駝庵傳詩錄 · 概談楚辭
「詩」、「騷」為古人之必讀書；「風」、「騷」為歷代文人所稱道，為創作之不盡之泉。楚辭在文學源流上關係甚重大。
一、釋楚辭
楚辭，楚國民歌，屈原加工寫就後，後人名之「楚辭」。大多作品作時無篇名，篇名多為後人所加。
《昭明文選》有賦、詩、騷之分，騷即楚辭。楚辭亦稱賦也，《漢書·藝文志》即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以為皆楚辭，皆為屈原作。）楚辭，一名「楚辭」，一名「賦」，均妥。
以「楚辭」名之，始自劉向。
劉向乃元帝、成帝時人，宣帝初年卒。劉向作《別錄》，是在漢成帝朝，時已有楚辭之名。成帝時，劉向校書，集屈原及學屈諸人之作名曰《楚辭》。凡古人為書皆有一定宗旨，合則數人可為一家。故自《隋書·經籍志》以下分經、史、子、集，《楚辭》入集部而不入總集、別集，單立為《楚辭》之名。其所以不入總集者，豈古人不知也？蓋總集專就文章言，凡文好即可，如《文選》上下八代所收百餘人，即此故也。其文章不必彼此有關。劉向自作賦雖多，而《楚辭》僅收其《九嘆》，即以其他與楚辭不合故也。漢人所作自淮南小山而下，亦能與之互相發揮，自宋玉至王逸皆學屈原《離騷》作，故自成一家。
何以曰「楚辭」？名為「楚辭」者，楚人之辭也。楚人之辭者，表示異於他處也。周末諸侯跋扈，各地方言不同。今之方言，人亦多不懂，如《醒世姻緣傳》用山東方言。以楚辭而通行者，以其辭太好。
作楚辭，須先通楚國之語言、音韻。《漢書·王褒傳》載：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
《漢書》注引劉向《別錄》曰：
宣帝詔征被公，見誦楚辭。入，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誦，輒與粥。
蓋當時九江用楚音，而被公猶能以戰國時楚音讀之。後世之皮黃戲譚（鑫培）、余（叔岩），皆湖北人，咬字用湖北音。（崑曲除丑能用本地方言外，生、旦皆須用蘇白。）
《文選》又何以名楚辭曰騷？蓋楚辭以《離騷經》為主。王逸釋：離者，別也；騷者，愁也；經，徑也。屈賦廿五篇，獨《離騷》稱「經」，其他皆不稱「經」。古書分「經」、「傳」。或曰：經者，常也。又曰：聖人所作為經，賢人所作稱傳。經者，又釋為組織之義。古人往往經、傳出一人之手，則經不過其主要綱目而已。墨子有《經上》篇、《經下》篇。若楚辭僅《離騷》曰經，則其餘各篇皆傳矣，屈原文以經為主，可代表他篇，故總名之曰「騷」。凡叶韻之文皆曰「賦」，且《離騷》多言愁，賦則不然。而《昭明文選》列「騷」於賦、詩之後者，乃為學者方便。
《文選》稱楚辭為「騷」、「騷體」，後凡體裁近於楚辭者均稱「騷體」，相沿以成，約定俗成，此始自蕭統。
「賦」之名不始於楚辭，而始於「詩三百篇」。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吳季札觀樂亦歌詩，諸侯相會則賦詩。賦者，敷也，直言之也。《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敘引《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毛氏傳曰：
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能頌（誦）而不能歌者，一以聲韻，一以篇幅過長。賦與歌之不同，可以《左傳》證之：
衛獻公戒孫文子（林父）、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孫林父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頌之。（《襄公十四年》）
師曹為之，不歌而頌（誦）。「不歌而頌」，即謂之賦。
《尚書·堯典》有「詩言志，歌詠言」之語。「詩三百」多為四言，蓋文字皆由簡入繁，故五言出四言衰。今《昭明文選》所選但有四言，蓋有「詩三百篇」在前，後人無以過之。楚辭多用「兮」字，《詩經》用者尚少，然亦有上下句皆用「兮」字者，如《鄭風·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此已與楚辭相近似。他者若「滄浪之歌」，亦此體：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漁夫》所引楚歌）
（纓，古代謂帽纓，乃所以系。）孔子聞之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離婁上》滄浪在楚，是楚人之歌。然此仍為詩而非賦，蓋尚可歌也，賦則可頌（誦）而不可歌。
詩而為賦，亦文體之變也。此「賦」乃辭賦。賦，鋪張也，本為「賦、比、興」之賦，後單獨發展為一種文學樣式。哲理賦如《荀子》，漢賦均為「辭賦」。漢代司馬相如、揚雄、張衡、班固等均為辭賦家。（漢代辭賦具有文學史上的價值，應予適當評價。）自枚乘《七發》、班固「兩都」以下，敘事、寫景多出於「楚辭」。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五家，賦有四家：屈原、荀卿、陸賈及雜賦。荀子有《賦篇》，作風與屈原不同，仍為四字一句，而能頌（誦）不能歌，與「詩三百篇」不同。屈原賦乃文學之最早者，後世之描寫方法多出於楚辭，後之純文學亦出於此。（「文」，廣義而言。）所謂純文學必有組織；不但須有組織，且須有音節。（文者，字也，故有《說文解字》。文，其部首也；字者，孽乳而相生也。）屈原為賦家之正宗，後世學屈者多。（然後人學「騷」者多不能似，即以揚雄之才寫之尚如此。今並賦不為，何況楚辭？）宋玉乃屈原之弟子，後人合稱之為「屈宋」。《招魂》據云乃宋玉為屈原作，而司馬遷則以為屈原自己作。《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宋玉出於屈原，而屈含蓄，宋刻露，能自己表現個性。短亦在此。以文論，「屈宋」可以並稱；唐勒、景差則不能與之比。其後，漢人賦多出屈宋，《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敘可概見。
二、讀《離騷》
今欲讀楚辭，須先讀《史記·屈原列傳》。
司馬遷之作《史記》，不似後人之著書，乃自成一家之言，有所為而作，有可感始書；無感，雖名人不傳。班固以下則為史而史矣，體裁整齊。《史記》為某人列傳，即對某人有感，多為學者，或儒家，或兵家。管仲、晏嬰二人皆齊人，故合傳；孟子、荀卿皆儒家，諸家附其後。
司馬遷《史記》之傳，仍為「傳」之意。讀某人作品前，須先讀某人傳。立賈誼傳者乃同情其不得已，故錄要政之言甚少。
為屈原立傳，乃為《離騷》而作。古有「言功」篇，古人以立言為功。
班孟堅《離騷序》曰：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
古人不以抄書為恥。班孟堅抄淮南王安《敘離騷傳》，自班孟堅序所引淮南王安可知。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廿五篇，所謂廿五篇自《離騷》至《卜居》。
屈原所處之時代，正值神話傳說盛行，且楚國時為富饒、文化發達之大國。此為屈原賦楚辭提供了神話、想像之基礎。屈原信鬼神。
神話、想像不僅與時代，與地域亦有影響。（熱帶最富幻想，如印度作品多夢境。）《列子·說符》云：「楚人鬼而越人禨。」（禨，祥也，預兆。）昔所謂華夏，但指山東、山西、河北、河南。陝西雖周之舊都，而時為西秦。楚則以蠻夷觀之。越成為國，其君稱子。楚最先見於春秋，吳越更晚。楚衰而吳興，吳亡而越興。民族文化低者多迷信，故曰：楚人鬼越人禨。聖君王不僅以鬼神行政（儺壇，周之祭祀地，打鬼），雖仍祭祀而言人事，如湯之賢臣巫咸，所以姓巫者，蓋咸即巫也。（男女巫總名為巫，男巫單稱覡。）
屈原被放，就世俗看是不幸的。但就超世俗看來，未始不是幸，否則沒有《離騷》。再如老杜，值天寶之亂，困厄流離；老杜若非此亂，或無今日之偉大亦未可知。在生活上固是不幸，但在詩上說未始不是幸。（但若條件夠了，自己沒本領，有材料不會作，也沒辦法。）
屈子之詩：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杜甫之詩：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屈原是熱烈、動、積極、樂觀；杜甫是冷峭、靜、消極、悲觀。而其結果，都是給人以自己要好好活的意識，結果是相同的。
《離騷》中心思想：
一篇作品均有一中心思想，如以石投水，一點為中心，圈圈擴大，而成一篇。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此即是屈原《離騷》之中心思想。屈原要實現其理想，但如何實現其理想，怎樣促成新的誕生、舊的死亡，卻一籌莫展。
《離騷》有奮鬥精神而又太有點傷感。「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三百篇」無此等句子，《離騷》比「三百篇」有戰鬥、奮鬥精神。
人無思想等於不存在。「詩」、「騷」，曹、陶、李、杜，其作品今日仍存在，其作品不滅，作風不斷。作品，即篇章；作風，乃情，風者，精神之表現於外者。後世作偽詩之詩匠，即因其作品不能「常」，精神不能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