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與鐵 · 一〇

既是創刊號又是停刊號的冊子《序曲》，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出版了。所謂戰後派文士全體出動的這冊雜誌出版之前，我就逐漸認識了戰後派同行。這個《序曲》的全體同人出席的座談會，不知在說什麼，一點也不明白，鉛字本身活生生地令人感到杯盤狼藉般的罕見的座談會，這種素質是早已培養出來了。 我究竟是不是「戰後派」，我也不得而知。不過，當時的空氣中，就算不給貼上「戰後派」的標籤，也會被看成是個落後於時代的舊文學，所謂其中間形態、獨自的存在，至少在新近的作家之間是不被承認的。在這樣的風氣下，我既不厭舊文學，也吃不足新文學，這種心境就是我的本心。回想起來，打那以後直至今天的十五年間，我在內心裡不斷地有如念佛一般地念誦：「不厭舊文學，也吃不足新文學」，因此，在我來說，那種「我世之春」的心境終於沒有到來。 如今想來，與其說當時是創作碩果纍纍的時代，不如說是我近代文學史上未曾有過的「批評時代」，批評的頭腦還沒成熟的雛鳥時代的我，憑感覺說話，憑感覺去判斷，一切的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稀里糊塗的，這是理所當然的。所謂戰後文學時代，雖說預兆著各派相互的對立，但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深信「我世之春」的人們的時代。 在各派之中，我抱有親近感的，是「詩歌朗誦會」一派。戰爭期間珍重地捍衛過來的美的教養，由於戰敗而落空，他們的心情就像因為更換新幣，財產遭到凍結時的心情一樣。我感到就像是對於把如今不通用的「不合時宜」的美，以及詩的教養堂堂正正地揮舞起來並跳起舞來的人不吝拍手稱快的心情，也像我的舊幣承蒙它的恩惠而值錢了似的心情。 但是，在觀看的過程中發現，這些人的動作是相當政治性的，聽說大家都是堀辰雄的弟子，我內心就叫哎呀哎呀。當然，儘管堀辰雄自身也由於生病而作為孤高的詩人貫徹始終，但也潛在著這樣的因素。一般地說，如果沒有這種俗氣，大概也就寫不了小說。不可否認，詩歌朗誦會詩人們的詩一般的衣裳，與文壇的動向之間，也有讓人感到存在某種的不調和。我初次邂逅加藤周一和中村真一郎，確實是在一個叫《光》的雜誌的座談會上，有幾個像是讀者代表的女性，不是什麼太了不起的文學座談會。我害怕加藤那雙檢察官般的眼睛。他每說一句話，我就覺得像在教員室里頑皮的學生遭到教師的訓斥一樣，相比之下，中村真一郎遠比他平穩，使人覺得容易親近。 談論不時觸及到殉情的問題，這顯然是在太宰的殉情事件發生以前的事，我曾口吐狂言，說：「年輕人雙雙殉情很美，這不是很好嗎？」和盤托出了戰爭期間浪漫派的老底。 「這就不好哩，有這種想法就不好辦啦。」中村真一郎真的露出了不好辦的神情說了這麼一句，並作了種種反駁，但聽起來通篇都是概論式的人道主義式的說教，我斷定「這些人是不承認危險的美的啊」、「這樣又怎能懂得能樂和《新古今和歌集》呢？」 我不是想批評現在的中村是「不承認危險的美」的作家。歸根到底，我只是想儘可能如實地回憶起我當時的感想。當時我對任何事物都是直覺地、斷定性地、無過程的主張，堅持一種難以對付的非邏輯的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