學的，如化學之分析，還有是非喜怒之可言嗎？[2]所以，有時哲人也和科學家一樣，破壞完整而割裂分析之，只是表現說明一個「真」。水是H2O，這與你贊成不贊成、喜歡不喜歡沒關係，它就是這樣。
注釋
[1]葉嘉瑩此處有按語：「即不圓潤。」
[2]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此數句指『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仍有感情。」
四、陶詩與酒
天地間一切事物有創作，沒有照抄；有重生（復活），沒有重現。新靈魂、舊軀殼，或舊靈魂、新軀殼，乃重生，而再現一切都是舊的。狗拿耗子固然多管閒事，但必由於貓不管事。
「春草生兮萋萋」，「王孫游兮不歸」，楚辭《招隱士》中句；「終朝采菉，不盈一匊」，「三百篇」《小雅·采菉》中句。「采菉何曾盈一掬，王孫歸去已無家」，此為現代詩人覃壽堃（字孝方）之詩句，覃之詩用典蓋諷「五四」。
作詩文用典，有正用，有反用。有的用典只成為一種符號，一為炫學，一為文陋（掩飾自己的淺陋），炫學不免文陋。人不讀書是可憐；讀書太多書作怪，也可怕。
余作詩偶用一特殊字句便害怕，以為古人沒這樣用過。余近作絕句：
從古有生多草率，當春無日不風沙。
東陵自是真奇士，種得青門五色瓜。
「東陵」即秦東陵侯邵平，「青門」乃漢長安城東門。秦亡後，邵平為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事見《史記·蕭相國世家》）淵明《飲酒二十首》其一有：「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余以前用典好反用。近來余之用典正用而用出新的意思來了，——即使種瓜也好，但不草率，也不怕風沙，雖由侯爺降為平民也不怕。
余又近作絕句：
幾日先生未出門，芳草萋萋沒舊痕。
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1]
「芳草萋萋」亦用楚辭《招隱士》之典，「夕陽」、「黃昏」則用李商隱《登樂遊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典。夕陽之美時間雖然短，不是還好嗎？難道因近黃昏就不好了麼？
不但近世人人生支離破碎，因循苟且，自古而然。偷生苟活，十個有九個如此。然生命是寶貴的，而又這樣短促，偷生苟活是敷衍。人最不可敷衍自己，敷衍人還可以，老敷衍自己就要完。不偷生苟且，先從不敷衍自己入手。有幾個人不草率，無論胸襟、作為都光明磊落？不草率，光明磊落，這樣人世才不荒涼寂寞。
人對失敗所取態度應如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後出師表》），而在中國能如此者甚少。還有一種就是失敗了否定外物，吃不著葡萄說酸。再有一種就是自我否定，否定外物亦不易，於是自己打自己，如阿Q。否定外物，外物現在，越得不到越覺好，又加一層失敗。否定自己根本抹殺，倒也是清源正本之法，但活著不是死嘛！又不是麻木，所以否定自我也得不到成功。於是再假借外物，《赤壁賦》所謂「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但這還不成，你住在江上嗎？你住在山間嗎？打魚的住在江上了，而未必能欣賞清風；砍柴的住在山裡了，而未必能欣賞明月。要欣賞還要有那種欣賞心情。這也不易做到，於是需要麻醉。富貴壽考、吉祥如意，此蓋皆為理想，不能得到。理想不能成為事實，這是失敗，於是需要麻醉，即使不能無我，至少可忘我。所以古今中外詩人都愛酒。
法國惡魔派詩人波特萊爾有散文詩——《你醉吧》：
永遠地陶醉吧，
這就是一切，
永遠而惟一的一切。
為了不去感到時間那可怕的沉重
——它折斷了您的肩膀
並把您向地下彎曲。
您應該沒有幻想地去陶醉。
醉於何物？
——美酒、詩歌，
還是德性，
隨您便，但是——
快陶醉吧！
如果有時在宮殿的石階下，
在溝壑的草叢中，
在您房間呆滯的孤獨里，
醉意減弱或消失了，
——您醒了過來……
那麼請您去問問，
問風、問浪；
問星、問鳥、問鐘錶；
問所有在逃遁、呻吟的；
問所有在滾動、歌唱的；
問所有在高談、鳴叫的：
——「什麼時辰了？」
那麼，風、浪、星、鳥、鍾
便回答您說：
「是陶醉的時間了！」
「為了不做時間的
愚昧糊塗的奴隸，
快陶醉吧！
永遠地陶醉吧！
「醉於美酒？醉於詩歌？還是醉於道德？
隨您便，
但是請您快陶醉吧。」
忘掉世間一切，甚至忘了自己本身，這就是醉。醉的方法有很多，文學、藝術、宗教、道德、事業，但這也非人人可能，其簡而易舉、雅俗共賞者惟有酒，連野蠻民族都有酒。
詩人多好飲酒。何也？其意多不在酒。
陶詩篇篇說酒，然其意豈在酒？凡抱有寂寞心的人皆好酒。世上無可戀念，皆不合心，不能上眼，故逃之於酒。
陶詩《飲酒二十首》第一首：
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這就是有寂寞心的人對酒的一點歡喜。這樣看，陶淵明雖為儒家，然亦不免此。如此，更可明其「寄酒為跡」之意。寄酒為跡，跡在外，內——真，外——跡。
「一藝成名」，若是為了生活，這沒有什麼了不得。
莊子言：技也，近乎道矣。[2]
如王羲之寫字，一肚子牢騷不平之氣、失敗的悲哀，都集中在寫字上了；八大山人的畫亦然。在別的方面都失敗了，然而在這方面得到極大成功。假如分析其心理，這就是一種「報復」心理。在哲學、倫理學上講，報復不見得好；但若善於利用，則不但可「一藝成名」，甚且「近乎道矣」。
天下最厲害之事莫過於報復。「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司馬遷《史記·伍子胥列傳》）「怨」可矣，而曰「怨毒」。對人世取報復態度可造成多種人：一種是混世魔王，如希特勒（Hitler），幼年受苦甚多；張獻忠在四川殺人也是報復，幼年曾在此受辱；然而也可能造就王右軍、八大山人、太史公。
右軍一生苦痛得很，他思想、見解都好，作有《誓墓文》，辭官不作時誓祖墓曰：若真為官，祖宗不以為子孫。他事業失敗了，而寫字成功了。世上一切給人掣肘、破壞，而這方面你們無從掣肘、無從破壞。不用說學右軍學不好，你沒有他那種憤慨。
太史公《史記》也是個「跡」。一肚子憤恨，不但苦痛悲哀，簡直是仇恨。如寫漢高祖，真是草頭皇帝，幾如子貢所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論語·子張》）。好文章其實也沒什麼了不得，只是說出點真格的來。以《史記》之失「真」，而在藝術上得到極大成功。
曹孟德若事業失敗，其詩一定更成功。[3]
陶淵明詩中之酒，亦「跡」也。而此與尋常怨毒者、報復者不同，即在某一時候得到調和，沖淡了，然而偶然也仍不免圭角鋒芒也。
或曰陶詩和平，猶不足信。
陶淵明心中有許多不平事，所差的是自己不願把自己氣死。人不生氣除是橡皮人、木頭人，而詩人是有血有肉而且感覺最銳敏的人，與一般俗人往來何能不生氣？而又不甘於為俗人氣死，所以喝酒、賦詩。其和平之作不是和平，而是悲哀；至於慷慨之作，則根本非和平，如其《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
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
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
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蕭蕭哀風逝，澹澹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
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朱子曰：「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所以有人說，心氣不平和時讀陶詩，更不平和。
《飲酒二十首》小序云：
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陶淵明之散文為魏文帝後第一人。魏晉散文好，如《水經注》《顏氏家訓》《世說新語》。陶淵明文品高，不是甜，而有神韻。甜則易俗，甜俗，易為世人所喜。陶淵明文章好，而切忌滑口讀過，是玩味的；柳子厚也是玩味的，不宜朗誦。陶公相傳作《續搜神記》，其中《桃花源記》一篇，文筆真寫得好。此蓋珠混魚目之法。余以為《續搜神記》非陶公作，陶蓋不肯作此。零碎見到陶公之散文及詩前小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一點便為人所不及。
「餘閒居寡歡」，一上來便不調和。陶絕非脾氣平和之人，又加「兼比夜已長」，這樣活不了，只有兩條路：不為屈子之沉江，只有逃之於酒。陶之「偶有名酒，無夕不飲」，與有酒為仙、無酒學佛不同，「為仙」、「學佛」那是無主張，與陶毫釐相差，天地懸隔，如曹操之於伊尹。
對亡者紀念，提起來是光華燦爛，想起來是傷感淒涼。人都說陶淵明沖淡，自余觀之，他亦有其傷感、悲哀、憤慨。抒情詩中不有傷感氣氛幾不可能，如吃河豚須去毒，但去毒太淨就不香了。抒情詩中之傷感蓋即如煙、酒、河豚之毒，去之則不美。陶公《飲酒二十首》，除一點哲理外，仍不外傷感、悲哀、憤慨。
「閒居寡歡」，「比夜已長」，人最怕的是無聊寂寞，此蓋一事之兩面：工作若為其興趣所在，如此亦不感到寂寞無聊。陶既不能為生活而奔波，又找不到有興趣所在之工作；若能有朋友說說還好，但一個人思想愈深、感覺愈敏、情感愈真，愈不易得到一知心之友，這樣高人不易得。有某人求余贈言，余問：「說假的說真格的？」答：「當然說真的。」余曰：「你出若不能做一個宋江，就做一個嘍囉。」而苦的是一般有思想、有感覺、有性情的人，他既不能跟人跑，也找不到人跟他跑。
從前以為陶必有與常人不同處，但今覺其似與老杜一鼻孔出氣。他心中時而是烏鴉的狂噪，時而是小鳥的歌唱；時而鬆弛，時而緊張。但以之評其詩則不可，他詩還沒有這麼大差異，只是時而嚴肅，時而隨便；時而高興，時而頹唐；時而鬆弛，時而緊張。
對別人詩，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的喜歡，有的不喜歡。而對淵明，沒人說不好。他的詩中能說某幾篇最好，不能說某篇不好。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
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
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俛四十年。
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此陶公《連雨獨飲》，敢情陶在飲酒時有此種趣味，蓋真得酒中趣者。這就是藝術家和哲學家和宗教家不同處。
我們的苦惱皆從塵俗中來，而飲酒可擺脫——「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哉」，或本作「幾」，此不好解。老杜寫高了興，有時來一句，什麼也不是，可是是老杜。陶似不應有此種句。陶舉重若輕；老杜倒能舉重，而不能若輕；白樂天不能舉重，臉紅脖粗真泄氣。（白樂天寫詩討懶，老杜便不然。）若老杜寫「飲得仙」，則「字向紙上皆軒昂」（韓愈《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穀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余雖說為人生而藝術，但當創作、欣賞到極得意處，便忘了人生，只想它是文藝不是？是美不是？中國人說文人「玩物喪志」（《尚書·旅獒》），而西洋說文人「不道德」。有人說不對，是「無道德」。無道德是零「0」，不道德是負「—」，二者不同。這縱不是強辯，也是詭辯，如此豈非說文學與道德不相干？（但尚不敢如此說。）酒不見得好，但要喝就喝出個味兒；人生不見得都是好的，但既生活就要觀察、就要嘗出個滋味來。此與宗教家、科學家之要消滅世界上某種事物不同。
客觀去看，文學不但允許一部分罪惡存在，而且還要去觀察、欣賞、享受它。「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比那無聊文人飲酒看花還不道德，它之存在，便因其得到其中意、味、趣。「月黑殺人地」、「飲中仙」，宗教不承認，而文學承認。
笑可以解紛。笑是鬆懈，不嚴肅，不緊張。嚴肅縱不完全緊張，也是一部分緊張。
注釋
[1]此詩草稿曾寄給周汝昌，為一組絕句之一，但首句為「溪流活活出新源」，當為修改稿。此課堂所講是草稿。
[2]「技近乎道」，莊子無是說，疑為依據《莊子》有關技、道言論提煉而得。《莊子·養生主》有言：「道也，進乎技矣。」《莊子·天地》有言：「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3]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我也如此想。」
五、陶詩之平淡
陶詩之不好讀，即因其人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後有杜，對曹、杜覺得沒什麼難懂，而對陶則不然。
陶詩比之杜詩總顯得平淡了，如泉水與濃酒。濃酒刺激雖大，而一會兒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陶詩若比之曹詩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陶詩「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四十二章經》），之所以「中邊皆甜」，即因平淡而有韻味，平凡而又神秘。一切韻味皆從平淡中來。曹、杜詩其中有句，縱不致搖頭亦不能點頭，漠然而已。
平淡而有韻味，平凡而又神秘，此蓋為文學最高境界。陶詩蓋做到此地步了。
激昂慷慨，深刻了，好吧？激昂慷慨恐怕還是「客氣」（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蓋「主氣」），如啤酒、汽水之冒沫。人日日在空氣中，而從不感覺其存在，它「冒沫」嗎？不。魚生於水，而人游泳縱好亦是「客氣」，客氣不能持久。
熱烈，深刻了，不得了吧？而這也不可靠，至少是反常。常、非常、反常，三者中後二者往往相近為一。無論多麼非常、反常的，總有個「常」在；而且非常、反常不可為法。熱烈是非常，到某種時間、某種場合，對某事物熱烈。
熱烈是一種消耗，這種情感平常禁不起，蓋亦不能持久。至於深刻，我們頂愛譏笑人浮淺、不深刻，其實自己想一想，這種深刻也是不正常的。在困苦、艱難、變亂、壓迫甚至摧殘之下，這人才能深刻。就如同平地之樹木與山間之松柏，人謂山間畸形之松曰「奇古」，曰「偃蓋」，其實因平地之樹木得地利，根直下故枝亦直上；山中樹木根不得直下，故枝亦不能正常發育，且因山風勁烈之摧折，故形成此非常之形。知此為不自然，即知文人之深刻亦為不自然也，是受了摧殘壓迫。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其實造時勢是英雄，英雄亦還為時勢所造。一切熱烈、深刻之人亦皆為時勢所造。曹公太偉大了，杜工部亦然。李義山詩美，黃山谷詩苦。在我們讀山谷詩時，總覺與之不相近。
陶公沒受過摧殘壓迫嗎？受過。而讀起來總覺得不如曹、杜之熱烈、深刻。此為先天抑人力修養？蓋二者兼而有之。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二十首》其五）
千古名句，也是千古的謎。究為何意，無人懂。悠然的是什麼？若作見雞說雞、見狗說狗，豈非小兒？更非淵明。可以說是把小我沒入大自然之內了。人或以為此句乃抬頭而見南山就寫出來，其實絕不然，絕非偶然興到、機緣湊泊之作。人與南山平時已物我兩忘，精神融洽，有平時醞釀的功夫，適於此時一發之耳。素日已得其神理，偶然一發，此蓋其醞釀之功也。
人著急是沒用的，著急對事實蓋沒有多大幫助。我們把事情看得平淡一點，這並不是殘忍。要說殘忍，還有比天地更殘忍的嗎？而人以為是平常。什麼是平常？看慣了就平常。如劊子手殺人亦然。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雲馬腫背。把事情該看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一切不得不然之事亦皆自然而然，在環境條件下也就自然而然如此了。
我們傷感悲哀，是因我們看到其不得不然，而不知其自然而然。知其為不得不然，但並非麻木懈怠，不嚴肅，而是我們的感情經過理智的整理了。陶蓋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1]
古今哲人會批評生活，了解生活，認識生活，但這種人在世上對生活是一個旁觀者，不能深入生活核心，是一個最不會生活的人。這一點文學家、藝術家亦然。這樣說對之並非輕視。一個哲學家往往是詩人，此等人無論在何種社會狀況下總歸是有閒階級。而真正活在生活的核心的人是無閒的。
人世一切學問皆從看、見得來，尤其是見（見解、真知灼見）。禪宗好問「你見了什麼」，「看」是第一步，「見」是觀察的結果、觀察的所得。「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哲學家也許看到生活核心，然絕未生活到生活的核心。一個哲人、詩人，至少在他創作時是旁觀者，也許當他未創作前是一個活在生活核心者，但到他寫時，便已撤出到人生陣線之外了。
觀察人生、批評人生（「批評」不如改為「說明」），批評是有是非善惡之見。而中國詩沒有，不但無善惡，且無喜樂，這是頂好的修養，也許是中國的中庸吧。所以中國士大夫階級都會這一手（涵養，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過涵養結果成橡皮國民了，如阿Q然。但那是流弊。應該不是無是非、無善惡之見，是不生是非善惡之見；不是無喜怒哀樂之情，是不發喜怒哀樂之情。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一章）喜怒哀樂發就完了嗎？不，那不是藝術。魯迅先生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華蓋集·忽然想到（五）》）那是近代思想。他不是不懂中庸，懂得很深而反說，他有他的意思。人做到「和」已不易，而中國人所謂「道」、所謂「聖」是「未發謂之中」，既能「中」，那麼「發」之自然「和」。魯迅說「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可沒說亂說、亂笑、亂哭、亂怒、亂罵、亂打呀！
詩人情感要熱烈，感覺要銳敏，此乃余前數年思想，因情不熱、感不敏則成常人矣。近日則覺得除此之外，詩人尚應有「詩心」。「詩心」二字含義甚寬，如科學家之謂宇宙，佛家之謂道。有詩心亦有二條件，一要恬靜（恬靜與熱烈非二事，儘管熱烈，同時也儘管恬靜），一要寬裕。這樣寫出作品才能活潑潑的。感覺銳敏固能使詩心活潑潑的，而又必須恬靜寬裕才能「心」轉「物」成詩。
老杜詩好而有的躁，即因感覺太銳敏（不讓蚊子踢一腳）。陶淵明則不然。二人皆寫貧病，杜寫得熱烈銳敏，陶則恬靜中熱烈，如其《擬古詩九首》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
眾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
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
先巢固尚在，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歡喜與淒涼並成一個，在此心境中寫出的詩。陶寫詩總不失其平衡，恬靜中極熱烈。末二句「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與燕子談心，淒涼已極而不失其恬靜者，即因音節關係。音節與詩之情緒甚相關。陶詩音節和平中正，老杜絕不成。至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倦夜》）二句，乃杜詩中最好的，不多見，雖不能說老杜詩之神品，而亦為極精緻者。若心躁不但不能「神」，連「精」都做不到。
或謂陶淵明乃隱逸詩人。此不足以盡括淵明。余所見淵明是積極的、進取的，如其《詠荊軻》之「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枝節固非全體，而不能說枝節不屬全體。
或曰陶淵明詩沖淡、恬淡（沖：和；恬：安靜），恬淡偏於消極，而陶是積極的。如其《榮木》末章云：
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其《榮木·自序》又云：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故陶詩之沖淡，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為白，簡單而神秘。
中國真是一個神秘的民族，神秘到自己不知其神秘了。說中國人愛和平，而中國的內戰最多。神秘。
中國文學是簡單而又神秘，然所謂簡單非淺薄，所謂神秘非艱深。中國文學對「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傳·繫辭》），而又非「習矣而不察焉」（《孟子·盡心上》），「習矣而不察焉」是根本不明白。吾人所追求者為刀之刃、錐之穎，略差即非。
注釋
[1]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此語亦極為深入有得。」
六、《飲酒二十首》
陶公《飲酒二十首》，第一首「衰榮無定在」，為二十首之總起，述飲酒之故：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
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其意若嘆：世事多變化，不若酒中之有真味也。人世無常（此「常」與前所云之「常」［平常］不同，此「常」是永恆），除哲學、文學、藝術外，在人世中最易得到的是酒，雖不見得從中能得到永恆，而至少可忘掉無常。
詩必使空想與實際合二為一，否則不會親切有味。故幻想必要使之與經驗合二為一。經驗若能成為智慧則益佳。陶詩耐看耐讀，即能將經驗變為智慧。
老杜詩嗡嗡地響，陶則不然。陶詩如鐵煉鋼，真是智慧，似不使力而顛撲不破。陶集中不好者少，如其「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好！
英唯美派詩人沃爾特·佩特（W.Pater）說喜歡碧玉般燃燒著的火焰，雖燃燒而是沉靜的。老杜是大塊的煤，而尚嫌句法有點作態、拿捏，山東人叫作「作勢」。西洋總使點勁，中國似自然而然。陶淵明更自然，陶詩尚朴，更自然，毫無作態。「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說理，是散文，而寫成詩了。深刻、嚴肅，而表現得自在。
陶淵明真好，而其好處尚不在乎此。
《飲酒二十首》第一首言「衰榮」，第二首言「善惡」：
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
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積善雲有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易傳》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文言》）《書經》有云：「滿招損，謙受益。」（《大禹謨》）為世人立法，不得不有「報」，儒、佛皆然，耶教天堂、地獄亦然。無論哲學、宗教皆講「報」，而在世法，有時證明「報」是不可靠的，因善有時惡報，惡有時善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不可能，不可靠，就不可信。但難道因此就不做好人嗎？還要做。無所為（去聲）而為（平聲），這是最高的境界，但也就是最苦的境界。人吃苦希望甜來，但甜不一定來，而且還一定不來；但還要吃苦，這便是熱烈、深刻。但陶寫來還是平淡。無論多餓，無論遇見多愛吃的東西，也還要一口口慢慢吃；人說話、作文也還要一句句慢慢說，不必激昂慷慨說，不也可以說出來嗎？
伯夷、叔齊，該說夷、齊，而陶詩說「夷叔」，「夷叔在西山」，沒關係。「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固」即「素貧賤」之「素」，就是為吃苦而吃苦。
「道」，用此字者甚多，往平實說，實即生活下去之態度與方式，此即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商人之道。）
《飲酒二十首》之第三首：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
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首句首字「道」緊接前首之「固窮節」，此「固窮節」蓋即其「道」。「向千載」，向，近也。「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惜其情」，舊註：「惜情以為別用，不用之於道也。」余以為此注不甚佳，但另外又無更佳之講法。「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道，在我；名，在人。而古今人多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衣求舒適，而人穿衣求別人看。「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此指「不飲酒」。而「顧名」，即不求其在我而求其在人。現在唱戲老求別人叫好，所以演不好。西洋某劇家說自己演戲不要管觀眾那些傻子。凡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無一可靠。
《飲酒二十首》之第四首：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
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去來何依依」之「何依依」，一作「何所依」，亦通。
一個人理想太高或生活不得意，總覺得自己是孤獨寂寞，得不到幫助同情。幫助同情蓋亦人之所為萬物之靈，碰也許碰著，但不可去找，可遇而不可求；自己來則可，去找別人則不可。其實天地間成功、失敗、幫助、同情，可把它看淡一點，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理想最高的人，沒人跟他抱同一理想，他走的路須人伴他一同走。如走高山，越來伴兒越少，回頭看看，沒人，孤單。孤單是當然，爬一個山看看人就少一點，最後也許只剩一個人了。陶比之於「失群鳥」，蓋亦有此感。要高要遠，當然要認真努力，自然不肯休息，也不想休息，但人心得有所寄託。人最可怕是無聊，但什麼是無聊？即精神得不到寄託時。某人說，世界上有一人愛我，我就能活下去；反之若能愛人亦可。如既無人愛又不愛人，便失去生活勇氣。（如寡婦守其獨子，失去便不能生存。）我們信仰宗教，也是找寄託；求吃飽飯也是寄託；張獻忠殺人也是寄託。中國人好打牌，有一個人很有希望，但後來什麼都不干，只打牌，便因其失去寄託。
陶詩中說此「失群鳥」，「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松在中國是清高象徵[1]，故「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蔭」，不是枝葉，但因葉而有。「蔭不衰」，松不為環境所屈服。鳥象徵人，松是其寄託。「衰榮」不可靠，「善惡」沒有報，所寄託者「固窮」。（若真正「固窮」，該連酒也不要。）西洋人說要想打破無聊，只有努力去工作。這比「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數句更可靠一點，真實性更大。工作，有幾人在真正努力工作？工作，想起來真可怕，什麼時候算完？——「死而後已」。那麼，人生是罰下吃苦力來了？但聖賢通人情，陶亦然。「日暮猶獨飛」，「因值孤生松」、「託身已得所」，很平常，而可愛、可敬亦因此故。好逸而惡勞，人之情也，但破除無聊還只有工作，所以工作和休息有連帶關係。
余自謂如盲人引路，可別人不知瞎子苦痛，還要向瞎子問路。而瞎子雖不識路，但還要走下去。余日常讀書寫字，也無從說起，真沒的可說。人工作，努力到要疲勞為止，或疲勞為止，無論練字讀書皆然。一天寫兩千字，練得筋疲力盡，三天就停止，完了，還不如一天只寫二十字，還沒盡興，明兒再說吧。人工作不要把自己弄得厭煩了，疲倦了。勉強，值得恭敬，而且有時也該勉強；但勉強不是正常，是反常。雖然有時也要抻一抻自己的勁。
陶之「固窮」是勉強。[2]知命，安命，不是消極，是積極的，而此積極是藝術的、科學的，心不別落。這話不是沒出息。
好逸惡勞，我們要在其中斟酌出一個勞逸相當的路子來，這是哲學，也是科學。陶淵明講「固窮」，講「躬耕」，這是勞；但要休息，什麼是休息？——酒。人也並不反對休息。
《飲酒二十首》之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飲酒二十首》之第六首：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
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雷同共譽毀」，言一譽之則眾譽之，一毀之則眾毀之，以耳為目，是非無定也。「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黃綺」，黃石公、綺里季，古隱士。
《飲酒二十首》之第七首：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掇」，采也；「泛此忘憂物」，「泛」，浮也；「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得」，失之反，喪之反；「得此生」，保生。
《飲酒二十首》之第八首：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
提壺掛寒柯，遠望時復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凝霜殄異類」，「殄」，滅。「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紲」，通「絏」，系也。
《飲酒二十首》之第九首：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襤褸茅檐下，未足為高棲。
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寫田父來訪。「襤褸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乃設為田父相勸之辭。「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乃陶公答詞。「稟氣」，猶言稟性。「諧」，和、同。余以為同學吸收力強而思索力弱。對上下四旁都要想到。陶公「稟氣寡所諧」，我們也這樣成嗎？不成。「紆轡誠可學」之「紆轡」，猶孟子所謂「詭遇」（《孟子·滕文公下》），屈己以從人之意。捨己為人是犧牲，屈己從人是世俗，二者不同。世間多為後者，而前者少。「違己詎非迷」之「迷」，惑也。
陶有的詩其「崛」不下於老杜，如其「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然此仍為平凡之偉大，念來有勁。常人多僅了解「悠然見南山」，非真了解。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楊惲《報孫會宗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楊惲與孔子「從吾所好」不同，孔子有吃苦忍辱，楊惲只是放縱。而陶淵明真是儒家精神，比韓愈、杜甫通。陶淵明圓通沖淡，而所說仍不及孔子緩和。陶究竟是詩人，孔子「從吾所好」是偉大哲人之詩人態度。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首：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
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此為譬說。譬說深入（思想）淺出（表現），經濟。陶曾為劉宋之參軍。「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之「傾身」，猶言盡力。[3]「恐此非名計」，「名計」之「名」，即「名言」之「名」。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一首：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顏生稱為仁」，「稱」，去聲。「客養千金軀」，謂不以其道，客者，非主之意。陶詩真沉痛，真嚴肅，真好。「人當解意表」，「表」，外。人讀書、聽講皆當「人當解意表」。俗說要找一年麻煩是蓋房，找一天麻煩是請客。講書如解剖，如化學分析。譬如一鳥，看其飛，聽其叫，豈不甚好？而一解剖之便無活鳥矣。人聽講要把死鳥再聽活了。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二首：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
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
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
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
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
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漢張摯，字「長公」；後漢楊倫，字「仲理」。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前者成人，後者成己。成己然後始能成人，不能成人，便當成己。成己，近於佛之「自利」；成人，近於佛之「利他」。是哲學的，也是藝術的。佛是因果的，先後的；儒家則也是因果，但也是相互的。佛必要利他、犧牲，儒則不能成人則成己。陶此詩所表現是儒家精神，而不是宗教精神，不是犧牲。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三首：
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
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
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
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
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此二句「似詩的散文」（西洋有散文的詩）。平常說寫詩寫成散文詩不高，其實還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詩為詩中散文最高境界。「醒醉還相笑」，世間皆然；「發言各不領」，「領」，悟、會、了解。這是人生最大悲哀。「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規規」，清醒；「兀傲」，醉；「差」，比較之辭；「穎」，特出。以陶淵明之嚴肅（如詩曰「吾駕不可回」），而有時要做糊塗，應把兩者參成一個——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天下沒有一個人本身沒有矛盾的。
平常寫詩都是傷感、悲哀、牢騷，若有人能去此傷感、悲哀、牢騷而仍能寫成好詩真不容易，如煙中之毒素，提出之後味也便減少了；若仍能成為詩，那是最高的境界。文藝將來要發展成為沒有傷感、悲哀、牢騷而仍能成為好的文學作品。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四首：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
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班荊坐松下」，「班荊」，布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迷所留」，「留」，佛所說「住」，俗謂之停頓。人之身體、精神必有所「住」。喝酒之後還有所停頓，但仍是「迷所留」，的確在天地間而忘掉在天地之間了。這是佛家涅槃、法喜、禪悅境界。做人、治事、治學，若不達此境界不會成功。反正要「悠悠迷所留」，此中有「有深味」才行。不是無所留，不是沒味，是有所留，有深味，而不自知。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五首「貧居」：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
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荒」字真用得好。使用文字大家有同樣的方便，而我們看不出是修養不到。陶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悠」，（一）久，時間；（二）遠，空間。此處為「久」意，表示時間。「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委」，棄。若不能將「窮達」二字拋開，這樣活著「真可惜」。陶公真是多情人，說盡眾生煩惱，佛之煩惱。陶能「委窮達」，而曰「深可惜」，為一般人可惜。[4]稱士、君子、士大夫、讀書人，陶淵明才真當得起。他傷感、悲哀、牢騷，我們允許，因為他是為眾生如此，哀眾生之痛苦。讀陶淵明詩不能只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面。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六首：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
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游」，即《論語》「游於藝」（《述而》）之「游」，「游」不是習，而與習有關；習是有心，游是自然的，「游於水中」而忘掉自己在水中。「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無成」，一方面是思想，一方面是事業。「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翳」，蒙蔽之意，說連孟公這樣的友人也沒有，內心之情最終無法表達。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七首：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
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
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道」，人各有道，如人各有其生活方法。「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二句，說盡人生。你不要氣。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你也氣麼？冬天的公園就很少人去，你何必生氣？世上事根本就如此，理智一點好了，傷感牢騷何必？
第三句真好，「脫」字輕妙。若用「突」，突然至，糊塗得很。可惜「見別蕭艾中」一句也是說明了。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八首：
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
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
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
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
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飲酒二十首》之第十九首：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
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
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裡。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
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耒」，農器。「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將」，亦養也。「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三十而立，「志意多所恥」，真沉痛。人到無恥就成了□□[5]，就完了。
詩之好壞不以難懂易懂而分優劣。「知足更勵前，知止以不止」——余近作《和陶公飲酒詩》第十九首中句。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德經》四十四章），余之意為因「知足」而更向前，因「知止」才能不止，即孟子「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離婁下》）之意。
《飲酒二十首》之第二十首：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
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
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陶公《飲酒二十首》越寫越有力、越響。
人皆謂杜甫為詩聖。若在開合變化、粗細兼收上說，固然矣；若在言有盡而意無窮上說，則不如稱陶淵明為詩聖。
以寫而論，老杜可謂詩聖；若以態度論之，當推陶淵明。老杜是寫，是能品而幾於神，陶淵明則根本是神品。
《人間詞話》引昭明太子評陶詩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引王無功稱薛收賦：「嵯峨蕭瑟，真不可言」。文學要有此兩種氣象。老杜有時是嵯峨蕭瑟，李白是抑揚爽朗；白樂天若是抑揚爽朗，韓退之就是嵯峨蕭瑟；李賀當然並非抑揚爽朗，嵯峨蕭瑟近之矣；蘇東坡若是抑揚爽朗，黃山谷就是嵯峨蕭瑟。他們不過有時如此。真夠得上抑揚爽朗的只有陶淵明。
讀陶公《飲酒》詩，與其說陶公是詩人，不如說是散文家；與其說是文人，不如說是思想家；與其說是思想家，不如說是……
注釋
[1]葉嘉瑩此處有按語：「不只清高且勁直。」
[2]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此語得加解釋。」
[3]葉嘉瑩此處有按語：「傾身比盡力更有過之。『力』，人所有之一部分而已；『身』，則人之全體。」
[4]葉嘉瑩此處有按語：「亦是先生自己一番體驗。」
[5]原筆記「了」字下缺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