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原理 · 附錄二　近代西洋史學的趨勢

R. H. Cretton撰 上篇 約莫二百年前，歷史從寺院的幽靜中被攪擾了，被帶到了文雅的社會裡。它開始在更近人情之眼界的廣博、更客觀的反省中，表現它的一些特性。現在市場的噪雜是環繞著它。它的世界是一個事務與事業的世界，它不再發出正教的命令，它也停止教訓了，它成了歷史家的氣質及其同時人的觀念互相感應之結果。那些觀念對它各有所要求，它的前途靠它對那些要求所起之反應的性質而定。 產生現代諸歷史學派之變化的雙重性質還沒有受到充分的注重，他們的歷史照例從伍爾夫（Wolff）的《〈荷馬史詩〉考證》出版算起。這本書人們早已公認為比較批評及科學考證的近代系統中第一個完全的例子。它雖然表示史家對於史料的態度的轉變，但並沒有改變歷史的哲學概念，也沒有改變歷史在人類智力中的地位，「這種變化的產生有待史學觀點的改易」。它影響方法，但不影響觀點。方法的變化與觀點的變化間有這樣的差別：方法可以完全出於學問及研究的精神，但觀點卻由於另外一種精神而生。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一個歷史家，他面對著若干遠古的記載，他只想把這一切加以考驗，並究問還有沒有別的事實需要顧及，還有沒有新的發現，可藉以改變舊傳統。除此以外，他再沒有別的想頭。但是一個人若問到現代的生活與歷史的接觸點是什麼——歷史在人心中占什麼地位——時，他是感覺著另外一種衝動，這不是屬於學問的衝動，而是生活與經驗的衝動。當然在任何時代的歷史家都會問及，歷史的目的是什麼？馬可黎曾經答覆這問題道：歷史，用性格及情節之活動的敘述以灌注普遍的真理於人心中。羅斯柏利（Rosebery）還在響應這個答案，他說：「歷史是人類傳記的寶庫，這寶庫充滿了高尚的模範及優美的感興。」當這種答案能被史家接受時，史學界顯然未曾經過澈底的變化。凡涉想及現代歷史體裁與目的的人絕不會做這類的答案。他所得的結論該是：歷史知識的價值在它影響我們對當代種種問題的反應，影響我們一般的心智的「眼光」，它影響我們對於每一消息及批評的刺激的反應。換句話說：歷史第一次真正地回顧從前歷史家把自己放在過去的某一點，而向前工作。昔人把4004B.C.的年代印在聖經的開頭，把764B.C.印在羅馬史的開頭都不是偶然的事。從他們的觀點看來，他們的旅行必須從一特定地點出發，照現代的歷史家的看法，那確定地點就是當今。他不把他自己運回到過去，然後推到現在。他們往後追溯，就過去事跡中，特別選擇其對當代問題有重大意義的。從前的歷史家把年代看得很重，現在的歷史家卻把年代看得較輕了。這些史跡的生命力不在自身，而在它們對探照燈所反映出來的一星閃光。這種觀點的變化比方法的變化出現得晚些，因為它不是連續的，所以它的進展也較難以追溯。學問精神的變化，一經開始，可以憑自身的動力，直繼續下去。觀點的變化受思潮起伏所支配，它也受社會及政治運動所造成的阻力及助力所支配。但是亞丹·斯密的著作可以算作一條發展的路線的起點。這路線經由勃克爾（Buckle）及拉其（Lecky）到達格林的《英國民族史略》的窮途，又到達馬克斯的更有力量的影響。 這種變化的性質，使得我們無須乎（若不是不可能的話）詳細去追溯歷史知識的進步。有兩句十八世紀的名言恰可以作現在與過去的史學的分界石。一句是瓦爾浦的話：給我念什麼東西都可以，只不要歷史，因為歷史必定是假的；另外一句是約翰生博士的話：歷史必定是一種編日曆的工作。這些說法有一共同之點就是，歷史僅僅是許多斷案的聚合。瓦爾浦暗示歷史與生活及時代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任何時期或任何人物的歷史的推論可以對或不對，但是認為歷史必定是假的這種情感只能從一種信念而生。那就是說，歷史與常態的生活及常態的人類的心絕不相干。約翰生暗示出歷史與哲學或智力的好奇心無關，照近代的說法，歷史乃一人生的理論，乃一智力的公式。照這說法解釋，上引的兩句名言便成了全無意義的。史學革命的完成由此可見，約翰生的話不用說了，瓦爾浦之謬也是顯然的，因為說歷史一定是假的，就等於說當代的社會學、哲學、政治哲學沒有一派是站得住的，同時也沒有學問或科學的考據那回事。 在改變觀點及方法的種種勢力中，有些原素可以用來解釋歷史在今日的地位。雖然那變化可以從伍爾夫與亞丹·斯密的著作算起，《〈荷馬史詩〉考證》及《原富》，都不是突然爆發在一個陌生的世界中的，它們都立即為人認識，換句話說，它們都是若干思想趨勢的最顯著的、最完滿的結果。這些趨勢我們可以很粗略地概括於理性主義的題目下，對於教會權威的反抗在歷史及其他學術上同樣是不可免的。耶教的種種影響當中，其一種最有力而持久的就是把這世界和它的過去切斷。羅馬文化的毀滅固然必在歐洲歷史上造成一道鴻溝，但新宗教更把這鴻溝弄得更深而且更固定了。這新宗教所產生的變化是這樣搖根動本，遂至前數世紀的一切努力、一切希望、一切思想，都好像是枉費的。因此，其受遺忘的程度之深，絕非僅僅時移世換所能做到的。在以前，所謂過去只是在年曆的意義上算是過去了，並不是在想像的意義上算是過去。希臘與羅馬人並不覺得歷史是一種智力的追求。我們可以說，也許所有的古典文學都是歷史，也許都不是歷史，這兩說都有同樣的真理的。雅典的偉大的戲劇在一方面上和杜西地達斯的著作同是史書。在另一方面，塔西達斯的《編年史》和《伊尼雅特》同是一種想像的作品。那些歷史家、戲劇家，甚至抒情詩人都用同一的材料工作。歐底潑斯與柏雷科斯同是雅典人，特爾諾斯與提柏瑞亞斯同是羅馬人。這些作家的興趣與其說是在所記錄的言行，毋寧說是在記錄所表現的風格、慧巧及戲劇的力量。材料是共同的，是成了定型的事實，有些幾乎是成了典型的事實。神話與信史的差別已不存在，歷史完全適合於馬可黎的定義：「它是一種詩與哲學的混合，用性格及情節之活動的敘述以灌注普遍的真理於人心中。」 當然，耶教的要素是要灌注普遍的真理於人心中，並且依靠那極端窄狹的事實的基礎。 在新宗教的勝利中，基督的三年布道及三日間的受死與復活，就足以消滅先前西方世界的歷史、詩歌及哲學了。基督教使學問與文學專門化，它簡直獨占了想像的領域，所有的藝術都成教訓的。所以，當歷史掙扎著復活的時候，有一種新的區別產生，那就是敘述的內容與敘述的方式的區別，也就是教訓和娛樂的區別。對於前者，刻意的想像是沒用的。想像用在事實上，其結果屬於另一類的文學。歷史與小說開始分家了。 文藝復興雖然給我們對於歷史一個較廣的眼界、對於過去的較生動的感覺，但對於史學貢獻甚少。久已遺忘而新被發現的史書，只被人當作古典文學來讀，而非當作歷史來讀，因為道德的標準仍舊有力。它有兩重的影響：一是在古代與現代的世界中劃了一條界線，一是以有益和無益的教訓式的區別代替了真和假的批評的區別。甚至依拉斯馬斯（Erasmus）雖然能夠見到前一種區別，卻每每看不到後一種區別。在兩方面上，文藝復興都沒有引起任何真正的變化。它的領袖人物固然否認現代的世界比古代的好，他們把時針撥回去以自娛。他們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只當基督教未曾存在過一般，但這樣只是把古代和現在的分隔愈掘愈深，並沒有把二者連接起來，只是把二者的界別過分側重。雖然宗教改革曾掃除一些老的判斷的麻木，卻不能在歷史上立一個新的標準。歷史就其為一種智力的活動而論，依然是一種機械式、操練式的活動，因為哲學和人生的理論與實踐還與教會的教訓為一。 宗教改革對史學的影響是怎樣地少，我們可以從這事實看出：當史學的變革終於開始出現時，這變化開始出現於一個並沒有宗教自由的國家及民族裡，英國和德國都不缺乏能領導變革的人，來伯尼茲（Lelbnitz）在一千六百七十年照原樣印行了許多文件不加「修正」。他的英國弟子瑞馬（Rymer）把英國的憲章謄錄印行。其次如杜格達爾（Dug dale）、李蘭（Leland）及活德（Anthony Wood），他們的工作都根據一種本能的信仰，以為歷史的學問確實是有的（雖然這信仰還沒成為一種理智的信服），至於史學的實在範圍和性質，他們所見甚淺。形式化的基督教給史學劃定緊嚴的界限。在這界線內，史家遠征所及，不外國家的正式文件、大寺院的資產表、家譜、徽章等的細節而已。這裡有對於階級界別的尊重。這些界別就是教會之物質的繁榮所倚靠，甚至是它本身的安全所倚靠。不管這些印行得怎樣多，歷史是不會有很大的進步的。階級的世界觀念統治了它，有些社會的層次和歷史簡直不發生關係，一種想像的秩序破壞了探究的努力。在那些曾為宗教解放的主要舞台的國家中，使它們成為新教沃土的性質限制了它們，同時它們是太過幼稚，太過嚴重了，不能達到完全的心的解放。那兩個新教國家所以能強力地而且有效地抗議羅馬教會的提高權威，其原因之一，即是它們的內心，兼有精神上的服古篤舊和智力上尋根探本。洛克（Locke）及勃特萊（Butler）都沒有什麼幫助給瑞馬及杜格達爾，因此，歷史雖然開始把王公大人們的事跡及意向考證得更確實些，它依然堅信這些乃是最重要的史實。 大變化是要從另一方面來，要從另一國家來。這國家沒有充分的崛強，所以能忍受羅馬教會的威猛的命令。它卻是永遠有一種活潑的智慧，不致把任何對於精神的好奇心的人為限制看得很嚴重。法國對於官府的基督教的地位，能作極端的表現，也能作那地位的最強的溶解力。二者合一，才能產生新的歷史觀念。布塞（Bossuer）和福祿特爾（Votaire）完成這種合一。「世界歷史」乃是教會許可下的歷史之最高的成就，它使得人類全部的記錄，以基督的誕生，及上帝關切人世的理論為樞紐。這書對福祿特爾的影響產生了理性主義精神之第一次可注意的表現。在人類心智的進步中，曾經發生的事實的真相要等許久才能透入全世界的意識。差不多一百年來那兩種影響是並行的，它們互相覺認，互相懷疑，卻各受對方深刻的影響而不自知。歷史的學派漸進而為接近真正人生的東西，這最初顯現於法國，在那裡往事的影響自然是最強大的。杜康（Ducange）的《字義》、蒙德福康（Montfaucon）的《希臘古文字學》及巴黎的Benedietine學派的全部工作，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進步，雖然這進步是盲目地進行的，卻依然是很大的。歷史受了哲學的刺激，不幸哲學家不是良好的歷史家，不能使它們的影響成為一種指導。因此那種刺激的作用沒有一定的方向，歷史的各學派接受了這刺激物，直從自己的陣線向前放射。理性主義者隨著他們的進展，向它們的系統及它們的觀點挑戰，卻不能利用他們的研究和發現，以達到更好的目的。 但路徑一經開闢以後，那兩個只是無力打破樊籠的國家，從已做成的裂口自行前進。法國思想家的工作不能作為歷史方法及觀點的變化的起點。它們雖然把產生變化的兩種極端的勢力合併為一，因而產生了新的東西，但這兩種勢力因為帶有極端性，依然各自分途。考證家在他們的限制之內，可以成為好的考證家，但哲學家永遠只是俏皮而專好破壞的概括者而已。惟有德國才產生沒有限制的考證家，惟有英國才產生尊重事實的概括者。伍爾夫的《〈荷馬史詩〉考證》有深刻的學識，而沒有受教會影響而生的任何偏見。他接近他的題目，並不是帶著文藝復興對古典文物的熱烈的感情，也不是帶著寺院的學者對那「異端」時代的冷峭的疏遠，只是自居於一個純粹理智化的人。他的工作啟示給正統的歷史家以一事實，他們在十八世紀中已作了很大的進步而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另一方面是亞丹·斯密的《原富》是對理性主義者的啟示。不只教會的強力的統治已經過去，不只歷史已逸出了基督教的事實的樊籠，階級的歷史觀也全部成為過去了。國王與貴族，也同教士一齊被推翻，他們摔倒於一新的歷史哲學之前。照新的歷史哲學看來，他們的戰爭、口角，他們的憲章及條約，在國家生命的潮流中，好比一些泡沫及漂流物而已。這國家生命的潮流卻是循著人類的共同需要、地理形勢的利害、中產階級的商業、工業的勞力等等。戰爭與條約有時是這些勢力的衝突之可見的結果，也許是潮流所遇的障礙物，但潮流自身通常卻是和這些東西分離的。 歷史這名詞有雙重意義，它指示人事的進程，也指示這進程的記錄。偉大的歷史時代很少對於歷史的記錄有多大直接的影響，但事實上當伍爾夫及亞丹·斯密的著作印行時，歐洲史的進程正要大大地加增對新歷史方法的認識。法國革命在兩重意義上製造歷史，如亞頓所說，凡要替法國革命辯護（說它是一切歷史之成熟果子）的自由學派必須費力去說明歷史是什麼，而不能以舊有的答案為滿足。照這派思想的前提，國王、貴族及教士並不占歷史的全部。有了休謨之力，亞丹·斯密的理論開始透入英國政治的中心，他的名字代表理性主義做成了一新的大罅隙。 關於十八世紀歷史觀念的這些變化，有一點是應該注意的：他們已經預兆到歷史與其他每一門學問（實用的或理論的）的交互影響。宗教、哲學、科學（例如萊伯尼斯及巴斯加）及政治都感到這變化，不但在許多方面把它（歷史）改變，也被它改變了。但是像布索埃特的賦予活力的影響加於福祿特爾以後一般，要過了些時候，這變化方完全被人覺到。 對於世上一般人，歷史仍是一堆紀年錄一類的東西。像費利曼教授那樣和現代接近的一個人，竟會給歷史下一個空虛到出人意外的定義，說它是「過去的政治」。自由學派對英國人所給法國革命的解釋是失敗了。畢特及拿破崙的戰爭接著出現，英國思想的大部分拋離了那些新觀念，和斷頭台發生關係的歷史及哲學的觀念冒犯了「正人君子」的國家，在「改革案」運動之後，雖然有新憲黨的搗亂，英國在思想上卻是向後退了。 但是落在史學上的光明是那樣強，雖在普遍反動的時代中亦不易消失。理性主義者所產生的精神上的變化，及對權威之新估價所產生的方法上的變化，都在革命前發生，也是不能磨滅的。從史學的觀點看來，革命之最壞的影響是：它最初好像要促進一種新的歷史解釋（用實在的、可見的、現今的民族生活來解釋歷史），結果卻把它延緩了。換句話說，當時再度遺失了的是歷史和國家的日常政治的聯繫。 但是，歷史家並不曾完全回到圖書館的幽寂，像哈林的《憲法史》雖然在大多數方面是正統的，也有些地方表示著當時的學者已嗅到自由空氣。哈林故意把他的著作停止於喬治第三登位之時是很有意義的。如果我們決不知道這事實——如果那本書只是止於所止之處——那意義恐怕不會如此顯著。不過我們知道哈林很後悔輟筆於此，可見他已想到（無論怎樣微弱地），歷史可以涉及現代的事情了。那就是說，史學上的爭辯，可以不是文件的衝突，而是政治主張的衝突。哈林決斷這是不能容許的，但他心中感覺這種決斷的必要，這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見卡萊兒在他的觀點上並不算偏奇、孤獨，如常人想像的。從「法國革命」的灰黃的煙氛里，及在「過去與現在」的焦躁中，永遠可以聽到這樣的呼喊：「這就是你的歷史一定要解答的——這廣大的群眾，為你們關於國王及貴族的巧佞的記錄中所沒有的。如果歷史是有重大的意義的話，你一定要站立在這裡，當場就地的瞧著它，並使它常可以被瞧得見。」哈林看到而終於拒絕的，就是這當場就地的站著。他和卡萊兒的精神雖然不同，但他也感到，歷史著作的真正原動力是這「最近」以至「同時」的不可控制的原素。 很奇怪的，近代批評認為是史學的阻礙的一個歷史家也是如此。馬可黎在史學界的地位的論定，每從一問題出發，他要使歷史成為一種「真實故事」之明說的目的，成了他的罪狀。在他的時代，科學研究的新方法、權威的批判、文獻的尊重，已成了史學的通則，而他卻要倚賴於想像力，在後人看來這差不多是一種昏迷的自大。他想使標準歷史中有名的人物和緊要關頭復活重現，而不肯把那些標準歷史的觀點重新考慮。這是學術的一種過犯，現在不能為他辯護了。但這裡仍有未可磨滅的餘地，馬可黎有未可厚非處：他的歷史離哈林或卡萊兒的不遠。他的著作的原動力是對於當世事務的關切，是對於產生它的條件的興趣。當然這種關切和卡萊兒的不同，那完全是一個中等階級的關切，為自由主義派的政治痛苦所引起的，並不是其民眾肉體的痛苦所引起的。再者，這興趣的性質也不同於哈林的，這不是學者對於憲法發展的興趣，而是政客在黨爭中的興趣。可是當馬可黎寫作時，他把腳跟固定地植立在他的時代上，他即使後顧，決不致把他的腳提起。總而言之，他覺得歷史是比年表多一點。他的批評者，雖然承認這點，每每為輕易地認為他對年表觀念的救藥只是浪漫的想像。事實上，在他那時，及自他那時起，比他好的歷史家也用同樣的救藥——以當代的事業及當代的政治興趣為歷史的軸心。馬可黎自稱，他的野心是要使他的「歷史」代替了婦女桌上最新的小說。這句話常被一些歷史家用來詰責他，但這和史學界發展所趨的目的並不是不諧協的。 說他喜歡用陳舊的人物及情節，而不重新考慮他們對國家生活的真正重要性——這種批評完全出自現代的觀點。這批評忽視了一件事實：最英明、最飽學的新史家若拿來與馬可黎並論，在這方面也不見得比馬可黎有更多新創的見解。蘭克是近代史學界的偶像。他的弟子亞頓用了兩句關於他的話總括了近代史家的兩個理想。第一句：「他是首先英勇地研究歷史記錄的一人。」第二句：「他教我們要批評，要不帶色彩，要新穎。」然而蘭克從沒想到的歷史的題材是在那些君主、貴族，及教士的野心、政治家及國會的黨派之外。不管他給予考證及比較批評以怎樣新的氣力，歷史的領域對於他始終止於舊的界限中。 事實是這樣，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英國與德國在史學上的地位，與十八世紀時法國略同。兩個潮流都在進行著，都不完全感覺到彼此間的關係。方法與觀點的最後接觸，其給予法國的永久影響在方法，其在英國及德國延遲了許久的結果是在觀點。當然那平行的影響是不很相同的，理性主義哲學已做完了它的工作。無論如何，在英國，當十九世紀時，宗教偏見所構成的障礙物是左右地倒著，並且我們不能想像歷史會在教條的桎梏下前進。因此，和純粹的歷史家並行的影響要在別處尋找，那是政治及社會改革的影響。福祿特爾、萊伯尼斯、笛卡兒及休謨在十八世紀所做的工作，在十九世紀是給卡萊爾、米爾、勃萊特、拉薩兒、馬克斯——那些過激派及社會民主派所做了。哲學家曾解放了歷史的探討，政治家現在要把它的重心轉移。這探討最初是要帶有意味的，後來變為要受正人君子所尊敬的，現在連這性質也被認為一種限制了。 方法的變化替歷史所開闢的田地是這樣大，所以觀點的變化被延遲了。十九世紀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墾殖這田地，在一時期只有歷史原料的零星的印行而已。但將近一八○○年時，歐洲各國政府的檔案已受到史家更深切的注意，大陸的學者多數隻研究那些文件，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們，並任由別人為著別種目的而利用它們。英國史家卻大費氣力去把國家的記錄分類並印行。關於這時候推動歷史工作的真實力量，沒有比下面的事實更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了：最初二十年來，官印文件的浪費和虛耗還不能使這種營業坍台。這種工作是那樣重要，所以爬入其中的腐敗能被祛除。結果在英國這種印刷比在其他任何文明國家都發達，但同時在英國史家太專心於這種工作，遂至不能感受其他的影響。年表家又恢復了它的勢力，憑亞當·斯密的精思，英國在精神的新穎上導了先路，但這種精神的新穎後來英國也消失了。這種情形不僅英國為然，在大陸上，文件的研究，雖然不採印行檔案的形式，也銷磨盡了史家的精力。尼伯發現了古籍的本子，把羅馬共和國初期歷史中人格矛盾的疑案解決，把制度和趨向闡明，孟申除了把羅馬英雄重新估價外，又貢獻世界以他的龐大的「Corpus Inscriptionum」，基掃特在一八二二及一八三○年印行了五十七冊關於英國及法國的史料——這些人都是史界的巨頭。美國當她開始有所成就時，也不曾貢獻過任何歷史的新觀念。皮斯客特的《斐蝶南及以薩伯拉的歷史》《墨西哥的征服》及《秘魯的征服》都屬於「紀錄之英勇的研究」這一類，他並不曾問及所記錄的事實是否歷史之惟一主要的實質。可做的事是那樣多，當時大歷史家即使有時想到這類查根究底的問題，也無暇顧及它。寫本及印本文獻的研究既漸漸地開發了許多材料，考古學也同時慢慢地在加另一種材料。發掘給古史家帶來了一串新事實。這些新事實雖不如以後時代的新事實之多，但其騷動史學界則一，甚至像尼伯及孟申的晚近的重構工作也顯出有錯誤。 幾乎一切十九世紀的歷史工作，都帶有一種特殊的熱誠。這熱誠是超乎發現並使用新材料的興趣之上的。歷史判斷的重新考慮及歷史人物的重新估價，給人以新觀點及新方法之虛幻的印象。龐被的性格的傳統看法之被推翻，流俗對Titus Oates的譴責之改變，享利第八的公認的仁慈之嚴厲的否定——這類工作帶有新的生命。這些工作不過是舊牌的重洗，原局中棋子的稍移而已。這些探討也許可以使年表更為有趣，更為可讀，但它仍是年表而已。 再者，史學專門化的自然趨勢（權威的養成需要專精）把新方法與新觀點的結合延遲了。這結合假如比實際上遠早一些，可以把經濟學從無用的孤立中救出來。不錯，馬克斯因為對於經濟學的工作有清晰的觀念，所以能自救。但如英國的白芝浩、羅傑士諸人，從沒有澈底了解，在他們的著作內，保存了一種新理論（關於史學的責任的理論）的種子，那是《原富》一書先已具有的。和他們同時，斯托波（Srubb）印行他的《憲典》，灰而曼和福樓特（Froud）和伽登納爾（Catdiner）把短時期的政府檔案整理了又整理，但這兩群學者都不曾想到他們相互間的接觸可以產生新光明及活力，都不曾想到經濟學家可以把史學家和他的時代連接。這一來，可以產生一種新的興趣，比純學者的興趣更廣博而永久。 但有兩部書超出這時期的其他著作之上而表示重心的移徙。一本是勃克爾的《文化史》。在這部書里，驚世眩俗的事件及高尚的模範和優美的興感是占很小位置的。假使勃克爾的工作到了完全成熟的境地，他也許是像福祿特爾那樣搖動人心的一個懷疑主義者。他的基本主張，有些是有意攻擊學院的歷史的。在他看來，建立歷史為一種科學的工作，過去做得很少（這種歷史應該顯示支配國家及人物的命運的原理）。換句話說，歷史到現在仍是個人的歷史，而不是國家的。勃克爾認為范鑄一個民族的前程的勢力，乃是它的自然環境、它的土壤及氣候的情形，它獲得生活必需品及奢侈品的便利或困難等等，而不是君主及教士們的行為。那些人是被范鑄成的樣品，而本身不是范鑄者。他更進一步說：個人的努力，在國家的歷史上是比較無關重要的。大人物是有的，但大體上他們只是些擾亂的勢力，而不是歷史發展的領導者，是時勢造成者而不是造時勢者。宗教、文學和文明國家的統治——屈服於新標準下，成了人類進步的產物，而不是人類進步的原因了。 不幸得很，像大多數十八世紀的哲學家一般，這位長於綜括的新天才和這新懷疑學說，為歷史智識的短缺所害累。勃克爾在述意上每每鬆懈，在論斷上每每輕率。但是他的工作，與《種原論》的出版所產生的科學的新秩序相符合，雖然大部分歷史家仍持舊觀，但自勃克爾對他們挑戰後，他們的心中已有一新傾向，這種傾向因科學上的新變化刺激而加強。福樓特雖然反逆潮流，偏要跟馬可黎走，但在這一點上，他沒有繼承人。 另一種對於學院的歷史的挑戰沒有收到完全的效果，並不是因為學力的缺乏或立言的暴躁，只因為它把新精神表現得太誇張了。格林的《英國人民小史》把鐘擺撥得太猛了，以國王、貴族、國會及戰爭為歷史的標準材料，這是錯誤的。但說這是錯誤的並非就認為如格林所主張，在真確的歷史中，這些材料可以一概不提。這也許是真的：舊史所載，搖旗吶喊及鋪張揚厲的事情，是歷史的外表。而國家的真正生活卻在它底下進行著，而鐘鼓喇叭的餘音是傳不到英國的小城鎮和鄉村裡的，王室的興亡不能阻止耕耘、紡織的工作，或熄滅鍛爐的火焰。但是，如此看來，人民便成了一種很奇怪地隔離而無生命的物體，不時受到外來的、不可完全解釋的震驚，有時從模糊仿佛的接觸得到利益，有時得到損害。它很像是一個有神經系統的物體，但缺乏神經系統之器官的用具，數百年來人民所藉以觀見並處理事物（就民族的意義言），藉以旅行並獲得經驗的肢體，格林著意地把它們省略了。 雖然沒有收到完全的效果，他的《小史》已留給我們第一個新史觀有意的習作了。在對歷史的關係上，它是一個時代的頂點。在這時代里貴族的特權及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先後崩潰，政府的機構、國家的組織直接和工人的狀況發生關係。它的主要缺點有一部分也是由於把那極重道德的時代在國內政治所保持的和平性格。在勃萊特及格拉斯賴的活動上，並沒有革命的材料，在莫利斯及金得利的教育的過激主義內亦沒有。那時代自然不會以爭辯的口吻來記錄它對於君主及貴族們的冷酷，或對教會的貪得的抗議。認為國家的生活是離開這些表面上的擾亂者而獨立進行——這也許在當時好像是一個前進的理論。但據此見解而著者，只是規避重要的問題。規避重要的問題原是那時代的特性。如果一切以前的歷史材料對於國家的發展並無多大關係，如果憲章、條約、戰爭、國會，及會議對於人民的重要，只是在人民對他們要付血或金錢的代價——如果這些是真的，那麼便有一筆賬尚待清算，格林的斷然的修正，只是把這筆賬壓下而已。 下篇 在十九世紀末的英國，差不多各種學術的活動都發生一種特殊的變化。這變化最初是在哲學。法制上（特別在工業方面）的道德混亂及理性缺乏——對於這種情形日漸深刻的感覺，使得我們的道德哲學，越來越在結論上帶試探性，越來越厭棄強調的判斷了。在宗教上，「種源論」所引起的關於「文字的感興」（Verbal inspiration）及事物的由來的種種爭辯，熱力頓然消失了，它們仍然保留一點學術上的興趣，但是在一種新的實用的衝動（要尋求人的道德本性的每一種刺激之衝動）面前，它們已失去精神上的急迫性了。信仰的堅度及壓力變成了比它對理性的反應更為重要，這一半是由於哲學的新影響，另一半是由於自然科學的自足自滿的掩襲。早期（對演化論的）熱情過去以後，人們看清楚達爾文的假說只是一種假說，達爾文所提出的不過如此而已，而不是系統的斷案，如它後來所變成的。在社會及工業狀況的好處與壞處之奇異的混合中，科學開始改變了它的整齊、堅決的公式，及目的性的觀念。還有更可注意的，它竟接受它以前所極力否認的道德的及倫理的色彩。環境之本能的反應說及適者生存說等類獨斷，它再不會無條件接受，而不負起改善環境及增強不適者說的責任了。 事實是，每一門學問都感覺到十九世紀的機械的成就的影響，這種成就溝通了全世界。地理上的發現、旅行的新便利、研究工具的改進等，對於學術進步的助力是很明顯的。但同時還有一種更微妙的促進交通的勢力。賤價的印刷、賤價的報紙和普及的教育，使得文明社會各部分有了一種相互的感覺，為以前所無的。這時，所不大注目的種種發展，如商業上有限公司之增加，大大地改變了社會的機構，創造了階級與階級間之感覺上的新連環，那些階級，以前彼此間的認識，是很疏遠的，甚至帶有敵意的。 在這普遍的思想變化中，歷史才受到觀點的變化。這觀點的變化雖然比方法的變化更難追溯，但對於一切考慮到這問題的人，是和方法的變化有同樣真實性的。如果史學要不僅是智識的追求——如果史學是要發生實際的影響，那麼史學的整個前途似乎有賴於那觀點的變化的正確了解。十九世紀之末，歷史既然有這樣好的準備，這樣多的助益，那麼，在一個愛科學的時代，一個對科學的要求極嚴格的時代，人們自然要把歷史放在科學的名目下了。不僅正確及公平成了史家工作的極尋常事，他們還有真科學家辨別事實真偽的曠達。地理學、人種學及物理學同文獻的及考古學的證據一樣，成了近代史家的材料。比較新近的時代的劃分，比較新近的關於人類進步的觀念，很容易就被人拋棄了，正如紀元前四○○四年創造世界說之被人拋棄一樣容易。但是，在史學上新的曠達態度每成了決斷的癱瘓。這在史學上較其他科學更甚。應用原始資料的熱誠，使專門歷史學常勃勃有生氣。但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來，通史的著作是停止了。史料的新工作的發現所引起的能力的迸發之後，繼以一階段，同樣地吸聚了專門史家的精神，但對於他們的生產，卻是一種阻礙。這是對史料之比較估價的階段，同時也是以前對馬可黎及福樓特的態度之必然的結局。這些歷史家在不同的程度上（福較馬為甚）都從原始的文獻上工作，只因為他們有意摻用想像而撇開他們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嚴重的敘述都有相當文獻的證據。所以，證據應有價值上的分別。在這種研究上，歷史家開始用心，史學的各方面都受到這種影響。尼伯爾、孟申、突兒華爾（Thirwall）、費利門及其他十九世紀初期和中葉的史家，都曾依照一些新材料來寫羅馬、希臘史。這些材料相當於近代歷史中的檔案，那就是發掘的結果。但當這世紀之末，在這領域內，權威亦開始被人疑問，以前它卻大抵是被人照原樣引用的。當那些發掘家走得愈深，涉歷得愈廣時，他們滋生了許多新事實，遂致考古學者亦受到和歷史家同樣的阻礙。專深的探討幾乎陷於懸而不斷的絕境。惟一安全可做的事是印行文件，並避免根據它們來寫歷史。 在美國，第一個夠偉大，能面對這危險的歷史家是亞頓。在原料的熟悉上，他是無敵的，在證據的估價的能力上，他也是無敵的。他試去喚醒一般史家，說道：雖然整理文獻的時代正在開始，我們已有了立足點，因為意見已漸重於信仰，智識更漸重於意見。他把他的確信施於言行，著手於一件龐大得夠彌補數年來史界的荒蕪的工作，那就是《劍橋現代史》。 當一般人都不願說肯定的話時，他的確信的根源，除掉他的特別天才外，也許一部分是因為他能劃分歷史家之研究的及訓導的責任。他知道（別人很少知道的）原始文獻的汗牛充棟（因為對歐洲各國歷史的任何問題，一個歷史很少有隻顧到本國的檔案，而不研究他國的），他勇敢地主張：材料及權威的領域應該只屬於歷史家，那些學生、普通讀者、政客，是不能希望和它發生關係的。公平為理所當然，沒有一個歷史家不把蘭克的理想（他的無色彩的正確，對權威的批評，個人的偏見的壓制）放在前面的。因此，原始文獻的印行是枉費氣力了。歷史到了這時候應當可以印行一種清晰敘述，沒有關於史源的腳註的牽累。 這是異常的、坦白的供狀。這種信念未被明白提出之前，已遭受反對，不獨為英國思想及探究上的每一趨向所反對，並為轉變的教育精神及為政治潮流所反對。 十九世紀之末，存在著一代英國人。他們是在國民生活的兩大變化的支配下生長的。一是報紙的賤價，一是強迫的教育，此外又有大學擴張運動，及新省立大學在精力、才力及效率上的大進步。結果歷史家發現他們面對（可說是突然的，因所有的影響同時到臨）著一個新的要求，不但就提出它的人而論是新的，就它的性質而論也是新的。它是一個真正的嚴格的要求。在過去教育一向被認為是階級的差別，因此，當從前沒有受教育機會的人一旦得到這機會時，他們疑惑教育是真正製造並維持階級差別的工具。在十九世紀，普及教育運動到處成了政治的口號，成了階級的口號，它曾是改革派（Chartism）的一種主張；再後變成自由黨政府對1867年改革後的公民投票之最初反應。它在1884年改革後所選出的國會手中進到最後的階段。自然的影響是：當一有受初等教育機會的世代興起時，它帶著一種咄咄逼人的好學的精神接近它的教師，不單只是要受教，並要知道所教的是什麼。亞頓的分工說也許會產生一種固執的歷史學者，發出絕對的命令，以專家的決斷為藉口，而他們決斷的理由，一般人簡直莫名其妙。這新世代不肯以任何權威的判斷作為自己的判斷。原始文獻的研究所開的門是不能關上的。人們要求得讀原料的本身，沒有經過「中等階級」的學者的點竄的。 這也許把那些新進對於史學界的態度說得太利害點。如果真相是沒有這樣明朗（如果關於這種態度，人們所聽到的，不如這裡所涵蘊之甚），理由一部分是歷史家本身規避了亞頓的「通諭」。上面所引他的話中的一句就足夠使二十世紀的任何專家反省了。那句話是「意見漸重於信念，智識更漸重於意見」。雖然智識的進步很大，如果在這時代的智力的原則上有一點是比其他更為人所注重，那就是對意見的尊重。這對意見的尊重，使得從智識到主見之間的心理轉變，極端困難。知道的愈多，執持的愈少。因此那些新進（當他們是熱心地並且以破壞偶像的態度侵入學問的座位時），發現他們並沒有被迫要作什麼主張，導師及教授不再說教了，他們攜帶了到史料寶庫的鑰匙，同他們的學生進去。研究班是理想。討論非常熱烈，主張卻沉默了。 我們將發現（這發現還未完全為人所公認）那對史界的新要求不獨在種類上是新的，並且在提出這要求的人們上也是新的。在昔日人們可能（雖然這辦法對歷史工作是不好的）在某一點上畫一條線，把一切接近那條線的當作現代的事實，還沒成為歷史。大略地說，正像哈林停止於喬治第三的登位時，十九世紀的正統歷史家停止於維多利亞後登位之時。在一個長時期內，民族的生活和階級間的關係是那樣，以致這界別的虛偽不易為人見到。教育是有限制的，階級的分隔是很清楚而緊嚴。不管在史學界，固定秩序的感覺怎樣為十八世紀理性主義所侵蝕，它在實際的生活上仍是實在的。在「改革案」（Reform Bin）之前，英國的社會（不管它內部的困難和分歧是怎樣）有一種確定的形態及秩序，沒人對它發生問題的。一般人民無意去歸納當時的趨勢，並且不要求對他們的生活的進程，得到一種概觀，因為他們大多數沒有「有機的發展」的意識，任何程度的有效的趨勢不會存在，除非等到少數受教育者把它們歸納出來。近代英國有一些真正的需要，那些需要是我們已述到的兩種影響所引起的，那就是報紙及免費的強迫教育。今日的人不免要知道世事如何進行，並且他們能憑藉若干百年前所沒有的工具來宣達趨向及興趣。簡單一句，他們有無限的機會和一切的資料，以迷惑他們自己及他們的統治者，以將他們的事務化為不可解之結，以盲目亂撞於不相關的事實之網中。這新世代的要求實際是：歷史知識能夠把現代生存的種種觀念系統化嗎？能夠歸納出它的趨向嗎？能夠對於它的種種不諧的利益以形體及目的嗎？ 這要求被人們覺認時，人們便用種種方法去對它。保守的專家有一不可免的回答。他立足於歷史的尊嚴上，並宣言：第一，她的詔諭是太嚴肅了，必須在過去時間的冷靜中宣布，必須根據一切可得的證據；第二，要求她垂青於現代事實是把她貶為政治的武器，並剝奪了她的教皇的堅決。首先要注意的，是這種見解是充滿幻覺的。所謂歷史的冷靜實在不是過去時間的冷靜，而是一種丐辭。時間的過去之惟一價值是防阻這丐辭之被人發現。專門史家在他所敘述的時代與他所生在的時代之間，劃一緩衝時間。憑這辦法，他便可以著手在棋局上布放棋子，而無須顧及它們對於當代情形的重要性。很明顯的，這一來他可以冷靜，因為他已經使得他的題目不與任何可喚起感情的事實（那些與現代生存有重大關係的事實）發生關係。再者，「可得的證據的全部」乃是虛偽的話。那些專門史家等到時間毀掉了生活中眩人的五光十色，取去了愛和憎中的熱力，消滅了那不可捉摸的疑慮和同樣不可捉摸的信賴，他等到除文獻外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於是讓時間替他做別的「丐辭」的工作。那嘆息歷史成為政治武器的好意也是一種幻覺。歷史的教訓是永遠帶有政治的涵義，但當歷史教師所屬的階級，和他們所教導的階級一致時，政治的線索是比較不明顯。只是當別的階級來受教時，那政治的偏見（不必是一種活動而強烈的偏見，卻是有效力的，如果是不自覺的，眼光上的限制）才現出真相。不是我們故作怪論，反對以歷史為政治武器的主張，就是最富政治意味之歷史的應用。因為它的涵義是：智識及探討一定要先承認一種固定秩序，它（智識及探討）和變化及改革的歷程是不生關係的。因各時的固定秩序之不同，它可以在不同的時代幫助不同的方面，但它的最高理想是不幫助任何方面，這是中產階級心理的精髓。 雖然幻覺是很可憐的，但是專門史家之歷史論尊嚴論還有更基本的缺點。在結果上，它否認改變的精神的真實，那精神會影響過其他一切智力的活動。近代哲學家的試探性，近代科學家的倫理觀點，它們的意義是什麼？那就是：學問和教育的惟一真力量，乃在它和民族生活的潮流（無論怎樣複雜，怎樣被錯誤地指引，或沒有指引）間的永遠新鮮的（也許永遠粗生的）接觸點。坦白地為著一時而建設、寫作；同時認清楚現在所寫的不久要被重寫，貢獻假說；工作，而不求達到最後的判斷——這些都是今日專門著作的特性，史學不見得有什麼理由要獨成例外。為要接近現代的事情，它必須與他們符合。當然有些史料不能得到，除非等它所直接關涉的時代已成過去；許多事跡沒有顯著的重要性，除非等它們所引起的運動或趨勢有充分時間以表露出來，但這些淺顯的考慮並不改變以下的事實：在近代生活里，有豐富的資料，可憑藉以建立假說，可憑藉以推測種種趨勢的性質和民族性的發展。 為適應現代的要求，不必有許多近代史及現代歷史的實際寫作。一些當代最有名的歷史家已作另一種反應（也許不是故意的）。例如在梅特蘭（Maitland）及梵諾格拉多夫（Vinogradoff）的著作里並不曾表示他們除掉純粹歷史探討外別有什麼動機。可是若說他們對於歷史工作的特殊興趣，是由於這工作是和政治問題有關（無論這關係是如何間接），是和近代對於社會結構的重新考慮有關——這也不是虛幻之談。他們的工作有一種想像上的把握，為許多與他們同時的歷史家的工作所缺乏的。 這裡我們看見了全部事實的根源。這是一種成了老生常談的真理，想像是歷史的寫作及教導的生命素。但是說這真理的人常常沒有體認到想像可以運施於許多方面。它可以從歷史家的心運施到社會的心（以前它大抵是這樣運施了）。史學的前途，現在看起來，繫於史家對一種想像的了解，這想像已經開始在一般社會裡運施，並且從社會的心運施到歷史家的心了。 最初的歐洲文學是充滿了一種對過去的想像，這想像表現人們沒有感覺到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鴻溝。想像並不創造故事，只把現代的生活放在過去的遺產里，所以它的歷史很舒適地從普盧米地厄斯（Prometheus）轉移到柏利克利斯（Pericles），從依尼亞斯（Aeneas）轉移到奧古斯塔斯（Augustus）。如果有人向杜西狄特斯（Thucydides）及德西塔斯（Jacitus）問道：亞爾亞敗亞特斯（Alciblades）及士贊那斯（Sejanus）是否可算為歷史人物，他們一定會驚訝，但是現代歷史家若試去描寫同時的人物，便不能避免這種問題了。那初期的想像，其根源是在當代的情況里，它不過是經過幾個世紀及一條不同的路又走回同一點吧了。這裡耶教的來臨，對於歷史又有很嚴重的影響，它認為有意義的過去只限於猶太的一個短時期，和後來歐洲史中受這時期的事變影響的一段。這一來它把連續的感覺打破了，它於這時間以前和以後之間劃了一重要的道德界線，這一來它把任何施於過去之想像的運用都禁止了。即使當（憑智識的遲緩的增加，和文藝復興的突然的照耀）那過去開始復活時，教會還保持著它的勢力，只憑「Anno Salutis」一名詞的發明，它已替智識的偏向製造了再堅牢沒有的工具。時間的某些特定區域現在被劃為「歷史」，因為這些區域和教會的權威相連屬，當想像再不能為教會的使役所限時，它就變成一種流氓了。這名詞永遠帶著虛假的想義。也許想像（例如在寺院的年紀中的神話部分上）曾為正當的教會的目的而被運用，在這些事實上，那流氓曾受到一種特別的寬縱，但是由想像達到任何的實在的真理，任何事實之根本的體認，那是不可思議的。 雖然宗教改革對於歷史的直接影響是很小，但是它把過去的門給想像開了。（不只因為它把教會之掩蔽一切的權威移去。並且因為它激動民族的情感。）一個民族，若為環境所迫，因而對於自己國家的存在感覺深切的關懷及驕傲［如梅狄齊（Medici）的佛羅倫斯所表示的］時，會以真正的活力生活於它所從出的過去中的。以利薩伯時期可以產生戲劇，因為在偉大事業的進行中，它暫時失掉了那種虛假的區分（那把歷史上的事情和當代的作為割斷的區分），結果當然不是史學。智識在一方面進行得太遠了，在主要方面又不夠遠。事實與神話的差別是成立了，但是什麼是事實的問題尚未產生。所以想像和國家生存的感覺的接觸產生了一種潮流，這潮流注入一種想像的藝術。戲劇雖然失掉了它的歷史的趨向，但在一百年間它是英國最有力的藝術形式。 同類的接觸激起了馬可黎，也許激起了所有在十九世紀初期是那樣活動的歷史家。在一切拿破崙戰爭的騷擾及危難以後，國家生存的感覺到處尖銳化了。英國特別對她自己發生興趣，那是一種比以利薩伯時代更為混亂的興趣。工業的奴隸、新憲派及穀米律運動就足夠阻止任何對於國家狀況之太自信的驕傲。但至少他們是一種強烈地衝動的生活的表征，而且想像又杌隉不安了。這想像仍舊是需要人給它自己解釋的想像，它是無指引、無形式的，——總之，那無教育的人物的想像。最初看來，給它所下的解釋，比之給以利薩伯時代所下的，似乎是在種類上不同。它有一種史學者式的神氣。歷史方法的改革已開始，因此民族的精力，於藝術之外別有發泄的途徑。馬可黎的著作中，人物之肖妙的摹狀，情節之動人的敘述，不是由於詩的天才，而是由於文獻的研究把一個靈敏的、博辯的心燃著了。可是我們須注意：當一切這些差異被考慮以後，新力量的潮流到底走的是文學的路徑。這有兩種原因。一是文獻的時代已經開始了，不管馬可黎暫時生的影響是怎樣大，史學界的自尊心使它一定要從通俗的工作退轉。另一種原因是一種想像的藝術的新形式興起了，這種藝術的形式特別適宜於表達朦朧的回顧的精神。這種精神每每隨著燦爛的歷史時代。這就是小說，那些想靠浪漫的表述以拯救歷史研究的人也許不大記起這一種文藝的形式了。在馬可黎著手寫他的「歷史」之前，斯各德把他的目的轉向過去的重構及歷史人物的新解釋上（這種種的工作是由於歷史原料的熱情所引起的）。其他的人繼承了他，他們除文獻外還採用發掘的結果。但我們更須注意的是，小說除了可以自由（歷史不能如此自由）把過去的事跡作最通俗的陳述外，還可以和民族的想像（在它關切現在一點上）接觸。狄更斯、迭斯拉利（Disraeli）及達克萊各依所見，來解釋祖國，觀察及記錄政治及社會的潮流，標示趨勢及運動。現在這兩種小說的功能仍舊保存他們的氣魄和感動力。它們可以從梅瑞狄的工作一直被追溯到現在，威爾斯一流的作家用這種文學形式表達當時社會學的問題，莫利斯一流的作家則以它為媒介，使想像和生活，日常的習慣，和對於過去的觀感接觸，甚至靠它來給過去的大人物以生動的摹狀。 與小說競爭不是歷史的責任。馬可黎所以不配為歷史家的理由之一，是他因故意要和小說競爭而生的偏見。使歷史家反對這種工作的不僅是它所表現的「修辭癖」；他們感覺著，在他們的新智識里，在他們對於文獻證據的價值的新認識和處理它的能力上，他們自有一種活力的源泉，而無需求之於別的範圍里。兩方面各有他們的成功。馬可黎成功一部分是因為他的文才無論如何可以控馭一切；一部分也因為學問仍然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歷史對於眾人所能有的意義只是才人所能給它的意義。謹嚴的史學家的成功是因為文獻之大規模的新發現已足夠給專門史學界以工作的氣力。馬可黎的成功是瞬息即逝的，他的後一輩人對他就很嚴厲，現在他幾乎還不能恢復歷史的地位。但一般成功的修辭家，幾乎看不到，在自己的成功里並沒有永久的性質。幸而他們還隱約覺得他們走的路的危險，亞頓爵士的宣告發現他們已從磽瘠的專制主義轉身。 他們似乎不大覺得感到另一種危險。這危險現在是很嚴重的。現代有一派思想，它否認過去的研究有什麼真實性，它說歷史現在不是一種科學，也不是一門學問，它只是一種心思的方法，幾乎是教學的方法。持這一說的人邏輯地推演格林的見解，即以為這個或那個國王開戰，這個或那個貴族謀變而傾覆——凡此等類事情，和人民的生活並無或很少關係。他們主張以前這件事或那件事發生，對我們現在的人民生活並無或很少關係。他們想：歷史，即過去的記錄，就差不多是一種無用的障礙。我們的時代必須自己解決自己的種種問題，雖然它有時從歷史收集到一件有趣的事實，或一種激人的先例，但它的種種問題到底要根據當時當地的事實來解決。封建制度可以產生一些狀況，「圈地案」可以產生另一些狀況。但是最後那些狀況的改革完全不靠它們的由來的事實，只靠當時所待處理的情形。史學的真價值——因為極端主義者還給留下一些價值——是在它訓練我們的心智去估量證據，校衡斷案和批評心的態度，也在它造成判斷的能力。 這派的來源大半是政治的，但從智力方面也可以達到同樣的見解，這從未來主義的運動可以看出，對於他們，歷史是一種死的東西，並且把腐敗傳給有生命的東西。它把近代的種種價值改曲了，它把近代生活的色彩和意義取去，它誤解過去，又拿誤解的過去和現在對照，因而扭歪了藝術、勞工和社會。 對於這種意見的極端，史學自身要負大部分責。站在她的尊嚴（在這事實上，只是怯懦的別名）的地位，她劃了一條嚴重的界線。這界線使人們相信她所載的不是事變，不是發展，也不是他們的時代的希望。由此可以很容易達到一種信仰，以為他們的時代不能從歷史得到什麼，除了一種心智的練習。歷史很可以補救他們的錯誤。英國從來不輕易有革命，把史學變為思想方法，乃是一種思想革命，它有一七九三年臭味。 但這只是史家所能增益於最永久的活力的源泉（為其他任何一門學問所沒有的）的工作之反面。那賦與生活的想像（一切好的歷史工作所不少的）於這時出現，並不是由於民族生活中之暫時的、外表的刺激，也不是由於文學的衝動，卻是由於一種永久的影響——對事變的普遍的認識，和對於社會狀況的普遍的知聞。在莎士比亞的時代必須天才，在馬可黎時代必須次於天才的文學技巧，方能使歷史在民族的生活中占一重要的地位。所以然者，因為人民所憑藉以窺測歷史的智識根基是很有限的。對於他們，歷史只是一個故事，而且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但是自從教育及賤價的報紙把時事置於每人的目前，一種日漸增長的政治見聞使社會狀況的經驗（歷史知識必須以它為最後的依據）不再限於社會的一部分了。它散布於全體，史家現在可以從這全體裡獲得他的工作的興感及滋益。 無怪乎修辭家對於這種見解發生驚訝。他會回答：一個立足點，那是好的；但史學要是僅與現代狀況相關，這比之它從前僅與基督教的要旨相關有什麼分別？它從前所受的貧瘠的影響豈不又要重現？我們首先要知道：以過去的一點為歷史軸心和以現代情形為織成歷史的經線，這其間有很大的差別。在後一事上，沒有限定什麼可以算是歷史，沒有對於任何問題的道德偏見。但是，更重要的，認清有廣大的歷史園地是為現代狀況所開闢的，為現代生活所激起的想像所灌溉的，並非就是說，現代史一定是史家觀點的中心或注重現代史為他的主要責任。這認識只是要辯明，歷史所受最後的人為限制，一定要打破的。 自從亞頓的影響占了上風，史學的統一性比史學尊嚴更常被聽到。但是如果基督教世界與古代世界之間的障隔應當打破，如果近代世界裡這個國家與那個國家之間的障隔應當打破，那麼我們的時代與某一時代（隨意劃出的）之間的障隔也不應當留存了。亞頓提出了一些格言，雖然他不是因那目的而提出，但這些格言可以減少這最後的障隔的打破的困難。他說「把人與物分開」，又說「與其研究時期不如研究問題」。任何人若要不受那把歷史和現代分家的界線所拘束，這些話正可以作他的座右銘。他路上的大絆腳石是人，而不是物。問題至少還可以追溯，但是時期是沒有形體或輪廓的。 分界線的廢除不僅顯明了最近的時期，這樣完成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過去與現在將合而為一，正如現在將與過去合而為一。在歷史的研究中想像不是靜止的。它可以循自己的舊跡迴轉（大體上也實際迴轉），並把它的事實的庫藏與近代狀況發生關係。但是它可以把人領到無窮盡的研究的境域。一次動人的罷工所引起的歷史興趣（或別的異常的社會變動）也許只回溯到十八世紀末的工業狀況，但也許回溯到羅馬的奴隸制度或原始的鄉村的規律。 於此，可以得到對修辭家關於歷史研究的話的答覆。他除掉承認對他所專門的科學要忠實外，不承認別有什麼責任。歷史的真正統一的創造，永不會是愚弄之事。可是還有一種責任，他若否認，便使他所專門的學問喪失生命。歷史的範圍之所以那樣廣，所以幾乎包括一切，乃因為人們帶著自己的生存問題而轉向它。他們之能這樣轉向，必當首先被算作史家的功績。他熱誠地抓著文獻證據的時期所展開在他面前的種種機會。受了哲學的訓練，脫離了獨斷的神學的束縛，他給這些記錄帶來了一個平衡的也是有訓練的，公開的也是充實的心智。他抱著滿懷的智識站在這樣一個時期的前面：在神學與自然科學的衝突中，在舊制度與只有教育而無機會的平民的衝突中，人們開始希望在史學方法中有一公式，以概括當時尚無定形的，卻明明是極重要的事實。歷史在今日所以幾乎有控制全部智識的力量，是因為今日世界為確定本身的地位而起的一切探索和努力。如是一百年前的一個史家迴轉來估量他今日的繼承者，他對於任何大的變化會不知如何下手（就發表的研究結果而論），除非他發現史學與其他種種科學間的分界是很難確定。到底那是否可以為歷史樂觀的，是一個尚待答覆的問題。它可以有它的不安，因為它大體是一種彰明的懷疑主義的產物。宗教信仰成為史學的事實，因為宗教信仰已失去它的基礎。倫理學及道德哲學成了史學的一部分，因為有人以為他們除了記錄某種勢力對於人類的一種影響外，更無所教說了。自然科學成為史學的一部分，是因為對玄學的空想的反抗，因為一種感覺：覺得生命的發展的過去諸階段，有成為研究的題目的可能，雖然我們可以否認它未來的發展也有這樣的可能。 歷史研究的現在的地位是基於反抗與懷疑，那麼較舊的、較狹義的史學研究有什麼保證呢？可以危害它的反抗已經在那極端派里抬頭了，他們把歷史只當作方法的訓練。以文筆的優美或時髦的、俏皮的言辭來對付這種主張是無用的。所需要的是一種連續性的認識，必須不再把歷史和現代分離才能認識這種連續性。就一方面而論，歷史是沒有危險的。歷史的學者是永遠會有的。但是歷史家在各時代都相信他的工作超越於其他一切學問，不獨在人們的心中，並且在人們的事業上，有一地位。現在一般人對於世事的智識模糊混亂，卻需要作政治的判斷。他知道這些事情所涵蘊的意義（那是他的祖先所不知的），他每每感覺到受人督促，須要懂得一點歷史的思考。可是同時歷史家卻告訴他說：他自己的困難和問題不是歷史，須被放下，等到它成熟而變質，那時它才成為歷史家的對象——照此看來，所謂「歷史的思考」的意義能夠是什麼呢？ 在各種思想的形態的影響下，歷史家已經夠聰明地去改變他對於史學智識範圍和研究方法的觀念。他現在更被要求去改變對於「歷史應當有什麼涵義」的觀念。他可以，如果他願意的話，保存他的冷靜的理想。但他若這樣做，便奄奄無生氣。初學者在判斷上的一串練習便是冷靜到無以復加的，但它卻是歷史的死鬼。 （與容琬合譯，原載《中國青年》第1卷第5、6期合刊，1939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