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胡注表微 · 治術篇第十一
治術者致治之術，即身之之政論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說，不喜上書言時事，國變以後，尤與政治絕緣。然其注《通鑑》，不能舍政治不談，且有時陳古證今，談言微中，頗得風人之旨，知其未嘗忘情政治也。《表微》初擬立《君道》、《相業》諸篇，今特刪併於《治術》，亦不多尚空言之意耳。
周顯王三十五年，屈宜臼謂韓昭侯曰：「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
注曰：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言國家多難而勢詘，此時宜恤民之急，而舉事反若有贏餘者，失其所以為國之道矣。「時詘舉贏」，蓋古語也。（卷二）
此蓋為宋徽宗言之。《泊宅編》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役夫各賜銀碗並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遂為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為槃固侯。」是時遼夏交侵，金人亦乘機思動，國家多難而勢詘，政府渺不恤民，而舉事反若有贏餘也。
周赧王四十四年，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注曰：觀此，則趙奢豈特善兵哉，可使治國也。（卷五）
國法貴平等，任何人不應享有特權。《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條，言：「江淮豪家，多行賄權貴，遇有差賦，唯及貧民。」天下所以不平也。今趙奢能執法，平原君亦能服善，此其所以為濁世佳公子歟！
漢高帝元年，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注曰：樊噲起於狗屠，識見如此。余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誚讓項羽次之。（卷九）
王深寧曰：「淮陰侯羞與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官，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語見《困學紀聞》十二，意與身之同。
漢高帝三年，廣武君對韓信曰：「今將軍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
注曰：褕音瑜，靡也。此言當時之人，畏信之威聲，不能自保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褕靡其衣，甘毳其食，以苟生於旦夕，不復為久遠計。（卷一〇）
鐵蹄蹂躪之下，地方或反覺繁榮，皆此等心理為之也。
漢哀帝建平三年，王嘉諫數變易二千石，及勸上畜養大夫。
注曰：按嘉此疏，誠中當時之病。然為相者在於朝夕納誨，隨事矯正，天下不能窺其際，而自臻於治平，不在著見於奏疏，以滕口說也。自宣帝之後，為相者始加詳於奏疏，而考其治跡，愈不逮前，相業固不在乎此也。（卷三四）
此有慨於宋人奏疏之冗也。上書動輒萬言，閱之豈易終卷，釀為風氣，賢者不免。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身之不喜滕口說，屢見於《注》，亦可見其性格之一斑。
漢章帝建初八年，溫公論曰：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注曰：溫公此論，用齊桓公、管仲論郭公所以亡國之意。為竇憲擅權張本。（卷四六）
說見《新序》卷四《雜事篇》。宋理宗亦郭公之流，故權臣相繼執政也。
晉成帝咸康五年，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
注曰：謂中原之人，有戀土不肯南渡者，以兵威逼遷之也。（卷九六）
安土重遷，人之恆情。然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劉玄德江陵之行，荊楚從之者十餘萬人，固不必以兵威逼遷之也，視其平日能否得民耳！
晉穆帝永和二年，石虎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注曰：石虎之法，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耦語，不如是之甚也。（卷九七）
秦檜之持和議，忠臣良將，誅鋤殆盡。又興文字之獄，許人告訐，凡私論朝政，皆貶竄之，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少涉譏議即捕治，以塞士夫之口。檜之法，石虎之法也。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注曰：苻堅之政如此，而猶不能終，況不及苻堅者乎！（一〇三）
此有感於元初之賤儒，而知其不能久也。果也身之卒後六十六年而元亡。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注曰：斯事行之未必非也，但慕容寶即位之初，國師新敗，又遭大喪，下之懷反側者多，未可遽行耳！《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一〇八）
事有可行而行之非其時者。《錢塘遺事》六，載：「御史陳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過省，而筆跡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乃議今後凡應舉及免舉人，各於所屬州縣給歷一道，親書歷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時人謂之籍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時人有詩曰：『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言非危亡之急務也。《癸辛雜識》別集下亦載之。
齊武帝永明八年，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今法乘知。
注曰：史言徒讀書而無政事者，不足以當方任。（一三七）
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必盡人而從政也。用違其材，則有三害：害其人，害其民，害其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即此意也。然身之此條，則殆為當時之學究言之。《癸辛雜識》續集下，載：「吳興老儒沈仲固言：『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為粗材；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考其所行，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甚矣之嘆。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必憒憒冬烘，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為過。蓋賈似道當國，獨握大權，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等人，名為尊崇道學，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雲。此道學末流之弊也。
永明十一年，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
注曰：此亦可謂「惠而不知為政」矣。見者則給衣食，目所不見者，豈能遍給其衣食哉！古之為政者，孤獨廢疾皆有養，豈必待身親見而後養之也。（一三八）
《老學庵筆記》二，言：「崇寧間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屍。』」亦譏其不知為政也。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詔「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
注曰：所謂寬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亂也。（一四七）
元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大都路總管沙的，坐贓當罷，帝以故臣子，特減其罪，俾仍舊職。明胡粹中評之曰：「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以故臣子特減其罪，則廢法矣，法廢而欲治天下得乎？其後江浙平章教化、的里不花、南臺中丞張閭，互相告劾，兩釋不問。元之政綱，凌遲墮廢，不待至正之末而後見也。」語見《元史續編》五。教化與的里不花、張閭，互劾贓污事，見《成宗紀》大德三年三月條，皆身之所親聞者也。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東魏丞相歡，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
注曰：和糴以充軍食，蓋始於此。歷唐至宋，而民始不勝其病矣。（一五六）
和糴之害，嘉定間陳耆卿曾疏言之，曰：「和糴將以利民也，而民或以為害，其故何哉？蓋由民與民為市，此其所樂也；民與官為市，此其所畏也。市之價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而官有斛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概量，無他費焉；而官之監臨者多，誅求無厭，三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概粟，有候伺之苦，有錢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有其利，而豐年已罹其擾，名雖為和，實則強也。今誠宜播告有司，每遇收糴，必增其價，而先予之錢，蠲其斛面，而俾自操其概量，吏有騷動取贏者，必寘之於罰。如是，則雖一曰萬斛，彼將樂趨之不暇，裕民實邊，二責併塞矣。」疏見王圻《續文獻通考》卅一，庫本《篔窗集》未收也。
梁武帝大同二年，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啟。」
注曰：江子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釋氏，而窮兵廣地，適以毒民，用法寬於權貴，而急於細民等事，特毛舉細故而論得失耳。（一五七）
江子四封事史不傳，然由大同十一年賀琛陳四事，帝詰責主名觀之，知江子四所言，必無關痛癢之事也。故司馬溫公嘗論之。《潛研堂文集》二，亦有《梁武帝論》，謂「梁之亡，亡於拒諫而自滿」，即以賀琛之事為證。賀琛之諫，非甚激切，而帝口授主書誚讓，凡千七百餘言，必使之謝過，不敢復有指斥而後已。則帝乃一飾非怙過之人，其之聲音顏色，實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
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二，以為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群，故勉強而為之。
注曰：《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琛引用之，以發己意，此論誠切中人情。（一五九）
人在社會，不能孤立。事有非所願為，而風氣如此，志意稍弱，則不敢不隨流俗，所謂「勉強為之」也。負轉移風氣之責者，當有以扶植之。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徵稅法頗重。
注曰：後周太祖作相，置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荒凶札，則不徵其賦。又有市門之稅。自今觀之，亦不為重矣，而蘇綽猶望後之人弛之，可謂有志於民矣。（一七五）
「今」指元初，嘆當時聚斂之臣之不恤民也。至元二十一年，盧世榮用事，以錙銖掊克為功，董文用折之曰：「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而獻之，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耶！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傷之，今刻剝無遺，猶有民乎？」世榮不能對。語見《道園學古錄》二十《董公行狀》，《元史·文用傳》采之。則當時徵稅之重可知矣。
又，突厥入寇，長孫晟上書隋主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
注曰：此二語明指出當時利病。今人多上書言時事，滕口說耳。（一七五）
身之不喜人上書言時事，滕口說，又見於此。
陳長城公至德元年，隋柳彧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
注曰：觀此，則上元遊戲之弊，其來久矣。後之當路者，能不惑於世俗，奮然革之，亦所謂豪傑之士也。（一七五）
歲時遊戲之俗，各有其歷史，苟無大害於民，原不必遽然禁止。但上元遊戲之弊，至宋而極，今存《宋會要》輯本及《夢華》《夢粱》諸錄，均可考見。《春明退朝錄》中言：「本朝上元遊戲之盛，冠於前代。」《容齋三筆》一亦言：「唐人上元觀燈，前後各一日，本朝增為五夜。」然未聞有如柳彧請禁止之者，獨《司馬溫公集》廿一，有《論上元游幸劄子》，及《論上元婦人相撲狀》云：「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進技，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亦被賞賚。臣愚竊以為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溫公之言如此，亦欲帝減游觀之樂，禁婦人裸戲於眾前耳，非請廢止上元遊戲之俗也。而身之獨欲奮然革之者何哉？豈非憤當時之時詘舉贏，商女不知亡國恨乎！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注曰：自古以來，閭里姦豪持吏短長者則有之矣，未聞持其上至此者，宜隋季之多盜也。天下之富，一錢之積，是以古之為政，欲其平易近民。（一七八）
《元史》一四八《董文忠傳》載：「世祖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在處囚滿獄。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慘黷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一八〇《耶律希亮傳》亦言：「大都囹圄多囚，世祖問故，希亮奏：『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事與隋季同，皆濫用混一之力，以為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嚴刑以逞也。
唐高祖武德九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注曰：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一九二）
「守成」云云，為元成宗言之也。《鑒注》成後十七年，身之始卒，故能備見成宗初政。元本以武力得天下，賤視儒術，時有九儒十丐之謠。平宋以來，雖稍引進東南儒生，然有志節者皆避之若浼，惟藉口保持門戶者乃忍恥就之，故終未能收儒之效也。
又，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親德彝。
注曰：太宗初政之時，以房、杜之賢，蕭瑀之直，而不相親，乃親封德彝者，蓋以瑀之疎直，難與共事於危疑之時，而封德彝之狡數，不與之親密，則不能得其情也。後之為相者，其心無所權量，但曰親君子，遠小人，未有能濟者也。（一九二）
親君子，遠小人，平時修身之道也，變時用人則不然。才智藝能之人，未必盡君子；德行志節之士，未必盡才能。善為國者每兼收而並蓄之，使各盡其能，各適其用。譬之醫藥，但問其用之是否得宜，配製是否得法，不問其有毒無毒也。如必以為君子而後用之，則所視為小人者，必不甘於寂寞，而別謀所以生存之路，國家於是多事矣。《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身之云云，蓋深有感於君子小人之爭，互相起伏，終宋世而無補於亡也。
唐太宗貞觀六年，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注曰：觀此，則天下已定之後，可不為官擇人乎！（一九四）
「天下已定」，為元初吏治言之也。今《元史》本紀，悉本於官修實錄，事多隱飾。然貪賄之事，猶史不絕書，如《成宗紀》大德七年條，言「所罷贓污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時身之卒後一年也，則成宗初年之吏治可知矣。《元史》一七六《王壽傳》，載：「壽大德中為侍御史，論事剴切，嘗言：『世祖初置中書省，安童等為丞相，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左右之，當時稱治。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如此。臣今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懲其既往，知所進退』」雲。所謂近者，即指成宗初政。然其實世祖時吏治已壞，廉希憲、許衡之徒，混一後不久即逝。所相與圖治者，如盧世榮、桑哥等，皆蠹國病民之尤，而用之於天下既定之後，故身之為之喟然。
武后長壽元年，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飢，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眾。
注曰：後禁屠捕，而殺人如刈草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二〇五）
此與齊主高洋同其矛盾者也。《北齊書·文宣紀》稱：「帝昏邪殘暴，近世未有。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酷濫不可勝紀。」然天保八年四月，曾詔「諸取蝦蟹蜆蛤之類，悉令停斷」。九年二月，又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抑何其仇視人類，而愛惜物類如此乎！
唐德宗建中四年，陸贄奏：「況其餘眾，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
注曰：史炤曰：「《書》云：『脅從罔治。』孔穎達《疏》云：『謂被脅從而距王命者。』」余謂脅從者，為威力所迫脅，不得已而從逆，非同心為逆者也。（二二八）
當地方淪陷之秋，人民或死或亡，或隱或仕，不出斯四者。奮勇殺賊，上也；褰裳去之，次也；杜門用晦，亦其次也；靦顏事敵，是謂從逆，從逆則視其為威力所迫脅，抑同心為逆，而定之罪，可矣。
唐憲宗元和元年，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注曰：然則李巽勝劉晏乎？曰不如也。晏猶有遺利在民，巽則盡取之也。（二三七）
蓋亦為盧世榮輩言之。世榮既以聚斂，驟陞執政。時陳天祥為監察御史，疏言：「世榮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以萬計。今竟不悔前非，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是猶以盜跖而掌阿衡之任也。夫財者天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能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語見《元史》一六八《天祥傳》。此又李巽之不如者也。
元和三年，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旱飢，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
注曰：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盧坦發之也。（二三七）
穀賤傷農，古有明訓。利之所在，人自趨之。不患穀價之增，而患購買之無力也。
唐穆宗長慶元年，幽州節度使張弘靖，莊默自尊。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又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注曰：撫柔荒獷，宣流德化，適其俗修其政者易為功。駭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二四一）
河北雖嘗叛亂，然首逆自是安、史，吏卒何罪！雍輩輕肆，乃數以「反虜」詬之，宜其怨怒也。且幽州之人，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矣，語見《新書·張弘靖傳》。弘靖之政，不優於安、史，雍等復驕縱自恣，而欲以法繩人，安得不速禍乎！
又，韋雍出，逢小將策馬沖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
注曰：韋雍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公綽行之，則可肅清輦轂；韋雍行之，則召禍興戎，所居之地不同也。（二四二）
事有可行，而行之非其人，或行之非其地者，此類是也。史言「韋雍輩嗜酒，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雲。蓋是時河朔初平，故新統治者豪縱至此。
長慶四年，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注曰：李逢吉為相，時人之所惡也。一事之善，則時人善之，非是非之公歟！（二四三）
《錢塘遺事》四言：「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賈似道為相年餘，逐巨璫董宋臣、李宗輔，勒戚畹歸，不得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跡，不敢幹政，人頗稱其能。」《癸辛雜識》後集，亦有「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條，所謂是非之公也。《陔餘叢考》四一，乃疑此為周密嘗受似道盻睞所致，不知此等事《宋史·似道傳》並載之，豈修《宋史》者亦黨於似道耶！專制之極，使人不敢稱其惡，今乃不許稱人善，亦豈是非之公耶！
唐僖宗乾符元年，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
注曰：是後王仙芝、黃巢，遂為大盜，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盜之由。（二五二）
人非好為盜，亦不樂從盜，盜之起多由於不足與不平。至於智識分子背朝廷而附之，則朝政之不浹人心更可知矣。身之蓋有感於方臘、范汝為之事也。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泊宅編》載其事，尚多忌諱。《青溪寇軌》引《容齋逸史》，記其號召之詞，有足令人興奮者，曰：「時吳中困於朱花石綱之擾，比屋致怨。方臘乃椎牛釃酒，召惡少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盪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盪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安乎？』皆曰：『安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宰相以此為安邊之長策，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不可得，諸君以為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貶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蠱上心。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為意。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不然，徒死於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眾千餘人，以誅朱為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遂連陷郡縣數十。」《宋史》四六八，稱其「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以償怨心」。然未聞有士人從之也。紹興二年，建州范汝為之亂則不然。《朱子語類》百三十三言：「汝為本無技能，為眾擁戴，勢乃猖獗。建之士如歐陽穎士、施逵、吳琮者，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日以蕭、曹、房、杜，自相標置，以漢祖、唐宗，頌其功德。汝為愚人，偃然當之。朝廷遣官軍平賊，大敗，賊乘勝據建州。建人陸棠、謝尚，有鄉曲之譽。陸乃楊龜山婿，人極端重，頗似有德器者。賊聲言使二人來招，我則降矣。朝廷遣之，既而為賊拘，歐陽輩又說之日益切，因循遂為賊用。賊敗，歐陽穎士、吳琮先誅死，陸、謝、施逵，以檻車送行在。」施脫逃入北，改名宜生，仕至翰林侍講學士，《金史》七九有傳，見《邊事篇》。謝尚《宋史》三六四《韓世忠傳》作謝嚮，稱為范之謀主。陸棠，胡明仲為作長傳，千七百餘言，見《斐然集》三十，言「士大夫為所籠惑者，比跡而是」。則當時朝政必有貽人口實者，不然，佳人何至作「賊」哉！
乾符六年，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大破之。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
注曰：唐末之政，誠如劉巨容之言。（二五三）
此即獸盡狗烹之說也，人於是唯恐天下不亂矣。
唐昭宗天復二年，李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勖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
注曰：此高歡告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下，兒郎寒冷，遮馬邀求，以養成驕軍之禍，得非此語誤之邪！（二六三）
高歡告杜弼語，見《夷夏篇》。莊宗即存勖。軍興之後，民受軍人之侵暴，勢所必至，家天下者尤甚。彼以國為君之國，非吾國，吾曾為君出死力，君應有以償之，償之不厭所欲，則必取足諸民，而民不堪其虐矣。公天下者其禍稍輕，然仍不能免。蓋恃功而驕，常情也，故君子慎戰。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淮南先是張顥用事，刑罰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徐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舉大綱，軍民安之。
注曰：古人有言，「盜亦有道」。然盜貨者小盜也，盜國者大盜也。觀徐溫之盜國，斯言豈欺我哉！（二六六）
徐溫淮南鹽販，為楊行密所與起事三十六英雄之一。輔楊氏四世，多智得民心。至養子徐知誥即李昪，遂移吳祚為南唐，不可謂非亂世英雄也，故曰「盜亦有道」。
後梁均王貞明元年，帝踈忌宗室，專任趙岩及德妃兄弟。岩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注曰：史言梁有自亡之由，非晉能亡之也。（二六九）
趙岩見《勸戒篇》。德妃兄弟謂張漢傑、漢倫，《新、舊史》均附其父《歸霸傳》。此嘅宋宗室之不振，理宗任史彌遠及賈妃弟似道，以至於亡，非元能亡之也。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劉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強弱。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注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漢主既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二七三）
人相習於善，則世風日上；相習於惡，則世風日下。五季之世，相習於惡者也。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
注曰：自帝即位以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於可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盻盻然疾視其上者相環也。此無他，以亂止亂故爾。（二七五）
民有離心，雖用重典，無濟於事。故重典非萬不得已不可用，即用亦必以哀矜之道出之，可一不可再，安有屢用之而能止亂者乎！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錢謬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
注曰：時中國率數年一易姓。錢鏐之意，蓋謂偏據一隅，知以小事大而已。苟中國有主，則臣事之，其自興自仆，吾不問也。（二七七）
吳越之所以能立國八十餘年者，亦幸是時中原數年一易姓耳。苟國家有強有力之政府，則割據一隅者，必不能以自存，是以宋興而吳越即取銷獨立也。
又，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
注曰：康澄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於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知警省，非篤論也。（二七八）
康澄史無傳，疏見《舊史·明宗紀》。古者君主尊嚴無上，惟天變足以儆之。若以是為不足懼，則更無可以致人主修省之術矣。《元史·成宗紀》：大德三年正月，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耶！」身之所云，蓋有感乎此。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唐主克建州，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注曰：撫寧荒餘，其政當爾。自蓋公授此法於曹參，參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二八五）
荒亂之餘，最宜予民以寧息。人有本能，不騷擾之，則自趨於安集。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即此意。由是推之，身之為政，亦尚寬簡而不尚矜張者也。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
注曰：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為也。（二九二）
世宗之志，猶子產之志也。《左·襄三十年傳》，言：「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可謂怨毒之極矣！「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又何其愛戴之深耶！蓋必有利民之心，而無好大喜功之意，乃可以任勞任怨。身之以為非仁人所忍為者，身之言治術，與周世宗不同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