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考原

中國古樂之亡，說者以為始於魏晉，自是而後，所有雅樂，皆雜胡聲。然外國音樂之入中國，亦已久矣。遠在成周即已有韎師、旄人及鞮鞻氏之官，以掌四夷之樂舞。《周禮·春官·宗伯》曰：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率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孝經·鉤命決》曰： 東夷之樂曰佅，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僸。 毛萇《詩傳》曰： 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 是皆先秦以及漢興，外國音樂傳入中國之可考見者也。至漢武帝時，張騫鑿空，中西交通，始有可尋。是時漢之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而由張騫傳入中國者，尚有《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之以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雖二曲之原辭失傳，而二十八解，亦僅存《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曲，然其聲韻悲壯，固猶可見。又就摩訶、兜勒之名考之，則摩訶顯然為天竺語Maha之對音，天竺古歌詩有《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及《羅摩衍那》（Ramayana）二篇，則《摩訶》《兜勒》二曲，或即其一鱗片爪，而為出於天竺者歟？顧無顯證，今不具論。魏晉以降，古樂淪胥，外國音樂傳入益盛。隋總前代，勒成九部，別為雅俗。其中天竺、龜茲之樂，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增為十部，復分立坐，是即燕樂，蓋承隋俗樂之遺也。而當時雅樂且承坐立二部之棄余， 其衰可知矣。唐之燕樂，即遼之大樂，為雅俗所共用。故古樂淪亡而後，上承墜緒，而導後來南北曲之先路者，皆燕樂也。 據《遼史·樂志》，則燕樂與九部樂中之龜茲部有淵承之雅，即為西域蘇祗婆七旦之聲。自隋以來，取其聲四旦二十八調為大樂。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葉之。姜夔《大樂議》謂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云雲。 凌廷堪據此以著《燕樂考原》，謂燕樂之原出於龜茲蘇祗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調，後有作者，莫之能非。 顧於蘇祗婆琵琶七調之原，則未之考。《隋書·音樂志》紀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始末云： 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依凌氏考證，南呂聲，當為商聲之訛）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 ，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中略）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 愚嘗反覆《隋書·音樂志》之文，則見所謂蘇祗婆之琵琶七調，實與印度音樂中之北宗，即印度斯坦尼派（Hindostani Schoo1）有相似者，或竟出於北宗，為其一派。用敢忘其僿陋，謹就所知，予以申說。今先將《隋書·音樂志》所言，列表如次： 附表一 ［注一］雞識、般贍二調，《宋史·樂志》作稽識、般涉；娑陁力，《遼史·樂志》作婆陁力。 ［注二］中樂宮聲之當於西樂C音，說者未能盡同，然多以宮為C音，今從之。 又按印度音樂有南（Southern or Carnatic School）北（Northern or Hindostani School）二宗，南宗不在本文之內，故不之論。今為證蘇祗婆琵琶七調之與北宗相似，或竟出於北宗起見，先附一北宗音名表如次： 附表二 而為敘述明便之故，用作四分陳說，絡繹別見。 一 秦漢以來龜茲文化與印度之關係 《遼史·樂志》渭四旦二十八調，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雲。按之《大唐西域記》，屈支國舊曰龜茲管弦伎樂，特善諸國。是龜茲音樂固著稱西域。則蘇祗婆之琵琶七調既出於龜茲部，或即為龜茲文化上之產物也。顧一考史實，龜茲文化實乃得諸印度。今試鉤稽漢唐以來龜茲文化史跡之大略如次。 秦漢以前，龜茲古史，可考實少。今按《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中述法益（Dharmavardhana）治乾陀越城，土豐民盛，所行真實，不殺不盜，順從正法，人民之類，歡慶無量。有云： 阿育王聞喜慶歡怡，和顏悅色，告耶奢曰：「吾獲大利，其德實顯。法益王子，以理治化。率以禮禁，導以恩和，人民之類，莫不戴奉。今當分此閻浮利地，吾取一分，一分賜子。使我法益長生壽考，治化人民，如今無異。新頭河表，至娑伽國，乾陀越城，烏特（亦作持）村聚，劍浮、安息、康居、烏孫、龜茲、于闐，至於秦土，此閻浮半賜與法益。綱理人民，垂益後世。」 阿育王即位在公元前二七三至二七二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之間也。 [1] 是在秦、漢以前，印度之勢力，即已及於龜茲，且以之為太子法益之封地矣。而《大唐西域記》亦述無憂王時，放逐其太子，輔佐豪族，至於于闐，用有西主與東土帝子之爭。 《三藏法師傳》則直謂于闐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 征之西藏《李域爾史》（Annals of Li-yul），亦謂阿育王一逐子建國於闃， 是皆足以明《壞目因緣經》中所紀非為孤證。雖《西域記》與《三藏法師傳》所述矛盾。又阿育王時，曾遣大德，東西南北，宣傳佛法。今日發見之阿育王摩崖第十三面及《善見律毗尼沙》卷二，歷載宣揚正法所及地名，唯龜茲、於闃俱未之道，則上舉諸說，似胥無稽矣。然阿育王刻石未發見者尚多， [2] 不能以此致駁。而推籀傳說之所指示，往古北印度居民，似曾有遷轉至於于闐一帶者。 換言之，即謂依古代相傳，往古龜茲、於闃之文化，蓋與印度有淵承之雅雲。 [3] 秦漢以前，龜茲之可考者止此。自張騫鑿空而後，西域諸國與中國交通漸繁，龜茲亦於是時始見於中國史籍。《漢書·西域傳》述龜茲國勝兵二萬餘人，次於大國烏孫、康居、大月氏、大宛、罽賓、烏弋山離諸國而外，龜茲為最盛矣。後漢時，莎車強大，數攻龜茲。龜茲遂屬於匈奴以自保。 三國時國勢復振，姑墨、溫宿、尉頭，並屬龜茲。 漢魏之間，龜茲政治上之形勢約略如是。顧諸史於此期龜茲之文化，率不之及。然按之《出三藏記集》魏時譯經沙門有龜茲國人。是則兩漢龜茲與印度文化有無關係，固無佐證，而漢魏之際，佛教之曾及於龜茲，蓋無疑也。 晉以降，龜茲文化顯然可尋。《晉書·四夷傳》謂： 龜茲國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 而晉時譯經，或傳梵本，或任參校，亦有龜茲居士達官貴人。其國王子帛屍梨密多羅（Srimitra吉友），暗軌太伯，敝屣王位，悟心天啟，遂為沙門。 是晉時佛教之在龜茲，勢力且及於王族。證以《晉書》佛塔廟千所之辭， [4] 稽之慧皎《鳩摩羅什傳》，龜茲佛教之隆，可以概見。而《出三藏記集》謂其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雕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 是《晉書》之言為有徵矣。自是而後，以至於唐，史籍紀述龜茲，止於分合系屬，絕未及其文化。然如沙門法秀、法朗、法密諸人，或則卓錫東來，或則振袂西去，途經龜茲，莫不受其優遇，傳戒受論。 是知五馬南渡，中原雲擾，而龜茲文化，則仍承印度之衣缽，未之或替焉。 關於西域諸國史料，法顯、惠生而外，大率一鱗片爪。至唐玄奘法師，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請益之隙，存記風土，於是墜緒復張，考古有徵。而其記龜茲之文化也，有云： 屈支國（舊曰龜茲）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弦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銀錢小銅錢。…… 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 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損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輦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庭宇顯敞，佛像功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碩，四事供養，久而彌敬。 是唐時龜茲佛教之盛，雖未知比之晉代佛塔廟千所者為何如，然已足以左右全國之視聽矣。而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之語，尤足以見印度文化對於龜茲之影響。故自秦漢以來，龜茲文化實承印度文化之緒餘，龜茲本國固無文化。則謂蘇祗婆琵琶七調乃龜茲文化之產物，實未為探本之論也。 [1] 阿育王即位時期參閱V.A.Smith's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一五六頁。 [2] 說見Macphail's Asoka 一書七六頁。 [3] Smith's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一九三頁亦持此論。 [4] 按法顯《佛國記》，自鄯善西行，所經諸國，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云雲。法顯行程自鄯善入北道，過 夷，然後西南行，以達于闐。當時鄯善、夷、于闐諸國皆奉法，學大小乘學。而龜茲在 夷之西，律以法顯所記，出家人當亦習天竺書天竺語矣。亦可為此作證。 二 隋唐龜茲樂與天竺樂之比較 玄奘法師經行龜茲，謂其「管弦伎樂，特善諸國」，故呂光滅其國，樂入中國，至開皇中而其伎大盛。曹妙達諸人，新聲奇變，朝改暮易，舉時爭相慕尚。 即至於今，姎哥偎郎，猶稱甚盛。 是龜茲之音樂，歷千歲而不變，幾與習以俱成矣。然即就隋唐九部樂中龜茲、天竺二部考之，樂舞頗多同者。龜茲文化，漢以後始有可考，而印度四《吠陀》中即屢及樂器之名，因陀羅天且有樂隊。 [1] 則論先河後海之義，固不能無因襲承藉之感。隋唐龜茲、天竺二部樂，其舞人樂器以及服飾，《隋書·音樂志》《舊唐書·音樂志》《新唐書·禮樂志》《唐六典》《通典》諸書俱有紀述，今試比錄如次，以資觀較。 （一）龜茲樂 《隋書·音樂志》：龜茲者，其歌曲有《善善摩花》，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 《舊唐書·音樂志》：龜茲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褲。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褲、帑烏皮靴。豎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橫笛一、簫一、篳篥一、毛員鼓一、都曇鼓一、答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雞婁鼓一、銅拔一、貝一。毛員鼓今亡。 《新唐書·禮樂志》：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笙、簫、觱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拔二。舞者四人。 《唐六典》卷十四太樂令所掌：六曰龜茲伎。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橫笛、觱篥，各一，銅鈸二。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雞婁鼓、貝，各一。舞四人。 《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四方樂：龜茲樂二人（案二人應作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褲。舞四人，紅抹額、緋白褲、雙烏皮靴。樂用豎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橫笛一、簫一、篳篥一、答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毛員鼓一（今亡）、雞婁鼓一、銅鈸二、貝一。 （二）天竺樂 《隋書·音樂志》：《天竺》者，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拔、貝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 《舊唐書·音樂志》：天竺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褲、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行纏、碧麻鞋。袈裟，今僧衣是也。樂用銅鼓、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篳篥、橫笛、鳳首箜篌、琵琶、銅拔、貝。毛員鼓、都曇鼓今亡。 《新唐書·禮樂志》：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員鼓、觱篥、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弦、貝，皆一，銅鈸二。舞者二人。 《唐六典》卷十四太樂令所掌：四曰天竺伎。鳳首箜篌、琵琶、五弦、橫笛、銅鼓、都曇鼓、毛員鼓，各一，銅鈸二，貝一。舞二人。 《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四方樂：天竺樂樂工皂絲布幞頭巾、白練襦、紫綾褲、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也。行纏、碧麻鞋。樂用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篳篥、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銅鈸、貝。其都曇鼓今亡。 試較上述隋唐龜茲、天竺二部樂，雖隋時龜茲部舞曲之《小天》一曲，未能必其即為天竺部舞曲之《天曲》；又唐時龜茲、天竺二部樂樂工服飾頭巾同。而龜茲部抹額皮靴，不脫胡人之氣，天竺部則緋帔麻鞋，已是炎徼之風。氣候各別，服飾遂殊，比而觀之，似難強合。然更一較二部樂器，大都相同，則不能不生同原傳授之想。故愚就隋唐龜茲、天竺二部樂器比較推論，敢謂九部樂之龜茲樂，實以印度為星宿海也。考之慧皎《鳩摩羅什傳》，龜茲與天竺交往之盛，可以想見。梵僧既時有將《華嚴》梵本至龜茲者， 而木叉毱多遊學印度，且歷二十餘載。 文化交流，則龜茲樂之出於天竺樂，其說固不得詆為無稽矣。今更以表明二部樂器之同異如次： 附表三 續表 龜茲、天竺二部樂器同異，征之右表，可以瞭然。至於龜茲一部，各書所紀，間有異同，是則由於後來變易，故至隋乃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三部之別雲。 [1] 參閱 Popley ' s The Music of India 第二章。 三 蘇祗婆琵琶七調與佛曲 唐之燕樂，遼之大樂，其導源為蘇祗婆琵琶七調。然如後來燕樂宮調及《遼·志》四旦二十八調，其所標舉，仍存蘇祗婆七調舊名者，僅般贍一調而已。 惟近來發見之敦煌石室遺籍中，涵無數佛曲。佛曲中有娑陁力及般贍二調焉。 案《隋書·音樂志》西涼部有《於 佛曲》。考之蕭梁武帝為正樂十篇以述佛法，又有法樂梵唄之屬，當亦佛曲之流亞也。惜其辭俱不傳。至唐南卓著《羯鼓錄》，於錄存諸宮曲名而外，復有諸佛曲調及食曲之名。其諸佛曲凡十調，即： 《九仙道曲》《盧舍那仙曲》《御製三元道曲》《四天王》《半閤麽那》《失波羅辭見柞》《草堂富羅》、 二曲 《於門燒香寶頭伽》《菩薩阿羅地舞曲》《阿陀彌 案當為阿彌陀 大師曲》。 食曲凡三十三調，即： 《雲居曲》《九巴鹿》《阿彌羅眾僧曲》《無量壽》《真安曲》《雲星曲》《羅利兒》《芥老雞》《散花》《大燃燈》《多羅頭尼摩訶缽》《婆娑阿彌陀》《悉馱低》《大統》《蔓度大利香積》《佛帝利》《龜茲大武》《僧箇支婆羅樹》《觀世音》《居麽尼》《真陀利》《大與》《永寧賢者》《恆河沙》《江盤無始》《具作》《悉家牟尼》《大乘》《毗沙門》《渴農之文德》《菩薩緱利陀》《聖主與》《地婆拔羅伽》。 按之食曲調名，多述佛法，當亦諸佛曲調之類。而諸佛曲調中之《九仙道曲》及《御製三元道曲》，當屬於唐創之道調，余則所屬諸調，俱無可征。今考之敦煌發見之佛曲，標舉諸調，名俱可考。凡有婆陀調、乞食調、越調、雙調、商調、徵調、羽調、般涉調、移風調九調。 婆陀調曲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曲》。 乞食調曲有：《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 越調曲有：《大妙至極曲》《解曲》。 雙調曲有：《摩尼佛曲》。 商調曲有：《蘇密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 徵調曲有：《邪勒佛曲》。 羽調曲有：《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曲》《波羅樹佛曲》。 般涉調曲有：《遷星佛曲》。 移風調曲有：《提梵》。 按《遼史·樂志》於《隋書·音樂志》娑陁力調作婆陁力調，蓋「娑」「婆」二字形近故誤。而依翻譯舊例，尾音每可省而不譯。 故敦煌發見佛曲中之婆陀調即屬《遼史·樂志》之婆陁力調。征之《唐會要》亦有沙陁之名，則知娑陁力、沙陁、婆陀、婆陁力，固為一辭之訛變矣。又般涉調即般贍調。婆陀調屬宮聲，乞食調、乞當為大之訛越調、雙調、商調此商調當即林鐘商調也。屬商聲，般涉調屬羽聲，惟移風調不知所屬。然循按諸調，宮、商、徵、羽四聲俱備，則移風調其為角聲之類也歟？而所謂九調，多與燕樂諸宮調合。又婆陀、般涉二調，顯然即為蘇祗婆琵琶七調中之娑陁力、般贍二調。不僅此也，《羯鼓錄》中諸佛曲有《菩薩阿羅地舞曲》一名，而舞曲固為九部樂中之物。又敦煌發見之佛曲中移風調曲有《提梵》一曲，提梵即提婆之異譯。提婆義謂天也。故《提梵》一曲，疑即隋時天竺部舞曲中之《天曲》。則佛曲亦當出於九部樂，而為天竺部之別支矣。由此反證，可見不惟龜茲文化承襲印度，九部樂之龜茲樂與天竺樂同其淵源，即蘇祗婆之琵琶七調，亦與佛曲及天竺樂通其消息。故愚意以為就佛曲證之，蘇祗婆琵琶七調之當來自印度，蓋理有可通者也。 愚於佛曲亦欲稍贅數語。近來有主張文學進化論之某學者論佛曲有云：「由古典的初唐進而為解放的盛唐，由盛唐進而為白話詩的中唐。到了晚唐，佛曲產生，簡直進成彈詞體的俗文。」試一考核，未見其然。今用二證，以明愚說。 （一）本篇敦煌佛曲名錄，系據徐君之文，不知有無遺漏。今即據此考之。九調凡備宮、商、徵、羽四聲，而移風調之是否屬於角聲，尚難斷定。然角聲之廢，在於宋時。 故移風調疑屬角聲，佛曲當備宮商角徵羽五調。今考燕樂四聲二十八調之起，為時已後。《樂府雜錄》謂： 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為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以上 平聲調為徵聲 。 故《新唐書·禮樂志》於俗樂只具宮、商、角、羽四調。自是而後，遂成定則。然《隋·志》明雲五旦，而《羯鼓錄》亦謂其餘徵羽調曲，皆與胡部同。則元宗之時，諸宮曲調尚存五聲。故論燕樂宮調演嬗，始為五旦，旦作七調，唐太宗以後，始漸更為四聲二十八調耳。今敦煌佛曲徵聲具在，蓋猶存隋代之風，併合南氏所錄，似為初唐之遺。 （二）南卓《羯鼓錄》所錄諸佛曲調及食曲，其名與敦煌發見之佛曲多有同者。（如婆陀調之龜茲佛曲當即食曲中之龜茲大武。乞食調之釋迦牟尼佛曲，當即食曲中之悉家牟尼。阿彌陀佛佛曲當即諸佛曲調中之阿彌陀大師曲，及食曲中之婆娑阿彌陀二曲。而羽調中之永寧佛曲、文德佛曲、婆羅樹佛曲，當即食曲中之永寧賢者、渴農之文德及僧箇支婆羅樹諸曲也。《羯鼓錄》諸曲句讀，似多誤者，惜無善本，以為校勘。今謹發疑以俟通人。）南氏之書成於唐大中二年及四年，敘述羯鼓源流形狀及元宗以後諸故事。故佛曲之生，即不遠溯乎魏周西涼之樂，亦當征存於南氏《羯鼓》一錄，謂為產於晚唐，愚所未審也。 四 蘇祗婆琵琶七調與印度北宗音樂 征之上來所述蘇祗婆琵琶七調淵源之背景，則其出於印度，理實所許。然愚之所以主七調與印度北宗相似，或竟出於北宗者，尚別有說。今於申論之前，先標二端，希讀者注意及之。（一）龜茲受佛教文化之影響，而佛教在其本土只盛於北天竺一帶，故鳩摩羅什留學天竺，渡辛頭河，歷罽賓國，旁及月氏、沙勒諸地。卑摩羅義以罽賓律師先在龜茲，弘闡律藏。 是知龜茲與印度交通，多在北方。此所以愚謂蘇祗婆琵琶七調與印度北宗音樂有關，而置南宗於不論也。（二）印度北宗音樂即印度斯坦尼派。印度斯坦尼文與梵文同源，又其發音亦無大殊，音樂調名術語，印度斯坦尼文與梵文尤為相近。故以後舉例，偶采梵文，此讀者所當知也。 [1] 按法顯《佛國記》有云： 自鄯善西行，所經諸國，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 法顯行程自鄯善入北道過 夷，即今焉耆然後西南行達于闐。當時龜茲位於 夷之西，則其國出家人當亦習天竺書天竺語矣。征之玄奘法師所記，屈支國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之語，更可見不僅龜茲出家人習天竺書天竺語，即其國文字，亦與天竺語同系。故考蘇祗婆琵琶七調之原，即令前述三端皆不足信，而從七調名及旦之本身上考之，亦可見也。今以所考知之，般贍、娑陁力二調及旦與北宗諸音名比合，次敘如左： （1）般贍調 蘇祗婆琵琶七調中之最足引起注意者是為般贍一調。《隋書·音樂志》謂「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是般贍一辭，有第五聲之義，此顯為印度斯坦尼派七調中之Pañchama（一作Pañcama）一調，梵文作Pañchamah，譯雲等五，又第五聲。 [2] 此字全音本應為般贍摩。按印度斯坦尼文，AIU收聲例不發音，梵文中如此例者，其尾聲譯時亦多省略。是故梵文Nirvana譯為涅槃，Samghârāma譯為僧伽藍，般贍之譯，亦同此例。印度斯坦尼派音樂之般贍摩與《隋書·音樂志》之般贍，音既無異，義亦相同。愚故謂般贍即般贍摩也。至於《宋史·音樂志》於般贍一調書作般涉，「涉」「贍」可以對轉，故般贍與般涉無別。而按之梵文C音時讀為ch，故Pañcama即Pañchama，又可變為S，是以Asoka亦作Açoka。則般贍之即般涉，尤可明矣。然此調正音，應為般贍也。 （2）娑陁力調 又按七調之中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遼史·樂志》作婆陁力，《唐會要》作沙陁，佛曲作婆陀。以今考之，皆即《隋書·音樂志》之娑陁力，而為印度北宗音樂中之 （又作 ，梵文作 ）一調也。證合之理由有二：（甲）北宗此調對音是娑陁闍，比之《隋書·音樂志》僅異末聲，律以般贍之例，固可譯為娑陁，與《唐會要》之沙陋正合。而沙陁即為娑陁力調，亦即婆陁力調及婆陀調。故就譯音而論，蘇祗婆琵琶七調中之娑陁力，當即北宗之娑陁闍調也。（乙）娑陁闍一辭，義為具六，又第一聲， [3] 具六者何？謂具鼻、喉、胸、齶、舌、齒所發之聲也。 [4] 第一聲者何？謂為八音之首也。 [5] 宮聲之呼，固與具六等義，又其為八音之首，正屬宮聲。則北宗之Sha ja當即蘇祗婆琵琶七調之娑陁力調矣。至於尾聲有異，則或緣於傳訛，例之「娑」「婆」「贍」「涉」之誤，理實有然。 （3）旦 《隋書·音樂志》又云：「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 《遼史·樂志》亦謂有四旦二十八調。四旦為：婆陁力旦、雞識旦、沙識旦、沙侯加濫旦也。其所謂旦，所謂均，即律也，即西樂之C D E F G A B諸調也。試加考索，則蘇祗婆所云之旦，即印度北宗音樂中之thāt一辭之對音。今述三證以明之：（甲）阿羅漢系譯自梵文中之arhat一字，「漢」韻屬十五翰，依珂羅倔倫（即高本漢B.Karlgran）研究切韻之結果，十五翰一韻之字收聲當為âm，依鋼和泰之說，亦當為am。 而arhat之可以譯為阿羅漢者，則以「古音同部之字平入不甚區分，故hat亦譯為漢（han），以 T 與 N 同為舌頭音也」 。準是，thāt對音當可為「旦」。愚為此說，或將起質，以為譯「漢」及「旦」之二聲中之a，有a與ā之別，何能視同一例。應曰，是固然矣。惟驗舊譯 a ā二音，似無所別。如毗婆訶（Vivāha）、毗婆羅（Vivarah）、蘇婆呼（Subāhu）、娑婆羅（Savara），同一「婆」字，而或以譯a，或以譯ā。又如摩訶那摩（Mahānama）、摩訶迦旃延（Mahākatyāyana）、摩河槃迦陀（Mahāpanthakca）、摩魯陀（Maludah）、摩魯摩（Malumah）、焰摩天（Yāmāh），同一「摩」字，而或以譯a，或以譯ā。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是知准譯阿羅漢之例，以「旦」thāt為之對音，固當於理也。（乙）《隋書·音樂志》：「旦者，則謂均也。」按「均」字有調度之義，又「樂所以立均」， 「均長八尺，施弦以調六律五聲」， 故所謂均，即後來之宮調。宮調明而後樂器管色之高低定矣。 今考之印度北宗音樂之旦（thāt），義為行列，當奏某調時，知此然後宮調弦樂管色之高低因之以定。而一宮可容數調，故「旦」又有類析之義。 [6] 即以音律表旋律之基礎也。 [7] 是與調六律五聲定管色高低，其功能固無異焉。（丙）按之印度音樂，調名繁賾，人各為制。 [8] 故無論二十八調抑八十四調，求之印度，數輒難合。然而thāt之即為蘇祗婆所云之「旦」，敢再舉一證。雅樂宮調，率雲某宮，如黃鐘宮、仙呂宮之屬是也。在蘇祗婆之七調五旦，則曰娑陁力旦、雞識旦等。征之印度北宗音樂之稱某宮調，亦曰某旦，如Bhairavī thāt及Kāfī thāt即其例也。 [9] 可見蘇祗婆派音樂所用術語與今日所知北宗所用之術語，固大概相同。則蘇祗婆琵琶七調之源出印度，固可想見矣。 《遼史·樂志》謂「大樂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葉之，皆從濁至清」。凌廷堪《燕樂考原》據此加以推闡。陳澧於凌氏說多所駁正，然亦謂凌氏以琵琶說二十八調為最得要。 所謂以琵琶弦葉之者，即以琵琶之四弦，定宮商角羽之四均也。大樂出於蘇祗婆琵琶七調，已見前引。今按印度音樂有《波利闍陀》（Pārijāta）一書，亦謂以琵琶弦之長短定十二律，今日所以猶能重奏當日諸聲者，職是故也。 [10] 至所謂以琵琶弦之長短定十二律者，即以琵琶弦葉之，皆從濁至清之謂也。由是觀之，《遼史》以及凌氏之所推述，實為暗合。故蘇祗婆琵琶七調之源出印度，於茲又得一證焉。 或又質曰：蘇祗婆琵琶七調，依子所考，僅得其二，合旦而三，余多不可考。唐樂亦已若《廣陵散》，絕於中土。然據《隋書·音樂志》所紀蘇祗婆琵琶七調與中樂對照之敘，勘於今日，用西樂對比中樂之結果，則般贍屬於西樂A調。惟按印度北宗音樂，般贍屬於西樂之G調，而《隋書·音樂志》所紀，較之高出一調。則子所謂蘇祗婆琵琶七調中之般贍即印度北宗音樂七調中之般贍，毋亦有難通歟？應曰，是亦有說。蘇祗婆琵琶七調，據《隋書·音樂志》所紀，其二半音一在第四音與第五音之間（即變徵與徵聲間之音程為半音），一在第七音與第八音之間（即變宮與高宮聲間之音程為半音），故其旋法屬於呂旋。而印度北宗音樂以娑陁闍一調為始之音階（Sa-grama），其各音音程之大小情形如左： [11] 其Ga Ni二調，俱為半音。故若依日本雅樂旋法比對附照西樂音符，式當如左： 附表四 是蓋屬於律旋，極似旋律的短音階之下行旋法。上有律呂之別，此所以蘇祗婆琵琶七調中之般贍調高出於印度北宗音樂中之般贍調一調也。然北宗音樂旋法本不一律，又音樂每因人而異制。傳者既殊，則旋律有別，亦事所必至者耳。 [1] 關於印度斯坦尼文，可參閱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文Hindostani一條。 [2] 《佛教辭典》一四〇頁。又 The Music of India 一四七頁。Fox Strangway's The Music of Hindostan 三五九頁。 [3] 《佛教辭典》一四一頁。 The Music of India 一四八頁。 The Music of Hindostan 二六三頁。 [4] The Music of Hindostan 二六三頁。 [5] The Music of India 一四八頁。 [6] The Music of Hindostan 一〇六頁釋「旦」。 [7] The Music of India 四〇頁。 [8] The Music of India 四一頁。 [9] The Music of Hindostan 一〇六頁。 [10] The Musif of India 二〇頁。 [11] 見 The Music of Hindostan 一〇九頁及一一〇頁。又 The Music of India 三七頁。又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之Hindu Music一條。按印度北宗音階中有三種音程。一曰長音（Major Tone），為四倍四分之一音。通常以4表其比較之大小。二曰短音（Minor Tone），為三倍四分之一音。通常以3表其比較之大小。三曰半音（Semitone）。為二倍四分之一音。通常以2表其比較之大小。 結論 印度北宗音樂，演嬗殊繁，體制時異。愚於論印度音樂之書所見者不多，重以於音樂之知識甚淺，是以蘇祗婆琵琶七調，求之北宗僅得娑陁力、般贍二調，合旦而三。雞識、沙識、沙侯加濫、沙臘、俟利 五調，則俱無征。然以北宗音樂流別殊多，紛紜差異，亦固其所。而就上述四端考之，蘇祗婆琵琶七調與北宗音樂之淵源，固甚顯然。則《隋書·音樂志》所述今茲所論，其為北宗古樂之鉤沈也歟！至於愚文謬誤疏漏，自知不免。惟以自來學人於燕樂根源之蘇祗婆琵琶七調與印度音樂之關係，少加討究，用敢忘其淺陋，述為是篇。匡謬深究，謹俟來哲！ （見《學衡》第五十四期述學頁一—二二， 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