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 · 第十二章 納粹主義的社會主義根源

一切反自由主義的勢力正在聯合起來反對一切自由主義。 ——繆勒·范·登·布魯克 （A.Moeller van den Bruck） 把國家社會主義看成僅僅是對理性的反叛，是一個沒有智識背景的非理性的運動，是一個常見的錯誤。果真如此，這個運動的危險性就比它實際的危險性要小得多。然而沒有什麼比這更遠離真理，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了。國家社會主義學說是一個長期思想演變的頂點，是遠在德國國境之外具有極大影響的思想家們都曾參加過的一個過程的頂點。不管人們怎樣看待他們的出發點的前提，不能否認的是，那些建立新學說的人都是具有強大影響的著作家，他們的思想給整個歐洲的思想留下了烙印。他們的體系是持續不斷地發展的。人們一旦接受了它的出發點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邏輯。它是徹底的集體主義，所有可能阻礙它實現的個人主義傳統痕跡，都被清除一空。 雖然是德國思想家領導了這一發展，但絕不能說是他們單獨搞的。卡萊爾和張伯倫，孔德和索雷爾在這個連續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與任何德國思想家相媲美。巴特勒（R.D.Butler）最近在他《國家社會主義的根源》論著中，對德國國內這股思潮的發展作了很好的探索。他的研究表明，這股思潮在那裡保持一種幾乎不變和不斷重複的狀態已有150年。這種情況雖然相當可怕，但人們很容易誇大這些思想在1914年以前在德國的重要性。其實，這些思想比其他任何民族和觀念更有分異。並且總體上講，它們只代表了少數人，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受到多數德國人的極大鄙視。 那麼，究竟是什麼使反動的少數人所持的這些意見終於得到大多數德國人的支持，並且，實際上得到全體德國青年的支持呢？導致它們成功的，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失敗、遭難和波動。更不像許多人主觀想像的那樣，是由於反對社會主義進展的資本家的反動的緣故。相反，使這些觀點得勢的那種支持恰恰是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它們的得勢決不是由於資產階級的緣故，而是由於沒有強有力的資產階級的緣故。 指導上一代的德國統治者的那些學說並不反對馬克思主義中的社會主義而是反對它裡面所包含的自由主義因素、它的國際主義和它的民主主義。正是由於這些越來越明顯的因素成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障礙，左翼社會主義者才越來越接近右翼社會主義者。把一切自由主義的東西從德國趕出去的正是右派和左派的反資本主義勢力的聯合，是激進的和保守的社會主義的融合。 在德國，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聯繫從一開始就很密切。國家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前輩——費希特（Fichte）、洛貝爾圖（Roebertus）和拉薩爾（Lassalle）——同時被公認是社會主義的鼻祖，這是意味深長的。在馬克思主義式的理論社會主義指導著德國勞工運動的時期，極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因素一度隱入幕後。但這為時不久。[1]1914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隊伍里接二連三地出現了一些導師，他們沒有領導保守派和反動派，卻領導了勤勞的勞動者和理想主義青年，使他們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的信徒。只是在這之後，國家社會主義的浪潮才達到了重要的地位，並很快發展為希特勒的學說。1914年的戰爭歇斯底里——正是由於德國的戰敗，它從未完全治癒——就是產生國家社會主義的現代發展的開端，並且它在這一時期的興起大半是靠那些老社會主義者的援助。 * * * 也許這個發展的最初的，且在某些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已故的桑巴特教授，他的那本臭名遠揚的《商人與英雄》一書是在1915年出版的。桑巴特教授起初是一個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並且遲至1909年還能夠自豪地宣稱他將其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用來為馬克思的思想而奮鬥。對於在整個德國境內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和各種色彩的對資本主義的憤恨，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多；並且，如果說馬克思的思想元素，深透到德國人思想中的程度是俄國革命以前其他任何國家前所未有的話，那麼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桑巴特。有個時期他曾被認為是遭受迫害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中突出的代表人物，由於他的觀點過激，他不能在大學裡得到一個講席。甚至在上次大戰之後，當他在政治上已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身份所著的，仍然保持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的那本書，在德國國內外的影響仍然是極其廣泛的，在許多英美國家的計劃者的著作中尤為顯著。 在他戰時出版的那本書里，這個老牌社會主義者對「德國戰爭」表示歡迎，認為它是英國商業文明和德國英雄文化之間的一個不可避免的衝突。他對喪失了一切尚武本能的英國人的商業觀點表示極大的蔑視。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比為個人幸福的普遍奮鬥最可鄙的了；英國人道德觀念中重要的箴銘：公正「可使人事事如意，並能延年益壽」，對他來講，是一個「商業思想所宣揚的最不名譽的格言」。正像費希特、拉薩爾和洛貝爾圖所闡述的那樣，「德國人對國家的看法」是：國家既不是由個人建立或組成的，也不是一個個人的總和，它的目的不是為任何個人的利益服務。它是一個人民的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在這個共同體中人民是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的。個人對權利的要求始終是商業理想的一種結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博愛——是典型的商業理想，除了保證個人的利益外，沒有任何其他目標。」 1914年以前，在英國人的商業理想，英國人的舒適享樂和英國人的體育運動繼續發展的情況下，一切真正的德國英雄生活理想面臨著致命的危險。英國人不但自己完全腐化了——每一個工會主義者都陷入了「享樂的泥坑」——而且開始影響其他人。只有戰爭才幫助德國人想起他們真正是驍勇善戰的民族，是一個其一切活動，特別是一切經濟活動都從屬於軍事目標的民族。桑巴特知道德國人遭到他國人民的憎恨，因為他們把戰爭看成是神聖的——但他卻以此為榮。把戰爭看成是不人道的和愚蠢的，是商業觀點的產物。有一種生活高於個人生活，這就是民族的生活與國家的生活，而個人的目標就在於為這一較高生活而犧牲自己。對於桑巴特來講，戰爭就是英雄主義的人生觀的頂點，反對英國的戰爭就是反對敵對的理想，即反對個人自由和英國式享樂的商業理想的戰爭。在他看來，這種理想最可鄙的表現是在英國人的壕塹里發現的安全剃刀。 如果桑巴特的大放厥詞在當時就連大多數德國人都認為太過分的話，另外還有一位德國教授實質上也抱有同樣的思想，只不過那些思想從形式上看比較溫和，比較有學者風度因而也就更有效力。這就是約翰·普倫格（Johan Plenge）教授。他和桑巴特一樣，是研究馬克思的大權威。他所著的《論馬克思和黑格爾》一書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學者中的近代黑格爾思想復興的開始；他開始時所抱持的信仰具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性質，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他的許多戰時出版物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小的，但同時又受到廣泛討論的書。其標題具有深刻意義：《1789年和1914年：政治思想史中的象徵年代》。這本書專門討論「1789年的思想」（即自由的思想）和「1914年的思想」（即組織的理想）之間的矛盾問題。 和所有那些把自然科學的理想粗枝大葉地生搬硬套到社會問題上，從而得出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他認為組織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正像他正確強調的那樣，組織就是19世紀初法蘭西的社會主義運動初始階段的根源。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背棄了這一社會主義基本設想，是由於他們狂熱但空想地堅持著自由的抽象概念。威爾斯（A.G.Wells，他所寫的那本書《美國的未來》對普倫格有深刻的影響，並且普倫格把他描寫成現代社會主義的傑出人物之一）的著作證明，組織的觀念直到現在才在別的國家恢復了它自己的地位，但特別是在德國，這一觀念得到了最好的理解和最完全的實現。因此，英德之戰實際上是兩個相反的原則之間的一種衝突。所謂「經濟上的世界大戰」乃是近代史中精神鬥爭的第三個大時代。它和宗教改革以及資產階級的自由革命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它是爭取19世紀先進的經濟生活所產生的新生力量的勝利的鬥爭，這種新生力量就是社會主義和組織。 因為在思想領域裡，德國是一切社會主義夢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現實的領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組織的經濟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築師。20世紀是我們的世紀。不管戰爭的結果如何，我們都是模範的民族。人類的生活目標將由我們的思想來確定。世界歷史現在正經歷一個巨大的奇觀，即在我們德國，一個新穎而又偉大的生活理想已深入到最後的勝利，而同時在英國，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性的原則卻終於垮台了。 1914年在德國創立的戰時經濟是： 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一個實現，而且，它的精神不僅是社會主義精神的應有表現，而且是第一個積極的表現。戰爭的需要已經在德國的經濟生活中建立起社會主義思想，因而對我們的國家的保衛就為人類產生了1914年的概念，即德國的組織概念，該組織即為國家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同體……在我們還沒有真正注意到它的時候，我們在國家和產業方面的整個政治生活已上升到一個較高的階段了。國家和經濟生活構成了一個新的統一體……標誌著人民公僕工作的特性的經濟責任感，滲透了一切私人活動。 經濟生活中德國的新的社團組織（即普倫格教授認為尚未成熟或尚未完備的那個制度），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國家生活的最高形式。 起初普倫格教授還期望把自由的理想和組織的理想調和起來，雖然這主要要通過個人對整體的完全自願的服從才能實現。但這些自由主義思想的痕跡不久就從他的著作中消失了。到了1918年，社會主義同無情的強權政治之間的結合已在他的腦子裡完成了。在戰爭快要結束前，他在社會主義雜誌《警鐘》里這樣勉勵他的國人： 現在是承認社會主義必須是個強權政治這一事實的時候了，因為它必須是有組織的。社會主義必須贏得權力：它決不可盲目地摧毀權力。在各民族戰爭時期，對社會主義最重要最緊迫的問題必然是：什麼民族應得到權力？因為它是在各民族的組織中模範的領袖？ 同時他預示了一切最後為希特勒的新秩序而辯護的那些概念： 僅從社會主義觀點，即組織的觀點來看，各民族的絕對自決權利不就是個人主義的經濟無政府的權利嗎？我們願意給予個人在經濟生活中完全自決的權利嗎？徹底的社會主義只能按照歷史所確定的真正的實力分配來給予一個民族在組合中應有的權利。 * * * 普倫格教授表達得如此清楚的一些理想在德國某些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圈子中特別流行，並且，甚至那些理想也許就是從他們那裡產生出來的；他們，正像現在他們的英國同行大聲要求的那樣，為實現生活各方面集中的有計劃的組織而叫囂。這些人中為首的是著名化學家奧斯瓦德（Wilhelm Ostwald），關於這一點，他的一個宣言贏得一定的名聲。據說他曾公開宣稱： 德國要把至今尚缺乏組織的歐洲組織起來。我現在要對你們說明德國的一大秘密：我們，或者說，日耳曼種族已經發現了組織的意義。在其他國家仍然生活在個人主義制度下的同時，我們已經獲得了組織的制度。 類似的這些觀念也在德國原料獨裁者瓦爾特·臘特瑙的各個事務所里流行著；雖然如果他了解他的極權主義經濟學的後果的話，他一定會為此震顫，然而在納粹主義思想發展的任何比較詳盡的歷史中，他是應該享有一個相當顯著的位置的。在上次大戰期間和大戰剛剛結束時，德國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的經濟觀念，大都是通過他的著作而確立的，他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並且他的一些最密切的合作者後來成了戈林的五年計劃執行局中的骨幹。與此極類似的還有另外一位曾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士弗里德里希·瑙曼的許多學說；他的著作《中歐》在德國也許比其他戰時出版的書籍都要暢銷。[2] 但最充分地發展這些思想並廣為傳播它們的任務，是由一位積極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德國聯邦議會的一位左翼社會民主黨員保羅·倫施（Paul Lensch）來完成的。倫施在其早先的一些著作中把戰爭描繪成「英國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前進面前的潰退」，並解釋了社會主義的自由理想和英國人的概念有哪些不同。但只是在他的第三本最成功的戰時著作《世界革命的三個年頭》中，他特有的思想在普倫格的影響下才獲得了充分的發展。[3]倫施的論點是建立在一個有趣的並且在很多方面是準確的歷史敘述的基礎上的。這個敘述講的是俾斯麥所採取的保護措施怎樣使德國向工業集中和卡特爾化的發展成為可能，並且，從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這種發展代表著工業發展的較高形態。 俾斯麥在1889年作出決定的結果是德國承擔了革命者的任務；那就是說，這個國家在與全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上所處的地位，代表著一種更高級、更先進的經濟制度。既然意識到這一點，就應該察覺到在目前的世界革命中，德國代表著革命的一面，而它的最大對手英國卻代表著反革命的一面。這個事實證明，一個國家政體，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不管它是自由主義的和共和的，還是君主的和專制的，它對那個國家應當被看成是自由主義的還是非自由主義的這一問題的影響是何等渺小。或者，說得更明白些，我們對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等的概念都是從英國人的個人主義的觀點中得來的，按照這種觀點，一個政府軟弱無能的國家，就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而對個人自由的任何一種限制都被理解為專制和軍國主義的產物。 在德國，這個經濟生活的更高形式的「歷史地指定的代表」國家裡： 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已經是非常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在那裡，一切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都已經建立起來。因此，德國應當勝利地堅守崗位以御外侮，以便能夠完成它使世界革命化的歷史任務，這乃是與任何社會主義政黨都有重大關係的一件事。因此，協約國的反德戰爭，與前資本主義時代的那些下層資產階級企圖挽救他們自己的階級免於衰亡的情形相同。 倫施又說： 在戰前不自覺地開始的，和在戰爭期間自覺地繼續進行的對資本的組織工作，在戰後仍將有系統地繼續下去。這並不是由於期望獲得任何組織技術，也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已經被公認為社會發展的更高原則。那些在今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先鋒的階級，在理論上卻是它的死對頭，或者無論如何，在不久以前還是這樣。社會主義正在到來，而且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到來，因為沒有它我們就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 現在仍然反對這個趨勢的只有那些自由主義者。 這個階級的人們，他們不自覺地按照英國的標準來思考，包括德國整個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他們對「自由」與「人權」，對立憲政體與議會制度的政治觀念是從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得來的，而英國的自由主義又是這個世界觀的傳統體現，並且在19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為德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所採用。但這些標準已經過時並且被摧毀掉，正像過時的英國自由主義被這次戰爭摧毀掉一樣。目前必須要做的事情是擺脫這些因襲下來的政治思想和促進一個關於國家和社會的新概念的成長。在這個領域裡社會主義也必須表現出一種自覺的和堅決的與個人主義的對立。關於這一點，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是在所謂「反動」的德國，工人階級在國家的生活中已經為他們自己贏得了比英國和法國的工人要堅固和有力得多的地位。 繼此之後，倫施又發表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具有很大的真實性並且值得深思： 由於社會民主黨人藉助於普選權，占據了他們在聯邦國會、州議會、市參議會、商業爭議裁決法庭、醫療基金等能夠得到的每一個席位，他們就深深地滲透到國家機構中了，但是他們為此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政府對工人階級發揮了最深刻的影響。當然，由於社會主義勞工50年來的艱苦奮鬥，國家已不再是1867年那樣的國家了，那時普選權才開始實施，然而，社會主義再也不是當年的社會民主主義了。國家經歷了社會主義化的過程，而社會民主主義則經歷了國家化的過程。 * * * 普倫格和倫施轉而又向國家社會主義的直接領導人，特別是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和繆勒·范·登·布魯克——在這裡只提這兩位最有名的人——提供主導思想。[4]關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施本格勒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個問題上，人們的意見可能有很大的分歧。但現在很顯然的是，在他1920年出版的那本小冊子《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里，只反映了德國社會主義者廣泛持有的那些思想。關於他的論點只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證明。「在今天帶著兄弟間的仇恨互相憎惡的舊普魯士精神和社會主義信仰是同出一轍。」西方文明在德國的代表人物，德國的自由主義者，是「耶拿戰役後拿破崙留在德國土地上的無形的英國軍隊」。據施本格勒看來，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由主義改良派都是「英國的」。但這種「英國的」精神將被在1914年開始的德國革命驅逐出去。 最後三個西方國家所追求的三種生存方式是以三個著名的口號為代表的：自由、平等和共同體。它們表現在自由主義的議會制度、社會的民主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形式中……[5]德國人的本能，更準確地說，普魯士人的本能是：權力屬於整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一個人要麼命令別人，要麼服從別人。這就是18世紀以來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它的本質就是非自由主義的和反民主主義的，就英國的自由主義和法國的民主主義的意義來講的話……在德國有許多可恨的和不名譽的對立物，但唯有自由主義在德國的土地上是遭鄙棄的。 英國民族的結構是建立在貧富之間的區別上，而普魯士民族的結構卻是建立在命令與服從之間的區別上。因此，兩個國家的階級區別的意義是根本不同的。 在指出了英國的競爭制度和普魯士的「經濟管理」本質上的區別，在說明了（自覺地仿效倫施）自從俾斯麥執政以來，經濟活動的有計劃的組織已經以漸進方式帶有更多的社會主義形式之後，施本格勒接著說： 在普魯士存在著一個真正的國家——就這個字的最為雄心遠大的意義來講。嚴格地說，私人是不能存在的。每個生活在像鐘錶機械裝置那樣精確地運轉的體制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因此，公共事業的指導權不能操縱於私人手中，像議會主義想像的那樣。它是一個職位，並且每個負責的政治活動家都是一個公僕，是一個整體的公僕。 「普魯士的觀念」要求每個人都應當成為國家的公務員——一切工資和薪水都應當由國家來規定。特別是，一切財產的管理都成為有薪水的職務。未來的國家將是一種吏治國家。但是： 必須由德國來為全世界解決的不僅是對德國而且也是對全世界的決定性的問題，即將來是商業統治國家呢，還是國家統治商業呢？面對這個問題，普魯士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沒有區別的……普魯士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反對我們當中的英國。 與此僅相差一步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守護神繆勒·范·登·布魯克宣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我們反西方的戰爭失敗了。[6]社會主義反自由主義的戰爭失敗了。」因此，同施本格勒的看法一樣，他認為自由主義是首要的敵人。他為這一事實感到自豪： 今天在德國沒有自由主義者，而有青年革命者，有青年保守主義者。但誰會是自由主義者呢？……自由主義是一種人生哲學，德國青年現在卻懷著厭惡、憤怒和十分輕蔑的心情摒棄了它。因為就它的哲學來說，沒有一種東西比它更格格不入、更令人反感和更相對立的了。今天的德國青年把自由主義當作他們首要的敵人。 繆勒·范·登·布魯克的第三帝國企圖給德國人一個適應他們的天性而又不為西方思想所玷污的社會主義。它做到了這一點。 這些作家絕不是孤立的現象。早在1922年，一個無所偏倚的觀察家就談到過當時在德國可以觀察得到的一個「奇怪的、並且在初看起來使人驚奇的現象是」： 按照這種看法，這個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戰爭，是一個以精神和經濟組織為武器來對抗協約國的戰爭的繼續，是通向實際的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德國人民回到他們最好的和最高尚的傳統的轉變。[7] 反對各種形式的自由主義，反對曾經打敗過德國的那個自由主義，是使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結成一條共同戰線的共同想法。這種思想起初主要是在精神上與觀點上差不多完全是社會主義的「德國青年運動」中迅速地被接受，而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的融合也在其中完成了。在20年代後期和希特勒上台以前，有一些青年人聚集在費迪南德·弗里德（Ferdinand Fried）所領導的《行動報》的周圍，他們在知識界成了這個傳統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弗里德的《資本主義的末日》也許是這群「高尚的納粹」——他們在德國是這樣被稱呼的——的最典型的產物，它之所以特別使人感到不安，是因為它很像我們在今天的英國和美國看見的那些文獻。在這兩個國家裡，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主義的左翼和右翼同樣地聚在一起，同樣地厭惡一切在原有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的東西。「保守的社會主義」（以及在其他圈子中的「宗教的社會主義」）是大批作者在它之下製造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已獲成功的氣氛的標語。現在在這個國家中占優勢的傾向就是「保守的社會主義」。那麼，「以精神和經濟組織為武器」的反抗西方國家的戰爭豈不是在真的大戰開始之前就幾乎已經成功了嗎？ * * * [1] 而且只是部分地。在1892年，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之一倍倍爾（August Bebel）就能夠對俾斯麥（Bismarck）說：「首相可以放心，德國社會民主黨是軍國主義的一種預備學校。」 [2] 對瑙曼思想的一個很好的總結，可以在巴特勒所寫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根源》（The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一書中（1914年，第203—209頁）找到。他的思想中關於社會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德國式結合這個特點，是同我們在正文裡所引證的任何思想中的這種特點一樣的。 [3] 倫施：《世界革命的三個年頭》（Three Years of World Revolution）（J.E.M.作序，倫敦，1918年出版）。它的英譯本是在上次大戰期間由某位有遠見的人翻譯而成的。 [4] 這同樣適用於產生納粹主義的那一代的其他許多知識界領袖，如奧特馬爾·施潘（Othmar Spann）、H.弗里耶爾（Hans Freyer）、卡爾·施密特和恩斯特·榮格（Ernst Juenger）。關於這些人，試對照一下奧列爾·柯爾奈（Aurel Kolnai）的有趣的著作《反對西方的戰爭》（The War against the West，1938），不過這個作品有一個缺點，就是它把它自己局限於戰後的時期，那時這些思想早已由國家主義者接受過來了，因此，它就忽略了它們的社會主義的創始人。 [5] 這個施本格勒式的口號在這個時常被人引用的施密特的發言中得到回聲。施密特是納粹的首要憲法專家，照他說來，「政府的演變是按」三個辯證的階段進行的：從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國家，通過19世紀的自由主義的中性國家達到極權主義國家。在後種國家，國家和社會是一回事。[施密特：《憲法的維護者》（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1931年圖賓根版，第79頁。] [6] 繆勒·范·登·布魯克：《社會主義與對外政策》（Sozialismus und Aussenpolitik），1933年，第87、90及100頁。在這裡重印的那些論文，尤其是對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作了最充分的討論的那篇論文《列寧和凱恩斯》（Lenin and Keynes）是在1919年至1923年間初次出版的。 [7] K.普里勃拉姆（Karl Pribram）：《德國國家主義與德國社會主義》（Deutscher Nationalismus und Deutscher Sozialismus），載《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學通報》，第49卷（1992年），第298—299頁。作者為了提供進一步的例子，談到了哲學家馬克斯·席勒（Max Scheler）所宣傳的「德國社會主義的世界使命」，又談到了馬克思主義者K.科爾施（K.Korach）有關新的人民共同體的精神的論述。他認為兩者的論證都是同一語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