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百話 · 54.王建：樂府歌行二首

涼州行 涼州四邊沙浩浩，漢家無人開舊道。(韻一) 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 萬里征人皆已沒，年年旌節發西京。(韻二) 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 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韻三) 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斗時。 養蠶繰繭成疋帛，那將繞帳作旌旗。(韻四) 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韻五) 溫泉宮行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 宮前內里湯各別，每個白玉芙蓉開。(韻一) 朝玄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籠暖水。 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里。(韻二)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啼宮中樹。(韻三) 溫泉決決出宮流，宮使年年修玉樓。 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韻四) 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韻五) 「王建，字仲初，潁川(今河南許昌)人。大曆十年進士，釋褐，授渭南尉，調昭應縣丞。諸司歷薦，遷太府寺丞、秘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為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弓劍不離身。數年後歸，卜居咸陽原上。」 以上一段王建的小傳，見於辛文房的《唐才子傳》，以後諸書所載王建傳記大多抄用此文。《全唐詩》所載也相同，但刪去了一句「弓劍不離身」。辛文房編寫唐代詩人小傳，他的資料來源，極為可疑。有許多敘述，顯然是從作者本人的作品中意會而得的。即如說王建在邊塞時「弓劍不離身」，就見於他自己的《從軍後寄山中友人》詩，其末句云：「勞動先生遠相示，別來弓箭不離身。」這是做詩，不能作為生話實錄。辛文房卻改掉一個字，作為詩人在塞上的生活實況。由此看來，他這部傳記恐怕很不可靠，不能作為信史。《全唐詩》刪掉這一句，可知也看出了這個缺點。 這段小傳中最可疑的是說王建於太和中出為陝州司馬。「太和」是「大和」之誤，宋元人的著作中常常把唐文宗的年號「大和」誤為「太和」。大和一共九年，「大和中」就假定是大和五年(831)。王建於代宗大曆十年(775)舉進士，假定他是二十五歲，到大和五年，已是八十一歲的老人了，豈能還出任陝州司馬?因此，我懷疑「大和」是「元和」之誤。「元和」是憲宗的年號，止於十五年。元和八年是公元813年，王建六十三歲，出任陝州司馬，這就極有可能了。王建詩集裡提到的人物，有武元衡相公、張弘靖相公、李吉甫相公、裴相公。考武元衡、李吉甫，元和二年拜相。裴垍，元和三年拜相。張弘靖於元和九年拜相。而文宗大和年初的歷任宰相，如李宗閔、裴度、牛僧孺、李德裕諸人，王建集中均無其名，可知王建歷官止於元和。長慶以後，以至大和，可能他還生存，但已經退隱於咸陽原上自造的新居中了。他有《原上新居詩》十三首，其中有句云：「長安無舊識，百里是天涯。」又云：「近來年紀到，世事總無心。」皆可推測其情況。 王建的文學活動時期主要是唐德宗、憲宗二朝，他和張籍、李益、賈島、孟郊都有交往，也有寄上韓愈的詩。張籍是他三十餘年的老朋友，他們在未成進士前已相識，彼此一起從師學道，又以詩篇相切磋。這些情況，均見於他的《送張籍歸江東》詩和張籍的《逢王建有贈》詩。 可能是由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王建和張籍都作了許多樂府詩，文學史上所謂「張王」，就是專指張籍和王建的樂府詩。張籍有《酬秘書王丞見寄》一詩，是王建官秘書丞時有詩給張籍，張籍回答一首，這首詩的前四句云：「相看頭白來城闕，卻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偏出格，常參官里每同班。」其第三句大概就是指他們二人作樂府詩，在當時是被目為「出格」的今體詩的。「出格」，是格調與眾不同的意思。 現在我選講兩首王建的樂府詩。 第一首《涼州行》。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在盛唐時期是河西節度使的治所。大曆年間，州城為回紇所侵踞，此詩即描寫當時的邊防情況。 第一、二句是倒裝句，「漢家」即指唐朝。「舊道」是指開元、天寶年間的西域通道。因為現在無驍將能開拓邊疆，以致涼州城外又是黃沙浩浩。 下四句說涼州所屬各縣都已為胡兵所據，守邊的將軍只好另外建築防秋的城堡。西北胡人常常在秋季入侵中國，唐朝在每年秋季都要向河洛、江淮一帶徵發兵士，到西域去增防，當時稱為「防秋」。這些萬里從征的人都已戰死在邊塞上，可是京城裡還在年年發令輸兵。「旌節」指發兵的符節，「西京」即首都長安。張籍有《西州》詩一首，也描寫這些情況。 下四句說入侵的胡人都從中國擄去婦女，其中有半數婦女生了男孩，都能說漢語。這些胡人從前是不懂農作的，如今卻學我們漢人種起禾黍來了。「蕃人」即「胡人」，唐宋人寫作「蕃」，明清人寫作「番」。 再下四句說這些胡人，現在牧羊的時候也穿了絲織的錦衣。他們本來是披毛氈或獸皮的，但現在卻愛惜氈裘，把它們收藏著，預備作戰時用了。他們現在也能養蠶繰絲，織成一匹一匹的絹帛，卻是用來做旌旗圍繞在營帳四周。這裡的「那將」二字用得較為少見，不知有無誤字。「那」，大概可以作「挪」字講，「那將」，猶言「拿來」。 最後二句說，城上的山雞已經在角角地報曉，而洛陽城中，家家都還在演奏胡樂呢。 這首詩的主題是表現涼州淪陷、回紇入侵之後，胡人日漸漢化，而漢人卻胡化了。胡人的漢化，是學習漢人的農桑生產，以加強他們的武備；漢人的胡化，卻只是學習胡人的音樂歌舞，作長夜荒淫的宴樂。 這首詩的韻法也真有些「出格」。全詩共十六句，如果四句一韻，可以使韻法很整齊，但作者卻以開頭二句為一韻，末尾二句為一韻，中間十二句用三個韻。這樣，使讀者不能在開頭的時候就依照四句一絕的規格讀下去，似乎有些不順口。但是，如果仔細研尋詩意，可以體會到作者是按詩意配韻的。首二句點題，用一個韻。次四句描寫涼州之荒蕪和胡人的猖獗，也用一個韻。以下兩組各四句，分寫胡人也從事農耕和蠶織，各用一韻。最後寫洛陽城中漢人之胡化，以為對比，又另用一韻。韻腳的轉換，應當和詩意的段落配合，這個原則，作者沒有違背，但如果首韻和尾韻的詩意，都能擴大為四句，這首詩的韻法就整齊了。尤其是尾韻，如果有四句，則詩意的對比性可以更為明顯，現在，作者匆匆以二句表過，讀者往往會忽略了它的諷喻意義。 第二首《溫泉宮行》描寫當時驪山溫泉宮的衰敗景象。前半篇八句，先描寫唐玄宗全盛時期的溫泉宮。玄宗於每年十月一日駕幸溫泉宮，住一個月才回歸長安。故第一句就點明「十月一日天子來」，確是玄宗的事。御駕從長安到驪山，一路都用青絲繩攔隔，不准人民侵入御路，以資警戒。路上還要打掃乾淨，鋪灑黃沙，故無塵埃。宮前和宮內的溫泉，各有區別，但每一處溫泉浴池，都用雕刻蓮花的白石砌成。「內里」是當時稱宮內的名詞。「芙蓉」是蓮花，不是木芙蓉。朝玄閣在驪山上，天寶七年十二月，玄宗夢見了他的遠祖老子(李耳)，把胡玄閣改稱降聖閣。但民間和後世詩人都仍稱朝玄閣。這個「玄」字，因清朝人避康熙皇帝玄燁的諱，古書上所有的「玄」字都被改為「元」字，沿用了幾百年，我們現在把它改正過來。驪山上下都是溫泉宮的建築物，四周有城垣田護，連驪山也圍在城內，故曰「城繞青山」。「龍暖水」的「龍」字，諸本均同，惟《全唐詩》下注曰：「一作籠」，可知有過一個古本是「籠暖水」。這樣，這句詩就有兩種講法。如果原本是「籠」字，則是一個動詞，其主語仍是「城」字。城繞青山，又把溫泉籠在城裡。如果是「龍」字，則是一個名詞，而「暖」字是一個動詞了。溫泉浴池中，泉水都從銅龍口中流出，這樣，可使泉水保暖，故曰「龍暖水」。但吳昌祺注曰：「龍暖水者，燒銅龍投水中也。」這個講法，異想天開，肯定是錯的。溫泉本來是暖的，何必燒銅龍投入水中呢?而且「燒銅龍」也不可想像，每人入浴，都要燒一條銅龍嗎?下面「夜開金殿」二句就是寫玄宗與楊貴妃在夜半同看天空中星河的故事。這是他倆愛情的秘史，宮女們不敢停留在殿里，都被打發到殿外月光下去守衛了。「知更」即每人值班守一個時辰。白居易《長恨歌》云：「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李商隱《馬嵬驛》詩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都是說玄宗與貴妃在七月七日同看星河，有感於牛郎織女的故事，訂了密約，願意世世為夫婦。這件事也記載於《太真外傳》，大概當時廣泛地流傳於人民口頭。王建採用這件事寫入這首詩，其實不很適當。「看星河」是七夕的故事，十月里已看不到星河了。 下半篇八句就描寫開元、天寶以後的溫泉宮。「武皇」指玄宗，「王母」指貴妃，「得仙」與「去」，都代替一個「死」字。山雞是野禽，現在飛到宮中樹上來叫了。華清池中的溫泉，無人沐浴，決決地流出宮外。宮中樓閣，經常損壞，管理宮城的官員年年要加以修葺。守衛宮城的禁兵已經撤退，無人射獵，每到太陽西下，野鹿居然都跑上城頭，這一切就是溫泉宮的現狀。至於往日住在宮中的人物呢，自從皇帝和貴妃死後，侍候他們宴樂的梨園子弟都失去了生活依靠，大家把宮中的曲譜偷走，流落在民間作歌舞教師。唐太宗名為世民，唐人都要避諱，遇到「世」字，都改用「代」字，遇到「民」字，都改用「人」字。因此，在唐人著作里，「人間」就是「民間」。 這首詩的韻法，也不能令人愜意。第三韻和第五韻，都是單句韻，音節太急促。第五韻的詩意與《涼州行》的尾聯同樣是表現得不夠強烈。此外，「山雞」和「麋鹿」二句意味重複，顯得思想窘促。這些都不能不說是缺點。 我們不妨把這首詩與韋應物的《溫泉行》作比較。韋應物是從自己的回憶來描寫的，所以用一大段詩句寫溫泉宮的繁盛情況，也是他自己的得意時期。王建沒有這種生活經驗，所以用客觀的寫法。因此，他這首詩就顯得缺乏感情了。 樂府詩復興於李、杜。李白所作，多數還是擬古樂府，仍沿用樂府舊題，杜甫則創造了新樂府，為唐詩開闢了一個新園地。王建、張籍、李益繼承杜甫的傳統，也作了很多新樂府詩，於是後世有「張王」之稱，實則張王之間，還有優劣，歷來詩評家大多以為王勝於張。 自從「張王」並稱以後，李益卻冤枉地被遺忘了。李益在當時也善作歌詩，與李賀齊名。《舊唐書》本傳稱李益「每作一篇，教坊樂人以略求取，唱為供奉歌辭。好事者畫為屏障。」現存的李益詩，歌行只有《六州胡兒歌》，《漢宮少年行》等六七篇，而絕句式的小樂府卻有數十首，或者就由於他專作小樂府，故後世不與「張王」並論。然而他的邊塞絕句，也不在王昌齡、王之渙之下，只因生在中唐，不得與盛唐諸詩人角逐，這也還是一件冤事。 張王二家樂府，上不及杜甫，下不及白居易。杜甫雄渾沉鬱，白居易諷喻銳利。至於結構布置，杜甫和白居易同樣嚴謹。張王所作，則氣息清淡，組織鬆懈，無驚人的章句，只能在大曆、貞元間，暫時擅名而已。前人評論張、王樂府，都不免溢美，惟有胡應麟說：「張籍、王建，稍為真澹，而體益卑卑。」(《詩藪》)這個評語，我以為是中肯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