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胡注表微 · 夷夏篇第十六
夷夏者，謂夷與夏之觀念，在今語為民族意識。《公羊·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非尊己而卑人也，內外親疏之情，出於自然，不獨夏對夷有之，夷對夏亦宜然，是之謂民族意識。當國家承平及統一時，此種意識不顯也；當國土被侵陵，或分割時，則此種意識特著。身之生民族意識顯著之世，故能了解而發揮之，非其世，讀其書，不知其意味之深長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
注曰：鮮卑、烏桓，東胡之種，與匈奴同稟北方剛強之氣，又同類也。（卷八五）
此所謂民族意識也。鮮卑、烏桓，時未混同於漢，故劉宣引以為氣類。劉宣者，淵之從祖也。淵之興，國號漢，本欲自居於華，惜乎為日尚淺，未能泯然無間也。
晉懷帝永嘉三年，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
注曰：石勒起於胡羯餓隸，而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卷八七）
衣冠人物，謂中原之知識分子。《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石勒其知此道乎！
晉元帝建武元年，處士遼東高詡說廆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
注曰：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興，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卷九〇）
借王命自重，猶言擁護中央，其始叛晉者匈奴羯耳，鮮卑氐羌，猶奉王命，及晉內亂不已，堅凝之力衰，乃各據地自立，而成歷史上所謂五胡亂華之局。
晉元帝太興二年，石勒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
注曰：華族，中華之族也。勒胡人也，能禁其醜類不使陵暴華人及衣冠之士，晉文公初欲俘陽樊之民，殆有愧焉。（卷九一）
此有感於士流之被侮辱也。元皇子闊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同廝養，見《元史》一二五《高智耀傳》。晉文公欲俘陽樊之民，見《左·僖廿五年傳》。
又，慕容廆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踈之哉！」
注曰：以瞻薄廆起於東夷，不肯委身事之，故有是言。（卷九一）
太興三年，石虎攻厭次，執邵續，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
注曰：勒禮續，而終於殺續，所以令生致士人者，不過欲使之從己耳。（卷九一）
元初亦嘗懷柔士人，然終以受歧視故，不能安於其位。《癸辛雜識》續集下，言：「丙子春，三學歸附士子入燕者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戊寅，所存者止一十八人。」未知其逃亡乎？抑死亡乎？然三年之間，亡者大半，其因受鄙賤而不樂為之用，亦昭然矣。
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此臣之所甚惜，不敢徇私而忘公也。」
注曰：謂留江東，乃是徇一身之私計，歸棘城，則可輔廆以討賊，乃天下之公義也。嶷之心，蓋以廆可與共功名，鄙晉之君臣宴安江沱，為不足與共事而已。（卷九一）
裴嶷出處，與高瞻相反，而夷夏觀念則同。所不同者，嶷以廆為可與，瞻以廆為不可與耳。
晉成帝咸和八年，趙主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注曰：晉雖未能復君父之讎，而焚幣一事，猶足舒忠臣義士之氣。（卷九五）
此與深寧王氏之說，同一感慨。《困學紀聞》十三曰：「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閻百詩曰：「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晉穆帝永和五年，冉閔之篡石趙也，下令城中曰：「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或高鼻多，濫死者半。
注曰：趙人謂中國人也。高鼻多，其狀似羯胡，故亦見殺。（卷九八）
此有感於金末種人被害之慘也。趙為石氏國號，而身之釋之曰「中國人」，蓋國號雖易，而民族不改，名為趙人，實皆中國人，猶之金據河北，國號曰金，其民皆中國人也。及其既衰，乃有石氏同樣之變。事見《元遺山集》，而《金史》不載，《廿二史劄記》曾揭出之。《遺山集》二十八，《臨淄令完顏懷德碑》云：「貞祐二年，中夏被兵，盜賊充斥，讎撥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群不逞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盪棄骸骨，在所悉然」雲。嗚呼！何其酷耶！中國人雅愛和平，非積怨深仇，不應若是，金時虐政，概可知矣。石氏之變，猶是冉閔率之，貞祐之變，則人自為之也。身之特標出趙人為中國人者，明中國人雖愛和平，然不可陵暴之至於忍無可忍也。
永和十二年，秦遣閻負、梁殊，說涼使稱藩，謂江南文身之俗。
注曰：古者荊蠻之俗，斷髪文身，以避蛟龍之害，負、殊以此斥言之耳。是時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且正朔所在也，負、殊吠堯刺由，知各為其主而已。（一〇〇）
閻負、梁殊者，亦中國人，時其地為苻氏所據，故仕於秦，何遽謂江南為文身之俗耶！是知習俗移人，久而忘本，甚矣邊疆之不可長淪於敵也！
晉穆帝昇平二年，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荀羨引兵生擒之，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
注曰：堅發此言，江東將相其愧多矣。（一〇〇）
賈堅之言雖不道，然晉人亦當以此自儆。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秦王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
注曰：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徐光之論非矣。（一〇三）
此有感於金時漢相之不敢沮伐宋也。王猛究竟非凡，異乎閻負、梁殊之所云矣。徐光則嘗謂勒：「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語見《晉書·石弘載記》，蓋不由衷之言也。彼豈不知「正統之在江南」哉，阿媚取寵耳。《元遺山集》十八《楊雲翼碑》言：「金自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嗚呼！何以不敢及，避袒中國之嫌耳。進士至宰相，謂中國人之為宰相者。金朝宰相，以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者為多；潢霫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元遺山集》十六《張萬公碑》，謂：「宰相參用進士，特以示公道，人望焉爾。軒輊之權既分，疏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跡，處乎危疑之間，難入之言，奪於眾多之口。故凡在此位者，必以苟容為得計，循默為知體」雲。劉祁《歸潛志》十二，論金國之亡，亦謂其「偏私族類，疏外漢人，機密謀謨，漢相不得預。故當路者唯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由是觀之，徐光不足道，以王猛得君之專，亦臨終而後敢沮伐晉，則夷夏之嫌深矣，身之所以為仕於夷者危也。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秦王堅銳意欲取江東，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注曰：會，要也。言大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一〇四）
正朔不歸夷狄，乃當時一般公論，不獨苻融言之。劉聰卒時，太子粲即位，靳準執而殺之，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竭盡臣節，無為不義。」此又一事也。嗚呼！晉澤實淺，何由得此。更可以楊盛父子之事觀之，《宋書·氐胡傳》：「晉安帝以楊盛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為世子。武都王雖為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則盛之心無所分晉宋也，特以其為中華正統所在而已。如必為晉，則裕之篡，盛當興師討逆，否亦當抗顏獨立，胡為委順如此，此皆足與苻融之言相印證者，中國人所以有信心恢復中原也。
太元八年，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
注曰：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皆為秦所滅，雖曰臣服，其實仇讎。（一〇五）
苻融深了解民族意識，與靖康中監察御史馬伸上金主《乞存趙氏狀》，言頗相類，曰：「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語載《東都事略·張邦昌傳》，以為狀出秦檜。時檜為臺長，故署其名。《玉照新志》三，及《宋史·馬伸、秦檜傳》皆曾辨之。
晉安帝隆安二年，楊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
注曰：佺期曾祖準，晉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晉，比王、謝諸家為晚。亮及佺期，皆以武力為官，又與傖荒為婚，故云失類。（一一〇）
晉室之亂，士人晚渡者，南朝恆以傖荒遇之。然早渡固為見幾，晚渡亦未為後義，顧視其能否不變於夷耳。遲遲其行，去父母國之道也。且恢復之望，一日未絕，所食者吾之毛，所踐者吾之土，亦何愧乎！惟楊亮少仕偽朝，其子尚自矜門地，斯為可哂耳。
隆安三年，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注曰：魏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風，及平涼州之後始振，蓋代北以右武為俗，雖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嗚呼！平涼之後，儒風雖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遷洛之時，未盡改也。用夏變夷之難如是夫！（一一一）
由晉隆安三年，至魏平北涼，凡四十年，又至孝文遷洛，凡五十五年，共九十五年，而夷風未盡改也。「善人為邦百年，而後可以勝殘去殺」，信矣！
又，先是魏主珪圍中山，久未下，軍乏食，問計於群臣，崔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鴞食椹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當租，然以逞為侮慢，心銜之。
注曰：《詩》：「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注》云：「鴞，惡聲之鳥也。鴞恆惡鳴，今食桑椹，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珪本北人而入中原，故銜逞以為侮慢。（一一一）
珪固多疑，然亦因夷夏觀念過深，所以銜此。《癸辛雜識》續集下，言：「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為人告之官，遂罷去。」「怎生呵」，「那般者」，為元時詔令常用句語，蓋由北語翻譯而成，亦以其侮慢而銜之也。
又，燕主寶之敗也，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為都坐大官，問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疏慢，亦坐廢於家。
注曰：珪蓋自疑，以為衣冠之士慢之也。（一一一）
民族意識，人皆有之，故身之獨拈出魏主珪之隱。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斬之。
注曰：河西士民，乃心晉室，蒙遜胡人，竊據其土，聞裕入關，慮其響應，故斬祥威眾，以鎮服其心也。姦雄之喜怒，豈苟然哉！《魏書·沮渠傳》作「妍妍」，華人服飾，妍靡自喜，故蒙遜云然。妍讀如字，音義皆通，當從《魏書》。（一一八）
劉裕入關消息，傳至河西，蒙遜聞之怒，劉祥聞之欣欣然有喜色。同在一城，心理何差異若此，民族意識使然也。
晉恭帝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
注曰：勃勃之殺祖思，虐矣。然祖思之恭懼過甚，勃勃以為薄己而殺之，則勃勃為有見，而祖思為無所守也。（一一八）
趙紹祖《通鑑注商》曰：「祖思無所守，誠如胡氏之言，若勃勃殺祖思為有見，不知此何所見也。」趙君昧於夷夏觀念，故不知身之所云。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司徒崔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
注曰：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一二五）
南人北人，所指至無定，燕薊之人，亦曰北人。今謂其先世來自北荒者，明所指非中國人也，浩卒因此被族誅。宇文虛中之在金也亦然，《宋、金史》本傳，皆言其好譏訕，見女直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告以謀反，老幼百口，同日被焚死，慘與崔浩同。元遺山以虛中冠《中州集》，極稱其冤也。
元嘉二十八年，魏主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斗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
注曰：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殺之無不利」，言於魏國無所不利。（一二六）
國與種之別，此條至為明顯。經若干年，語言文字，姓氏衣服，乃至血統，與中國混而無別，則同為中國人矣，中國民族老而不枯者此也。
又，質又與魏眾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
注曰：以魏主書言其兵鬥死，正減國中賊也，因而攜之，術莫近乎此矣。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中原之民，本稟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一二六）
魏主與臧質往復書，雖寥寥數行，於民族意識，可謂發揮盡。是時中原雖為魏所據，而其民皆曾奉漢晉正朔，固不忘中國也。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己上，意頗不平。
注曰：王肅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為羈旅。肅為尚書令，而澄為右僕射，故以為位加己上。（一四二）
王肅，琅邪臨沂人，仕齊秘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所殺。肅自建鄴奔魏，魏孝文欲利用之以圖南，故禮遇加乎貴近之上。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於忠、元昭，見之切齒。
注曰：忠、昭皆北人，故深諱此言。（一四八）
裴植以門第自高，即不應屈身異類，既屈身異類，而猶以衣冠驕人，野諺所謂「臭架子」也。田益宗，光城蠻，於忠本勿忸于氏，元昭本拓跋氏，皆鮮卑，故恨其言。《至正直記》四言：「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逮於父，以門第自高，嘗忽傲人。每說及乃父奉旨之榮，口稱先人者不一。又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以為誚」雲。阿剌花剌者，辟人使避己也。裴植以華驕人，許敬仁則以變於夷自得，其凡鄙又在裴植下，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天監十八年，魏徵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
注曰：方羽林虎賁立榜剋期之初，魏朝既不為之嚴加禁遏，縱彝父子欲以為意，奈之何哉！（一四九）
此張彝父子自取之也。所謂羽林虎賁者，皆種人，故此非文武問題，乃種族問題，排抑武人，實排抑種人耳。張彝父子恨種人之縱橫，不立乎其朝可也，立乎其朝而欲排抑其人，非天下之至愚者乎！馬貴與《兵考》嘗論之矣，曰：「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為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邊任浸輕，魏之衰弱，實肇於此。而彝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隳矣。然彝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貴與與身之同時，蓋有所感而云然。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陳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異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注曰：陳慶之特有見於洛陽華靡之俗而為是言耳。（一五三）
陳慶之語出北朝人撰《洛陽伽藍記》二，未知果有是言否，《通鑑》采之，示中原遺黎之可念耳。時中原統治者戎狄，而被統治者實遺黎，江左君臣既不能恢復中原，應深自愧責，更奈何輕之。黃東發跋俞庭椿《北轅錄》曰：「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歷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錄之。慷慨英發，意在言外。而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一一能為奉使公吐情實，亦足見忠義人心之所同，覽之不覺流涕。或者因以『忠信行蠻貊』褒之，是置中原於度外，棄赤子為龍蛇也。嗚呼！豈奉使公作錄本心哉！」語見《日鈔》九一。由是觀之，則視淪陷之民為蠻貊者，東發所不取也。然果是「衣冠人物」，必不顯於戎狄之朝，其顯於戎狄之朝者，特降虜耳，曷足貴乎！此身之所以不滿於陳慶之之言也。
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
注曰：魏自孝文帝用夏變夷，宣武、孝明即位，皆用漢魏之制，今復用夷禮。（一五五）
自孝文遷洛，至此不過四十年，復用夷禮。蓋遷洛後國勢不見增強，反見衰落，遂有歸咎華化之意歟！
梁武帝大同三年，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污，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污，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
注曰：史言高歡權時施宜，以凝固其眾，捨小過以成大功。（一五七）
世亂則官吏貪污，此必然之勢，天地清明，妖魅自熄，故高歡不急急於此。然種人貪污，每有國力為之支援，《元遺山集》廿一，《大司農丞康錫墓表》，言：「錫嘗彈種人贓污尤狼藉者五六輩，宰相不悅曰：『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與東魏時事，如出一轍，古今人情，相去不遠也。至正朔之在江南，乃當時民族意識所公判，非口舌可得而爭，高歡亦知之矣。
又，東魏丞相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注曰：史言高歡雜用夷夏，有撫御之術。（一五七）
然是種畛域，非俟鮮卑華化後，終不能泯除。其始所以能壓服華人者，純恃武力耳！
又，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華言。御史中尉劉貴，與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貴曰：「一錢漢，隨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貴。
注曰：一錢漢，言漢人之賤也。（一五七）
一錢漢，《北史·高昂傳》作頭錢價漢，溫公以意易之，言漢人不值錢也。自劉石憑陵以來，漢人仰食於胡者眾，其為人蔑視固宜。《輟耕錄》八，言：「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輟耕錄》引《北史·魏愷傳》文也，說本《老學庵筆記》三。北齊賤視漢人史料，比他史特多，其甚者至詈人為狗漢、賊漢，見《韓鳳傳》。且不獨詈漢人然，如和士開，本西域商胡，《琅邪王儼傳》：「儼既殺士開，斛律光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是以胡為漢也。源師本出鮮卑，《高阿那肱傳》斥之為漢兒，是以鮮卑為漢也。蓋漢之一字，始以罵漢，繼乃泛以罵人，不專屬於漢矣。然北齊時何以此類語獨多，則以其書原本王劭《齊志》，劭固喜以俗語入史者也，故《隋書·劭傳》嗤其文詞鄙野，而《史通·雜說篇》，則極稱《齊志》之能多記鄙言。
陳武帝永定二年，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甚有美名。帝嘗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
注曰：鮮卑謂中國人為漢。（一六七）
太子母李太后，漢人，故曰「得漢家性質」。二族通婚融洽最易，通婚而普遍，則夷夏不復能辨矣，故隋唐以後之鮮卑，悉成為中國人。
永定三年，齊主之為魏相也，杜弼為長史，帝問：「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己，銜之。高德政用事，數言其短於帝，弼恃舊不自疑。
注曰：高德政讒杜弼，而不知楊愔之忌己，杜弼恃舊，而不疑德政之讒己。昏昏於利慾之場，只思害人，而不知其身之受害者多矣。（一六七）
杜弼、高德政，皆中國人，而不相能。杜弼既以讒死，德政後亦被殺。齊文宣謂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語見《北齊書·德政傳》。嗚呼！種族相仇，何至於此！以常情論之，鮮卑侵略中華，恨鮮卑者宜莫南朝若，若北朝諸臣，固與鮮卑合作者也，而勸用中國人，除鮮卑，及誅諸元者，乃出於仕北之徒，是真不可解者。身之以「昏昏於利慾之場」釋之，蓋認此為勇於私鬥，非能愛其族類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齊楊愔被殺。
注曰：楊愔受託孤之寄，不能尊主庇身者，鮮卑之勢素盛，華人不足以制之也。（一六八）
楊愔所遇，與張彝父子同。鄙諺有之，曰疏不間親。
陳宣帝太建五年，齊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嘆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
注曰：《通鑑》言國之將亡，其禮先亡。諸源本出於鮮卑禿髪，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為鮮卑，未嘗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侮詬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通鑑》詳書之，又一嘅也。（一七一）
源師之華化，得風氣之先者也，而竟因此受胡兒之侮辱。諸華之不競久矣，剝極則復，故源師以為齊不能久。果也，不五年而周滅齊，不十年而隋滅周，鮮卑之鼎，復歸中國。
太建十一年，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
注曰：以此知後周之君臣，前此蓋胡服也。（一七三）
北朝至此，遂完全無異於華，故有唐一代，民族意識不顯。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張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
注曰：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為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謂其洞達庶務。」（二八一）
張礪唐明宗時為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遂與延壽俱入契丹。張礪自知為華人，而輕背其祖國，蓋別有肺腸者也。
後晉齊王天福八年，契丹主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注曰：山後即媯、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盜糧，中國自此胥為夷矣。又曰：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二八三）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契丹自恆州還，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
注曰：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並為俘虜也。趙延壽聞斌言，尚欲復求帝乎？陷身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官。（二八四）
開運三年，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
注曰：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將以華人為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群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二八五）
右數條蓋有感於金人之立張邦昌、劉豫也。金人非有所愛於張邦昌、劉豫，猶契丹非有所愛於趙延壽、杜威，特恐宋人不服，假以名義，使為緩衝，或自相攻伐，則可得漁人之利耳。張邦昌似尚非自願，劉豫則實自求之，卒至身敗名裂而後已，亦可憫也。《宋史·岳武穆傳》，紹興七年，武穆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劉豫事跡》阜昌七年條，亦言：「豫聞宋將親征，告急求援，金主召諸將議，宗磐曰：『先帝立豫，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敝，奈何許之！』」嗚呼！金人立豫之本心如此。故明年廢豫敕，亦以此理由為詞。曰：「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咸登太平。故自濁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云云。蓋利用之時機已過，則獵狗可烹矣。豫父子猶醉生夢死，徒顧目前，不能自拔，身之所謂「嗜欲深天機淺」者，其劉豫父子之謂乎！《道園學古錄》十三，有《福州總管劉侯墓碑》云：「侯諱濟，字濟川，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此劉豫子孫也。《元遺山集》四，《為劉濟川題紫微山水》，明謂濟川為阜昌孫，今碑乃雲「事軼不傳」。非不傳也，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貪一時之富貴，而為子孫百世所羞稱，人亦何樂乎此哉！
又，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
注曰：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曰：設使杜威藉將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二八五）
身之之意，無論杜威勝敗，石氏必亡。敗則亡於契丹，勝則亡於所勝之人，終非石氏有也。張礪對契丹主之言，與杜弼對北齊主之言同。《契丹國志》十六，載：「礪晚居恆州，蕭翰以鐵騎圍其第，礪方臥病，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雲北人不可為節度使，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憤恚而卒。」其受侮辱，亦與杜弼同，皆可為仕於夷者之龜鑑也。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注曰：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掊克，咸不聊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二八六）
此有感於元初「叛亂」之眾也。萬季野曾將《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五年至廿七年之間，叛亂被誅者，輯為一篇，附《宋季忠義錄》後。雖未該備，然已達五六十起。復為之跋曰：「宋社既移，四方稱兵者蜂起，大都宋之遺民，不忘故主，欲噓既燼之灰，非弄兵潢池者比也。所謂周之頑民，非即商之義士乎！乃《元史》概書之為盜，彼史臣之體宜爾，而諸人之心，則不白於天下萬世矣。今悉采而錄之，竊比朱子《綱目》不書樊崇、楊玄感為盜之義」雲。是可與身之此條相發明者也。
又，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
注曰：觀佛狸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二八六）
非必其生性殘忍也，蔑視之甚，故以非人道待之。《舒閬風集》三《己丑詩》，言：「去年大兵入台，仙居倖免。今冬屠掠無噍類，衣冠婦女，與牛羊俱北，聞而傷之。」有「初謂無兵禍，那知酷至斯，相看不敢哭，有死未知期」之句，閬風所詠，即身之所值也。
又，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群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注曰：燕王謂趙延壽。張礪隨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況中國之人乎！（二八六）
身之諄諄於中國之人者，明契丹主不足怪也。然契丹在金元，均稱漢人，已與中國為一家矣。豈獨契丹，女直在元，亦已稱漢人，在今則皆謂之華人。身之嘗嘆中國自此胥為夷，豈知夷至此胥為中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