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藝錄 · 七 風格
(一)南北文學風格之別
文人相輕，故班固則短傅毅 (1) ，鄉曲相私，故齊人僅知管晏 (2) 。合斯二者，而談藝有南北之見。雖在普天率土大一統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為己長彼短之本。至於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義之評量 (3) ，更類七國五胡之爭長 (4) ，亦風雅之相斫書矣 (5) 。《三國志·吳志·張紘傳》裴注引陳琳書曰 (6) ：「自仆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 (7) ，故使仆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 (8) ，足下與子布在披 (9) ，所謂小巫見大巫 (10) ，神氣盡矣。」已為北文不如南文張本 (11)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略謂 (12) ：「洛陽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貴乎清綺 (13) ，河朔重乎氣質 (14)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按但言「質勝」，即是文輸 (15) 。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實為冠冕 (16) ，而《北齊書·魏收傳》載邵譏收「於任昉 (17) ，非宜模擬，亦大偷竊」，收斥邵「於沈約集中作賊」 (18) ；則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 (19) 。張 《朝野僉載》記庾信入北 (20) ，謂北中文事，「惟韓陵溫子昇碑堪共語 (21) ，餘皆驢鳴犬吠聒耳」。南人輕北，其來舊矣。宋自靖康南渡 (22) ，殘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雞犬聲相聞 (23) ，竟成南海北海之馬牛風不及 (24) 。元遺山以騷怨弘衍之才 (25) ，崛起金季，苞桑之懼，滄桑之痛 (26) ，發為聲詩，情並七哀，變窮百態。北方之強，蓋宋人江湖末派 (27) ，無足與抗衡者，亦南風之不競也 (28) 。雖以方虛谷之自居南宋遺老、西江後勁 (29) ，《桐江續集》卷二十四《次韻高子明投贈》七律論北方詞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與古班，詩律規隨元好問。」汪堯峰好撏撦南宋作家 (30) ，而《鈍翁類稿》卷八《讀宋人詩》第四首亦曰：「後村傲睨四靈間 (31) ，尚與前賢隔一關。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遺山論詩，《中州》名集，實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十八所載宋流人家鉉翁《題中州詩集後》 (32) ，即云：「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而況於在中州者乎」，《則堂集》失收 (33) 。可謂義正而詞婉者。(150—15l頁)
這一則講詩文有南北風格的區別，這是由於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風俗不同，學風不同，詩文風格也就有所不同。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由於政治原因，有過兩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後是南宋與金的對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閡，文學上出現南北不同的風格，評論上也有南北之見。
(一)南北朝時期，文評者的南北之見，多表現在南人輕北。比如陳琳因去河北投袁紹，處在文人較少的環境中，成了出類拔萃的文學家，但是，在他給江蘇廣陵同鄉張紘的信中，表示與張紘、張昭相比，還自慚不如，為北文不如南文之說先造了輿論。
溫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學的佼佼者，但從《北齊書·魏收傳》看，邢魏所以成名，因為邢邵師法沈約，魏收師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所以，邢魏互相譏笑為「偷竊」、「作賊」。《朝野僉載》也記載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為只有寫《韓陵山寺碑》的溫子昇才配與他共語。可見，「南人輕北，其來舊矣」。這裡指出，所以有南人輕北的原因，主要是與中國長期以來積澱的文化心理因素有關，一是文人相輕，二是鄉曲相私。
南北的文學風格，究竟不同在哪裡，據李延壽在《北史·文苑傳》里說，南方文風文雅，貴清綺，重形式，文辭華美，以詩擅勝，宜於詠歌；北方文風質樸，貴剛直，重內容，氣質高昂，以文見長，便於實用。概括地說，就是北文理勝其辭，南文辭過其意。因為南人北人的自然環境、生活習慣不同，造成性情氣質上的差異，已帶有傳統性，反映到詩文上自然有不同風格。
先說民歌的風格，南北就明顯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詩，如「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子夜歌》)。對戀人的思念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氣勢豪宕，境界宏闊，情感粗獷，如「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歌》)。
再說文人的風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調，如梁沈約的《登北固樓》：
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為懷古，垂淚國門前。
又吳均《發湘江贈親故別》之三：
君留朱門裡，我至廣江 。城高望猶見，風多聽不聞。流苹方繞繞，落葉尚紛紛。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
雖是不同題材的詩，卻都寫得委婉含蓄，自然流暢，給人一種格調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調。北方文人作品的風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鮮明，可能是由於模仿南風，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氣概。如魏收《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 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這兩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學家，可是詩作流傳下來的不多，就從這幾首明白如話的詩來看，他們確實受到南方香艷詩的影響不小，其中雖也不乏清遠敦厚之趣，卻不給人格調剛健之感。拋開文暫且不談，單以詩相比，南北朝時期，北方確實遜於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後，他們以清新綺艷的風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競相模仿，才出現了南北風格互為影響的新局面。
(二)北宋滅亡，南宋偏安臨安(今杭州)以後，使文壇起了變化。淮南淮北雖如往常雞犬之聲相聞，但已成為南宋與金不同的兩個社會。太原的元好問，具有漢民族良好的文化教養和他本人過人的天賦，身處金國，國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顯露出才華，成為金朝文壇上的大家。他文師韓歐，詩師杜甫，詞學周邦彥，多方面豐富自己，「發為聲詩」，「變窮百態」，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詩，但他在評論宋人詩時，把元好問推作中原的代表，這個評價並不過分。讓我們看一看無好問詩的風格，如：
南朝辭臣北朝客，棲遲零落無顏色。陽平城邊握君手，不似銅駝洛陽陌。去年春風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風來。春風秋風雁聲里，行人日暮心悠哉。長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船疾如馬。西湖十月賞風煙，想得新詩更瀟灑。(《送張君美往南中》)
又，《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臥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洛陽見說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兩詩沉摯悲涼，讀來可歌可泣，創造出自己的聲調，自己的風格。
最後錢先生舉引元蘇天爵的話作這一則的小結：地域有南北之分，人無南北之分，因為南北繼承的文化傳統是共同的，無論南北相距多麼遙遠，也都是中州文化。元代以後的詩文發展更證實了蘇氏的論斷。可見蘇天爵的見解是「義正而詞婉」。
(二)唐宋詩風格之別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 (34) ，《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 (35) ，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 (36) ，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 (37) ：「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 (38) 等皆非江西人為疑，似未聞誠齋此論。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恉。(2頁)
後見吳雨僧先生宓《艮齋詩草序》 (39) ，亦持是說。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曆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40) 。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葉橫山《原詩》 (41) 內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謝而復開。」蔣心餘《忠雅堂詩集》 (42) 卷十三《辯詩》云：「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可見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極之有兩儀，本乎人質之判「玄慮」、「明白」，見劉邵《人物誌·九征》篇。按即Jung：psychologisohs Typen所分之Introvert與Extravert (43) 。非徒朝代時期之謂矣。乃尚有老宿 (44) ，或則虐今榮古，謂宋詩時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則謂唐詩太古，宜學旬卿之法後王 (45) 。均堪絕倒。且又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 (46) ，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 (47) 。若木之明，崦嵫之景 (48) ，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後不侔 (49) 。明之王弇州 (50) ，即可作證。弇州於嘉靖七子，實為冠冕；言文必西漢，言詩必盛唐。《四部稿》中 (51) ，莫非實大聲弘之體。然弇州《續稿》一變矜氣高腔，幾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屢和東坡詩韻。《續稿》卷四十一《宋詩選序》自言，嘗抑宋詩者，「為惜格故」，此則「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蘇長公外紀序》於東坡才情，贊不容口，且曰：「當吾之少壯時，與於鱗習為古文詞 (52) ，於四家殊不能相入 (53) ，晚而稍安之。毋論蘇公文，即其詩最號為雅變雜糅者，雖不能為吾式，而亦足為吾用。」《讀書後》 (54) 卷四《書蘇詩》後曰：「長公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如諸侯王之求封於西楚。其後則若垓下之戰 (55) ，正統離而不再屬。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於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頗不以為然。」下文 詳言東坡神明乎少陵詩法之處，可與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藝苑卮言》論東坡語參觀。然《卮言》以東坡配香山、劍南為正宗而外之廣大教化主 (56) ，又曰：「蘇之於白，塵矣」；此則徑以蘇接杜，識見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後放言》云：「死亦不須埋我，教他蟻樂鳶 愁」，全本東坡「聞遭劉伶死便埋」一絕，則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蘇詩矣。 雖詞氣尚負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則已悅服。故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 (57) 、周櫟園《因樹屋書影》卷一皆記弇州臨歿 (58) ，手坡集不釋。要可征祖祧唐宋，有關年事氣稟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詩學之不同，非謂弇州晚年詩勝早年也。吳梅村《家 藏稿》 (59) 卷三十《太倉十子詩序》有「拯晚近詩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詞雄響，而表晚歲頹然自放之言，詘申顛倒」云云，議論極公。弇州《續稿》中篇什，有意無韻，木強率直， 實不如前稿之聲情並茂；蓋變未至道，況而愈下者也。 近來湖外詩家 (60) ，若陳抱碧、程十髮輩 (61) ，由唐轉宋，適堪例類。唐宋詩之爭，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與施蘭垞書》，《隨園詩話》卷十六引徐朗齋語等調停之說 (62) ，當時亦早有。如戴昺《東野農歌集》 (63) 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云：「不用雕鎪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不知格調之別，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豈曰強生區別，划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摶沙不聚。《莊子·德充符》肝膽之論 (64) ，東坡《赤壁賦》水月之問 (65) ，可以破東野之惑矣。(3—5頁)
這裡兩則講唐詩、宋詩之別，主要不在朝代的區別，而是由於兩種不同的風格，譬如天下有兩種人，便有兩種性情，也就分出兩種詩來。
(一)風格是人的性情決定的，相同的朝代里，也會出現不同風格的作品。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稱唐詩、宋詞，是以朝代區分盛行的文體，唐以詩勝，宋以詞勝。錢先生稱唐詩、宋詩是以風格區別的，他在《宋詩選注序》里講得很透徹，這裡襲用序中舉引唐釋皎然和宋姜夔的話來說明。皎氏云：「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廄，非造父不能辨」，「復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若乏天機，強效復古，反令思擾神沮」(《詩式·復古通變體》)，這是唐人作詩，評詩的標準，把「通變」看得比「復古」重要，寫作上重在表現自我。姜氏云：「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白石道人詩集序》)，這是宋人的話，只能在「合」中求「異」，甚至從古人作品中尋求作詩的靈感和榜樣，再以說理、議論、故實入詩，形成了一種與唐詩不同的風格。宋代詩論家嚴羽第一個提倡斷代論詩，便是為了研究詩歌發展到各個時期所表現的帶有總體性的特徵，他說宋人「尚理」，唐人「尚意興」，是一個大致的概括，於詩前冠以唐、宋，也是為了稱謂的方便，並不是說唐詩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詩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說詩「尚理」者近宋，「尚意興」者近唐。袁枚《隨園詩話》卷八亦云：「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固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
這裡說「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也是一個大致的概括，在於指出所謂唐體、宋調的不同特徵。比如杜甫、韓愈，都是唐代大詩人，而他們的作品卻為宋調開了路。像杜甫的《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這首詩中間兩聯在發議論，在說理，不在寫意興，不正是開宋詩的說理嗎？再像韓愈的《齪齪》：
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嘆。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
不也是在說理嗎？
宋人詩作而有唐音者，這裡列舉張耒、趙師秀的詩作，可以看到他們的風格。如張耒《初見嵩山》：
年來鞍馬困塵埃，賴有青山豁我懷。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來。
真是瀟灑自如，情景交融，丰神情韻均類唐詩。又如趙師秀《約客》：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
其詩清新圓潤。寫景抒情之親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說唐詩、宋詩主要是指詩的風格，正如楊萬里說江西詩派，「詩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詩的風格而言。江西詩派的首領黃庭堅是江西人，他以「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的主張，團結了一批詩人，共同取法於各體的優點來作詩，形成一個風格接近的詩派，世人遂以江西稱之，不是說這個詩派的成員都是江西人，也不是說這個詩派的詩都是在江西寫的。
(二)時代與地域對文學風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但決定作品風格的主要是人的稟性。錢先生講的「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也是指詩的兩種不同風格。宋以後詩人輩出，似都未能跳出唐體、宋調。唐以前各代詩作的風格，似也可這樣分析。正如葉燮在《原詩》里的比喻。木生於地，開出宋詩這朵奇葩，宋以後的詩，只是花開花謝、復開復謝的差別，終究離不開宋調。「木」便是人的秉性。蔣士銓《辯詩》也是這個意思。詩分唐宋，仿佛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之時，便已經有了天地之別。魏劉邵撰《人物誌》，把人的品性判作思慮深沉型和單純開朗型，也就是榮格《心理學類型》里分的內向性格和外向性格，這兩種不同的品性，與朝代時期或地域環境，不能說沒有關係，但都關係不大。
(三)唐體宋調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是兩種不同的風格。而風格之別，本於性情，性情不是一成不變，風格也會隨之變化。譬如人的一生，早年才氣橫溢，喜為唐體，暮年老成持重，易操宋調，王世貞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早年他的詩作多「矜氣高腔」，如《登太白樓》：「昔聞李供奉，長嘯獨登樓。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留。白雲海色曙，明月天門秋。欲覓重來者，潺湲濟水流。」海闊天空，氣勢音節均似李白；到了晚年，他的作風有變，「平直切至」，如《太保歌》：「太保入朝門，緹騎若雲屯。進見中貴人，人人若弟昆。太保從東來，一步一風雷。行者闌入室，居者頷其頦……」寫奸相嚴嵩耀武揚威的聲勢，歷歷在目，卻風格樸實。王世貞對蘇軾的看法也有前後的區別，少壯時是排蘇，後來好蘇，臨死時竟「手坡集不釋」。可見，繼承唐體宋調與年事、秉性的關係頗大，但這並不是說王世貞晚年詩作就一定勝於早年。
總之，唐宋詩的風格不同，孰勝孰負，南宋以來一直爭論不休，袁枚曾舉引徐嵩的話：「論詩只論工拙，不論朝代。譬如金玉，出於今之土中，不可謂非寶。敗石瓦礫，傳自洪荒，不可謂之寶。」(《隨園詩話》卷十六)衰故舉引徐嵩的這段話，該使人明白對於唐宋詩，似乎已無必要決出勝負了。
(三)杜律的雄渾與韌瘦
李拔可丈嘗語余 (66) ：「元遺山七律誠不可磨滅 (67) ，然每有俗調。如『翠被匆匆夢執鞭』一首，似黑頭黃三 (68) ；『寢皮食肉男兒事』一首，似武生楊小樓 (69) 。」誠妙於取譬。遺山七律，聲調茂越，氣色蒼渾，惜往往慢膚松肌，大而無當，似打官話，似作台步；粉本英雄，斯類衣冠優孟 (70) 。吳修齡《圍爐詩話》卷六戲題陳臥子《明詩選》曰 (71) ：「甚好四平戲，喉聲徹太空。人人關壯繆， 大江東 (72) 。鑼鼓繁而振，衫袍紫又紅。座中腦盡裂，笑煞樂村童。」與李丈之評遺山，消息相通。嘗試論之。
少陵七律兼備眾妙，衍其一緒，胥足名家。譬如中衢之尊 (73) ，過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如所願。陳後山之細筋健骨 (74) ，瘦硬通神，自為淵源老杜無論矣。即如楊鐵崖在杭州嬉春俏唐之體 (75) ，何莫非從少陵「江上誰家桃樹枝」 (76) 、「今朝臘日春意動」、「春日春盤細生草」、「二月饒睡昏昏然」、「霜黃碧梧白鶴棲」、「江草日日映愁生」等詩來；以生拗白描之筆，作逸宕綺仄之詞，遂使飯顆山頭客 (77) ，化為西子湖畔人 (78) ，亦學而善變者也。然世所謂「杜樣」者 (79) ，乃指雄闊高渾，實大聲弘，如：「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指麾能事迥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一類。山谷、後山諸公僅得法於杜律之韌瘦者 (80) ，於此等暢酣飽滿之什，未多效仿。
惟義山於杜 (81) ，無所不學，七律亦能兼茲兩體。如《即日》之「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即杜《和裴迪》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是也。而世所傳誦，乃其學杜雄亮諸聯，如《二月二日》之「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 (82) ，即杜《登高》之「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是也；《安定城樓》之「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迥天地入扁舟」 (83) ，即杜《別李劍州》之「路經灩預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是也，而「回天地」三字，又自杜之「指麾能事回天地」來；《蜀中離席》之「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阻殿前軍」 (84) ，即杜《秋盡》之「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是也。
中晚唐人集中，杜樣時復一遭。如鄭都官《漂泊》之 (85) 「十口漂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收兵」；至顧逋翁《湖南客中春望》 (86) 之「風塵海內憐雙鬢，涕淚天涯慘一身」，幾為明七子之始作俑者矣 (87) 。
下逮北宋，歐公有「滄波萬古流不盡 (88) ，白鳥雙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東坡有「令嚴鐘鼓三更月 (89) ，野宿貔貅萬灶煙」。皆即東坡評七言麗句所自道仿杜「旌旗日暖」、「五更鼓角」諸聯者。蘇門諸子中，張文潛七律最格寬語秀 (90) ，有唐人風。《柯山集》中《遣興次韻和晁應之》先後八首尤苦學少陵：如「清涵星漢光垂地，冷覺魚龍氣近人」，「暗峽風雲秋慘澹，高城河漢夜分明」，「雙闕曉雲連太室，九門晴影動天津」 (91) ，「山川老去三年淚，關塞秋來萬里愁」；他如《夏日》之「錯落晴山移斗極，陰森暗峽宿風雷」。胥弘暢不類黃陳輩 (92) ，而近元明人。顧不過刻畫景物，以為偉麗，無蒼茫激楚之致。至南渡偏安，陳簡齋流轉兵間 (93) ，身世與杜相類，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七律如：「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孤臣白髮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雄偉蒼楚，兼而有之。學杜得皮，舉止大方，五律每可亂楮葉 (94) 。是以劉辰翁序《簡齋集》 (95) ，謂其詩「望之蒼然，而肌骨勻稱，不如後山刻削」也。陸放翁哀時弔古 (96) ，亦時仿此體，如：「萬里羈愁添白髮；一帆寒日過黃州」；「四海一家天曆數，兩河百郡宋山川」；「樓船夜雪瓜洲渡，匹馬秋風大散關」 (97) ；「細雨春蕪上林苑，頹垣夜月洛陽宮」。而逸麗有餘，蒼渾不足，至多使地名，用實字，已隱開明七子之風矣。
元遺山遭際，視簡齋愈下，其七律亦學杜之肥，不學杜之瘦 (98) ，尤支空架，以為高腔。如《橫波亭》詩之類，枵響窾言 (99) ，真有「甚好四平戲」之嘆。然大體揚而能抑，剛中帶柔，家國感深，情文有自。
及夫明代，獻吉、於鱗繼之 (100) ，元美之流 (101) ，承趙子昂「填滿」之說 (102) ，仿杜子美雄闊之體，不擇時地，下筆伸紙，即成此調。復稍參以王右丞《早朝》、《雨中春望應制》 (103) ，李東川《寄盧員外、綦毋三》 (104) ，祖詠《望薊門》之制 (105) ，每篇必有人名地名。輿地之志，點鬼之簿 (106) ，粗豪膚廓，抗而不墜，放而不斂。作悲涼之語，則林貞恆《福州志》所謂「無病呻吟」也 (107) ；逞弘大之觀，則吳修齡《圍爐詩話》所謂「瞎唐體」也 (108) 。窮流溯源，簡齋、遺山，實不啻為之導焉。人知明七子之為唐詩高調，安知簡齋、遺山亦宋元詩之易流於高聲 者乎 (109) 。故明人雖不取宋詩，而每能賞識簡齋。胡元瑞於七子為應聲之蟲 (110) ，《詩藪·外編》卷五則云：「南宋古體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 (111) ，又云：「師道得杜骨，與義得杜肉」，又云：「陳去非弘壯，在杜陵廊廡。」蓋朱之學選，陳之學杜，蹊徑與七子相似也 (112) 。吳修齡於七子為吠影之狗，而《圍爐詩話》卷四亦謂：「陳去非能作杜句。」草蛇灰線 (113) ，消息可參。
近人俞恪士《觚庵詩》之學簡齋 (114) ，郭春榆《匏廬詩》之師遺山 (115) ，郭為較勝，而不能朴屬微至，則二家之所同病也。陸祁孫《合肥學舍札記》卷六雲 (116) ：「工部七律二種。『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義山而後，久成絕調。『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務觀、裕之、獻吉、臥子尚能學之」云云。竊謂第一種句，宋人如陳後山、曾茶山皆能學之 (117) 。晚唐李咸用《緋桃》云：「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南宋楊誠齋《普明寺見梅》云：「猶喜相看卻恨晚，故應更好半開時」；亦尚存遺響。故錢龍錫評義山「重吟、已落」 (118) 一聯云：「閒冷處偏搜得到，宋人之工全在此。」馮注引。祁孫失之未考耳。陳臥子大才健筆，足以殿有明一代之詩而無愧，又丁百六陽九之會 (119) ，天意昌詩，宜若可以悲壯蒼涼，上繼簡齋、遺山之學杜。乃讀其遺集，終覺偉麗之致，多於蒼楚。在本朝則近青邱、大復 (120) ，而不同獻吉；於唐人則似東川、右丞，而不類少陵。祁孫之言，亦未識曲聽真。然知以放翁、遺山與明之七子並舉，則具眼人語也。(172—175頁)
七言律詩，發展到杜甫筆下，已經成熟，無論在結構、聲律、對仗、鍊字、鍊句等方面，都已積累了完整的藝術經驗，足以使他成為「兼備眾妙」的大師。後來學習杜詩的人，只要認真「衍其一緒」者，還沒有不「胥足名家」的。
這一則便是沿著學杜者的足跡，論杜詩七律的兩種不同風格：一種是雄渾沉鬱，飽滿聲宏的；一種是生拗白描，逸宕綺仄的。陳師道的「細筋健骨，瘦硬通神」，是學杜甫後一種風格；楊維楨的嬉春俏唐體，是學杜甫前一種風格而加以變化。歷來學杜者，多學其後一種風格，而較少學到他的前一種風格，惟有李商隱無所不學，能兼兩體。
錢先生指出杜甫逸宕綺仄的詩，如《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紅花卻倒吹。吹花困懶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
這詩從春寒細雨風吹中寫落花，不說風吹雨打桃花落，卻說桃花倒影水中，水中的倒影暗中勾引桃花落下去，這就是設想的超逸。又說吹落的桃花憎恨落到人的懷裡顯得輕薄，不肯接近人，這是設想的奇特。加以辭采綺麗，所以稱為逸宕綺仄，是柔婉的。再像《十二月一日》：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何朝日邊。
這首詩從臘月的冬至一陽生，說到春意發動，寫到眼前的雲安縣前的江水可愛。聽到一聲雁叫，想到雁足傳書，想到家書；看到江邊用纖拉船，百丈指纖，這就想到坐船出峽。又從春意動，想到梅花還沒開放，不能供愁眼欣賞。又想到元旦快到了，朝廷上在元旦要獻椒花頌，怎麼獻上朝廷。又想到從前在明光宮起草文件為人所羨，現在在雲安縣害肺病不知何時能夠回京。設想曲折，也屬於婉曲格。
錢先生又指出杜甫雄闊高渾、實大聲宏的詩，屬於剛健的風格。如《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詩前四句寫景，「風急天高」，「落木蕭蕭」，「長江滾滾」。極寫景象的闊大。後四句抒懷，「萬里悲秋」，「百年多病」，寫空間的廣闊，時間的綿長，所謂雄闊，也屬於剛健的風格。再像《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這首詩，「錦江」句指空間的廣闊，「玉壘」句指時間的久遠。「西山寇盜」指吐蕃入侵，屬「萬方多難」之一，但朝廷像北辰星不改，所以望吐蕃莫相侵。想到成都的後主還是有祠廟的，感嘆時無諸葛亮。這首詩雄闊高渾，也屬於剛健的風格。
錢先生又指出李商隱學杜甫，也有這兩種風格。如《即日》：
一歲林花即日休，江間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只欲傍高樓。金鞍忽散銀壺滴，更醉誰家白玉鉤。
這首仿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髮，朝夕催人自白頭。
這首詩寫裴迪在東亭送客逢早梅，好像何遜在東閣看到官梅作詩。客中送客，又是逢春思鄉，更難為懷。幸虧沒有折梅寄來，免得使人引起對歲暮的感傷。倘使看到折梅，更引起鄉愁，擾亂心曲。但又想到江邊梅樹快要開放，早晚催人愁思，使人發白。這詩用意曲折，婉轉抒情，風格是柔婉的。再看李商隱的《即日》一首，一年的林花即日要完了，詩人遲留在江間亭下賞花，無可奈何。有的花已落，使人發愁；有的花尚開，還可賞玩。山色正來籠罩小苑，春陰只欲依傍高樓，已到黃昏。金鞍忽散，何處能求一醉呢？這首詩「重吟」一聯，情思婉曲，全詩屬於婉曲格。
錢先生又指出李商隱《安定城樓》中的一聯，仿照杜甫《別李劍州》的一聯。杜甫《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李商隱《安定城樓》：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
杜甫的一首，寫李劍州有高義，與古今有高義的人並駕齊驅。做了三年刺史，像漢朝文翁那樣能移風易俗，但又像李廣那樣未得封侯。後四句講自己，將要出三峽到荊南去，水路經過險灘灩灝堆，兩鬢蓬鬆，坐著一釣舟進江漢交匯處的滄浪之水。在戎馬戰亂中不知何日相逢，估計在春風來時到荊南，登上王粲所登的樓來回頭望你。詩中「路經」一聯，寫得驚險而廣闊，加上「雙蓬鬢」「一釣舟」的感嘆，顯得雄渾，風格是剛健的。
再看李商隱的一首。他登上高城的高樓，看到城外的景物，感嘆自己像漢朝賈誼年輕時受到排擠而落淚，此指他雖考上了博學宏詞，卻被人把名字抹去。又像三國時王粲去投靠劉表，而他李商隱是到涇原去投靠王茂元，都屬寄人籬下。他去考試是想進入朝廷，要旋轉乾坤使唐朝中興，到那時他滿頭白髮，就到水遠懷念的江湖上，坐著扁舟回去。至於考試求取功名，不過是貓頭鷹得到腐鼠，這裡他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疑鳳凰(李商隱自比)要奪取腐鼠，表明他睥睨功名利祿。這首詩的「永憶」一聯表達了李商隱的遠大抱負，是雄闊高渾的。全詩的風格是剛健的，恩想是深刻的。
錢先生又指出宋人如黃庭堅、陳師道、曾幾，元人如元好問，明人如陳子龍等，都有悲壯蒼涼之詩，明胡應麟《詩藪》雲「師道得杜骨」亦指此。現在讀一讀陳師道的《舟中》：
惡風橫江江卷浪，黃流湍猛風用壯。疾如萬騎千里來，氣壓三江五湖上。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坐起待殘更。少年行路今頭白，不盡還家去國情。
「惡風卷浪」，「湍猛風壯」是寫江上景象的雄闊，從中可以看出那股蒼堅瘦勁和剛健的風格，只能得法於杜詩。黃庭堅《寄黃幾復》：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見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起筆從不經意處寫來，由兩人相隔路途之遙，「傳書不能」，寫到他們少時的友情和今日的遭際，在章法上如此沉著頓挫的詩並不多見，也不能不得益於杜詩。元好問《眼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庵吾欲送華顛。
從眼中所見之紛然、「寒夜不眠」寫起，寫到骨肉他鄉，各在一方，極寫亡國之痛，沉鬱悲涼，不止章法學杜，氣色蒼渾亦似杜。錢先生對元好問學杜律指出兩點，均是前人所未道及者：一是「大體揚而能抑，剛中帶柔，家國感深，情文有自」，「聲調茂越，氣色蒼渾」；二是「往往慢膚松肌，大而無當，似打官話，似作台步；粉本英雄，斯類衣冠優孟」。將元好問學杜的長處和不足都說到了。其長處多是屬於思想感情方面的表達，而短處似在藝術形式上有裝腔作勢之嫌，亦即尚未達到純熟自然的地步。陳與義的家世與杜甫相類，他學杜詩與元好問相同的是「學杜之肥，不學杜之瘦」，喜仿杜甫宏闊之體，引為高調，胡應麟又將其與師道相比，說「與義得杜肉」，於雄偉蒼楚之外，注意到聲律和鍊句，如《登岳陽樓》：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萬里來游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白頭弔古風霜里，老木蒼波無限悲。
從岳陽樓的處地空闊寫起，登臨可望吳蜀，萬里來游遠望，不禁弔古傷情，寫得自然流暢，聲調響亮，不用奇字，不作奇想，無限悲涼之意，讀來抑揚頓挫，句句感人。明陳子龍學陳與義和元好問，實則是學杜。他的《遼事雜詩》之一：
盧龍雄塞倚天開，十載三逢敵騎來。磧里角聲搖日月，回中烽色動樓台。陵園白露年年滿，城郭青磷夜夜哀。共道安危任樽俎，即今誰是出群才。
憂國傷時，風格悲壯蒼涼，但這類詩在其集中並不多見。
(四)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
竟陵出於公安。《列朝詩集》丁十二《譚元春傳》引金陵張文寺云：「伯敬入中郎之室 (121) ，而思別出奇」；袁小修《珂雪齋近集》 (122) 卷三《花雪賦引》亦謂：「伯敬論詩，極推中郎。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眾。」翁覃溪《復初齋詩集》 (123) 卷七十《儷笙和予白齋之作、因論白詩、兼寄玉亭協揆》：「白蘇齋漸啟鍾譚」 (124) ，則誤伯修為中郎，欲與「初白庵」、「白庵」湊合耶 (125) ，抑於公安、竟陵家法道聽途說也 (126) 。觀譚友夏《合集》卷八《東坡詩選序》、《袁中郎先生續集序》，則中郎之子述之已化於竟陵 (127) ；小修《珂雪齋近集》卷二《答須水部日華書》、卷三《蔡不瑕詩序》、《花雪賦引》皆於乃兄幾如陽明於朱子之作「晚年定論」 (128) ，亦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矣。中郎甚推湯若士 (129) ，余見陳伯璣《詩慰》選若士子季雲詩一卷 (130) ，赫然竟陵體也，附錄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鍾譚」。中郎又亟稱王百穀 (131) ，《詩慰》選百 子亦房詩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蓋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眾」。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為鼎立驂靳 (132) ；余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公安無足比數。聊拈當時談藝語以顯真理惑。(417—418頁)
竟陵、公安，共事爭鋒，議論之異同，識見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 (133) 。凡袁所賞浮滑膚淺之什，譚皆擯棄；袁見搬弄禪語，輒嘆為超妙，譚則不為口頭禪所謾，病其類偈子。蓋三袁議論雋快，而矜氣粗心，故規模不弘，條貫不具，難成氣候。鍾譚操選枋，示範樹鵠 (134) ，因末見本，據事說法，不疲津梁 (135) 。驚四筵而復適獨坐，遂能開宗立教矣。(425頁)
賀子翼《詩筏》頗左袒竟陵 (136) ，一則云：「《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 (137) ，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 (138) 。二書皆足長人慧根。」即謂滄浪、竟陵冥契同功。徐電發 《南州草堂集》 (139) 卷十九《雲門廠公響雪詩序》云：「自嚴滄浪以禪理論詩，有聲聞、辟支之說 (140) ，遂開鍾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靜寄，似從參悟而入。一若詩之中，真有禪者。」尤為發微之論。焦廣期以漁洋比鍾譚 (141) ，竊疑鄧孝威已隱示斯意 (142) ，《尺牘新鈔》 (143) 二集載孝威《與孫豹人》：「竟陵詩派誠為亂雅 (144) ，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 (145) ，流於膚殻，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 (146) ，習為輕靡，無一字朴落。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也。」「華亭」、陳臥子也，「婁上」、吳梅村也，皆七子體而智過其師者也；「奪兩家幟」者，豈非王阮亭耶。計子發《魚計軒詩話》載凌緘亭《偶作》第二首亦云 (147) ：「新城重代歷城興，清秀贏將牧老稱 (148) (自註：時謂王阮亭為『清秀李於鱗』，錢牧齋亟稱之，何耶)。細讀羼提軒里句 (149) ，又疑分得竟陵鐙(自註：新城有絕似鍾譚者)。」然漁洋作詩，講究聲調，自負盜古人不傳之秘；竟陵於此事卻了無解會，故《尺牘新鈔》二集卷十五雷士俊《與孫豹人》云：「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即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瘖啞也。 (150) 」則漁洋說詩堪被「蘊藉鍾伯敬」之稱，而作詩又可當「響亮譚友夏」之目矣。(425—426頁)
前後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壇上的幾個詩歌流派。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反對楊士奇、楊榮、楊溥追求形式典雅、內容粉飾的台閣體，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擬古。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更把復古擬古推向高潮，嚴守古格古律。公安派三袁，不滿意七子的復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某種意義上說，解放了文體，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對機械摹擬，又反對俚俗文風，自認為是在矯正七子之偏，補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險怪的途徑。
這裡三則明確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竟陵出於公安」，竟陵派在時間上後於公安。錢謙益選輯《列朝詩集》，撰《譚元春傳》引張文寺的話說鍾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說鍾惺論詩極推中郎，這說明鍾惺的詩論是從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裡來的，清代文學家翁方綱也認為袁家「漸啟鍾譚」。再看三袁的後代和追隨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於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堅守公安派的主張；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戲曲家湯顯祖，其子季雲「酷嗜鍾譚」，詩亦「赫然竟陵體」；王稚登之子亦房詩，亦與譚詩難分難辨。這些例證說明竟陵詩論是從公安來的。公安的俚俗，公安後人也不滿意，所以多化於竟陵。因此，袁中道稱鍾惺論詩極推宏道的話：「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眾」，不盡符合上述例證的事實，應當注意後來的發展變化，已是愈來愈轉向竟陵。
(二)以往論明詩，總是說公安、竟陵與七子三足鼎立，論其貢獻，弊端和影響不相上下，這個說法似也不準確。因為竟陵詩論出自公安，後來超越公安，便成了與七子兩派「中分詩壇，對壘樹幟」(《談藝錄補訂》)，而「公安無足比數」。清鄧顯鶴在《岳歸堂全集序》里云：「有明之詩凡三變」，「以茶陵倡於前，以竟陵殿其後」，而其中一變是七子的擬古體，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云：「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通雅》卷首)王霖也云：「聚訟紛紛堪一笑，謾推王李折鍾譚」(《讀唐宋元明人詩》)，將王世貞、李攀龍與鍾惺、譚元春對舉；賀貽孫《詩筏》也是將竟陵與七子相提並論，「度長詰短」，參之以公安者極少。這是就詩論說的。這些清人的言論，反映了竟陵的影響確實比公安深遠。
(三)為什麼公安派反對七子最為猛烈，反而沒能成為七子的對手，而讓位於竟陵派，這裡指出有幾種原因：第一，鍾譚合作編選過風行一時的《古詩歸》、《唐詩歸》，凡是公安派欣賞的「浮滑膚淺」之作和搬弄禪語的超妙之作，鍾譚一概擯棄不選，通過選詩和評詩，亮出自己的主張和識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公安派多是發議論，沒有樹鵠示範，後人又多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所以「規模不弘」，「難成氣候」。第二，在文學觀點上，清人賀貽孫極推竟陵，將其與宋代詩論家嚴羽的詩論相比；在創作實踐上，世稱雅頌領袖的鄧漢儀稱「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指出其詩風的特點；晚明陳子龍、吳偉業，於七子與竟陵之中，期望能矯其偏，補其失，實則仍是未離竟陵，陳吳的詩不過是「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這也就是說竟陵詩風后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與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詩壇上有一代宗匠之稱，善為古文，兼工詩詞，著述豐富，詩論與詩作均可「奪兩家幟」，還有選本《古詩選》、《十種唐詩選》、《二家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等，是兼學士與文人於一身的大家。實際上，他只是「清秀李於鱗」，「響亮譚友夏」罷了。
(五)王士禛論專名助遠神
王漁洋《池北偶談》卷十八取徐禎卿《在武昌作》雲 (151) ：「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臥武昌城。重以桑梓念 (152) ，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稱為「千古絕調，非太白不能作」。而李蓴客《越縵堂日記》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雲 (153) ：「禎卿此詩，格固高而乏真詣。既雲洞庭，又雲瀟湘，又雲江漢，地名錯出，尤為詩病。」然漁洋聞蓴客語，必以為大殺風景；蓋漁洋所賞，正在地名之歷落有致。故《古夫於亭雜錄》稱溫飛卿「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以為有初唐氣格，高出「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一聯之上。《池北偶談》嘗賞梅宛陵 (154) ，而所標者，不過「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香祖筆記》卷二所舉七律佳聯，「神韻湊泊」，如高季迪之「自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 (155) ，曹能始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程松圓之「瓜步江空微有雨，秣陵天遠不宜秋」，自作之「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作吳天章詩集序 (156) ，最稱其「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等句。皆借專名以助遠神者。《池北偶談》卷八又云：「世謂王右丞雪裡芭蕉 (157) ，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遼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云云。由是觀之，明七子用地名而不講地理 (158) ，實遙承右丞。右丞詩如送《崔五太守》七古，十六句中用地名十二。漁洋自作詩，亦好搬弄地名。故吳西穀《笏庵詩》卷八《讀漁洋集戲題》雲 (159) ：「秦祠漢冢知多少，動費先生雪涕零」；張南山《聽松廬詩·讀漁洋集》雲 (160) ：「一代正宗兼典雅，開編惟覺地名多。」豈知「典雅正宗」，多賴「地名」乎。(293—294頁)
這一則講詩之「典雅正宗」，多賴地名。唐人詩中好用地名，宋江西詩派偏不好用地名，這也是唐宋詩的一個區別。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十四引金觀察便說「唐人詩中用地名者多氣象」；遂認為明人深得此法，於詩中湊以地名或人名，使「句句填實」，「氣象輝煌」。錢先生認為：明人學盛唐，雖以此為捷徑，但唐人作詩用人名地名，「尚有用意，非徒點綴」，「明人學唐，純取氣象之大，腔調之闊，以專名取巧。」(《談藝錄·詩中用人地名》)可見明人學唐多注重皮毛。王士禛《池北偶談》舉引徐禎卿《在武昌作》五言詩八句，前四句「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臥武昌城」，其中三句用地名：「洞庭」、「瀟湘」、「武昌」，後四句「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一句用地名「江漢」，所以王士禛稱之為「千古絕調」。李慈銘頗不以為然，認為「既雲洞庭，又雲瀟湘，又雲江漢，地名錯出」，指為詩病。王士禛所以稱賞，正是在於地名的錯落有致。他還稱晚唐溫庭筠《送人東遊》詩中的「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一聯，兩句連用地名，是「初唐氣格」。王士禛讚賞梅堯臣詩，所舉詩例亦是有「洞庭」、「松江」地名者，他認為以地名入詩，「神韻湊泊」，如高啟：「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用「白下」地名，亦能助以遠神。王維詩善用地名，如《同崔傅答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周郎陸弟為儔侶，對舞前溪歌白薴。曲幾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山陰墅。衣冠若話外台臣，先數夫君席上珍。更聞台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
其中「洛陽」、「姑蘇」、「九江」、「揚州」、「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等，皆遐遠不接，錯落有致，「興會神到」。錢先生指出：明代七子用地名不講地理，實是承襲王維作詩好用專名的特點。再如王維的《送崔五太守》：
長安廄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黃花縣西九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 ，惟有白雲當露冕。子午山里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劍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回。使君年紀三十餘，少年白暫專城居。欲持畫省郎官筆，回與臨邛父老書。
十六句中用地名有「長安」、「黃花縣」、「九折坂」、「五丈原」、「嘉陵」、「劍門」、「蜀川」、「雙流」、「刀州」(即益州)、「澄江」、「臨邛」十一個。王士禛極稱唐詩的這一特點，自己作詩也好搬弄地名，故吳清鵬以詩相戲，張維屏也評王士禛詩是「一代正宗兼典雅，開編惟覺地名多」，這是因為吳、張兩位不知「典雅正宗」，正有賴於「地名」的映襯，以造成一種氣象輝煌的氣勢和風格。其實王士禛的話也不確。王維前一首詩，是寫給朋友的，朋友是洛陽人在姑蘇作客，所以提「洛陽才子姑蘇客」。當時揚州有戰事，這個戰事牽涉到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又詩中稱揚州用古地名，這樣，詩中所講的地名，都在揚州以內。又「九江楓樹幾回青」，是用典，寫對朋友的懷念，後杜甫《夢李白》也有「魂來楓林青」。所以這詩中所用的地名，都跟當時的戰事有關，不是毫無意義的。王維的第二首詩是送友從長安到四川去做官，寫他從長安家中出去，經過黃花縣九折坂、五丈原、褒斜谷、子午山、嘉陵江、劍門、雙流、刀州、巴江、臨邛。這正說明王維對友人的關切，注意到他經過這些地方的情況，並非遼遠不相屬。王士禛提出王維詩里的地名遼遠不相屬是不對的。他所以這樣說，是替自己文過飾非。趙執信《談龍錄》云：
山陽閻百詩(若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王士禛編)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為選者累。如王右丞(維)詩：『東南御亭(在蘇州西)上，莫使有風塵。』『御，誤『卸』，江淮無卸亭也。孟襄陽(浩然)詩：『行侶時相問，涔陽(在湖南)何處邊？』『涔』誤『潯』，涔陽近湘水，潯陽(在江西九江)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在河南)。』『京』誤『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在陝西)。」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在江西)」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雲者，必此夕梁泊也，豈可為潯陽解乎？
在這裡，閻若璩提出三個錯字都是對的。王維《送元中丞轉運江淮》，御亭在蘇州西，正屬江淮都運官管轄的地區，作卸亭，沒有這個地名了。孟浩然《夜渡湘水》，想到屈原《九歌·湘君》「望涔陽兮極浦」，就問起涔陽來，很自然。倘作潯陽，在九江，就跟渡湘水無關了。祖詠《夕次圃田店》，在圃田，自然想到京水，倘作涇水，一下到陝西，顯然不合。王士禛引孟浩然《下 石》詩：「暝帆何處宿，遙指落星灣。」這隻船在江西航行，夜裡可以到落星灣，落星灣在江西，正合。王士禛不肯承認錯誤，文過飾非，舉例又不合，是錯的。再看徐禎卿的詩，他獨臥在武昌，時令是秋天快要來了，就想到《九歌》：「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秋還未到，所以說「洞庭葉末下，瀟湘秋欲生」，從洞庭想到瀟湘，極自然。他在武昌，想到家鄉，想到漂泊在江漢區域，也很自然，李慈銘的批評不夠恰當，還是錢先生講得好，唐人作詩用地名「尚有用意」，「明人學唐，純取氣象之大」，就跟風格有關了。
(六)錢載的幽修漏與瘦透皺
《乾嘉詩壇點將錄》評蘀石曰 (161) ：「遠而望之幽修漏，近而視之瘦透皺，不知者曰老學究。」「幽修漏」切「蘀」，「瘦透皺」切「石」，皆本「深」字生髮，與 伽意合。雖然，六字談何容易。蔣超伯《通齋詩話》 (162) 云：「英石之妙，在皺瘦透。此三字可藉以論詩。起伏蜿蜒斯為皺，皺則不衍，昌黎有焉 (163) 。削膚存液斯為瘦，瘦則不膩，山谷有焉 (164) 。六通四辟斯為透，透則不木，東坡有焉 (165) 。支離非皺，寒儉非瘦，鹵莽滅裂非透。吁，難言矣。」竊不自揆，為引申之曰：靜而不囂，曲而可尋，謂之幽，蘇州有焉 (166) ；直而不迫，約而有餘，謂之修，彭澤有焉 (167) ；澄而不淺，空而生明，謂之漏，右丞有焉 (168) 。瘦透皺者，以氣骨勝，詩得陽剛之美者也；幽修漏者，以韻味勝，詩得陰柔之美者也。蘀石體秉陽剛，然無瘦硬通神之骨、靈妙寫心之語，凌紙不發，透紙不過，劣得「皺」字，每如肥老嫗慢膚多折而已。(194頁)
這一則引舒位評論錢載的詩，用「幽修漏」與「瘦透皺」六個字說明其風格，蔣超伯認為「皺瘦透」三字可藉以論詩，是為三種不同的風格。
(一)起伏蜿蜒為皺，皺則不衍，韓愈有此風格。如《醉留東野》：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夸龍鍾。韓子稍奸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 蛩(比肩獸)。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巨鍾。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何由逢！
這首雜言詩，寫得起伏轉折，從李杜的不能相從說起，說到我與東野不能再步後塵。接著寫東野的窮困，再寫到自己有依靠得官；又轉到自己拜東野，願共相聚；轉而又寫東野不理他，如寸草撞鐘無回音；再轉寫到我要追隨東野，最後結語收在題上，所以說是皺而不衍。
(二)削膚存液為瘦，瘦則不膩，黃庭堅有此風格。如《病起荊江亭即事十首》之八：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
此詩黃庭堅寫他在想念兩個好朋友，一個是陳師道，在做正字小官。他想念陳師道，知道他家境困窘，愛苦吟，只點了「閉門覓句」，怕他挨餓受凍。他想秦觀，只點了「對客揮毫」，為他在藤州身故流淚。詩寫得再儉省不過了，所以說是「削膚存液」了吧。
(三)六通四闢為透，透則不木，蘇軾有此風格。如《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這首詩寫得「六通四辟」，先從雪泥鴻爪寫起，從雪上的鴻爪，通到過去在廟裡見到的老僧，再通到在廟裡壁上的舊題，再通到往日走在崎嶇的路上，再通到當時的人困驢嘶。這裡也是四辟，從雪上的鴻爪開闢到廟裡的老僧，開闢到壁上的舊題，開闢到往日的崎嶇，開闢到人困驢嘶。六通即四辟，所以透。
錢先生又引申之，以「幽修漏」三字，藉以說明三種風格，是為創見。
(一)「靜而不囂，曲而可尋，謂之幽」，韋應物有此風格。如《秋夜寄丘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秋夜而感到松子落，正說明幽靜之極，靜而不囂。想到空山松子落時，幽人應未眠，在領略這個幽靜的境界，說明思想的曲而可尋。
(二)「直而不迫，約而有餘，謂之修」，陶潛有此風格。如《歸園田居》：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首詩前面的敘述質直而不迫促，結尾兩句簡約而有餘味，從「願無違」里包含有《歸去來兮辭》的用意在內，體味不盡。
(三)「澄而不淺，空而生明，謂之漏」，王維有此風格。如《竹里館》：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首句的境界是清澄，加上「彈琴復長嘯」，顯得並不淺俗。雖然人不知，有明月來相照，這正是空而生明。
這一則最後概括地說：詩的風格顯示出「瘦透皺」者，具有陽剛之美，如韓、蘇、黃的詩，「以氣骨勝」；詩的風格顯示出「幽修漏」者，具有陰柔之美，如陶、王、韋的詩，「以韻味勝」。由此，錢先生指出舒位品評錢載詩的風格特點不確切，因為錢詩於氣欠透，於骨欠硬，於皺則如老婦之松皮多折，所論甚是。如《宜亭新柳》之二：「如夢難尋巷與坊，舊遊半系故人腸。驅車欲去驚寒食，走馬歸來已夕陽。鏡照未嘗眉皺斂(哭孝廉)，泥沾曾不絮顛狂(哭明經)。淨瓶只合皈無盡，灑作春空露水香。」這首詩前六句與悼人有關，但前五句與新柳無關，題作「新柳」，總覺得隔起一層，是否折多相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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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固：漢代著名史學家，著有《漢書》。傅毅與班固共校典書。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與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看輕)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作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2) 管：春秋管仲，相齊桓公。 晏：春秋晏嬰，相齊景公。《孟子·公孫丑上》：「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3) 四始六義：按《毛詩大序》謂詩有四始，據鄭玄說，以風、小雅、大雅、頌為王道興衰所由始。六義即風、賦、比、興、雅、頌。
(4) 七國：指戰國時的封建諸侯國秦、楚、燕、齊、韓、趙、魏，彼此爭雄。 五胡：東晉南北朝時北方西部的少數民族匈奴、羯、鮮卑、氐、羌。
(5) 相斫書：《三國志·魏書·王肅傳》注引《魏略》謂隗禧稱《左傳》為「相斫書」。
(6) 南朝劉宋時史學家裴松之，為晉陳壽撰之《三國志》作注。 陳琳：建安七子之一，有文集十卷。
(7) 雄伯：出類拔萃。
(8) 景興：三國魏經學家王朗字。
(9) 子布：三國吳史學家張昭字。
(10) 小巫：陳琳自比。 大巫：指三國吳張紘、張昭。孫策創業，張氏二人並為參謀，後張紘輔佐孫權，陳琳自認不如他們。
(11) 張本：猶伏筆。為北文不如南文之說預先造了輿論。
(12) 李延壽：唐代史學家，撰有南北史。
(13) 江左：指南朝文人。他們作詩文注重表現清麗脫俗和華美艷麗的文采。
(14) 河朔：指北朝文人。他們作詩文注重表現質直的氣度。
(15) 質勝文輸：指北朝文學不如南朝。
(16) 邢邵：北齊文學家，時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稱「溫邢」，溫死，又稱「邢魏(收)」。撰有文集三十卷。 魏收：北齊作家，與溫子昇、邢邵有三才之稱，有文集七十卷。
(17) 《北齊書》：唐李百藥撰，五十卷。 任昉：後漢文史家，有詩文三十四卷，《雜傳》二百四十七卷。
(18) 沈約：梁文史家，有文集百卷。
(19) 自然機杼：指創造、創作。
(20) 張 《朝野僉載》：唐人筆記，一卷。 庾信：北朝文學家。初仕南朝梁，後仕西魏、北周。
(21) 《朝野僉載》記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為庾信所稱賞。
(22) 靖康南渡：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亡，宋高宗南渡建南宋。
(23) 雞犬聲相聞：見《老子》八十章。這裡是比喻淮南淮北相距之近。
(24) 南海北海之馬牛風不及：《左傳》僖公四年：「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北海與南海的不相及，好比馬與牛不相引誘。這裡指淮南淮北分屬兩個王朝。
(25) 元遺山：元代文學家元好問字。有《遺山詩集》二十卷、《中州集》十卷。 弘衍：廣博。
(26) 苞桑之懼：即亡國之懼。《易·否》：「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滄桑之痛：滄海變桑田，即亡國之痛。
(27) 江湖末派：南宋陳起編《江湖集》，有《前集》、《後集》、《續集》等，少則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為江湖詩人，稱江湖派。《四庫總目》稱：「宋末詩格卑靡，所錄不必盡工。」
(28) 南風不競：《左傳》襄公十八年：「師曠曰：『不害。我弦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即南不如北。
(29) 方虛谷：元方回號。因生於南宋，宋降元後，自稱遺老，為江西派後勁。有《桐江集》八卷，《續集》三十七卷。
(30) 汪堯峰：清文學家汪琬，字苕文，號鈍翁，晚號堯峰。撰有《鈍翁類稿》六十二卷，《續稿》三十卷。
(31) 後村：宋代作家劉克莊，自號後村居士。 四靈：南宋的四位詩人徐照(字靈輝)、徐璣(號靈淵)、趙師秀(號靈秀)、翁卷(字靈舒)。
(32) 《國朝文類》：即《元文類》，七十卷，元代蘇天爵編。
(33) 《則堂集》：宋家鉉翁撰，六卷。
(34) 嚴儀卿：宋詩論家嚴羽字，號滄浪逋客。著有《滄浪詩話》一卷，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類論述宋以前詩。
(35) 少陵：唐杜甫自稱少陵野老。 昌黎：唐韓愈，郡望昌黎。 香山：唐白居易，號香山居士。 東野：唐孟郊字。
(36) 柯山：宋張耒號。 白石：宋姜夔，號白石道人。 九僧：指宋代九詩僧：淮南惠崇，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維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有集《九僧詩》，已佚。 四靈：指南宋後期浙江永嘉四詩人：徐照(字靈輝)，徐璣(號靈淵)，趙師秀(號靈秀)，翁卷(字靈舒)，四人字號中皆有「靈」字。
(37) 《楊誠齋集》：宋楊萬里(號誠齋)撰，一百三十三卷。 江西詩派：宋詩流派之一，以黃庭堅、陳師道為代表。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列出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 、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 、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 、王直方、僧善權、高荷等二十五人。他們效法杜甫、韓愈，主張無一字無來歷，追求奇崛、用典，提倡「脫胎換骨」，致使形式雕琢。
(38) 《劉後村大全集》：宋劉克莊(號後村)著，一百九十六卷。 後山：宋陳師道，號後山居士。 陵陽：宋韓駒，字子蒼，有《陵陽集》。 子勉：宋高勉字。 均父：宋夏倪字。 二林：指江西詩派的林敏修、林敏功。
(39) 吳宓：近人，又字雨生，號藤影荷聲館主。
(40) 畛域：界限。
(41) 葉橫山：清葉燮號，原名葉星期。撰有《原詩》四卷。論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作法等。
(42) 蔣心餘：清蔣士銓字。撰有《忠雅堂詩集》二十七卷。
(43) 太極之有兩儀：《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氣)，是生兩儀(天地)。」 劉邵：三國魏人。撰有《人物誌》三卷。 Jung：譯名榮格，瑞士現代心理分析學家。其《心理學類型》所分之內向性格與外向性格。
(44) 老宿：指老成有學問的人。
(45) 荀卿：戰國時人，著名哲學家荀況的尊稱。 法後王：見《荀子·非相》，取法於當代的君王，是荀況針對孔孟法先王而提出的，他認為法若與當代君王不一致，便要走到斜路上去。
(46) 唐體：詩之一體。指長於丰神情韻的詩作，不限於唐代人的作品。
(47) 宋調：詩之一體。指以筋骨思理取勝的詩作，不限於宋代人的作品。
(48) 若木之明：若木，《山海經·大荒北經》指日出處的一種樹，此指人的早年。 崦嵫：山名，在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古人稱為日落處。
(49) 不侔：不等。
(50) 王弇州：明王世貞，號弇州山人。
(51) 《四部稿》：王世貞撰，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零七卷。王氏才學富贍，雖稱文必西漢，詩必盛唐，然其早年詩作近於唐體，晚年作風有變，漸操宋調。
(52) 於鱗：明李攀龍字。
(53) 四家：王世貞《蘇長公外紀序》：「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長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這是於四姓文章中獨推蘇軾。王世貞、李攀龍兩人少時不喜歡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的文章，他們少時論文，言必稱秦漢之故。
(54) 《讀書後》：王世貞撰，八卷。
(55) 求封西楚，垓下之戰：項羽滅秦後，分封諸侯王。垓下戰後，兵敗自刎。用以比喻蘇詩之遭遇。
(56) 香山：唐白居易，號香山居士。 劍南：宋陸游，字務觀，自號放翁，有《劍南詩稿》。 廣大教化主：唐張為撰《詩人主客圖》一卷，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為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就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錢先生認為「蘇之與白，塵矣」，當指白居易較蘇軾為塵俗，所以說「徑以蘇接杜」，以蘇軾直接杜甫。
(57) 《列朝詩集》：清錢謙益(號牧齋)選輯，八十一卷。約收明代兩千多詩人之代表作。
(58) 《因樹屋書影》：清周亮工(字元亮，號櫟園)著，十卷。
(59) 吳梅村：清吳偉業號。有《吳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
(60) 湖外：指湖南湖北。
(61) 陳抱碧：當見於程十髮《湘社集》四卷中。 程十髮：近人程頌萬號。有《十髮庵類稿》三十二卷，附《湘社集》四卷。
(62) 袁子才：清袁枚字，號隨園老人。有《小倉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隨園詩話》十六卷。袁枚《答施蘭論詩書》：「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也，與唐宋無與也。」 徐朗齋：清徐嵩號。《隨園詩話》卷十六：「徐朗齋嵩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則宋、元、明三朝詩，俱號稱唐詩；諸公何用爭哉！須知論詩只論工拙，不論朝代。譬如金玉，生於今之土中，不可謂非寶也。」
(63) 戴昺：宋人，字東野。有《東野農歌集》五卷。
(64) 《莊子·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出一也。」這是說，從異者看，唐詩中也有宋體；從同者看，宋詩中也有唐體。
(65) 蘇軾《前赤壁賦》：「客亦知夫水與月乎？……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視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是說，從變看，唐詩也有變，從不變看，唐宋詩都是不可變的。
(66) 李拔可：近人李宣龔字，為同光體詩人。
(67) 元遺山：元作家元好問號。
(68) 黑頭黃三：已故著名京劇演員黃潤甫，架子花臉，有「活曹操」之稱，著名演員侯喜瑞、郝壽臣是他的學生。
(69) 武生楊小樓：已故著名京劇演員，曾演《長坂坡》、《青石山》、《湘江會》等，武戲文唱，梅蘭芳極稱譽他。
(70) 衣冠優孟：春秋時楚人優孟，在孫叔敖卒後，曾著其衣冠，為其子爭得封地。
(71) 吳修齡：清作家吳喬字。撰《圍爐詩話》六卷。 陳臥子：明作家陳子龍字。
(72) 四平戲：一稱平調戲，介於崑曲二黃間的一種曲調。 關壯繆：三國蜀關羽諡。元代關漢卿《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雜劇關羽唱「大江東去」。
(73) 中衢之尊：《淮南子·繆稱》：「聖人之道，猶中衢(路中)而設尊(樽，杯)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74) 陳後山：宋詩人陳師道，號後山居士。
(75) 楊鐵崖：明作家楊維楨讀書鐵崖山，因號鐵崖。 嬉春俏唐體：楊維楨在杭州所作風華綺麗的詩體。
(76) 少陵：唐杜甫，自稱少陵野老。
(77) 飯顆山頭客：是李白《戲贈杜甫》：「飯顆山(在長安)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講杜甫的瘦。
(78) 西子湖：即西湖，因蘇軾詩有「欲把西湖比西子」句而得名。指嬉春俏唐體如西子湖畔人的豐滿。
(79) 杜樣：以杜詩作榜樣。
(80) 韌瘦：指杜詩中細密老練、沉鬱瘦硬的風格。
(81) 義山：唐詩人李商隱字。
(82) 元亮井：陶潛字元亮，此指《歸田園居》：「井灶有遺處。」 亞夫營：漢周亞夫駐軍細柳，漢文帝前去勞軍，稱他為「真將軍」。此指李商隱在柳仲郢幕府作幕僚。 從事：辦事。又，州刺史的佐史稱從事史。
(83) 入扁舟：坐小船回到江湖上去，暗用范蠡助越王勾踐滅吳後泛舟五湖歸隱事。
(84) 雪嶺：雪山。 天外史：《舊唐書·吐蕃傳》：「寶應二年三月，遣李之芳、崔倫使於吐蕃，至其境而留之。」 松州：今四川松潘縣。 殿前軍：京城神策軍(禁衛軍)。當時邊兵給養薄，要求改隸神策軍，可以增加給養，稱神策行宮。這兩句指戰亂未息。
(85) 鄭都官：唐詩人鄭谷，曾任都官郎中。
(86) 顧逋翁：唐詩人顧況字。
(87) 明七子：指明代詩歌流派前後七子。
(88) 歐公：宋作家歐陽修。
(89) 東坡：宋蘇軾，號東坡居士。
(90) 張文潛：宋作家張耒字。有《柯山集》五十卷。
(91) 雙闕：宮門前的兩個望樓。 太室：即嵩山。 九門：指皇宮有九門。 天津：銀河中的九星，稱「天津九星」。
(92) 胥：皆。 黃：黃庭堅。 陳：陳與義。
(93) 陳簡齋：宋詩人陳與義號。
(94) 可亂楮葉：比喻模仿逼真。宋人用象牙刻成楮葉，「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見《韓非子·喻老》。
(95) 《簡齋集》：陳與義撰，十六卷。
(96) 陸放翁：宋陸游號。
(97) 樓船：戰艦。 瓜洲渡：在鎮江斜對岸。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金主完顏亮南侵，宋將虞允文在瓜洲一帶抗擊，金兵潰退。 大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宋與金以大散關為界。乾道八年，陸游在王炎幕府，計劃進軍大散關。
(98) 指學杜甫的雄闊高渾，實大聲宏之作，即杜之肥；不學杜甫的沉鬱苦澀，細密老練之作，即杜之瘦。
(99) 元好問《橫波亭》中兩聯：「萬里風濤接雲海，千年豪傑壯山丘。疏星淡月魚龍夜，老木清露鴻雁秋。」 枵響窾(ku ǎn款)言：若響空祠，內容虛空。
(100) 獻吉：明李夢陽字。 於鱗：明李攀龍字。
(101) 元美：明王世貞字。
(102) 趙子昂：元趙孟 字。 「填滿」說：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稱絕句：「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腰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或即此意。
(103) 王右丞：唐王維，曾官尚書右丞。其《和賈至早朝》：「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又《雨中春望》：「雲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
(104) 李東川：唐詩人李頎，東川人。《寄司勛盧員外》：「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寄綦毋三》：「南川稉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
(105) 祖詠：唐詩人。其《望薊門》：「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
(106) 輿地之志，點鬼之簿：指地名、古人名之作。唐楊炯用古人名作文，人稱為「點鬼簿」，見張 《朝野僉載》。
(107) 林貞恆：明作家林燫字。
(108) 瞎唐體：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一：「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
(109) 高聲醌：鍾高而上小下大，聲藏於上，其聲不揚。見《周典·春官·典同》。
(110) 指胡應麟在《詩藪》論詩宗王世貞之說，主張「體以代變」、「格以代降」，與七子之見頗近。
(111) 朱元晦：宋經學大家朱熹字。 陳去非：宋陳與義字。
(112) 蹊徑：門徑。
(113) 草蛇灰線：金聖歎批《水滸》：「有草蛇灰線法……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
(114) 俞恪士：近人俞明震字。撰有《觚庵詩存》，四卷。
(115) 郭春榆：近人郭曾炘。撰有《匏廬詩》。
(116) 陸祁孫：清陸繼輅字。有《合肥學舍札記》十二卷。
(117) 曾茶山：宋作家曾幾，自號茶山居士，有《茶山集》三十卷。
(118) 錢龍錫：明遺民學者錢機山，字稚文，諱龍錫。
(119) 丁百六陽九之會：碰上災難。術數家以四六一七年為一元，入元後的一○六年有災難，稱百六陽九。此指明亡。
(120) 青邱：明詩人高啟，字季迪，因居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 大復：明作家何景明號。
(121) 《列朝詩集》：清錢謙益編，明詩選本，八十一卷。附作者小傳。在《鍾惺傳》里附見《譚元春傳》，有張文寺說：「伯敬入中郎之室。」即明代詩歌流派竟陵派(鍾惺字伯敬，與譚元春均為湖廣竟陵人。)是從明代詩歌流派公安派(袁宏道字中郎)中出來的。
(122) 袁小修：明袁中道字。有《珂雪齋近集》四卷。袁宏道與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稱三袁，湖廣公安人(今屬湖北)。為公安派創始者。文學上強調抒寫「性靈」，於詩文不滿明前後七子摹擬、復古主張。企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縛。三袁中袁宏道成就較大。
(123) 翁覃溪：清翁方綱號。有《復初齋詩集》七十卷。
(124) 白蘇齋：袁宗道字伯修，書齋名，因好白居易、蘇軾詩，故名。是袁宏道啟鍾、譚，這裡說成袁宗道，所以說他誤了。
(125) 與「初白庵」、「白庵」湊合：把袁宏道誤作袁宗道，是不是要把白蘇齋同初白齋(清查慎行，號初白)、白齋(清陸紹曾)湊合呢？
(126) 竟陵：明代詩歌流派，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於詩文反對摹古，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為輕率，倡導幽深孤峭，追求形式上的險僻，作品因而流於冷澀。
(127) 譚友夏：明譚元春字。有《合集》二十三卷。《譚友夏合集·東坡詩選序》：「斯選也，袁中郎先生有閱本存於家，予得之其子述之。」又《袁中郎先生續集序》：「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續集而屬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學，學先子者，辱先子者也。子不為先子者，實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敘先子。」從這兩段話看，袁中郎子述之已化為竟陵派了。
(128) 小修：袁中道字。又有《珂雪齋集》二十四卷。《珂雪齋集·答須水部日華書》：「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又《蔡不暇詩序》：「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之神，則善矣。」又《花雪賦引》：「友人竟陵鍾伯敬意與予合，其為詩清綺邃逸，每推中郎。」袁中道在這三篇文里，完全肯定竟陵，把公安變成竟陵。好比王守仁(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把朱子晚年之說說成與陸九淵理論相同了。
(129) 湯若士：明代戲曲家湯顯祖字。
(130) 陳伯璣：清陳允衡字，評選《詩慰》初集、續集。
(131) 王百穀：明王稚登字。
(132) 前後七子：明代詩歌流派。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三派鼎立，並駕齊驅。
(133) 列眉指掌：指眉毛、五指排列極清楚。
(134) 鍾惺與譚元春合編幾種《詩歸》選本，可以作為示範。
(135) 不疲津梁：猶架橋引渡，不懈地將作品流傳下去。
(136) 賀子翼：明賀貽孫字。有《詩筏》一卷。
(137) 《滄浪詩話》：宋嚴羽撰，一卷。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類，對漢魏以來詩進行評論。《詩辨》：「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
(138) 《詩歸》：明鍾惺、譚元春編選，五十一卷。鍾惺《與高孩之觀察》：「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
(139) 《南州草堂集》：明徐 (字電發)撰，三十卷。
(140) 嚴羽在《詩辨》里講到禪家有大小乘，上乘具正法眼，悟是第一義；小乘聲聞、辟支乘，皆非正也。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謂：佛家有三乘；菩薩乘、辟支乘、聲聞乘。菩薩乘普濟眾生，稱大乘；辟支、聲聞僅求自度，稱小乘。辟支，梵語獨覺之義，非由師承，獨自悟道；聲聞，乃由誦經聽法而悟道者。
(141) 焦廣期：清焦袁熹字。 漁洋：清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
(142) 鄧孝威：清鄧漢儀字。有雅頌領袖之稱。
(143) 《尺牘新鈔》：清周亮工輯，十二卷。
(144) 亂雅：雅指正聲，即亂正聲。
(145) 華亭：明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
(146) 婁上：清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
(147) 計子發：清計發字。撰有《魚計軒詩話》一卷。
(148) 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 歷城：李攀龍，歷城人。指王士禛代李攀龍興起，不過是清秀李於鱗(李攀龍字)，得到錢謙益(牧齋)的稱讚。
(149) 屏提軒：王士禛的齋名，指王士禛。
(150) 瘖啞：啞人。
(151) 王漁洋：清王士禛號。撰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香祖筆記》十二卷、《古夫於亭雜錄》六卷。 徐禎卿：明代作家，字昌谷。
(152) 桑梓：鄉里。
(153) 李蓴客：清李慈銘號。撰有《越縵堂日記》。
(154) 梅宛陵：宋代詩人梅堯臣。
(155) 高季迪：高啟字。 曹能始：曹學儉字。 程松圓：程嘉燧號。均是明代文學家。
(156) 吳天章：清詩人吳雯字。有《蓮洋集》。
(157) 雪裡芭蕉：王維畫雪裡芭蕉，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
(158) 明七子：這裡是指李夢陽、何景明、邊貢、李攀龍、王世貞、謝橡等，於五七言詩中多用地名。
(159) 吳西穀：清代作家吳清鵬字。撰有《笏庵詩》二十卷。
(160) 張南山：清代作家張維屏字。撰有《聽松廬詩》十六卷。
(161) 《乾嘉詩壇點將錄》：清舒位(字立人，號鐵雲)撰，一卷。 蘀石：清錢載，撰有《蘀石齋詩集》五十卷。
(162) 蔣超伯：清人。撰有《通齋詩話》一卷。
(163) 昌黎：唐韓俞，郡望昌黎。
(164) 山谷：宋黃庭堅，自號山谷老人。
(165) 東坡：宋蘇軾，號東坡居士。
(166) 蘇州：唐韋應物，曾任蘇州刺史。
(167) 彭澤：晉陶潛，曾任彭澤令。
(168) 右丞：唐詩人正維。官至尚書右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