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 · 推薦序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母親向我推薦了《她們》這本書。母親知道我想成為一名小說家，於是經常讓我閱讀一些當代女作家的作品（「當代」是指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這段時間）。這些作家包括弗蘭納里·奧康納、阿娜伊斯·寧、伊迪絲·沃頓、安·蘭德，還有瑪麗·麥卡錫。我喜歡奧康納、寧、沃頓和蘭德的作品，但對麥卡錫的作品感覺一般。她筆下的角色在我看來毫無意義，如今回想起來，這並不奇怪——大多數偉大的小說都無法打動青少年，因為他們涉世未深，還不能理解成人的失望的複雜之處。於是，我把《她們》放到了一邊，之後的二十七年里再沒碰過。 然而，在我母親看來，《她們》是屬於她那一代人的小說。她出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也是她家（無論男女）第一個上大學的，她就讀的霍利奧克山學院是久負盛名的七姐妹聯盟女校之一，瓦薩學院和史密斯學院也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她們》出版於1963年，當時正值美國社會發生重大動盪之際。約翰·甘迺迪剛剛遭到暗殺，嬉皮士們在宣揚自由的愛，美國介入越南戰爭已是第四年。在重視家庭、祥和平靜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里，那些夢幻般的場景——快樂的家庭主婦們穿著圍裙和坡跟鞋，端著雞尾酒在門口迎接自己的白領丈夫下班回家——開始瓦解。貝蒂·弗里丹所著的《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剛剛問世，這本書的創作源於弗里丹在史密斯學院的十五周年同學會上向兩百名同學分發的一份調查問卷的結論。結論表明，很多女性不滿於自己的生活，她們也不滿於婚姻和生育的狹窄出路。弗里丹將這種現象稱為「難以名狀的問題」。《她們》問世的時機再完美不過了。就像弗里丹的著作中那些現實生活里的女性一樣，《她們》的七位女主人公也飽受「難以名狀的問題」的困擾。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女性們對此表達了認同：《她們》連續兩年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現在回想起來，我不知道我的母親和她的朋友們在閱讀《她們》這本小說的時候，是否也正懷有自己的人生被家庭生活綁架的那種隱秘的不滿。但我知道的是，在這本書出版兩年後，我的母親和她最好的朋友開始了自己的事業，這讓她們的丈夫很是懊惱，並常常大發雷霆。儘管現在看來沒什麼了不起的（畢竟她們只是開了家旅行社而已，不過我的母親之後會進入銀行的董事會，成為當地位高權重的商界女強人），但這在當時卻不亞於一場家庭革命。不過，我的母親非常堅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八歲的我決心當一名作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為《紐約觀察家》撰寫《欲望都市》專欄文章期間，我的經紀人為我談下了第一部小說的出版合約。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前任編輯——在《紐約觀察家》工作過的少數幾名女性之一時，她大叫：「你應該寫一部當代版的《她們》！」回家的路上，我買了一本《她們》，花了兩天的時間重新讀了一遍。我十七歲時認為毫無意義的內容在三十五歲時讀來簡直振聾發聵。這是一些我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的角色——二十多歲的理想主義年輕女性，正在面對「現實生活」的困難和驚喜。儘管每一代女性都樂於宣稱自己遇到了一系列作為當代女性必須面對的「全新」難題，然而《她們》提醒我們，真正的改變並不太多。婚前性行為、差勁的男人、事業與家庭的對抗——這些問題仍然存在。的確，在閱讀這部小說時，你可能會好奇，如今的女性與七十年前的女性之間最大的區別是否僅僅在於「選擇」這個詞——這個詞讓我們以為我們能對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控制；甚至讓我們以為自己已經解決了那些「難以名狀的問題」。在《她們》中，麥卡錫筆下的人物沒有這樣的出路。 於是，小說以一場並不明智的婚禮作為開篇，新娘在瓦薩學院的好朋友們滿懷著對未來理想主義的憧憬，花枝招展地現身，然而這一切很快變成了遭到挫敗的雄心、一塌糊塗的性事（其中一個人物的丈夫通過背誦乘法口訣延遲射精時間）、鄰里之間的攀比、生兒育女的挑戰，當然，還有男人的不可靠——在本書的開頭，一個女孩戴好了子宮帽，卻被情人放了鴿子。 考慮到小說對兩性關係的重視，《她們》很容易被稱為當代雞仔文學的先驅。但它不是。雖然麥卡錫筆下的女性也在為找到「好」男人而困擾，可這只是表面文章，為了掩蓋更大衝突的存在。身為瓦薩學院的畢業生，《她們》中的女性堅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但她們隨後發現，自己非但無法改變世界，甚至連自身的生存都要取決於她們對自己成為「第二性」這一事實的接受。作為一名女權主義者且極其關注政治的人，麥卡錫認為小說的作用遠不止是娛樂。一九八一年麥卡錫在一篇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中說，她感覺「經典小說是在由公共事務、政治和宗教引發的思考和爭論中成長並壯大起來的，它涉及自由貿易、帝國、女性、改革等問題。人們認為，一部嚴肅的小說如果涉及權力、金錢、性和階級的主題，就會應對上述問題」。 麥卡錫堅定不移地欣然接受生活的真實面目，而非徜徉於願景之中，這無疑源自其本人艱難的成長經歷。麥卡錫六歲時，父母雙雙死於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她成了孤兒，由嚴格信奉天主教的親戚撫養長大。記憶中，他們待她苛刻，還虐待她。她十四歲失去童貞，而且據推測，她從未體會過婚姻和性的愉悅。在她所著的《知識分子回憶錄》（Intellectual Memoirs）一書中，她形容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是一個「老」男人，「肥胖，臃腫」，而且有口臭。她聲稱自己從未愛過他，答應嫁給他只是「為了懲罰自己跟他上了床」。 雖然這句話很容易被理解為冷酷無情，但同時也顯示出麥卡錫的諷刺智慧和黑色幽默，她可以將潛藏的憤怒巧妙地轉化為譏諷。在《她們》中，一個男人被形容是「徹頭徹尾的壞蛋了，不過當然，正是這種人才會讓好女人傷心」。後來，普瑞斯這個人物意識到「（她丈夫的）性格中有一面她並不信任……一言以蔽之，他是個共和黨人」。同時，另一個人物波莉擔心自己二十六歲就已經變老了，因為她的一些朋友對待她就像「從古董店裡淘出來的『文物』了——好像她是一件稍有裂痕的舊瓷器」。 因此，無論是在故事情節還是在人物塑造上，麥卡錫都毫不留情。那些渴望從小說里看到「可愛人物」的讀者可能會懊惱地發現，她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是有缺陷的。他們時而雄心萬丈，時而困惑迷茫，時而冷酷無情，時而驚恐萬狀，時而狂妄自大，時而狡黠陰險。麥卡錫並不會為了取悅讀者而去改變人物的個性，她也不會屈尊去「救贖」她的人物；相反，她會讓那些人物的人生按照邏輯和現實走向他們應有的結局。 自十五年前重新拿起這本書後，我已經讀了《她們》不下十遍。我很珍視這部小說，不僅因為它辛辣的諷刺，還因為它技巧上的因素，包括麥卡錫對於獨白的精彩運用、她的行文節奏和她犀利的文筆。每次閱讀這部小說時，我都會對麥卡錫作為小說家的能力感到敬畏。我很確定自己永遠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但麥卡錫會一直激勵我。 坎迪斯·布希奈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