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 · 第1章 清王朝由盛轉衰及內憂外患的時局

第1節　清王朝的建立 17世紀到18世紀，耶穌會[1]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令人嘆為觀止，平靜而莊嚴。在中國，這種平靜已經多時未見，所以17世紀到18世紀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人物畫像顯得極度誇張。然而，外國人仍然一如既往地認為，這種對中國虛幻的描述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同時，極少數外國人給予中國與眾不同的關注。他們非常清楚，不滿與反叛的種子已經撒滿了中國的每個角落。整個歐洲似乎對太平軍攻陷南京的情報感到意外，畢竟南京是清朝的第二大城市。在此之前，太平軍每次起義無一例外以勢如破竹之勢向清帝國的都城北京進發。密切關注東方世界這段歷史三十年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沒有分享這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情報。我們都非常清楚清帝國已經支離破碎，並且這種狀態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耶穌會會徽 將時間追溯到1793年。當時，英國外交正使喬治·馬戛爾尼伯爵及其率領的使團成員在覲見乾隆皇帝時，已經明顯察覺到清帝國衰落的跡象，並且自信地預測，乾隆皇帝駕崩之後，清帝國定會加速走向滅亡。在統治中國六十年之後，乾隆皇帝於1795年從至高無上的皇位上退下，由他的兒子繼位。而後繼之君並未能證明自己作為皇帝的價值。即使乾隆皇帝耗盡國庫，用以開疆拓土，對長期威脅西藏統治的漠北蒙古發動了耗資巨大的戰爭，但在擁有無上權力和個人功績的巔峰，乾隆皇帝依舊未能征服苗族——一個世居中國內陸、與廣東省毗鄰的高山民族。事實上，這個堅強的民族從未向中原漢人或清王朝臣服過。他們世代居住在綿延四百英里的高山地區。這些地區在清帝國的版圖上形成一片政府管轄的真空地帶。這些高山居民也曾多次下遷至平原地區，試圖推翻當地政府。於是清王朝出兵鎮壓，給整個地區及周邊省份帶來了極大的恐慌與破壞。高山苗族也從未屈從於清王朝的削髮令。他們或自然蓄髮，不修不剪；或仿照古人髮式，對蓄髮結辮置若罔聞。 喬治·馬戛爾尼伯爵 喬治·馬戛爾尼伯爵覲見乾隆皇帝 眼下的清王朝沒有什麼可以向世人誇耀的，因為清朝開國才兩百多年。前明最後一位皇帝崇禎皇帝被強大的起義軍圍困京城，想到自己即將成為階下囚，在賜死愛女之後，他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這一系列的悲劇就發生在1644年。就在這一年，一位名叫吳三桂的前明將領，帶領清朝軍隊進駐北京。而吳三桂的清朝主子在鎮壓了暴亂之後，以拯救者的身份於1644年取得了國家的統治權。清王朝由此正式拉開帷幕。當前在位的是第七位皇帝[2]。 崇禎皇帝親手殺死愛女 清朝中期梳著髮辮的中國人 滿人入主中原後，強迫漢人剃髮蓄辮。而漢人已習慣於千百年來祖先留給自己的髮式，並將其視為最重要的民族特徵。另外，清政府還命令漢人改換服裝，違令者將被處死。據說有人寧死也不遵從這些規定，有一位漢人官吏在剃髮時因悲憤而自盡。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曾說：「清王朝應該在他們足夠強大時再頒布這些法令。這些新的律法，其中一些只會出現在暴政橫行的國家，出現在對大多數人的利益熟視無睹的社會。然而，這些服裝髮式的變化又使身處社會各個階層的個體變得更加平等，或許對於有些人來講，這些變化最大限度地弱化了他們作為被征服者的特徵。除了那些被徹底征服的人，很多人是不可能真正臣服於清政府的。而清政府也不會輕易承認他們仍未徹底征服漢人的精神，因為清政府沒能拿出徹底擊垮漢人精神的有效措施。如今，我們只能在中國戲劇中看到古代中國的服飾，這也是我們能見到這些古老服飾的唯一場景。」 儘管存在著一些膽小怯懦的人，但絕不是人人都完全臣服於清政府。許多地方都湧現出對清政府的反抗鬥爭。在沿海的福建省也是抗爭不斷，並且這裡的反抗鬥爭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在清王朝執政的前十八年，中國南方的很多地方仍然處於獨立的狀態。海上及沿岸還存在著對於清王朝而言很難對付的勢力。鄭芝龍，即「國姓爺」鄭成功的父親，世代居住並統治著廣闊、富庶、美麗的台灣島，將其作為一塊治外之地。荷蘭人曾一度掌控台灣島，最後被鄭成功的海上勇士驅逐出島。因為鄭成功的這一名號，我們前往中國的航海先驅和冒險家都對他有所耳聞。這位生龍活虎的首領與退守海岸的南明王朝聯手，經常利用自己的艦船在清王朝遼闊的海岸燒殺搶掠。長期以來，只要清政府的艦船出海，肯定會受到攻擊、扣押、洗劫。依慣例，鄭成功會將這些抓獲的人——無論是滿人還是歸順清政府的漢人——一律斬首。康熙，清入關後的第二任皇帝，對此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將沿海六省的子民全部內遷三十華里，違令即殺。因此，被遺棄和毀壞的村莊城鎮不計其數，饑民四處乞討。以此為代價，清政府使鄭成功在物質方面的能量和資源都受到了極大削弱。鄭成功之孫未能承襲其祖武備，最終在清政府的誘降下將台灣拱手獻於清皇，並接受了清政府賞賜的高官厚祿。上述事件發生在1683年，而僅在五年後，英格蘭王國就爆發革命，驅逐了斯圖亞特家族。 鄭成功 荷蘭殖民台灣的大本營——熱蘭遮城 第2節　康熙盛世 康熙皇帝被認為是最擅長治國理政的君主，其六十年的執政生涯跌宕起伏。在他的治理之下，清王朝最終實現了穩定統一，但也存在一些隱患——零星的反叛並不鮮見，不滿與仇恨也相當普遍。當康熙皇帝的後繼之君表現出怠政懶政和優柔寡斷的時候，這些隱患就變得更加尖銳。康熙皇帝有很多積極良好的習慣，其中一項就是十分重視騎射。作為一支龐大軍隊的統帥，康熙皇帝通過多次跨越長城的狩獵活動，讓軍隊一直保持著遊牧民族能征善戰的本性。與此同時，康熙皇帝警覺地意識到，暫時不能奢望從南方獲取什麼，而要時刻警惕南方隨時發生的暴亂。1689年，康熙沿著京杭大運河抵達南京，再由南京前往富庶的江南名城——蘇州。在蘇州還流傳著一則關於康熙的軼事：富麗奢華的民居整齊地排列在鋪著絲毯的街道兩旁，康熙皇帝下馬，隨從跟著下馬，為了不讓粗糙的馬掌踩壞絲毯，大家步行走進宅邸。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非常珍視耶穌會使團的來訪，認為耶穌會使團帶來的政治、外交及數學、科學方面的知識對自己的國家很有益處。康熙皇帝秉承著開明的精神與沙俄簽訂了邊界及商貿條約。讓·弗朗西斯·熱爾比永[3]神父留下了一條關於條約的記錄。這條記錄可以在杜赫德神父撰寫的關於中國的著作——《中華帝國全志》中找到，就在這部著作的第四卷。在杜赫德神父將讓·弗朗西斯·熱爾比永神父關於《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記錄引用到《中華帝國全志》十四年之後，康熙皇帝派出外交使團出使位於裏海北岸的圖爾古斯韃靼可汗。喬治·斯湯頓將漢語原文翻譯為英文，向我們展示了這次出使的記錄。這是近代中國派出最遠的外交使團。我們對使團出使的細節及康熙皇帝對這次出使親力親為的指導充滿好奇。 康熙皇帝南巡 喬治·斯湯頓 康熙皇帝時期的來華傳教士 康熙皇帝對外宣示了平定西藏動亂的偉大意義，並在平定西藏動亂之後，出兵征服動盪不安的蒙古部落。一位法蘭西傳教士跟隨出征的軍隊，用嫻熟的繪畫技術描述了這不朽的功勳和偉大的勝利。隨後這些畫作被傳至巴黎，並被刻在了銅盤上。作為對此類事件最有發言權的專家，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認為，這些畫作最忠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的服飾和宮廷儀式，是迄今最全面的資料。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作為康熙皇帝的後繼之君，他的不凡之處更多地來自他對天主教傳教士的瘋狂迫害，因為這些傳教士的所作所為或許已僭越了宗教的範疇。然而，這些傳教士為這個國家帶來了很多益處，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中國的第一門大炮是由傳教士帶來的。通過這些傳教士，人類所取得的許多重要的、涉及各個領域的進步成果都傳入了中國，如製造、藝術、科技等方面的先進知識。其中很多知識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發展，而這一切都是由那些堅忍不拔、行事積極的傳教士從歐洲引入中國的。 第3節　後繼之君 1735年，雍正皇帝的兒子乾隆皇帝繼位。對這位皇帝，前文已經提及。在乾隆皇帝退位之後，皇位由嘉慶皇帝繼承。但嘉慶皇帝顯然沒有能力統治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嘉慶皇帝萎靡不振，毫無建樹，性格柔弱，品行不端。嘉慶皇帝取消了先輩們每年都會舉行的圍獵活動，然而，正是這些先輩堅守的傳統，讓滿族保持了獨特的血性，也讓清朝軍隊充滿了勇氣與耐力。嘉慶皇帝荒廢朝政，壓迫人民，橫徵暴斂。他羞辱、歧視漢人和一切被清朝征服的民族，無法有效地融合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之間的情感。他對六部從未做出過有效調整，使原有的問題日益惡化。於是，全國各地暴亂頻發，接連發生起義。一旦朝廷發現某地發生暴亂或起義，往往就會派兵進行殘酷的鎮壓。我們對於清朝內陸省份的歷史信息知之甚少，但這些匱乏的信息卻足以證明清朝皇帝往往無法適應長期的社會平靜，相反，卻能夠忍受持續的爭鬥與動盪。海盜在海上集結，對沿岸村鎮進行燒殺掠奪，情形就如同鄭成功所處的那個時代。我們有一份關於這些海盜的準確記錄，這份記錄是由在東印度公司服役的令人敬佩的海軍軍官理察·格萊斯普爾所做。非常不幸的是，他曾經被這些海盜俘獲並長期拘押。 乾隆皇帝 嘉慶皇帝 道光皇帝 嘉慶皇帝的繼任者是道光皇帝。與他的父親相比，道光皇帝在做人和治國方面都表現不錯。道光皇帝對他的年號並沒有過多的要求，「道光」一詞譯成英語就是「理性的光輝」。道光皇帝認為國家的貧困衰弱，是清政府對緬甸、交趾支那失敗的、不明智的圖謀造成的。而這些國家在有膽識的君主的領導下，對中國構成了威脅。這些肇始於前任之君嘉慶皇帝的麻煩，至今仍將持續。西北諸省幾乎常年處於動亂狀態。揭竿起義之人數以萬計，整個陝西荒野千里，衰敗不堪。這種情況還有向山西甚至向全國蔓延之勢，進而動搖整個國家的根基。這些反抗者最大的訴求就是希望清政府能夠遵循祖法，在災荒之年盡一切手段保境安民。然而，清政府除了關心百姓饑飽，還應關注百姓爭取政治自由的呼聲。這種呼聲儘管之前聞所未聞，但在1810年以後，就變得盡人皆知了。不滿現狀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些政治團體或秘密團體。這些政治團體或秘密團體擁有一個籠統的名稱——白蓮教。清政府需耗費大量的精力來鎮壓這些團體。這些團體的成員曾湧入皇宮試圖殺害嘉慶皇帝，而嘉慶皇帝僥倖逃過一劫。清政府規定，只要參加被清政府禁止的組織，就會被判處極刑。以至於在清政府的鼓動和慷慨的回報的誘惑下，告密者和姦細越來越肆無忌憚，在短短几年之中，就有超過一萬兩千人因參加白蓮教而喪命。 道光皇帝繼位，大赦天下。然而，道光皇帝的這一舉動並沒有給自己贏得多少民心，也絲毫沒能阻止這些秘密團體和他們革命信條的傳播和蔓延。嘉慶皇帝曾經熙熙攘攘的後宮，如今變得令人生厭。那是一處由工於心計的女人統治的地方，現已隨著嘉慶皇帝的駕崩而被徹底清除。伶人小丑和後宮嬪妃都紛紛被遣散。道光皇帝決定過一種清心寡欲的生活，對此，他似乎表現出了極大的決心。然而，僅靠這種合乎道德的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拯救行將就木的清王朝的。[4]道光皇帝對搜刮錢財表現出了一種病態的熱情。道光皇帝囤積了大量用來流通的銀錠。這一舉動給清帝國的貨幣流通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導致了國力更進一步的衰退。道光皇帝的固執令人驚訝，他不會放過任何能搜刮的東西。道光皇帝對待自己的僕人極其吝嗇，給予他們的俸祿僅能勉強維持生計。道光皇帝甚至向自己的大臣索要大量貢品。這些清朝大臣往往被道光皇帝搜颳得一乾二淨。如果大臣當中有人讓道光皇帝感到不快，道光皇帝首先會查抄他的家產，而不是審問判刑。由於道光皇帝極其貪婪，王公大臣從不敢顯露自己的財富，而是將金銀細軟深埋於地下，避人耳目。因此，越來越多本應進入流通領域的財富消失了，對社會生活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皇帝將官員罷免，官員又花錢將自己的官職買回，這種情況屢見不鮮。貪財無度成了政權安穩最大的隱患，而這正是道光皇帝最大的熱情所在。 《喜溢秋庭圖》中的道光皇帝 第4節　獨攬朝政 繼位初始，道光皇帝表現出對權力的強烈欲望，不許他人染指。對國家政務，道光皇帝事必親為。而在過去，這些事都交由宮中太監或寵臣處理。道光皇帝曾下令，如遇軍機大事需要決斷，即便他已經安寢，也要將他喚醒。這個制度似乎執行了一段時間，也極大地為道光皇帝博取了勤於政務的美名。然而，道光皇帝想要擺脫朝臣、獨攬大權的願望最終還是落空了。畢竟他無法獨掌乾坤，雖然名義上一直如此。道光皇帝最終由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獨裁者，淪為一個依賴他人意見才能做出決斷同時又不可或缺的角色。[5]在最濫權的那段時間，道光皇帝任由善於奉承的朝臣指揮驅使。道光皇帝一直認為自己極其專制，而實際上，他已經成了別人手中的工具。 在中國，當皇帝或許是一個普通人追求的最遠大的目標。只有君主才有的萬人之上的地位，以及附著在這地位之上人們對皇權的迷信，使皇位能夠讓人心生妒恨從而產生覬覦的想法。就像當年的亞歷山大大帝和拿破崙一世，即便已經取得了極高的榮耀，但他們依然覬覦皇位。因此，沒有必要把偉大的皇帝說成是萬王之王、代天地巡守四方的人、億萬蒼生的代表，也沒有必要為皇帝的地位編出一個崇高的說法。因為有一個簡單的事實，那便是清朝的皇帝掌管著三億六千五百萬的臣民。這一實實在在的數字足以托起清朝皇帝的獨裁統治，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而作為狩獵民族後裔的皇帝，以個人的意志極大地影響著億萬子民，讓桀驁不馴的蒙古部落徹底臣服，讓自己的皇權遍布在雪域西藏，讓自己成為漠西蒙古永遠的主人。在青海湖畔，清政府也成立了統治機構，管理新疆塔里木盆地那些野蠻、驍勇的百姓。那裡的百姓的確應該向這位偉大的君主致敬。即便是一個一向冥頑不靈的人，在深思清朝皇帝不乏完美典範的治國策略時，都應該感受到其中的精彩。皇帝的話語就是金科玉律，皇帝舉手投足間就是行為規範。皇帝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一個人的身家性命都完全取決於皇帝的意志。皇帝無須對朝廷負責，也不受朝廷或者王公大臣的監督，皇帝是天下唯一的主人，是所有臣民的君父，可以為所欲為。在所有統治權力之中，任何形式都無法和中國皇帝比擬。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來對中國皇帝做出評價，因為可能在理論上，皇帝需要假裝對上天和列祖列宗負責，但這些都僅僅是毫無影響的象徵力量，偶爾才能在精神上對皇帝有一點道德層面的約束。 清朝中期的蒙古貴族 從這個角度來審視中國皇帝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其他方面的問題。由於沒有任何人可以對皇帝下令，所以皇帝自己必須嚴格恪守祖制。皇帝作為一位立法者，又不得不遵照已經約定俗成的各種煩瑣細碎的禮儀。數不清的規範儀式致使中國皇帝成了一部機器。皇帝可能會打破這些規矩，蔑視這些規矩，就像它們理應被打破、蔑視一般。但這樣做的話，皇帝將無法長久地高高在上，並可能因此而受到懲罰。皇帝或許是一位暴君，將廟堂變為廢墟，將社稷變為荒原。為了讓皇帝時刻對祖宗付出的犧牲保持警醒，皇帝要在每年春耕之時手握鏵犁，以告祭太廟。每次國遭大難，皇帝需身披麻衣跪於太廟，將天下之過攬於一人，讓人認為他是一位明君。然而，如果皇帝忽視禮部的禮制，疏遠經常參加祭拜儀式的官員及百姓，舉止、穿著都不符合祖宗的慣例，那就會出現強烈的呼聲來反對這位無所成就的統治者。確信無疑的是，這種呼聲必將撼動皇帝的統治。 雖然中國皇帝將個人的意志作為治理國家的法律，但至少皇帝應該不時地對他的大臣表示一點面子上的尊重。整個國家對於這位皇帝而言空泛而毫無意義。這位貴為天子的皇帝一定會通過聆聽子民的夙願而使自己獲得更多的擁戴。每個人都應該有向皇帝表達訴求的渠道，即便是一位最窮困的寡婦，也可以通過告御狀的方式向皇帝傾訴。最近這些年，我們可能會說，在廟堂之上談論百姓的夙願成了風尚。百姓的夙願首先應當予以關注。把百姓的夙願作為一切措施的指導和方向，儘管這些豪言壯語只是逢場作戲而已，但僅僅將這些原則表達出來，就能在這個國家贏得民心。 清代皇帝前往太廟祭祖的場景 這些風靡全國的極具煽動性的思想潮流，無不是旨在加速滅亡地方政權，甚至是至高無上的皇權。皇帝得儘量表現出對這些思潮的容忍，得以一種方式使自己適應極端的專制與百姓所要求的民主之間的調和。中國的君主往往還扮演著所有臣民的君父的角色，他得表現得慈愛、和善，並保留完全中原化的習俗和情感。皇帝還得時時證明自己作為滿族首領的價值。皇帝的這些族人仰望著他，希望皇帝能賜予他們更多的財富。對於蒙古臣民，皇帝得表現得像一位偉大的可汗。皇帝在大草原上不可計數的牲畜、強大的影響力和無所不在的權力必定讓所有的對手敬畏。面對藏人和其他眾多的遊牧民族，皇帝則表現得像一位信徒。皇帝將達賴喇嘛尊為天神的化身，供養所有歸順於皇帝的喇嘛。 17世紀的藏人 於是，皇帝承擔著將天下繫於一身的重大責任。這就要求皇帝必須對這些民族給予足夠的關注。而對任何一方的忽視都可能會釀成嚴重的危機。由於皇帝承受著重責大任，治世能臣的輔佐就顯得尤為必要。於是，皇帝受到臣下的操控也就不難理解了。儘管臣民仍稱其為君父，國家仍然是在皇帝的治下；儘管臣民自小接受啟蒙，希望能以「天之驕子」的身份輔佐君王，然而，作為皇帝臣僕的思想卻牢牢地束縛著他們。清帝國君臣的重大行為決斷往往根據天相來決定——當然這並不是我們所說的天文學。 我們已經列舉了很多對皇帝治權不利的限制因素，因為為了能夠公正地評判清朝君臣的舉措，就很有必要把上述因素考慮在內。因此，我們可能經常要了解一些事件的前因後果，否則這些事件理解起來就不太容易。「普通的農民比王子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加為所欲為。」這些文字都引自一位對中國、中國政府、中國人無所不知的作家之手，就是那位勤勉、有魄力的傳教士——郭士立[6]。 郭士立 第5節　秘密團體 在嘉慶皇帝的統治即將結束前，清政府已經明白，鎮壓秘密團體是無濟於事的，這樣做只會激化矛盾，並且會有更多的人固執地加入這些組織來主張他們的政治思想。然而，道光皇帝還是留下了一些不問世事的思辨派。他們都是些形上學者，而非革命家；但同時對那些以驅逐滿族人、推翻清政府為直接目標的政治人物卻予以法律制裁。郭士立相信此類團體組織的確存在。他們向來膽大包天，目無法紀，在被清政府取締以後，他們往往改頭換面，捲土重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著國家的平靜，也因此受到了極其嚴厲的懲罰。[7] 一位近代知名的美國作家也非常肯定地寫道：「這些團體和秘密組織起源悠久，分布極廣，只要有漢人的地方就能發現它們的蹤影。它們必將推翻清政府，最終將徹底擊敗並驅除滿族人。」[8] 約瑟夫·瑪利·加略利和伊萬·梅爾奇奧先生可以證實這些組織是由來已久、遍布世界的。「這些秘密組織在中國及中國周邊國家不可勝數，甚至凡有中國移民的國家，就有數量龐大的秘密組織。在新加坡、檳榔嶼、巴達維亞、馬尼拉等地都已發現清帝國秘密組織的分支——共濟會，它以推翻清政府為矢志不渝的目標。」 1845年，我們曾與一位汕頭的商人共同生活了幾日。這位商人暗中向中國運送武器，他帶我們來到一所房子。這所房子位於城中最髒亂不堪、治安混亂的區域。商人帶我們登上二樓類似於閣樓的地方，想知道我們對他的武器做何評價。這些武器都是美國人賣給他們的，不過是些插在鋼鞘之中的尺寸很大的劍。劍身的鍛造非常笨拙，當然價格也十分低廉，每件十法郎，包含運到中國的運費。在我們進去的時候，一個中國人抽出了其中一把劍，並發出了驚呼，學著中國戲劇舞台上的英雄人物擺出了動作。我們問這位商人購買這些武器是不是為了對付清帝國的虎狼之師，這位商人頗有深意地笑了笑，用極具表現力的姿勢，向我們表明了這些武器的確是用來反抗清朝軍隊的。也許此刻，這些巨大的武器已經在起義軍手中了。在符合英國制度的情況下，許多團體相繼在香港組建，秘密地展開工作，從未終止，不時地給當地政府製造一些麻煩與不安。這些團體中，有許多人的真實目的並不是愛國，而是趁火打劫。這些人明擺著就是飛賊和海盜，每個組織都有某種獨特的標誌以便相互確認，互相之間用常人無法理解的暗語交流。他們與其他組織之間也保持著信息情報的聯繫交流。因此，這些組織之間的聯繫也比較緊密，一些趁火打劫的行為也顯得比較成氣候。這也讓政府很難防範。這些團體搶劫的規模越來越大，因為海盜艦船的數量令人生畏，行動時已經具備了常規戰爭的樣子。在耆英主政期間，清王朝對海盜聯盟的實力做了大致的統計——大戰船八百餘艘，小戰船幾千艘，水手七萬到八萬人。 共濟會會標 第6節　女海盜 由於清帝國政局動盪，致使匪患猖獗。海盜也重新開始了對沿岸地區的掠奪。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海盜——鄭一，聲望極高，令人膽寒，可以追比清朝第一位皇帝在位時的鄭成功。這位令人生畏的首領對所有出入中國海的商船徵收錢財，劫掠沿岸村莊，毫不猶豫地與清政府的艦船開戰。我們十分懷疑鄭一受到了廈門和廣東等地商人的暗中支持，因為這些商人對清政府的不滿由來已久。1806年至1811年，海盜劫掠的範圍非常廣泛，如果沒有英國軍官和其他歐洲人的證實，確實讓人難以置信。漁民和貧民數以千計地加入海盜的隊伍，人員的壯大助長了海盜的膽量。海盜不但搶掠沿岸村莊，封鎖主要河流，還侵擾清帝國的內陸，突襲並劫掠城鎮，搶走為數不少的大戰船。海盜的掠奪十分殘忍，令人痛恨。 雖然鄭一意外溺亡，但他的死並未終止他的團伙繼續實施非法暴行。鄭一的遺孀被擁戴為女頭目，帶領海盜實現更大的目標。鄭一嫂帶領海盜繼續劫掠，並且實實在在地與清政府軍隊展開戰鬥。鄭一嫂這種剛勇的品質正好和她的領袖才能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這位女首領為她的手下制定了日常行為規範。通過這些規範確保他們能夠平等相待，令行禁止。有很長一段時間，這位女海盜實際控制著廣闊的中國海。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她的首肯，任何商船在海上航行都是十分冒險的行為。當然商船可以交付一定數額的「保護費」，以此確保一路上不會再被任何海盜騷擾。 搶劫中的鄭一嫂 最終，海盜頭目之間出現了紛爭。這位女海盜首領發覺很難保住自己的地位，於是接受了廣東巡撫的招安。廣東巡撫因此被賜雙眼花翎，這是賞賜給為國做出傑出貢獻的步兵或海軍將領的殊榮。這位女首領終於退出了由她親手締造的盛極一時的江湖，過起了隱退的生活。而剩下的海盜因為群龍無首，只得向清政府投降，被清政府收編。[9] 第7節　穆斯林叛亂 道光皇帝最初幾年的統治受到了高山苗族和北方幾省叛亂的干擾。另外北方饑荒連年，叛亂此起彼伏，很難鎮壓。幾乎沒有一個起義軍首領最終是被清政府的武力征服的，而都是被其收買後歸順。出關狩獵的活動幾近荒廢。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最鍾愛的熱河行宮幾乎被廢棄。比起這些稍遠的地方，道光皇帝只喜歡在京城周邊打發時日。他的大部分時光是在位於皇宮裡的景山上度過的。這是一座人工堆成的小山，湖水環繞，怪石林立，均出自善於仿照自然風光的漢人工匠。[10] 在清政府各種苛捐雜稅和抑制商業政策的影響下，烏茲別克人發動了叛亂。叛亂一開始就被極端分子轉換為一場反對無神論和偶像崇拜的宗教聖戰。烏茲別克的穆斯林發現了一位能力出眾的領袖張格爾。張格爾是王族後裔，受清政府迫害而離開家園。他遊歷極廣，曾長期在布哈拉居住，學到了大量對烏茲別克人來講很稀奇的知識。1826年，他召集了大量絕望的土庫曼人和來自其他國家不乏膽識的冒險者。人員成分雖雜，但大家的信仰是一致的。他們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隨者。無論他們去哪兒，都有毛拉[11]穆安津提醒他們禱告開始，並宣讀經文內容：「安拉[12]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在浩罕[13]的統治者加入反叛的隊伍之後，張格爾率領隊伍繼續前進，來到了敘利亞河谷。在那裡，張格爾宣稱自己是安拉忠實的擁護者和傳道者。對於那些偶像崇拜者和不信奉安拉的人，張格爾會將其處死。張格爾向虔誠的信徒許諾，說自己會給他們帶來幸福生活，組建一個獨立、免受壓迫、自由貿易及慈父般仁義的政府。儘管張格爾的第一次武力嘗試未能取得成功，但很快就有越來越多狂熱的伊斯蘭教團體和部落加入進來，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伊斯蘭教的新月標誌插到北京城的城樓上，一手執劍，一手捧經，滌盪整個中國。張格爾攻打並占領喀什，大肆屠殺漢族和滿族人。浩罕城主很快就獻城投降，並且協助張格爾攻陷了另外兩座重要的城池，那裡的滿漢居民也遭到了和喀什居民同樣的屠殺。然而，浩罕城主是一個沒有信譽的盟友，他只是個利慾薰心的人，可以為一己之私拋棄自己的朋友和盟友。 19世紀的烏茲別克人 19世紀的土庫曼人 道光皇帝在組建軍隊方面還是表現出了一定的能力。道光皇帝夜以繼日地籌措給養和充足的軍費來維持軍隊的運轉，堅持認為所有的大小商鋪、地方官吏、殷實士紳都應該向江山社稷奉獻自己的愛國熱情。道光皇帝在位期間，頻繁利用這種手段搜刮錢財。廣東洪姓的商人，靠著與歐洲和美洲商人做壟斷生意，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在這種國策下，他遭受了最嚴重的損失。據計算，清朝軍隊平均每日的開銷需要兩萬三千法郎。這就意味著，道光皇帝需要徵集整個國家的財政資源來滿足這個緊迫的需求，而長此以往，定會拖垮整個國家。 清政府最終還是完成了軍隊的組建，並將其開往前線——儘管這支軍隊中的成員服色各異、民族成分複雜，且摻雜了大量地痞無賴。但這支軍隊在穿越沙漠去往哈密的路上損失慘重，大量的士兵和牲畜死於物資不濟。官員也難擔大任。張格爾以逸待勞，在通往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各個隘口坐等這支幾近崩潰、餓死近半的清朝軍隊。張格爾的軍隊本來可以獲得全勝，但因延誤而錯過了這次千載難逢的良機。清廷的軍隊在尚未被張格爾的軍隊征服的城市中得到了喘息的機會，雙方的較量這才真正開始。土倫河橫穿這座城市，兩岸六萬將士嚴陣以待，決一死戰，這場大戰的結果是道光皇帝占了上風。看起來似乎烏茲別克人並沒有孤注一擲，張格爾軍隊的戰鬥力因分裂而大大削弱。甚至在急需援助的時候，張格爾軍隊各個部落之間的內亂仍在爆發。內亂的雙方分別是自稱黑帽派的一方和以白帽為特徵的白帽派，他們是這一區域截然不同的兩種穆斯林派別。黑帽派對張格爾充滿仇恨——因為張格爾屬於白帽派——對張格爾的失利表現出幸災樂禍。 另外，還發生了其他一些戰鬥。對此，我們只有中國作家對這些戰鬥的記述。這些作家從來不會落下任何關於勝利的報道。張格爾一方長期處於絕境之中。同時，清廷大量增兵，軍需糧草被源源不斷地運往前線，超過一萬峰駱駝被徵用以向前方運送軍需給養。道光皇帝已經心力交瘁，因為這樣的戰爭只有消耗，帶不來任何益處。於是，道光皇帝下旨，懸賞重金捉拿起義軍首領，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從那時起，張格爾的起義軍上演了一系列的背叛。這些背叛使張格爾失去了許多堅定的盟友。他先前奪取的四座城池相繼陷落，他再次淪為一名逃亡者。道光皇帝得知收復喀什時喜極而泣。先前清朝軍隊賄賂起義軍，希望起義軍能網開一面，而起義軍無動於衷。如今清朝軍隊要以自己的冷酷來結束一切。於是，清朝軍隊開始了毫無憐憫的屠殺，婦孺也在所難免。在一次戰鬥勝利後，有位將領，因為他的一位親戚在戰鬥中陣亡了，所以他殺掉了四個俘虜來作為祭奠。這是一場滅絕性的殺戮。儘管如此，黑帽派還是全力以赴地堅持這場戰爭。在後來的一些戰役中，烏茲別克人還是時運不濟。但如果烏茲別克人能有一塊固定的地盤作為根據地，哪怕是有一座武器庫任其使用，或許就能取得最終的勝利。但事實是烏茲別克人孤立無援，甚至連他們內部都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似乎張格爾在進行一場持久戰，使清廷的軍隊疲憊不堪。但張格爾的結局卻有所不同。根據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所說，張格爾完全將自己的安危委於他人，最終被殘忍地殺害了。根據郭士立博士所說，一個穆斯林抓住了張格爾並將他交與清廷。然後，張格爾被押解到北京，並最終在道光皇帝的目睹中，被凌遲處死。毫無疑問，張格爾是受到叛徒出賣而最終被處死的。這場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有漢人出謀劃策參與反叛，甚至朝廷官員也加入叛亂之中。整個新疆地區因這場叛亂而幾乎變成荒漠，目光所及，一片痛苦悲涼。清廷花費了幾百萬兩白銀平定叛亂，卻未得到任何實際的好處。戰爭的唯一受益者就是那位幾次叛主的浩罕城主。在受到朋友和敵人的兩次掠奪之後，浩罕城主與清廷達成協議，得到了一筆巨款作為補償，並且獲得了裁決與烏茲別克人之間一切分歧的權力。浩罕城主牽頭解決一切宗教問題，另外出於對自己利益的考慮，由他向過往商隊徵收過境稅。 張格爾之亂，收復和闐 張格爾之亂，收復喀什 生擒張格爾 平定張格爾之亂後賞賜有功將士 直至1850年2月26日，道光皇帝的統治才宣告結束。事實上，在道光皇帝統治期間，災禍連年不斷，各地民眾反叛起義的次數甚至超出清朝統治中國以來的總和。這些叛亂起義中，有些是因為民不聊生，有些是因為當局腐敗，有些是因為參與秘密社團暴露，儘管很少有官員滲入這些神秘的地下組織。在1823年起事的張格爾似乎是唯一一個沒有加入秘密組織的起義軍首領。他的立場主張均出自《古蘭經》，他依據聖訓、禁令和先賢榜樣指引著自己的追隨者。在諸多方面，張格爾與最早期的宗教領袖非常相似，他們發動戰爭，更多的是為了教義的傳播，而並不是為了威名或領地。張格爾的血腥征戰並未持續很長時間。當時整個歐洲都在幻想著中原王朝是從未經受戰爭摧殘的人間樂土。 第8節　人禍天災 為了充盈國庫，清政府建立了一套制度。對職位、官爵明碼標價，公開叫賣。這種有違道德良知、飲鴆止渴的權宜之計雖不是首創之舉，但更甚前朝，因為它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體制。這種體制讓職位、官階、爵位都變成了待價而沽的商品，並且這種體制還使官員唯一的目標就是使盡渾身解數儘可能多地撈錢，來彌補自己當初買官時花出去的錢財。於是，搜刮錢財成為做官的唯一目標，做官為民的成就感蕩然無存。寒窗苦讀的學子，雖然文章學識已造詣頗深，但如果沒有金錢作為後盾，也難有出頭之日。由此，整個國家的行政管理髮生了徹底的改變，可謂江河日下。大批的新人進入官場，貪腐之風盛行，並呈現出向全國蔓延之勢。往往只有那些貪婪無度、善於搜刮、趨炎附勢、陽奉陰違之輩才能平步青雲。 清代中期的官員 對烏茲別克人戰爭的勝利激發了資質平庸、因循守舊的道光皇帝無限的詩情。他作了大量的詩歌來讚頌軍隊所取得的輝煌而偉大的勝利。這些作品都被大量刊印，精美裝幀，作為他的得意之作展現在世人面前。 然而，河南地震，長江決堤，洪水滔天，澤國千里，徹底打破了道光皇帝的自我陶醉。數以千計的百姓被掩埋在了坍塌的房屋之中，還有的災民連同泥土被捲入深淵。遠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也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感。道光皇帝感覺他似乎能聽到災民垂死的哀號之聲，每每想到災民被活活掩埋於廢墟之下，他總是戰慄不止。道光皇帝把自己關在宮殿內三天三夜，誰也不見，任意發泄內心的悲傷。洪水導致成千上萬的百姓和難以計數的牲畜被淹死，農田被淹毀，緊隨其後又出現了嚴重的饑荒。道光皇帝竭盡全力維護著他一國之君的形象，他分撥錢糧賑災，修築河堤，以消除災難帶來的創傷。然而，因為路途遙遠，往往還沒等調運的賑災糧米運至災區，數以萬計的災民便已餓死。地震、洪水、饑荒等災難，還沒有在哪個國家像在中國，這個被稱作天朝、中華的地方一樣頻繁地輪番出現。整個省的人口因饑荒、疾病而大幅減少的事例已屢見不鮮。糧食的生產不足以供應百姓所需，這幾乎是年年都令人憂心的事情。 清代中期身著雨具的人 第9節　南方動盪 當國家內部的平靜被高山民族，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苗族打破之後，西部的平靜局面就很難維持了。高山苗族這次叛亂的原因似乎不為人所知，但他們從世代居住的大山湧向平原，在其首領的指揮下，不但高舉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黃龍旗，而且腰纏黃帶，這明顯是在覬覦帝王之尊。苗族的每個部落之中都有一個獨立的長老。這些長老又聚集在一個有膽識的首領麾下，由首領號令下山征戰。苗族部落在平原地區屢破清軍，並占據了四座城池，驅逐城中兵士及官員，但未傷及城中百姓，並通過布告向公眾宣布他們並不以百姓為敵。1832年春，他們在廣東省西北部的一個縣城站住了腳，築造了為數不少的以高牆包圍的城池，善待那些勤勞忠懇的百姓。這一時期，大量以解放漢人、驅除異族為目標的三合會[14]成員加入苗族部落的隊伍，為起義軍的下一步行動出謀劃策。對此，應該是有據可查。廣東巡撫接到旨意去剿滅叛亂，於是他開始集結部隊。本以為能夠鎮壓叛亂，然而起義軍的實力遠遠超出了他的估計，他的軍隊被打得四散而逃，損失慘重。因戰場失利，他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根據軍紀國法，軍隊的將帥應嚴格遵照朝廷的命令行事。與廣東巡撫形成對比的是，湖南巡撫與起義軍交戰，接連取得勝利，並從起義軍手中奪回幾座城池，因此，朝廷授予湖南巡撫頂戴花翎，這在整個清朝軍隊中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與褒獎。然而，叛亂並沒有因朝廷的鎮壓而銷聲匿跡，苗族部落繼續戰鬥了六年多的時間，顯示出了頑強的生命力。直到1838年，朝廷派兩位欽差大臣前來用懷柔政策招撫[15]，誘使苗族部落不聲不息地退回了自己的世居之地。然後，清廷公開宣稱政府已迫使起義軍投降，並且已徹底歸順朝廷，苗族部落將同以往一樣獨立地生活在自己世居的地方。很明顯，苗族部落是做出了某種讓步而非真正被征服。如果苗族部落真是被收買而歸順的話，那在很早之前就會做出這種對他們有利的選擇了。 1832年，台灣也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叛亂。島上幾乎所有的士兵和官員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脅，因為島上的起義軍起誓要推翻壓榨他們的清政府。於是，京城派來一名威望極高的將軍。這位將軍並未用武力征討，而是與起義軍和平談判。在政府花費了大量的金銀珠寶、綾羅綢緞之後，台灣島內又歸於平靜。 1838年，幾乎就在苗族部落剛剛退回到他們世代居住的蠻荒之地之時，清帝國又爆發了一場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戰爭。這場戰爭使清帝國又一次陷入了混亂。迄今為止，中國人只是和番邦蠻族進行過戰爭，並且中國人自覺對這些蠻夷的戰法了如指掌。另外，中國人向來帶著一定程度的蔑視來對待英國人，因為在中國人看來，英國人不過是一些商人而已。中國人本可以躲過這場戰爭，但他們卻自找苦吃。中國人挑起了一場戰爭，一場對他們來講完全陌生的戰爭。而這場戰爭最終的結局對中國人來講無疑是一場深重的災難，尤其是對遠離戰場的皇帝來說。在皇帝的印象中，英國只是一個依靠與他的子民進行貿易來維持生存的國家。然而，戰爭的結局一定會讓清朝皇帝吃驚。 第10節　鴉片貿易 描述這場戰爭的細節對我們當下的目標沒有任何意義，但這場戰爭顯然加速了中國革命爆發的進程。對於所有英國讀者來講，這場戰爭的一些主要事件依然清晰如昨。我們在歐洲大陸的鄰居把這場戰爭稱為不光彩的、非正義的鴉片戰爭。在我們看來，這場戰爭遠不是這個樣子，這絕對是一場強加給我們的戰爭。約瑟夫·瑪利·加略利和伊萬·梅爾奇奧先生，雖然是法蘭西人，但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比較公允的看法，對整個事件的脈絡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他們把問題歸咎於清朝欽差林則徐，林則徐查抄我們的鴉片，由此引起了英國商人極大的恐慌。而根據約瑟夫·瑪利·加略利和伊萬·梅爾奇奧先生的描述，林則徐大約五十歲，身著朝服，頭戴雙眼花翎。林則徐在中國海關盡忠職守，極大程度地控制了鴉片走私活動。兩位先生還說：「在法蘭西，有這樣一些不公正但已成既定事實的說法。那就是，在鴉片戰爭中，壓力一直在英國一方，因為《南京條約》完全是按照英國的意思簽訂的。英國人在清帝國的海岸大肆走私鴉片，就如今天其他外國人在法蘭西海岸和邊境走私鴉片一樣。但據我們所知，我們未形成這樣一條規則，即政府會因他們的船上攜帶違禁物品停泊在勒阿弗爾港或馬賽港而逮捕這些外國商人，並處以極刑。」[16] 出產鴉片的罌粟植株 位於印度的鴉片倉庫 伶仃洋面上的鴉片走私船 林則徐虎門銷煙 在東印度公司的壟斷經營之下，我們從事著廣泛的鴉片貿易，進行得謹慎適度。這種使中國各階層都欲罷不能的麻醉品惡名遠揚。鴉片貿易量保持著逐年增長的勢頭[17]，並且已經遠遠超過了清帝國從英國進口的其他商品貿易量的總和。上到皇親國戚、高官大臣，下到平頭百姓、販夫走卒，都盡己所能手握一桿煙槍。在廣東，所有的碼頭城市，到處是公開吸食鴉片的場所。就連天子腳下的北京城中，後宮嬪妃、宦官也吸食鴉片。如果不是皇帝自己早就預見這種行為的危害而禁菸的話，他也會成為一名「癮君子」。道光皇帝頒布了嚴苛的禁菸法令，但都以失敗告終。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皇帝自己制定的法令、律例、制度都成為一紙空文。與之前很長一段時間一樣，鴉片經由美國輪船被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當然，如果英國能夠並願意放棄對中國的鴉片貿易的話，美國肯定會壟斷中國市場。 清代鴉片吸食者 清代煙館 在清廷還沒有囚禁英國的鴉片走私者、查沒英國的鴉片之前，中英雙方就對很多問題有爭議。在清帝國管控暴力事件的新章程還未發布、性格耿直的欽差林則徐還未到任的時候，如果按照公平貿易，英國有太多的無奈與怨氣需要發泄。英國士兵和東印度公司的艦船不止一次地認為，很有必要用武力來試探一下清政府的虛實。1834年，清政府停止了和英國的一切貿易，這讓英國的主要負責人弗朗西斯·納皮爾焦慮萬分。這場口水仗直到1839年戰爭爆發才宣告結束。最近有位事發當時正好在廣東的美國作家，開誠布公地說：「確實有太多的不公，我們都有抱怨的正當理由。清廷政策的包容性越來越差，每年對外國人的政策都要一緊再緊，這對外國人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威脅。毫無疑問，中國人都急切地想回到過去的老日子，斷絕與外國的貿易，繼續閉關鎖國。中國人能成功實現自己的預期嗎？如果中國人取得了成功，我覺得除在澳門會有少數像乞丐一樣的葡萄牙人之外，再不會有任何歐洲人的存在。」[18] 有幾個英國人，其中包括並未參與鴉片生意的人，被綁架到了岸上，受到不公待遇。英國的一艘戰船被燒毀，一艘商船傾覆，船上的船員，包括印度水手及在英國供職的印度人都被處死。清廷試圖在外國工廠前處決一名鴉片走私者。就在歐洲人出手阻止的時候，可怕的暴亂隨之發生。在這場暴亂之中，由於歐洲人徹頭徹尾的怯懦，工廠內的一切幾乎被毀壞殆盡。林則徐沒收並銷毀了來自英國的所有鴉片，這些鴉片的價值接近一千兩百萬西班牙元。然而，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並不是所有鴉片都被銷毀了，大部分鴉片反而被朝廷大員、官府小吏、大小衙役所侵吞，除留作自用外，還將剩餘的轉賣給他人。這次在東方海岸上發生的鴉片查沒事件，頃刻間就使國外貿易者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反應。在很多地方，一些從事鴉片貿易的人走到一起組成聯盟，這種情況讓清政府非常擔憂。 即使我們的艦船近在咫尺，林則徐仍舊大聲宣告，號召所有中國人武裝起來，操練起來，消滅「紅毛鬼」。1839年11月3日，我們摧毀了林則徐率領的幾艘戰船，原本這些戰船是要出珠江與我們交戰的。1840年，我們占領了香港和舟山，南至定海港，北至海河，直到天津。1841年，在談判無果的情況下，我們摧毀了粵河河口的一處炮台，殲滅了數量龐大的火筏，將廣東團團圍住，最終迫使對方繳械投降。廣東巡撫也同意支付六百萬美元作為解圍的贖金。對於這些被圍困的地方，清朝軍隊已無力救援或予以保護。一位離事發地不遠的美國作家這樣說，為了避免一場殘酷的殺戮——這場殺戮不僅可能來自城外的敵人，也有可能來自城內為數眾多的清朝軍隊和憤怒的百姓——投降成為人們能夠接受的選擇，並且還表現出一種慈悲的動機。然而，接下來，城中百姓對外國人表現出的不友好的行為完全沒能回應我們在此情形下所表現出的克制。[19] 清軍水師與英國艦隊在穿鼻灣交戰 所有這一切都沒能結束清廷的敵對行為，因為道光皇帝堅信他們依舊可以戰勝我們的堅船利炮，耗盡我們的精力，把我們趕回大海。1841年，我們占領廈門、鎮海、寧波。在占領寧波一個月後，道光皇帝頒布了一項法令，號召軍民消滅蠻夷。1841年底，我們又攻陷了其他三座重要的城市。此時，道光皇帝仍在堅持抵抗。1842年，我們逼近南京——清王朝的第二大城市。要不是道光皇帝及時收斂了自己的固執，南京很快就會落入我們手中。我們的軍隊猛攻乍浦並最終將其拿下。乍浦一直是中國與日本之間往來的重要港口。三百多名清兵躲入寺廟尋求庇護。這些士兵錯誤地認為，投降後不會得到善待，因此，他們焚毀了休戰的旗幟，打死打傷多名英國軍官。他們這種無謂的抵抗導致幾百名清兵喪命，只有約四十人僥倖生還，淪為俘虜，但很快又被釋放。一些人在見識到我們的軍威後，攜家帶口地四散而逃。然而，大部分喪命於寺廟的清軍官兵的妻子就顯得非常可憐。她們認為，一旦被英軍抓獲，就會終生為奴，因此，她們將自己的子女沉入水塘或水井，然後自盡。然而，恰恰是讓她們倍感恐懼的英國士兵及時將她們救下。 廈門戰役 就在占領乍浦不久之後，我們的戰艦就開進了長江。這條河發源於青藏高原，綿延六千三百多千米，最終流入大海，是僅次於尼羅河和亞馬孫河的第三長河。它為眾多運河提供充足的水量，讓它流經的土地得以長期的灌溉，使河洲地帶商業繁榮，大河兩岸地產豐碩。長江自身的寬廣，有力地昭示著這片土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大河流域。1842年7月20日，我們的戰艦停泊在鎮江。這裡有堅固的防禦工事，被視為整個清帝國的門戶。城中駐有清朝軍隊。群山凸出在江面之上。清朝軍隊在山上安營紮寨，數量龐大，乍看上去令人心生畏懼。但英軍剛一踏上江岸，多數清兵就從山上落荒而逃，衝下山去，作鳥獸散。儘管如此，部分清兵還是勇敢地死守城池，寸土必爭，不斷地從城牆上向下開火。但最終，我們還是藉助雲梯爬上了城牆。後來英軍又遭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其間不少英軍受傷或被殺。但不久之後，英軍就將英國國旗插在了城牆之上。清軍統帥躲進房間，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命令隨從將房間點燃。這位清軍統帥的屍首在第二天被找到，燒毀嚴重，但仍保持著坐姿。他以這種姿態迎接他生命的最後一刻。戰鬥結束後的第二天早晨，街道上遍布屍首，房屋幾乎成為一片廢墟。衙門公堂仍然冒著火苗，和其他我們占領的城市一樣，店鋪被暴民砸開並洗劫一空，自盡的女性比在乍浦的數量更多，更讓人不寒而慄。1842年8月中旬，英國戰艦距離南京只有一步之遙，南京城內駐紮著約一萬四千名清兵。這些士兵的英勇還沒有來得及經受考驗，道光皇帝就已經發現「紅毛鬼」的數量對他來講無法承受。於是，根據《南京條約》，他同意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元，開放五座港口城市，即廣州、廈門、福州、上海及寧波。規定進出口關稅的常規稅率，使英國商人的貿易不受影響。而在這之前，英商飽受清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英方同意從舟山撤兵，但提出香港島應永久割讓給英國。在戰爭結束之後，有一些政治狂人，大都是些廣東人，妄想著能重新得到香港。耆英，簽訂《南京條約》的清朝大員，由於向英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示好，招致統治集團的仇視，被譴責喪權辱國，並遭到百姓公開的憎恨與報復。當時，有一些奇怪的文章，其中一篇這樣寫道：「我們飽食終日的官員們對那些英國悍匪所做的違背公平正義的事情不聞不問，即便再過五百年，這將依然是我們的恥辱。當年五月，二十多位中國人死於陌生人之手，他們的屍體被扔進河裡，葬身魚腹。我們的官府對此無動於衷，充耳不聞。官員們把外國惡魔奉若神靈，而中國人在他們眼中還不如阿貓阿狗，命如草芥。萬民哀嘆，義憤填膺，悲傷之深，沁骨入髓。」 乍浦之戰，英軍進攻天尊廟 鎮江之戰，英軍進攻鎮江西門 簽訂《南京條約》 第11節　極具煽動性的宣言 廈門、寧波、福州、上海的百姓歡呼戰爭的結束，以及港口的對外開放。然而，在廣州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儘管清政府已嚴令放下武器的散兵游勇返鄉，但仍然有滿漢兵卒遊蕩在城中，他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神情沮喪，隨時有可能製造動亂。一些秘密團體和煽動分子召集散兵游勇的頭目，蠱惑百姓，傳播謠言，說英國人不滿於當前所得，意欲殖民海南島。這些言論以最具煽動性的文字傳播開來。在對清帝國的國家尊嚴和主權完整進行了一番深思熟慮，並且對居住在清帝國的外國人展示了最大的善意之後，這篇報道繼續寫道：「茲有英國，其王男女互易，其民鳥獸不定，性情殘暴，虎狼不及；心性貪掠，可比蛇豕；如一切西方蠻夷，其行詭秘；如夜行之鬼魅，驟然跋扈；乾隆嘉慶兩朝，英夷謙卑如臣，懇求覲見，奉以貢品；隨即肆意，覬覦舟山，然我主英明，洞察其陰謀伎倆，斷然拒絕其無理要求。自此，其與我國之奸商沆瀣一氣，互通買賣，引禍鴉片，戕害百姓。屠我國人，實為英夷所為；其心非人，慾壑難填；探究一時和平局面之真偽，實無必要。喚我國人，奮起反抗，精誠團結。願以此生奉獻於為民復仇，以昭示我輩真誠之夙願，拳拳愛國之真心。蒼天在上，俯察吾等，吾等定不負初心，意如磐石。」 開放後的廈門 荷蘭人繪製的福州城市貌 這篇宣言或者說戰鬥檄文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第一，檄文是廣東巡撫衙門經過商討同意發布的；第二，廣東巡撫衙門宣稱他們對此檄文的發布無力阻止，也無力干涉；第三，此檄文發端自三合會或其他秘密組織。 為了消除不良影響，另外一個親英的組織，或者說是願意看到和平的組織，發起了一場公眾大會，印發了公告推翻先前檄文的言論。但比起他們的對手，這些親英組織就顯得有些人少勢單，膽小怯懦，不夠積極。儘管檄文的發布沒能撼動英國強大的海軍和國家，但清朝的那些愛國之士放火焚燒工廠的事件又出現了，大量的戰利品被加入愛國隊伍的江洋大盜洗劫一空。自此，小規模的戰鬥不斷地在廣東各地爆發。似乎在此地，財產和生命的安全已遠不如《南京條約》簽訂之前那樣有安全保障了。[20] 無論在哪裡，只要戰端一開，英國官兵就能看到一個衰敗、腐朽的清王朝。清朝的百姓看起來像被抽去靈魂的行屍走肉。到處可見剛剛還像個男人一樣拿起武器的清軍士兵，很快又像綿羊一樣四散而逃。這些人沒有戰鬥的勇氣，有的只是無盡的絕望。他們逃避光榮戰死的良機，卻成群結隊地自盡。這種野蠻的禁欲主義[21]在任何時候都很普遍。這種對生命的蔑視和在行動中表現出的怯懦是很難調和的。往往是傳統的權威使兩者奇蹟般地結合在了一起。同樣的一個人，在面對白刃時驚恐戰慄，但因害怕身份顯貴的主人貶低或斥責自己，在服毒自殺或懸樑自盡時卻表現得毅然決然。[22] 未受官吏強迫的地方，百姓對我們的士兵和水手還算比較友好。這種情況在北方省份表現得尤為突出。離京城越近，對我們友善的人越多。但無論南北，百姓對清政府的表現極其不滿，私底下都在抱怨統治者的貪婪、不公、壓迫及殘酷。事實上，百姓對國家律令原有的忠實與順從似乎已經蕩然無存。隨著中國百姓對我們治國方式的熟悉，他們對我們的敬意與日俱增。雖然禁令嚴格，但大量百姓還是移民到新加坡和其他英國殖民地。相當數量的人來到印度，親身感受在我們統治之下當地人寧靜、安心的生活。在中國許多地方，由於這些在外開闊了眼界的人返回家鄉，以及一些傳教士傳播的外面世界的信息，中國百姓逐漸了解到英國統治下的印度與他們的皇帝和官員統治下的中國不可同日而語。 第12節　清王朝衰敗之相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的首要舉措是徵收新名目的苛捐雜稅。這遭到百姓的堅決抵制。一方面，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百姓無法忍受；另一方面，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大敗，百姓開始蔑視清政府的權威。百姓全力抵制新稅。於是，清政府派兵強行徵稅。不過，官兵大都遭到了百姓攻擊，最終落荒而逃。郭士立說：「這是極其矛盾的。官員都是凡人，皇帝無法改變世界。然而，皇帝假裝能改變世界。結果，在充斥著羞辱的失敗面前，皇帝與王公大臣低下了頭。這將為這個國家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在這片土地上，民主漸漸興起。它主張人的權利。長者和士紳牽頭，想方設法使政府關注百姓的疾苦。政府官員如果有困惑，可以首先請教他們。如果政府官員沒有滿足百姓的願望，他們會及時進言。如果他們的進言沒有起到作用，他們就會率領百姓圍攻衙門，訴諸武力，剷除有悖禮法的東西。」 「在廣東，起義運動的領袖們是一些極具煽動性的人物。這些領袖召開所謂的「巨人會議」，對時下公共大事品頭論足，發表意見。這些人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讓百姓參與政治，真正地建立大家經常掛在嘴邊的制度。那就是，政府應該為了百姓而存在，而不是百姓為了政府而存在。雖然這種做法的實施有利於限制官員的權力，但它打破了整個現存的宗法專制制度，導致了民主的無政府狀態的興起。 「有一次，一個人在街上打了另一個人，被打的人向自己的同伴求助，很快便糾集了上萬人。他們徑直奔向讓他們厭惡的官員的府衙，並將府衙燒為平地。這些人宣稱，擁有權利的百姓將以這種方式為自己復仇。朝廷隨即召集了軍隊，但並未攻擊百姓。清政府越來越軟弱無能，面對這樣的挑釁，只能視而不見。」[23] 事態發展至此，意味著清政府也走向了衰亡。 郭士立還舉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例來說明百姓的盛怒。「一位滿族將軍打了一個女人。這個女人經常糾纏著這位將軍，在他的府邸前乞討。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她把身上的鞭痕給路人看，還立起一塊牌子，號召人們為她報仇。當晚，一群暴徒聚集在一起，混入城內，砸碎了將軍府邸的所有家具，把這位將軍抓起來，按倒在地，拿鞭子在將軍身上抽。抽打的數量正好是先前他抽那個女乞丐的兩倍。類似場景在中國很多地方不斷上演，形勢對百姓越來越有利。一些人品極壞、油嘴滑舌的人搖身一變成為領袖人物，為非作歹。官員們經常被迫花錢免災，收買這些煽動分子，用極大的讓步換取一時的安寧。整個國家經歷著一場始料未及的變革。百姓人人武裝，遊行示威，表面上是為了剷除匪患，實則是在震懾官員，對清政府施加影響。賣官鬻爵的情形愈演愈烈，原本一無是處、毫無能力的人竊居了祿位，這些都引發了百姓的仇恨和反抗精神。城市平民和農民如今都成了政治人物，荒廢了自己的本業，因此，生活越來越貧窮、痛苦。強盜多如牛毛，到處為非作歹，干盡壞事。的確，城市平民和農民很快轉變成了一股為數眾多、實力強大的對抗政府和軍隊的力量。」 很多人預測，如果不是道光皇帝很快就駕崩了的話，清帝國將不復存在。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堅信所有的省份都出現了導致分崩離析的因素，並且這些因素髮揮著極其強大的作用。驅逐清王朝所需要的只是一個適當的領袖、一面號召的旗幟和一句團結的口號。道光皇帝在簽訂《南京條約》後又執政了八年。這份條約讓清帝國在痛苦中走向了衰亡。 1846年，世界性的金融困局再次出現，並且形勢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嚴峻。在其他國家，財政收入與人數的增長並肩增長，但在中國，情況好像恰恰相反。中國的人口數量似乎已經達到了我們的經濟學家所說的極值。中國國土支離破碎，百姓靠一小塊土地生活，難以維持生計，更無力承擔各種賦稅。因此，眾多的人口反倒使正常的稅收制度變成一件無法實現的事情。 1847年，英國多次被迫向河口要塞派兵，不止一次地繳獲、移除或者摧毀清帝國的炮台。 英國發動的針對道光皇帝的戰爭有一個直觀的效果，那就是道光皇帝又開始了偶像崇拜。先前，他公開表示堅定信奉儒家思想，並且對其他一切形式的偶像和外來神靈均持蔑視態度。但如今皇宮裡的偶像已經遠遠不夠他膜拜，於是新的偶像不斷地被運進皇宮，曾被棄置一旁的舊偶像得以重見天日。道光皇帝屈身在地，焚燒香燭，拜倒在這些笨拙的雕塑前，心裡想著，要不是當初他將這些偶像丟棄，他的軍隊和戰艦也不至於被那些「紅毛鬼」打敗。一場嚴重的饑荒又加重了他這種病態的思想。由於常年戰亂不斷，清朝國庫早已被掏空，大量的黃金白銀都用來給付戰爭賠款。道光皇帝依然從各地搜集各種偶像，沒完沒了地焚燒香蠟、紙錢。與此同時，大陸匪患猖獗，土匪繼續到處打劫；海上也不安寧，海盜重新橫行海面。起義暴動遍布長城內外。喀什和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受到起義軍的攻擊並被占領。駐紮在城內的清軍潰敗而逃。不知所措的道光皇帝沒有派兵增援，反而送去了金銀錢財及其他賞賜與起義軍講和。一些較小的邊境部落也發生叛亂，青海的部落首領向內地進犯，並利用手中的武器進行掠奪，帶著搶來的贓物返回深山，留下的只有窮困、恐懼與絕望。隨著道光皇帝駕崩，這種形勢更加嚴重。在河南，令人畏懼的洪水沖毀了所有的莊稼，並奪走了很多百姓的生命。繼河南的災害之後，其他地區也遭受了洪水和災荒。郭士立說道：「對於普遍認為的中國的『富足』，我們只能說，我們在這裡看到的物質匱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嚴重，儘管我們沒有把當前普遍存在的苦難全部歸咎於清政府。家長式的政府如今更多地只是一種說法。與其說朝廷是家長，不如說是一位專制的君主和審判者。在一個隨時隨地爆發叛亂的國家探討持續的安寧顯然是強詞奪理，罔顧事實。」 註解： [1]　耶穌會，天主教主要修會之一，1534年創立於巴黎。耶穌會傳教士主要從事傳教、教育，並組成傳教團等工作。——譯者注（本書若無特殊說明，均為譯者注） [2]　這裡指的是咸豐皇帝奕。 [3]　其漢名為「張誠」。 [4]　根據約瑟夫·瑪利·加略利和伊萬·梅爾奇奧先生的記述：道光皇帝並未能一直信守一夫一妻制，他的皇后是滿人，並未裹足，他們夫妻沒有子嗣，但他與其他妃嬪生有多子。在中國清代和土耳其，法律對嫡出與庶出的規定並無不同，庶出子女享有與嫡出子女完全相同的權利。——原注 [5]　郭士立：《道光皇帝傳》，倫敦，1852年。——原注 [6]　郭士立：《道光皇帝傳》，倫敦，1852年。——原注 [7]　郭士立：《道光皇帝傳》，倫敦，1852年。——原注 [8]　威爾斯·威廉士：《中央王國——一份對清帝國的調查》，紐約，1848年。——原注 [9]　亨利·喬治·博恩：《關於中國的圖片、文字、歷史及阿瓦、緬甸、暹羅、安南紀事》，倫敦，1853年。——原注 [10]　郭士立：《道光皇帝傳》，倫敦，1852年。——原注 [11]　毛拉，即宣禮師，伊斯蘭教教職稱謂。 [12]　安拉，伊斯蘭教認為的宇宙唯一的主宰。 [13]　浩罕，中亞國名，主要居民為烏茲別克人。 [14]　即天地會。 [15]　具體使用了什麼手段不得而知，但有懷疑說朝廷的招撫條件並未和盤托出。——原注 [16]　約瑟夫·瑪利·加略利、伊萬·梅爾奇奧：《中國的起義》，巴黎，1853年。——原注 [17]　鴉片貿易一直是非法貿易，因為它對人的肉體和精神都有嚴重的傷害。——原注 [18]　奧斯蒙德·蒂凡尼：《廣東的中國人》，紐約，1852年。——原注 [19]　威爾斯·威廉士：《中央王國——一份對清帝國的調查》，紐約，1848年。——原注 [20]　亨利·喬治·博恩：《關於中國的圖片、文字、歷史及阿瓦、緬甸、暹羅、安南紀事》，倫敦，1853年。——原注 [21]　認為肉體與欲望是萬惡之源，在此表現的是對肉體儀式性的懲罰。 [22]　約瑟夫·瑪利·加略利、伊萬·梅爾奇奧：《中國的起義》，巴黎，1853年。——原注 [23]　郭士立：《道光皇帝傳》，倫敦，1852年。——原注