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 · 第十講 上海的建鎮、得名年代和海陸變遷

1991年8月28日，譚其驤先生在寓所書房 本講由三部分組成：《上海得名和建鎮的年代問題》，原載1962年6月21日《文匯報》；《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開發過程》，原載《考古》1973年第1期；《〈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開發過程〉後記》，原載《上海地方史資料（一）》（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2年12月內部發行）。三文均收入《長水集》下冊。本次選編綜合了第一篇全文、第二篇的海陸變遷部分和第三篇的大部分，標題新擬。 一、建鎮年代 舊籍所載上海建鎮年代，除極籠統的「宋時」說外，共有三說，即嘉靖《上海縣誌》等的宋末說，《滬城備考》、嘉慶《上海縣誌》等的熙寧七年說和《大清一統志》的紹興中說。熙寧、紹興二說儘管明確指出了年號甚或某年，卻絕不可信，證據是： 1．成書於熙寧之後元豐年間的《元豐九域志》，縣下例載屬鎮，而秀州華亭縣下只載青龍一鎮，可見其時上海確未設鎮。 2．成書於紹興之後紹熙年間的《雲間（即華亭）志》，卷上專立鎮戍一目，所載還是只有青龍一鎮，可見其時上海仍未設鎮。 宋末說雖嫌籠統，倒應該是可信的。因為弘治《上海志》在卷五《儒學》下，提到咸淳中已有「監鎮」董楷，已稱作為「諸生肄習所」的古修堂為「鎮學」，又在卷七《惠政》下稱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鎮」，可見宋末咸淳年間上海確已建鎮。 可是根據弘治《上海志》的記載，我們只能推定上海建鎮於董楷到上海上任那一年即咸淳三年（見卷五董楷《受福亭記》）之前，並不能確定在此前究竟哪一年。黃葦同志根據卷四《廟貌》「文昌祠，宋咸淳中邑士唐時措立」，和下引元人屠性所撰《文昌祠記略》「上海始為鎮時，東有文昌祠」這兩條記載，說是上海設鎮在宋咸淳年間或咸淳年間以後，決不會在咸淳年間以前，「因為上海開始設鎮時，其東面已有文昌祠，而文昌祠又是邑士唐時措在宋咸淳中建立的」，並從而得出了上海設鎮於咸淳元年或二年的結論，那是誤解了《文昌祠記略》的文義。《記略》在「東有文昌祠」下接著說，「鎮既升縣，遂改為學宮」，它的原義只是說：上海在從前作為鎮的時候，鎮署的東面有一個文昌祠，等到鎮既升縣，就把文昌祠改作縣的學宮。這句話只說明了縣學的前身就是上海鎮時代的文昌祠，並沒有明確交代先建鎮還是先有文昌祠，因而我們也就不能據此便斷定設鎮時東面已有文昌祠，並由於文昌祠建立於咸淳中，便認為建鎮不可能在咸淳以前。 所以就目前我們所掌握的史料而言，我們還只能籠統地說上海建鎮於宋末，上限是《雲間志》書成之年即紹熙四年（1193），下限是董楷任監鎮之年即咸淳三年（1267）。黃葦同志的咸淳元、二年說的論據雖不能成立，但他所提出的具體年代距實際建鎮年代當不會太遠。 洪銘聲同志主熙寧七年說，他的有力論據是《宋會要輯稿·酒麴雜錄》中一條記載。可是這條記載只提到熙寧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務中有上海一務而已，並沒有說其時上海已經建鎮。宋制凡設有監當官掌茶鹽酒稅的所在稱場或務，凡人煙繁盛處設有監官掌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的稱鎮（參《宋史·職官志》鎮寨官、監當官，《文獻通考·職官志》鎮戍關市官），設酒務跟建鎮是兩回事；所以《宋會要》這條記載，只能說明熙寧十年前已有上海務，不能證實其時已有上海鎮。洪銘聲同志認為嘉慶《上海縣誌》明確而肯定地說熙寧七年建鎮，決不能無中生有。看來無中生有大致不會，前人跟今人一樣，誤以上海設酒務與上海建鎮混為一談，倒是很可能的。 嘉慶《上海縣誌》這一條記載，在「熙寧七年」之下，系以四事：1．「改秀州為平江軍」；2．「緣通海，海艘輻輳，即於華亭海設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3．「為上海鎮」；4．「上海之名始此」。除上海建鎮不在此年外，末了一點也是錯的，等下文講上海得名時再講，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第一、二兩點是否可靠。 宋制州分四等：節度、防禦、團練、軍事。只有節度州才有軍額。秀州在北宋一代始終是軍事州，不可能有軍額。何況平江軍是蘇州的軍額，蘇、秀二州壤地相接，秀州怎麼可能也叫起平江軍來（參《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宋史·地理志》）？第一點完全錯誤。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四》中有《市舶司》一章，詳細記載了從北宋開國到南宋嘉定以前有關市舶的建置沿革，不僅提到了所有設置市舶司的地點，連設有市舶司所領市舶務的地點也都提到了，但全篇絕未提到上海二字。可見在上海設置市舶司只可能在嘉定以後的宋末，不可能在北宋的熙寧年間。第二點也不確。 嘉慶《上海縣誌》的記載是如此的不可靠，我們怎能因為它措辭明確而肯定，就輕易置信？ 舊時代修地方志的人多數是鄉曲陋儒，學識極為有限，既不懂得處理史料的方法，也不懂得前代典章制度，原始資料一經他們編纂，往往會造成許多錯誤；所以我們採用地方志記載考訂史事，必須善於鑑別，十分審慎。但這樣當然不等於說我們可以忽視地方志的史料價值。方誌里一般都輯錄了許多不見於其他載籍的前人作品，這是最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就是出於纂修人之手的方誌本文，極大部分畢竟還是有所依據的，儘管跟原始資料可能已有些出入。正因為如此，研究歷史而不注意搜集地方志資料，顯然也會犯錯誤。關於宋代曾在上海設置市舶一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日本藤田豐八著《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一書，他只看到了明末曹學佺《名勝志》里有「宋即其地，立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曰上海鎮」這麼一句，而此事不見於宋代官書《宋會要》，也不見於正史中的《宋史》，因而他就認為《名勝志》這句話出於明人傳說，不足置信，實際上海在宋代並未設置過市舶官。我想藤田氏要是仔細翻檢一下上海的地方志，便不會得出這一錯誤的結論。原來《名勝志》之說當本於方誌，而方誌中有此說，卻是有確鑿可信的史料依據的，並非出於悠謬的傳說。弘治《上海志》卷五《堂宇》載有宋人董楷在咸淳五年所作兩篇文章，一篇叫《古修堂記》，篇中提到了「前分司繆君相之」，一篇叫《受福亭記》，篇首就說「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載」，這豈不是無可置疑地證實了宋末咸淳年間上海確已設有市舶官？《宋會要》只修到寧宗朝為止，元人所修《宋史》以實錄為據，而《宋實錄》亦惟寧宗以前有完書，故《宋史》於理、度二朝事多闕略。所以在《宋會要》《宋史》里找不到關於在上海設置市舶機構的記載，這一點只能據以證明上海市舶置於熙寧說或紹興說之不可信，自不能連宋時說和宋末說也一概予以否定，認為終宋一代絕無其事。 鎮和市舶本來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機構。全國各地都設有鎮，是縣以下的一種地方行政機構。市舶則只設在為數不多的沿海州、縣或鎮，掌海上貿易；雖然有時不一定設有專職人員，可由地方官或轉運使、提刑兼任，但其職務本身則不屬於地方行政系統（參《宋史·職官志》提舉市舶司、《文獻通考》提舉市舶）。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建鎮和設置市舶應該是兩回事。不過上海的情況似乎比較特殊。上海鎮和上海市舶司都不見於咸淳以前記載，而咸淳初年任市舶分司的董楷又被稱為監鎮，據此看來，很可能上海在設置市舶之前並未建鎮，還是為了要設置市舶才建鎮的，因而監鎮之職即由市舶兼領，也就是說，這兩件事在上海實際上是一回事。這只是一種假定，究竟是否合於史實，當然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上海鎮於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升為縣；市舶則在此後六年即大德二年（1298）並歸慶元路（今浙江寧波市），見《元史·百官志》。 丘祖銘同志認為上海在宋代並未正式設鎮，理由是：唐承隋制設置鎮將，宋收鎮將之權歸於縣，舊鎮多所廢罷，「以不建鎮為原則」，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在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狀態中，更不可能「違背祖宗的前規，忽而把上海設立為鎮」。這倒是一種獨特的創見，可是歷史事實並不如此。宋代的鎮雖淵源於唐與五代，但性質迥不相同。唐與五代的鎮長官是武職人員的鎮將、鎮副，其任務是鎮捍防守；宋代的鎮長官是文職人員的監管，其任務是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或兼徵稅榷酤（參兩《唐書·百官志》、《宋會要輯稿·職官》卷四八）。宋初為了把舊時代軍政性質的鎮改變成為民政、財政性質的鎮，因而採取了收鎮將之權歸於縣、諸鎮多所罷廢的措施，這怎麼能就說宋以不建鎮為原則，為祖規呢？事實上有宋一代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各處增置的鎮很多，單是見於《宋會要輯稿·方域》之《市鎮》篇中不完全的記載，即數以百計，試問不建鎮的原則何在？祖規何在？ 丘祖銘同志又說：《大明一統志》說上海在「宋時商販積聚，曰上海市」，弘治《上海志》說「當宋時蕃商輻輳，乃以鎮名」，可見為鎮為市，「不過是人民群眾這樣稱呼罷了」，並沒有經過政府批准公布的手續。這可能是由於他沒有注意到弘治《上海志》里又有稱董楷為監鎮、稱古修堂為鎮學這兩條記載之故。 二、得名年代 黃葦、洪銘聲兩位同志都認為上海舊名華亭海，建鎮時才改名上海；換言之，即上海之得名與設鎮同時。這一看法的史料依據是明以來各種地方志和取材於地方志的《大明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和《大清一統志》等。這麼許多種舊籍對這一點的說法是一致的，黃、洪兩位因而就深信不疑。其實識別舊籍記載之是否可信，主要應依靠我們自己的分析研究，不能取決於記載之是否一致；舊籍關於這一點說法之所以一致，只是以訛傳訛而已，絕不可信。 為什麼不可信？華亭海不可能是一個聚落名，說古人會用華亭海三字作為華亭縣境內濱海許多聚落中某一聚落的專稱，尤其是不可思議的事，此其一。上海最初興起於上海浦岸上，聚落一經形成，即以浦名名聚落，那是很自然的事，說這一聚落初期不叫上海，一直要等到建鎮時才得名上海，也是不合於常情的怪事，此其二。 那麼舊籍中這一說法是無中生有的嗎？倒也不是。我在《再論關於上海地區的成陸年代》一文（原載1961年3月10日《文匯報》，收入《長水集》下冊，下文簡稱《再論成陸年代》）中已經指出：唐宋時確有所謂華亭海，但原意本泛指華亭縣的全部海面；後來的上海縣城所在地在未成陸以前也確是華亭海的一部分，但不能說舊華亭海就等於後來的上海縣。總之，華亭海是海名，不是聚落名。可見「華亭海」三字是有來歷的，華亭海跟上海也是有關係的，修地方志的人只是誤解了這種關係而已。 舊說的錯誤一經交代清楚，現在我們就可以正確地解答上海得名年代這一問題了，那就是：「上海」是上海這一聚落的原始名稱，換言之，即上海之得名與形成聚落同時；華亭海不是這―聚落的舊名，而是這一帶地方在未成陸以前的海面名。 但單是這樣從事理上推論也許還不足令人信服，好在洪銘聲同志已為我們在《宋會要輯稿·食貨十九·酒麴雜錄》中找到了一條明確可靠的史料： 秀州舊在城及青龍、……上海、……十七務，歲……貫； 熙寧十年，祖額…貫……文；買撲……貫……分。 上文已考定上海設鎮在宋末，而這條記載又告訴我們在北宋熙寧十年以前已經有了上海務，這不是有力地證實了上海在設鎮以前早就叫做上海了嗎？ 按宋代歷次纂修會要，第一次奏上於慶曆四年，記事截至慶曆三年止，書名《國朝會要》，第二次奏上於元豐四年，記事截至熙寧十年止，書名《元豐增修五朝會要》。今本《宋會要輯稿》，《商稅》《酒麴》兩篇各州下皆載有「舊」與熙寧十年兩種歲額，《鹽法篇》則只載一種稅額，末雲「以上國朝會要」。可見《商稅》《酒麴》二篇當錄自《元豐增修五朝會要》，其中熙寧十年額系新額，而所謂「舊」，當系《國朝會要》中舊額，亦即慶曆三年（1043）以前的舊額。又《輯稿·食貨·酒麴雜錄》載天聖元年諸處酒務「以大中祥符元年至乾興元年內取一年課高者為額」，則《國朝會要》中的歲額，可能即天聖元年（1023）所定。這樣說來，上海設酒務應在天聖以前。從聚落的最初形成到發展得夠資格設置酒務，又當有一段不太短的過程，因此，上海聚落的最初形成亦即上海之得名，估計至遲當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第十世紀，下距宋末建鎮約三百年。 三、海陸變遷 上海市的大陸部分可分為四個成陸過程迥然不同的區域： 1．岡身地帶 遠古時代太湖原是一個海灣。其後長江南岸的沙嘴自西北逐漸向東南伸展，在到達杭州灣後，由於受強潮影響，折而向西南推進，終於和錢塘江口的沙嘴連成一氣，將太湖與大海隔開，沙嘴的外緣就成了江南地區第一條基本上連續的海岸線。其時沙嘴外側的海水遠較後世近岸處的海水為深而且清，因而生長著大量的介殼類動物，波浪頗為強烈。強烈的波浪將近海泥沙與介殼動物的殘骸堆積在沙嘴的邊緣，其堆積高程達到最高潮水位的高度。後人因其高出於附近的地面，故稱之為「岡身」（始見北宋郟亶《水利書》、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 松北岡身見范成大《吳郡志》、淳祐《玉峰志》、各太倉州志、嘉定縣誌；松南岡身見紹熙《雲間志》、各松江府志。松北五岡各書所載名稱不同。松南三岡曰沙岡、紫岡、竹岡，各志同。諸岡位置各書所載亦多出入，且不明確，茲據詳細地圖推定其東西二條大致方位，中間各條姑置不問。 岡身在松江（今吳淞江）故道以北並列著五條：第一條即最西一條相當於太倉、外岡、方泰一線，第五條即最東一條相當於婁塘、嘉定、馬陸、南翔一線，東西相距在太倉境內寬約八公里，東南向漸次收縮，至嘉定南境減為六公里；松江故道以南並列著三條，第一條相當於馬橋、鄔橋、胡橋、漕涇一線，第三條相當於諸翟、新市、柘林一線，寬度一般不過二公里，狹處僅一公里半，南端近海處擴展至四公里左右  。 1959年發現在岡身地帶上的馬橋古文化遺址，當時考古工作者對其年代所作的估計是「不會遲於兩千年前」。因此我在《成陸年代》（《關於上海地區的成陸年代》，原載《文匯報》1960年11月15日，收入《長水集》下冊）一文中說：過去有人認為岡身是一世紀時的海岸線，這個遺址的發現，證明了岡身的形成「不始於一世紀，至少應上推一二千年」，即距今三四千年。近年來的考古發現進一步證明岡身地帶的成陸，更應向上推一個時期。因為馬橋遺址共有四層：最上層是唐、宋時代的遺存；次為春秋、戰國時代的遺存；再下一層根據它的陶器形制和花紋，可以斷定屬於商、周文化遺址；所以最下層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當然要比三千年前左右的商、周時代更早。就其石器、陶器的形制而言，都屬於良渚文化型，而良渚文化的年代，一般說來，正該在距今四千多年前。遺址位於馬橋鎮東、俞塘村北，在松江故道以南三條岡身中西邊的一條，即沙岡和中間一條紫岡之間，則沙、紫二岡的形成，自應更在此遺址之前，估計不會遲於五六千年前。 原先我認為沙、紫二岡間的陸地形成於三四千年前，而四世紀時海岸線仍在東邊一條岡身即竹岡以外不遠處，所以我估計全部岡身地帶的成陸過程，即古海岸自西首一條岡身推移到離開最東一條岡身，約經歷了兩千多年。新的考古資料一方面既說明了沙、紫二岡間陸地的形成應上推約兩千年；另一方面，由於岡身以東絕無魏、晉以前的遺址，又證明了海岸線離開竹岡迅速東進，的確不會很早，約在四世紀以後一說仍可採用，但改為從四世紀開始更確切。依此推算，則此寬度不過一公里半至八公里的岡身地帶，其形成過程，竟長達約四千餘年之久。這是四區中成陸最慢的一區，平均約五百年以上乃至三千年才伸展一公里。 這幾千年中海岸伸展之所以如此之慢，那是由於古代長江流域森林茂密，植被良好，為地表徑流沖刷到長江大小支流中的泥沙本來就不多；這些泥沙的絕大部分又都在干支各流中、下游的湖泊與河床里停積了下來，能為江流攜帶到江口以外東海之濱的為數更少。在這幾千年里，岡身以外的泥沙沉積量有時與本地區的地體下沉量和所受海潮的侵蝕量略相平衡，海岸即在原有的岡身上停滯不前。有時沉積量超過了下沉量和受蝕量，海岸即稍稍在岡身外向前推進。等到再一次轉入沉積量與下沉量和受蝕量平衡時期，又開始形成一條新的岡身。 郟喬《水利書》：「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郟亶《水利書》：「古……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 又由於松江是古代太湖尾閭「三江」中最大一江，江口極為深闊  ，長江江流挾帶到江口南岸東海之濱的泥沙能夠越過松江口到達松南海濱的，較在松江口以北沉積下來的要少得多。所以有時在松江口以北已成長了新的岡外沙灘，在松江口以南卻還沒有，等到進入下一次沉積與下沉、受蝕平衡時期，松北便又有新岡身形成，松南則僅在原有的岡身上增加寬度而已。這就是在這幾千年內松江口南北形成的岡身條數多少不同，岡身地帶的寬度也不同之故。 岡身地帶系由江流海潮挾帶泥沙貝殼在自然條件下堆積而成，因而土質較粗，地勢在四區中最為高爽。古代人類為了避免遭遇水災，喜歡選擇高地居住，所以在這一狹長地帶上，發現了許多從新石器時代直到唐、宋時代的遺址和墓葬。 2．岡身以內 這一區在第一條岡身形成以前，本是西通太湖、東通大海的一大片淺海，東南兩面有一條長江的沙嘴，中間分布著一些沙洲和島嶼。有一部分沙嘴和沙洲平時已露出水面，但遇海潮盛漲時仍不免被淹。第一條岡身形成後，潮汐為岡身所阻，原來較高的沙嘴沙洲免除了被淹的威脅，不久就成為上海最早有人類居住的陸地。青浦縣崧澤遺址，應即其中的一個點。這個遺址的下層新石器時代遺存，經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距今在五千年以上。但本區大部分地區則都是在岡身形成以後才由淺海變而為潟湖進而葑淤成陸的。這一過程歷時並不很久。已發現的岡身以內新石器時代遺址達十餘處之多，分布地區甚廣，西至澱山湖、金山墳，北起福泉山、孔宅，南抵戚家墩，可見三四千年前，這一過程業已完成，只留下了一部分潟湖，因湖底較深，變成了淡水湖。 但現在本區內的淡水湖不一定就是古代潟湖的殘跡。即如澱山湖遺址既在澱山湖中，可見三四千年前這裡原已成陸。歷史時期太湖平原在緩慢下沉，今天的澱山湖，是在該地成陸以後又經歷了一二千年，由於地體下沉又變而成湖的。 本區是太湖平原的一部分，是全上海四區中地勢最低洼的一區。一般高程都在洪水位之下，農田皆賴人工修築圩堤保護。土質以湖積為主，顆粒較細。 3．岡身以外、里護塘以內 岡身以外的成陸年代要比岡身及岡身以內晚得多，這一點我在《成陸年代》中已著重指出。在近年出土文物分布圖上，所有新石器時代、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的遺址和墓葬，都分布在岡身以內或正在岡身地帶上，在岡身以外，最早的只有一處南朝墓葬，位於西去岡身約一里許的莘莊，1972年以後在下砂捍海塘一線以內還出土了南朝文物一處、唐代文物四處、唐代遺址一處，其餘全是距今不滿千年的宋以下墓葬，也顯示了這一點。可是我們決不能據此便認為自莘莊以東，全部地區都是在宋以後才成陸的。須知一地從出水成陸到有人類在此從事生產活動，並定居下來，是需要經歷一段相當時期的，這段時期可能長達數百年。我在《成陸年代》中推定唐開元初（八世紀初）所築舊瀚海塘（實際應築於唐以前）約在岡身以東約十公里；可能我所推定的具體位置不很正確，但相差不會太遠。又有在岡身以東約十五公里處的滬瀆重玄寺，和在岡身以東約十公里處至今猶見在的龍華寺，都創立於五代吳越時代，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可見岡身以東約二十公里，斷然應成陸於唐以前。南朝時期自莘莊以東這片土地可能雖已成陸而只是海濱未經墾闢的荒地，還沒有聚落，所以沒有任何文物遺留下來，到了唐、五代時期，既然已築有海塘寺院，豈能沒有村落廬墓？只是其遺址尚未被發現而已。 《成陸年代》中推定四世紀時的海岸線大致還停留在岡身地帶，即最東一條岡身以外不遠處，那時還不能說得更具體。現在根據莘莊發現南朝（420—589）墓葬，姑且在插圖上把四世紀時的松南海岸線就畫在莘莊、閔行、南橋一線，即橫瀝涇一線，當與實際情況不至於相差很遠。 已發現的宋墓分布地域最東直抵寶山的月浦、川沙高橋東北的老寶山和南匯縣治的惠南鎮（編者註：川沙、南匯今均併入上海市浦東新區）。老寶山、月浦二墓都有墓志銘，前者葬於南宋開禧年（十三世紀初），後者葬於南宋寶祐年間（十三世紀中）。惠南一墓確年無考，但墓中有龍泉窯瓷片，足見其時代也不可能早於南宋。這三個墓葬所在地的成陸年代當然應在這些墓葬之前。在現在地圖上，月浦、老寶山距海甚近，惠南距海較遠，但其成陸年代則應該是月浦在前，老寶山次之，惠南最近。 做過野外調查工作的一位同志曾向我談起，月浦、江灣一線存在著斷續的沙帶，北蔡、周浦、下砂一線存在著比較連續的沙帶。我以為這是同一時代形成的一條沙帶，也就是弘治《上海志》中所提到的「下砂捍海塘」故址所在。我在《再論成陸年代》一文里估計這條海塘築於五代或北宋初期。今按：吳越錢氏統治兩浙時，比較注意農田水利。在防禦海潮內侵方面，杭州附近錢塘江口的石塘就是那時修築的，當然很可能在這東海之濱開元舊瀚海塘之外沿當時的海岸側近也築上一條新海塘。所以這條下砂捍海塘應以斷作築於吳越時代即十世紀前期為妥。海塘所在一線的成陸當然在築塘之前，但不會前很久，因為那時候的海岸伸展速度是很快的。可姑且假定為十世紀初，上距八世紀初興築舊瀚海塘約二百年，陸地向外伸展了約十公里。這正好符合於我在《成陸年代》中所作出的唐、宋間海岸平均約二十年即漲出一公里的推斷。 《太平寰宇記》：秀州「東至大海二百一十里」，華亭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秀州州治即今浙江嘉興縣城，華亭縣治即今松江縣城，則其時海岸在今松江城東九十里，正該在下砂、周浦一線。《寰宇記》雖成書於十世紀後期宋太平興國年間，其所採集的資料則一般都是早一個時期的。秀州的四至八到和領縣距州里數，所據很可能就是後晉天福三年（938）吳越初置秀州時的調查記錄。 老寶山在月浦、下砂一線之東約七公里半，按當時平均伸展率計算，其成陸約當在十一世紀中葉，正可與我在《成陸年代》中所推定的成書於十一世紀七十年代的郟亶《水利書》中松江南岸海岸線連成一線。 《宋史·河渠志七》：乾道八年，秀州守臣丘崈言：「興築（華亭）捍海塘堰，今已畢工，地理闊遠，全借人力固護……」丘崈所築有塘有堰，堰在通海諸河道上，距海較遠，塘則一般皆迫近海岸，華亭東南二面皆瀕海，東海岸已遠在下砂捍海塘之外，故曰「地理闊遠」。嘉慶《松江府志》載明人曹印儒《海塘考》：「海塘之制，本為捍禦咸潮，以便耕稼。唐開元初名捍海塘，起杭之鹽官，迄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宋乾道中、元至正初皆修焉；起嘉定老鸛嘴以南，抵海寧之澉浦以西……」講到開元捍海塘是追溯府境海塘之始，起老鸛嘴抵澉浦的海塘才是當時見在的海塘，即今里護塘，曹氏認為即乾道、至正所修。 惠南鎮又在十一世紀中葉海岸線之東約六公里。鎮東的里護塘（即內捍海塘、大護塘、老護塘），始建於南宋乾道八年（1172）  。所以惠南以及同在里護塘一線上的川沙縣城、大團和奉城等地，其成陸約當在十二世紀七十年代稍前。 從四世紀到十二世紀，約九百年間，海岸線從岡身側近推向里護塘一線，共達三十餘公里。這是上海四區中成陸速度最快的一區，比岡身地帶要快上幾十倍乃至幾百倍。 這一區成陸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原因在於自公元一世紀以後，中原歷次的兵燹，促使黃河流域的人口一批批地大量移殖長江流域。隨著長江流域人類生產活動範圍的日益擴大，植被遭受破壞，江口外的泥沙沉積量日益增漲。沉積物先將近岸處水下三角洲填高，約自五世紀以後，即有大片沙灘陸續露出水面。但初出水的灘地在伏秋大潮汛時仍難免被淹沒。歷代在海灘前緣所修築的堤塘，使堤內灘地在未堆積到最高潮位的高度時就脫離了江海的浸灌與沖積，因此一般高程稍低於不假人工堆成的岡身地帶。海塘的修築同時又迫使此後長江挾帶來的泥沙全部堆積在海塘以外，人為地加快了陸地擴展的速度。 4．里護塘以外 從十二世紀七十年代初創築里護塘，至今正好又是八百年。在這八百年內，長江所挾帶到江口的泥沙量當然不會比前八百年少。但由於長江主泓經常由南泓道入海，泥沙主要沉積在北岸或江心，大大地擴展了江北岸南通以東的平原和江中的崇明等沙島，沉積到南岸來的比較少，因此本區陸地的伸漲雖比岡身地帶快得多，但比里護塘以內要慢得多。現今的海岸距里護塘在川沙城東僅六七公里，在南匯城東僅約十公里，最遠處自大團鎮東南至南匯嘴也不過十六七公里，平均速度不及前八百年的四分之一。 人工築堤也助長了本區成陸的速度。由於近代江南的人口極為稠密，與海爭地的需要更為迫切，八百年內，在此寬僅幾公里至十幾公里的新漲土地上，逐步向外增築了至少四條海塘（欽公塘、老圩塘、陳公塘、新圩塘，見民國《川沙縣誌》），因此地面高程又稍低於里護塘以內。脫離海水浸灌未久，土質含鹽量較高。 約在近四五百年內，長江大溜自太倉至川沙高橋港口附近緊迫南岸，流勢甚急，這一帶江岸受到嚴重刷汕，不僅沒有漲出，反而有所坍進。高橋港以南，流勢漸緩，泥沙開始沉積，陸地稍有增漲，越往南流勢越緩，沉積量越大，故南匯嘴一帶伸展最快。又有一部分泥沙在越過南匯嘴後，為杭州灣強潮推向西南，以致在奉賢縣的里護塘以外，海岸也在向外伸展。 5．陸地坍沒 前面已經提到近幾百年來上海大陸的東北邊緣地帶有陸地坍沒現象，這一現象只要打開大比例尺的地圖一看就可以發現。吳淞口左右三十餘公里的海塘全都緊迫海岸（即江岸），這當然絕不是築塘時的原狀，而是築塘以後塘外灘地坍入江海的結果。寶山縣城陡入大江中，附近一段海塘是石塘，要是沒有這段石塘，縣城當早已淪入江中。據《寶山縣誌》，則城外明代舊塘約在明末清初坍沒入海，塘址逐步內移，去舊塘已數里而遙。清乾隆五年（1740）為保障縣城的安全，乃於縣城附近土塘內加築石塘一段。今土塘已坍沒，僅賴石塘護衛。 今寶山縣城（位於今上海市寶山區）即明代吳淞所城，而這個吳淞所城是嘉靖十六年（1537）所築的吳淞所新城。洪武十九年（1386）創築的吳淞所舊城，在新城東北一里，距當時的海岸三里。可見此處明初海岸應在今岸之外二公里余。 自宋至明屢見記載的著名大鎮黃姚場（黃窯鎮），明季或清初淪于海，故址在今月浦鎮東北三公里張家宅後海塘外。當立場建鎮之初，當然不可能緊靠海岸，其時海岸當又在此外若干里。 吳淞口以東，明以前的海塘起點地名老鸛嘴，在今海塘起點草庵渡之北。至清代老鸛嘴全部坍沒，據說共坍進數十里。 明永樂十年（1412），在今高橋鎮東北老寶山城稍西築土山高三十丈，晝則舉煙，夜則明火，以為海運往來表識，山成，命名寶山。初築山時距海三十里，其後山外平陸逐漸淪沒，至萬曆十年（1582）海潮大溢，山及山麓的寶山舊城為洪濤沖沒殆盡，僅留余址（清康熙中建寶山新城於萬曆舊址西北二里，即今老寶山城）。今海塘距寶山故址不足一公里。 弘治《上海志》卷五堰閘節海堤條引喬維翰《記略》：「邊海舊有積沙，亘數百里，近歲漂沒殆盡，無所障蔽。盛秋水澇，挾以颶風，為患特甚……」此文作於成化癸巳（1473），可見海岸被刷坍現象十五世紀中葉已開始。 以上敘高橋港以北海岸內坍情況，除黃姚場故址見《月浦里志》外，其餘皆見光緒《寶山縣誌》；高橋港以南，見民國《川沙縣誌》。 上海大陸東北部近幾百年來有坍沒現象是很明顯的，問題是這種現象開始於什麼時候，開始以前原來的海岸線在哪裡？這還有待於進一步尋究。證以上述幾個事例，則至遲在明代後期即十六世紀初葉當已開始  ，過去有人認為始於十八世紀中葉，是不確切的。內坍現象是從西北逐漸擴向東南的，清末以來，高橋港以南的九團地帶也已有所坍進。 圖10-1 上海大陸部分海陸變遷示意圖 在東北部邊緣地帶坍沒入海以前，大陸南部邊緣的陸沉現象，更為嚴重。 古代的杭州灣北岸應在今岸之南，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兩個很好的實證：一是1963年發掘的金山戚家墩從新石器時代直到秦漢的遺址在現今海塘外沙灘上，漲潮時被淹沒，考古工作者要等到落潮時遺址露出水面才能進行工作。二是最近又在奉賢柘林城南的海邊鹽場上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遺物。 在這一帶為人所熟知的是金山和金山城由陸淪海。 金山一名大金山，在今金山嘴東南七公里海中；又有小金山，在大金山西北約二公里。地方志上都講到了古代金山本在陸上，山北麓有一個金山城；後世金山城及其附近平陸淪沒于海，大小金山遂孤懸海中（各松江府志、金山衛志、金山縣誌）。可是都沒有講清楚金山在陸上可以上溯到什麼時代，又在什麼時代開始脫離大陸。 1958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金山山腰上發現了約三千年前的印紋陶陶片（見黃宣佩《考古發現與上海成陸年代》，《文匯報》1962年2月18日），這就證明了約三千年前，金山是在陸上的，要是那時也像今天那樣是一個孤懸海中的山島的話，人類就不可能在此聚居。 《太平寰宇記》：蘇州「東南至海岸釗山四百五里」。按，金山城相傳為周康王東遊時所築，南接金山，因以為名（始見紹熙《雲間志》）。周康王是不可能跑到這裡來築城的，核以《寰宇記》這條記載，這一傳說應該是由於金山本名釗山，遂將山麓的金山城附會為周康王所築，因為周康王名釗。又按，自五代後晉時吳越分蘇州為秀州後，蘇州轄境東南不至海，《寰宇記》這條資料，顯系采自分州以前的記載，大致可以反映唐代中後期的情況。由此可見，金山在唐代正在海岸上。 又據宋常棠《澉水志》，金山西南四十餘里浙江境內的王盤山，南宋淳祐中曾發現古井，井磚上刻有文字，從刻辭中可知其地系東晉時屯兵處。海中孤島不可能屯兵，足見東晉時王盤山亦在陸上。王盤既在陸上，據地勢推斷，其時金山附近的海岸當更在山之南與東各若干里。晉後海岸逐漸北移，不知何時王盤入海，至唐代金山遂迫臨海澨。 金山城應創建於六世紀初，即梁天監中所置前京縣城，考見《再論成陸年代》。舊說除周康王築一說外，又有吳越錢氏時築一說（《讀史方輿紀要》、《清一統志》、嘉慶《松江府志》）。後說宜可信，五代時前京城當廢圮已久，錢氏乃重築以為海上戍守處，改名金山城。 北宋時金山仍在陸上，其證有二：1.據《雲間志》，金山山頂的慈濟院建於元豐間（1078—1085），若其時山已脫離大陸，不可能在孤島上建院。2.《雲間志》又雲，寒穴泉出金山頂，以甘冽著稱。志又載有北宋時唐詢、王安石、梅聖俞等人所詠寒穴泉詩及《寒穴泉銘並序》，都沒有說到此泉在海中孤島上。 金山城一帶陸地坍沒入海，金山之與大陸隔絕，當在南宋初年，十二世紀中葉。故成書於紹熙年間（1190—1194）的《雲間志》，其寒穴泉、慈濟院、金山忠烈昭應廟三條，都說在「海中金山」上。至於金山、金山城二條不言在海中或已淪沒入海，當系錄自舊圖經，未及根據新情況予以註明。慈濟院系「元豐間釋惠安造，紹興元年請額」，則紹興之初（1131），金山應猶在陸上，山北陸地之淪沒當在紹興初年之後。 據明、清地方志，金山衛城南一帶的海塘在元代凡內移三次；元以後、明成化以前續有坍進；成化以後，衛城附近趨於穩定，自金山嘴以東，自東而西，先有柘林城南的蔡廟港堡，後有漕涇鎮南的胡家港堡，相繼在清雍正以前坍沒；雍正以後二百多年來基本上穩定。 歷史時期海岸線推展速度快慢的原因，一方面是長江所挾帶到江口泥沙量的多少和長江主泓道的南北擺動，但另一種因素也在起相當重要的作用。氣候的變化影響到海面的升降：海面升使海岸停止前進甚或後退；海面降使大面積海塗出水成陸，岸線迅速向外推進。下面根據竺可楨先生和張丕遠同志對我國近五六千年來氣候變遷所作的研究成果（《竺可楨文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第二章，張丕遠《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用以推闡氣候變遷與上海海岸推進遲速的關係。 從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時期起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時代和西周初年，氣候都要比現在溫暖潮濕許多，黃河流域如此，長江流域也是如此。上海地區的青浦崧澤和金山亭林兩處新石器時代的孢粉分析，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估計其時年平均氣溫要高出現代2℃—3℃。前十世紀以後約有一兩個世紀氣候轉冷，進入春秋以後經戰國、秦至西漢武帝時即前一世紀這六七百年內，又是一個溫暖時期。直到東漢前期即公元一世紀時才轉趨寒冷。總之，從前五六千年到前兩千年是一個歷時幾千年之久的長期溫暖氣候時期，中間只間隔了一兩次世紀性的寒冷時期。這正和上海地區海岸長期停留在岡身一帶的時間相當，可見這幾千年內海岸之所以伸展得極為緩慢，氣候溫暖導致海面高升應該是原因之一，其重要性可能還有過於其時長江輸入東海的泥沙量不多這一原因。 自公元一世紀起氣候轉趨寒冷，至四世紀時達到頂點，估計年平均氣溫低於現在2℃—4℃。這時海岸應由於海面下降而迅速外展，這和我們原先推定海岸在四世紀時大致還停留在岡身外不遠處，從五世紀起即迅速向外擴展是基本符合的。現在考慮到這個因素，則原先的推斷應提前約一個世紀，即海岸離開岡身附近迅速外展應始於四世紀時。 五、六世紀即南朝時期的氣溫仍比現在低，所以從四世紀後在短短約三百年時間內，海岸線已推展到了遠離岡身約二十公里那麼遠。七世紀中葉以後和八、九兩個世紀即唐代自高宗以後氣候又轉暖，所以在這兩百多年內，海岸似乎又停止推進或推進得很慢，下砂捍海塘一線的海岸約形成於唐季，西去嚴橋遺址僅一公里許。 十世紀下半葉到十一二世紀又是寒冷時期，所以海岸線從下砂捍海塘一線迅速伸展到了里護塘一線，在不過二百年的時間內推進了約十四五公里。 十三世紀初氣候轉暖，十四世紀後又轉冷，延續五六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都比現在冷，進入二十世紀才轉暖。自1172年興築里護塘至今八百年中有五六百年是寒冷時代，但里護塘以外擴展的陸地並不很多，那就不是氣候在起作用了，而應該是由於長江主泓道南移，新漲出來的海灘不斷受到刷汕之故。 實際上海岸的推移是由多種因素交錯起作用決定的。這些因素時而此強彼弱，時而此弱彼強，以致海岸非但不會長時期按同一速度向外伸展，並且有時根本停止不動，有時前進，有時後退，進退又時而快，時而慢，所以不論是幾千年也好，幾百年也好，甚至幾十年也好，都不可能有什麼定向移動、平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