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 · 第十三章 我們中間的極權主義者

當權力本身在組織化的偽裝下出現時，它會使其迷人的魔力發展到足以將自由人民的社會轉變成極權主義國家的程度。 ——《泰晤士報》 極權主義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極為深重，它非但沒有增加人們對這種制度可能有一天會在英國出現的擔心，反而使人們更加確信，它不可能在我們這裡產生，這也許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將目光投向納粹德國，將我們同它分隔開的鴻溝似乎是那麼大，以致在那兒發生的事情決不會和我們這裡可能出現的發展有什麼關聯。這個鴻溝不斷地變得越來越大這一事實，似乎可以反駁那種認為我們或許會向同一方向發展的想法。但是我們不要忘記，50年前，像現在這種事情在德國發生的可能性，不但對90%的德國人而且對多數懷有敵意的外國觀察家（不論他們現在裝得多麼有先見之明）來說，都是虛幻的。 然而，正如我在本書前頭所指出的那樣，目前民主國家的情況不是與現在的德國，而是與二三十年以前的德國越來越相似。當時有許多被看作是「典型的德國的」那些特點，現在在英國也同樣的司空見慣，而且有許多徵兆說明它們正在向著同一方向繼續發展。我們已經提到過這個最重要之點，即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經濟觀點變得越來越相同，並且他們共同反對向來成為大部分英國政治的共同基礎的自由主義。我們可以拿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的一段話來作根據，他說在上屆保守黨政府時期，保守黨後排議員中「最有才幹的人……在內心裡都是社會主義者」[1]；並且，毫無疑問，正如在費邊派時代一樣，許多社會主義者對保守黨人比對自由黨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同這密切相關的還有許多其他特點。日益崇拜國家，傾慕權力，好大喜功，熱衷於使任何事情都「組織化」（我們現在把它叫做「計劃」）和「不能讓任何事情聽命於有機發展的簡單力量，」這甚至在60年代H.C.特賴奇克（Treitschke）就為德國人痛惜過，而它們現在在英國和當時在德國幾乎是一樣的顯著。 如果翻閱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在英國的就英國人和德國人對於一些政治和道德問題的看法分歧所作的比較嚴肅的討論，就會使我們分外鮮明地感到在過去20年中英國已經沿著德國的道路走了多遠。認為當時的英國公眾比現在對於這些分歧有更正確的了解或許是正確的，但是，雖然那時候的英國人對他們的特殊傳統感到自豪，現在的大多數英國人卻幾乎對所有英國特有的政治觀點感到很慚愧，假如他們還沒有正面地加以駁斥的話。如果我們說，一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作家，在那時候的世人看來，越具有典型的英國特徵，他今天在本國就越會被人遺忘，這麼說並不算太誇張。像莫利勳爵或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阿克頓勳爵或A.V.戴西這些人，他們在當時的世界範圍里都被普遍地譽為自由主義英國的具有政治智慧的傑出楷模，而在現在的一代看來，則多半是一些維多利亞時代的老派人物。最能清楚地說明這種變化的一個例證也許是，在當代英國文獻中，在談到俾斯麥時不乏同情之感，而當現代青年提到格萊斯通的名字時，他們對他那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思想和天真的烏托邦思想幾乎總是會加以嘲笑的。 我閱讀過幾部論及上次大戰時支配著德國那些思想的英國著作，其中的每一個字差不多都適用於現代英國文獻中最引人注目的觀點。我希望能夠用少許文字把我從中得到的驚人的印象充分地表達出來。我這裡只引用凱恩斯勳爵在1915年所寫的一段簡短的文字，他在這裡描述了當時一個典型的德國著作中所闡明的可怕觀點：他根據那位德國作者說明如何： 甚至在和平時期，工業生產也必須保持動員狀態。這就是那個作家用「我們工業生活的軍事化」（這就是那本書的書名）所表達的真正意思。個人主義必須壽終正寢。必須建立起一個管理制度，其目的不是為了增進個人幸福[加菲（Jaffé）教授不以為恥地用這麼多的字來講這一點]，而是要加強國家的有組織的統一，以求達到最高限度的效能（Leistungsfähigkeit）這個目標，而這一目標對個人利益的影響僅僅是間接的——這個駭人聽聞的學說是作為一種理想主義而被奉以為神聖的。國家將成長為一個「封閉的統一體」，並且在事實上將像柏拉圖所宣稱的那樣，它應當是「大寫的人」。特別是未來的和平將加強那種應在工業方面實施國家行為的觀念。……國外投資，移民以及近年來把整個世界看成是一個市場的工業政策，太危險了。在今天正走向死亡的工業舊秩序是以利潤為基礎的；作為一個不考慮利潤的20世紀強國的新德國是要剷除百年前來自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2] 據我所知，除了目前尚沒有一個英國作家敢於公開地輕視個人幸福這一點之外，還有哪段文字沒有在大量現代英國文獻里得到反映呢？ 毫無疑問，不但在德國和其他地方為極權主義作準備的那些思想，而且極權主義本身的許多原則都已成為在很多其他國家裡產生日益增長的吸引力的那種東西。雖然在英國或許很少有人會願意把極權主義全盤接受，但它的幾乎所有個別特點都曾被人建議過或被人模仿過。的確，希特勒的觀點幾乎沒有一個不曾被英國的某些人推薦給我們，以便為了我們自己的目的而採取和使用它們。這特別適用於許多那樣一種人，他們無疑是希特勒的死敵。但是他們之所以如此只不過是為了希特勒的體制中的某一個特點。我們決不應當忘記，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把許多人趕出了他的國家，或把他們變成了敵人，而那些人在各方面卻是德國式的堅定的極權主義者[3]。 用一般詞語的表述無法恰當地表現出許多現代英國政治文獻同那些在德國摧毀了對西方文明的信念，並給納粹主義的上台準備了思想條件的著作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更多地表現在探討問題的情緒上，而使用的具體論點倒在其次，這就是有一種類似的決心，要在文化上割斷與過去的一切聯繫，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種特殊的試驗的成功上。跟德國當年的情形一樣，在英國為極權主義開闢道路的大部分著作都出自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並且通常是知識界負有盛名的人物的手筆。因此，雖然在幾百個持相似見解的人中單獨挑出個別的人來作為例證容易引起反感，然而我卻找不出其他的方法來更有效地證明這種發展究竟已到了何種程度。我特意選出那些不容置疑是誠實可靠和毫無偏私的作家來作為例證。但是，儘管我希望用這種方法來表明作為極權主義源泉的那些觀點現在是如何迅速地在這裡蔓延著，然而我沒有多少把握能夠把同樣重要的情感氛圍方面的相似之處也表達出來。如果要使那個眾所周知的發展過程的徵兆讓人一望便知，那就必須對思想和語言中的所有的微妙變化進行一番廣泛的研究。有種人談到以「大」思想來對抗「小」思想，以新的「動態」的或「全球」的思想代替舊的「靜止」的或「局部」的思想的必要性。通過同這種人的接觸，人們就會認識到，那些初看起來似乎荒謬之極的東西，乃是同種思想態度的一種表現。我們在這裡可就此作單獨探討。 * * * 我首先舉的例子是一個天才學者的兩部著作，這兩部著作在過去的幾年中受到了很大的重視。它們是E.H.卡爾教授寫的《二十年的危機》與《和平的條件》。在這兩部書中，我們現在要加以討論的德國人特有的思想的影響是那樣顯著，以致在現代英國文獻里幾乎找不到同樣的例子。 在這兩部書的第一本里，卡爾教授坦白地承認他自己是個「現實主義的『歷史學派』的追隨者，這個歷史學派產生在德國，（它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大名鼎鼎的黑格爾和馬克思」。他解釋說，一個現實主義者會「使道德成為政治的一種功能」，並且「除了事實的標準外，不能合乎邏輯地接受任何價值標準」。道地的德國式的「現實主義」是和起源於18世紀的「烏托邦」的思想形成對比，「這種烏托邦思想實質上是屬於個人主義的，因為它把人的良心變成了最後的上訴法庭」。但舊道德連同它們的「抽象的一般原則」必須一起消逝，因為「經驗主義者是根據個案自身的功效（merits）來對待個案的」。換句話說，就是權宜之計最重要，他甚至向我們斷言：「有約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這個規則並不是一個道德的原則。」至於如果沒有抽象的一般原則，是非標準只能是一種任意、武斷的意見，以及如果沒有道德的約束，一切國際條約都會失去任何意義，對此卡爾教授似乎並不關心。 其實，按照卡爾教授的意見，似乎英國在上次大戰中是站在了錯誤的一邊，雖然他沒有這樣明說。凡是現在重讀25年前英國對戰爭的目的所作的說明並把它們同卡爾現在的觀點加以比較的人，就會很容易看出在當時被認為是德國人的觀點的，就是卡爾現在的觀點。卡爾教授大概會爭辯說，當時在英國所公認的那些不同的觀點僅僅是英國式偽善的產物。他能夠在這個國家所抱的理想和今天的德國所實踐的理想之間發現的差別十分微小，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他的如下斷言： 當一個著名的納粹黨徒宣稱，「任何對德國人民有利的事都是對的，任何對他們有害的事都不對」的時候，他不過是在陳述同一種觀點，即威爾遜（總統）、湯因比（Toynbee）教授、塞西爾（Cecil）勳爵以及其他許多人已為英語國家樹立起來的國家利益等同普遍權利的那種觀點——這是真實的。 由於卡爾教授的著作是專門研究國際問題的著作，因而，它們那種特有的傾向恰恰主要是在這一領域裡才變得很明顯。但根據人們對他所設計出來的未來社會性質的一點兒了解，這個未來社會又似乎是以極權主義為模型的。有時人們甚至懷疑這種類似情況究竟是偶然出現的呢，還是有意所為呢？例如，當卡爾教授宣稱「19世紀人們在思想上通常將『社會』和『國家』區分開，而我們卻再也不能在這種區分中找到多少意義」時，他是否知道這正是納粹的首要極權主義理論家卡爾·施密特教授的學說，並且事實上，這正是他自己引進的極權主義這個術語所下的定義的實質呢？有人認為，「貨物的大規模生產的必然結果就是見解的大規模生產」，因而「宣傳這個詞今天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仍然造成的偏見是和對管制工商業所持的偏見十分接近」，卡爾教授是否知道這種見解正是納粹黨人所實行的那種輿論管制的一個託詞呢？ 對於我們在結束上一章的時候所提出的那個問題，卡爾教授在他的新著《和平的條件》中作了有力的正面答覆： 戰爭的勝利者失掉了和平，而蘇俄和德國卻贏得了和平，因為前者仍在宣傳並且部分地運用那些從前曾是有效的，但現在是破碎了的關於民族權利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理想，而後者有意無意地趕著20世紀的潮流，正在力爭建立一個在集中計劃和管制之下的以較大單位構成的世界。 卡爾教授完全把德國的戰爭叫囂，即以德國為首的反自由主義西方的東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叫囂，當成了他自己的口號： 在上次大戰中開始的，並在近20年來成為每一個重大的政治運動的推動力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反對19世紀中占主導的思想，即有關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民族自決和自由放任經濟的思想。 正如他正確地指出的那樣，「這個對德國從未真正有過的19世紀信仰的挑戰能夠在德國找到它最有力的倡導者，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黑格爾和馬克思以來所有偽歷史學家的一切宿命論的信仰的影響，這種發展被說成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知道世界朝著什麼方向運動，我們必須向它低頭，否則就會滅亡。」 認為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的這種信念，其特有的基礎是我們大家都熟知的那些經濟學的謬論，包括技術的發展必然引起壟斷組織的普遍發展這種假想的必然性、所謂「潛在的豐裕」以及在這類著作中出現的所有其他流行的口號。卡爾教授不是一個經濟學家，他的經濟論點一般是經不起認真檢驗的。但是，無論這一論點或者他同時所持有的、認為社會生活中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地減少的信念，都不能阻止他把他所有對不可避免的發展的預測建立在經濟論證的基礎上，也不能阻止他提出「用主要是經濟的術語來重新詮釋關於『平等』和『自由』這些民主理想」作為他對未來的主要要求！ 卡爾教授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一切思想的輕蔑，同我們在上一章里所引證的任何一個德國作家對它們的輕蔑程度是一樣的（他固執地稱這些思想為19世紀的思想，雖然他知道德國「從來未曾真正有過」這些思想，並且德國在19世紀已經實行了他現在所主張的大部分原則）。他甚至接收了李斯特（Friedrich List）首創的那個德國命題，即自由貿易只是聽命於並只適合於19世紀的英國的特殊利益的一項政策。然而在目前，「人為地製造某種程度的閉關自守乃是社會有秩序地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用「消除貿易障礙」或用恢復19世紀的自由放任原則的方法來「回復到一種分布更廣的與更加通行無阻的國際貿易」，是「不可思議的」。將來屬於德國式的「大區經濟」（GroBraumwirtschaft），「只有按照希特勒所作的那樣，把歐洲生活有意識地重組，才能獲得我們所嚮往的那種結果！」 經過上述討論之後，當我們發現卡爾教授在以「戰爭的道德作用」為標題的一段獨特的文字中，居高臨下地憐憫「那些深受19世紀傳統影響而仍然堅持把戰爭看成是無意義無目的的、懷著善意的人（特別是英語國家中的那些人）」，並且，人們對戰爭這個「促使社會團結的最有力的工具」所產生的「意義和目的的認識」感到歡欣鼓舞時，我們是不會感到驚奇的。這一切都是我們很熟悉的。但是，在英國學者的著作中會看到這種意見卻是出人意料的。 * * * 近百年來德國的思想發展還有一個特色，我們或許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個特色現已在各英語國家中差不多以同樣的形式出現：即科學家們鼓吹將社會「科學地」組織起來這一理想，在德國已經由於科學專家和技術專家對社會和政治見解的形成可以施加十分特殊的影響而被大大地推進了。很少有人還記得，在德國的近代歷史中涉足政治的教授所起的作用是可以和法國涉足政治的法學家所起的作用相媲美的。[4]這些具有科學家身份的政治家們的影響近年來很少是有利於自由這一方面的：科學專家時常很顯著地表現出「理性的不容忍」，專家們所特有的對平常人做事方式的無耐心，以及對一切並不是由不凡之人依照科學的藍圖有意識地組織起來的事物的輕視，幾代人以來這一切都是德國公共生活中的常見現象，而隔了好幾代人之後才在英國成為重要現象。恐怕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1840—1940年間的德國那樣，為一個國家教育制度的大部分由「人文」之學普遍和徹底地轉向「現實」之學對該國所發生的影響提供更好的例證了。[5] 後來，德國的學者和科學家們，除了少數例外，都欣然委身於新的統治者。這種作風在國家社會主義興起的全部歷史中是最令人沮喪、令人感到可恥的一幕。[6]大家都很清楚，特別是那些大聲叫嚷著要充當率領人們向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進軍的領袖的那些科學家和工程師，幾乎比任何其他階級都更容易屈從於那種新的暴政[7]。 知識分子在極權主義的社會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被朱利思·本達（Julien Benda）在另一個國家裡預見到了。他在50年前寫的《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書，如果我們現在拿來重讀，就會發現它具有一種新的意義。當我們討論英國科學家客串式地進入政治領域的某些例子時，在那本書里特別有一段值得我們很好地加以思考和牢記。在那裡本達先生談道： 迷信科學，認為科學可以適用於包括道德領域在內的一切領域——我重申，這是19世紀的一種認識。至於那些鼓吹這個學說的人是否真的信仰它，或他們是否只是想為他們內心的情感披上一件科學威望的外衣，而完全知道它只是一種熱情而已，這還有待於通過考察去發現。應當注意的是，歷史服從於科學的規律這一教條特別被主張專制權力的人所宣傳。這是很自然的，因為這個教條可以消除他們最憎恨的兩種現實，即人類自由和個人的歷史活動。 我們已經提到這樣一部英國著作，在這個著作里，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極權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切特質，即對幾乎所有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明所具特點的憎恨是和贊成使用的方法審訊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在這裡不想討論這種極端分子，只想就一本更具代表性並且很著名的著作來談談。C.H.沃丁頓（C.H. Waddington）所寫的，並以一個具有特色的標題《科學的態度》為書名的那本小書，是同有廣泛影響的英國的《自然》周刊所極力推薦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一樣好的一個例子，這一類書都主張給予科學家以更大的政治權力，同時又熱烈鼓吹大規模的「計劃」。雖然沃丁頓博士沒有像克勞瑟先生那樣直率地表達出他對自由的輕蔑，但他對自由的否定態度是確定無疑的。他和同一類型的大多數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清楚地認識到甚至著重地指出他所描繪的和支持的這種趨勢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極權主義制度。然而很顯然，他似乎還更偏好於這種制度，而不是被他描寫為「當前關著兇惡殘暴的猴子的籠子裡的文明」的那種制度。 沃丁頓博士提出的科學家有資格經營一個極權主義社會的這個主張，主要是以他的如下命題為根據的，即「科學能夠對人的行為作出道德的判斷」。有人要求由沃丁頓來詳盡地闡述這個命題，《自然》周刊為此作了很多宣傳。這當然是為德國那些具有科學家身份的政治家們所久已熟悉的一個理論，也是本達所公平地單獨挑選出來的一個理論。它的含義到底是什麼，我們沒有必要到沃丁頓這本書以外的地方去找說明。他解釋說，自由「對於科學家來說，是一個難以討論的麻煩概念，這一半是因為，歸根結底，科學家不相信真的有這種東西存在」。然而，他對我們說，「科學承認」各種各樣的自由，但是「古里古怪的和與眾不同的自由是沒有科學價值的」。很顯然，沃丁頓博士必得對其說出了許多不敬之詞的那種「娼妓的人性」，隨著教導我們要事事忍耐，已經嚴重地使我們誤入歧途！ 當《科學的態度》這本書談到社會和經濟問題時，它完完全全是反科學的，這是我們對這一類書早已預料到的情況。我們還會發現所有關於「潛在的豐裕」和不可避免的壟斷趨勢的陳詞濫調和無根無據的一概而論，雖然他引證用來支持這種論點的「最確實的根據」，考察起來大都是一些科學上有問題的政治性小冊子，但對這些問題的認真研究，顯然被人們忽視了。 像在幾乎所有這一類的著作中所顯示的那樣，沃丁頓博士的信念大半是因其相信「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而定的。這些趨勢被假定是已由科學發現的，是他從馬克思主義（其基本概念「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是和對自然的科學探討所依據的那些概念相同一的」）的「精深的科學哲學」裡面得來的，並且是他的「判斷能力」告訴他的。「這種信念」和以往的任何信念比較起來都是更進了一步。因此，沃丁頓博士雖然感到「難以否認，現在在英國過日子不像在1913年時那樣好過」，但他盼望著有一個集中化的和極權主義的經濟制度，即各大區域的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都是有意識地被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加以計劃。對於他認為在這個極權主義的制度中思想自由將保存這個隨意得出的樂觀看法，他的《科學的態度》那本書並沒有加以討論，而只表示確信「關於人們用不著成為專家就可以了解的那些問題」，例如是否可能「把極權主義和思想自由結合起來」的問題，「一定會有很有價值的回答根據」。 * * * 如果要對英國走向極權主義的各種趨勢作出更全面的考察，就要對創立某種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各種嘗試多加注意，這種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驚人地酷似希特勒上台前德國的那種發展，這無疑是它們的創始人所不知道的[8]。如果我們在這裡所涉及的是政治運動本身的話，我們就須討論那些新的組織，如《我們的鬥爭》這本書的作者理察·艾克蘭（Richard Acland）爵士的「前進三月」（Forward-March）或「共同富裕」（Common-Wealth）運動，或者一度與前者合作的J.B.普里斯特利（Priestley）先生的「1941年委員會」的活動。但是，雖然忽視這種現象的象徵性的意義是不明智的，然而它們還算不得是重要的政治力量。除了我們已經用兩種例子來說明了的那些思想影響之外，走向極權主義的推動力主要是來自兩大既得利益集團，即有組織的資本和有組織的勞工。其中最大的威脅可能是這一事實，即這兩個最強大的集團的政策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這兩大集團是通過它們共同的並且時常是協調一致的對工業壟斷組織的支持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的；而且構成很大的直接危險的正是這種傾向。雖然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個運動是不可避免的，但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我們繼續走我們所走的路，那就會使我們走向極權主義。 這個運動當然主要是由壟斷企業資本家中的組織者有意地策劃出來的，因而，他們就是這個危險的主要來源之一。他們的責任並沒有因下面這個事實而有所改變，即他們的目標不是一種極權主義制度，而是一種法團社會，在這種社會裡有組織的行業將作為半獨立的和自治的「領地」出現。但他們的目光和他們的德國同事一樣短淺，因為他們仍然相信他們會得到許可，不但創立這種制度，而且還可以無限期地推行這種制度。這種有組織的行業的管理者必須經常作出的那些決定，並不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會長期任由私人作出的那種決定。容許這樣大的權力集合體成長起來的一個國家是不會讓這個權力完全控制在私人手裡的。認為在這種條件下的企業家們會長久享有在競爭的社會裡被認為是正當的優越地位，也同樣是幻想。在競爭的社會裡這種地位之所以被看作是正當的，是因為在許多冒險者當中只有少數人得到成功，而這些成功的機會就使人值得去冒險。一切企業家都喜歡既能享受在競爭社會裡他們當中的成功者所得到的高額收入，又能享受公務人員的安穩地位，這是不足為奇的。只要大部分私人工業和國家工業能夠並存，出色的工業人才甚至是會在相當安穩的位置上得到高額薪水的。但雖然在過渡階段企業家們都會如願以償，然而他們不久就會像他們的德國同事一樣發現，他們不再是主人，而在各方面都得滿足於政府所容忍其擁有的任何權力和報酬。 除非這本書的論證是完全被人誤解了，如果本作者在這裡著重地指出，把走向壟斷的現代運動的過失單獨或主要歸諸於那個階級是一種錯誤，人們不會認為他有對資本家脈脈含情的嫌疑。他們在這方面的傾向既不是新的，也沒有可能單獨地成為一種可怕的力量。具有危險性的發展是他們已經成功地羅致了為數越來越多的其他集團的擁護，並且通過它們的幫助獲得了政府的支持。 在某種程度上，壟斷者得到這種支持不是通過讓其他集團分享他們的利潤的方法，就是用說服的方法（甚至這種方法使用得更經常）使它們相信壟斷的形成是符合公眾利益的。輿論通過它對立法和司法[9]的影響，已成為促成這種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輿論的轉變多半是左派反對競爭的宣傳的結果。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旨在反對壟斷者的措施在事實上卻只有助於加強壟斷的權力。對壟斷利潤的每一次打壓，不管它是為了個別集團還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都容易產生新的既得利益，它又反過來會助長壟斷的擴張。在一種制度中只有大的特權集團從壟斷利潤中得到利益，而在另一種制度下，只有有限的少數人從中得到利潤；前一種制度比後一種在政治上的危險要大得多。但是，應當清楚，例如，壟斷者能夠支付的較高工資正同他的利潤一樣是剝削得來的結果，它能使一切清貧者和更多的其他靠工資生活者更趨貧困，然而，不僅那些從壟斷得到好處的人，在今天就連公眾也普遍地把壟斷者有能力支付較高工資作為贊成壟斷的一個合理證據來加以接受。[10] 即使在壟斷無法避免的條件下，控制它的最好方法是不是讓政府來掌控它，這也是很值得懷疑的。如果我們所討論的只是單獨一種產業，那或許可以這樣做。但當我們必須討論許多不同的壟斷產業時，那就很有理由主張，寧可讓它們存留在不同的個人手中，而不要把它們合為一體而由政府單獨管理。即使像鐵路、公路和航空運輸，或者煤氣和電的供應都成了無法避免的壟斷性產業，只要它們仍然是獨立的壟斷組織時，消費者所處的地位比它們受一個中央管理機構「協調」時要強固得多。私人壟斷很少是完全的壟斷，更難長時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壟斷通常不能忽視潛在的競爭。而國家的壟斷則是一個受到國家保護的壟斷——保護它不致受到潛在的競爭和有效批評。這在許多場合下就意味著，一個暫時性的壟斷被授予一種總是保障其地位的權力，也就是一種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權力。如果理應用來抑制和管制壟斷的權力現在熱衷於庇護它所委派的人員，如果本來要由政府消除的一種弊端現在卻要政府負責管理它，如果批評壟斷的行為就等於批評政府，那麼，要想使壟斷替公眾服務的希望是很小的。政府在各方面都被經管壟斷企業的事務所纏身，雖然它對個人具有不可抗拒的權力，但就它在制定政策的自由方面而論，它仍是一個軟弱無能的政府。壟斷機構等同於政府機構，從而政府本身也越來越認同壟斷事務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利益。 在壟斷真的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美國人往往喜歡採取的對私人壟斷加強政府管制的那個計劃，如果始終如一地貫徹下去的話，這比政府自己經營管理壟斷企業更有收到良好效果的機會。起碼如果政府實施一種嚴格的價格管制使其沒有特殊利潤，並使壟斷者以外的其他人也可以分享這種利潤的話，情況似乎就是這樣。即使這會使壟斷行業所產生的服務不如它本來可能有的那樣令人滿意（美國的公用事業有時就有這種現象），但為了抑制壟斷的權力所付出的這種代價畢竟是很小的。就我個人來說，我情願忍受這種效率欠佳的現象，而不情願一個有組織的壟斷來控制我的生活方式。這樣一種對待壟斷的方法很快就會使壟斷者的地位在企業家們當中成為最不足取的地位，並且，也會有助於使壟斷只限於不可避免的範圍內，並鼓勵發明一些能用競爭的方法來提供的替代品。只要你把壟斷者再一次置於經濟政策的代人受過者的地位，你就會驚奇地看到，大多數較有才幹的企業家怎樣迅速地重新發現對競爭的令人興奮之氣氛的興趣！ * * * 假使我們必須與之進行鬥爭的對象僅僅是壟斷資本家，壟斷問題就不難解決了。但正像人們曾經說過的那樣，壟斷之所以構成一種危險，並不是由於幾個有利害關係的資本家的活動，而是由於他們讓某些人分享他們的成果因而得到那些人的支持，並且由於他們使更多的人相信，支持壟斷事業有助於一個更公平更有秩序的社會的建立。在現代發展中的一個最致命的轉折點，就是那個只有通過和一切特權進行鬥爭才能達到其原有目的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即勞工運動，由於反競爭學說的影響也被捲入爭取特權的大潮之中。最近壟斷的成長多半是有組織的資方和有組織的勞工精心合作的結果，在這種合作中，勞工中的特權集團分享了壟斷利潤，而以社會，尤其是最窮苦者，即受僱於組織化較差的產業的工人和失業者為犧牲品。 我們這個時代最讓人痛心的一幕是，看到一個偉大的民主運動在支持一種一定會導致民主毀滅的政策，同時它僅僅對擁護它的少數人有利。然而正是這種來自左翼的對壟斷趨勢的支持才使得這些趨勢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才使得未來的前景那樣的黯淡無光。勞工們生活在唯一一種其每個人的獨立和自由迄今一直都受到一定保障的秩序中，但只要他們繼續為摧毀這種秩序推波助瀾，那麼，未來就確實不會有什麼希望。目前那些大聲地宣布他們已「一勞永逸地剷除那個瘋狂的競爭制度」[11]的勞工領袖們，正是在宣布個人自由的毀滅。要麼是由非人為的市場紀律控制的那種秩序，要麼是由少數個別的人的意志指導的那種秩序，兩者之間只能任擇其一，除此之外，是沒有其他可能的。那些一定要摧毀前者的人，在有意無意之間助長了後者的建立。在那種新秩序里，即使有些人或許會吃得好些，每個人無疑會穿得整齊些，但大多數英國工人到頭來會不會因為其領袖中的知識分子奉送給他們一個危及他們個人自由的社會主義學說而感激他們，這是值得懷疑的。 凡是熟悉歐洲大陸主要國家過去25年歷史的人，如果研究一下目前致力於建立一個「有計劃的社會」的英國工黨的新綱領，定會感到極端沮喪。這個為了反對「任何恢復傳統的不列顛的企圖」而提出的方案，不但在總的輪廓上，而且也在細節上，甚至於在措詞上，都同25年前支配德國輿論的社會主義夢想沒有絲毫區別。依照拉斯基的動議而作出的決議中有一些要求是要在和平時期仍然保留「在戰時用來動員全國資源的政府控制措施」。不但這個決議中的那些要求，就是一切獨特的用語，類如拉斯基教授現在要求大不列顛實行的「平衡的經濟」或者對生產具有集中指導作用的「公共消費」，等等。完全都是從德國的思想中照搬過來的。「一個有計劃的社會能夠成為一個比它將取而代之的那個競爭的自由放任制度要自由得多的社會。」[12]在25年前持有這種天真信念或許是情有可原的。但經過了25年的經驗和這種經驗所導致的對舊信仰的再認識之後，並且正當我們在為消除那些學說的結果而戰時，再度發現那個信仰還被人堅持著，這確實是遠非語言所能形容的一件可悲的事情。在議會和輿論中已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各進步黨派的地位的那個大黨，已經同根據過去的所有發展看必定被認為是一個反動的運動站到了一起，這乃是現時代所發生的一個決定性的變化，是對每一個自由主義者所必須重視的一切都具有致命危險的根源。過去的進步受到右翼的傳統主義勢力的威脅，這是歷代都有的現象，我們用不著為之感到驚恐。但是，如果輿論界或議會中的反對黨地位竟長期地為第二個反動政黨所獨占的話，那就確實沒有任何希望可言了。 * * * [1] 《旁觀者》，1940年4月12日，第523頁。 [2] 《經濟學雜誌》（Economic Journal），1915年，第450頁。 [3] 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那些已成為納粹分子的前社會主義者的比例時，要緊的是要記住，只有把這個比例不同前社會主義者的總數相比，而同那些在任何情況下不為他們的出身所阻而轉變成納粹分子者的數目相比，才能看得出這個比例的真正意義。事實上，德國的政治流亡驚人的特點之一是：在流亡者中不是德國意義上的「猶太人」的左翼流亡者的人數是比較小的。我們經常聽到有人以下面這樣的引語為導言來讚美德國的體制，而這個引語是最近在一個關於列舉「值得加以考慮的經濟動員的極權主義技術之特點」的會議上提出的：「希特勒不是我們的理想——他同我的理想距離很遠。他之所以不能成為我的理想是有很迫切的個人原因的，不過……」 [4] 參閱弗蘭茨·施納貝爾（Franz Schnabel）：《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1933年，第2章，第204頁。 [5] 我相信《利維坦》（Leviathan）的著者是第一個建議禁止講授古典作品的人，因為古典作品灌輸了危險的自由精神！ [6] 科學家們這種屈從於權勢的行為，很早就已出現在德國了，它是同國家組織下的科學的重大發展齊頭並進的。而今天這在英國成為一種如此備受讚賞的話題。德國最有名的科學家之一，生理學家埃米爾·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aymond）以柏林大學校長和普魯士科學院院長的雙重身份，在1870年的一次演說中毫無羞恥地宣稱：「我們坐落在王宮對面的這個柏林大學，按照我們基金的契約，就是霍亨索倫（Hohenzollern）王室的思想衛隊。」（《一篇關於德國戰爭的演說》，倫敦，1870年，第31頁——值得注意的是，埃米爾·杜·布瓦—雷蒙竟認為應當為這篇演說出版一個英譯本）。 [7] 在這裡只援引一個外國的證人就夠了：R.A.布雷迪（Robert A.Brady）在他的著作《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精神和結構》（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一書中，在結束他對德國學術界的發展的詳細說明時說：「因此，在近代社會一切受過特等教育的人當中，或許科學家本身是最容易被利用和『拉攏』的人。誠然，納粹黨人解聘了不少大學教授，並將不少科學家趕出了研究實驗室，但那些教授主要是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在那裡對納粹的綱領有更多的共同了解和更頑強的批評），而不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在那裡思想被認為是最嚴格的）。在後一群體中被趕走了的科學家，他們主要是猶太人或是上述一般情況的例外（因為他們同樣不經批判地接受了與納粹觀點背道而馳的信念），因此，納粹黨人能夠比較容易地拉攏學者和科學家，從而把外表看來好像有分量的德國學者的大部分見解和支持，作為他們苦心經營的宣傳的後盾。」 [8] 這次大戰後可能加強這方面的趨勢的另外一個要素是，在戰時已嘗到了強制權力的滋味，而在戰後將感到很難安心於他們必得承擔的、地位低下的工作的那些人。雖然上次大戰後這種人不如將來會有的那樣多，但他們甚至在當時就已對這個國家的經濟政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早在10年或12年前，正是在和這種人中的其中一些人相處在一起的條件下，我初次在這個國家裡異乎尋常地感到忽然被捲入一種我已認識到應將其稱為十足的「德國的」精神氛圍中。 [9] 關於這一類，請參閱W.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最近富有啟發意義的文章《壟斷與法律》（Monopoly and the Law），載《現代法律評論》（The Modern Law Review），第6卷，第3期，1943年4月。 [10] 也許更讓人驚奇的是，社會主義者可能對靠利息過日子的證券持有者表現出特別的溫情，工業的壟斷組織往往對這些人提供安全的收入保證。許多社會主義者對利潤的盲目敵視，會使得人民把這種不勞而獲的固定收入看成是在社會上或在道德上比利潤更可取的東西，並且甚至會導致他們接受壟斷，以便為例如鐵路證券持有者確保獲得這種有保證的收入，這乃是在幾十年中所發生的價值扭曲的最特別的徵象之一。 [11] 見H.J.拉斯基教授1942年5月26日在倫敦舉行的第41次工黨年會作的講話（《報告》（Report），第111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按照拉斯基教授的看法，「使一切民族遭受貧困的就是這個瘋狂的競爭制度，而戰爭就是這種貧困的結果」——這是對近150年歷史的一個荒誕解釋。 [12] 《舊世界與新社會：英國工黨全國執行部關於復興問題的臨時報告》（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Society，and Interim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xecutive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on the Problems of Reconstruction），第12、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