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阿Q正傳」 · 關於「阿Q正傳」研究

劉忠恕、廬湘二位同志在1959年第2期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上發表的批評我的《阿Q正傳》的研究的文章，我讀了幾遍，想從中得到益處。如果發現我自己有錯誤，我就修正錯誤。我現在只能寫這一篇反批評的文章，表示我堅持真理，我對魯迅的《阿Q正傳》的研究應該說是沒有錯誤的。 一 首先我應該對廬湘同志說我「否認了進步世界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作家創作的指導意義」的話表示意見。廬湘同志這樣的話是很令我吃驚的，我認為近乎深文周納。魯迅在創作《阿Q正傳》時，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是魯迅自己所謂「國民性」論者。我在我的《阿Q正傳》的研究的文章里，一開始就交待清楚，說：「魯迅寫《阿Q正傳》時的思想感情，是屬於舊時代的，然而是健康的。」稍後又說：「他那時還沒有能夠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又說：「他不能從革命的階級這一偉大的觀點出發去考慮問題。」最後我又特別提出作家的世界觀對其創作時選擇典型環境的作用，說：「典型環境的選擇取決於作家的世界觀。」又說：「從魯迅的世界觀出發，也就是從『國民性』論出發，他不能選擇農村——作為典型環境，選擇農民——作為典型性格。他是寫出一種人物來作為『國民性』的形象化。」接著就說：「如果有了階級觀點，也就是說有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那將怎麼寫呢？那就選擇辛亥革命時代一個典型的農村作為環境，表現出農民的典型性格來。好比寫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中，『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裡，——可惜腳太大。』這種性格就可以不表現，因為就表現農民說，從階級觀點說，不是典型性格。魯迅在這些地方正是他諷刺『國民性』。」（這裡是諷刺在舊中國里男人愛女人的小腳。）我又說過：「如果魯迅真是寫農民，從階級上認識農民是革命的力量，那麼《阿Q正傳》裡面的許多場面魯迅就不寫，如阿Q之於王胡，阿Q之於小D，阿Q之欺侮小尼姑等，因為從階級觀點說，這些都不能構成典型環境，也就不能表現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簡直可以說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魯迅說他的《阿Q正傳》第一章的話。」魯迅的「國民性」論雖然不是正確的，他寫的《阿Q正傳》雖然不是進步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指導下的產物，然而《阿Q正傳》把中國革命的本質方面反映出來了，列寧在論托爾斯泰的時候說的「如果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偉大藝術家，那麼他至少應當在自己的作品裡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來」，我認為可以指導我們作魯迅《阿Q正傳》的研究。我特別重視《阿Q正傳》裡面的這兩段： 到進城，已經是正午，阿Q見自己被攙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推在一間小屋裡。他剛剛一踉蹌〔蹌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著他的腳跟闔上了，其餘的三面都是牆壁，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人。 阿Q雖然有些忐忑，卻並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谷祠里的臥室，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那兩個也仿佛是鄉下人，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為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為我想造反。」 在我的《阿Q正傳》的研究里，引了魯迅小說這兩段之後，有下面一段話：「魯迅在這裡顯然不是諷刺阿Q。魯迅這時如果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也不能比這兩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敗！革命了，而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官，而一個鄉下人因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而入獄，而阿Q，（魯迅把他當作一個未莊的鄉下人抓來的！）說他入獄的原因是『因為我想造反。』魯迅的小說寫到這裡，多麼生動，多麼自然呵！這是魯迅寫被壓迫被剝削的人。辛亥革命時代，中國社會，在農村里，在政權集中的縣衙門，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是地主與農民兩個階級，所以《阿Q正傳》裡面的監獄是如此！所以中國革命還要等待中國共產黨起來領導中國農民運動！魯迅小說的偉大成就，不是作者觀點的絕對正確，是作者立場的勝利，是現實主義的勝利，每逢寫到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時候，作者的立場總是站在被壓迫被剝削者方面，而在描寫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場合，好比辛亥革命的縣衙門的監獄裡，把革命的本質方面寫出來了。從這裡，不難看出，我們學習魯迅，我們也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是生動的課題。」這段話，在我對《阿Q正傳》的整個研究里，是十分明白，魯迅的世界觀（也就是「國民性」論）雖然不是正確的，本著他的世界觀他不能反映辛亥革命時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但由於他的立場的勝利，（他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面！）又由於他的現實主義的勝利，他描寫縣城的監獄就寫因地主追租農民入獄，這樣通過阿Q的故事，通過兩段的文章，就把中國革命的本質問題，即農民問題，反映出來了。所以在我的《阿Q正傳》的研究里，在引魯迅的這兩段之前，就說：「因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我們大家現在都知道農民運動是中國革命的本質問題。辛亥革命農民沒有參加，結果辛亥革命失敗了。那麼我們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傳》的偉大的記載！魯迅這時並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而藝術乃超過當時的任何歷史，中國當時的歷史家寫不出來的東西，魯迅的小說里有了！」我認為我的論點絲毫沒有可以引起疑問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魯迅因為世界觀的局限性他不能選擇農民作為典型性格來寫，《阿Q正傳》只是「國民性」論者的產物，阿Q不是農民的典型，一方面又指出《阿Q正傳》里極其寶貴的兩段描寫，通過這兩段描寫反映出農民沒有起來所以辛亥革命失敗了，——這有什麼不可以呢？我為什麼是「否認了進步世界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作家創作的指導意義」如廬湘同志所批評我的呢？在廬湘同志的文章里，他也說「魯迅有過寫『國民性』之說」，那麼魯迅的《阿Q正傳》廬湘同志也承認不是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指導之下寫的了，突如其來又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作家創作的指導」放在對《阿Q正傳》的研究上說，有什麼意義呢？我對《阿Q正傳》的研究倒是極其親切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而且受了列寧論托爾斯泰、恩格斯論現實主義等的直接啟示。 我說《阿Q正傳》的偉大成就，不是作者觀點的絕對正確，是作者立場的勝利，是現實主義的勝利，廬湘同志認為我「這一段話是大有加以分析的必要的」。於是廬湘同志就分析：「首先馮先生是說魯迅的偉大成就不能歸功於他進步的世界觀，所謂『不是作者觀點的絕對正確』。其次是『作者立場的勝利』，其實，觀點不正確，就很難談立場，這兩者本是互不可分的。另外，『立場』只能表示基本社會政治傾向，不能代替藝術領域全部具體問題。就世界觀與創作方法，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等看來，重點是在後面一句『現實主義的勝利』。如果能把下面另外兩段引文放在一塊思考，馮先生貶低世界觀，過分強調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作用的論點，就更加明顯了。他說：『不管作者是有意的無意的，總之把真實反映出來了。如果作者是無意的，那他的小說的歷史意義更大。』又說，『魯迅這時如果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也不能比這兩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敗！』」我必須把廬湘同志這段話分析一下。首先魯迅《阿Q正傳》的偉大成就「不能歸功於他進步的世界觀」，這是廬湘同志也不能不承認的，因為他說「魯迅有過寫『國民性』之說」，那麼廬湘同志在現在這一段話里是說魯迅當時的世界觀是進步的世界觀呢，還是不是的？令人不懂。其次分析廬湘同志分析我的「作者立場的勝利」的話，其實我的這個判斷是十分正確的，魯迅在轉變以前，在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的觀點即使不是正確的，而他的小說和雜文，分析起來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寫的，所以他在轉變之後自己說了極其親切的話：「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為什麼「觀點不正確，就很難談立場，這兩者本是互不可分的」呢？廬湘同志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經過思考，他說話的本意也並不在此，他說話的本意是說我「重點是在後面一句『現實主義的勝利』」，——這是廬湘同志說話的重點，說來說去他的意思是要說我同胡風一樣強調現實主義貶低世界觀。我不能不說廬湘同志是深文周納。廬湘同志接著說「如果能把下面另外兩段引文放在一塊思考，馮先生貶低世界觀、過分強調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作用的論點，就更加明顯了。」這是廬湘同志說我的意思就更加明顯了，同時他就更明顯地歪曲了我研究魯迅《阿Q正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他說「另外兩段引文」，可能是信筆用了「兩段」兩個字，其實所引的我的話都是從我的整段話里割裂來的，我的「魯迅這時如果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也不能比這兩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敗」的話是一大段（前面已引過）里的一句，同「不是作者觀點的絕對正確，是作者立場的勝利，是現實主義的勝利」是在一段里，不是「另外」一段的話。「不管作者是有意的無意的……」兩句，是另外一段里的話，在那一段里，我是分析小說里阿Q在趙太爺門口嚷造反的情節，被壓迫被剝削的阿Q臨著革命而激昂，地主階級臨著革命而恐怖，我說「在當時社會裡是真正地有，魯迅的小說也真正地寫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無意的，總之把真實反映出來了。如果作者是無意的，那他的小說的歷史意義更大。」我的話有什麼錯誤呢？我所說的歷史意義是指歷史書上沒有的記載小說里有了，這個小說作家又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替辛亥革命所作的階級鬥爭的記錄，總不能說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宣傳吧，——這就是我說話的本意，有什麼錯誤呢？我對恩格斯所說的「我所提到的現實主義，甚至不管作者的觀點怎樣，也會顯露出來的」確有體會。好比我們研究杜甫，杜甫在他的詩里說：「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這是現實主義。然而從杜甫的觀點看，他的現實主義是無意中顯露出來的，因為在同一首詩里他的觀點是：「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我們研究現代魯迅的現實主義，恩格斯的話確乎是同樣地適用。從觀點上說，魯迅對阿Q的革命是取諷刺的態度的，不認識他是被壓迫被剝削的人的覺悟，所以魯迅借了老尼姑的口對阿Q說著「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這裡的「你們」包括趙秀才，假洋鬼子和阿Q三種人。然而魯迅關於辛亥革命時的監獄的描寫，反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本質問題即農民問題。恩格斯論現實主義的話本來是明顯的，沒有絲毫可以歪曲的地方，胡風利用來貶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那就是小人如見其肺肝然了。我們不能因為胡風的罪惡就迴避學習恩格斯分析作品的方法。對恩格斯的話另外加些引伸，我曾仔細思考過，認為也是不必要的。我有什麼錯誤呢？而廬湘同志說我是「公然宣揚有無馬克思主義對作家都是無所謂的。甚至認為沒有馬克思主義倒能更好的反映社會生活本質真實了？！」直截了當地說，廬湘同志是說我同胡風持的是一種論調，所以他生怕他的這一句話顯不出力量來把一個句子加了兩個標點符號。我如果沒有堅持真理的勇氣，廬湘同志的話是足以叫人不敢開口的。 二 其次，我反對廬湘同志「更嚴重的是馮先生的論點，表示了資產階級『人性論』的觀念」的話。 廬湘同志在他的論文裡引了高爾基的一句話，高爾基的這句話我也要引了來：「不要把『階級特徵』從外面貼到一個人的臉上去，象我們這裡所做的一樣；階級特徵不是黑痣，而是一種非常內在的、深入神經和腦髓的，生物學的東西。」我就曾經仔細地研究了魯迅所創造的阿Q這個典型人物的階級特徵，從階級特徵我確定阿Q是城市裡的流浪僱工，換句話說，阿Q是市民不是農民。阿Q有阿Q的個性，也就是城市裡受壓迫受剝削的人的個性，阿Q不是王胡，不是小D。但阿Q同王胡、小D又同是市民，我們讀了《阿Q正傳》，感覺到阿Q、王胡、小D之間有著共性。阿Q就是一點也不象農民，他沒有農民的共性，更談不上某個農民的個性了。要象劉忠恕同志在他的論文裡所說的：「阿Q是一個流浪僱農的典型，而且是一個落後的流浪僱農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地表現了當時的農民自輕自賤、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法，對屈辱和傷痛的健忘，欺（？）強凌弱，向弱小者發泄受辱後的憤憤情緒等精神弱點。」我認為太是主觀隨意，說什麼在阿Q身上「集中地表現了當時農民的自輕自賤」等等。廬劉二位同志在他們的論文裡都說典型要從現實生活中產生，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劉忠恕同志所說的如此這般的僱農。不得已而要說這是「一個落後的流浪僱農的典型」，這就是把象阿Q這樣的市民的特徵貼到貧僱農臉上去，本來不象，只好再加一個「落後的」黑痣。本來阿Q的籍貫和他是不是農民，《阿Q正傳》的作者魯迅實在並沒有替我們決定的，（我們今天本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確定人物的環境和階級成分是很嚴格的，但魯迅當時用的是舊的方法，他後來在《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里就說過他自己原來是邯鄲舊步的話）他說阿Q的「籍貫有些決不定」，「也沒有固定的職業」，雖然他說阿Q是鄉下人。「鄉下」是作者的一個廣義的說法，紹興他也是說鄉下。許多研究者認為阿Q是農民，我在我第一次的研究里（《跟青年談魯迅》）也這樣說。後來我認為這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乃再費一番工夫，對阿Q的形象作了完完全全的分析，確定阿Q是城市裡的流浪僱工。這至少證明我沒有「資產階級『人性論』的觀念」。同樣是被剝削與被壓迫的人，我認為貧僱農與城市裡做零工的人的性格應該分別。 我這篇反批評的文章很難做，就廬湘同志的論文說吧，他對我無的放矢的矢放得太亂，——招架起來確實令我難得做順理成章的文章。他說我有「人性論」的觀念，我認為我上面的一段話足以答覆他了，但又令我很不滿意，因為廬湘同志指我為「掉進人性論泥沼」的話不一而足，我的簡單明了的答覆反而不合適似的。我也還不得不雜亂的回答一些。我在我對《阿Q正傳》的研究里，認為阿Q主義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統治階級的東西，愛國主義者的魯迅要揭露它，而又因為他當時世界觀的局限，把它當作「國民性」，他是寫出阿Q這一種人物來作為「國民性」的形象化。廬湘同志在他的論文裡質問道：「請問！這是什麼人物？階級社會裡有抽象存在的人物嗎？」我回答曰：階級社會裡沒有抽象存在的人物。阿Q這種人物，是城市裡的流浪僱工，但不是農民。廬湘同志的論文裡又寫道：「馮先生又講：『從魯迅的世界觀出發，也就是從「國民性」論出發，他是寫出一種人物來作為「國民性」的形象化。』這更明顯的露出人性論的馬腳。」我回答曰：這與人性論是鳳〔風〕馬牛不相及。「國民性」是魯迅的觀點，「國民性」的形象化是魯迅之所以寫他的小說的，與我們本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阿Q正傳》是兩回事。我在我對《阿Q正傳》的研究里，在分析《阿Q正傳》第二章、第三章的形象之後我總結著說：「我們更把這一連串的場面聯繫起來，魯迅為什麼取阿Q這個典型又非常之明白，在小說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即『優勝記略』和『續優勝記略』，說穿了無非是魯迅對中國地主階級當權的憤慨，遭遇強敵，失敗了還要擺失敗者的架子，還要欺負弱小民族，以大民族自居，大國自居。是的，《阿Q正傳》第二章第三章魯迅寫得躊躇滿志，他認為阿Q的形象足以說明這些問題了。」所謂「國民性」的形象化就是這個意思。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的文章里自述他的小說所寫事跡以及人物的模特兒都是「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也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意思」形象化的意思。魯迅雖說有「國民性」的意思，但他沒有「人性論」的意思。請問！我在這裡研究魯迅，與「人性論」又有什麼相關呢？ 三 我在我對《阿Q正傳》的研究里一開始說：「魯迅寫《阿Q正傳》，是針對他的本階級的讀者寫的，他向他的本階級的人諷刺阿Q主義，他的思想里並沒有什麼農民不農民的問題。」劉忠恕同志與我處於對立面，他說魯迅當時的思想里有農民問題，「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魯迅才塑造了流浪僱農阿Q這個形象，揭露了農民的精神弱點，客觀上教育了農民。」照劉忠恕同志的意思，這裡應該是「主觀上」教育農民，而他為什麼說「客觀上」三個字，我不想深論。我倒因此想提出一件事實來問一問，自從1921年魯迅的《阿Q正傳》出世以來，到底是教育了本階級的人，還是教育了哪一個農民？我想任何人都可以回答是教育了作者本階級的人。到現在我們還說台灣蔣介石是一個最糟糕的阿Q。魯迅當時思想里有沒有農民問題，我留到下文再談。現在我因劉忠恕同志的反對意見，我把我所主張的魯迅「是針對本階級的讀者寫的」這個意思再申述一下。我認為不但《阿Q正傳》魯迅是針對本階級的讀者寫的，魯迅其他有戰鬥意義的文章，包括小說和雜文，都是針對本階級的讀者寫的，用來教育本階級的他認為有希望的人。魯迅的戰鬥意義就在此。當然，說著「本階級」，是魯迅自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的話，他最初是不可能有階級分析的觀點的。他最初叫做「啟蒙主義」，也叫做「思想革命」。在《華蓋集》里有一篇《通訊》，是1925年寫的，還在寫《阿Q正傳》三四年之後，他說：「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同一題目的另一信里他的意思更明白：「我想，現在沒奈何，也只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眾這樣說——一面先行設法，民眾俟將來再談。」魯迅在這裡所說的「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是什麼意義，我不很清楚，但他在這裡告訴我們他寫的文章不是寫給群眾看的，是寫給知識分子看的，我認為一點疑問沒有。他這一篇《通訊》里的這一番話是答覆別人主張辦一種通俗的小報而說的。總之我認為魯迅的文章，包括小說和雜文，都是為了教育本階級的讀者而寫的。魯迅的戰鬥意義就在此。就是他轉變後的雜文，從《二心集》起，目的是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其讀者對象也還是知識分子，魯迅沒有想到他要教育農民，人民也還沒有給他提出這個任務來。 四 最後關於魯迅當時思想里有沒有農民問題。劉忠恕同志認為象魯迅這樣的人「思想里會沒有農民問題是不可想像的」。我認為是可以想像的，而且是可以證明的。首先我們必須說清楚，什麼叫做農民問題？如果指生活上曾經接近農民，在小說里又同情農民，如《故鄉》里同情閏土，這不能作為魯迅思想里有農民問題的根據。如果這樣便叫做思想里有農民問題，那中國古代作家裡面有不少的人都可以說是思想里有農民問題，把「農民問題」理解得太簡單了，不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所提出的農民問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曾經引史達林的話指示過我們：「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毛主席又說：「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很明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魯迅在他未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思想里不可能有農民問題。上節我們所引的《華蓋集》裡面《通訊》這篇文章中「民眾俟將來再談」的話便是證明。就拿小說《故鄉》來說，魯迅是這樣總結農民閏土的景況的：「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象一個木偶人了。」這只能表明魯迅同情農民，不能證明魯迅當時思想里有農民問題。相反地，從魯迅的這句話也可以證明魯迅當時的思想里沒有農民問題，因為農民問題主要是地租問題，是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直接矛盾，魯迅沒有指明出來。所以劉忠恕同志在他的論文裡舉出《故鄉》來證明魯迅思想里有農民問題，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劉忠恕同志並說：「同樣是在《故鄉》里，魯迅表示了自己對農民未來的新生活的希望。」其實魯迅《故鄉》的原文是這樣的：「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魯迅在這裡是指出自己這一輩的人的三種生活，一種是作者魯迅，一種是閏土，還有一種辛苦恣睢指楊二嫂，希望這三種生活將來都改變，這正是魯迅在別處所說的「改良人生」的意思。所以劉忠恕同志「同樣是在《故鄉》里，魯迅表示了自己對農民未來的新生活的希望」的話，是片面的，誇大了的，不足以為魯迅當時思想里有農民問題的證明。劉忠恕同志在他的論文裡又舉了魯迅的小說《祝福》來證明，其實《祝福》也只能證明魯迅當時思想里沒有農民問題，魯迅有的只是「婦女問題」。魯迅所最痛恨的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就是「禮教」，他不可能認識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要農民問題解決了，婦女問題才跟著解決。如果他思想里有農民問題，他反而可能不寫《祝福》這樣的小說，寫而故事也一定有所不同，因為我們分析《彷徨》里的《祝福》，祥林嫂前後兩次的夫家都是農民，最後一次「大伯來收屋，又趕她」，是當時農村里可能有的事情，但這不屬於中國社會的本質方面，寫了來反而顯得祥林嫂的死由與她的夫家更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與勞動人民有直接關係。所以我說魯迅的《祝福》，只能證明魯迅當時思想里沒有農民問題。要證明魯迅當時思想里沒有農民問題，材料尚多，沒有都舉出來的必要。我只想再說一點，如我已經指出過，在《阿Q正傳》里，魯迅對阿Q革命是取諷刺的態度的，即此一點就足以說明魯迅思想里沒有農民問題，因為作者的思想里有農民問題在他的小說里就不會諷刺農民（如好心的讀者所認為的）要革命。 魯迅的偉大價值在於他的文藝創作，包括小說和雜文，都是他同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社會作殊死戰鬥的武器，在戰鬥中他總打了勝仗，他是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的光輝的榜樣。在同敵人作戰中，他自己也總是提高了，最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最初的思想里沒有農民問題，在同反動知識分子作戰中他偏認識了農民問題。在《華蓋集續篇》里有一篇《學界的三魂》，因為當時北京的反動知識分子說他是「學匪」，他寫了這一篇文章，我把下面的話全引了來：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些農民革命軍。」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七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乘勢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 這是魯迅在1926年寫的。在這個基礎之上魯迅思想里確實開始有農民問題。可見認識農民問題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