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 · 前言

我最早開始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產生興趣是在1918年或1919年，當時我身為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正在準備畢業論文的題目。1921年，當我在閱讀西方的相關文獻時，家父病重，我不得不返回中國。因此，我轉而閱讀中國的文獻，對這一課題了解愈深，很快就意識到在我面前展開的這個廣闊的研究領域，正是我畢生的學術和智力創造的目標。 1924—1926年，我在北平（今北京）的燕京大學獲得一份教職，從而有機會根據我所收集的官方、半官方和私家史料，開始編撰一部太平天國的歷史。可是很快，這便成為一項顯而易見的徒勞無用的工作，皆因我意識到關於這場革命的清廷官方資料多有篡改訛誤，這些資料完全無法作為一部信史的基礎。於是，我燒毀了已有十萬餘字的手稿，開始了無盡又痛苦的、隨時隨地收集太平天國相關材料的經年累月的過程。 我得到了許多朋友無私的幫助，其中包括洪氏族人，他們在我尋訪洪秀全故里村落時為我提供了莫大的幫助。就這樣，我的收藏逐漸擴大，到了1935年，我關於這個課題的第一部著作完稿，其中包含我個人的研究以及一些外文資料的譯文，題為《太平天國雜記》。為了加快我的搜尋和研究，我在上海創辦了文史類期刊《逸經》，它很好地完成了鼓勵讀者找尋太平天國的相關材料並郵寄給我，以資出版的基本任務。抗日戰爭爆發後，我移居香港，當時我已經收集了許多珍貴稀有的中西方文獻、太平天國同時期人士未發表的手稿、一些報紙和雜誌的報道、圖像和照片，以及數量可觀的太平軍自身的資料，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印章、審核表格、硬幣及其他器物（還有很多已無法獲得或無法移動的石碑等物的拓本）。資料的搜集雖然中斷，但這反而為我仔細研究、辨析手頭材料的真偽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幾年間，我不斷撰寫一系列的文章，完成了著作中的一些章節，並且創辦了另一份期刊《大風》。 1941年，日軍占領香港，我返回中國大陸，並有幸得到廣西省政府的協助，對太平天國運動發源並取得最初階段性勝利的十三個縣做了全面的田野調查。此行發掘出了不少當時尚不為人所知的，仍在許多太平軍第二代、第三代子孫中流傳的故事和史實。同時，我也對起義時期的地理和文化環境有了難能可貴的深入了解，並且搜集了許多未發表的手稿、文獻和其他重要史料。我的第二本書《金田之游及其他》於1944年出版，書中匯報了此行的發現；一年之後，我將這些材料與在香港時期寫好的章節進行匯總，發表了我的第三本書《太平軍廣西首義史》。 此後的五年間，我在廣東的老家，一邊繼續進行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一邊在政府中從事文化和教育工作。1949年我返回香港之後，才開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將我自己的資料與他人的資料結合整理，最終形成一部太平天國通史的工作上。1953年，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聘用我為研究員，1959年我又成為該院榮譽研究員，得益於此，我才能最終完成兩部三卷本的著作，即1958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及1962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全史》。此後我以中文撰寫並發表的關於太平天國研究的著作，除一些論文外，還有1967年出版的《洪秀全載記》及1968年出版的《太平天國與中國文化》。 本書為單卷本，為西方讀者編撰，其成書得到了已故芮瑪麗教授的鼓勵和支持，由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會資助。這既是一部縮編簡史，同時也是一部全新的資料匯編。作為一部縮編簡史，它匯聚了我畢生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研究的核心成果，是從我全部過往著述中提取要點，再根據我最新的發現做出調整，並在編輯和出版方的全力協助下得以完成的。作為新的資料匯編，本書試圖以短小的篇幅，系統地描述事件和相關組織的結構，雖然缺少了我更大部頭作品中常會出現的擴展與議論，但是仍保留了足夠多的可以被證實的史料細節，足以使讀者自行得出一個大體的結論。 中國傳統史學有三種不同的寫作形式：根據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進行記述的編年體，根據事件發生的先後從始至終逐一記述的紀事本末體，以及根據重要人物分別編撰其傳記並集結成史的紀傳體。三種形式在本書中均有所體現。首先，從洪秀全出生至整個運動的失敗，本書尊重其基本的時間延續性。當主要的戰役或事件同時發生時，則採用第二種形式，對每一個事件從頭至尾分別加以記述。至於第三種形式，在雙方領袖人物登場之時，本書對其身世背景都會做相應的介紹。而對太平天國的組織及其在非軍事領域取得的成就，則配合與之最為相關的事件、地區或人物，分別做出介紹和描述。 由於缺乏可信的史料，研究太平天國的學者曾在數十年間蹣跚不前。而如今，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大量湧現，這種變化使得去偽存真、融會結合的任務變得異常艱巨，是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史學家們所面臨的難題。在學者們剛剛開始協力合作的現階段，我們不可能期待一部太平天國史中不存在任何錯誤，甚至重要的事實性錯誤也可能在其中出現。本書自然也不例外。但我有信心的是，本書將迄今為止經我悉心研究的最完善的結果呈現了出來。為了力求完美，我邀請了以下學者幫我訂正錯誤，彌補疏漏。 以下眾多中外友人與學者在過去的年月中，都為我提供了各種形式的幫助，使本書能將太平天國研究推向新的高峰。我對他們每一個人都深懷感激之情，但因篇幅限制，無法全面地向他們的每一項貢獻致以謝意。但是，有許多人直接參與了本書的準備工作，我希望在此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首先是香港亞洲基金會的代表們、本項目的協理贊助人，他們慷慨地為我提供了前往耶魯大學開始撰寫書稿的旅費。 芮沃壽(Authur F. Wright)、約翰·霍爾(John W. Hall)、傅漢思(Hans H. Frankel)、休·派屈克(Hugh T. Patrick)四位教授作為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會輪值主席，在本項目艱苦漫長的研究過程中給予了指導，他們幫我安排了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的研究助理職位，並且均出於關切之心，幫助本項目順利完成。 耶魯大學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幫助編輯了文獻索引，並撰寫了序言，為本書增光添彩。 香港嶺南書院院長路考活(Howard G. Rhoads)教授通讀了全文，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柯文楠(Charles Curwen)教授細緻地檢查了終稿，以防有疏誤遺漏。 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的陳志讓博士及香港九龍華仁書院的陳綸緒神父幫助我獲得了許多通常難以入手的重要史料。 布朗大學圖書管理員戴維·喬納(David A. Jonah)博士及語言學系的詹姆斯·雷恩(James J. Wrenn)博士幫助安排了布朗大學嘉德納中文藏書館中珍版書籍的複印。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常石道雄博士於1964—1965年我在耶魯居住期間擔任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協助我使用館內設施，並幫我尋找珍貴文獻。 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現任館長金子英生先生熱心幫忙製作了書中我本人收藏文物的圖示。 夏威夷大學的史蒂芬·烏哈利(Stephen Uhalley)教授時為香港亞洲基金會執行代表，他第一個讀完本書手稿，並在本書成書的各個階段均給予我不斷的鼓勵和支持。 新不列顛中康乃狄克州立大學的理察·威廉士(Richard A. Williams)教授及紐黑文昆尼皮亞克大學的羅納德·海佛曼(Ronald Heiferman)教授，時為耶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生，在我完成初稿時擔任我的私人助理。 艾伯丁·威廉士(Albertine Williams)、多萊西·里德(Dorothy Reed)、伊麗莎白·祖克曼(Elizabeth Zuckerman)、埃塞爾·欣貝格(Ethel Himberg)四位女士以她們專業的技巧與熱心，幫我錄入了手稿。 香港製圖師李經漢（音）先生幫我重新繪製了精美的地圖。 耶魯大學圖書館的吳雯艷（音）女士幫我細緻地檢查了手稿中的漢語羅馬音拼寫。 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瑪麗安·尼爾·艾什(Marian Neal Ash)女士就出版細節，給了我很多精確實用的建議。 耶魯大學的阿德里安娜·薩達德(Adrienne Suddard)小姐以高超的編輯技巧，使我的手稿變成現在這樣通順的終稿，而其中所有我的發現、結論和信念堅持都未受絲毫的影響。她還不斷地就文本提出啟發性的改進意見，並給我很多鼓勵。 最後，我要特別向已故的耶魯大學芮瑪麗教授表示感謝，她幫助這個項目不斷地前進和提高，並為最終的成書做出了艱苦的努力。 本書刊行的所有得益，我都必須與以上諸位以及其他所有朋友和同事共享，在成書的各個階段，我都得到了他們的幫助。但是本書中如有虛假與謬誤，我本人將獨自承擔所有的責任。 簡又文 1972年1月於香港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