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 · 第四講 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
1990年11月12日，譚其驤先生在「慶祝譚其驤八十壽辰暨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周年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發言
本講上篇是作者於1990年11月12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慶祝譚其驤八十壽辰暨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周年國際中國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稿，由葛劍雄執筆，曾以《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為題在《復旦學報》《文匯報》《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刊發表。下篇僅寫成第一部分，因作者突發重病以至逝世，未能續寫。原載《歷史地理》第10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收入《長水集續編》。
一、上篇 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學的兩大分支，同樣，歷史地理學也包括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兩大部分。
建國以後將近三十年，人文地理遭受冷落，大致和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一樣，長期廢而不講。我們歷史地理學也受其影響，只注重歷史自然地理，忽視歷史人文地理，除了歷代的疆域政區不能不講外，對人文地理的其他方面，絕少有人肯花力氣去鑽研。但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其實頗有益於國家的經濟文化建設，所以西方國家一貫很重視。我國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也在積極重建這門學科。最近幾年地理學界的人文地理隊伍已日益壯大，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歷史地理學方面，也相應把部分的力量轉移到了歷史經濟、人口、城市、文化等歷史人文地理領域。但是總的說來，歷史人文地理的發展還是很遲緩的，還遠遠不足以闡明我們這個歷史悠久、廣土眾民國家的歷史時期人文地理的發展過程。這就必然會影響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健全創立和發展，因為當代的人文地理現象都植根於歷史時期的人文地理現象，不了解歷史人文地理，也就講不清楚當代人文地理。所以，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不僅對歷史地理說來十分必要，對整個地理學界說也具有重大意義。我在八十年代幾次學術會議上既提出過歷史地理工作者應重視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見，也曾做過兩次有關歷史人文地理的報告，但目前的情況還不能令人滿意，因此我想利用這次會議的機會，對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談一些看法。
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各個方面的豐富文化，這是我們民族的寶貴遺產，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的祖先對人文地理現象的記錄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書於兩千多年前的《禹貢》。而在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和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卷末所載的「域分」「風俗」中，對戰國至西漢各地人民的生產、生活情況，農商工礦各業的盛衰和風尚習俗的差別，都有極其生動具體的敘述。既寫出了區域的特點，又指出了區域之間的聯繫和影響；既指出了形成各區經濟文化差異的環境因素，也闡述了各區的差異各有其歷史淵源。從中人們不僅可以發現很多記載當時人文地理現象的珍貴資料，而且完全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近兩千年前的學者在人文地理區域的劃分、區域特徵、人地關係等方面的觀察和研究，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應該承認，由於地理學在我國古代一直沒有形成一門獨立的學問，它的分支人文地理學自然更不可能得到系統的發展。像《漢書·地理志》中這樣完備的全國區域地理總論，在以後的正史地理志中大多數根本沒有，只有《南齊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和《宋史·地理志》稍有類似的記載。但是，漢以後正史地理志忽視人文地理方面的記述，不等於漢以後的人文地理情況就無可蹤跡了。任何歷史時期，都有或多或少足以說明其時人文地理現象的文獻傳世，只是古人沒有作出概括性的敘述，那就必須有待於我們花大力氣從大量散在各種文獻中的有關資料搜集整理出來，才能予以利用。
例如，《宋史·地理志》的分路論風俗太簡略，難以充分顯示當時各地的經濟文化概貌。可是，《輿地紀勝》和《方輿勝覽》這兩部地理總志所搜集的詩文里，卻保留著大量足以闡明南宋時代各府州從生產生活到社會習俗的資料。《明史·地理志》雖然根本不談風俗，可是明代論及各地經濟人文情況的著作相當豐富：丘濬的《大學衍義補》和章璜的《圖書編》都有這方面的資料，謝肇淛的《五雜組》的地部是頗為出色的論著，清初顧炎武所編纂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李培所輯集的《灰畫集》，都搜羅了許多可貴的原始資料和頗有見地的學者論述。
明代地理著作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萬曆王士性所撰《廣志繹》一書，雖然篇幅不大，卻是一部突出的高質量的著作。其中人文地理部分，尤為精緻多彩。作者根據他一生的親身經歷和敏銳的觀察，對明朝全國十五省中的十四省（只缺他沒有到過的福建一省）的經濟、文化地理的各個方面，都作出了極為精到的分析與記述。所以我在1985年冬，在桂林召開的全國徐霞客學術討論會上曾作過一個報告，指出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學方面的成就，比之於在他以後約四十年的徐霞客對自然地理的貢獻，至少是在伯仲之間，甚至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本來在明末清初百年之內，王士性其人、《廣志繹》其書是很受時人重視的，馮夢龍、曹溶、顧炎武都備極推崇。但此後三百年竟然再沒有人提起。這是由於乾嘉考據學興起後，講地理的專講建置沿革，從而《四庫提要》僅將此書列入存目，並且作出了「其體全類說部，未可據為考據也」那樣極為輕蔑的評價，以致此後以輿地之學名家的學人，絕無一人再重視此書。這是一種絕不合理的偏見。「五四」以後地理學界又流行重自然輕人文的風氣，所以徐霞客受到丁文江以來廣大地理學者的尊崇，卻誰也不知道有王士性《廣志繹》其人其書。現在我們既然要建立中國的人文地理學，那就必須充分重視這方面的前人遺產。所以我認為呼籲地理學界對這部書予以重視，是完全必要的。
自然地理現象，特別是在不受到或很少受到人類活動影響的條件下，其複雜程度及變化發展的速度完全取決於自然本身。但一個地區的人文地理現象的存在與否、複雜程度及發展變化的速度除了同樣受到自然條件的制約以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類的活動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因此，像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國家曾經存在過的人文地理現象，是絕大多數其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例如我們可以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想的地理分布和差異，可以研究唐代詩人、學者、藝術家的地理分布，但在一千年前還處於文明初期的國家，或者在當時的疆域相當狹小的國家，這樣的課題不是根本沒有研究對象，就是毫無實際意義。所以，我們可以把歷史人文地理比喻為我國的一座富礦，等待著我們去開挖。在很長的時期內，我們不必到外國去尋找礦源。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們面臨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
與自然地理現象相比，人文地理現象的變化和發展一般要迅速得多。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數千年間，氣候、水文、地形、地貌、植被等地理要素也在不斷變化，有的甚至已經發生了相當巨大的變化，如一些河流、湖泊已完全消失，黃河下游已經改道了很多次。但總的說來變化是非常緩慢的，尤其是一些基本狀況並沒有顯著的不同，已經發生的變化大多還有蹤跡可尋。但這幾千年間的人文地理現象就大不相同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民族等各個方面，無論是以全國為範圍的總的狀況，還是以各個地區為單位的區域狀況，幾乎找不到基本不變的方面。拿《史記》《漢書》中的記載與今天的實際相比，大概很難找到多少相似的情況了。即使就中國最穩定的農業生產而言，土地利用、作物品種、生產工具、耕作制度、產品加工等方面的地域分布與差異也不斷改變，更不用說一些發展變化迅速的現象了。
與自然地理現象不同之處還在於，以往的人文地理現象大多已無法通過實地考察和其他技術手段來發現，而只能依靠文獻資料的記載。這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因為中國悠久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獻記載，給我們提供了進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基本條件。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傳世的文獻資料中存在著大量不科學、不準確、不真實的內容，尤其是缺少準確的數量記錄。但是在剔除了這些錯誤成分之後，畢竟還可以獲得比較可靠的原始資料，為我們提供了其他途徑無法替代的基礎。以歷史人口地理的研究為例，法國的成績是舉世公認的，而法國學者的主要資料就是過去二三百年間的直接、間接的人口調查記錄。中國人口調查的歷史比法國長得多，資料也豐富得多。即使不考慮官方的戶口資料，只要我們對現存的家譜進行一番全面、科學的研究，至少對十四世紀以來的人口地理的研究就有了可靠的資料和數據基礎，要達到和超過法國目前的研究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年來，隨著現代化的研究設備和方法的引進，一些學者認為文獻資料的重要性已經降低了，甚至已經是可有可無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是不利於學術進步的。傳統的文獻資料研究方法當然有很大的局限，在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中尤其不應該墨守成規。但是新的研究手段也不是萬能的，同樣離不開基本的資料和數據。實際上，新的研究手段不但沒有降低文獻資料的重要性，而且對資料的準確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還是以歷史人口地理研究中利用家譜資料為例，傳統的抄寫摘錄、分類匯編、腦記手算不僅工程浩大，容易產生誤差，而且只能就事論事，很難找出普遍規律。如果我們在摸清基本情況的前提下，設計出一個隨機抽樣的方案，然後將有關的數據輸入電腦，計算過程就能很快完成；再運用一些成熟的、得到過驗證的模型或方法，就能得出比較可靠的、有一定代表性的結論。很明顯，影響結論正確性的主要因素，第一是輸入的數據是不是既準確又有代表性，第二是運用的模型或方法是不是可靠。要是沒有文獻資料，或者沒有嚴格、準確地運用文獻資料，就不會有準確而有代表性的數據輸入。而可靠的模型或方法也無一不是建立在大量可靠數據反覆計算試驗的基礎之上。所以我認為，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文獻資料優勢並沒有失去它的意義。在傳統方法與現代手段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的歷史人文地理學者大有用武之地，也大有希望。
另一方面，人文地理現象一般也有其延續性和繼承性。因此如果沒有對以往人文地理現象的理解，就不可能對現在的人文地理現象有足夠的認識。要研究當代的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要認識當前中國的國情，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要研究當代中國的政區地理，就一定要了解歷史政區地理。像縣這一級政區，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有相當一部分縣的名稱和治所，兩千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現在一級政區中的主體——省，也已有了七百多年的歷史；目前省級界線的基本格局在十四世紀晚期就已經形成了。如果不了解這些情況，就無法解釋目前省界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也就無法為未來的改革找到合理的方案。
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需要並可能研究的方面與門類極為廣泛。論人口則應推究各時代寬鄉與狹鄉的變化，各地區間的人口流動以及由此原因導致的增殖與減耗，還要注意各地區的民族構成和各民族的移動、擴散、分化與融合過程。論產業則要探索各地糧食生產和經濟作物的品種及產量高低，手工業和礦業的特色盛衰，作為商品的行銷範圍等，又要估算其獲利輕重對當地經濟榮枯的影響。論交通則要研尋各水陸線路的開闢、移動、興廢。論聚落城市的形成隆替，既要闡明各地區乃至全國的布局，又要指陳其工商業聯繫地區的範圍。論疆域政區的沿革，既要考究建置分並、轄境治所的或沿或革，也要闡明其所以然和對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響。論文化則要注意到各種文化現象的地理分布和地理差異。各個歷史時期都有不同於此前此後的經濟區域和文化區域，恰當地指出各區的地域及其特色，是論述這一時期人文地理的重要內容。經濟區域當然是由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形成的，而文化區域的形成因素則主要是語言、信仰、生活習慣、社會風氣的異同。全國和各大區域內的經濟重心和文化重心以及人物產地隨著時代的推移往往也有所變動。這些都是中國歷史文化地理亟待開拓的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
1982年以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組織下，我們有一批人正在編繪一部大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內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個方面。屬於人文地理方面的，有疆域政區、農牧業、手工業、礦業、城市分布和規制、民族分布和遷移、人口分布、宗教、文化事業、人才分布等圖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承擔了疆域政區、交通、人口、文化等組。我們將配合這些圖幅的編繪工作，將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陸續予以發表，希望能引起國內外同行們的興趣，從而也加入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隊伍中來。
作為人文地理主體的人類社會和人類活動比自然狀況要複雜得多，也具有更多的特徵，所以在研究中國歷史人文地理時很難找到普遍性的模式或方法。我們當然應該並且必須學習國外先進的研究方法，引進先進的研究手段，特別是在人文地理這樣一個起步很晚、目前又進展不大快的學科。但是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客體比外國要豐富得多，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中國所特有的，不可能從國外找到現成的模式。所以我們必須在學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開創中國自己的學科理論和方法。這固然給我們的學科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意味著這門學科具有更廣闊的前景，每個有志獻身於這門學科的學者都可以大有作為。
所以，儘管現在可能還為時過早，但我還是要大膽地預言：歷史人文地理將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中最有希望、最繁榮的分支。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
二、下篇 人口、政區、文化探討舉例
上面是泛論在我國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與必要性，並指出中國幾千年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是進行這方面研究的特具優勢，從而預測我們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作出舉世矚目的研究成果。下面想就人口、政區、文化三方面的各一部分，談一些個人一時想到的看法，希望能藉以引起同志們對這些問題以及有關問題的研究興趣。
（一）區域之間不同時代的人口比較
歷史人口地理當講可講的問題包括歷代各地區人口的多寡稀密、人口的遷移與民族的構成等。各個時代可講的地域範圍各不相同，一般只限於中原王朝的版圖，能夠兼及當時不屬於中原王朝的地區和時代的不多。各個中原王朝的版圖儘管大小不同，由於基本上都包括黃河、長江、珠江流域的中下游部分，所以進行大區域之間的不同時代的比較是可行的。
戶口數見歷代正史地理志及唐宋總志，百分比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下文凡用正史地理志數字者不另注。
1．試以秦嶺淮河一線劃分南北方進行對比，則西漢末元始二年（2）全境戶口的80%強在北方，20%弱在南方 。南方的疆域比北方大，故按密度計大致可以推定為北九南一之比。這是用人口數字說明了當時南方的農業生產開發程度遠遠落後於北方。《史記·貨殖列傳》：「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食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一段話是十分正確的描述。西漢後經王莽末至東漢初的戰亂，至永和五年（140）北方的戶數是全境總數的60%，南方為40%，南北之比差已較西漢時接近了許多。此後經東漢末黃巾起義、群雄割據和三國鼎峙之間的戰爭，至西晉統一之初（太康元年至三年，280—282），北南戶口之比又進一步接近為53%比47%。西晉末年以後，經五胡十六國長期戰亂，到南北朝初期，因南北雙方無同一時期的戶口數字，雙方的戶籍制度又不同，所以無法進行對比。估計初期可能有一段時期南方超過了北方，但自北朝推行均田制後，既有利於發展生產，也提高了戶籍登記的正確度，因此在隋滅陳南北統一後二十年的大業五年（609）的統計數字中，北方戶數又占到總數的76.5%，南方僅占23.5%。經隋末唐初的割據統一戰爭，百有餘年後至盛唐天寶元年（742），北戶猶居55%，口60%，南戶為45%，口40%。
此後中晚唐的安史之亂、藩鎮之亂、黃巢起義和唐末五代軍閥相互吞併之戰，戰禍多集中在北方，南方受害較輕，北方經常受到嚴重破壞，南方相對地生產有所發展，南北戶口的對比便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
宋太袓建隆元年（960）受周禪，得九十六萬七千戶，其後以次平荊南、湖南、後蜀、南漢、南唐，共得一百五十九萬九千戶。太宗初年漳泉、吳越相繼入朝獻地，又得七十萬二千戶，至太平興國四年（979）平北漢，得三萬五千戶，完成了較前朝而言較小範圍內（安南已脫離中國，自西南至東北唐代周邊部分州縣已為一些「蠻夷」和大理、吐蕃、西夏、契丹所占有）的統一。史乘所載南北各地域的戶數不是同一年代的，但相去總共不過二十年。即此可見其時南方共有二百三十萬戶以上，北方得之於周的戶數即使在太宗初已有所增長，也絕不會超過南方。何況宋得於周的共一百一十一州，並非全在淮水秦嶺以北，還包有屬於南方的淮南、山南約二十州之地。所以當十世紀七十年代宋完成統一時，南方人口無疑已大大超過北方。
《太平寰宇記》載有各府州戶數，約為宋太宗時980至989年的數字。其時河南、關西、河東、河北、隴右北五道共約有戶二百五十萬餘，劍南、江南、山南、淮南、嶺南五道共約有戶三百九十五萬餘，北南之比為三十九比六十一。經百有餘年至崇寧元年（1102），儘管北方的戶口增長比南方稍見優勢，北南戶數的比差接近為四十二比五十八，仍然不能恢復到唐天寶以前那樣北戶多於南戶。
請參考何炳棣著，葛劍雄譯《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附錄五《宋金時中國人口總數的估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北宋後的宋金南北對峙時期，雙方的疆界正是秦嶺淮水一線；金朝擁有北宋北界以外極為廣袤的一大片領土，其疆域總面積遠較北宋的北方為大。即便如此，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中的甲表44，將兩朝在同一年度或比較接近的年度的戶口列表予以對比，在1187年、1190年、1193—1195年、1193—1207年、1223—1234年五個對比數中，南宋的戶數都在一千二百三十萬戶以上，多至一千二百六十多萬，金的戶數都是六七百萬，多至九百多萬，顯示南戶比北戶大致仍在六十五比三十五和五十七比四十三之間。至於宋金兩方口數的對比，金口都比宋口為多，那是由於金的數字相當可靠，而宋的數字一戶只有二口左右，大大低於實際之故。所以比較宋金對峙時期的南北戶口差距，只能採用相當接近實際的戶數，口數只能置之不理 。
十三世紀北方金元之際的戰亂，又較稍後元滅宋之役劇烈得多。於是戶口的南多北少，發展到了歷史上的頂峰。見於《元史·地理志》的戶口數，北方為中書、遼陽、甘肅三省和陝西省的大部分，河南江北省的小部分，僅占12%弱，南方為江浙、江西、湖廣、四川四省和河南江北省的大部分、陝西省的小部分，占88%強；南北的比例大致相當於西漢末年的北南比例。
明代戶口數字洪武時比較可靠，嗣後冊籍多出於地方官循例編造，普遍脫離實際，以致承平185年後的萬曆六年戶數，反比洪武二十六年少三萬餘戶。隱漏現象南方比北方嚴重，故萬曆六年戶數的南北實際比差應有過於66∶34。
華北擁有極為遼闊、適宜於農墾的黃土高原和黃淮海平原，山地較少，而江淮以南多丘陵山地，平原較少，可耕地不多，元代這種南多北少相去懸殊的人口比例是戰亂造成的後果，與自然條件極不相稱。所以到了明代，這種比例漸次得到了調整。洪武二十六年（1393）北五省（北平、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和直隸的淮北部分共有二百四十五萬戶，約占總戶數的23%，南八省（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和直隸的淮南部分共有八百二十萬戶，約占總戶數的77%。萬曆六年（1578）北五省（北直隸即原北平）和南直隸（即原直隸）的淮北部分共有三百六十五萬戶，約占總戶數的34%，南九省（增置一貴州）和南直隸的淮南部分共有六百九十七萬戶，約占總戶數的66% 。
由於北方疆域比明朝大，故實際上南北比例應比萬曆時比例接近。
清代疆域雖比明代大得多，但初期新辟的邊區人口還很稀少，對南北人口的比例所產生的影響極微。嘉慶二十五年（1820）北方直隸、盛京、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新疆八統部加江蘇、安徽的淮北部分共有一億一千八百零七萬口，南方浙、贛、鄂、湘、川、閩、粵、桂、雲、貴十統部加蘇、皖的淮南部分共有二億三千三百三十四萬口，比例基本上仍然是34%與66% 。進入十九世紀後，東北、內蒙古、新疆都接受並繁殖了大量內地移民，南多北少的差距才進一步縮小。到了當前，據1988年發表的1987年統計數字，北十五省、市、自治區共有四億五千一百一十六萬六千口，南十四省（未計入台灣，廣東尚包括海南）共有六億一千九百二十六萬八千口，北南比例是42比58。
簡括地說，有人口統計數字約兩千年來，自西漢至唐前一千年是北多南少，自五代以來後一千年是南多北少。西漢之末南方的開發程度還遠遠落後於北方，北南之比達8+比2-，經千三百年北方多戰亂，南方漸開闢，至元代竟變成比西漢猶有過之的反比。此後逐漸得到扭轉，惟南多於北這個基本格局在可見的未來估計是不可能改變的。
2．試將東北、內蒙古、青、藏、新疆以外歷史上長期在中原王朝版圖內的「全國」分為七區：關內即近代所謂西北、關東河南、關東河北為北三區，長江上游即古梁州、長江中游即古荊州、長江下游即古揚州為中三區，五嶺以南為南區；請再粗略地看一下這七區在各個歷史時期所占全國人口比重的變動。按比重自大至小排列，則：
西漢河南區居首位，有戶約五百四十二萬，幾占總數的一半。河北區居第二位，約二百七十萬戶，是河南區的一半。關內區居第三位，約一百二十九萬戶，又為河北區的一半。長江上游第四位，約一百零二萬戶；下游第五位，約七十一萬戶；中游第六位，約五十八萬戶。嶺南區居末位，約七萬戶。
晉代河南仍居首位，有五十四萬戶；第二仍為河北，四十五萬戶；長江中游躍居第三位，三十五萬戶；下游升為第四位，三十三萬戶；上游第五位，三十一萬戶；關內下降為第六位，十六萬戶；嶺南仍居末位，六萬九千戶。
隋代河南區戶數為總戶數的36%，河北區為29%，關內區為11%，長江上游6.7%，下游6.5%，中游6.4%，嶺南3%；七區的先後次序同於西漢而比例較為接近。
唐代河北區上升為首位，有戶二百一十二萬；河南區退居第二位，有戶一百八十六萬；長江下游升為第三位，有戶一百四十九萬；上游為第四位，一百二十一萬戶；關內退居第五位，九十四萬戶；長江中游第六位，九十三萬戶；嶺南仍居末位，三十七萬戶。
從見於《宋會要·食貨》《宋史·地理志》所載宋初得自五代末諸政權的戶數中，可看出在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五代末宋初時期，長江下游區的南唐、吳越、漳泉共有戶一百三十五萬有餘（未計入在後周境內的淮南部分），顯然已躍居七區中的首位；長江上游的後蜀有戶五十三萬有餘，居第二位；長江中游的荊南、湖南，加以後周境內的山南部分，應共有三十三萬戶有餘，可能居第三位；後周領土除去淮南、山南部分約五分之一外，僅得七十七萬餘戶，約當黃河流域三區之地，則三區大約只能居第四、五、六位；仍以嶺南區即南漢領土居末位，十七萬戶。
《太平寰宇記》中諸府州軍監戶數：長江下游約有一百九十四萬戶，居七區中首位；河南居次，約一百二十三萬戶；長江上游居第三位，約一百一十九萬戶；河北第四位，約八十五萬戶；長江中游第五位，約四十三萬戶；關西第六，約三十七萬戶；嶺南仍居末位，約十三萬戶。
《宋史·地理志》崇寧時代戶數長江下游仍居首位，約七百零七萬七千戶，遠遠超出各區之上，並超過總數三分之一；河南居次，約二百一十五萬戶；長江中游居第三位，二百萬零五千戶；上游居第四位，一百九十九萬戶；河北居第五位，一百八十一萬戶；關內第六，一百四十五萬戶；嶺南仍居末位，八十一萬戶。
《元史·地理志》所載是四種不同年度的戶口數，相去達七十八年，且多殘缺；不宜作分區統計。但從這項數字還是可以大致看得出：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合計為一千一百三十三萬三千戶，除去江西省的廣東部分、湖廣省的廣西部分約一百萬戶外，長江中下游仍有一千零三十三萬戶，達全國總數74%以上，其中江浙一省即有六百三十二萬六千戶，達總數的45%強。長江上游的四川省不足十萬戶，關內的陝西、甘肅不過九萬戶，可見西部人口極度稀少。大河以北的中書省幅員極為遼闊，約當今河北、山西、山東、內蒙古四省區及北京、天津二市，只有一百三十五萬五千戶，約當江浙行省的四分之一。
萬曆戶口數與實際人口數相差甚大，各地的隱漏比例也不相同，如長江下游、上游的四川隱漏率可能比其他地區高。但目前尚無法推算出各區實際人口數，姑仍用當時戶口數分析分布之大勢，並不完全符合實際。
明萬曆初長江下游戶口占總數49.1%，河南19.26%，河北11.58%，嶺南7.86%，長江中游5.10%，關內3.71%，長江上游3.28%。較之前代，最突出的變化是嶺南從宋以前的第七位超升到第四位，長江中游反居其下；號稱天府之國的長江上游四川，卻淪而為末一位 （雲貴二省北半計入長江上游，南半計入嶺南）。關內和長江上游兩區合起來還抵不上嶺南一區，又見西部地區之衰耗，比元代強不了多少。
清嘉慶末人口長江下游仍居首位，一億一千七百六十四萬；河南第二，六千四百四十七萬；長江中游第三，四千五百二十五萬；河北第四，三千三百七十六萬；嶺南第五，三千二百五十七萬；長江上游第六，三千二百一十九萬；關內居末位，二千三百一十三萬。長江中上游即兩湖、四川都得到了較顯著的開發，關內即西北地區遂淪於末位。
一個半多世紀後的當代，1987年的人口統計數是長江下游二億九千七百五十九萬八千，河南一億七千八百二十七萬五千，嶺南一億三千九百八十九萬八千，長江上游一億三千四百九十五萬二千，河北一億一千九百零九萬九千，長江中游一億零八百四十萬六千，西北即關內五千一百九十一萬五千。嶺南從明清第四五位晉升到了第三位，長江上游從明清的第七、六位提升到了第四位，河北從第三、四位退居第五位，長江中游從第五、三位退居第六位，西北仍如清代之舊居末位。
自漢至今：長江下游從漢隋的第五位，唐代的第三位到宋以後便一直成為全國人口最多的地區；河南從漢隋的首位至唐宋退居第二，中經元代的大幅度衰退，明以後至今恢復到第二位；河北從漢隋的第二、三位中經唐代升為首位，宋元以後退居第四、五位；關內從漢隋的第三位至唐宋退為第五、六位，元以後遂成為人口最稀少的地區；長江上游從唐宋的第四位至元明清降為第六、七位，近今始復居第四位；長江中游從漢隋唐的第六位至宋代躍居第三位，明代又降為第五，清後又降為第六；嶺南從漢隋唐宋的末位，明清升為第四位，近今又升為第三位。概括言之，則最大的變化是長江下游和嶺南由落後臻於繁庶，西北即關內由相對繁庶趨於衰敝。這種變化是開發程度日漸接近於符合自然條件的結果。
據成書於元豐三年（1080）的《元豐九域志》，所載戶數姑作為見於上一年簿籍的數字，無口數。
3．在較短時期內對幾個較小地區進行比較，往往也頗能看出一些令人矚目的變化。例如：今江西省境在宋代（相噹噹時的江南西路和江南東路的饒、信二州，南康一軍）的戶口，遠比今浙江省境（相噹噹時的兩浙路減去蘇、潤、常三州）多。宋元豐二年（1079） 江西是一百七十五萬七千戶，浙江是一百四十一萬三千戶；崇寧元年（1102）江西是二百零七萬一千戶，四百五十六萬五千口；浙江是一百五十九萬三千戶，二百九十萬八千口。到明代情況已有所不同：萬曆六年（1578）論口數雖江西仍比浙江多，江西五百八十五萬九千口，浙江五百一十五萬三千口，距離已不遠；論戶數則浙江已多過江西，浙江一百五十四萬二千戶，江西一百三十四萬一千戶；浙江的實際人口很可能已超過江西。發展到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浙江是二千七百三十五萬口，江西是二千三百零六萬口；又發展到當代1987年，浙江是四千一百二十一萬口，江西是三千五百五十九萬口，顯然是把宋代的多寡之比倒了過來。
宋、明、清廣東轄境與今稍有不同，出入不大，宋廣東不包括今茂名市、湛江市，明清廣東兼有今廣西之北海市和欽州地區及海南省。1987年海南島尚在廣東省境內。
又如，閩粵兩省人口多寡比例的變化，也有點與浙贛之間的比例相似。宋代1079年福建是一百零四萬四千戶，廣東 是五十七萬九千戶；1102年福建是一百零六萬二千戶（口缺），廣東是五十七萬二千戶：福建差不多是廣東的一倍。到明代1578年福建是五十一萬五千戶，一百七十三萬九千口，廣東是五十三萬一千戶，二百零四萬一千口；清代1820年福建是一千八百一十萬口，廣東是二千一百一十九萬口：廣東已超過福建，還不太多。降至現代，1987年廣東已超過福建一倍還多：福建只有二千八百萬口，廣東多達六千四百四十七萬口。近現代人們習見浙江戶口盛於江西，廣東人口盛於福建，怎麼會想得到在宋代閩贛的繁庶程度竟遠過於粵浙？閩贛何以在宋代如此繁庶，後來又何以相對衰落而被粵浙超過，這都是值得注意並深入研討的問題。
計算戶口數字時不小心會出一點錯，將文獻上按政區記下的戶口數換算成南北二分法和七區分法，搞不好也容易出錯，再加同一時期各地的戶籍制度登記方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上述這些歷代分區人口比重的變化，當然並不見得完全正確，符合於各個時期的實際情況。但從這些數據得出的結果與當時經濟、文化、政治的形勢基本符合，說它們基本正確地反映了歷史時期人口地區比重變化的概貌，應該是可信的。儘管基本可信，但十分粗略，希望今後歷史地理學界能有人作出這方面比較仔細而深入的研究。
4．研究歷史人口地理必須充分重視歷代的人口遷移即移民史。歷史上各地區之間人口比重之所以不斷變化，原因一般不在各地人民繁殖率有多大不同，主要在於人口經常會在各地區之間移動，從而使輸出地區的比重降低，接納地區的比重提高。任何歷史時期都有移民現象存在著，平時只是少量人口緩慢地從狹鄉即相對地狹人稠處移向寬鄉即相對地廣人稀處，對地區比重的變化影響不劇烈。遇到亂世，人民就會從戰亂區向非戰亂區，重災區向輕災區避難，從而引起短期內大量人口的遷移。亂定後由於填補戰亂中形成的荒無人煙或存在著大量無主荒地，也會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這裡想專就這種非常時期的移民動向舉其概要。
（二）非常時期的移民動向舉要
秦統一以後歷史上多次大戰亂，中原地區往往受害最烈，因而中原，亦即七區中的關東二區人口，每遇戰亂時期，即大量外移。外移不一定都移向南方，但江淮以南幅員廣大，自然條件優越，很自然就成為最大的接納移民區，所以大戰亂時期一般都會引起大規模的北人南移。這種人口移動很可能開始於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時期，但由於秦朝沒有留下戶口記載，我們無法進行秦與西漢的戶口分區對比，也就無法作出此種推斷。
1．秦
在秦末戰亂之前，始皇三十三年曾取嶺南地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以謫遣戍」，徐廣說成是「五十萬人守五嶺」。徐廣此說殆本於《淮南子·人間訓》。但驗諸《淮南子》原文，五十萬是秦征取南越時發卒之數，這五十萬之眾死於與越人戰鬥中者達數十萬，「乃發謫戍以備之」。可見謫戍在嶺南的，不會多達五十萬。並且此役乃封建王朝的拓地戍邊，性質不同於通常易代之際的北人南移。
2．漢
見於《漢書·地理志》的北南戶口之比是四比一，而見於《續漢書·郡國志》的北南戶口之比是三比二。這種變化若單單歸因於南方是寬鄉，故而人口增殖率快，北方是狹鄉，增殖率慢，是講不過去的。東漢永和五年戶口數要比西漢元始二年下降近四分之一，主要是由於北方多數郡國戶口都有大幅度減損，而南方卻有二十多郡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加了，其中有幾郡甚至增加了好幾倍。這說明兩漢之際的戰亂必然曾引起一次北人南移，南方諸郡中凡戶口大增者，多半是由於曾經接納大批北來移民之故。
有人認為史稱「（劉）備自樊將其眾南奔，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眾十餘萬人」這是一次人口大遷徙，純屬誤會。實則這批人只到得當陽長坂，便為曹操精騎追及，劉備僅以數十騎走脫，操大獲其人眾輜重，顯然並未形成一次人口移動。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後繼以軍閥混戰，中原遭受的禍害有過於西漢末。曹操在建安七年就說過：「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仲長統在建安後期有「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之嘆。但這一時期中原人口的損耗，以死於戰亂者占多數，移向邊方者是少數。初亂時中原人口流向四方者為數不少，其後在曹操漸次削平吳蜀以外割據群雄過程中，早期移民多數又返回故土。如青州諸郡士人初亂時多避難遼東，「中國少安，客人皆還」。一般流入遼東的民眾，也都在五十年後魏平公孫氏時「還舊鄉」。董卓死後，李傕、郭汜相互攻掠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至曹操下荊襄，劉琮舉州降，流民皆企望思歸，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後三年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漢中張魯者數萬家；四年後曹操征張魯，魯降，不僅向之自子午谷來奔者多歸故土，且有八萬餘口出徙洛、鄴。 只有吳、蜀二方，因長期割據江東、巴蜀，才能使戰亂初期遷來者定居下來。但見於《三國志·蜀書》的，只有21個原籍北方和37個荊州南陽、襄陽一帶的人物，不見有成批的來自他方的移民。至孫吳的江東，見於《三國志·吳書》的約有40人來自北方，19人來自江淮間。來自江淮的如魯肅、呂范，往往是將私客萬餘人俱來的。除此之外，還確有上萬人的移民記載。如孫策克皖城，得袁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送詣吳。孫權兩次擊江夏黃祖，一次「虜其人民而還」，一次「虜其男女數萬口」。曹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不過這幾次都是長江下游的江北區人口移向江南，或長江中遊人口移向下游，都不是中原移向江淮以南，不是北人南移。
總之，漢末三十餘年大亂，並沒有形成一次足以影響南北人口比例的北人南移。進入三國鼎立之後，雖三方經常有戰事，基本上不造成三國疆界的改變與人口的移動。諸葛亮五伐中原，僅得在第一次兵出祁山，隴右三郡降附，既而又不得不撤退時，「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因此，自黃巾起義至西晉統一，儘管經歷了一個長達九十六年的戰亂分裂時期，但西晉初年的南北人口之比，僅比一百四十年前的東漢永和五年南增北減7%。這應該可以完全歸因於中原所遭受的戰禍酷烈於秦嶺淮水以南。
3．兩晉南北朝
歷史上最著名的大規模北人南移發生於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及其後長達百餘年的「五胡亂華」時期。當時盛行為「南渡遺黎」設置僑州郡縣之制，故《晉書·地理志》在司、兗、豫、雍、梁、青、徐、揚諸州後記中都有這方面的記載。《晉書·王導傳》特別提到社會上層分子的大量南移，說是「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難江左者十六七」。我在1934年發表了《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文（載《長水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根據《晉》《宋》《南齊》三書的《地理志》和《州郡志》所載僑州郡縣的地域分布和戶口數，得出了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約共有九十萬，占當時劉宋境內人口六分之一，而這個數字又相當於西晉北方人口約八分之一的結論。半個多世紀以來，這篇文章經常為有關學術界所引用，這是由於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別人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之故。
其實這絕不是一篇完善的論文。永嘉喪亂後引起的民族遷徙是多方面的，豈止是北人南渡而已？至少還有不少中原人或東徙遼左，或西走涼州。即就南渡遺黎而言，也不僅移居於設有僑州郡縣之地。實際上不設僑州郡縣之地，亦多僑姓高門棲止。如王羲之、謝安等皆寓居會稽，羲之本傳有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多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因而永和九年有「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會稽山陰蘭亭之會。孫恩、盧循起事於浙東海上，三吳士庶多從之。恩、循都是世居吳（郡）會（稽）的僑人。
再者，見於《宋書·州郡志》的州郡戶口是宋大明八年（464）的數字，其時上距永嘉喪亂已百五十年，該文以大明僑州郡縣的戶口數當南渡人口的約數，從而得出南渡人口占當時南朝人口百分之幾，又占西晉時北方人口百分之幾這樣的結論，實在很不嚴謹。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這個時代乃是西晉境內與近邊塞外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大遷移時代，入居塞內的匈奴、氐、羌、鮮卑、烏桓、丁零等各族的遷徙尤為頻繁而錯綜複雜。此文內容只講到境內漢族的南遷而題為「民族遷徙」，更屬名實不相稱。所以若欲將這個時代的人口移動作出較完備的論述，顯然還有待於今後有志於此者的成十倍的努力。
永嘉以後的北人南渡，主要在西晉末年至東晉前期。到了東晉末年以後和南北朝時期，人口移動的方向既有北人南渡的一面，又有南人北移的一面。南朝在朝代更替之際，經常有舊朝的宗室、大臣叛歸北朝。《魏書》卷三十七諸司馬傳，卷三十八的刁雍、王慧龍等傳，卷五十九的劉昶、蕭寶夤等傳，全是這種人物。這些人在投降北朝時一般都不是單家只戶的行動，而是數百人乃至幾千戶的集體行動。其中如司馬楚之、刁雍歸魏後，魏朝即以楚之所率民戶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雍所召集五千餘家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立徐州於外黃以統之。
又，其時南北雙方的戰爭，雖互有勝敗，總以北勝南敗為多。北朝兵南侵江淮時，南人多被虜北遷。如450年北魏兵南侵至大江北岸，次年撤退時俘掠甚眾；及還平城，「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554年西魏兵破江陵，殺梁元帝，「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所以隋代戶口又北多於南，主要應該是由於北方的戶籍制度比南方嚴密，但南北朝後期的南人北遷，亦當起了一定作用。
4．隋唐
隋末唐初十餘年間，東起齊魯，西抵涼州，北起涿郡上谷，南抵嶺表，各地區幾乎都有戰亂，僅起訖時間有長短不同。所以唐朝初年呈現的凋敝殘破景象是「大河南北，亂離永久，師旅薦興，加之饑饉，百姓勞弊，此焉特甚。江淮之間，爰及嶺外，塗路懸阻，土曠人稀」（《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一《武德六年簡徭役詔》）。「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舊唐書·高昌傳》載貞觀初高昌王入朝所見）。「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貞觀政要·直諫》貞觀六年魏徵語）。可見這次大亂使全國北起河北，南至嶺表，西起秦隴，東至海岱，無處不遭到極大的戰爭破壞，而以「大河南北」為「特甚」。不過在這些史料中卻並未找到跡象顯示曾引起地區間較大規模的人口群體移動。可是，從李唐復建統一百二十年後的天寶初北南戶口比差，竟從隋大業五年的76.45比23.55減縮到了60比40這一點看來，似乎又不能排除隋末唐初也曾有相當規模的北人南遷的可能。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尚有待進一步探討。
天寶十四載戶數見《通典》食貨七、《玉海》卷二〇；《文獻通考》戶口一，千位數下有差異；元和二年戶數見《舊唐書》憲宗紀上、《唐會要》卷八四、《通考》戶口一、《通鑑》卷二三七，均有附註云：有七十一州不申報戶口。此七十一州在關內者二十，在河東者十一，在河北者二十五，在河南者十三，在淮南者二。
發生於唐代中葉的安史之亂，雖未導致改朝換代，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引起的變化則極為深巨。直接由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所率領的叛亂雖歷時八年即結束，兵燹所及限於十五道中的北方河北、河南、都畿、京畿、河東、關內六道；但在這八年及其後數十年間，其他各種戰亂災難不絕。吐蕃、回紇、南詔經常攻掠隴右、關內、河東、劍南諸邊郡；江淮浙東和嶺南東西有多次人民和少數民族起義；各處時有水、旱、地震等天災發生；全國分割成四五十個由節度、觀察、經略、防禦等使掌握軍政大權的方鎮（道），各自擁有基本上獨立的兵權，各方鎮之間和朝廷與方鎮之間，時或發生軍事衝突，各鎮內部又常有兵亂兵變發生：以致戰亂災禍所波及的地域，幾乎全國各處無一倖免。因此元和二年（807）全國總戶數僅得二百四十四萬，只剩下了天寶十四載（755）總戶數八百九十一萬的28%弱 。
由於傳世《元和郡縣誌》既已闕佚6卷，傳本34卷中又有闕文，且原書所載開元、元和兩戶數又或並載，或只載其一，故無法對當時的南北方總戶數進行對比。就其載有戶數的二百六十六州而言，其中有十六州元和戶數多過開元，北方只有一州（隰），此外十五州（濠、襄、復、郢、唐、蘇、鄂、洪、饒、吉、道、漢、廣、梧、交）都在南方。此十五州中又以山南東道的襄、復、郢、唐四州，江南西道的洪、饒、吉三州這兩區最為顯著。以致在全國四十七鎮中，四十五鎮全都是元和戶減於開元，唯獨襄陽、江西二鎮元和戶超過開元。十五州中襄、蘇二州皆戶逾十萬，洪州九萬，廣州七萬，唐、饒、吉皆過四萬，鄂州接近四萬，尤為突出。此外，《元和志》中浙西的潤、常、杭三州戶皆在五萬以上，浙西湖州、浙東婺州、西川成都府皆在四萬以上，福建泉州在三萬以上，這幾州的戶數雖不及開元盛世，就元和而言，卻都是算得上很繁庶的大州。須知當時北方除京兆府二十四萬、太原府十二萬、相州三萬九千戶以外，任何名州大郡，都不過幾千至一二萬戶。所以雖然我們還找不到具體的史料依據足以得出當時南方的戶口總數已超過北方這麼一個論斷，但作為估計，應該可以說不是毫無理由的。
襄、蘇、洪、廣等州的地理位置都處於交通要道，且為一地區的中心即「一都之會」，其所以在經歷亂離之後能有那麼多戶口，當由於接納了較多的北來移民之故。成都、泉州也有此可能。揚州在當時應該也是一個幾萬戶的大州，但在今本《元和志》缺卷之中。這一時期的北人南遷浪潮還可能遠達國境極南地區安南都護府的都會交州，元和戶為二萬七千，多過開元戶二萬五千，比北方的東都河南府一萬八千餘還多。
安史以後三四十年遭受戰亂的地域雖然極為廣泛，但內亂畢竟以安史之亂中反覆爭奪和藩鎮割據亂事最頻繁的河南、河北最劇烈，造成的破壞最嚴厲。見於《舊唐書·郭子儀傳》的是東都「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至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見於《劉晏傳》的是「東都殘毀，百無一存。……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蕭條悽慘，獸游鬼哭」。而外患則以不斷遭受吐蕃攻掠的隴右和關內西北部受禍最酷。因此，在這一時期內掀起了永嘉以後的又一次大規模北人南渡浪潮。
由於社會性質中唐時期已與兩晉之際迥不相同，此時的北人南移只是大量的一家一戶的流移，不再像四個多世紀前那樣舉族並率領部曲集體遷徙。所以這一次大移民並未引起設置僑州郡縣，在《地理志》里難得見到這方面的明顯記載；不過散在唐人文字中的記載，不在少數，多可與《元和志》中記載的諸州戶數相印證。
在兩《唐書·地理志》里唯一的一條移民記載，是很值得重視的，那是《舊唐書·地理志》荊州江陵府下說到在至德至上元（756—761）這段安史之亂時期內，有包括「兩京衣冠」在內的大批中原人取道鄧州、襄州一線連同「襄、鄧百姓」，「盡投江、湘」，以致「荊南井邑，十倍其初」。朝廷因而升荊州為江陵府，置為南都，官制一準長安、洛陽東西兩京；並於府部內分江陵增置長寧一縣；置荊南節度使，以舊相呂湮為尹，轄有江湘十七州，數年後才割湘域湖南別為一道，荊南專領沿江六郡南包澧、朗共八郡。說「荊南井邑，十倍其初」可能有點誇大，至少可以說明這八郡之地接納北來移民為數甚多。可惜荊南一道在今本《元和志》闕卷之內，安史亂後這裡的盛況，無法用戶口數字予以證實。
《元和志》襄州戶逾十萬這一點頗值得注意。襄州應為兩京中原士庶南渡的中繼站，一方面有一部分舊百姓和中原人自此又南投江湘，一方面一定有許多中原人在南遷過程中到了這裡便停留了下來，不然決不會使開元時的三萬六千多戶，增長到十萬多戶。
至德時中原人取道鄧、襄南移者足跡應不限於元和時的荊南八州，「盡投江、湘」即不僅有一部分近止江滸，還有一部分遠適湘資。故元和時的湖南道亦當為安史之亂所造成的北人南移浪潮所波及，唯較少於荊南。《元和志》中湖南一道七州，潭、衡、郴、道、邵五州皆在萬戶以上，其中道州多至二萬八千戶，超過開元舊數，正可以說明《舊唐志》「盡投江、湘」一語不是無根之談。
安史亂後南渡中原士庶的最大容納地是東南的兩浙。浙西六州，元和時蘇州戶逾十萬，超過開元很多；潤、常、杭三州皆在五萬以上，湖州逾四萬，雖不及開元，也遠遠超過同時北方京兆、太原二府以外所有府州：很顯然這裡是北來移民麇集之所。所以李白在肅宗時撰《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有云：當時「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李太白全集》卷六六）。此所謂東吳，當然不僅指蘇州，應泛指包括金陵在內的全部江東吳地。梁肅《吳縣令廳壁記》云：「自京口以南被於淛河，望縣數十，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於茲土，參編戶之一。」（《文苑英華》卷八〇五）此文雖為浙西最大的縣吳縣而作，惟謂南渡衣冠占到編戶三分之一，則應指自京口（今江蘇鎮江）南被浙江整個浙西地區而言。這兩條唐人文字，正與《元和志》所載浙西戶數之繁庶符合。
與浙西一江之隔的浙東，六朝以來習慣上即與浙西合稱「吳會」（指吳郡、會稽郡），或稱「三吳」（指吳郡、吳興郡、會稽郡）。李白所謂「東吳」，亦當兼指浙西浙東。但在《元和志》里浙東只有婺州一州達四萬八千戶，此外連越州都只有二萬戶，全道人口密度遠不及浙西。這恐怕是由於在元和以前的貞元十四五年（798—799）時，浙東曾遭受明州鎮將栗鍠聯合山越作亂，攻陷若干州縣之故。因此明州只有四千戶。
荊湖、兩浙、江西，應為安史亂後北人南渡三個主要接納移民區。此外，劍南的成都平原，福建和嶺南的港口城市泉州、廣州、交州，也可能有較少量的中原移民。因而這幾州在《元和志》里都是比較突出的大州，尤以廣州為甚。《五代史記·南漢世家》說：「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所指當以唐之季世為主，但也不能排除其中一部分在安史亂後即已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