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胡注表微 · 校勘篇第三
校勘為讀史先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為善學也。吾昔撰《元典章校補釋例》，曾借《元典章》言校勘學，綜舉校勘之法有四：曰對校，以祖本相對校也；曰本校，以本書前後互校也；曰他校，以他書校本書也；曰理校，不憑本而憑理也。胡身之精校勘學，其注《通鑑》，名《音注》，實校注也。其自序言：「咸淳庚午，延平廖公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鑑凡例》。」今其例不傳，然由注中鉤稽，尚可窺其所用之方法，以理校為多，他校次之，用本校、對校者較少。然其所謂理校，非只憑空想，而多由追憶，故以現存宋本勘之，往往奇中，與對校無異。其他校之詳者，則幾於考證學範圍矣。茲以次述之，皆校勘學常識也。
周顯王十七年，秦大良造伐魏。
注曰：《索隱》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謂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記·秦紀》：「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國年表》，秦孝公之十年、顯王之十七年所謂「大良造伐魏」，即衛鞅將兵也。但大良造之下，當有「衛鞅」二字，意謂傳寫《通鑑》者逸之。（卷二）
校勘當先用對校法，然對校貴有佳本。身之釋《通鑑》二十年，初稿丁亂散失，亂定復購新本注之，又十年而成。據《舒閬風集》一，言：「丙子兵禍，自有宇宙，寧海所未見。」則身之所藏各本《通鑑》，恐已隨注稿俱毀。故今見於注中者，只有蜀本，其稱杭本者僅一見，餘俱雲「某字當作某」，而不明著為何本，蓋從亂後追憶，非持本相對也。如此條云：「大良造之下，當有『衛鞅』二字。」現存涵芬樓影宋本，正有此二字。然身之此條所用是理校兼他校，而非對校也。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
注曰：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卷六）
此條是純理校。今本《荀子·議兵篇》，與《通鑑》所引者不殊，《通鑑》「殷」作「商」避宋諱耳。而身之以為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意別有在也。荀子言「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謂待新服之民，無異周人也。身之欲易為「無異商人」，則謂無異其在故國時，蓋深感變於夷，不若仍為夏也。其說甚美，然無所據，故謂之純理校。同時謝疊山與留夢炎書有曰：「殷之亡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此即身之之意，蓋寧為亡國遺民，亦不願為異國新民也。
秦二世元年，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
注曰：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卷七）
此以《遷、固二史》校《通鑑》，所謂他校法也。
漢文帝二年，罷衛將軍。
注曰：按《班·紀》，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通鑑》傳寫，逸一「軍」字耳。（卷一三）
以《班·紀》校《通鑑》，亦他校法。
漢成帝綏和元年，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
注曰：此下依《漢書》，有「皆驚」二字，文意乃足。他本皆有此二字。（卷三二）
此先用他校，而後用對校。身之亂後重注《通鑑》成，曾至鄞留袁氏塾，當為借觀藏書。「他本皆有此二字」云云，蓋注成後得見他本，續行添入者也。他本指諸宋本，今涵芬樓影宋本即有此二字，可證身之所據以為重注者，是元燕京興文署新刊本。此本不知刻於何年，卷首有王磐序。據《元名臣事略》，王磐以至元二十一年致仕，時年八十三矣。《鐵琴銅劍樓書目》、《儀顧堂題跋》，均謂「至元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刻《通鑑》」，非也。《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後立興文署。」今略去一「復」字，殊乖史實。據《元秘書監志》：「至元十三年十二月，興文署併入翰林院。」其刻《通鑑》，必在至元十三年以前。是年為丙子，即臨安陷沒之年。身之亂後所得者，當為此本，故即據以為注，取其通行而易得，猶吾人今日之用蘇、鄂兩局本也。元末刻《胡注》時，亦用此本正文，故今本《胡注》，仍冠以興文署王磐序。此事《觀堂集林》曾辨之。
《通鑑》自宋元祐初在杭州鏤板後，覆刻者不止一本。若不論其支派，而論其單傳，則元祐杭州本為祖本；紹興初餘姚覆刻元祐本，為第一傳；元至元初燕京興文署覆刻紹興本，為第二傳；元末臨海刻《胡注》，即用興文署本正文，為第三傳；清嘉慶末鄱陽胡氏重雕《胡注》，為第四傳。因此本王磐序稱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遂認《胡注》為興文署本，是誤以第三傳為第二傳也。光緒間長沙胡元常《刻通鑑全書序》，謂「元初興文署用胡身之注刊行」，其誤即由於此。應作「元末胡身之注用興文署本正文刊行」，方得其實也。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
注曰：按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擊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誤。（卷三九）
此亦理校，而兼正《范史》之訛。
漢獻帝建安元年，曹操表郭嘉為司空祭酒。
注曰：陳壽《三國志》作「司空軍祭酒」，此逸「軍」字。《晉志》曰：「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置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卷六二）
建安二年，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
注曰：賢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經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注於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余據《三國志》：「術時侵陳，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死，術乃走渡淮。」則蓋戰於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蘄陽哉！此蓋沛國之蘄縣，《范史》衍「陽」字，而《通鑑》因之耳。（卷六二）
此二條均以《三國志》校《通鑑》，亦他校法。
魏文帝黃初二年，溫公《正閏論》曰：「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
注曰：索虜者，以北人辮髮，謂之索頭也。（卷六九）
豐城熊氏校記謂：「元本『索虜』字空缺，元人為國諱故然。」余謂此特偶然耳。他處「虜」字及「韃靼」等字，並不空缺，足證元末刊《胡注》時，未嘗通勘全書，一一剜避，偶見之認為有礙，遂去之，如《本朝篇》所舉二百八十卷之空缺一行，即其例也，因言《胡注》校勘，附識於此。
晉惠帝永熙元年，散騎常侍石崇。
注曰：前書侍中石崇，此作散騎常侍，必有一誤，蓋因舊史成文也。（卷八二）
此以本書前後互校，所謂本校法也。吳縝《新唐書糾謬》，即用此法。
晉懷帝永嘉五年，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注曰：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也。（卷八七）
此條趙紹祖《通鑑注商》曾有所校勘，曰：「《晉書·王導傳》，本作『有江山之異』，此大概言神州陸沉，非復一統之舊，故諸名士聞之傷心，相視流涕。《通鑑》偶易作『江河』，注遂為之傅會，乃使情味索然。」又云：「按《世說新語》作『山河之異』，《世說》是當時人書，愈足見此是大概說也。」
「江河」《世說新語》作「山河」，《太平御覽》一九四所引同。《晉書·王導傳》，宋本作「江河」，明監本及汲古閣本、清殿本均作「江山」。趙君讀誤本《晉書》，先入為主，故以「江山」為是，以「江河」為情味索然。不知溫公、身之所據之《晉書》，自作「江河」，何得謂《通鑑》偶易！又何得謂《胡注》傅會！校書當蓄異本，豈可輕誣古人！假定《世說》原文果作「山河」，改易之者亦是《晉書》而非《通鑑》。趙君既誣《通鑑》，又誣《胡注》，皆株守一書，不講求異本之過也。至謂《世說》是當時人書，亦有語病。《世說》是當時人書，吾人所見之《世說》不是當時人本，蓋不知幾經傳寫矣，特辨之以為輕於立言者戒。
晉成帝咸和三年，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
注曰：是時同盟諸將，無監軍事者，竊意李根蓋郗鑒軍部將也。前史既逸「郗」字，後人遂改「鑒」為「監」。（卷九四）
晉安帝義熙二年，禿髪傉檀求好於西涼，西涼公暠許之。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
注曰：安珍，即漢酒泉郡安彌縣也。後人從省書之，以「彌」為「彌」，傳寫之訛，又以「彌」為「珍」。（一一四）
右二條均理校，其說甚精。
晉恭帝元熙元年，刺劉道憐司空出鎮京口。
注曰：刺者，「敕」字之誤也。「司空」之上，又當逸「以」字。（一一八）
此條亦理校，然涵芬樓影宋本，「刺」字正作「敕」字，是與對校無異。嚴衍《通鑑補》乃譏之曰：「按《宋書·道憐傳》：『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憐還為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元熙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則《通鑑》於『刺』字之上，逸『以徐兗二州』五字，『刺』字之下逸『史』字，『道憐』之下逸『為』字，遂使讀者疑而不解。此特傳寫之誤，非溫公之意也。而胡身之立意不改《通鑑》原文，每每將錯就錯以解之，其誤人不淺矣。今特從本傳改正」雲。按嚴氏所用者是他校法，身之所用者是理校法，各有攸當。謂身之「將錯就錯」，身之不任也。惟身之不改原文之例甚嚴，可於嚴氏之譏評證之。夫嚴氏之所譏，即吾人之所善，此則兩家治學方法不同耳。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安定胡叟有俊才，魏主以為虎威將軍，賜爵始後男。
注曰：按地名無始復。《漢書·地理志》，越巂郡有姑復縣，或者「始」字其「姑」字之誤乎。（一二三）
此理校與他校並用。《魏書》五二稱：「胡叟善為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叟固白話文學家也，故曰「有俊才」。李越縵盛稱之，曰：「胡叟箕潁風流，去人不遠，密雲岩邑，有此寓公，宜入《隱逸傳》，雖賜散勛散爵，未嘗一日仕。魏收以其與趙逸等俱來自他國，遂以同傳，然叟未嘗受姚氏及沮渠氏官也。」語見《越縵堂日記》卅七。叟蓋北人之不肯仕於夷者。
元嘉二十九年，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髠幡棄城走。
注曰：禿髠，恐當作禿髮。魯爽父子兄弟先居長社，以南兵來，聲勢既盛，禿髮幡恐其有內應，故不能守而走。（一二六）
此雖理校，然《宋書》七四《魯爽傳》，正作禿髮，則兼用他校也。
宋明帝泰始二年，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葛僧韶，請征孝祖入朝。
注曰：據《南史》，「司法參軍」當作「司徒參軍」，「請」下當有「徵」字。（一三一）
此據《南史》三九《孝祖傳》。以為「請」下當有「徵」字，他校法也。然今本正文已有「徵」字，則刻板時照注添入者耳。葛僧韶《南史》作荀僧韶，《通鑑》據《宋書》八六《孝祖傳》作葛僧韶。僧韶是潁川人，恐當作荀，荀固潁川著姓也，身之偶未及舉正耳。
齊武帝永明八年，魏帝曰：「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賴宗廟之靈，亦輟歆祀。」
注曰：「賴」蜀本作「想」，當從之。否則「賴」字衍。（一三七）
此所謂對校法也。蜀本即《釋文辨誤》所稱之費本，南宋初，蜀廣都費氏進修堂刻，於正文下附音釋，俗稱「龍爪通鑑」，《皕宋樓藏書志》所誤為北宋本者也。身之重注《通鑑》時所用以校新本者，大抵皆此本。長洲章鈺氏校記，謂「胡氏又有註明傳寫本者」，非也。《注》只言「《通鑑》傳寫有誤」，非謂其所據者為「傳寫本」也。如本篇所舉十三卷之罷衛將軍一條是。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蕭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眾萬餘屯死虎。
注曰：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宋明帝泰始三年，劉破劉順於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誤也。（一四三）
以《通典》校《通鑑》，亦他校法。泰始三年，應作二年。
梁武帝天監三年，上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上雅山。
注曰：上雅山當作士雅山。據《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雅，後人因以之名山。（一四五）
此本理校，以《晉書》六二《祖逖傳》字士稚，而證當作士稚山也。據豐城熊氏校記，則此條正文及注，備極糾紛，略言之，則元本正文誤作「十雅」，故注謂當作「士稚」，今鄱陽胡氏覆刻元本正文誤作「上雅」，《注》又誤作「士雅」，所謂理絲而棼也。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高平鎮人胡琛反，遣其大將萬俟丑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
注曰：「萬」當作「萬」，音莫北翻。俟，渠之翻。万俟虜複姓，《北史》曰：「万俟，其先匈奴之別也。」（一五〇）
万俟之「萬」，不當作「萬」，猶之党項之「黨」，不當作「黨」。此為校勘常識，初學不可不知也。
梁武帝大同元年，東魏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
注曰：按《韓軌傳》為秦州刺史。又考魏收《志》，東魏置秦州於河東，領河東、北鄉二郡。史蓋誤以「秦」為「泰」，緣「泰」之誤，又以「泰」為「太」。（一五七）
此亦校勘常識。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祖皓起兵廣陵，殺董紹先。皓，暅之子。
注曰：祖暅見一百四十七卷武帝天監十二年。諸本作「暅之之子」者，衍一「之」字。（一六三）
此用本校法。以本書一百四十七卷之祖暅，證一百六十三卷之祖暅，不作「暅之」也。諸本指諸宋本。可見校書當蓄異本，不可囿於一書。然「諸本」二字，全注僅一見，此是身之重注《通鑑》時追憶所及，不能指定為何本也。今涵芬本亦衍一「之」字。天監十二年，應作十三年。
梁元帝承聖三年，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開回車路以通漢中。
注曰：按《北史·崔猷傳》：「泰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於梁州。」此特因舊路開而廣之以通車耳。前史蓋誤以「通」字為「迥」，傳寫者又去其傍為「回」也。（一六五）
此亦校勘常識。
陳宣帝太建三年，齊琅邪王儼，欲殺和士開，令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侍中馮子琮雜佗文書奏之，帝主不審省而可之。
注曰：「主」字衍。據《北齊書·琅邪王儼傳》雲「後主不審省而可之」。《通鑑》就舊史刪潤，以成一家言，本雲「帝不審省而可之」，書吏繕寫，因舊史之文，遂衍「主」字。杭本作「齊主」。（一七〇）
《北齊書》作「後主」，《通鑑》誤本作「帝主」，身之以為「主」字衍，此他校參用理校也。然《通鑑》杭本實作「齊主」，故注末復添入一句，蓋注成後始得見杭本也。其實作「齊主」者長，他校費力而未必中，不如對校之省力而得其真，往往如此。然未得祖本以前，只可用他校。此條所謂杭本，《通鑑》祖本也，亦全注僅一見。頗疑身之所見之杭本為一殘本，或非自有之書，故注中少及之。然今涵芬本亦作「齊主」也。
太建九年，齊上皇度河入濟州，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
注曰：齊氏於傾危之際，不應改國號為宋，「宋國」當作「宗國」。（一七三）
此亦純理校。為談允厚《通鑑補後序》及趙紹祖《通鑑注商》所譏，曰：「《北齊書·帝紀》本作『守國天王』，《通鑑》誤『守』為『宋』，胡氏不考而妄為之說。」夫《北齊書》非僻書，且前條才用之，身之豈未之見！因其所誤者為宋國，復有感於幼主，故曰「宋國當作宗國」，其志亦可哀已！顧千里序《通鑑刊誤補正》，謂「梅雖熟乙部，間有望文生義，乃違本事」，即指此類。不諳身之身世，不能讀身之書也。身之身世於《出處篇》詳之。
太建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舊。
注曰：宇文泰以諸將補九十九姓，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上書十二月庚辰，此書癸亥，自庚辰至癸亥，四十四日，庚辰必誤。按長曆，周陳十二月皆壬子朔，恐是丙辰。（一七四）
此亦理校。壬子朔不能有庚辰，然癸亥是十二日，丙辰是五日，庚申是九日，安知庚辰非庚申之誤邪！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中郎將蒲城王辯數有功。
注曰：按隋官制，無中郎將。《王辯傳》：「自鷹揚郎將遷虎賁郎將。」中字衍。（一八三）
隋諱中，可以理校知其誤，更以《王辯傳》證明之，則兼用他校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褒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鄀州，拔之。
注曰：褒州當作襄州，詳見《辨誤》。（一八九）
此亦理校。據此則《通鑑釋文辨誤》似撰在《音注》之前，然《辨誤序》在《注序》後二年，蓋撰《注》時即預備撰《辨誤》，非《辨誤》撰在《注》前也。趙紹祖《通鑑注商》於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條，謂「《釋文辨誤》撰在《音注》之前」，非是。
武德九年，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
注曰：幽州當作豳州。自渭北北歸，歸路正經豳州，此史書傳寫誤耳。開元十三年，以「豳」字類「幽」，改曰邠州，則當時亦病此矣。（一九一）
此亦理校。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
注曰：榆關在勝州界，與突厥接，非所以備契丹也。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臨渝之險也。「榆」當作「渝」。史於此以後多以「渝」作「榆」，讀者宜詳考。（二〇五）
榆關在北，以備突厥；渝關在東，以備契丹。史家傳寫，往往混淆無別。此校勘也，而幾於考證學範圍矣。
唐中宗景龍三年，三月戊寅，以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注曰：案下書「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日，書「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知傳寫《通鑑》者誤以侍郎為尚書也。（二〇九）
此條本校與他校兼用。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郯王嗣直為慶王，更名潭；陝王嗣昇為忠王，更名浚；鄫王嗣真為棣王，更名洽。
注曰：讀《通鑑》至此，可以知前此「嗣直」之誤為「嗣真」矣。（二一二）
嗣直帝之長子，嗣真帝之第四子。而前捲雲「嗣真上之長子」，讀至此知其誤矣。此所謂本校法。
唐玄宗天寶十載，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不必肯以兄為相。」
注曰：天寶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李林甫時為右相，中書令之職也，「丞」字衍。安祿山第三。（二一六）
此理校法。
天寶十一載，秋八月乙丑，上復幸左藏，賜群臣帛。
注曰：蜀本作己丑，當從之。八載已嘗幸左藏，賜群臣帛矣，故此書「復」。（二一六）
此對校法。是年八月乙亥朔，無乙丑。己丑是十五日，今涵芬本亦作「己丑」。
唐代宗大曆四年，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
注曰：《水經注》：「涪州之西，有黃葛峽，山高險絕，無人居。」意即此峽也。按杜甫詩有「黃草峽西舡不歸」之句，注云：「黃草峽在涪州之西。」（二二四）
以唐人詩句，證《水經注》傳本之誤字，亦他校法也。
唐德宗建中三年，二月癸卯，李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
注曰：《通鑑》本文作癸卯，然自上文二月戊午，推至下文三月乙未，其間不容有癸卯，當作己卵。（二二七）
此亦理校。然可知其誤，不易知其為何誤。本年二月甲寅朔，戊午五日；三月癸未朔，乙未十三日。然從二月戊午，推至三月聲癸未朔，中間有癸亥十日、丁卯十四日、癸酉二十日、己卯二十六日。曰「當作己卯」，安知非癸亥、丁卯、癸酉乎！非更有他證，不能信為己卯也。
唐德宗貞元元年，馬燧謂李懷光守將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
注曰：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討賊，立大功。其後回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鎮叛亂，外禦內討，亦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曰「四十餘年」，「四」字誤也，當作「三」。（二三二）
此理校也，亦幾於考證學矣。
唐懿宗咸通三年，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
注曰：各三萬人，則八道之兵為二十四萬，不既多乎！疑「各」字誤，否則「萬」字誤。蜀本作「合三萬人」，良是。（二五〇）
此對校法。
唐昭宗天復元年，給事中韓偓言：「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注曰：嗚呼！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於行者，韓偓其人也。（二六二）
據此注是身之有憾於韓偓，此鄱陽胡氏覆刻元本臆改注文之誤也。王深寧晚歲自撰銘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圖者司空圖，偓即韓偓。吾始疑深寧與身之同境遇，深寧以偓自況，而身之對促獨有微詞，苦思不得其旨，固不疑注之被妄改也。偶閱豐城熊氏校記，云：「元本『而不能』作『而不行』，『行』字句絕，校者誤連下讀，故臆改『行』字為『能』，而不知其義大反矣。胡注豈詈偓，偓豈有可詈哉！如此校書，真是粗心浮氣」云云。乃恍然注之被改，而非身之果有憾於偓也。鄱陽胡氏覆刻《通鑑》，主其事者為顧千里，著名之校勘學者也，而紕謬若此。夫無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則有心校改，以不誤為誤，而與原旨大相背馳，熊氏詆之，不亦宜乎！且陳仁錫評本不誤，而覆刻元本乃誤，不睹元刻，豈不以陳本為誤耶！顧氏譏身之望文生義，不知身之望文生義，只著其說於注中，未嘗妄改原文也。顧君覆刻古籍，乃任意將原文臆改，以誤後學，何耶！事關尚論古人，不第校勘而已，故不惜詳為之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