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 · 第二章　天王的崛起（1814—1847年）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精神領袖、天王洪秀全，在滿人入主中原一百七十年之後的1814年1月1日，出生於廣東省花縣西北約二十里外的一個小村莊。他出生後不久，全家便搬到同縣的官祿㘵村居住。官祿㘵村在廣東省省府廣州北面約百里外，當時居住著來自四大宗族的約四百人，其中洪秀全的宗族是最大的，有近三百人。村子裡幾乎所有人都是貧窮卻勤勞的農民，質樸勤儉的生活使他們很難在文化上獲得成功。 村裡的四大宗族均屬客家，即在數世紀之前移居廣東的來自中國北方的漢人。廣東的其他漢人，尤其是那些祖先更早從北方移居而來的漢人，把他們稱作「客人」或者「客家」，正如廣東的客家人移居到毗鄰的廣西之後，被當地漢人稱為「來人」一樣。但是，客家人與原居此地的漢人之間的區別，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移居來的時間更加靠後。首先，各地的客家人均保持著自己的北方方言。第二，因為客家人是後來者，他們不得不居住在山區或者土地貧瘠的地區，從在貧瘠土地上的努力勞作中，鍛煉出了勤勞堅韌的開拓者的品格。女人也因為要在地里勞作，而沒有纏足的陋習。第三，客家人與當地居民之間常有口角並且長期不和，經常因為瑣碎小事產生糾紛，因此他們經常被認為是愛計較、好爭辯的人。客家人也以勇敢著稱，他們無論男女都是打游擊戰的好手，尤其是那些住在廣西境內，與並不友善的壯族和瑤族部落毗鄰的客家人。第四，客家人基於語言、習俗和共同防禦的需要而形成了一種團結精神，一種客家宗族之間同宗兄弟的情誼。 我們在這裡提到客家人的特殊性是極有必要的。他們的祖先深受中原戰亂之苦，舉家南遷，而他們也公然表露出對清朝統治者的厭惡，表達了堅定的反抗精神。可能與其他漢人不同，直到洪秀全時，客家人仍然不斷地反抗滿族的統治。太平軍早期在廣西徵募的士兵中，也不出意外地以客家人為主。1911年最終推翻清朝統治的辛亥革命，也於國民軍中的客家人借力頗多。 洪氏家族 洪秀全的祖先中有很多非常顯赫的政治家和文人，南宋(1127—1279)初年，洪氏家族曾經有八十多人出任朝廷官吏。正是這個家族的一支後來向南遷徙到廣東，最終定居在花縣境內。 洪秀全的父親洪鏡揚是家族移居花縣後的第十五代，他是一位公認的公正賢能的長者，被鄰近的村落推舉為首領。洪鏡揚掌管公共府庫，主理地方事務，深得民人信賴，並因其公正誠實的作風而備受尊重。他與第一任妻子王氏育有五子，依出生順序分別為：長男洪仁發、次男洪仁達、長女洪辛英、三男洪火秀（即洪秀全）及次女洪宣嬌。洪火秀在結婚的時候改名為洪仁坤，後又因夢入幻境而改名為洪秀全（詳情參見後續章節）。洪鏡揚在正妻去世之後續弦，第二任妻子李氏未育子嗣。 少年和學堂時代 洪家在村子裡既不算貧窮也不算富有，家裡有幾畝稻田，還養了幾隻雞和幾頭豬。洪家的每個人都要參與日常勞作；而作為年齡較小的男孩，洪秀全主要負責放牧水牛。因為有機會能和在田野中放牧水牛的其他牧童一起玩耍，這項勞動因而變得相對輕鬆。在孩子們簡單的遊戲中，洪秀全經常處於領導地位並且發號施令。因為脾性暴躁，洪秀全還經常對敢於違背命令的人飽以老拳。 雖然負擔沉重，但是洪家並未疏忽對幼子的教育。虛歲七歲的時候，洪秀全進入村裡的私塾讀書，並且很快成為一個聰明勤奮、強於記誦的學生。通過五六年在村子周邊不同學校的學習，洪秀全已經記住並掌握了儒家主要經典和其他一些次要的文獻，而且顯示出了撰文寫作的天賦。他在校外的大部分時間，也長期自修研讀中國歷史書籍和其他文獻。這給他的老師、親屬和村子裡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個人都認為洪秀全能夠在科舉考試中取得成功，為村子爭得榮譽，並且光耀祖宗門第。他們在各種小事情上幫助和鼓勵洪秀全：老師曾免除他的學費，親戚們偶爾會為洪家提供一些物質上的幫助。父母對洪秀全溢於言表的關愛和引以為傲的感情，也時刻激勵著洪秀全。父親十分樂見自己最小的兒子能夠有光明的未來，所有當面誇讚洪秀全的人，他都會高興地將其請回家中招待茶飯。 科舉考試 像那個時代所有其他年輕的士子一樣，洪秀全非常希望能夠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可以使他當官發財的功名。十三歲時，洪秀全在地方考試（縣試、府試）中考取第一名，被選為童生，準備參加更高的學歷考試。十六歲時他滿懷信心，前往廣州參加最低等級學歷身份（秀才、生員）的考試（院試）。 當發現自己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秀才生員的名單中的時候，洪秀全的失望不難想像。他的父親也沒有能力繼續支持他的學業，便讓他回來參與家中的農務。村中的許多人也為洪秀全的不幸境遇一直感到遺憾。直到第二年的某天，洪秀全的一個家境富裕的同學不經意地問他是否願意陪自己去外地（可能是廣州）讀一年書，洪秀全高興地接受了這個邀請。一年後，當十八歲的洪秀全再次回到這個村子時，村裡的長老邀請他在村子的學校做教書先生。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洪秀全堅持不懈地準備再次參加院試。他的第二次嘗試是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當時他二十四歲，結果和第一次一樣。第二次失敗的打擊同樣巨大，但是洪秀全選擇留在廣州。在此期間發生了兩件事，足以改變洪秀全的命運和整個中國的歷史：一是洪秀全開始認識到中國傳統中的理想主義因素，二是他開始接觸基督教。 洪秀全在廣州聆聽了當時的儒學大師朱次琦的講學，從此找到了看待中國傳統的全新角度。朱次琦是鴻儒大家，長於講授公羊學和《禮記》中的《禮運·大同篇》，並從中歸結出他對中國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對廣泛的社會改革的贊同與支持。洪秀全後來的革命思想，尤其是社會和道德層面的思想，都受到了朱次琦的深刻影響。 與基督教的接觸 也許第二件事對洪秀全的影響更為巨大。某日走出考場的時候，洪秀全發現了兩個人。其中一人是一名外國傳教士，另一個是他的中國翻譯，他們在街上聚集行人，傳經布道。聽了片刻之後，洪秀全走上前去向他們提問。他們回答了洪秀全的問題，並鼓勵他說，他最終可以登上最高的階層。洪秀全第二天也去參加了布道活動，並且拿取了一些傳教士向聽眾們分發的宣傳冊。 這些在多年之後將對洪秀全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的宣傳冊，全是由梁發編寫的。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二位華人天主教徒，同時也是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還印行過自己翻譯的聖經中譯本以及許多基督教題材的宣傳材料。他因此結識了前輩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並經其介紹，與另一名早期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一同去馬六甲學習。1815年，米憐在馬六甲為梁發施洗。1823年，在返回廣州一年之後，梁發被任命為馬禮遜的助手。他把自己對傳播福音的熱情釋放在不斷印行並免費發放基督教宣傳冊上，特別是在科舉考試期間，應試考生更是成為他宣傳的重點對象。他的傳教活動最終招致了地方官僚的打壓，1834年冬天，梁發不得不離開廣州到馬六甲避難，把繼續分發基督教宣傳冊的任務交給了其他人。 洪秀全得到的那套宣傳冊名為《勸世良言》，刊行於1832年，共有九卷。洪秀全在回鄉繼續教書之後，只是隨便看了兩眼，就把這套從廣州帶回的九卷小冊束之高閣了。 精神打擊 1837年春天，二十五歲的洪秀全第三次赴廣州參加科舉考試，這一次他仍未能考取功名。強烈的失望感使他突然開始懷疑並否定自己。「我感覺很不好」，他不得不雇兩名轎夫把自己抬回老家，到家之後也很長時間臥床不起。他的腦中開始充滿奇怪的幻象。他想到了死亡，並與雙親做了這樣的訣別： 哦，我的父母，我是這樣地不孝，不能報償你們的關愛。我將永不能得到一份功名，光耀你們的門楣。 然後他就像已經死去一樣，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也不再支配自己的身體，只是躺在床上，意識在有無之間徘徊。但他的思維卻是活躍的，那個奇怪的幻象越發清晰，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這樣記錄洪秀全在多年之後回憶起這個奇怪的幻象： 當他剛剛閉上眼睛時，他看到一條龍、一隻老虎和一隻雞走進他的房來。之後便看見許多人抬著轎子，敲鑼打鼓地向他而來。他們請他上轎，然後把他抬走。洪秀全驚異非常，不知何德何能受此榮耀，更不知該如何是好。不久他來到了一處瑰麗光明的地方，左右兩旁站滿了才情高尚的男女，他們滿懷愉悅向他致敬。他起身離轎，一位老婦人帶他來到河邊，對他說：「你滿身污穢，為何要與那些人為伍而作踐自身？我現在要使你潔淨。」在清洗完畢之後，古風猶存、德行高尚的人們圍攏上來，洪秀全識得有許多先賢也在其中。他們簇擁著洪秀全進入一個大房間，在那裡他們用刀切開他的身體，將心臟與其他內臟取出，並換上紅色的、新鮮的臟器。一切完畢之後，傷口隨即癒合，毫無痕跡。洪秀全在這個房間的四壁之上發現了許多石板，上面刻著勸善良言。洪秀全便將它們逐一閱覽。此後，他們進入了一個更大的房間，那裡的美麗與光輝更是非言辭所能表達。這個房間裡，一位留著金色鬍鬚、穿著黑袍的德高望重的長者，神色莊嚴，端坐高堂。他看見洪秀全，一邊流著眼淚一邊說：「這世間所有的人，由我所造，依我而生；食我之食，衣我之衣。其中卻無一人，能記念我、尊敬我。更有甚者，以我的犧牲祭拜妖魔；他們故意違抗我的意志，激起我的怒火。你可不像他們一樣。」於是，長者賜予洪秀全一柄寶劍，命令他剪除妖魔，卻要寬恕他的兄弟姊妹；還賜予他一方印璽，使他可以戰勝惡靈；另外還給他一顆黃色的果實叫他食用。洪秀全吃掉果實，覺得甘甜可口。當洪秀全從老者手中接收了這些象徵著忠誠的饋贈之後，他馬上敦促房內的所有人返回崗位，履行長者分給他們的職責。有些人這樣回答他：「我們確實忘記了他分配給我們的職責。」還有人說：「我們為什麼要尊敬他？我們與朋友一起飲酒作樂，豈不快哉？」由於這些人不為所動的鐵石心腸，洪秀全便聲淚俱下地不斷告誡。長者對他說：「鼓起勇氣行你的事，我會在萬難時刻助你周全。」隨後，長者又重新回到那種神色莊嚴的狀態，說道：「洪秀全堪當此任。」他拉著洪秀全走出房間，並讓他向下看去，對他說：「看這世間的人們！他們心中是無盡的乖戾奸邪。」洪秀全向下看去，見世間道德淪喪，罪孽橫生，他不忍直視，啞口無言。 韓山明接著解釋道： 洪秀全的病症以及這種幻象大約持續了四十多天。在這些幻象中，他時常會遇見一個被他稱作「兄長」的中年男人，他隨洪秀全一起巡遊四極，並幫助他斬奸除惡。 洪秀全的怪異行為讓他的親戚家人害怕他是被鬼魂或者惡靈附體，他們便找了個驅魔師來到家裡，為洪秀全施法驅魔。這遭到了洪秀全的激烈反對，最後驅魔師悻悻離去。當洪秀全終於從這場恍惚失心的幻象中走出來後，他整理好自己的情感思緒，走到父親的面前，這樣說道：「那天上高貴的長者已有明令，世間之人都應追隨我，所有的財富也都將歸我所有。」驚訝費解的洪家人並不知道，洪秀全所罹患的確實是一種名為「夢醒狀態」的嚴重的精神性癔症，其症狀通常包括像洪秀全這樣的幻象妄想以及願望滿足。研究過洪秀全病例的一位心理學家做過這樣的總結： 洪秀全的這種「譫妄亂語」或者「夢醒狀態」，是一種典型的極度欣悅的狀態。它的內容混雜著中國傳統的和基督教的意識，而它的意義則在於一種完全的願望滿足，以及一種對所有人生失意的克服與超越。他在虛妄的夢境中構建了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世界，不僅如此，他還把這個夢境表現到現實中來。他已無法區分夢境中的意象和現實的體驗，因為他的那種奇幻夢境已經被他投射到現實環境之中……當這種自閉（逃離現實）將近完成的時候，他的表現就像在做夢的正常人一樣……夢醒狀態大多數時候由純精神性誘因引起，並由於強烈情感波動而變得越發嚴重……精神性誘因從本質上講通常是歇斯底里的，當夢醒狀態與患者的現實困難和迫切需求，例如願望滿足或者既往痛苦經歷的反覆出現這些誘因，建立起或多或少的可使人理解的聯繫的時候（這種狀態則為之更甚）。 毫無疑問，他的診斷非常切合所有文獻中對洪秀全的症狀、病情和持續影響的描述。至於所謂的精神性誘因，對於洪秀全的病症而言，可以歸結為他在科舉考試中的屢次失敗。在帝制時代的中國，年輕士子一生的命運都由科舉考試決定，鮮有例外。通過科舉考試意味著不斷取得功名，從而獲得官職和榮譽。在科舉考試中成功的人可以輕鬆地選擇，或者入仕為官，逐級晉升，榮耀鄉里，光宗耀祖，或者退隱歸田，成為鄉紳，享受這一階層傳統的社會、政治等許多方面的優越待遇，以及壟斷經濟機會、聚斂財富的諸多特權。而未能考取功名的科舉失敗者，深知前途渺茫，往往變得心灰意冷。年輕的洪秀全天生自恃頗高，這種心灰意冷於是演變成了絕望和精神崩潰。 實際上，在洪秀全夢醒狀態中願望滿足的幻象與科舉考試失敗給他帶來的種種打擊之間，確實存在著明確得令人悲惋的聯繫。他的那個以自己為主角的「故事」，可以被解讀為他回鄉之路的某種延續，而他坐著同一頂轎子飛升進入天堂。那位穿著黑袍、長著金色鬍鬚的老者（從而不可能是中國人）或許是前一年他在廣州的路邊遇見的傳教士在他夢中的化身，雖然洪秀全後來才越發相信那個傳教士和當時在他身旁的中年華人翻譯，這兩個高貴的形象正是上帝和耶穌基督的化身。他被指派為世界的最高統治者，並被賦予斬妖除魔的神力，也許反映了傳教士當初安慰他時所說的，他可以登上最高階層的那句話。這句話在這個絕望的年輕考生的心裡一直縈繞不去。幻象中洪秀全所受的象徵他權威的印璽，象徵和代表著他得到的那些宣傳冊。而洪秀全隨後發出的敦促命令，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是對傳教士街頭布道的單純模仿。洪秀全後來對孔子的反感憤怒以及他主張力行的偶像破壞活動，也非常明顯地可以追溯到他從布道者和那些宣傳冊中得來的印象，因為除了外來的像基督教這樣的影響因素，在那個時代，在那個儒學傳統和偶像崇拜統治下的國家，沒有什麼能夠激發洪秀全這樣的想法。洪秀全在那四十天內所經歷的幻象中的種種細節，沒有什麼是現代的精神病學所無法解釋的。在任何關於這些幻象的歷史資料中，也絕不存在任何證據顯示洪秀全恣意編造了這些幻象，欺騙無知的信眾，確立自己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洪秀全在病癒之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他把從幻象中上天的權威那裡獲得的成王使命看作終生的事業。洪秀全作詩讚美自己為全中國的統治者。為了把他的父親和其他家族成員徹底神秘化，某一日，他用紅色的墨寫下了「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個字。意識到自己新的使命後，他把自己的名字正式改為「洪秀全」，保留了原來名字中的「秀」字，並且加上了個「全」字，認為「全」字由「人」和「王」兩個字組成，有「人之王」的意味。他還改換了一副新的行為方式：行事變得穩重嚴謹，走路注意步幅姿態。最重要的一點是為了準備領導將來的革命運動，洪秀全看待事物的觀點變得強硬而嚴肅，充滿了對自身特殊使命矢志不渝的信仰。這種毫不妥協的決心，正是將來他可以驅策太平兵勇艱苦奮戰、至死不休的原因之一。 兩個關鍵的決定 病癒之後，洪秀全繼續在本村和周邊的村莊裡做教書先生，就這樣過去了六七年。關於那場大病和那個病中的幻象的記憶，也逐漸變得模糊。就連科舉考試給他帶來的痛苦，也隨著時間慢慢地變弱。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洪秀全打算為考取秀才做第四次嘗試，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參加科舉考試。而面對第四次考試的失敗，洪秀全現在已不是絕望，而是徹底被激怒了。在從廣州返鄉的船上，洪秀全咒罵了考官，還作了一首詩來排解心中的憤怒。詩中還揭示了他要領導一場推翻滿人統治的革命的決心。回到家之後，洪秀全仍然極為惱怒，繼續憤怒地譴責著清朝政府以及所有滿族官僚，他把自己的書扔到地上，大聲說：「讓我來主持考試，為國家取人才，而不是為滿人找奴僕。」洪秀全這樣的氣憤的確符合當時的情境，但是現在也許沒有人能意識到，此刻也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肇始之時。 1843年夏天，洪秀全正在他繼母出生的村莊裡做教書先生，表兄李敬芳來家裡看他。李敬芳在書架上發現了洪秀全在廣東從傳教士手中得到的那些宣傳冊，馬上就向洪秀全借閱。通讀之後，他對宣傳冊中那些不同於尋常認識的內容顯得異常著迷。見到他如此，洪秀全也開始閱讀這些被他久束高閣的宣傳冊，他忽然意識到這才是理解他那個奇怪幻象的關鍵所在。激動和興奮之餘，洪秀全現在確信那幻象中德高望重的長者就是上帝，而那個中年男人就是耶穌基督。六年前所見的幻象現在又一幕幕地出現在他的腦海，並且一個一個地都因與宣傳冊中所描述的事件高度對應而被賦予了新的解讀。韓山明總結說，洪秀全「感覺像是從一場大夢中醒來，他找到了一條能夠實現的通往天堂的道路，一個永生與無限快樂的希望，並為之欣喜若狂」。 洪秀全和李敬芳很快便受洗了。兩人就宣傳冊的內容和其中關於受洗必要性的告誡進行過幾次長時間的討論，之後他們決定為自己施洗。於是，兄弟二人向上帝禱告，立下「不敬拜偶像，不行奸邪，並敬受天命」的神聖誓言，然後口念「淨化所有之前的罪惡，脫離舊人，重獲新生」，同時把水潑灑在自己的頭頂。 洪秀全宗教知識的來源 那些宣傳冊對洪秀全的宗教信仰以及後來太平天國的基督信仰和教務組織，都有著深遠而不可估量的影響。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這些宣傳冊是洪秀全能夠接觸到的僅有的基督教文獻，而這些宣傳冊的內容揭示了上帝和基督的真實性，因此在總體上應該得到尊重、信任和遵守。這些內容還印證了洪秀全所見的幻象以及他受上帝指命為王之說並非為他杜撰，也許這一點對於洪秀全而言也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韓山明是這樣引述洪秀全的： 這些書顯然是依上天的旨意降受於我，以印證我之前的經歷。如果我未經之前的病恙就接受這些書，我就不敢相信它們，並以我一己之力，反抗整個世間的舊俗。如果我只是生病，卻沒有得到這些書，我便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那些幻象的真實性，那些幻象也許會僅僅被當作生病時的胡思亂想。 洪秀全這種對那些宣傳冊權威性毫無懷疑的信仰，之後轉變成了太平軍士兵間的一種共識：他們的天王從「天書」之命，統治中國。洪秀全在同時期的另一次談話中這樣描述這種信仰： 我在上帝的駕前親受他的命令，上天的意志一直與我同在。雖然我將因此經歷災難、困境與苦痛，但我決心奉命而行。若我不遵從上天的命令，便會勾起上帝的怒火。這些書里的內容不正是別的書上所記的真理中最基本的那些嗎？ 這些宣傳冊確實介紹了一些基本的基督教教義：敬拜唯一的上帝，通過耶穌基督得到救贖，尊重聖經，良善而道德高尚的生活的必要性等。但是，宣傳冊的作者梁發並不是受過專業培訓的神學家，他在撰寫這些宣傳冊時也並未試圖完整而全面地介紹基督教神學。他對聖經經文的選擇摘錄、內容主題的隨意編排以及行文說教的風格，都很明顯地突出了其傳播福音的目的。也許是糅合了梁發自己的解讀偏好以及馬禮遜和米憐對他特別的教導，梁發在宣傳冊中並未充分闡釋，甚至徹底忽略了基督教教義中許多非常重要的方面，例如上帝為父、基督的一生、三位一體、聖餐、寓言故事的含義以及愛的至上美德等話題。梁發宣傳冊的重點在於揭露當時普遍流行的封建迷信以及各種偶像崇拜的邪惡性，這也正反映了早期在中國的傳教士活動的主流方向。上帝在其中並沒有被描述為《新約》中的那位慈愛天父，而是被刻畫成《舊約》中那個易怒而善妒的上帝，那個摧毀城池、以死亡懲戒違法罪人的耶和華。 洪秀全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這些宣傳冊，由於沒有其他的資料和指導，他只能通過靈感來理解其中許多晦澀的段落。這些晦澀的部分，既反映了跨文化解讀經文在哲學層面上固有的困難，同時也因為梁發所引用的是馬禮遜所譯的第一版中文聖經，而明顯變得更難於理解。馬禮遜初學中文，並未掌握撰寫精巧的中文文章的複雜技巧，他翻譯的經文時常拗口難通，有的時候甚至讓人無法理解。而洪秀全則全盤接收了馬禮遜的這種奇怪的措辭和令人訝異的語法，並把這些當作證據，證明這些宣傳冊的神聖來源，他甚至把它們和那些神秘的上古經卷相提並論。與此同時，洪秀全還試著通過自己的奇思妙想完善一些有歧義的段落，這常常使這些段落的意思變得與原文大相徑庭。洪秀全如此悟得的「基督教教義」之後備受外國傳教士的批判詬病，也就並不奇怪了。 不過，洪秀全顯得並不在乎他人說他是異端的指責。許多傳教士堅持不懈地努力，希望能夠改正洪秀全在認識上的錯誤。他們提供了其他的基督教文獻以及更好的聖經譯本，來幫助洪秀全認識更為正統的觀點。但沒有什麼能讓洪秀全有所改變，他依舊堅定地堅持自己對那些宣傳冊的理解，只是某些地方根據他後來宗教思想的發展做出了一些非常細小的調整。事實上，洪秀全從那些宣傳冊中提煉出的兩條重要訓誡——敬拜唯一的上帝以及高道德標準生活的必要性——都最終成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法條（我們將在第八章中詳細論述），並且使太平軍士兵因徹底的偶像破壞主義和禁慾的道德主義而聞名。 福音傳道 對宣傳冊的研究以及受洗這兩件事，立刻使洪秀全從之前的憤怒中解脫出來，他非常欣慰，並決心投入到這項偉大的新事業中去。他面前的任務是創製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以完成他受上帝指命為王而身負的神聖使命。 一開始，洪秀全和他的表兄很快地砸毀了表兄家祭拜的全部偶像，以及洪秀全所在私塾供奉孔子神位的神聖祭壇。滿懷激情的洪秀全返回故鄉，向村民們傳播新的信仰，很快就吸收了他的遠房表弟馮雲山和堂弟洪仁玕。這兩個人都受過很好的教育，和洪秀全一樣，也都科考失敗，在私塾教書。兩個人也和洪秀全一樣，通過皈依新的信仰找到了新的人生意義：馮雲山較洪秀全年歲略小，他將成為革命運動初期的主要謀劃者，而比洪秀全小九歲的洪仁玕則是將來太平天國的主要負責人。 在受洗後，三個人來到附近的一條小溪邊，作為一種儀式，將自己的身體清洗乾淨。洪秀全接著就說服家人、族人和鄰居全都改變了信仰，並且破壞了家裡供奉的偶像。馮雲山和洪仁玕的傳教熱情也逐漸增長，但是洪秀全和他的兩位助手在鄰近的村莊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洪仁玕因為移走私塾里的孔子牌位，遭到全村非議以及長兄的一頓毒打，被打得衣衫寸裂。 然而，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洪秀全的傳教方式被他自己火爆的脾氣和偏狹的性格染上了暴戾的色彩。只要有人拒絕接受他傳播的新信仰，就會遭到他的苛評，甚至是直接的詛咒。這種戰鬥性在現實中也有著實在的象徵，洪秀全回到他的表兄李敬芳的村子後，二人都會佩戴一把特製的「斬妖劍」。洪秀全在這一時期所作的文字材料中已經展現出對威壓和武力的依賴，這也是將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一個顯著特徵。 第一次廣西之行 1844年的早些時候，洪秀全第二次在本村教書後不久，他激進的傳教方式再一次引發了人生中一次新的危機。村民們對他那種傲慢生硬的教化全村、搗毀偶像的做法一直隱而未發的不滿，逐漸地轉變成了公憤。洪秀全的那一小群信眾、村裡的長老和部族領袖，也一個接著一個地表達了對新信仰的反對。在中國農曆新年，長老們按照慣例請村里受教育程度最高、書法最好的洪秀全和洪仁玕在紅色的紙上為地方神明撰寫楹聯的時候，他們之間的矛盾徹底公開化了。兩位一神論者斷然拒絕了長老們的要求，在隨後而來的喧譁爭吵中，雙方都聲色俱厲，村里房屋的牆上一時貼滿了互相攻訐的詩作。洪秀全怒氣當頭，砸毀了世代供奉在學校的孔子牌位。對此感到震驚和憤怒的長老們立刻解除了洪秀全的教職，和村民們一起攻擊洪秀全這種無法被原諒的錯誤行為，並譏笑諷刺他的宗教信仰。面對同時失去工作和榮譽的莫大屈辱，洪秀全便與馮雲山和洪仁玕商議。他們一致的意見是附近的村落已經無法久留。他們終於體會到梁發的宣傳冊中引用的上帝「沒有先知在自己的家鄉被人悅納」這句話的含義，三個基督徒決定接受他們早已註定的命運，遵從上天的命令，踏上流亡之旅。 1844年春，洪秀全在忠實的表弟馮雲山及兩名族人的陪同下，喬裝成文具游商，離開了村子。當時年僅二十二歲的洪仁玕因為年齡太小，被家族長老扣留了下來，他在那之後離家去鄰近的一個叫作清遠的地方做私塾先生，在那裡再度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洪秀全一行就這樣開始了長達兩個月的徒步西行之旅，在經歷許多困難之後到達了毗鄰的廣西省。在這段漫長又艱難的旅途中，馮雲山的族人退出返鄉，但是洪、馮二人頑強地堅持西行，最終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廣西貴縣。 這是他們的第一次廣西之行，而廣西後來成為太平軍的主要根據地。我們可以相信，洪秀全和馮雲山此時正在積極謀劃著推翻清朝統治，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基督教的王國。而他們西行廣西的目的，便是為發動起義的準備工作尋找一片適合的土地。 在貴縣的活動 貴縣是廣西東南部的一個富庶地區，主要的居民都由廣東遷居至此，但同時也居住著大量的客家人和壯族人。洪秀全和馮雲山拜會的王氏家族就是客家人，住在縣城東北六十多里的地方。王氏家族中有五兄弟是洪秀全的近房表親。落腳之後，洪秀全和馮雲山立刻開始向說同樣方言的客家人傳教布道。 在貴縣停留的三個月時間使洪秀全確信，雖然貴縣非常適合傳教，但是這裡交通便利，往來的外地人較多，不適合作為醞釀大型革命活動的秘密基地。此外，洪秀全感覺王氏五兄弟必定不會支持，隨時可能反水。帶著這樣失望的心情，洪秀全決定返回廣東。 就在這個時候，五兄弟中長兄之子王為正因為一起微小而不實的獄訟蒙冤入獄，王氏家族向洪秀全請求幫助。面對對方誠心的懇請，洪秀全不忍推卻，於是就改變了計劃，讓馮雲山獨自返回廣東，自己則留下來盡己所能幫助王為正洗刷冤屈。洪秀全寫了一份有力的辯護狀呈交縣令，王為正入獄僅一個月就被無罪開釋。王氏家族對此欣悅非常，由王為正帶頭，全家人都接受了洪秀全宣揚的新教。出於對洪秀全救命之恩的感激，王為正成了一名信念堅定的教徒和洪秀全宗教事務的助手，他之後也為太平天國運動犧牲。在冬天將近的時候，洪秀全終於啟程返回廣東，他對自己在貴縣七個月的工作感到滿意，那裡現在已經有超過一百名信徒。 回鄉之後 洪秀全從廣西回到家鄉後，不安地發現馮雲山居然還沒有回來。當馮的母親、妻子和幾個兒子向他詢問馮雲山是不是出了什麼事的時候，洪秀全只能回答說馮雲山幾個月前就獨自啟程返鄉了。但是他們當面的詢問和背地裡的指責，都讓洪秀全困惑地覺得馮雲山返鄉途中的安全應該由他來負責。 他在返鄉後的兩年間(1845—1846)過得非常孤獨，堂弟洪仁玕仍然在鄰近的清遠縣教書，而村子裡也沒有人能讓洪秀全表露他對革命的熱情。過去的經歷似乎給了他新的勇氣，洪秀全重新開始了他的傳教工作。即便如此，長老與村民還是注意到，在經歷了很多情況和困難之後，洪秀全的脾性和他對人的態度變得更為溫和，所以他們恢復了洪秀全的教職，洪秀全的生活也重新有了保障。閒暇的時候，洪秀全潛心文案，這也是他一生的喜好。根據後來刊行的太平天國官方資料，洪秀全在這個時期的作品包括五幅楹聯、五首讚美詩、頌歌、詞作以及兩篇長文，水平也都不讓同儕。 洪秀全的早期宗教觀和革命觀 洪秀全這一時期的作品有助於我們了解他日後的宗教和社會政治理論的來源，證實梁發的宣傳冊對他的巨大影響。洪秀全重申了梁發所解釋的基督教基礎教義，並和梁發一樣，試圖在傳統的中國儒家道德教訓與基督教的倫理系統之間建立聯繫。洪秀全的出發點即「人是上帝之子，人人皆兄弟」。因為具有絕高的重要性和超越一切動物的尊嚴，人須要時刻戒慎，立正德行，成為一個戒絕了所有罪惡的想法和行為，踐行所有中國古代經典中所描述的道德準則的「君子」。需要注意的是，在把西方的「對錯」和東方的「正邪」兩組概念聯繫起來界定道德與否的同時，洪秀全在這些早期作品中向調和東西方的道德準則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洪秀全的社會理想同樣源於他對「人人皆兄弟」這一信條的堅信。在這一信條中，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是同一大家庭的成員。從國際間的關係到省、縣、區、鄉、鎮、村以至於家族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原則不應是互相仇視，而應是相愛相攜。用洪秀全自己的話說，最基本的原則是「大量」。如果有這樣的準則，理想的社會就會實現，天下之人就可以盡享太平。公平和正義的世界就將取代滿是相互侮辱、相互壓迫和暴力的世界。這種高尚的理想社會，代表了一種基督教教義和藉由古代經典《禮記·禮運·大同篇》所表現出來的儒家理想的結合。這也可以被視作洪秀全熟悉中國經典與歷史的佐證。 洪仁玕曾在休假時探訪洪秀全並記錄下了許多他們之間的對話，通過這些記錄，我們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洪秀全在這一時期的觀點。在某次對話中，洪秀全解說道： 堂弟啊，你所生之地，被滿人統治著，五億人民被幾百萬人所奴役。這是莫大的恥辱。而且，每年數以億計的錢財被浪費在鴉片上，還有幾百萬的民脂民膏被用在官僚階層的花草和脂粉上，年復一年，至今已經二百餘年。如此一來，中國的富人怎麼可能不變窮？窮人怎麼可能不犯法？犯法的人怎麼可能不被送往伊犁、黑龍江和吉林成為奴隸？ 還有一次，洪秀全是這樣說的： 上帝將世界分成諸多王國，並用大洋作為它們的邊界，就像老父把財產分割給自己的兒子們。而他們每一個人都要遵從父親的意願，安靜地經營自己的財產。現在這些滿人為什麼要搶奪他們兄弟姊妹的財產？ 洪秀全對基督兄弟之國的理想以及對自己使命的理解，通過下面這段談話更是非常清楚地表達了出來： 如果上帝要幫助我奪回我們自己的財產，我便應該告訴所有的國家，應當謹守自己的所有，不要互相傷害，互相搶奪。我們應就基督的真理和智慧互通有無，在交往中遵守規矩，行為得體。我們共同服侍同一位天父，共同遵從同一位天兄，即這個世界的救世主的教誨。從我的靈魂被帶入天堂以來，這便是我全心所願的。 目前很難確認究竟是在何時何地，洪秀全的腦中是如何萌發出這一思想的。他所處的社會環境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當時的廣東人和客家人大多是受到三合會影響的貧窮階層的人，他們中間存在著十分普遍的反滿情緒。然而，第四次科舉考試失敗才最終點燃洪秀全的怒火，使他從一個渴望追求政府榮譽和權力的士子，轉變為一名矢志推翻滿人統治的革命家。而且，直到洪秀全再次讀完那些宣傳冊，徹底改信基督之後，那種上帝授予他王權，以及上帝命他斬妖除魔、推翻滿人的意識才變得清晰而堅定。雖然革命的時間和地點還未確定，但是洪秀全的革命意識顯然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的節點，宗教元素與民族及政治觀點相融合，形成了作為他畢生事業的這場宗教性、民族性和政治性革命運動的理論基礎。 訪問羅孝全 洪秀全最終成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領袖的最後一步始於1847年3月中旬，當時他在廣州與洪仁玕一起拜訪了美南浸信會的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羅孝全是在得知洪秀全奇怪的幻象以及他的傳教熱情之後邀請他來廣州的。當洪秀全把幻象同自己的親身經歷聯繫起來的時候，羅孝全從好奇轉而變得驚異，於是便建議他的兩位客人多留些時日，更多地了解基督教教義，學習聖經。洪秀全和洪仁玕於是便在傳教團里開始認真地研讀基督教文獻，參加服侍，考察教團的組織管理，吸收了很多將來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實行的基督教實踐活動的具體細節。直到一個月後，他們的盤纏用光才離開。 羅孝全派了兩位教徒陪同他們返鄉，以便近距離地考察洪秀全的品行。兩位密探對洪秀全品行的反饋頗佳，羅孝全便決定為洪秀全施洗，並任命他為助手。洪秀全於是返回廣州，但是不久就發現羅孝全的另外兩名助手因為害怕洪秀全這樣大有前途的新晉取代自己的地位而設計陷害他。他們的做法是勸說洪秀全向羅孝全申請每月五元的津貼，一直手頭拮据的洪秀全毫不懷疑地就去申請了。這使羅孝全誤以為洪秀全和別人一樣也是為了物質利益才宣稱信仰基督的人，他在顯然未做任何調查的情況下，就放棄了為洪秀全施洗並對他進行進一步培訓的想法。洪秀全最終也意識到事情的真相，但是如密迪樂(Thomas T. Meadows)在這件事上對洪秀全的褒讚所言，洪秀全從未因為這場誤解而對羅孝全心懷怨恨。 對於洪秀全而言，固然對失去羅孝全的資助滿是失望，但是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通過探訪羅孝全而得到的能夠全面接受基督教教育的滿足感。這是他第一次有機會通讀包括《新約》和《舊約》在內的全本聖經，是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和郭士立(Karl F. A. Gützlaff)的譯本。他還有機會接觸並熟悉不同教團的傳教士們所製作的宣傳單頁和宣傳冊，這為他之後刊行天國的宣傳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洪秀全對其他一些傳教士，尤其是那些專於教育和醫藥的傳教士也有頗深的印象，雖然他經歷了鴉片戰爭後的抗英鬥爭並親眼見到英軍入侵廣州，但是那些傳教士在中國的教務活動中展現出來的博愛和自我犧牲，使洪秀全一直堅信那個所有外國人永遠都應被視作兄弟的信念。洪秀全還從唱詩、帶禱、講道和查經等公眾性的敬拜活動中習得了不少非常實用的知識，這些知識都將在洪秀全自己的組織中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得到貫徹實行。在教義的層面上，洪秀全借用了郭士立「皇上帝」的術語，而且太平天國的文獻幾乎原樣不動地借鑑了讚美詩和十誡的內容。歸根結底，洪秀全的偶像破壞思想由於傳教士強調對偶像崇拜宣戰，而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和鞏固。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暗示洪秀全所見幻象的真實性，並催促著洪秀全儘快履行上帝賦予他的使命。 但是，羅孝全不再熱心於對洪秀全的教導。洪秀全再次抵達廣州兩個月後，他用光了所有的盤纏，於是決定離開。洪秀全在教會的第一個好朋友借給了他一共一百文的一小筆錢，雖然這筆早期的借款至今也未還清，但是洪秀全用這筆錢在1847年7月21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出發前往廣西。這一次的目的是尋找他失蹤的表弟馮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