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全集 · 思緯壹台台短書

○敘 王仲任有言，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沈休文名所著書曰《俗說》，循短書之趣也。嗣同夙憤末世之誣妄，惑於神怪雜讖，使民弗亹乎事業，坐為異邦隸役，讀衡陽王子辟五行卦氣諸說，慨焉慕之。獨怪於《河圖》、《洛書》、《太極圖》等，何復津津樂道。然苟明乎五行非以統萬物，八卦非以綱百名，則諸雜說非五行八卦無所牽附以苟其義者，亦且自息。嘗分條訟辯，以與世俗砥礪，而仍恐自不出乎世俗，遂標曰《短書》。奄積月日，得若干件，適有報歐陽瓣姜師書，足以隱括厥旨，間有未盡，復於《報貝元征書》詳焉。師以報書及擬為算學社章程，別刊《興算學議》一卷，茲乃僅以報貝者代吾短書。夫彼之隸役我者，則必事業之有可征焉，吾獨不可以反鑒乎哉？故觀化學析別原質七十有奇，而五行之說，不足以立。呼天地曰乾坤，特巴比倫之方言。赫德氏因謂八卦為布算之號記。他若《爾雅》歲陽歲陰閼逢攝提格之屬，亦皆巴比倫語。至於甲子紀向，始見於東方朔《十洲神異》之篇，要皆依斗柄所揭分度為十二宮定子午，而餘向胥定。月以甲子名，蓋亦緣此。而歲緣歲星所躔而名，時緣日所加而名，各依全圓三百六十度為率，猶夫指南針之旋於圓盤，而甲子特方向之異名而已。然則壬遁孤虛風水生克，豈足當一辯哉？吾所欲辯，固有大於斯者。 ○報貝元征 元征齊年有道：李正則書稱足下流寓天津，適館厥家，德星輝聚，甚善！甚善！ 奉五月十四日書，具承操先醒之資，蘊憫亂之旨。方復圖謀三反，盱衡相告，其日正則同駐，藉曉中外情事，此誠當務之急，儒者所盡心矣。嗟乎！誰為為之，不圖才數月，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夫不獲已而和，是也，而利權兵權製造之權，駸駸乎及於用人行政之權，一以授之敵，無短籬之不撤，有一綱而俱盡，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即何能為今之條約解矣。前寄書有未宣究，今且即答來語，一一陳之。 來語「將講洋務之術尚未精，必變法以圖治歟？抑中國聖人之道固有未可盡棄者歟？」嗣同以為聖人之道，無可疑也。方欲少棄之而不能，何況於盡。特所謂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麗而後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曰上曰下，明道器之相為一也。衡陽王子申其義曰：「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道則無其器，人類能言之。雖然，苟有其器矣，豈患無其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聖人知之，聖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婦能之。人或昧於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無器也。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璧、幣、鍾、磬、管、弦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聖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則謂之道，道得則謂之德，器成則謂之行，器用之廣則謂之變通，器效之著則謂之事業。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辭，辭者辨器者也。故聖人者善治器而已矣。」又曰：「君子之道，盡夫器而已矣。辭所以顯器，而鼓天下之動，使勉於治器也。」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麗而後見。麗於耳目，有視聽之道；麗於心思，有仁義智信之道；麗於倫紀，有忠孝友恭之道；麗於禮樂征伐，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故道，用也；器，體也。體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學者不審，誤以道為體，道始迷離徜恍，若一幻物，虛懸於空漠無朕之際，而果何物也耶？於人何補，於世何濟，得之何益，失之何損耶？將非所謂惑世誣民異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離乎器，則天下之為器亦大矣。器既變，道安得獨不變？變而仍為器，亦仍不離乎道，人自不能棄器，又何以棄道乎哉？ 且道非聖人所獨有也，尤非中國所私有也，惟聖人能盡之於器，故以歸諸聖人。以歸諸聖人，猶之可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諸中國，則大不可。以彼處乎數萬里之海外，隔絕不相往來，初未嘗互為謀而迭為教。及證以相見，則所食者谷與肉，不聞其或異也。所飲者酒與漿，不聞其或異也。所衣者布帛裘褐，所寶者金玉珠璣，不聞以冠代履，以貴貿賤也。所需之百工器用，商賈輸販，與夫體國經野，法度政令，不聞有一不備也。與中國通商互市，易器物而用之，又未嘗不各相宜也。獨於倫常，竊竊然疑其偏絕。夫倫常者，天道之所以生生，人道之所以存存，上下四旁親疏遠邇之所以相維相系，俾不至瓦解而土崩。無一息之或離，無一人之不然，其有節文之小異，或立法之相去甚遠，要皆不妨各因其風俗，使捷於知而便於行，未有一舉倫常而無之者。 即如君臣一倫，人人知其有，不待言矣。而有所謂民主者，尤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讓之風，視中國秦以後尊君卑臣，以隔絕不通氣為握固之愚計，相去奚止霄壤？於族屬有姓氏之分，有譜牒之系，長幼卑尊之相次，父子兄弟之相處，未嘗不熙熙然。彼惟無人不出於學，深得易子而教之義，故年至成立，藝術已就，其父母分與資財，令其自立，尤合古之士父子異宮之法，其日日問視可如故，非一離不複合，一別不更親也。且將以小離終保其大合，以有別不至相夷於無親，是可無中國「室無空虛，婦姑勃谿」之弊。人人不能不求自立之道，通國於以無惰民，不似中國轉累父母養之憂之，使父母有「多男多懼」，及「汝曹催我老」之嘆也。祖父之產，身後不悉歸於子孫，猶然民主之法之推也，是永無兄弟骨肉爭產之訟，與奪嫡爭繼之訟。嗣同所識西人，有英醫士某，能孝其母，言及其母，則肫肫然有孺慕之色，三數日一寄書，言瑣屑事甚備，下至日所食之蔬果，無不奉告惟謹，又不時電問安否。至其俗左男而右女，自為風氣所囿，亦猶中國燒拜香之陋俗，謂止可為母燒之，父則當不起也。夫婦則自君至民，無置妾之例，又皆出於兩情相願，故伉儷篤重，無妒爭之患，其子孫亦遂無嫡庶相猜忌之患。朋友則崇尚風義，講信修睦，通財忘勢，而相赴難。其學堂書院之規模，一堂師弟，恩誼分明，迥非中國書院之攘詬及近日師弟相待之薄。即與異邦人交，無不竭盡其誠，胡、越而肝膽，永無市井欺詐之習，是尤為中國衰世所絕無。至於取人之國，專尚陰謀狡險，此兵家之道，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因可施而施之，所當自反，豈得怨人哉！ 中國之五倫，詳於文而略於法。彼不尚文，而其法能使家庭之間不即不離，就令不無流弊，而長短適足相抵，何至如中國前跋後疐，貌合神離，強遏自然之天樂，盡失自主之權利，使古今賢聖君子於父子兄弟之間，動輒有難處之事。尊為天子，德為聖人，徒抱幽恨於無窮，而無術補不周之已缺，毋亦強密其文，而法未有以節宣之歟？ 由是論之，夫惟仁，是以相人偶；夫惟義，是以能制事；夫惟禮，是以有《周官》之制，是以有朝聘、宴饗、軍賓、婚喪賀吊、歲時上冢之儀。其不祭，知其無益也。喪服各有等衰，為父母持服一年，餘以次遞降，其不三年者，文不具耳。天性篤至者，烏知不有終身之戚也。彼之免冠，吾之半跪也；彼之握手，吾之長揖也；彼之畫數，吾之頂戴也；彼之寶星，吾之翎枝也。吾笑彼冠服簡陋，彼即詰吾之髮辮何為者，無以答也。若夫智信，又人人共知共睹，不待言者。子張問十世，孔子告以百世可知。萬年之久，萬里之遙，各安於所習，不必相遠，不必相從，自不必相非也。其不能變者，極之縱天橫地，無可變也。果未有一舉倫常而無之也。使彼無倫常，則不相愛，不相育，彼吞此噬，攻斗渙散，族類澌滅久矣，尚安能舉國一心，孜孜圖治，一旦遠出中國上，如今日乎？使無倫常而猶有今日，則倫常者初無關於治亂得喪，為可有可無之贅旒，而吾聖人以倫常設教，反虛而多事矣。 彼其教或有不曉者，要亦尊天明鬼以整齊其民耳。中國之佛、老何謂也？鄉曲之牛鬼蛇神，一木一石，一藤一井，皆虔而祀之，禱而祈之，又何謂也？詆之者謂在中國有抉目刳心為諸不道，而誰目睹之耶？果爾，何以在本國不聞有是，而天道又何在？此有識所斷不信。 嘗笑儒生妄意尊聖人，秘其道為中國所獨有，外此皆不容窺吾之藩籬，一若聖人之道僅足行於中國者。尊聖人乎？小聖人也。蓋聖人之道，莫不順天之陰騭，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損於其間，強萬物以所本無而塗附之也。則凡同生覆載之中，能別味、辨聲、被色，頂上而踵下，抱陰而負陽，以口鼻食息，以手足持行，其形氣同，其性情固不容少異。子思子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推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不必即尊親，其人自由其道而莫之知也。在人言之，類聚群分，各因其厚薄以為等差，則有中外之辨，所謂分殊也。若自天視之，則固皆其子也，皆具秉彝而全畀之者也，所謂理一也。夫豈天獨別予一性，別立一道，與中國懸絕，而能自理其國者哉？而又何以處乎數萬里之海外，隔絕不相往來，初未嘗互為謀而迭為教，及證以相見，莫不從同，同如所云云也？惟性無不同，即性無不善，故性善之說，最為至精而無可疑。而聖人之道，果為盡性至命，貫徹天人，直可彌綸罔外，放之四海而准。乃論者猶曰：「彼禽獸耳，烏足與計是非、較得失？」嗚呼！安所得此大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其自小而小聖人也，抑又甚矣。故中國所以不振者，士大夫徒抱虛㤭無當之憤激，而不察夫至極之理也。苟明此理，則彼既同乎我，我又何不可酌取乎彼？酌取乎同乎我者，是不啻自取乎我。由此而法之當變不當變，始可進言之矣。 夫法也者，道之淆賾而蕃變者也。三代儒者，言道必兼言治法，在漢儒猶守之誼，故老、莊與申、韓同傳，而《鹽鐵論》列於儒家。自言道者不依於法，且以法為粗跡，別求所謂精焉者，道無所寓之器，而道非道矣。至於法之與時為變也，所謂「漢、唐無今日之道，今日無他年之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也。且無則不能終無，可有尤必應亟有。然以語乎今日，又不徒可有而且無，實今無而古不必不有者也。 憶往年共足下談時事，疾世之薄儒也，嗣同奮起作色曰：「奈何詆儒術無用乎？今日所用，特非儒術耳。」足下便嘆絕，說是知言。故夫法之當變，非謂變古法，直變去今之以非亂是、以偽亂真之法，蘄漸復於古耳。古法可考者，《六經》尚矣，而其至實之法，要莫詳於《周禮》。《周禮》，周公以之致太平而賓服四夷者也。朱子謂：「《周官》如一桶水，點滴不漏，蓋幾經歷代聖君賢相創述因革，衷諸至善，而後有此鬱郁乎文之治。」嗣同嘗嘆周公之法而在也，誰敢正目視中國，而蒙此普天之羞辱，至率九州含生之類以殉之也哉！蓋至是始識周公立法之善，而孔子、孟子皇皇周流，思以匹夫挽救周公之法之將廢，終不見用，猶垂空文以教後世，萬一有能復之者，所以貽萬世以安，不忍於人類日趨消亡，遂有今日之奇禍也。其事至難，其心至苦，斯其計慮亦至深遠矣。當時既皆不悟，至秦果盡廢周公之法。是周公之法，在秦時已蕩然無存，況秦以來二千餘年，日朘月削，以迄今日。雖漢、唐之法，尚遠不逮，豈復有周公之法一毫哉！ 然則今日所用，不但非儒術而已，直積亂二千餘年暴秦之弊法，且幾於無法，而猶謂不當變者，抑嘗深思而審處上下古今一綜計之乎？然以積亂二千餘年暴秦之弊法，且幾於無法，而欲盡取周公之法之幾經歷代聖君賢相創述因革，衷諸至善，而後有此鬱郁乎文之治，為兩漢所可復而不復，而使一旦復於積重難返之時，則勢亦有萬萬不能者。井田可復乎？封建可復乎？世祿可復乎？宗法可復乎？一切典章制度，聲明文物，又泯然無傳，非後世所能憑虛摹擬。此數者，周公藉以立法之質地也。數者不可復，其餘無所依附，自閡窒而難施。故曰：「無其器則無其道。」無珩琚而為磬折垂佩之立，人鮮不笑其戚施矣；無筵几而為席地屈足之坐，人鮮不疑其癱瘓矣。 是故後世人主，未嘗不慕古之良法美意，鰓鰓然效之。若封禪，若樂舞，若耕藉，若親蠶，諸如此等，不一而足。效之誠是也，而終於塗飾附會，故事奉行，牛非牛，馬非馬，泥虛文而無實際。即儒生則古稱先，研覃經術，一若三代大同，得尺寸柄遂可舉而措之，及向用矣，亦終不能有如其所自期而躊躇滿志之一日。豈皆學之不至，與所從學者之不至哉？「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古法廢絕，無以為因也。無以為因，則雖周、孔復作，亦必不能用今日之法，邀在昔之效明矣。貫七札者非空弮，伐大木者無徒手，無他，無其器則無其道而已。於此不忍坐視，而幡然改圖，勢不得不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正使西法不類於古，猶自遠勝積亂二千餘年暴秦之弊法，且幾於無法。又況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禮》，往往而合，蓋不徒工藝一端，足補《考工》而已。斯非聖人之道中國亡之，獨賴西人以存者耶？ 說者謂周衰，疇人子弟相率而西，故西人得竊中國之餘緒而精之，反以陵駕中國之上。此猶粗淺之論，未達夫性善之旨，與聖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同生於覆載之中，性無不同，即性無不善。彼即無中國之聖人，固不乏才士也。積千百年才士之思與力，其創製顯庸，卒能及夫中國之聖人，非性善而能然歟？又見聖人之道，果順天之陰騭，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損於其間，強萬物以所本無而塗附之，故暗合而懸同歟？就令如說者之言，西法皆原於中國，則中國尤亟宜效法之，以收回吾所固有而復於古矣。見飛蓬而作車，見蜘蛛而結網，一草一蟲，聖人猶制器尚象，師之以利用，況窮變通久，如西法之為聖人之道乎？不然，且日貧日弱，長為人役，聖人之道乃終亡矣。故嗣同以為變法圖治，正所以不忍盡棄聖人之道，思以衛而存之也。 來語「數十年來士大夫爭講洋務，絕無成效，反驅天下人才盡入於頑鈍貪詐」。嗣同以為足下非惟不識洋務之謂，兼不識何者為講矣。中國數十年來，何嘗有洋務哉？抑豈有一士大夫能講者？能講洋務，即又無今日之事。足下所謂洋務：第就所見之輪船已耳，電線已耳，火車已耳，槍炮、水雷及織布、煉鐵諸機器已耳。於其法度政令之美備，曾未夢見，固宜足下之云爾。凡此皆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執枝葉而責根本之成效，何為不絕無哉？況枝葉尚無有能講者。 試先即枝葉論之，西法入中國，當以槍炮為最先，其次則輪船，皆不為不久矣。槍炮尚不能曉測量，遑論製造！今置一精槍精炮於此，足下以為可僅憑目力而浪擊之乎？勢必用表用算而後能命中，則試問：左右前後之炮界若何？昂度低度若何？平線若何？拋物線若何？速率若何？熱度若何？遠近擊力若何？寒暑風雨陰晴之視差增減若何？平日自命讀書才士，無一人能言者，甚則並其名與制猶不能識。有事則召募愚願鄉農，使用讀書才士所不能識之器，不亦大可哀乎！去年日本聞中國購槍械，從而笑之曰：「縱得精者，其如無人解用何！終為我有而已。」後竟如其言。彼之炮兵無不精測算，槍兵亦通曉大略，勝負之數，早辨於此矣。 輪船雖內江商輪，曾不能自馭，必聘洋工駕駛，又況海船，又況海軍之且戰且行。迴旋不成三角，何以避碰船？炮機不極靈熟，何以御雷艇？下至風濤沙線，猶須寄耳目于洋工，就令秦越有同舟之誼，而攻戰大事，何能專責一二駕駛之人？平時依違近港，虛作聲威，初不意真使出戰；迨迫以軍法，將士環向而泣，至有宵遁者。其能與履險如夷、少成習慣之悍敵，馳逐於洪波駭浪中，而望其不覆敗乎？則凡汽機之靈滯，水火之均劑，速率、馬力、漲力、壓力之多寡，測天以辨經緯，測地以驗遠近，更無論矣。 嗣同嘗往來各省機器局，見所謂總辦，非道即府，問其得道府之由，上之挾萬無一用之舉業，弋科目而馴致之；否則入資財而貨取之；營薦舉而巧攫之。中國辨士論官，固自不出此，何怪於算學製造了不省悟，則以下諸官屬之懵然昏然，又不待言。即或一二奇材異能之士雜其中，夫誰知而聽之！非無格致書院、武備水師諸學堂矣，而肄業不過百數十人，又不過每月應課，支領獎餼，以圖敷衍塞責。非能合天下全力，如治八股之殫精竭智，以治其業，以求禦侮之方。兼無一定登進之途，使免於夤緣干祿，而謂此智愚不齊之百數十人，皆可造成人材，有是理乎？材或成矣，又誰知而辨之？於是各局不得已而用西人主其事。西人竭誠忠事與否，已不可信，見我無知無識，安坐束手，以受指揮，而聽愚弄，彼亦何為不遂愚弄之乎？故槍炮廠不一，天津、上海、江寧其最久者，至用槍炮之時，無槍炮也。船廠不一，旅順、福州其最大者，至用船之時，無船也。於是又不得已而購於外洋，外洋知中國素無試驗船械之機器，莫辨良楛也，盡以其共棄而已廢者，昂值售之中國。其外觀猶是也，而鐵質之粗疏，煉法之苟簡，花線骨節之不中程度，有非機器莫辨者，固不得諦審而爭論也。又況如去年危迫時，欲購稍鈍之器，皆礙於公法而不可得。智利為局外之國，因乏見錢，竟不願售。而出使大臣意在分肥，收兌委員從而索費，值愈昂而器愈劣，又累被倭船搜奪，私相授受，急何能擇耶！然則中國虛擲此數十年，足下猶稱為講洋務，毋乃過於高視袞袞諸公，為之出其罪乎？儆未流之失，遂謂創始之非，又何異懲羹而吹齏，因噎而廢食矣。 且惟數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談，清流養望，以辦洋務為降志辱身，攻擊不遺餘力。稍知愧恥者，至不敢與辦洋務人通往來。於是惟下賤無恥不恤聲名之流，始甘心從事。上官明知其非類，窘於無人，不獲已而用之。有細崽起為關道者矣，有從馬占仕至封圻者矣，人才安得興？洋務安得有效？足下所謂反驅天下人才盡入於頑鈍貪詐。反之一字，適足見洋務本非驅人之具，無真知洋務之人，使頑鈍貪詐得詭托于洋務以售其奸，反似洋務有以驅之云爾。此又不得專罪諸公，實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屑務實之過矣。有其學而不用，猶可曰不用者之罪也。自不肯為有用之學，將誰執其咎哉？某公嘗嘆曰：「無惑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觀中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人品非不好，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新舊小大炮數百種，新舊後膛槍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營諸攻守之具，進而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更有十百於此者，無能知焉。賢之與不肖一也，少知之惟一合肥，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而昨見王壬秋上合肥書，痛詆洋務，兼及曾、左，兼及香帥。其為合肥畫計，則又勸其率鐵甲船往攻日本，此誠奇計矣。然無論中國初無人解馭鐵甲，即有之，而鐵甲獨非洋務乎？非測天無以識途，而謂當用中國之土圭乎？非測地無以記里，而謂當用中國之更香乎？不解汽機，何以行船？不熟算術，何以定炮？不習公法，不能懸旗；不通語言，不能答局外之問。凡此數者，非致力久，用心專，則不能得實用，而謂平日不當講肄，自可取辦於臨事乎？且鐵甲尤諸洋務之薈萃，是中國之名士，未始不知洋務之有用，特己所不知不能，恐一講洋務，即失其所以為名士之具，不得不忍心出死力以擠之耳。試問詆洋務者，能不衣洋布、用洋物乎？與其仰彼之物以為用，使其日耗吾民之財，何如皆自造之、自用之，兼造彼所需用者抵禦之，以留養民命、紓民力之脂膏耶？即如洋錢一宗，通行東南各省，西人獲利無算，中國何以不早仿造？始以為資本太重耳，湖北建銀元局，購置機器才數萬金，是亦何難？乃至今始有廣東、湖北二局。銅錢則竟坐視西人之銷熔，而不為之所。 中國舉事著著落後，浸並落後之著而無之，是以陵遲至有今日。而所謂士者，方更堅持舊說，負固不服，不問此時為何時，所當為為何事。溺於考據詞章，狃於湘軍中國人殺中國人之百戰百勝，而怙以矜誇。初不辨為某洲某國，概目之曰洋鬼。動輒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時之議論為經濟，意氣為志節，盡驅彼于海外以閉關絕市，竟若經數十年賢士大夫焦思極慮無以處之者，彼一橫蠻即旦夕可定。見有識者討論實學，力挽危局，又惡其形已虛而乘己短也，從而冒之、疾之、詈之以異端，訾之以邪說。然則便當拱手瞠目以待誅戮耶？愚嘗謂中國有亡國之士者此也。 又不惟士，有亡國之民焉。各省之毀教堂，打洋人，湖南之阻礦務，阻電線。以天子之尊，不能舉一事。官湖南者動色相戒，噤口不敢談洋務。加以周漢之稗士亂民煽惑之，快私志於一逞，而陰貽君父以危辱，猶施施然不知天高地厚，方自詡忠義，驕語於人曰：「吾能辟邪說、攻異端矣。」頃四川教案，牽涉多國，大不易了。保護教堂之嚴旨，急如星火。馴至寓湖北之洋人，每日游洪山，令由督撫衙門派兵伺候，豈復成世界！西人猶謂中國之官曾不能自約束中國之民，要此官何用？其評吾湘人，一則曰無教化之野蠻，再則曰未開智識之童呆，而中國之人嘗一致思否乎？ 窮其所以至於如此之故，即又不得不專罪諸公，處無法而當變法之時，不能出鐵肩，下辣手，如張江陵毀天下書院，如國初剃髮之令，以力遏此曹稗士亂民，反曲循之使不變，使士民無所適從。欲不講洋務，而接於聰明，接於精神，接於日用飲食，何莫非洋務？既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斯決去之而勢有不能。平時所考，不過八股、試律、大卷、白折，及使之也，迥異其所考，不問其習不習，一於求全責備，事事皆使為之，卒至一事不能為。欲講洋務，而國家初無是法，乏師承以致其精，又望望然而畏其煩苦，恐徒分治舉業之日力，又不能與科目、資財、薦舉者爭進取。目營四海，茫無系屬，遂忍而付諸不論不議。無鐵路及遊歷之費以擴充其見聞，乃真以為可不講洋務，而講之即非聖人之道。似是而非，習非成是；一唱百和，同然一詞。雖家置一喙，亦將深閉固拒而不信。 日本、暹羅之變法也，先變衣冠，所以神其鼓舞之妙用，而昭其大信。一新士民觀聽，俾曉然共喻於法之決於一變，漸摩濡染，久久自將合為同心同德，以舍舊而新是圖，進變他法，始自易於聽從，樂於效用，民志於以定，謗議於以平也。日本遂以勃興，暹羅亦不失為宇內第三等國。其不變者，則皆不祀忽諸，斬焉滅矣。故夫變衣冠，亦洋務根本之一端焉。或者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不願變，亦可不強之，而其他當變者，固無一可緩也。夫言不當變法，亦幸生此取士用人無據之時，得匿其無所能，而冀幸於糊名之取士，資格之用人，以便身圖耳。西人鄙中國之士志趣卑陋，止思作狀元宰相，絕不自謀一實在本領，以濟世安民。吁，異哉！此言乃出自西人之口，吾中國之取士用人何如耶？ 足下昔慨資格糊名之失，猶以為彼善於此，為公道之僅存。斯其憤時嫉俗之深心，非不知聖人之道之無存，惟恃此希疏將裂之法，聊為遮禁，而獨不思變計何耶？變而鄉舉里選，謬採虛聲，則得人爵，棄天爵，黨同伐異，弊愈益滋，更出資格糊名之下。是古法果不可行於今，果不能不變為西法取士用人之依於實事。苟依於實事，即鄉舉里選又未嘗終不可行，故以為變法即變而復於聖人之道，此物此志也。向令早數十年變科舉，如西法之依於實事，舍此更無出身之階，彼便身圖者，復何所容其冀幸，而不回心易慮以治西學？迄乎今日，民志久定，謗議久平，人才久布列在位，中國久復乎聖人之道，而首出乎萬國，父以是詔，兄以是勉，我輩亦必精其業於公法條約，使務、界務、商務、農務、稅務、礦務、天文、輿地、測繪、航海、兵、刑、醫、牧、方言、算數、制器、格致之中，各占一門，各擅一藝，以共奮於功名之正路。何至如今日一無所長，而流為廢物；又何勞騰其口說，至有此等辯論？令彼時有強我輩復為八股者，有不笑之罵之，如今之笑罵洋務者乎？又令我輩不生中國而生於英、俄、法、德、美、日諸邦，見中國所謂八股，及我輩此等辯論，有不旁觀而目笑者乎？然則諸公與士民，皆有不得歸罪者，不早變科舉故也。 今之原禍始者，必以合肥為叢矢之的。夫日暮途窮，百政廢弛，誠足惡矣。然二十年前，有絕大之名奏議，為中國生死存亡之所系，則為請以科舉變西學一疏。既格不行，何從得群策群力以自輔？何從使君子自別於小人，而化四百兆無用之廢物為有用？更何從有安內攘外建威銷萌之一日？合肥聰明人，豈見不到此？故規模雖極宏遠，布置雖極周匝，一有邊警，即始終主和，亦灼見科舉不變，材藝不奮，萬無可戰之理。此其洞睹幾先，力維大局，非後生淺識所能窺觀者矣。責人斯無難。我輩匡居逸豫，超然事表，但覺彼之失機後時，而當局者步步荊棘，居高地而不能行其志願，事變萬端，交秉迭赴，實有至難者。獨怪其變科舉之言既不用，何不以去就爭之？爭之不得，即奉身而退，不人己兩全矣乎！俟至伊藤博文十年變法之詰，張目而不能對。嗟乎！貪位戀權之足以喪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故夫變科舉，誠為旋干斡坤轉移風會之大權，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或難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變猶不變也。」曰：是固根本之根本，而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有《雎》、《麟》之意，而後可行官禮之法，亦就在上位者言之，何便溥罪天下之人心乎？必謂天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過尊西人而自誣之甚也。西國之治平，豈皆人心正於中國乎？彼獨操何術以致此，然則彼性善而我性惡乎？亦彼之法良意美，我無法而已。法良則中人以下猶可自勉，無法即中人以上難於孤存。法良則操、莽無從覬覦，無法即堯、舜終於猶病。且即欲正天下之人心，又豈空言能正之乎？極知今日之禍亂有為人心所召，彼甘心誤國者，所謂不待教而誅，雖聖人不能正此已死之人心，然有後來未死之人心焉。無法又從何處正起？則亦寓於變法之中已耳。衣食足，然後禮讓興；聖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後。孟子謂：「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言王道，則以耕桑樹畜為先，無所器則無其道。聖人言道，未有不依於器者。豈能遍執四百兆顛連無告之民，一一責以空言，強令正心乎？所謂垂空文以教後世，亦望後之人能舉其法以行其教，而空者不空耳。若但空文而已足，則前人之垂亦既伙矣。今之於教何如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並孔子之世，不乏亂臣賊子矣；後孔子之世，不乏亂臣賊子矣。孟子距楊、墨，而異端不絕於後世；韓昌黎闢佛、老，宋儒又闢佛、老，卒與昌黎、宋儒並存。無他，孔、孟、昌黎、宋儒不幸不得位行權，以施其正人心之法，徒恃口誅筆伐，以為千里金堤而不憂橫決，固不免為奸雄所竊笑。然則不變法，雖聖人不能行其教以正人心。此變學校尤為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矣。學校何以變，亦猶科舉依於實事而已。 夫人心既不可抉取以考察正否，故非借證於實事，尤無從以得其心。中國之經史性理，誦習如故，尊崇如故，抑坐定為人人應有而進觀其他，不當別翹為一科而外視之也。即考據詞章八股試律，亦聽其自為之，不以入課程，不以差高下，皆取文理明通而已，以其可偽為也。余不可偽為，自必皆實事。皆實事，則科舉之取士也有據，而鄉舉里選亦無計以遂其私。善夫西法學校科舉之合為一也，有擇官選士之意焉。有初學院、中學院、上學院，學者依次遞升，其材者升於大書院，猶成均也。各守專門之學以待錄用，學弗精進，或他過失，依次降之，猶郊遂也。其投考也，即由各專門院長考之，不拘人數，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時日，隨到隨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又皆實事，皆可實驗。如考算學即面令運算，船學面令駕船，律學面令決獄，醫學面令治病，汽機學面令製造，天文、測量面令運用儀器。眾目昭彰，毫無假借。中式即面予證書，差其等第，以為名稱，如中國舉人、進士之類，其有殊尤，立即報明擢拔。考政學文學者官內部，考算學理財者官戶部，考兵學者官海軍陸軍部，考法律者官刑部，考機器者掌機局，考測繪者掌輿圖，考輪船者航江海，考礦學者司煤鐵，考公法者充使臣，考農桑者列農部，考醫學者入醫院，考商務者為商官。余或掌教，或俟錄用，或再考。每國大小公私書院學塾多至十數萬區，少亦數萬。學某學即讀某門專書，而各門又無不兼有輿地之學。又有兵學校，凡兵均令讀書。又有瞽學校，制凸字書令捫而讀之。凡子女生八歲不讀書，罪其父母。又有五家連坐之法，一家不讀書，五家皆坐罪。故百工商賈農夫走卒，無不讀書。又有女學校，故婦女無不讀書。由是小兒得於母教，方七八歲時，即知地為球體，月為地之行星，地為日之行星，地自轉而成晝夜，地繞日而有寒暑，地凡幾洲，凡幾國，某國與我親，某國與我仇，及其廣狹強弱，均已曉其大概。至於品行心術，固無法以考驗，實即寓於諸學之中，坐定為人人應有，而進觀其他。苟其不端，亦決無能善其事而不敗露者。況有警察官吏舉刺之，有上下議院評論之，又有濃賞厚罰驅其後，復何憂不得人哉？中國之考八股，於品行心術即又何涉！豈惟八股經史性理考據詞章凡可偽為者，其無涉猶八股也。顧亭林悼八股之禍，謂不減於秦之坑儒。愚謂凡不依於實事，即不得為儒術，即為坑儒之坑。惟變學校變科舉，因之以變官制，下以實獻，上以實求，使賢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進變養民衛民教民一切根本之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根本既立，枝葉乃得附之。夫何憂頑鈍貪詐，夫何憂洋務之無效？ 或又難曰：「天下大局，已潰裂至此，所謂利權兵權製造之權，駸駸乎及於用人行政之權，一以授之敵，欲毀約又已無及，雖變法庸有濟乎？」曰：是難言也。吾獨惜夫前此數十年寬閒之歲月，不計此，不為此。見日本之變法而興，可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矣。猶不思效法，反議之詆之笑之咒之。初通商之不變，尚曰不識中外情形也；庚申可變矣，庚辰可變矣，乙酉可變矣，而決不變。迄乎今日，奄奄一息，自救不遑，顧不度德，不量力，張脈僨興，忽起而與能變法之日本戰。如泰山壓雞子，如腐肉齒利劍，豈有一幸乎？初聞湘軍之見敵即潰也，心雖哀之，未嘗不竊喜吾湘人之驕從此可少戢矣。既而其驕如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吾何暇計外洋之欺凌我、虔劉我哉？責己而已矣。《春秋》之法，責賢者備，彼甘心誤國之臣，既非賢者，責又將別有所在，則事之不可為，夫亦亡國之士與民為之也。何則？今日誤國之臣，即前日之士民；今日之士民不變，他日又將誤國矣。雖然，吾所云變學校，變科舉，凡以為士與民，化其桀驁，而登庸其賢才也。賢才登庸，正如西人所稱聯合力，豈有不可為之時勢哉？ 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能有為者，固不在大，此其淺禍也。賠兵費二萬萬兩，又議增三千萬兩，其禍較深。括盡中國之民財及於婦女之環珥，恐猶不足取辦。不足取辦，則威海之倭兵永不得撤，五十萬之歲餉永不得停，子金又日孳而日重，勢不得不假貲於西人。西人更因而盤剝之，重息也，質地也，抵押海關也，皆所不免，而吾益不足取辦。子金之日孳日重，負西人無異於負日本，積累既久，雖割地割海關猶不能償。統籌全局者，所以必首先從事於此。若無內國債可舉，而擇禍莫如輕。莫如俗諺「與其欠錢，不如賣田」，是猶有辦法者也。至於遍地通商，免稅免厘，興創機局，製造土貨，其禍之烈，直無辦法！ 來語所云「各國援利益均沾之說，從而效尤，小民豈堪其苦？」嗣同所云：「直合四百兆人民身家性命而亡之，此約不毀，聖人無能為矣。」然毀之自當有其道也。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來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二國不煩兵力驟獲大土，亦必樂從。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則情願少取值，浼二國居間脅日本、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再加賠費，亦無不可，而仍願少取值，請歸二國保護十年。二國第毀約與保護，即少出值，尤必樂從。夫保護之說，本不可恃，而此所謂保護，止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吾暫假以為虎皮嚇他國，使不吾擾耳。似今浙江之舟山、天津之鐵路，竟由英、德派兵保護，則斷斷不可。即十年內與他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助。然得宇內二大國之一言，亦斷不至與他國有事。且英、俄互相猜忌，倚中國為障隔，中國轉因而居重。新疆、西藏壤地密鄰，二國又將彼此相謀，自固其圉，更無暇犯中國。即令欲犯中國，而經營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之區，如農務、礦務、商務、鐵路之屬，必十年之後始少有條理，是尤為緩兵之策。吾得此十年閒暇，固足以自強矣。而二國出值，又不必皆見銀，凡鐵甲船、快船、碰船、雷艇、水雷、精槍、快炮、商船、火車，造鐵路之鋼條木板，及應用諸機器，皆許作抵。凡此於日本於英於俄無不准情酌理，兩劑其平，所謂絜矩之道也。 於是遷都中原，與天下更始，發憤為雄，決去壅蔽。且無中外之見，何有滿、漢之分？則凡一官兩缺，凡專稱旗缺，一律裁止；則凡宗祿駐防，凡旗丁名糧，一律裁止。廣興學校，無一鄉一村不有學校，而群才奮。大開議院，有一官邑即有議院，而民氣通。慎科舉，無一定之額數，無常限之日期，程其藝事，端其趨向，繁其匯目，精其較量，而一人不求其備。改官制，無內外之重輕，無文武之區別，專其職業，少其層累，遷其勛階，增其祿糈，而終身不易其官。選士人治里閭，以復鄉官之舊；練鄉兵隸守令，以代力役之徵。凡府史皆用律學之士人，既有升轉之望，而書吏之盤踞空。凡胥徒即用在役之鄉兵，既有踐更之期，而差班之蟊賊去。譏闕失有警察之官，禁暴修閭之遺制也；正糧土有測繪之官，封人、均人之職掌也。分海軍、陸軍為二部，將則必出於武學堂。創辦之始，募西貢、新加坡、新舊金山之華民以練海軍。無事則令運載貨物，出洋貿易，既可挽救商務，又得熟習航海。陸軍則守兵仿寓農而隸守令，戰兵募選鋒而立將帥，槍兵可尚勇力，炮兵兼通算學，工兵則備築壘、浚濠、炮堤、地營、修造器具諸工作。其練之也，守兵令站炮台，較準頭，布陣勢，習步伐。戰兵於數者之外，益以徵調代操練。今日往某處，已而易一處，已而又易一處，日日如臨大敵。彼出此歸，不使游惰。盡開中國所有之礦，以裕富強之源。兼以兵法部勒礦夫，有事則處處皆兵。多修鐵路，多造淺水輪船。以速徵調，以便轉餉，以隆商務，以興礦產，以廣遊歷，以通漕運，以宏賑濟。商務則設商部，集商會，立商總，開公司，招民股，興保險，建官銀行，而必以學商務者為之官。精求工藝製造，如磁器絲茶之屬，與中外所共需者。下至爛布可造紙，萊菔可熬糖，駱駝牛羊雞鴨之毳可為氈為褐。工與商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權。改訂刑律，使中西合一，簡而易曉，因以掃除繁冗之簿書。清理庶獄，分別輕系重系，使操作如白粲鬼薪之罰。歲始豫算，歲終決算，絲毫皆用之於民，而不私於府庫，以明會計之無欺。出口免稅，入口重稅，涓滴皆操之自我，而不授於外洋，以杜漏卮之有漸。食鹽與諸土貨，則一征於出產之地，而不問所之。稅坐賈而不稅行商，以歸簡易而塞弊竇。尤須研覃稅務之學，縷晰中外稅則，查驗章程，始可奪回稅務司包辦海關之權。講求植物學，以裨農政，以豐材木。講求動物學，以蕃馬政，以溥畜牧。興女學以課婦職，興廢疾學以無坐食。蠶織用機器，可去蠶瘟，而成功多以速。耕不必用機器，而引水用機器，可省筒車之費與手車腳車之勞。續電線，創郵便局以理郵政。汲自來水、然電氣煤氣燈以利民用。街道修，則癘疫之源塞；醫院多，則醫治之術工。造公共之花園，以為養生卻病之方。七日一休沐，以合文武弛張之政。博通各國語言文字，以翻譯西書西報，以周知四國之為，以造就使才；而四出遊歷，以長見識，以充學問，以覘人國之得失興衰。各國之長並取之，各國之弊立去之。各國之船械無一不能造，各國之器用無一不愈精。謹權量，審法度，一道德，同風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 而中國有屢去而不能去之弊二，不能不變而去之，曰漕務，曰河務。八省漕米，歲數百萬石，由河運則費銀四十兩而致一石；後改海運，費仍十七八兩，而河運亦不廢。嗣同不解所謂，嘆為可已不已，嘗共足下言之。足下謂惟正之供何當廢絕，嗣同亦無以決。後見李次青布政條奏，果謂《禹貢》帟秸粟米不出五百里外，《周禮》九貢九賦亦專指王畿而言。漢高帝轉關東粟以給中都，不過數十萬石，唐初漕運不過二十萬石。宋都汴，去江、淮不遠，勞費尚輕。元行海運，初止四萬石。迨明成祖得國不正，挾眾北遷，慮南人不喜食麥，乃漕南米以贍北都，開運河數千里，引黃河以濟運，勞民傷財，幾竭天下之全力。然則今之漕務，特始於明成祖之枉道干譽，遂相沿不改。倉廩陳紅，不知何用。宜將河運、海運均罷去，酌量都城每歲用米之數，另由鐵路隨時轉運，餘以貯各府州縣，或由鐵路運往各缺米之地。且有鐵路，則民間之銷售易，徵收可盡改折色，俟缺米時，然後採買，尤為簡便。古人耕九餘三與謹蓋藏諸法，皆為人少又無鐵路之時言之。今者生齒日繁，數十倍於古，所食之谷，自不甚有餘。即有餘，亦自知蓋藏。豈慮貨棄於地者，惟苦無鐵路以流通耳。有鐵路，則不在此即在彼，因其虛而趨填之，斷無天下皆荒之理。即可有天下相通之事，初不必恃有餘之留與蓋藏之謹。凡官倉、社倉之繁難悉可省矣。往年山西、河南旱災連歲，赤地方數千里，富室擁重金，轉死溝壑，有司疾視，莫可奈何，正坐運道艱遠耳。使有鐵路，何至窮窘若此？ 治河古無良策，殷商五遷，半因河決。然則言齊桓湮九河，中國始有河患者，虛也。西人治河，亦止築堤一法，但善審形勢，又多築相距數里之遙堤，至三四重。兩堤之間築橫堤，使兩堤相屬，中成方罫。平時皆可栽種，偶潰一處，水仍束於一方罫中，進潰一處，又束於一方罫中，不至浩蕩橫流，使人無從施工，無地取土。嗣同因悟井田之法，亦必四面有堤，中如方罫，始成一井。堤上可行，所謂徑也畛也。井愈多則堤愈高愈厚，所謂塗也道也路也。而畎遂溝澮洫者，即各依於本堤。蓋堤四旁八達，皆有口門，可以宣洩由己，水大堤圮，亦止一井被淹，餘可無害。故八蜡中有防，可知堤者，井井皆有，為農家最切要之事。不然，一有水災，溝洫畎澮，反足導水入灌。後儒遂以井田為不解之積疑，至戰國時，毀井田為阡陌，殆惡堤之占地，因鋤而去之，疆界亂而水患亦劇矣。今西人殆以井田之法治河，所亟宜效法者也。而治水之要，則曰不與水爭地。湖湘垸圩，日築日多，故洞庭、江、漢之泛溢年甚一年。曾奉嚴旨禁革，卒不能止。亦由人滿土稀，無可墾闢之地。昔行陝、甘道中，見山東、河南被水災，黎民挈妻子負農器而西邁，流離飢困，心竊哀之。停車慰問，云：「將遷耕曠土。」問素願乎？曰：「苦資斧不足自達耳。故鄉一片汪洋，豈復堪戀？」於時陝、甘大吏頗有周之者。西北土滿，胡不遂遷瀕河瀕江湖常被水之民於彼，使水得所容受，以殺堵激之怒耶？然此非鐵路無以致之。故鐵路之有益農務，尤在無形，誠根本之一端矣。 中國又有屢興而不能興之利二，不能不變而興之，曰鑄錢，曰鈔票。金銀銅三品，皆所應鑄，而銅錢至今日尤壞極矣。重則私銷，輕則盜鑄，抑亦古今之通弊。惟有就出銅各礦，用機器鑄極純之銅，極精之花幕，而又少輕之錢，則私銷無利，而盜鑄不能。然錢中有孔，即不啻多出一邊，尤宜力求細緻機器。造物圓體易工，方形難好。故廣東機鑄之銅錢，方孔中不甚光淨，無以杜刮取銅屑之弊。當改造圓孔，而孔內邊外，皆作極細之平行縱線，略如銀元之式。至妙之法，又莫如無孔銅錢。無孔積至千，不便提攜，勢不能不用銀元。銀元又無孔，勢不能不用鈔票。故西國錢皆無孔，亦其暢行鈔票之微權矣。鈔法又銀錢兼權者也。國家不行鈔，致令票號錢鋪坐盜御世之大柄，而持輕重於其間，事之倒置，無逾此者。錢鋪更易倒閉，甚至故設騙局，窮民受害無涯。然而猶通錢鋪之票者，當世錢實不多，鄉間尤窘，不得不賴此幾張紙以為轉輸耳。言者輒引咸豐朝鈔事為戒，不知特行之未久，又未免失信，所以難行。若許民納賦完稅皆可用鈔，又訂造外國精紙精板，自以中國之印印之，令票號錢鋪即領用官鈔，而嚴禁其出私票，隨設官銀行，視國家入銀若干，始出鈔若干，止求便民，毫無營利之心，原非持空紙以誆民，亦豈有不能行者？況官銀行為商務先著，銀行既設，商民存款交易必以票為據。是鈔票不待行，自不能不行也。從前陝、甘糧台有匯兌之票，可匯銀往應解陝、甘協餉之各省，毫不需費。票至，各省由藩庫發兌，以代運餉，立意極為靈巧。湖北善後局有台票，准其上繳厘金及諸解款，皆未嘗不暢行，且甚便也。鈔票於行軍，尤有三利：一，便於轉運，二，士卒輕於齎帶，三，不幸戰沒，所亡失止空紙而已。日本兵餉半銀半幣，故亡失甚少，此又亟宜效法者也。 凡利必興，凡害必除，如此十年，少可自立，不須保護，人自不敢輕視矣。每逢換約之年，漸改訂約章中之大有損者，援萬國公法，止許海口及邊口通商，不得闌入腹地。今無論東西大小各國皆如此，獨中國任人入腹地耳。如不見許，即我通商於彼國之輪船亦當闌入彼之腹地，此出洋貿易之船所以萬不可少。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援各國之例，加重洋貨進口之稅。如不見許，即我往彼國之進口稅，亦當視他國而獨輕矣。去年湖北籌餉，加抽洋油厘金，止加於中國商民，於西人無與，而西人謂有礙其銷路，竟不准行，此正苦於無以相報也。但使一國能改約，餘皆可議改，如此又十年，始可由富而強，始可名之曰國。治定功成，禮樂可徐興矣。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辦成一事？平日務當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窮理盡性，大公無私，權衡數千年上之沿革損益，與數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調劑五大洲政教之盈虛消長，而因應以為變通，使人存政舉，利權盡操之自我。以中國地寶之富，人民之眾多而聰慧，必將為五大洲三十餘國之冠。外洋皆將仰我鼻息以為生活，更何至有戰事！故今日言治，實有易於前人者。因格致諸理，早經西人發明，吾第取而用之。彼於醫學，尤不恤臠割其肢骸，以訂中國醫書之誤。其他大經大法，皆由屢試屢效，考驗而得。吾不難親炙西人，目察其利病以法之也。 足下昔言「外洋煤鐵向罄，中國之礦未開，他日中國挾煤鐵二宗即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誠然矣。然中國必先自開其礦，以圖富強，始能制人。不然，人將奪我之礦以制我矣。西人亦有言：中國譬則富室，千倉萬箱，蓄積至厚。即湖南一省之礦，足抵外洋各國而有餘。無如四鄰環居，皆窮餓乞丐，耽耽垂涎，即欲緘滕固篋，終閉不出，而勢恐有所不能。危切之言，不啻箴規我矣。凡事不憚其難，不憂其繁，但當先尋一下手處，雖承群小人擾亂極弊之後，不難掉臂遊行，密籌追補之策，以期異日可行。今之礦務、商務，已成中西不兩立不並存之勢，故西書《物類宗衍》中有「爭自存宜遺種」之說，謂萬物必爭，而後僅得自存以綿延其種類也。以礦務、商務力與之爭，即今之下手處，而所以能有此下手處者，豈他故哉？前所言賢才登庸之力，而固無望於今之執政者也。況會匪回匪散勇餓民，行將四起，大亂即在眼前，更何暇及此？然失今則更不可為，又將奈何？曰：前所言者，王道也，無已，則有霸道焉。河西、吳越以保民為心。旁求俊乂，精研格致製造，諸學猝起，與外洋力戰，以爭一旦夕之命，其勝也或可蒙數十年之安，然而無可必也。凡霸道必不如王道之可大可久，皆此類也。此而又不可得，則惟有自變其學術而已矣。 學術可變乎？亦曰復古而已矣。唐虞之際，任農者稷，任工者倕，任水土者禹，任山林者益，任教者契，任刑者皋陶，任禮樂者伯夷、夔，任歷算者羲和，皆深明其學。故多世其官職，而群聖之相與咨謀，又不離乎兵刑六府鮮食艱食懋遷有無化居之實事。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為，而別求所謂道者乎？ 三代學者，亦皆有所專習，切近而平實。自秦變去古法，學術亦與之俱變，漸無復所謂實學，而今則滋甚。即如算學為中國最實之學，中國往往以虛妄亂之，故談算者必推本《河圖》、《洛書》，為加減乘除之所出。不知任舉二數，皆可加可減可乘可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誠不解是何物，要與《太極圖》、《先天圖》、讖緯、五行、爻辰、卦氣、納甲、納音、風角、壬遁、堪輿、星命、卜相、占驗諸神怪之屬，同為虛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將種種虛妄一掃而空，方能臻於精實。算家又言黃鍾為萬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黃鍾一律筒而已，何能根本萬事？即以造度量權衡而論，十二律呂，誰不可借為度量權衡，何必黃鍾？況累黍之法，實迂謬不可行，何能取准？是以從古至今，九州十八省，無一齊而不差之度量權衡，則亦創法者未盡善，雖虞舜不能強同之矣。夫謹權量為王政之大者，奈何不求一定率，而聽奸民相欺飾乎？惟法人分地面之天度為四千萬分，以其一為度，度定則算立方容積以為量，即以其重為權衡，而權立方之輕重，又可還正乎度，一有差數，夫人可運算得之。中國之度，至分數止矣。彼有佛逆及分厘尺，每分可剖為千百。中國之權衡，至分數止矣。彼有化學天平，每分亦剖為千百。以故通都大邑，僻壤窮鄉，出而相較，無不吻合。中國測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間交易尤習用西人之度量權衡。非好新奇，實彼有準而我無准也。天地之機緘，一發不可遏，將盡泄其靈奇，以牖民於聰明之域，其間自有不期變而自變者，此類是也。算術古有九章之說，割立、方田、粟布、商功、均輸諸名目，實非本乎自然。疑《周禮·保氏》之九數，初不如此。其說失傳，漢儒乃割裂算數以補之。在先鄭時已多出夕桀重差諸法，明不止九。至宋秦九韶知九章不足信，別立九章名目，所分乃益無理，是不若西人點線面體之說足以包舉一切。惟此則凡中國所稱五穀、六穀、九穀、百穀、三江、九江、五湖、九河，要不過隨舉一數以為名，如九夷、八蠻之類，原可不必拘泥。經生家瑣瑣分辨，卒不能折衷一是，亦止覺玩時愒日而不切事理矣。格致之理，雜見周、秦諸子，乍聆之似甚奇，其實至平至實，人人能知能行，且已知已行，習焉不察，日用之不覺耳。而迂儒睹諸凡機器不辨美惡，一詆以奇技淫巧。及見其果有實用也，則又仗義執言，別為一說曰「與民爭利」。當西人之創為機器，亦有持是說阻之者。久之貨財闐溢，上下俱便，不惟本國廢棄之物化為神奇，民間日見富饒，並鄰國之金錢亦皆輸輦四至。各國大恐，急造機器以相勝，僅得自保，彼此無所取贏，乃相率通商於中國，以中國無機器也。中國若廣造機器，始足保利於民，而謂爭民之利何耶？輪船似爭船戶之利矣，然任外國輪船往來江海，以刮取民財，吾不自造輪船奪回一二，可乎？又如招商局有民間之股分，各輪船所用民人以千計，各碼頭之商務繁盛，其利非仍歸於民乎？鐵路似爭車夫之利矣，然應用之人當百倍於車夫，鐵路所不到之處仍須車運，是車夫之利且將日盛，而民間笨重不能運之頑鐵怪石，遺秉滯穗，至此皆可易錢，其利民尤不勝計。漢陽鐵政局似爭鐵匠之利矣，然所造皆鐵匠所不能造之物，所僱工役又皆即鐵匠，餘雜役及煤鐵各礦山所用人以千以萬計。財既散於民間，亦以分外洋鐵器之利。武昌機器繅絲局似爭蠶婦之利矣，然自此育蠶者將日多，且雇用女工以千計，使武昌不產絲之地忽增此厚利，而所繅之絲又以售於外洋，爭有大於此者乎？凡地方一設機器局，肩挑負販必數倍於平日，此亦利之淺而易見者也。 西國兵法，有氣球飛船，機器中之最脆薄者。然最足以亂敵耳目而奪其氣。往年鎮南關緣此失事，今年彭湖又因以不守。中國宜如何講求仿造及應付之道，偶與人言之，輒以「奇技淫巧」四字一筆抹煞。中國之士尚得謂之曉世事乎？輿圖者，為政之綱領，尤行軍之首務，中西所同然也。然中國從古至今，無一詳而確之圖。經史大儒，恆自命輿地專門，於亞細亞洲沿革形勝，尚紛爭不已，無從折衷，況此外豈復知為何地？西人分輿地為文、質、政三家。文家言地與日月諸行星之關係，各球體之大小輕重，各本質之鬆緊分數，寒暑晝夜潮汐之所以然，及測日星所躔高弧，定經緯道里而著之於圖。質家辨土石之新舊層，各種僵石五金凝結之故，得太古以前冰山火山滄海桑田之形勢，動物植物之同異，及礦苗之類別。政家紀風土禮俗及治忽之理，攻守之宜。故西學子目雖繁，而要皆從輿地入門。不明文家之理，即不能通天算、曆法、氣學、電學、水學、火學、光學、聲學、航海繪圖、動重、靜重諸學；不明質家之理，即不能通化學、礦學、形學、金石學、動植物諸學；不明政家之理，即不能通政學、史學、文學、兵學、法律學、商學、農學、使務、界務、稅務、製造諸學。去年前敵虜獲倭兵，其身皆有地圖。攻某處即繪有某處之圖，山澤險要，橋樑道路，無一不備。下至山之斜度，川之廣狹，某容騎兵，某通單步，皆有比例可尋。每逢抄襲埋伏，要約期會，雖一走卒，能按圖心領其意，不致歧誤。西國史書記一大事，即有一當時之地圖附之而行。凡遊歷士人，到一處即繪一圖。然西人猶自以為未臻其極，各國皆特結輿地會，邀集千百輩，潛心考究，精益求精，永無止息。中國雖大將出師，不過恃嚮導之口述，初不解測繪為何事也。兵法者，亦儒家之大用，而今所謂純儒反諱言之。夫平居不講習，臨急又安得有一將才？西人既重韜略，尤喜觀戰。如我與日本之戰，其勝負之由為我所不自知者，皆詳圖其地，並附說以論斷得失，回國印板售賣，使人人知兵，即人人可兵。人人可有槍械，兼許自造。故一呼即成勁旅，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也。中國則惟恐民之知兵。軍興以來，奏報條陳及兩軍之情，皆秘不示人，雖督撫大臣亦不令知，而外洋則無不知也。民間售藏槍械謂之犯法。明知弓矢無用，而考武終不改用火槍，蓋防民熟其器而為亂，如漢時挾弓弩之禁也。卒之亂民未嘗無火槍，又徒束縛良懦而已。一旦有事，或外患，或內憂，其不使蚩蚩之氓駢首被戮者幾何矣！況國家將召使為兵，何能期其得力？然則為握固之術以愚黔首，適自患以自困耳。尤不可解者，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民之不甘受制者，自托於外國，即莫敢孰何。猶一家兄弟相攻，不遺餘力，一遇外侮，反璟然樂受，且召之焉，獨何故哉？ 商務者，儒生不屑以為意，防士而兼商，有背謀道不謀食之明訓也。然此不惟中國防之，西人亦何獨不然？官自官，士自士，商自商，仕宦而貨殖者有常刑。富商雖挾敵國之資，不少假以名位。其稱商學商部，特研究商務之贏絀，而時消息以匡救之，非以其身逐什一也。中國憚講商務，遂並商務與國存亡之故而亦棄置勿復道。修鐵路則曰無費，然粵商某竟出資為美國包辦鐵路矣。造輪船則曰無費，然閩、浙巨商往往購大輪船掛外國旗，自號洋商矣。淵魚叢爵，楚材晉用，此固在上者驅迫使然，彼為士者獨不可悟商務力量之大乎？惟此凡言農務、蠶務、牧務、漁務，皆非謂身為之，但當精察其理，以為民導耳。圖表者，尤所以總群學之目而會其歸，為經濟者所恃以程核而籌策者也。試問中國為此學者誰乎？西人表學譯名統計，謂源出《禹貢》及九鼎之所圖象。考西學近墨，而墨子法禹，則言必有據。故於政之至纖至悉，莫不列表，戶口登耗，百官進退，外國興衰，及交涉事件，礦苗衰旺，出產增減，年穀豐歉，百物價值，用度奢儉，歲入多寡，兵額損益，船械精粗，工藝良楛，各種學術高下，醫院治病得失，庶獄人數及罪名，皆分等級，為年月比較表，或變為方圓等圖。既可省案牘之煩苦，尤能一目了然，視通國之事如數掌紋，故常以簡御繁，操之有要。太史公曰：「吾觀周譜，旁行斜上。」蓋即中國治經作史之法。至於新聞報紙，最足增人見識，而藉知外事。林文忠督粵時，廣翻西國新聞紙，故能洞悉其情而應其變。今日切要之圖，無過此者。況鄉間無所聞見，尤須藉此為耳目。中國之大病，莫過於不好遊歷，又並此無之，終身聾盲矣。凡此諸端，有一非學者所當為者乎？抑有一非古法乎？而謂別有聖人之道，此不足容於聖人者，過矣。 黃舍人言昔在上海，有西人到其齋頭，見書籍堆案，佯為不識而問曰：「此何物也。」曰：「書也。」又問有何用處，不能答。乃徐曰：「此在我西國自皆有用處，汝中國何必要此。」哀哉此言！亦所謂無其器則無其道也。不力治今之器，徒虛談古之道，終何益焉？若西人之於書，則誠哉其有用矣。經史《通鑑》及有宋儒先之書，各國久即譯出，又皆有專譯中書館，期將中國經史子集，下逮小說新聞紙，概行翻譯，以備採擇。彼既有其器矣，道乃得以附之。觀其設施，至於家給人足，道不拾遺之盛，視唐虞三代，固品節無其詳明，而收效卒不少異，區域且加廣焉。嘗恨博施濟眾之說，聖人以為至難，則將與天地終此缺陷乎？今不圖於美、德諸邦遇之，雖西國亦斷無終古不衰弱之理，而中西互為消長，如挹如注。彼所取者，即我所與；我所增者，亦即彼所損；我不自盛強，斯彼亦終無衰弱之理。則洋務之當講不當講，豈待徘徊而計決哉？ 來語「倭未嘗蓄內犯之志」云云，嗣同以為足下此言，視所云曉中外情事者，毋乃相去太遠。倭之蓄謀，當在二十年前，儲峙錢粟，繕治甲兵，久為外人側目。合肥知為中國之大患，曾言於朝，沈文肅亦言之，薛叔耘又言之，而丁雨生中丞言尤激切。外此中西智士，談東事者，指不勝屈，足下豈不知之？而故為輕敵之論者，殆猶以中國真可以一戰也。夫戰必有所以，曹劌猶能言之，今則民從耶？神福耶？忠之屬耶？去年主戰之輩，不揆所以可戰之人心風俗，與能戰之餉與械，又不籌戰勝何以善後，戰敗何以結局，瞢然僥倖於一勝。偶有一二深識之士出而阻之，即嗤為怯懦，甚則詆為漢奸。雖然，此無勢之能審，猶有義之可執也。則亘日窮天，孤行其志，勝敗存亡，或可不論。及至形見勢絀。有百敗，無一勝，所失膏壤方數千里。沿海八九省同時稱警，顧此失彼，日不暇給。守則無此恆河沙數之兵，棄又資敵。而海軍煨燼，漭漭大洋，悉為敵有。彼進而我不能拒，彼退而我不能追，彼他攻而我不能救，彼寄碇而我不能蹙。彼有優遊自得以逸待勞之勢，方且意於東而東宜，意於西而西宜，擇肥而噬，伺瑕而蹈，顧盼自雄，意氣橫出。我則望洋坐嘆，不知所措。當海軍之未亡也，言者欲直搗長崎、橫濱，為圍魏救趙之計，不知我之海軍且失事于海口，其能得志於外洋乎？一泛滄溟，即暈眩嘔噦，不能行立。竊恐東南西北之莫辨，將舉踵而卻行，適幽、燕而南其趾，能識長崎、橫濱之何在乎？然海軍之不可用，猶曰中國所短也。中國所長，莫如陸軍，而奉天敗，高麗敗，山東敗，澎湖又敗；旗軍敗，淮軍敗，豫軍、東軍、各省雜募就地召募之軍無不敗，即威名赫耀之湘軍亦敗，且較諸軍尤為大敗。將領相顧推諉而莫前，鄉農至以從軍為戒，聞與倭戰，即縮朒不應募，或已募而中道逃亡。雖將領不得其人，然亦有善調度能苦戰者矣，亡死數萬人，亦不為少義勇之士矣，而卒至此者，則陸軍之于海軍又未必相懸殊也。至若餉械之亡失，大小炮以千計，炮彈以萬計，槍以十萬計，槍彈以百萬計，其他刀矛帳棚鍋碗衣服之屬，尤瑣細不足計。亡失之銀錢與工料以千萬計，統中國所耗之戰守鎮防，月餉加餉，轉運一切，又以千萬計。司農告匱，外庫搜括靡遺，下而勸捐勒捐，房捐商捐，加稅加厘，息借洋款，息借民財，名目雜出，剔脂鑽髓。且陝、甘、雲、貴之協餉，以及廉若俸與凡應支之款，概支吾而不發。卷天下所有，曾不能供前敵之一敗，而添購軍械之款尚無所從出。於是赤手空拳，坐以待斃。向之主戰者，乃始目瞪舌撟，神喪膽落，不敢出一語，偶蒙顧問，惟頓首流涕，相持嚎哭而已。而和之勢遂不至搖尾乞憐哀鳴緩死不止。嗣同以為孟浪主戰之臣，以人家國為僥倖，事敗則置之不理，而逍遙事外，其罪猶加敗將一等矣。而日本則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鼙鼓經年，其陣亡之真日本人才六百餘而已，餉械更有得無失。足下以為中國可戰乎？不可戰乎？ 前見陳長鏃上書，言與西人戰不當用槍炮，當一切棄置，而用己之氣。□□□同守此義，而持變氣之說，曰專精誠。然觀其文采則美甚，書法則佳甚，中國之名士大抵如此矣。夫洋槍洋炮之利，在西人猶其餘事，然亦萬無徒手可御之理，殆誤於孟子制梃之說耶？然孟子明明提出秦、楚二字，何嘗謂可撻英、俄、法、德諸國之堅甲利兵乎？即以炮論之，最大之克虜伯阿模士莊能擊五六十里，而開花可洞鐵尺許者可使萬人同死於一炮。雖斷無萬人駢肩累足以待炮之理，而其力量所及，要不可不知。由是以推，彼不過發數萬炮，而我四百兆之黃種可以無噍類，猶謂氣與精誠足以敵之乎？況彼之法度政令，工藝器用，有十倍精於此者，初不必盡用蠻攻蠻打，自可從容以取我乎？今倭已得險要，已得命脈，已具席捲囊括之勢。有可幸者，或各國牽制，恐礙商務，不即盡其所欲為耳。悲夫！會見中國所謂道德文章，學問經濟，聖賢名士，一齊化為洋奴而已矣。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而猶妄援「攘夷」之說，妄援「距楊、墨」之說，妄援「用夷變夏」之說，妄援「不貴異物賤用物」之說，妄援「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之說。如死已至眉睫，猶曰：「我初無病，凡謂我病而進藥者，皆異端也。」大愚不靈，豈復有加於此者耶？ 且足下抑知天下之大患有不在戰者乎？西人雖以商戰為國，然所以為戰者，即所以為商。以商為戰，足以滅人之國於無形，其計至巧而至毒。今之策士動曰「防海」。不知曲折逶迤三四萬里，如何防法。既無鐵路使調度靈便，即應有海軍，可南可北，首尾相應。練一軍而固數省之防，使數萬裏海面不致盡為敵有，如圍棋所稱活著，今又亡失於非人，將從何處防起耶？於是有為練民團漁團之說者，此以張疑兵助聲勢可耳，若責令當大敵，匪惟不情，抑近兒戲矣。有為棄海口海岸專守內地內江之說者，此殆以為西人止能水戰，亦不識夷情之至矣。西人尤善陸戰，有正有奇，能謀能勇。苟得我之海口海岸，所謂狧糠及米，而內地內江又化為海口海岸之形矣，然則又將棄之耶？故無鐵路，無海軍，直是無防法。且彼又不必真與我戰也，率數艘鐵甲，今日北洋，明日南洋，後日閩、廣，乍離乍合，倏去倏來，止游弋而不接仗。彼所費無幾，而我必傾天下之財力以為防，防密即退，偶疏又進，一夕數驚，乘間抵隙，不一年而我無有不疲極內亂者。此亟肄多方之故智，楚之所以滅亡也。今倭人專定數地，明目張胆，與我接仗，猶其老實易與處。若夫西人則更不須亟肄多方也。歲取中國八千萬，視國家歲入猶贏一千萬，且無國家之費用，是商務一端已遠勝於作中國之木那克。迨至膏血竭盡，四百兆之人民，僵仆流離，自不能逃其掌握。今欲閉關絕市，既終天地無此一日，則不能不奮興商務，即以其人之矛，轉刺其人之盾，豈一戰能了者乎？向令戰勝日本，於中國全局初無裨益，轉恐因以驕貪，而人心之疵癘永遠於深痛。故敗者未必非幸，和者尤當務之為急，但不當如此和耳。 更思足下輕敵之意，殆猶以為彼夷狄耳。此天下士大夫之通病，有斷斷不可不改者。語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後可以輕人。今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於夷狄，何嘗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並列於夷狄猶不可得，遑言變夷耶？即如萬國公法，為西人仁至義盡之書，亦即《公羊春秋》之律。惜中國自己求亡，為外洋所不齒，曾不足列於公法，非法不足恃也。歐洲百里之國甚多，如瑞士國國勢甚盛，眾國公同保護，永為兵戈不到之國，享太平之福六百年矣。三代之盛，何以加此？尤奇者，摩奈哥止三里之國，歲入可萬餘元，居然列於盟會，非公法之力能如是乎？中國不自變法，以求列於公法，使外人代為變之，則養生送死之利權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黃種之民胥為白種之奴役，即胥化為日本之蝦夷，美利堅之紅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此數者，皆由不自振作，迨他人入室，悉驅之海隅及窮谷寒瘠之區，任其凍餓。黑奴生計日蹙，止堪為奴。紅皮土番，初亦不下千百萬，今則種類頓少至十數倍。蝦夷則澌滅殆盡。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奈何一不知懼乎？無怪西人謂中國不虛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學，不恥不若人，至目為不痛不癢頑鈍無恥之國。自軍興後，其譏評中國尤不堪入耳。偶晤西人之曉華語者，輒故作哀憐慰勉之詞來相戲嬲，令人愧怍，無地自容。 而今日又有一種議論，謂聖賢不當計利害。此為自己一身言之，或萬無可如何，為一往自靖之計，則可云爾。若關四百兆生靈之身家性命，壯於趾而直情徑遂，不屑少計利害，是視天下如華山桃林之牛馬，聽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開闢以來，無此忍心之聖賢。即聖人言季氏憂在蕭牆之內，何嘗不動之以利害乎？孟子一不可敵八之說，小固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又何嘗不計利害？雖滕文公之艱窘，不過告以強為善以聽天，若使孟子不計利害，便當告滕文公興兵伐齊、楚矣。堯、舜相授受，猶以四海困窮，與十六字並傳，而阜財之歌不忘於游宴，是小民之一利一害，無日不往來於聖賢寢興寤寐之中。若今之所謂士，則誠不計利害矣。養民不如農，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賈，而又不一講求維持挽救農工商賈之道，而安坐飽食以高談虛空無證之文與道。夫坐而論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騖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學而上達，今之士止貪上達，不勤下學，是人人過孔子矣。及至生民塗炭，萬眾水火，奪殘生於虎口，招餘魂於刀俎，則智不足以研幾，勇不足以任事，惟抱無益之憤激，而嘵嘵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過發憤自經已耳，於天下大局，何補於毫毛！其平日虛度光陰，益可知矣。 英教士李提摩太者，著中國失地失人失財之論，其略曰：「西北邊地，為俄國陸續侵占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而知之者百無一人也。中國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養民之政計之，每歲死生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無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無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財之政計之，每歲五口之家，可共生利一鋌，然中國日貧一日也。此失財也，而知之者竟無其人也。」審是，則中國尚得謂之有士乎？嗣同深有痛於此，常耿耿不能下臍。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巨痛深，乃始屏棄一切，專精緻思。當饋而忘食，既寢而復興，繞室彷徨，未知所出。既憂性分中之民物，復念災患來於切膚。雖躁心久定，而幽懷轉結。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遠征之故籍，近訪之深識之士。不敢專己而非人，不敢諱短而疾長，不敢徇一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捨己從人，取於人以為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積，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而必變法始能復古，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於所謂算學格致，益不敢不盡心焉。 於是上書歐陽瓣姜師，請於本縣興創算學，其指曰：「士生今日，亦止有隱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隱尤當有所以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以續衡陽王子之緒脈，使孔、孟、程、朱之傳不墜於地，惟夫子與劉夫子、塗夫子自當任之。而諸門弟子亦宜分任其責：或如仲子之治賦，或如冉子之通算術能理財，或如端木子之通算術經商務，或如樊子之研究農務，或如公西子之足備使才，或如宰我子之專習語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學，或如顓孫子之訂儀注，或如言子之詳節文。陶淑既久，必將有治學合一，高據德行之科，兼為邦南面之才與器，如顏子仲弓其人者。師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變，視衡陽王子所處，不無少異，則學必征諸實事，以期可起行而無窒礙。若徒著書立說，搬弄昌平闕里之大門面，而不可施行於今，則何貴有此學耶？聞曾發變法之論，伏望先小試於一縣，邀集紳士講明今日之時勢與救敗之道，設立算學格致館，招集聰穎子弟肄業其中。此日之銜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上之可以輔翼明廷，次之亦足供河西、吳越之用。即令付諸衡陽王子之《噩夢》，而萬無可為之時，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責。縱然春蠶到死，猶復搗麝成塵。諺曰：『巧婦不能作無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後作炊，亦不得謂之巧婦矣。然則畏難而就簡因陋，一慚之不忍而累及終身，事急又橫蠻言戰，曾不恤情理之安，亦安得謂通天地人之為儒，推十合一之為士，包羅萬有，本末兼該，體用具備之學乎？夫彼之橫蠻言戰及為閉關絕市之說者，其不計利害也，是勸五十里之國之滕文公伐齊、楚也。」書到，以商於塗大圍師，俱蒙嘉納，遂有興算學社之舉。唐紱丞諸君復得請於學政，將縣中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而劉淞芙又別聯一小社，稽古振今，士風一奮。嗣此倡扶正學，丕振宗邦，尤為足下是賴，而乃懾於講洋務之名，隨眾以詆，如諸來語，甚非所願聞也。 竊意足下天姿開敏，行且猛悟，今特為囂談所奪耳。歷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徹洋務，皆由親身閱歷而得。左文襄晚達，故沈觀最久。其請造輪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於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無。」所至輒興創機器，信知所先務矣。沈文肅疏論船政，自謂「臣則一無知而已矣，其悔恨為何如耶」！彭剛直號為不喜洋務，然築沿江炮台，何嘗不用西法，又何嘗不請造兵輪。其序鄭陶齋《盛世危言》，至謂「孔、孟復生，不能不變法而治」，是于洋務獨能深入其蘊。黎蓴齋兵備為諸生時，上書言事，深薄洋務。及使東章奏，迥然如出兩人。郭筠仙侍郎歸自泰西，擬西國於唐虞三代之盛，幾為士論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揚之太過，後身使四國，始嘆斯言不誣。夫閱歷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護前，不自諱過，復何難寤之有？即嗣同少時，何嘗不隨波逐流，彈抵西學，與友人爭辯，常至失歡。久之漸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狀吾過。而或不更相遇，或遂墓上草宿，哀我無知，負此良友，故尤願足下引為鑑戒焉。十年之前，作《治言》一篇，所言尚多隔膜，未衷於理，今並呈覽，亦可考驗其識見之增益。昔嘗以日新相期，足下未遽領悟，或者其失即在此乎？若嗣同則自今益當求新，決不敢自囿於所陳，足下不斥其妄，尤有更精之策，並為足下傾箱倒篋而出之。 一曰籌變法之費。除賣地以供國家巨用外，餘議院學堂鄉塾之所需，莫如毀天下寺觀廟宇諸不在祀典之列者。即在祀典，亦宜嚴立限制，節其侈費，以供正用。則各府州縣，皆能就地籌財，無俟他顧。今之寺觀廟宇，多而且侈，使悉廢之，不惟財無虛擲，人無游手，而其雲構崇閣，亦可為議院學堂諸公所之用。至民間每年所省香燭紙爆等費，尤為不可勝計。黃佩豹兩至西藏及諸番部，金銀之富，無與倫比。佛寺大小以萬計，寺產可千萬金者，隨在有之。佛像屋頂，悉以赤金鑄成。餘黃白之屬，或熔為山，或窖於地。民俗愚而勤苦，歲有贏資，輒以獻諸佛寺，堆積至厚，而不知取用。設若強鄰內侵，梟雄竊據，其為藉寇兵齏盜糧，害有不堪設想者。誰秉國鈞，願思冶容慢藏之訓，亟有以收之，而中國自此富無與京矣。 一曰利變法之用。機器之興，僅賴煤炭火油以司運動，則耗多而勢必竭。西國有收地熱日熱以行輪船，及用電氣以行鐵車者。然地日之熱其力甚微，電氣資本所費不給，則莫如就四川之火井、各省之溫泉以設機器，更助以地熱或日熱，是可以省火力矣。就各山之瀑布飛泉，安措輪軸，使摩激而生電氣，因而傳引至需用之處，是可以節物力矣。然而西人諸機器之力猶有限量，欲求大至無限量之力，又莫如海潮。據天學家言，海潮與日月相吸之力，能令地球暫離其軌道，所以積久必有歲差。今任其自消自長，而不思所以用之，則亦徒負大力，而無裨於人事矣。可就沿海潮頭極大之地，遍立極大之機廠，以取受其力。距海遠者，則用電線傳力之法，而力無不達。由是巨靈遜其開山，共工慚其陷地，助力之廣，殆於不可思議。 一曰嚴變法之衛。夫甲船槍炮，日出新奇，久之必更有一物焉駕乎其上，而他具皆廢。塗大圍師深痛戰具酷烈，嘗曰：「不識氣學電學能御槍炮否？」夫御之則不能，而有加酷之法，不啻御之而尤甚。西人嘗欲以電氣施於槍炮之中，各國聚謀，尚無精詣。惟英人瑪格森者，曾造靈巧小炮，每分鍾時能放子六百出，宜車亦宜舟，兼有吸水櫃，能減炮之熱度，使久用不息，固已絕倫超群矣。而成此炮後，復精治電學，創為電氣飛船，無論風之順逆，皆可飛行無阻，進退升沉，轉旋如意，但尚不能速耳。此與氣球同為行軍絕技，即薛叔耘副都所謂雲軍雲戰者也。今幸西人尚未極精，使中國從而精之，則可無敵於天下。蓋各種槍炮俱不利仰擊，田雞炮雖較勝，亦不能及遠。而電船氣球行度，常在三十里內外，即降至十里或數里，亦無有能傷之者。是翱翔所至，山海失其阻深，槍炮都成廢物矣。且重物下墜之率，於相距之平方，有反比例，漸次增速，即漸次增重，愈速則愈重。一斤之物，墜之於至高，及其至也，可陡增千萬倍之重。故人乘電船氣球，並不必用槍炮，第取開花炸彈，或實心巨彈而下墜之，即已無堅不摧。而西人又有用大凸透光鏡，取日中之火以焚敵者。鏡方八尺，即可熔化生鐵於三十里之外，是尤宜參用其法，則凡鐵甲船水雷旱雷各式炮台地營與城郭之屬，皆為無用矣。然則氣學電學所能御者，豈第槍炮而已哉。惟此策慘無人理，尤須防人之以此加我，宜專設一學，孜孜製造，庶幾力爭先著。若又讓西人之我先，中國直几上肉耳。 一曰求變法之才。前言變學校變科舉，是求才矣，而創辦之始，尤貴有人焉以肩其任。莫如即責成各府州縣之紳首，有能倡議廢寺觀，或集股開礦，或置辦機器，與以一藝一事名者，與興利諸事，即加服命寵異，令入議院充議員。由官佽助之、保護之，使成其事。有梗議者，籍其名不令出仕，並不准干預地方事。有一府一縣皆頑梗不受化者，即將所屬停止科舉，以坐辱之。賞罰明，斯人材奮，無可疑也。然以中國民風之良懦為五大洲之所無，故治國之易，莫易於治中國。他日治成，亦必為五洲之所無。患上之不行耳，何患民弗從哉？ 嗣同拭目隆平，逾於饑渴，見諸公變法之奏，不禁躍如。所言儻皆踳駁，望足下別思一可行之策，勿談空理，勿尚浮文，並條舉而件系之，庶乎吾儒之實學。若徒摘一字一句之未安而遽爾見攻，雖墨翟環帶之守，將不能任。惟高明圖察是幸。 甲午秋七月，譚嗣同謹上 ○治言 （此嗣同最少作，於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縷悉，妄率胸臆，務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虛㤭之論。今知悔矣，附此所以旌吾過，亦冀談者比而觀之，引為戒焉。） 以十二萬年為一元，天始局於句稽比偶，而人力無所用其挽救；以八十一州共一海，地始劃於方鞲廣輪，而人事無以善其變通。於是天地之神化，束手帖耳，一聽於萬物之相積，而漸以推移。夫且頹然日即於窳，此亦以私意覘覷於一隅者，不恤情理之安之過也。乃若自其已然之跡，紀其固然之可紀而數計之，而條分之，則天凡四千年而三其變，地凡九萬里而三其區。 唐虞以前，吾不得而知也。夏後氏興，出天下於洪水猛獸，俾東西南朔，海隅蒼生，田田宅宅，而一登於大順，固已洒然其非舊矣。雖其創製顯庸，要皆黃帝、堯、舜井田封建之制，而州肇以九，山列以四，食鮮而艱，傳賢而子。其他車服、禮器、百官、宗廟、樂律、政刑、正朔、徽號，罔不括五帝之終，而啟三王之肇。故天於是成，地於是平，遂足以當一變。夏以後治亂損益不一，其大經大法，閱商周未之有改，是曰道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於秦而一變。盡取先王之法度弁髦而敝屣之，以趨後世一切苟簡之治。郡縣封建，阡陌井田，禮樂而會計，詩書而獄吏，其疾求而捷給，亦足以取快於一時，而鉗舉世別味辨聲被色之倫，以無能自遁於其外。迨乎萬物疲極而思戢，則且息肩於雜霸黃老，世主時相之稍有條理者，而見為一治。故秦以後，治亂損益不一，其大經大法，閱漢、晉、隋、唐、宋、元、明未之有改，是曰法道之世。由是二千年，至於今而一變。開闢之所未通，琛贐之所未供，鞮譯之所未重，尉侯之所未逢，星辰寒暑之異其墟，而舟車人力之窮其途；東掘若木之所根，西竭虞淵之所淪，南北二極，若管以鑰而絡以繩。其間排虛跖實，根著浮流之貫午而紛賾，莫不蜎飛蠕動，跂行脊運，錯蹄交內於上國，而薨薨乎，而蒸蒸乎，而醾醾乎，群起以與之抗。上國一再不勝，且俯首折氣，日出其下而未有已。降一統而列邦，降朝請而盟會，降信義而貨幣，降仕宦而駔儈，而上國固已朒矣，而生民固已朒矣。此三王之所逆億而不能，而漢、晉以下所色然驚其未聞者也。是曰市道之世。此天之三變也。 赤道以北，適居三百六十經度之中，西至於流沙，東南至於海，北不盡興安嶺，八荒風雨之所和會，聖賢帝王之所爰宅，而經緯、風教、禮俗於以敦，而三綱五常於以備也。是足以待為一區，曰華夏之國。而東朝鮮，西回、藏，洎越南、緬甸之遺民，猶嫠面內向，潛震先王之聲靈，以服教而畏神者，咸隸焉。由是而東起日本以北，迤俄羅斯而西，折而南，而土耳其，而西印度，西北逾地中海，而布路亞，而西班牙，而德、法、英諸國。又西逾海而北亞美利加，其壤地不同，同於法治，其風俗不同，同於藝術。其稟於天而章於用，為人所以生，而國所以立，而上下之所以相援系，視華夏則偏而不全，略而不詳。視禽獸則偏而固，為全之偏，略而固，為詳之略。是足以為一區，曰夷狄之國。而北之瑞典群島，南之荷蘭島，咸隸焉。由是而南起阿非利加，西至南亞美利加，又西至澳大利亞，則有皆榛莽未辟之國也，又皆出夷狄下。是宜自為一區，曰禽獸之國。而近南極之群島咸隸焉。立乎華夏而言，自東而北而西，或左或右或後，三方環以拱者，皆夷狄也。其南空闊泱漭，而落落以餚列於前者，皆禽獸也。此地之三區也。 夫以天之所變，而市不蘄乎法，法不蘄乎道而天窮。地之所區，而夷狄率禽獸以憑陵乎華夏而地亂，不先不後，薈萃盤結於一朝。斯固天地自旦之宵，生民自長徂消，方將休息乎歸墟，以待別起而為更始矣。雖然，又豈惟天地之主宰是、綱維是哉？治不自治也，則亦亂不自亂也。人為之，質文遞禪，勢所必變也。夏、商之忠質，固已伏周之文；周之文，固已伏後世之文勝而質不存。周以降，皆敝於文勝質不存，今其加厲者也。審乎此而挽救而變通者可知，抑審乎此而夷狄之加乎華夏者皆可知。何以明其然耶？夷狄之加乎華夏，夷狄之由忠而質，且向乎文，而適當乎華夏之文勝質不存也。夷狄之生人生物，晚於華夏不知幾千萬年之期。其草創簡略，亦尚與古之噩相近，而人心之朴，於以不漓。故夷狄之富，不足以我虛；夷狄之強，不足以我孤；夷狄之憤盈而暴興，不足以我徂；夷狄之陰狡而亟肆，不足以我圖。惟其出一令而舉國奉之若神明，立一法而舉國循之若準繩，君與民而相聯若項領，名與實而相副若形影，先王之言治，曰道一而風同。道非道而固一，風非風而固同，斯其忠質之效，而崛起強立，足以一振者矣。 世之言夷狄者，謂其教出於墨，故兼利而非斗，好學而博不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節用故析秋毫之利，尚鬼故崇地獄之說。戛戛日造於新，而毀古之禮樂。其俗工巧善制器，制器不離乎規矩。景教之十字架，矩也，墨道也，運之則規也。故其數皆出於圓，而圓卒無不歸於方。割圓者，割方以使圓也。三角者，方之角也。故其教出於墨，乃今則不惟是也。出於墨，自其朔而言之也。其出而為治，不惟是也。其出而為治，罰必而賞信，刻核而寡恩，暴斂而橫征，苛法而斷刑，君臣以形名相責，而父子不相親，奮厲桓撥以空其國於佳兵。是昔之夷狄，墨家之夷狄也；今之夷狄，法家之夷狄也。墨家之學出於夏，忠也；法家之學出於商，質也，而又繼之以靡麗。故曰：由忠而質，且向乎文也。且向乎文，則亦且向乎文勝而質不存。文勝而質不存，則其衰也。孽不必自天隕，禍不必自地出，物產不必其不供，鹽鐵之大利不必其或絀，而世降則俗澆，俗澆，則人自為心而民解裂，則令不行而上下相厄。上下相厄，則所舉皆廢而國以不國，雖欲如華夏之質不存而猶可以存者，又烏可得耶？何者？其文固非文也。故其敝亦且一敝而終敝。文非文，則質亦非質，忠亦非忠，皆其似焉者也。何以似？反之極也。天下惟相反至於極，其歸也必相似；相似至於極，亦適得其相反。循環而運，一左一右，相反也，而卒於相遇；繞地球而行，一東一西，相反也，而卒於相遇。此猶即一物而論也。朱似紫而一正一間，碔砆似玉而一貴一賤。騶牙似虎豹而一以暴一以仁，鹵沙似食鹽而一以養人一以殺人。相反莫如水火，而相濟以為利；相反莫如刑賞，而皆為忠厚之至。故文、周之以聖者，操、莽之以奸；伊、霍之以權者，齊、梁之主以相殘。《詩》、《禮》非以發冢，而發冢者習之；仁義非以竊國，而竊國者並竊之。異端之惑人心，何嘗不自記於聖賢；利口之覆邦家，何嘗不自詭於忠言。觀乎龍門之鑿，然後知大巧若拙也；觀乎昆陽之戰，然後知大勇若怯也。是故其所以為似也，即其所以為反也。知其反則華夏之以自治者，固自有道矣。 今夫士之自號於人曰：「治天下，治天下。」非不龐然以大而囂然以繁，而括其言之指歸，亦不出於三端。曰：「吾中國帝王之土，豈容溷以腥膻？士師猾夏之刑具在，而司馬九伐之未可終淹。為生民以與封狼沴羆爭此土也，固將一鼓而殲旃。」是作而進也，是戰之說也。曰：「一戰不勝，吾將不支，毋亦務乎息民而講信以柔之？是有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是斂而退也。是和之說也。曰：「我加乎彼而我則尪，我無以加乎彼而彼日益張，見可戰而姑戰焉，見可和而姑和焉，不為牛後，亦終不為戎首。且吾身所不及見者，吾又遑致吾之辨？」是不進不退而亦進亦退也，是守之說也。夫戰，吾不知何恃以戰。夫和，則今之患方浸淫而無已。是後之說宜若近矣，乃誤人家國而階至今為梗之厲者，亦恆此之由。幸災之不及己，而雍容以養奸；貪天之或我祐，而首鼠於兩端。庸醫不殺人，能致人不生不死之間；庸臣不亡國，能致國於不存不亡以不安。坐失歲月於寬閒，而餉後之人以艱。雖有善者，不已難乎？ 故夫戰，不可不夙講也。以戰之具，若測算，若製造，亦志士所有事，而詆之者拘也。不獲己而和，以紆吾力焉。以和之具，若立約，若交聘，亦當官所宜慎，而待之者愚也。要之華夏之以自治者，則皆不在乎此。華夏之於夷狄，夫既有相反之形矣。夷狄且以文敝者，華夏固可反之於忠。忠者，中心而盡乎己也。以言乎彼己之己，則華夏之自治為盡己。先王之典孔彰也，祖宗之澤方長也，舉而措之，人存政不亡也。說者固曰：「儒者博而寡要，迂而寡效。」乃其所謂儒，非儒也，故庸，庸得以冒焉。反天下擾攘者一於禮，而後風俗敦，風俗敦而法乃可均。日馳鶩於外侮，而荒其本圖，是謂舍己之田而人於耘。以言乎人己之己，則出治者先自治為盡己。我見以為獨，放之則方州部家；我見以為微，延之則甲冑干戈。威福所以飾喜怒，喜怒不中而威福替；黜陟所以行好惡，好惡不審而黜陟盩。故王道始於耕桑，君子慎於袺，苟徒恃乎科條，又何懵於內外也！或曰：「忠則忠矣，然以厲薄俗，何異進途人而講姻亞？以馭強胡，何異救焚溺而用《陔夏》？非不言之寒谷可黍，吾恐行之石田無稼也。」曰：是豈易於俗人言哉！其理則可謂云爾。性有秉彝，故三代之治不易民；道有污隆，故未定之天能勝人。事不求可，功不求成。君子之立本以趨時，居易以俟命，固已異於策士之縱橫。創業垂統，求為可繼，強為善者人，而成功者天。誠可期乎必濟，孟子不以告滕文矣。且期乎必濟，彼之為戰為和為守之說者，能必濟耶？抑不能漫以云云也。無可必而姑期之，將非自欺而欺人者乎？夫君子則何能治天下哉？能不自欺而已矣。又何敢言治天下哉？言不自欺而已矣。聞之吾師蔚廬先生曰：「子噲以子之亡，不得謂堯、舜不當行揖讓；李密以無恆戮，不得謂湯武不當用征誅；新莽敗於井田，不得刪《尚書》之《禹貢》；王安石禍於青苗，不得毀文公之官禮。天下事，知其一，不知其二，固未有不罔於從違者也。」 且世之自命通人而大惑不解者，見外洋舟車之利，火器之精，劌心皞目，震悼失圖，謂今之天下，雖孔子不治。噫！是何言歟？自開闢以來，事會之變，日新月異，不可紀極。子張問十世，而孔子答以百世可知，豈為是鑿空之論，以疑罔後學哉？今之中國，猶昔之中國也；今之夷狄之情，猶昔之夷狄之情也。立中國之道，得夷狄之情，而駕馭柔服之，方因事會以為變通，而道之不可變者，雖百世而如操左券。若使夏禹受禪，而帝啟即有崖山之沉；周武興師，而尚父即膺黃巢之戮。則可雲鄒魯之不靈，《六經》之有毒矣。而要之決無慮此，則誠能不自欺者也。夫不自欺，忠也；救文勝之敝，而質賴以存也。夫不自欺，自知知人，明而致知之徵也。夫不自欺，又意之所由誠也。夫言治至於意誠，治乃可以不言矣。夫聖人固曰：「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