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 · 序

1851—1866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激烈壯絕的事件之一。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從廣西境內脆弱不堪的臨時基地出發，帶領著逐漸壯大的隊伍輾轉北上，經湖南入武漢，然後組織了規模巨大的艦隊，沿長江而下直搗南京，並最終於1853年將其確立為新王朝的首都。從那之後，太平軍與清軍鏖戰中原十餘載。他們所抱持的是一個至大的目標：控制中國，進而根據太平天國的理想改變中國。他們的理想糅合了《舊約》基督教思想、平等主義、清教思想以及自己的創造性發揮。他們的劍鋒不僅與此前的無數次起義一樣指向居於統治地位的王朝，而且更直接指向了當時基本的階層分化和社會結構。從這個層面來說，太平天國運動確實具有革命的性質。 所有試圖描述太平天國歷史的學者，都必須克服兩個重大難題。其中之一，是針對任何革命運動的史學研究都常常遇到的，無論其描述對象發生的時間與地點如何；而另一個，則與傳統中國的社會組織與價值取向更緊密地相關。第一個問題與預定課題的討論範圍相關。對於史學家而言，經過一定程度的研究，對某一革命運動的主要因素進行總結與探討，並得出一個結論，這不是什麼難事；或者，通過對某個具體選定的課題深入處理、分析，見微知著，從而完成一篇專題報告，這也不會太費工夫。真正的考驗在於理劇剸繁，在關於一場社會運動各個方面的浩如煙海的細節中，條分縷析，在腦中組織並描述這些細節，使它們在敘述中不僅各盡其用，還能切實地互相聯繫起來，從而對這一運動的整體完成重新構建。這並不是簡單的時間、精力和技巧層面上的問題，必須有超人的毅力，才能把四處隱匿的材料收集起來。革命軍通常過於繁忙，甚至不能讀寫，因而少有記錄，而當時的清廷官員也不願過多地傳播有關革命的言論。 此外，中國官方史學的操作實踐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每一個朝代都編寫自己的歷史，並銷毀關於對其發起挑戰的起義的記錄，將其政權的合法性推及永久。許多其他國家的統治者也曾根據自身的利益，杜撰或者篡改歷史記錄；但是中國的統治者在類似的任務中，依靠的是訓練有素的士大夫階層的聰明才智，以及對國家史館中大量既往資料的借鑑。因此，很多時候歷史資料被徹底地改寫，且其內部又相互吻合，這使得對史料的重新評估成為一項艱巨的任務。 簡又文教授致力於太平天國研究已逾五十載，對其細節及整體的把握，使他可以完成一部關於這場運動的全史。通過對細碎史料的艱辛搜集，他得以從太平軍的角度重建對這場運動的敘述，第一次把其中的現實因素與人的因素結合起來，使我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太平軍領袖們的行動與動機。在梳理所有現有資料的同時，他還搜集了運動時期的手稿和宣傳單，建立了自己的收藏，並親自參訪運動故地，以便從地形、地勢的角度分析運動的發展。他還在不斷了解太平天國技術與工藝的同時，收集了大量的太平天國手工藝品，其中包括印章、拓本、錢幣，甚至還有一塊銅製名牌。簡而言之，他的著作為後輩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 讀者面前的英文版是對簡又文教授中文版多卷本太平天國研究著作的精編，是他與芮瑪麗(Mary C. Wright)教授合作六年最終完成的。芮瑪麗教授參與這項工作，是因為她一直以來都希望非歷史專業的讀者能有這樣一本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著作，與當時的其他著作相比可以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從而既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國，又對我們分析這場革命運動大有助益。遺憾的是，芮瑪麗教授猝然離世，未及向西方大眾親自介紹並評價簡又文教授的著作。 簡又文教授的著作有許多出色、獨到的方面值得我們特彆強調，例如他對太平天國政府結構、經濟組織及其神學體系的分析。在此，我僅舉出四處我認為尤其有意義的地方，每一處都與戰爭的某個方面相關，而綜合起來，它們就可以向我們展示簡又文教授學術研究的廣闊視角。我選中的四處包括：對紫荊山地區的運動發展早期的分析、1854—1856年的湘鄂戰役、從軍事史角度著眼的太平軍主要戰略錯誤分析、1856年天京兄弟鬩牆的戰鬥。 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對起義的興起有許多記載，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對起義究竟為何能夠興起這一點卻知之甚少。簡又文教授深入地研究了太平軍政權的根本基礎，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指出，太平天國運動在其早期的1850年年底到1851年年初取得的勝利，得益於他們精心細緻的運籌準備：他們的徵兵政策審慎而嚴謹，獲得了重要的地方氏族的理解，巧妙地利用了客家人與當地人緊張的關係，建立了隱蔽的兵工廠並藏匿和儲存了大量武器。太平軍的領導人甚至事無巨細地提前著手印製登記表、行軍手冊以及建造營地的指南。所有這些都作為革命運動進程的一部分，與教義宣傳及竭盡全力確立「天王」統治層級系統一起，並行不悖。簡又文指出，所有這些準備活動都受到了地理和歷史條件的影響，尤其是受到地形條件（他對於當地地形的仔細考察在這裡就顯得尤為重要）、地方武裝及民兵團練勢力、與地方士紳階層的關係，以及官員不作為、未施行干預等條件的影響。 湘鄂戰役（太平軍所有主要戰役在本書中都有詳盡的介紹）與曾國藩有關，因而其細節就變得格外引人注意。大多數歷史學家雖然著重強調曾國藩在19世紀60年代取得的巨大勝利，但並未對其背景做出考察。本書著眼於「湘軍」組織的早期運籌，向我們指出曾國藩當時所面臨的巨大困境，以及他是如何多次險遭傾覆，又轉危為安的。曾國藩所要承受的不僅僅是其新軍遭受軍事失敗的打擊，還要直面部下羞愧不堪的面容、朝廷的冷麵斥責，以及在戰鬥中失去最為信賴的部將等痛苦。當他的水師遭受重創後，他興建船廠、招募工人、募集資金等種種在組織建設上做出的努力也似乎要隨之付諸東流。因此，他自然會時而陷入絕望，之後也很自然地對太平軍窮追猛打——畢竟，他們讓他吃盡了苦頭。 簡又文教授的史學素養，使他可以從日常軍事行動及長期的戰略目標兩個方面考察太平軍的軍事行動。這使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太平軍在何時何地犯下了主要的戰略錯誤進行權威的判斷。他主要討論了以下幾點：1853年6月攻取武漢之後未直接北上閃擊京師，而是沿長江東下的戰略錯誤；1853年襲取南京之後同時發動西征和北伐兩場戰役的戰略錯誤；未能搗毀清軍鄰近諸大營，進而占領上海的戰略失敗；1857年韋俊棄守武漢，1861年李秀成未能再度占領武漢，及其隨即犯下的放棄安徽、加強浙江防備的戰略錯誤。以這些為代表的諸多戰略錯誤，帶領讀者一次次地檢索並考察中國的地圖，提醒他們不能忘記這場鬥爭的廣泛性與複雜性。 最後，1856年天京發生喋血內訌，楊秀清和石達開全家以及韋昌輝均受難被戮，其中的細節使我們能深入理解太平天國的政權。這些細節向我們展示了在天京的革命軍中潛在的緊張關係，而姿態高高在上、超然於物外的洪秀全卻未能進行緩解與調和。我懷疑，在最初的誅殺之後不斷擴大的殺戮狂潮，是一種潛在痛苦的外在表現；發起革命和在其上升階段加入革命是一回事，而在被包圍的困境中如何保持革命的動力和能量，則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件事。 當然，太平軍不僅頑強地堅持到了1864年，甚至在1856年之後的某些時候，他們幾乎徹底恢復了革命肇始時的精力與能量，這足以印證太平軍的勇敢與對信念的忠誠和執著。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在軍事層面所扮演的角色，儘管他通常都是作為一個富有遠見的「現代化」改革者的角色被學者們提及和討論。1860年太平軍佯攻浙江，並突然回師天京，擊潰清軍和春、張國梁部，這似乎都是洪仁玕做出的謀劃。相當諷刺的是，正是因為他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才迫使清廷最終放手任由曾國藩自由行動。 太平天國的故事充滿了矛盾和驚喜，而簡又文教授巧妙地利用了這些矛盾和驚喜。這的確是一本熱情洋溢、充滿個人情感的書，而作者在其中持有一定的立場也著實無可指摘。他來自廣東，不滿清朝統治，無法（也不想）掩飾自己對洪秀全的同情（勝過對曾國藩的同情）。同樣，從本書的標題開始，作者就強調他所描述的是一場革命運動，他並不想被劃為堅持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叛亂」的學者。這樣的立場自然會使簡又文教授在一些問題上採取與主流認識不同的態度。我特別要指出的是他關於三合會眾（他認為他們確實是叛亂者）擾亂太平天國革命熱情、太平軍中女性角色，以及太平軍領袖對軍中農民兵勇的態度轉變這些問題的論述。 他把太平軍視作革命者，因此清軍便成了反對革命的角色。因此，他對清軍的討論重點不是清廷的意識形態，而是清軍的軍事戰略、資費搜集、兵員招募、對外結盟，以及對投降的太平軍和一般民眾的大肆屠殺。至於對清廷鎮壓起義的思想方針的討論，我們可以參考芮瑪麗關於同治中興的著作。通過該著作，我們可以了解清廷依照儒家思想制定的鎮壓起義、節用養民的政策。當然，這些政策非常簡單而僵化，但至少其初衷是滿懷和善並且符合國家利益的。 因此，簡又文與芮瑪麗二位的著作可以一併閱讀，互相平衡，互為延展。二者結合，便可以幫助我們不斷加深對1850—1874年這段歷史的了解。同治時期的統治者們囿困於歷史的語境之中，在他們利國遠慮的背後，我們能聽到無數人尖銳憤怒的呼號，他們在追求一個不同的擺脫困境的方法，而後者的呼號也越發響亮。 史景遷 於耶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